“自相矛盾”的民族思维

“自相矛盾”的民族思维我们都知道，成语“自相矛盾”来自《韩非子·难一》的故事，一个卖长矛和盾牌的人，先夸自己的盾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刺穿的，接着又宣称他的矛可以刺穿一切东西。有人问，若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结果会如何呢？那个商贩顿时哑口无言。我们现在一看到这个词，似乎马上就有一种应激性的反应，认为这个词正是要告诫我们，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说话应该自圆其说。如果韩非子要告诉我们的无非这一点的话，那我们这种解释没有错，但是，如果深一层来思考，我们就会感到奇怪，这么简单的词为何至今一直被我们所津津乐道，而且我们还不断地给它赋予新的含义，究竟，这个词是如何地与我们的民族心理牵连在一起的呢？这里，本文并不是为“自相矛盾”一词正义，而是将其放入民族思维中进行探讨。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于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个成语。矛与盾是两个对立的范畴，而一山不容二虎，不是矛把盾刺破就是矛因刺不破盾而自身毁灭，矛与盾总有分出胜负的一刻；可是，这支战无不胜的矛却遇上了战无不胜的盾，它们必须分出胜负，因而必定一胜一负，因此前面的“战无不胜的矛”和“战无不胜的盾”便必然有一个为假。基本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矛盾”。所谓的矛盾，就变成不符合逻辑规律的形式，简单讲，就是不符合同一律，所以，自相矛盾就是不符合同一律。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自相矛盾”，那么我们就会说这是一个paradox，即悖论，这种理解是一种西方逻各斯的思维方式，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战争乃一切之父”的命题，当然，这里的“战争”不一定是打仗，关键在于必须分出胜负。因此，“战无不胜的矛”一定要PK“战无不胜的盾”，一决雌雄，只要一方胜利，那么就可以宣布对方的“战无不胜”是假，我方的“战无不胜”是真，通过这种方法，原先的两个真命题就淘汰掉了一个，留下唯一的真命题，这就是悖论解决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可以总结为：先把事物一分为对立的二，让它们一决雌雄，最后淘汰一方，朝着truth即“真”迈进。这种思维方式孕育出了线形时间观、进化论、异教徒情结，也孕育出了现代科学与民主制度。很显然，这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用西方的思维方式，那么，两个真的命题中必定有一为假，一个命题由两个分命题组合，它们之间是and即合取的关系，因此，只要有一分命题为假，那么整个命题就不成立。因此，这个命题就变得言而无信，卖长矛和盾牌的人只好哑口无言。但是，我们是如此思考这个词的吗？当然不是，那只是因为我们学了西方科学思维和逻辑学之后，才这么想的。其实，按照我们民族的个性，我们并不在意说出了一句前后不一致的话，因为我们的语言如此灵活，只要运用合理，什么都可以变得有道理。 现实当中，我们经常说着一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话，但是等石头快要砸到脚的时候，我们的脚就移开了，我们可以用各种时空条件、偶然因素、怪力乱神自我解围，自圆其说，这主要是受到诸子百家中比较重要的一派，名家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公孙龙那种“白马非马”的思维方式。因此，语言违背必真的准则，并不会使我们有丝毫的愧疚，有话直说的方式，有时候反而伤人至深、令人反感。明成祖朱元璋就曾经处死过一个儿时的玩伴，因为对方把他们小时候的故事直说出来。那么，我们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意的是言语所投射出的对应物，换句话说，如果仅仅是纸上谈兵的言语不一致，那么没有关系；而一旦付诸实践，我们就要计量它的后果了。换句话说，“自相矛盾”对我们而言，如果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并不值得探讨，但如果事实上真存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考虑如何把这个问题处理掉。因此，关于“自相矛盾”一词，我们就必须摆脱原先的西方哲学理念。这里的“矛盾”，不是contradiction（反驳），不是conflict（冲突），不是illogicality（不符合逻辑），不是inconsistency（不一致），“矛盾”对我们而言首先意味着两样非常实在的东西：矛与盾，然后不断升华，扩展成解释社会现象的两个符号；而不是一开始就被定义成两个抽象的逻辑符号。现实中，最强的矛和最强的盾如果真的对上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按照西方式的思维，既然理论上不成立的东西，那么事实也不会出现，无所谓结果。偏偏我们不这么想，我们可以从日本漫画大师车天正美的《圣斗士星矢》中得到启发，他的回答就完全是中国式的。 我们都知道，《圣斗士星矢》里头有两位重要的中国人，一位是天龙座的紫龙，一位是天平座的童虎。作者真是煞费苦心，龙、虎、天平都是很中国化的标志，他对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实在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童虎是紫龙的老师，他们师徒俩拥有的最厉害的武器也很符合中国人的特点，那就是紫龙的龙盾和童虎的天平托盘演变的黄金盾。《圣斗士星矢》的开头，十位青铜圣斗士进行“银河战争”，轮到两位最强的对手，天马座星矢和天龙座紫龙对决。紫龙在中国的五老峰修炼，每天与瀑布对决，拥有中国人最伟大的水的智慧和水的力量；他的左臂有坚固的天龙盾，右拳则力大无比。在绝对实力上，紫龙远胜于星矢，交战几个回合，星矢的天马流星拳敌不过紫龙的庐山升龙霸，星矢已经奄奄一息。正当此时，星矢有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自相矛盾”的方法。既然紫龙左臂有盾，右臂有矛，而这两样都比他强，那么，鲁莽不如智斗，唯一破解的方法就是使其“自相矛盾”，结果，星矢诱使紫龙挥右拳打到自己左盾上，顷刻间，矛与盾皆灰飞烟灭。没错，这就是真正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自相矛盾”并不意味着理论上的不一致，而是实践上的可怕后果：矛通过毁灭盾的方式捍卫自己的不败，盾也通过令矛毁灭的方式捍卫自己的不败，矛与盾都实现了自己的不败承诺，然后同归于尽！这才是我们所害怕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我们很少讲“赢”，而是讲“不败”，是一个“东方不败”的民族。“不败”与“败” 构成了一对范畴，与西方式的“赢”与“输”不大一样，因此，“自相矛盾”就不能理解成paradox，悖论，处理方式也不一样，我们是通过化解而不是解决的方式来处理这种问题。用自身的灭亡来换取最强者的名誉，这是西方悲剧精神的元素，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划不来的，因为战的结果是双方皆不败，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不战的结果也是双方皆不败，但安然无恙；很显然，理性思考，我们当然选择后者。因此，我们就常常以和为贵，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国学大师钱穆曾经告诉一位围棋高手，说有一个办法可以永保棋局不败，那位高手很好奇想知道答案，钱穆告知：不下。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为什么三十六计走为上，就是这个道理。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蔺相如和廉颇的故事。蔺相如是盾，廉颇是矛，一旦自相矛盾，国将不国，蔺相如深知这一点，因此一再回避与廉颇争夺朝臣中的老大地位，最终感动了廉颇，才有了“负荆请罪”的“将相和”的故事。正因为自相矛盾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因此我们就需要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叫做“无为”。“无为”是高于“有为”的智慧，西方人渐渐地也了解到了，美国大师级心理学家马斯洛和罗杰斯就都非常喜欢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经典名言。中国人一旦成了“高人”，就开始变得“无为”起来，武艺已经到了极致的人不敢随便出手，因为如果他遇到水平不如自己的人，那么他一出手就伤人；如果遇到跟自己水平一样的人，那么就只有同归 于尽；算来算去，实在没有出手的道理，所以中国人练来练去，还是觉得太极拳最符合民族性。孙子也是深得无为之道，他认为教人打仗是不得已而为之，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以战止战，因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后化敌为友，和睦相处，才是长远之计。中国西汉初期曾经盛行黄老之术，就是政府无为，让百姓休养生息，成语“萧规曹随”就反映了这段历史。在用人上，我们也强调领导要无为，干部才能有为，比如唐僧与孙悟空的关系，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近年来就常常出现在管理学案例分析中。还有“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嘲讽之语，其实也是隐含着这样一个道理。自相矛盾是不可解决的，因为解决的后果很可怕，因此我们就想出了化解的方法，就是使矛与盾变得无为。但是，矛的本性就是进攻，怎么可能让它变得无为呢？我们从七匹狼的经典广告词中得到了一点启发。在广告中，老外说：“Attackisthebestwaytodefend，进攻是最好的防守。”中国人则说：“不懂防守，怎能进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是防守在先，但至于防守之后要不要进攻，这是无所谓的事情，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这个道理。换句话说，在中国思维中，盾被赋予了比矛更高的地位，这就是“以静制动”的原理。因此，自相矛盾的化解任务就落在了盾的身上，它必须用自己的无为来影响对方，使对方变得无为起来。盾如何行使它的职责呢？我们知道，矛最厉害的地方叫做矛头，矛头具有方向性，如今它把头对准了盾， 盾如果静止不动，那么矛越用力，双方亏损越大，最终同归于尽。盾要行使它的职责，就应该往后退，使矛的力量没有负载的地方，这样矛的力量就不会无限爆发集中于一点，反而会变得筋疲力尽。盾的后退使矛盾隔得很远，因此矛也具有了调整方向的空间，最后，在盾的引导下，矛头转向另一边，自相矛盾的局面就化解了。我们常常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这个道理。中国人是讲内外有别的，矛头对内就是破坏内部，矛头对外就是保卫内部，因此，盾使矛头转向外，在矛盾两者构成的小系统中，矛的功能就与盾一样了，这叫同仇敌忾，反之则是同室操戈。这样既不损害矛的本性，又使自相矛盾得以化解，最终在内部实现了大团圆的局面。蔺相如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通过后退的方式使廉颇锐气下降，并给与对方反省的时间与空间，最后托人告知廉颇大同小异的道理，才使这个国家摆脱因内讧而自削实力最终被剿的后果。中国社会中，文官地位高于武官的事实，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最后，我要说的是，成语“自相矛盾”的原意也许是简单的，但当它被我们用了两千多年之后，含义就变得如此丰富，它深深地埋在我们民族的思维之中，成为一种处理问题的范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应该逃避矛盾，也不应该解决矛盾，而是正视矛盾并化解之，使矛盾从内部被化解，变为外部问题。中国人的内外结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是同心圆似的。因此，我们永远都在化解矛盾，使矛盾不断从内部变为外部，这就是儒家的亲疏有别，但是不断使亲的范围扩大，最后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