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读《经典常谈》-语文-论文中心_272

叶圣陶：读《经典常谈》-语文-论文中心[标签:来源]学校国文教室的黑板上常常写着如下一类的粉笔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米传，穀梁传，左传。“学生看了，就抄在笔记薄本。学期考试与入学考试，国文科常常出如下一类的测验题目：“史记何人所作》资治通鉴何人所作》？”“什么叫四书？什么叫四史？”“司马相如何代人？杜甫何代人？他们有哪一方的著作？”与考的学生只消写上人名、书名、朝代名就是。写错了或者写不出当然没有分数。曾经参观一个中学，高中三年级上“中国文学史”课，用的是某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要略》，方讲到隋唐。讲义中提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杜佑的《通典》，王通的《中说》等，没有记明卷数，教师就一一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一一抄在本子上。在教室里立了大约半点钟，没听见教师开一声口，只看见他写的颇为老练的一些数目字。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有什么受用，咱们不妨想一想。参与考试，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测验题目，就可以毫不迟疑地答上去，取得极限的分数，这是一种受用。还有呢？似乎没有了。在跟人家谈话的当儿，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四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你的脸上自然也会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色。可惜实际上谈话时候把这种问题作话题的并不多。另外一派人不赞成这种办法，说这种办法毫无道理，不能叫学生得到真实的受用。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主张，学生必须跟书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须跟他混在一块，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响，仅仅记住他的尊姓大名，就与没有这个朋友一样。这个话当然也没有错。可是他们所说的书籍范围很广，差不多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书籍，他们主张现在的学生都应该读。而且，他们开起参考书目来就是一大堆，就说《史记》罢，关于考证史事的有若干种，关于评议体例的有若干种，关于鉴赏文笔的有若干种。他们要学生自己去摸索，把从前人走过的路子照样走一遍，结果才认识《史记》的全貌。这儿就有问题了。范围宽广，从前读书人常读一些书籍都拿来读，跟现代的教育宗旨合不合，是问题。每一种书籍都要由学生自己去摸索，时间跟能力够不够，又是问题。这些问题不加注意，徒然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你们要读书啊！”其心固然可敬，可是学生还是得不到真实的受用。 现代学生的功课，有些是从前读书人所不做的，如博物、理化、图画、音乐之类。其他的功课，就实质说，虽然就是从前读书人学的那一些，可是书籍不必再从前人的本子了。一部历史教本就可以摄取历代史籍的大概，经籍子籍的要旨。这自然指编撰得好的而言；现在有没有这样好的教本，那是另一问题。试问为什么要这么办？为的是从前书籍浩如烟海，现代的学生要做的功课多，没有时间一一去读他。为提现代切用的一些实质，分散在潜藏在各种书籍里，让学生淘金似的去淘，也许淘不着，也许只淘着了一点儿。尤其为的是从前的书籍，在现代人看来，有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先秦古籍更有脱简错简，传抄致误，清代学者校勘的贡献虽然极大，但是否定全恢复了各书的原样，谁也不敢说定；现代学生不能也不应个个劳费精力在训诂校勘上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为实质的吸收着想，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可是，有些书籍的实质和形式是分不开的，你要了解它，享受它，必须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有得益。譬如《诗经》，就不能专取其实质，翻为现代语言，让学生读“白话诗经”。翻译并不是不能做，并且已经有人做过，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读《诗经》还得直接读“关于雎鸠”。又如《史记》，作为历史书，尽可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但是它同时又是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就不能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从这类书里知道了楚汉相争的史迹，并不等于读了《项羽本纪》。我想，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理由应该在这一点上。还有一点。如朱自清先生在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若讲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了；可是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跑上峨睸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看一窟寺历代 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的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推广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和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读古书读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这是又一个理由。这儿要注意，“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万不宜忽略“学生”两字跟一个“些”字。说“学生”，就是说不是专家，其读法不该跟专家的一样（大学里专门研究古书的学生当然不在此限）。说“些”，就是说分量不能多，就是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籍也不必全读。就阅读的本子说，最好辑录训诂校勘方面简明而可靠的定论，让学生展卷了然，不必在一大堆参考书里自己去摸索。就阅读的范围说，最好根据前边说的两个理由来选定，只要精，不妨小，只要达到让学生见识一番这么个意思就成。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现代学生要读些古书，急切要用这样的读本。口口声声嚷着学生应该读古书的先生们，似乎最适宜负起责任来，编撰这样的读本。可是他们不干，只是“读书啊！读书啊！”的直嚷；学生实在没法接触古书，他们就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你们自己不要好，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我真不懂得他们的所以然。朱先生的《经典常谈》却是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来的一本书。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谁要知道某书是什么，它就告诉你个什么，看了这本书当然不就是变了古书，可是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于该书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有个简明的概念。学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费力甚多，所得未必会这么简明。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专家们未必看得起这本书，因为“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 （序文中语）；但是这本书本来不是写给专家们看的，在需要读些古书的学生，这本书正适合他们的理解能力跟所需分量。尤其是“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序文中语），近人新说当然不单为它“新”，而为它是最近研究的结果，比较可作定论；使学生在入门的当儿，便祛除了狭陋跟迂腐的弊病，是大可称美的一点。这本书所说经典，不专指经籍；是用经典的二字的广义，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录抄在这儿：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前头十一篇都就书讲；末了“诗”“文”两篇却只叙述源流，不就书讲，“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序文中语）。（载《西川集》，文光书店，1945）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本书所谓经典是广义的用法，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 ，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冲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远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冲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是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他们囫囵吞枣的弊病。这实在是一种进步。我国经典，未经整理，读起来特别难，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结果是敬而远之。朱子似乎见到了这个，他注“四书”，一种作用就是使“四书”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书”注后来成了小学教科书。又如清初人选注的《史记菁华录》，价值和影响强然远在“四书”注之下，可是也风行了几百年，帮助初学不少。但到了现在这时代，这些书都不适用了。我们知道清代“汉学家”对于经典的校勘和训诂贡献极大。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的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些《学生国学丛书》，似乎就是这番用意，但离我们理想的标准还远着呢。理想的经典读本既然一时不容易出现，有些人便想着先从治标下手。顾颉刚先生用浅明的但话文译《尚书》，又用同样的文体写《汉代学术史略》，用意便在这里。这样办虽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亲近经典，却能启出他们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略上去。这部小书也只是向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读者能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这部书不是“国学概论”一类。照编撰者现在的意见，“概论”这名字容易教读者感到自己满足；“概论” 里好像什么都有了，再用不着别的——其实什么都只有一点儿！“国学”这名字，和西洋人所谓“汉学”一般，都未免笼统的毛病。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分别标明历史和语言，不再浑称“国学”，确是正办。这部书以经典为主，以书为主，不以“经学”“史学”“诸子学”等作纲领。但《诗》、《文》两篇，却还只能叙述源流；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的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谈论。书中各篇的排列，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的顺序；并照传统的意见，将“小学”书放在最前头。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全篇的参考资料，开列在各篇后面；局部的，随处分别注明。也有袭用成说而没有注出的，那是为了节省读者的注意力；一般的读物和考据的著作不同，是无需乎那样严格的。末了儿，编撰者得谢谢雷海宗先生允许引用他还没有正式印行的《中国通史选读》讲义，陈梦家先生允我钞了全份清稿，让排印时不致有太多的错字。朱自清一九四二年二月，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朱自清先生，字佩弦。他的字不很通行，他的名是每个中学生都知道的。他写的文章，或署名，或署字，而书成出版时，一概用名。在学校里也用名，学生都称他为朱自清先生。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人，祖父讳则余，字菊坡，祖母吴氏。祖父为人谨慎，在江苏东海任承审官十余年，民国纪元前七八年退休，迁居扬州。父讳鸿钧，字小坡，母周氏。民国纪元前十四年，前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旧历十月初九日，先生生于江苏省东海县，为小坡公之长子。后来他在扬州成长大，在扬州读书，就入籍为江苏省江都县人。祖父退休后，他的父亲随侍在扬州，任扬州承审官。先生原名自华，弟国华，物华，妹玉华，皆生于扬州。民国元年，菊坡公逝世，留下些产业，家道小康。此后他的父亲到过江西石港、江苏徐州，历任盐酒各税局局长，廉直清正，一无积蓄。读过他的诚挚动执行的《背影》的都知道他有位极其慈爱的父亲。那时他的家庭遭遇不幸，祖母病故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在变卖家产，借钱办丧事。菊坡公的一生谨慎，小坡公的忠厚廉直，这此性格不折不扣地都遗传给先生。扬州从隋唐以来是南北水陆交通的都会，富庶繁华，人文荟萃之邦。先生纪年，值科举初废，学校方兴，早承庭训，读过些经籍古文。民国纪元前后入新式学校，在安徽旅扬公学上学。十五岁，入两淮中学（今），成绩优异。十九岁毕业，即考入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预料。父亲的喜欢，自不必说，而千里迢迢，进京求学，为了安慰老人，他答应了早婚。到京半年，寒假中赶回家乡结婚。夫人武氏，名钟谦，扬州名医武威三之女，与先生同岁，婚后感情甚笃，仍北上读书。不料祖母病故，父亲赋闲，他愁着读书年限太长，恐家计艰难，遂改名自清，投考北京大学本科，再发再中，又被录取。时北京大学尤以文科著名，先生入哲学系，加速用功，在三年内修毕学程。民国九年夏，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得文学士学位。 先生群性交游，在北大认识不少同学。同他交情最厚的有同学兼同乡的任中敏，在校时不熟而后来成为良友的有俞平伯。哲学系主任胡适教授正领导着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风起云涌，给予先生的影响颇深。他热心参加学生运动，并开始创作。最先试新诗，其后用功散文。早期的作品，收在《雪朝》、《踪迹》两个集子里的，正是五四运动前后所写。使他成名的是长诗《毁灭》与长篇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何》，作于北大毕业后的两三年。时人比《毁灭》为新文学中的《离骚》、《七发》，评《秦淮河》篇为白话美术文的模范，此时他一跃而第一流作者。在杭州第一师范，初尝讲坛粉笔生涯的滋味，他觉得很不合式，几乎要辞职，是学生留住了他。他的思想很新，同学生热心地讨论哲学上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提倡用白话写作，策励青年，食得到学生的信仰。历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杭州，民九至一一），吴淞中国公学，浙江省立第六师范（温州，民一一），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第十师范（温州，民一二至一三），湘江省立第四师范（宁波），私立春晖中学（上虞白马湖，民一三至一四）的国文教员，江苏第八中学（扬州，民一四，他的母校）的教务主任兼教员。在江浙两省教书五年，教育了不少青年，同时也训练了自己。他渐渐地抛弃哲学，专心研究语文教育。他所任教的各个地方，不乏山水名胜，课余游览，写新诗，游记，散文，陆续在文艺杂志上发表，同时加入了上海的文学研究会。在此时期，他和夏丐尊、叶绍钧、丰子恺、朱光潜、郑振锋为友，互受影响。在语文教育上的同道有夏、叶两位，后来他和叶绍钧合作了许多有关于国文教学上的著作，其趣味与经验，植根在这五年的中学国文教学上。每一个中学生都读过他的文章，他的书，终身得到他的益处。 白话文运动慢慢地成功，攻破了国学和古文的壁垒。民国十四年北京清华学校加办大学部，成立国文系，聘先生为教授。校址在北京西效清华园，环境幽美，图书丰富。国文系中多老辈，有古文名家，又有前清的翰林举人，先生年才二十八。然而青年学生中喜欢新文艺的，却愿意转到他的班上来（见《哀韦杰三文》）。清华设有国学研究所，聘梁启超、王国维等为导师，学术空气浓厚，于是先生见闻日广，益谦虚，自居后辈。次年，接眷到校，住清华园西院。《荷塘月色》、《儿女》两篇写他在园中生活。他把散文零篇，继《踪迹》后，集成《背影》一集付印。那时，他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生活的重担压着。不幸武氏夫人积劳在疾，十八年，在扬州病逝，年仅三十有二，遗二子三女。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国内统一，定都南京。清华学校改国立清华大学，由罗家伦氏长校。他的老同学扬振声长文学院，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气象一新。新的计划是尽可能向新文学方面发展，先生亦参与草拟方案。十八年，扬氏离校，冯友兰氏长文学院，先生继任为中国文学系主任。他的专门研究是诗歌与文学批评，任“新文学概论”“歌谣研究”等课，皆编有讲义。古文学考据的著作有《陶渊明》、《李长吉》两篇论文，先后发表于《清华学报》。学者之间都称道他的谨严博洽。二十年，休假出国，赴欧游历，又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读语言学及英国文学。二十一年，返清华大学，时梅贻琦氏长校，先生复为中国文学系主任。此后数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均由先生主持，名教授有陈寅恪、杨树达、黄节、刘文典、俞平伯、闻一多、王力等，一时称盛。先生周旋老辈，奖掖新进，使新旧学本平衡发展，同人师生，感情皆洽。二十四年，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主任，二十五年辞兼职，专任中文系主任。在出国赴欧前，他和陈竹隐发士订婚于北平。陈女士四川成都人，少先生七岁，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为齐白石、溥西园弟子，工书画，善度曲。二十一年八月，先生返国，与陈女士结婚于上海，偕返清华园，卜居北院。新婚伉俪，生活极愉快，先生写作益勤，成散文集《你我》及《欧游杂记》、《伦敦杂记》稿。长子迈先，长女采芷，从扬州出来，到北平就学。为了家用不足，不得不兼职，他和杨振声、沈从文共事，参加部编中学教本工作。于文章注释外，他又旁参博考，写下了若干部国学要籍的提要和说明，这部稿子，就是《经典常谈》的底本。他又应上海良友公司之约，参加《新文学大系》的编辑，编选《新诗》一册。在清华大学，在开设“宋诗”及“中国文学批评” 两门新学程，成《宋诗钞略》、《诗文评钞》两书。又开始研究中国文学批评里的几个基本观念之演化，在诗论方面先整理出头绪来，成《诗言志》论文一篇。他正要继续写稿时，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变起，中日战争开始，打断了他的安居治学的生活。二十六年九月，清华大学奉教育部命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职合，成立临时大学于长沙。先生留眷在北平，独赴长沙，被推为临时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席。文学院设于南岳，时战氛弥漫，弦诵不辍，先生常出讲演，激励士气。在南岳半年，生活朴素，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文学院诸教授谈学游山，登祝融峰，游方广寺，多题咏。二十七春，临时大学奉命迁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设于蒙自，先生游历桂林阳朔山水，经安南人滇，其眷属自北平脱险南来，定居于蒙自，任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席。次年，迁昆明。时敌机轰炸甚烈，眷属疏散到乡，迁居昆明西北郊外梨烟村。村居简陋，遗仆役，夫人亲操家事，先生步履往返城乡教学甚劳。其时图书缺乏，研究工作停顿，他注意到通俗教育的重要性，要使学术通俗化，乃续写《经典常谈》稿，又与叶绍钧合作《精读指导举隅》，又与浦江清等创办《国文月刊》，促进国文教学。胃病时发，二十九年春辞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席，由北大教授罗常培继任。是年夏休假，同眷赴成都，住东门外宋公桥报恩寺，其地清幽，亦避免轰炸，疏散眷属之所。暇居一年，与萧公权等多倡酬作旧诗，格律出入昌黎、圣俞、山谷间，时运新意，不失现代意味。又与老友叶绍钧相会，合作《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两书。三十年秋返昆明，留眷在成都，其夫人任四川大学图书馆职，长女采芷，三子乔森在成都上学，子思俞，女蓉隽，尚幼。 先生返昆明，住北门街宿舍，辞系主任，由闻一多继任，专任教授。清华文科研究所成立，由冯友兰院长兼所长、闻一多任中国文学部主任，设所址于昆明东北郊外龙泉镇。先是，民国二十五年，清华大学鉴于华北局势紧张，筹设分校于长沙，择一部分图书仪器南运。时先生兼图书馆主任，实主持甄别图书装箱南运之役。南运图书由湘入川，大部分被炸毁于重庆，先生最为伤心。小部分运到昆明者，文科研究所成立后，整理残余，陈书满楼，于是进行研究工作。先生以半星期居城中授课，半星期下乡至研究所，与闻一多、许维遹、浦江清、陈梦家等共同研讨，续写中国诗论专篇若干、成《诗言志辩》一书。在北门街宿舍，披览现代文艺杂志，作新诗评介多篇，成《新诗杂话》。先生母周氏太夫人已前殁，三十三年，小坡公殁于扬州，年七十有七，先生闻讯哀恸，时胃病已到严重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