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坛经》两则

禅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它既不是延续印度佛教已有的某个宗派，也不完全信奉某部已有的经典，而是建立了自己的宗经，标榜自己独特的修持方式，是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其中有神秀、惠能二人分立为北宗渐门与南宗顿门。神秀住荆州玉泉寺，晚年入京，为三帝国师，弟子有嵩山普寂、终南山义福；惠能居韶州曹溪宝林寺，门下甚众，以惠能为六祖，后为禅宗正宗。六祖慧能是禅宗的真正创立者，禅宗以菩提达摩为中国始祖，以六祖慧能的言教《坛经》为经。禅宗的主要思想：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坛经》，一名《六祖法宝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禅宗六祖慧能（一作惠能）的传法记录。因系在法坛上宣讲的经教，故称。是中国唯一被尊为经的佛书。　慧能，一作惠能，原籍范阳（今北京大兴、宛平一带）人，俗姓庐。父名行瑶，早年做官，后来遭贬，于唐武德三年（620）被流放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娶当地李氏女为妻，唐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初八日生下慧能。慧能三岁时，父亲不幸亡故，母守志鞠养，孤儿寡母，穷苦无依，生活极为艰辛，在如此境遇中长成的慧能，聪颖早慧，事母至孝，日日砍卖柴，奉母度日。不觉光阴荏苒，慧能已长大成人。慧能二十四岁那年，一日去市上卖柴，忽闻有人诵读佛经，据说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便问客人读的是什么经？客人告诉他，读的是《金刚经》。又问客人从何处来？如何得到此经？客人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东山寺来，那里有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在主持传法，门徒有一千多人，我前往礼拜，总得以听受此经。慧能一听。心生羡慕，萌发了去黄梅跟从弘忍大师学习佛法的念头。客人本是一位热心的信徒，见慧能对佛法如此虔诚，便赠送他十两纹银，让他回去安置好老母的衣食生活，再到黄梅去参见五祖弘忍大师。慧能辞别母亲后，便来到黄梅求见弘忍。据说，慧能一见弘忍，弘忍便问他：“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慧能回答说：“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弘忍说：“汝是岭南人，又是葛獠。若为堪作佛。”慧能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葛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此语一出，使弘忍大为震惊，方知慧能是大根器之人，先令慧能在寺内随众作劳役，于碓房踏碓舂米。从此，慧能将劳作与修持相结合，虽然天天干活，可是时时刻刻在静虑修禅，用功修行，所谓“愿竭其力，即安于井臼；素刳其心，获悟于梯稗。”慧能忘身为道，不避艰苦，供养众人，尽心竭力。慧能就这样在寺中度过了八个月，一天，弘忍想物色继承人，就把众学徒召集起来，让每人写一首偈、写得最好的就被定为继承人。当时弘忍的门徒中，学业最佳、声望最高的是神秀上座，神秀恐负众望，就作了一首偈写在墙上，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这首偈显然表达了神秀渐修成佛的见解。弘忍认为此偈未能见性，只到门外。慧能得知神秀所作偈后，就知其对佛法的理解并不到家，于是也作了一偈，因为不识字。就请别人代写在神秀那首偈的旁边。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本来无一物），何处有（惹）尘埃！这首偈表明了慧能顿悟成佛的见解。从神秀与慧能的两首偈来看，神秀的四句偈是抓住了人的身心两个要素，将它们比喻为“菩提树”、“明镜台”、要求人们“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里的“尘埃”、是指“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六境，一般认为此“六尘”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由于“六识”的贪着取舍，会造成人心的染污，所以教人要“时时勤拂拭”。此偈给人留下一个精进不懈的修行者的形象。对于引偈，对于此偈，弘忍尽管认为“只到门前，尚未得入”，但又告诉门人“凡夫依上偈修行，即不堕落”。正是有了神秀偈语的未见本性，总引出慧能的得法偈，也就是说慧能的得法偈是有针对性的，四句偈语完全是针对神秀的偈语而发的。因为神秀仍然执着于身心色相，所以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主要在于打破修持中对身心的执著。由于神秀将染净、圣凡绝对地对立起来，把污染看作是外在的因素，因而要求人们“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但在慧能看来，凡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染净圣凡关键在于自心一念，心生善端即为善，心生恶念即为恶，心性自然，本来清净。所以，慧能说：“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可以看出，慧能主要是从本然的心体上来批评神秀的，慧能这短短的四句偈，不仅概括了以后南宗禅对神秀禅法种种批评的精神要旨，而且也确立了慧能在禅门中的地位。果然五祖弘忍一见此偈，便知慧能已悟彻佛法大意。只是碍于当时众门徒在旁，未作认可，于夜半三更时唤慧能至方丈室，以袈裟遮住灯光，为慧能开示说法，讲解《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弘忍又将衣法传与他，并告诉他“为六代祖。将衣为信禀，代代相传，法即以心传心，当令自悟。”弘忍恐有人知传法事后加害慧能，便连夜亲自送他渡江南下。慧能走后，弘忍众门徒得知衣法已南下，结夥数百人追来，有一僧名惠明，于大庾岭上追及慧能，慧能把法衣置石头上，惠明不肯取衣，对慧能说非争法衣，只愿求闻佛法。慧能即于岭于为其讲说禅法，令其得悟。慧能为了躲避争夺衣体的追杀，曾一度在岭南一带“杂居止于编人”，“混农商于劳侣”，约在弘忍逝世之后两年，即唐仪凤元年（676），慧能觉得夺衣钵的风波渐渐平息，便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当时正值印宗法师在讲《涅盘经》，慧能听到二僧在辩论关于风吹幡动的问题，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争认不下，慧能来到二僧面前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语惊四座，也引起印宗法师的注意。印宗久闻黄梅衣法南来，今看到慧能谈吐不凡，便猜想是禀受衣法者，一问果真如此。遂请慧能拿出衣钵，众人礼拜。印宗向慧能请教弘忍禅法，慧能引《涅盘经》讲了一番“佛性是不二之法”的道理。印宗法师闻之，欢喜合掌，自叹弗如，称自己的讲经 “犹如瓦砾”，而慧能的说法“犹如真金”，愿拜慧能为师，遂邀佛门大德和德高望重的信众来参加慧能的剃发受戒仪式。印宗自己亲自为慧能落发，并请智光律师为之授戒。这样，慧能总算正式出家为僧。从此，他的嫡传身份也就公之于天下。光孝寺中至今仍有瘗发塔、风幡堂等遗迹。慧能受戒后，在法性寺菩提树下弘扬东山法门，收徒传法，逐渐名振岭南，前来求法学禅的人日益增多，法性寺难以容纳诸多僧众。次年春，慧能辞别印宗法师，离开法性寺，率领弟了来到韶州曹溪宝林寺，僧俗相送者有三千余人。慧能早年在赴黄梅求法途中，便路经曹溪，并与当地村民刘志略结为兄弟，受到村民的礼遇，此次重返故地，在当地官民的支持下，大建寺院，广收门徒，使曹溪法门名播天下，从此，南宗便从岭南兴起，曹溪宝林寺成为岭南禅学中心。时任韶州剌史的韦琚慕慧能之名，特邀慧能下山至韶州城里的大梵寺为众说法，僧尼道俗参加听讲者有上千人，门人法海记录整理当时的开法情况编成了《六祖施法坛经》，此为中国禅宗的主要经典，也是我们今日研究慧能及南宗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慧能在曹溪弘化数十年，门徒众多，被人称为岭南活佛，影响越来越大，引起唐王朝的关注。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中记载说：“九重延想，万里驰诚，思布发以奉迎，愿叉手而作礼。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慧能面对王室的征诏，均托病力辞，保持了弘忍以来山林佛教的特色。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慧能回到新州，圆寂于国恩寺，世寿七十四岁，其肉身由新州迁回曹溪宝林寺供养，唐宪宗追赠“大鉴禅师”谥号，塔曰：“元和灵照。”宋太宗加谥“大鉴真空禅师”，诏新师塔曰“太平兴国之塔”。宋仁宗迎慧能真身入大内供养。加谥“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宋神宗加谥“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此外，许多历史名人如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都为慧能撰写过《碑铭》。以上我们根据历史文献中有关慧能生平事迹的记载，大致勾画出其生平的轮廓，尽管这一描述是粗线条的，但至少我们知道，慧能出身贫寒、没有文化，只是凭着对佛法的天才悟性，总赢得五祖弘忍大师的赏识，将衣法传授给他。慧能经过三十多年的辛苦经营，终于确立了他的曹溪法门，奠定了他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据《坛经》载，慧能门徒很多，弟子“三五千人，说不可尽”，直接受法者有“十弟子”。《景德传灯录》录其有名的法嗣四十三人，立传者十九人。实际后来最为知名的是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曹溪法海等。他们得法后，大多各化一方，其中以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二家弘传最盛。南岳一系衍化出临济、沩仰二家。青原一系发展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家，即禅宗五家法流。禅宗法脉不仅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流传海外，远播欧美。直至今天会世界对禅宗的信仰和研究仍风靡一时，形成了一股“禅宗热”。 《坛经》有五大特点：　　①简明化。高度浓缩了佛教宗旨与修行方法，直接了当地提倡个人当念反省自觉，顿悟成佛。“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及至佛地。”（《般若品》）又如在《机缘品》中，针对永嘉禅师所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师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直接挑明了佛教“本不生灭、本不动摇”的“无生法忍”悟道境界。　　②中国化。六祖是中国禅宗真正意义上的开山祖师，前五代尚不具备此意义。从达摩传《楞伽经》，五祖传《金刚经》，还带有印度瑜伽和般若学派风格，而《坛经》虽完全融汇二经精要，并融入了《法华》、《涅槃》心要，使之彻底中国化、口语化，全变为中国风格。且《坛经》更著重“当人”自心实践，有不依赖外在权威之特点，亦与中国文化不特别崇尚鬼神，“敬鬼神而远之”，却高度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人文精神相符合，这也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最大特色，由此而建立注重现实的“人间佛教”，即人本位正法，现代又演绎为“爱国爱教”的佛教基本政策。　　③普及化。《坛经》是唐代白话语录体，文风不像其他大经典雅深奥，也不像后来禅宗公案艰深晦涩，故适合大众学修。深入者自可领略宗旨，初学人亦自觉有个入处。学修禅宗，出家故然好，然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决疑品》）由此，可获广大社会群众参与，富于充沛生命力。　　④革命化。禅宗一反印度外在形式的佛陀崇拜风格，而取佛陀教化的精神实质，崇尚吾人对自己心性觉悟，可谓一场认识上的革命，将“归依”重心转向当人“自心、自性”。“经文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忏悔品》）《坛经》这种高张当人“自悟”心性的革命风格，扫荡了一味外求的软弱性，也深契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弱化对外在权威神祇崇拜，重视现实人生之心性修养，张扬了人间佛教。　　⑤实践化。《坛经》立意在现实可行，将最重要的真实道场安置于个人的“念头”，可谓方便之极。若人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省警觉，即不拘寻常种种心行、作务、在家出家，皆可参禅。大师说：“一行三昧（禅行道）者，即不拘一切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直接自觉当念）也……若言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草木），却是障道因缘。”（《定慧品》）又说，“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妙行品》）可谓为参禅者拓展出最大修行空间，赋予人们最充分的可行性、实践性，将佛教方便智慧的不二法门，发挥到极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