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求谏》教学参考素材 新人教版选修

《求谏》教学参考文化背景1．谏官制度中国古代，皇帝的独断专行可以说完全是制度化的，皇帝批阅百官奏章疏报，直接决定国事，然后交付有司执行办理。其信息来自呈奏章的官员，但决策仅仅由皇帝本人进行。唐宋时期，实行三省制，由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门下省掌出纳帝命，拥有对中书省的草诏的审核权；尚书省负责具体贯彻政令。但皇帝独断的决策方式从未废弃。明太祖朱元璋时，甚至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自己亲自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进行决策。两千年间，皇帝直接批阅文武百官的奏章疏报，是朝廷决策的基本方式之一。百官的奏章疏报和朝议，是大臣发表政见的机会。为了保证信息的畅通，朝廷还设立了专门的谏官。唐初，政治比较开明，贞观以后，谏官尤为皇帝所倚重。唐代的谏官各有分工，散骑常侍掌管规谏讽喻皇帝和朝廷重臣之过失，谏议大夫负责谏论分析朝政的得失，补阙、拾遗之官负责朝仪供奉等事务的讽谏。如果遇到重大的军政事务，就在朝日御前会议上提出；若只是一般政事，则可以随时以书面形式上奏。唐制规定，在宰相入宫内与皇帝研讨政事之时，谏官亦可以同入参加讨论；而当谏官与皇帝研讨政事时，则可以无须先通知宰相，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谏诤系统行使监督职能之路的畅通。唐时出现清明盛世，与谏官职权的提高有一定关系。以后，谏官制度又有所变化，不过，大臣对皇帝的规劝权实际上有所缩小。谏官制度是君主专制政体的有益补充，言路通畅对于国家政事的顺利流转有着重要的作用，古今的有识之士都从各个方面论证过纳谏之益，历史也证明了纳谏可以减少君王一人专权可能产生的弊政，而拒谏饰非则可能带来国家覆亡的危险。吴兢曾上疏玄宗极言“夫帝王之德，莫盛于纳谏”，一方面说“自古上圣之君，恐不闻己过，故尧设谏鼓，禹拜昌言”，另一方面说“不肖之主，自谓圣智，拒谏害忠，桀杀关龙逢而灭于汤，纣杀王子比干而灭于周，此其验也”。为了增强说服力，吴兢还就近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亡憎谏，乃曰：‘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大臣苏威欲开一言，不敢发，因五月五日献《古文尚书》，帝以为讪己，即除名。萧瑀谏无伐辽，出为河池郡守。董纯谏无幸江都，就狱赐死。自是謇谔之士，去而不顾，外虽有变，朝臣钳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孙剿绝，为天下笑”；另一个是唐太宗，“好悦至言，时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显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故外事必闻，刑戮几措，礼义大行”。2．《贞观政要》《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的著作，它以唐太宗君臣论政的言论为主，全面反映了中国古代以“君道”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宋以后历代君王对此书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因此，它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把钥匙。该书共分十卷四十篇，因其编辑是“随事载录，用备劝戒”，所以每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展开的，每卷大体上也有一个中心。它并不拘于描述具体历史事件，而是通过列举那些对后人有借鉴意义的君臣言行，显示贞观年间的政治面貌。分别讨论了为君之道、任贤纳谏以及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等道德准则和俭约、谦让等社会风尚，在崇儒、重农、刑法、贡赋、征伐、安边等古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上，也都各有专门论及。可称得上“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全书以《君道》篇为首，《慎终》篇为止，这种编排方式是有很深的寓意的，体现了吴兢的政治思想。6专心爱心用心 吴兢认为君主是维系一个王朝的关键所在。因为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皇权是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的至高无上的特权，皇帝的英明或昏聩对全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影响极大。因此，有眼光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必然格外注重君主的个人素质。如唐太宗自己就很重视“君道”问题，他既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社会实践家，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的政治理论家，唐太宗在辞世的前一年(贞观二十二年)曾撰写了《帝范》一书，赐给太子李治学习。此书后来与《贞观政要》一道成为后世帝王的政治历史教科书。由此可见，“君道”乃是唐太宗政治理论思想的核心，吴兢是深得其中三昧的。《贞观政要》的其他各篇基本上都是围绕“君道”这一中心思想而发挥的，是“君道”在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具体体现。《慎终》篇为全书之末，体现了作者期望帝王能够兢兢业业、善始善终的深意。自古“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历史上的众多君王往往功成而德衰，就连唐太宗这样的英主也不能免。贞观中期以后，李世民面对自己的文治武功，骄逸情绪逐渐滋长，在用人、纳谏、司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傲物”的倾向。为此，贞观十三年魏征还上奏《十渐不克疏》对太宗提出了劝谏。《贞观政要》虽然是一部集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术之大成的书，但书中反映出来的某些思想，如对人才的重视，对好的意见采取“从善如流”的态度，精简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的某些措施，以及希望国家大治、民族繁荣兴旺的政治理想，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并具有进步性和现实意义。在《求谏》一章中，吴兢记录了很多唐太宗论述求谏的言论，这些言论很有系统性，是唐太宗在借鉴历史教训基础上得出的深刻认识。他一方面认识到帝王一人处政的不足，强调大臣进谏的必要性，要求大臣要行使规谏的责任，提出了“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理念。一方面又采取种种措施，鼓励大臣进谏。比如大臣进谏的最大顾虑当然是冒犯“龙颜”，为了打消这种顾虑，他明确表示：“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内容理解第一段这一节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唐太宗积极求谏的态度；二是唐太宗对求谏的认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威，有着无比的威严。臣子晋见，“瞻仰天颜”，总是怀着敬畏的心情，有一些难免就会“失其举措”。这在别的皇帝那里，可能就会治个“大不敬”的罪名，但唐太宗体谅臣子的这种行为，知道寻常晋见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是“抗言直谏”了，因此为了“闻谏诤”，“知政教得失”，放下架子，“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这对于“万人之上”的皇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体现了唐太宗虚心求谏的态度。接下来，唐太宗的一席话道出了他对于谏诤的看法。他先是用比喻类比的方式，指出就像必须照镜子才能看到自己的面容一样，皇帝要知道自己的过失，也必须依靠忠正之臣的谏诤。接着，唐太宗做了一个假设：“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假如皇帝自以为是，臣子又不加匡救，想要国家不危败，又怎么可能呢？换句话说，就是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皇帝和臣子互相配合才成，不仅皇帝自身要谦虚谨慎，不能刚愎自用，臣子也要及时谏诤，积极匡救皇帝的过失，否则就会国家“危败”。而“君失其国”，直接的后果就是“臣亦不能独全其家”，皇帝和臣子的关系实在是唇齿相依呀。这里唐太宗实际上从论述“君道”转向了对“臣道”的论述。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唐太宗从隋朝灭亡的史实中寻找到了证据：“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他指出隋朝的灭亡虽然是隋炀帝的暴虐所致，但是臣子不能极言规谏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他希望公卿们借鉴“前事”，“每看事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6专心爱心用心 唐太宗在这段论述中道出了自己对于理想的政体运作模式的设想──君主开怀纳谏和臣子忠直敢言的相互配合，这对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是有一定说服力。但是，在皇帝占主导地位的古代政治格局中，皇帝和臣子的地位并不是对等的，这种政体运作模式能否顺畅进行，主要取决于皇帝一方。隋朝的灭亡虽然有“臣下钳口”的原因，但这种局面的造成从根子上讲是因为隋炀帝的“暴虐”。第二段这一节君臣的议论还是围绕君臣的关系展开的。唐太宗发挥了他君臣互相配合的观点，把君臣比之为鱼和水的关系。在他看来，君臣都有正邪两类，正主和邪臣的组合、正臣和邪主的组合，都不能使国家太平。这是从反面做的论证，意在说明只有正主和正臣组合，“君臣相遇，有同鱼水”，才能“海内可安”。鱼儿有水才能活，离开了水，就成了枯鱼，这个“鱼水”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唐太宗这个君主对于臣子重要性的认识。由此，他对侍臣们做了一番勉励：“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这个“不明”“幸”有点谦虚的意思，但却不完全是客套话，里面也包含着他发自内心的对臣子的感谢以及对“直言鲠议”的渴求。皇帝放下架子，向大臣表示了感谢，大臣也不甘落后，于是谏议大夫王珪起身而对。这一席话是承接唐太宗的话而来的，有点表明臣子忠心和决心、不辜负皇帝“厚爱”的意思。他首先用比喻类比论证的方式开始议论，他用木头经过墨线标定就能锯直，比喻国君采纳规谏就会圣明。这里有点劝谏皇帝广开圣听的意思，但接下来他用古圣先王的事例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则悄悄转换了话题，从君道转到了臣道，过渡点在“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古人发表政治见解，常常“言必称尧舜”，因为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都是古代具有大德的先王，是后世帝王学习的榜样和毕生奋斗的目标。但王珪发言的重点不在圣主，而在“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的忠直精神。言外之意，要以此作为学习的楷模，更何况现在唐太宗广开圣听、不耻下问、无所避讳，所以他们更愿意“罄其狂瞽”，尽其所能。这番议论既颂扬了唐太宗，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为唐太宗所称赞，由此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后果：下令从此让谏官“预闻政事”，凡有所陈奏，一定“虚己纳之”。这是一项高明的举措，从制度上保证了谏诤官员行使监督权之路的畅通，唐时出现清明盛世，与谏官职权的提高应该说是有一定关系的。第三段这一节唐太宗的话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臣子规谏的必要性；二是纳谏的广泛意义。唐太宗先列举了帝王“任情喜怒”的现象：“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导致“天下丧乱”。为避免这种情况，唐太宗认为大臣们应该“尽情极谏”。应该说唐太宗这个皇帝做得还是很谨慎的，他对于历代王朝覆亡的教训有着深刻的认识，夙兴夜寐，都在思量如何避免重蹈前代的覆辙。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中国历朝周期性覆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本身，但还是认识到帝王一人专制，可能会随个人喜怒处理国家大事的弊端，因此试图通过臣子劝谏进行补充。这在他的立场上，在当时社会，都应该说是很高明的思考。不仅如此，唐太宗还把纳谏的意义扩展到大臣身上，指出不仅我做皇帝的要接受劝谏，你们做大臣的也要虚心接受别人的“谏语”，不能因为“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接着又用一个反问做了进一步强调：“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这就使得求谏、纳谏的意义扩充了，泛化为听取意见和建议的意思，这对于今天我们每个人的为人处事无疑都有借鉴意义。第四段在这一节中，唐太宗阐述了自己希望得到规谏的良苦用心。6专心爱心用心 前面我们说过，唐太宗这个皇帝当得很谨慎，也很勤奋，他希望得到大臣的规谏，以匡救自己的过失，对此他“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本节也同样表现了这种求谏的渴望。他说“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是说他即使在“闲居静坐”的时候，也在反省自己的行为，唯恐出了差错，“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因此时刻想着要得到正直的人来匡扶规谏，使自己能够知道外界对于政事的看法，在百姓心有怨滞之前就弥补自己的过失。这里“天心”和“百姓”是唐太宗反思自己行为的标杆。“天心”该如何理解呢？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宣称君权神授，皇帝就是天的儿子，是“代天巡狩”，但封建王朝的理论家们也不忘给这种没有限制的皇权以一定的限制，方法之一就是借用天的名义。比如《周书》中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指出如果你没有德行，即使你是皇帝，上天也是不会辅助你的，相反却可能会惩罚你。唯恐“为百姓所怨”则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有很强的民本主义的倾向，不管历代统治者在实际中怎么压榨百姓、摧残百姓，在口头上都是以万民父母自居的。中国的老百姓富有坚韧的精神，不到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会一直忍耐下去，但这种怨滞不通的情况积蓄久了，一旦爆发出来，势必给君主专制下的国家致命一击，历朝统治者对此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唐太宗更是多次引用“君舟民水”的比喻来说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了得到“正人匡谏”，唐太宗采取了很多措施。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唐太宗阐述了他的又一英明举措。唐太宗见到许多前来奏事的大臣，“多有怖慑”，使得说话语无伦次。对此，唐太宗表示理解，甚至更做了一层思考：“寻常奏事，情犹如此”，何况是抗言直谏呢？那一定要有很大的勇气，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才行。想到这一层，唐太宗认为应该对臣僚多一些宽容，只要有进谏的，纵然“不合朕心”，也不应该认为是忤逆犯上。如果马上就大声斥责，就怕臣僚心里战战兢兢，钳口不言了，这样反而堵塞了言路。从前面“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到“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为了求谏，唐太宗可以说是煞费苦心。虽然都是一些小的改变，却有着深远的影响，“贞观之治”局面的开创，不能不说与他点点滴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第五段这段话说的也是纳谏的必要性，但论述的角度却有所不同。唐太宗首先从人性的弱点出发阐述纳谏的必要性。他说“自知者明，信为难矣”，也就是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但这却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像这样，自己的缺点一定发现不了。但是一些著名的工匠和文士却不同，他们“商略诋诃”，互相探讨，互相品评，那些自己看不到的杂乱无章的文词、低劣的技艺“于是乃现”。由此，他得出结论：“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更何况，在一天之内要处理万件政事，而且只由皇帝一人“听断”，即使再三思虑劳神，又怎么能件件处理得好呢？这是他从自身的实际体会中得出的经验，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他当然不可能有这种超前的认识，因为他不可能否定自己的存在，因此只能在现有的体制内寻找合理的措施消除这种弊端，纳谏是他的第一选择。接下来，他想起了魏徵这位经常“随事谏诤”的忠臣，认为他的谏诤“多中朕失”，他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使自己的优缺点都显露无遗。唐太宗在不同的场合无数次提到过魏徵，无疑这是唐太宗树立的一个纳谏的典范，一个群臣学习的榜样。结尾唐太宗举起酒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以勉励他们。勉励什么呢？自然是期望他们能像魏徵一样“随事谏诤”。第六段这一节记录的是一次君臣的对论，话题还是围绕纳谏展开的。6专心爱心用心 唐太宗援引了古时候的一个事例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者十有余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意思就是说，造漆器、雕镂俎，这都是无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小事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苦苦规谏呢？这有点考褚遂良的意思。褚遂良回答说：雕刻器物会贻误农业生产，织造五彩丝带会耽误妇女的工作（指采桑养蚕、纺线织布等工作）。在中国封建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主要的经济形式，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历朝统治者都制定了扶植农桑的政策，其中包括爱惜民力，注意使民以时，不耽误农时季节等。造漆器、雕镂俎影响了农业生产，所以群臣会苦谏。更重要的是此种行为从性质上来讲是“首创奢淫”，而这恰恰是“危亡之渐”，因为人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制造了漆器，还会要金器，有了金器，可能就想要玉制的器物，久而久之，小的错误就会发展成大的错误。因此，谏者实际上是从这些小事中发现了事物发展的苗头，才极力规谏的。如果等到过失已经很大了再谏，就没有必要了。对这个回答，唐太宗表示了肯定，但似乎觉着古代的谏者的“及其满盈，无所复谏”的行为有所不满，又对自己的大臣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就是说不管是才有苗头，还是快要终结了，都应该进谏，即使不能防微杜渐，也要做到亡羊补牢。而皇帝本人，面对这种情况，也决不能以“业已为之”“业已许之”为借口搪塞大臣，而应该立即“停改”，否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这种认识是建立在唐太宗对历朝覆亡教训的深刻把握上的，体现了他的谨慎细致。问题研讨1．唐太宗在论述“纳谏”时采用了什么样的论证方法？采用的论证方法有：比喻论证──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类比论证──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假设论证──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对比论证──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事实论证──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2．课文对于纳谏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有什么借鉴意义？纳谏指的是上级接受下级的意见，抛掉等级的外衣，它与我们接受别人的意见是同一个意思。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别人的意见。这些段落对于纳谏的论述告诉我们，应该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人贵有自知之明，自身的缺点和错误，有时候自己很难发现，别人发现并指出来了，这是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绝不能因为别人的话不中听，或者认为别人的话揭了自己的短，而拒不接受。3．从课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是一个怎样的人？唐太宗是一位很英明的封建君主，他开创了“贞观之治”这样的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事局面，这与他的一些优秀品格是分不开的。从课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有着以下的品格：（1）勤于政事。他希望得到大臣的规谏，以匡救自己的过失，对此“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2）虚怀若谷。为了求谏，他放下架子，“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为了防止大臣因恐惧堵塞言路，“每有谏者”，纵使不合他的心思，也“不以为忤”。（3）宽厚体谅。对大臣进谏时的心情和处境表示理解，努力创造一种君臣相得的良好氛围。（4）处事谨慎。时常将前代帝王覆亡的教训挂在嘴边，提醒自己和大臣。即使在“闲居静坐”的时候，也在反省自己的行为，唯恐出了差错，“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古时谏者“及其满盈，无所复谏”，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朕所为事，若有不当，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目的在于不能防微杜渐，也要亡羊补牢。6专心爱心用心 6专心爱心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