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十则备课参考文化背景王国维（1877—1927），初名德桢，后改为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清华研究院开创之初的“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势力、学术思潮、人生理念剧烈动荡、冲突、融合的时代。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社会在经济和文化准备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向着畸形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转化，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思想界的动荡尤为突出，并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在多难的时代面前不断追寻着人生的真谛。22岁以前，王国维在家乡接受传统教育，为以后治文史、考据之学奠定了基础。但却不喜科场诗文，参加科举考试时“不终场而归”，表现出鄙薄功名、重情多思的人生志趣。1898年后，王国维来到上海，逐渐开始接触康德、叔本华哲学，对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又译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更是“大好之”，希望借助西方哲学来解决现实人生中的困惑。叔本华哲学的社会批判色彩、高扬生命意志的异端精神，和少年王国维求新求异的思想倾向相顺应，而二人在“悲观主义人生论”上的契合，对王国维此后的人生观、文学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浸染上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1905年，王国维完成了《红楼梦评论》，这是以西方哲学阐释中国小说的首次尝试，也是“红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论文。他以叔本华的哲学观点来分析阐述这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以“解脱为理想”的“宇宙之大著述”，并且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肯定《红楼梦》是能唤起“恐惧”和“悲悯”之情、“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的最高级的悲剧。此外，他还批评了旧红学派主观主义的索隐和臆断，提出了“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的文艺观点，可以说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之先声。当王国维发现自己醉心研究的哲学无助于解决现实人生困惑时，这位集诗人、哲学家气质于一身的学者把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学和史学，在诗词创作、文史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06年，王国维《人间词》问世，作为王国维生命底蕴的流露，精神生气的灌注，《人间词》给词的创作开辟了一条精微深美的“哲理化”境界之新道路。1908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作为王国维文艺哲学成熟的代表作，《人间词话》沿用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的形式，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观念和中国固有的诗、词、曲创作的丰富材料相结合，兴之所至，随感而发，仅于手定本略加编次，形成了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观点新颖、立论精辟的划时代论著。“境界”原为佛学上的术语。以“境界”论诗，始于唐代。如王昌龄《诗格》云，“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到明清两代，“境界”和“意境”已成为文学艺术评论中普遍使用的术语。王国维曾自诩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他所标举的“境界”，内涵丰富，既是指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又涉及到作者的体验、作品的表现、读者的感受等方面，与传统文论中的“意境说”有着根本的不同。如开篇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接着借用西方美学观念，依次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大境界，有小境界，有“隔”，有“不隔”，有“客观之诗人”，有“主观之诗人”，以及“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等一系列观点，为“意境”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可以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熔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于一炉，有助于人们以现代眼光去审视中国传统诗学，具有很高的价值。4专心爱心用心
撰著《人间词话》后，王国维开始将志趣转移到戏曲方面。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开创了一向不被旧时代学者重视的戏曲史研究，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道被郭沫若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鲁迅和王国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的人生志趣和治学方向再次转折，埋首于古文字、古器、古史的研究，在“国学”考据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但其政治态度日趋倒退。1923年，他欣然“应诏”北上，担任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4年11月溥仪被逐，王国维视为奇耻大辱，欲投御河自尽未遂。1927年6月，当北伐军进抵郑州，直逼北京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自杀。内容理解本单元所选十则《人间词话》，可分为三方面内容。第一则为总纲，冠于全书之首，作者开宗明义提出“境界”说，并高度概括境界的意义。作者以“境界”来论词的格调之高下，指出有“境界”则有“高格”，才能产生名句，并论及五代、北宋词高标独绝的缘由。可见在王国维心中，“境界”高于一切，在艺术创作中起决定作用。第二至六则，从不同角度论述“境界”问题。第二则从创作方法角度谈“造境”与“写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出“造境”与“写境”之分主要是由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所造成的。造境主要是由理想家按其主观“理想”虚构而成，离现实较远；“写境”则是由写实家按其客观“自然”描写而成，贴近于现实。“造境”即是“虚构之境”，“写境”即是写实之境。由于两种创作方法的不同，而造成两种不同的境界，文艺就分成了理想与写实两大派。二是进一步分析了两派的联系和渗透。指出“造境”并非是胡编乱造，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植根于客观世界；“写境”并非是照搬自然，而必须用审美理想对生活加以提炼、改造。实质上强调了艺术境界既要描写自然又要表现理想，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这一观点与我国传统的“虚实”论有关，并受到西方美学观的影响，较为精辟地论述了“写实”与“理想”两派（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派）的特点、区别和联系。第三、四则从主客体关系角度谈“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作者首先举例阐明什么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表现的是独立黄昏、惜春伤逝的“我”，面对着雨横风狂、落花飘零的“外物”而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写的是料峭春寒、杜鹃啼血、夕阳西下之景，在羁旅漂泊的“我”看来，一切外物都渗透着孤独、寂寞、无限凄婉之意。两诗的作者均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观察外物，并把这种感情投射到外物之上，是“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则都表现出心境完全融化在客观静穆的景物之中的浑然物化之境，诗人为外物所吸引达到忘我境界，外物以本来生机勃勃的面目呈现于诗人眼底，是“无我之境”。其次，作者进一步指出“有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我观物”，“于由动之静时得之”，结果给人的美感为“宏壮”。“无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物观物”，“于静中得之”，结果给人的美感是“优美”。可见，“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根据观物方式的不同及由此而产生的美感性质的不同来区分的。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所谓的“无我之境”并非指作品不带作者任何的主观感情及个性特征，而是指审美主体达到“宁静之状态”，全部沉浸于“外物”之中，达到物我合一的“优美”的境界。所谓“有我之境”，也不单是指感情强烈个性鲜明之境，而是指“我”的意识尚存，诗人不仅鲜明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且把它的色彩点染到所见的外物中，即“物皆著我之色彩”。4专心爱心用心
再次，王国维指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创造有难易之别。相对来说，人都有生活之欲，往往带着“我”的意志观物，作品总是带着主观色彩，所以“写有我之境者为多”；而能达到物我浑然境地的“无我之境”，就较为难得，“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不过，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乃“优美”与“壮美”之别，都能给人以美感。第五、六则从作者感受、作品表现的角度谈“境界”。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境界”是情与景的统一，即“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真景物、真感情是构成境界的两个要素。二是情景要真，即要有“真景物、真感情”。三是“真景物、真感情”应得到鲜明真切的表达，即“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前两点是从作者感受的角度阐述什么是“有境界”。王国维认为从作品的“原质”看，必须具备“情”“景”，且要“意与境浑”。而崇尚“真”则是王国维的一贯思想。他认为“真文学”应当不受功利的干预，做到景真、情真，而“情真”尤为重要，因为“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其次，王国维从作品表现的角度指出，作者观物写景，还需注意恰当表现，否则文不逮意，亦不能算“有境界”。如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字，张先《天仙子》“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的“弄”字，前者生动地渲染出生机勃勃的春景，游兴无限的情致；后者传神地表现出云开月出、花影婆娑之景，意外欣慰之情，都能把“真景物、真感情”表达得极真极活，所以着此两字，“境界全出矣”。综上，可见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乃是强调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第七至十则，谈论诗人的思想和艺术修养。第七则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艺术创作或学术研究的历程，把“境界说”与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指出一个诗人或学问家，必须要注意后天的修养，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并且具备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第一步，要志存高远，广泛涉猎，吸取前人的经验，独辟蹊径；第二步，要苦思苦想，孜孜以求，如追求热恋中的情人般无怨无悔；第三步，才是在上下求索中顿悟，犹如在人海中突然找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般豁然开朗，在艺术上或学术上做出独有的贡献。第八、九则把“境界说”与作家本身的内在修养结合起来，强调诗人应该有开阔的胸襟和卓越的见识，修身而成“大家”。一是以苏东坡、辛稼轩为例，指出苏词之所以好，在于超旷的襟怀；辛词之所以好，在于豪放激荡的气度。从而肯定创作者内在的胸襟气度决定了词的境界。二是推崇“大家”之作，指出“大家”具有与生俱来的内美气质，因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言辞脱口而出，率真自然，毫不虚伪作态，所以能写真景物、真性情、真境界，其作品也会达到沁人心脾，使人豁然开朗的境界。此处所言，揭示了境界各构成元素的特征。沁人心脾，指所抒之情应情深而动人；写景必豁人耳目，指所写之景应特征分明，生动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辞脱口而出，则指言语的自然真切。由此可见，王国维推崇苏、辛，注重人格的真切，看重内在的修养。这与中国古代美学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如叶燮《原诗》言：“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第十则把“境界说”与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方法结合起来。首先指出诗人要“入乎其内”，深入生活，才能获得丰富的创作材料，逼真地描绘生活，作品才有生气；又需“出乎其外”，超脱出来，“胸中无物”，从一定的高度观察生活，摆脱生活之欲，从而实现对审美对象的静观，写出深刻独到的内容。可见王国维注意到了艺术与生活的辩证关系，重视诗人的修养之途。其次，以周邦彦、姜白石为例，进行具体评判。他认为周邦彦的创作“能入不能出”，是因为周词“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但终因出物不够，而显得“意趣不高远”。说姜白石以后的词人既无出也无入，可能有些偏激，但南宋以后词坛的不振，与出入的不明是有关系的。《人间词话》节选部分以“境界”为核心，阐述了“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问题，广泛触及了主观与客观、景与情等美学问题。是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开创者。4专心爱心用心
此外，《人间词话》继承了传统诗话、词话的形式，说理形象，清新雅致，也值得借鉴。其形象化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善于引用古诗词名句来说理，形象生动。比如以冯延巳、秦观的词诠释“有我之境”，以陶渊明、元好问的词诠释“无我之境”；以宋祁、张先的名句表现言辞表达在营造境界中的效果；以晏殊、柳永、辛弃疾的词表现人生以及学问探索的“三境界”等。二是善于以典型作家为例，增强说服力。如以东坡、稼轩论胸襟，以美成、白石论“出”“入”等。三是善于对比说理，分析透彻，易于理解。如“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四是语言含蓄生动，浸透着诗人的真感情真性情，自有含蓄幽微之美，真切感人。问题研讨一、什么是“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者是否有高下之分？从作者所举例子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描绘的是落花飘零之景，在独立黄昏、惜春伤逝的“我”的眼中，外物被浸染上无可奈何的伤感。“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描绘的是春寒料峭、杜鹃泣血、夕阳西下之景，在羁旅漂泊的“我”眼里，外物呈现出孤独凄婉的色彩。可见，当主体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观察外物，并把这种感情投射到外物之上时所营造出来的境界，是“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描绘出一种心境完全融化在客观静穆的景物之中的浑然物化之境。可见，当诗人为外物所吸引而达到宁静忘我的状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外物，外物以本来生机勃勃的面目呈现于诗人眼底时，所营造出来的与物俱化的境界，是“无我之境”。从观物方式及审美感觉看，“有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我观物”，“于由动之静时得之”，给人“宏壮”的美感。“无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物观物”，“于静中得之”，给人“优美”的美感。两者的创造有难易之分，这是因为人很难完全忘却生活之欲而达到静穆的状态。所以“写有我之境者为多”，而能达到物我浑然的“无我之境”，就较为难得。但“优美”与“宏壮”是不同的美感，不必强分高下。二、文中八次提到“境界”，其内涵是否一致？应该怎样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内涵？不一致。第一则的“境界”，是总说。第五则提到“境界”，说明“情”也是构成境界的元素，而“有境界”的作品应该能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情景交融的艺术世界。第六则提到“境界”，具体说明“境界”应该得到真切生动的表现。第七则提到“境界”，是与人生体验结合起来，象征人生向前追求而有所得的不同精神状态。总体而言，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有时也称“境”，内涵不尽相同。有的指客观景物，有的指情，有的指两者的统一，有的指造诣程度，等等。但就作者感受、读者审美角度看，崇尚真切、情景交融应该是其主要内涵。三、作家应该怎样修养自身，才能写出有“境界”的作品？从第七则看，要志存高远，甘于寂寞；苦苦探索、执著追求。从第八、九则看，要有开阔的胸襟、真切深刻的见识，要有真性情。从第十则看，要能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并注意有所领悟。4专心爱心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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