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屋》教案1

《冥屋》教案课文研讨整体把握小时候家乡纸扎店老板糊“阴屋”，长大后大都市上海也在糊“阴屋”，作者通过今昔对比，抒发了对儿时东邻糊“阴屋”艺术的怀念，隐隐透露出对现代工业化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制度下的“艺术品”的不满。同样是糊“阴屋”，但在制作的态度、风格、时间、规格、价格等方面却有天壤之别：儿时东邻纸扎店老板在糊“阴屋”时，态度潇洒，从容不迫，十分悠游。糊成的阴屋，不过三尺见方，两尺高，但“一切都很精致，很完备”，尤其是“厅里的字画，他都请教了镇上的画师和书家”。因此，做出来的阴屋，“实在算得一件‘艺术品’了”，而这个“艺术品”的价格只有一块几毛钱。大都市上海的纸扎店糊“阴屋”，动员了大大小小十来个人，作战似的紧张了三个小时，在组织上、方法上都是地道的现代工业化。糊成的阴屋，“简直是上海式的三楼三底”，但只是机械地制作，全然没有了“艺术制作”的兴趣。而这些大规模的“阴屋”“船”“桥”“库”价值不菲，价值四百余元。这种制作的不同，给作者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儿时东邻的艺术化的糊“阴屋”让人喜欢，而且是“常常喜欢看”；而后者虽然期待着并“用了和儿时同样的兴味看着”，可是，这样的“工程”，恐怕再也不愿意看第二次了吧。问题探究如何理解文章最后“时代的印痕也烙在这些封建的迷信的仪式上”这句话？茅盾出生于1896年的浙江桐乡乌镇。这是一个颇有文化底蕴的小镇，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这时的手工业还保持了较原始的状态，所以给人艺术的感觉。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现代工业已经比较发达了，这种变化也体现在了纸扎业上，工业化、机械化的操作取代了以前的精工细作，更加追求规模和效益，更讲求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化。所以，作者说“时代的印痕也烙在这些封建的迷信的仪式上”。语言品味 为了突出大都市上海纸扎的现代工业化特色，作者在短短的篇幅里用了两个“精密”，四个“紧张”。“精密估计”写出了现代工业化作业的程式化，而“精密的分工”则说明了现代工业化作业的流水化；四个“紧张”形象地揭示了现代工业化作业忙碌、紧凑的特色，让人不禁想起了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的滑稽形象。“精密”“紧张”正是现代工业的特点，这种精密、紧张与儿时家乡的纸扎“艺术”的悠游从容形成了鲜明对比，套用作者的话，那就是“当真有天壤之差”。当然，现代工业化的纸扎也就失去了它“艺术”的美感。教学建议一、这篇散文描写了两种风格完全不同的纸扎工作，引导学生思考：文章是如何表现这些不同的？作者在对这些不同的描述中渗透了自己怎样的感情？二、文章最后一句“时代的印痕也烙在这些封建的迷信的仪式上”是一个阅读难点，可以适当补充相关的背景资料。三、如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仪式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比如用于丧葬的纸扎再度兴起，且纸扎的内容有了变化，由以前的纸人纸马等变为了现代的楼房、汽车、家用电器等。可以请学生搜集媒体上的有关报道，在班里进行一次现代的封建迷信批判会，反思这些活动复活的原因。四、纸扎艺术除用于丧葬仪式外，在民间还承担着烘托喜庆气氛等娱乐功能，可以让学生搜集有关资料、图片，亲手制作一些纸扎作品，或搜集、制作一些诸如剪纸等其他纸制手工作品，在班上举行一次纸艺汇展。参考资料丧祭与生死之义（陈平原）正因为生命是如此美好、如此值得留恋，人类才如此看重死亡，看重关于死亡的仪式。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同样，死亡属于我们也只有一次，实在不容等闲视之。古人讲礼，以丧祭为重点，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在丧祭二礼中，生死之义得到最充分的表现。故荀子曰：“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荀子·礼论》）死人有知无知，死后是鬼非鬼，这于丧祭二礼其实关系不大。墨翟批评儒家“执无鬼而学祭祀”（《墨子·公孟》），恰恰说到了儒家的好处。照儒家的说法，生人注重丧礼和祭礼，并非为了死者的物质享受，而是为了生者的精神安慰。即不忍心祖先或亲友就这样永远消失，靠丧祭来沟通生死人鬼，使生命得到延伸；也不妨理解为借丧祭标明生死之大限，提醒生者珍惜生命，完成生命。就好像佛教主张护生，实是为了护心；儒家主张重死，实是为了重生。“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荀子·礼论》），关键在于生者的感觉，死者并没有什么收益。说丧祭 之礼是做给生人看，虽语含讥讽，却也是大实话。只是丧祭之礼之所以不可废，一是“人情而已矣”（《礼记·问丧》），一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借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的话，一是“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一是“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前者注重其中个体的感受，后者则突出其在群体生活中的意义。后世谈丧祭者，也多从这两方面立论。儒家由注重丧祭之礼而主张厚葬，这固然可使个体情感得到满足，却因此“多埋赋财”，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墨子有感于儒家的“厚葬靡财而贫民”，故主张“节财薄葬”（《淮南子·要略》），虽有利于物质生产，可似乎过分轻视了人的精神感受。将厚葬薄葬之争归结为“反映阶级之分而外，还表现了唯心与唯物这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廖沫沙《身后事该怎么办？》），难以令人完全信服。现代人容易看清厚葬以及关于丧祭的繁文缛节的荒谬，落笔行文不免语带嘲讽；可难得体察这些仪式背后隐藏的颇为深厚的“人情”。夏丏尊讥笑送殡归途即盘算到哪里看电影的友人，真的应了陶渊明的说法“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袁鹰则挖苦披麻戴孝“泣血稽颡”的儿女们，“有点儿悲伤和凄惶是真的，但又何尝不在那儿一边走一边默默地计算着怎样多夺点儿遗产呢”（《送葬的行列》）。至于烧冥屋、烧纸钱及各种纸制器物的习俗，则被茅盾和叶圣陶作为封建迷信批判，以为如此“多方打点，只求对死者‘死后的生活’有利”，未免愚昧荒唐（《冥屋》《不甘寂寞》）。其实古人早就意识到死后生活的虚妄，之所以还需要这些象征性的生活用具，只不过是用来表达生者的愿望和情感。《礼记·擅弓》称：“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备物”见生者之感情，“不可用”见生者之理智。反之，“不备物”则死者长已生者无情，“备物而可用”则生者徒劳死者无益。当然，世人中真正领悟这些丧祭仪式的精神内涵者不多，黎民百姓颇有信以为真或逢场作戏者。千载以下，更是仪式徒存而人心不古。在接受科学思想不信鬼神的现代人看来，不免徒添笑料。可是，我以为，可以嘲笑愚昧麻木的仪式执行者，而不应该责备仪式本身──在种种现代人眼中荒诞无稽的仪式后面，往往蕴藏着先民们的大慈悲，体现真正的人情美。也就是周作人说的：“我们知道这是迷信，我确信这样虚幻的迷信里也自有美与善的分子存在。”（《唁辞》）体验这一切，需要同情心，也需要一种距离感。对于执著于社会改造者，民众之不觉悟与葬仪之必须改革，无疑更是当务之急，故无暇考虑仪式中积淀的情感，这完全可以理解。不过，颂扬哲人风度，提倡豁达的生死观，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要丧祭之礼。具体的仪式当然应该改革，可仪式背后的情感却不应该丢失。胡适主张删除“古丧礼遗下的种种虚伪仪式”和“后世加入的种种野蛮迷信”，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完全忘却死者，而是建立一种“近于人情，适合现代生活状况的丧礼”（《我对于丧礼的改革》）。 对于那些辛苦一场然后飘然远逝的先人们，生者难道不应该如李健吾所描述的，“为了获得良心上的安息，我们把虔敬献给他们的魂灵”？（《大祭》）表达感情或许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生者借此理解人类的共同命运并获得一种真正的慈悲感与同情心。当年冯至在异国山村记录的四句墓碣诗，其实并不如他说的那般“简陋”，甚至可以作为整个人类丧祭礼仪的象征：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山村的墓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