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散文集私人大事排行榜这半个世纪留给了我们些什么？你能说出这半个世纪对你而言的一件或十件大事吗？当然，当你收到这份组稿函时，你就已经知道这里所谓的“大事”，纯粹是就个人的思想经历而言的。——引自《1999独白》组稿函一、于我而言，本世纪下半叶的头一件大事，自然是我的出生。因为这是一切于我而言的经验和意义（包括“本世纪下半叶”这样一个概念）的前提，是独白的不容商量的出发点。由于我的出生，世界开始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被观察，历史以一个前所未有的编排被理解，意义以一次前所未有的情感被询问。尽管这对他人来说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对历史来说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小小颤动，但那却是我的全部——全部精神际遇的严峻。佛家有一说：杀一生命，等于杀一个世界。那么，一个生命的出生也就是一个世界的出生了，任何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有一年，由报纸传来了一个消息：地球上已经活着五十亿个人了。我不曾计算这是第几件，但是我立刻相信这是一件大事：五十亿个世界中有多少被忽略的严峻呢？但可以肯定，五十亿个世界之间，有着趋
近无限的相互沟通的欲望。二、沟通的欲望，大约可以算作第二件大事。当出生不由分说地把我局限在纷纭历史和浩瀚人群中的一个点上以来，我感到，我就是在这样的欲望中长大的；我猜别人也会是这样。我说“大约可以算作第二件大事”，是因为我预料这可能还是最后一件大事：这个欲望会毫不减弱地跟随我，直到生命的终点。然而，沟通的欲望，却暗含了沟通的悲观处境：沟通既是欲望和永远的欲望，这欲望就指示了人之间的阻障和永远的阻障。人所企盼的东西必不是已经成为现实的东西，人之永久的企盼呢，当然就表明着永久的不可实现。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次文学谈论会，题目就是“沟通，……”，但就在这样一个美好的题目下，语言这个老奸巨滑的魔术家（抑或水性杨花的风流娘们儿）略施小计，就把一群安分与不安分的作家搞得晕头转向。我看见：语言的阻障，就像语言的求生一样坚强。我听见：同操汉语的讨论者们，谁也没有真正听懂谁的话，在几乎每一个词上都发生不止一个误解。我感到：这些误解是解释不清的，至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解释清楚，因为在解释过程中，你不得不又去求助那些狡猾的语言，继续繁衍同样多的误解。那一刻，我对语言甚至有了鲁迅对阿Q的那种情绪：怒其不争，怜其不幸。确实，人一直是在解释的路上，且无尽头。事实上，未必是我们在走路，而是路在走我们，就像电路必要经由一个个电子元件才成其为一个完整的游戏。上帝在玩其莫测高深的“电路”，而众人看那游戏，便有了千差万别的指向或意味。写作（或文学）自然也就是这样，唯一可能的共识就是这条路的没有尽头，而每个路口或路段都是独特的个人的命运，其不可替代性包含着相互不可彻底理解的暗示。沉默就常常是必要的。沉默可以通向有声有形的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就像浪，舒缓下来，感悟到了水的深阔、水对浪的包容、水于浪的永久的梦想意义。三、因此梦想成为第三件大事。但并不是第三等大事——好比排在元帅之后的上将，不梦想也是元帅，第三位元帅倒可能是最能征善战的一位。沟通，在现实那儿不受重用，便去投在梦想的麾下。想一想，人可能实现的事物都有什么呢？无外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劳作与繁衍。而这一切，比如说荒野上的狼群和蜂族也都在一一执行，代代相传。一旦破出这个范围，则必发现：已是梦想的领地。想一想吧：果腹之后的美食，御寒之外的时装，繁殖之上的爱情，富足之下的迷茫，死亡面前的意义，以及眺望中的远方，猜测中的未来，童年的惊奇与老年的回忆……人更多的时候是在梦想里活的。但人却常常忘恩负义，说梦想是最没有用处的东西。“作梦！”——这不是斥责便是嘲讽，否则是警告。但是，倘无梦
想——我曾在另外的地方写过类似的话——人又是什么呢？电脑？机器？定理？程序？布设精确的多米诺骨牌？仪态得体的五十亿蜡像？由于电脑的不可一世，我们终于有机会发现，人的优势只有梦想了。有了梦想，人才可以在无限的时空与未知的威慑下，使信心得着源泉，使未来抱住希望，使刻板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有其变化万千的可能。简而言之，它有无限的未知，我有无限的知欲；它有无限的阻障，我有无限的跨越阻障的向往；它是命定之规限，我是舍命之狂徒。这就是可尊可敬的梦想，是梦想可以欢笑的理由。在没有终点的路上，可否说，沟通（以及一切属于精神的向往）已在梦想中实现了呢？但不是实现了，而是实现着。永远地实现着，不是更好么？我时刻感到，梦想是人生唯一乐观的依仗，尽管你也可以说这里面藏着无可奈何的因素。但是若问：梦想终于把我们送去何处？这就显得有点智力迟钝，它既无终点，当然是把我们送去对梦想的梦想，送去对梦想的爱戴与跟随。四、关于梦想的意义，没有谁比加斯东·巴什拉在其《梦想的诗学》（刘自强译）中说得更好。我信手捡几句抄在这里（抄它，本身就有一种梦想的快乐）：面对真实的世界，人们能在自己身上发现那忧虑的本体存在。那时他们感觉到被抛到世界上，被抛到消极无人性的世界里，这时的世界是杳无人性的虚无。这时，我们的现实机能使我们不得不去适应现实，不得不把自己作为某种现实建立起来……但是梦想就其本质而言，不正是要把我们从现实的机能中解放出来吗？由于非现实机能的巧妙性，我们通过想象回到信任的世界，有自信的生存世界，梦想固有的世界。爱是两种诗情的相逢，两种梦想的融会……两颗孤独心灵的梦想滋润着温馨的爱情。一个对爱的激情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人在爱情的表达中只能看到一种窠臼。但是伟大的激情仍然从伟大的梦想产生。如果将爱情与其整个非现实的性质相分离，那么爱情的现实性便会被破坏殆尽。童年持续于人的一生，童年的回归使成年生活的广阔区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当梦想为我们的历史润色时，我们心中的童年就为我们带来了它的恩惠。必须和我们曾经是的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从这种生活中人们得到一种对根的认识，人的本体存在这整棵树都因此而枝繁叶茂。记忆是心理的废墟，是回忆的旧货铺。应该重新对我们的整个童年进行想象。在重新想象童年时，我
们有可能在孤独孩子时的梦想生活本身之中再发现这一童年。因此，让我们不按数字去梦想，梦想我们的青年时代、童年时代。啊！这些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内在的千年如此古远！那属于我们的，在我们身心中的千年，几乎行将吞没先于我们的存在！当人深入梦想时，会永远无休止地开始。对宇宙的梦想使我们离开有谋划的梦想。对宇宙的梦想将我们放在一个天地中而不是一个社会里。……那会是一种心灵状态……那是整个心灵与诗人的诗的天地的全盘表露。想象力致力于展示未来。它首先是一种使我摆脱沉重的稳定性羁绊的危险因素。……这些遐想拓宽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并使我们对宇宙充满信心。是啊，尽管很快乐，但是不能再抄了，否则这篇文章到底算谁写的呢？——这是一个挺无聊的现实概念，但你不能不记住它，因为我们不得不把自己作为某种现实建立起来。五、电脑是一件大事吗？暂时还不是，它还只是一种很好用的小机器。但它将来也许是，倘其也有了梦想那才真正是一件大事。要是它有一天梦想着消灭人的梦想，试图与我们调换一下位置，那才是一件可怕的大事。它又吟诗又作画又谈情说爱，而我们呆在一个小箱子里被标明型号被叫作“信息高速公路”，那事儿可就大了。我们唧唧吱吱地在地上跑，唧唧吱吱地在太空中传递，被压扁成为图像，被抻长成为数据，被拷贝得千篇一律，被贮存得规规矩矩，被调动得奴颜婢膝，然后我们损坏，过时，成为有害的垃圾去污染上帝的田园……不见得没有这样的危险。记不得从本世纪下半叶的哪一天起了，信息成千上万倍地增殖，成千上万倍地加速，在人的大脑里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广告词顶替着儿歌，股市情报充当起神话，童年成了游戏机的赞助人，晚年成了电视机的守望者，而人们还在喜气洋洋地奔走相告：“信息就是财富”，“未来的天下乃信息之天下”，“谁占有的信息越多，谁就越是这世界上的强者（强过，强族，强商，强集团，强男人与强女人）”。这样下去，生性好强的人们，为什么无限的信息不可能把你们有限的大脑占满呢？凭什么去指望它们善良厚道，不把你们的梦想删除，不把你们生命的神奇篡改呢？
危言耸听！——很高兴听见这样的呵斥。为了它永远有理由遭此呵斥，本世纪下半叶的大事记中，应该保留这类耸人听闻的危言。事实上那类很好用的小机器已经开始不把我们当人了。比如：它们才不想把体育奉为人之梦想的仪式呢，它们才不想把艺术辟为心之沟通的无限机会呢，它们只想把我们好歹归置进程序里去，发射到利润里去，把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一律推行为广告的宿主。据说猴子是因为懒怠下树而终未取得做人的机会，我常猜想：耗子呢？耗子准是因为被信息挤掉了梦想而将做人的机会得而复失的。耗子们，无论攫食、安居、衍子、预警、备荒、避险、扩张……其能力之高妙，不能不使人相信它们有着卓越的信息交通，与人相比它们只是搞丢了梦想（鬼知道丢到哪儿去了），故而它们一味盯住地上，从不看天一眼。六、因而想到一件事，不知算大算小。有一回我冲口说出：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在场的人撇嘴或喷饭，嘲笑：这不过是一个无聊的调侃。我一时糊涂，也就犹豫。当时我真该多想一想：此一相信与彼一嘲笑之间的差别，或此一无聊与彼一英明之间的差别，难道是人与猪之间可能有的差别？这岂不正是我之相信的确切证据吗？我绝没有想说谁是猪的意思，也许倒是我长了一份猪脑子。大约没有人会反对：人与猪的差别，根本在于人思想，猪不思想。至于其他官能，人与猪则大同小异（听说，已有人试图把猪的、除大脑以外的器官往人身上移植了。我感觉他们会成功）。那么就是说，只要证明能思想与思想的差别大于思想与不思想的差别，也就证明了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了。可这还需要证明吗？不思想的猪固定为人间的一道大菜，而思想却是思想永远摸不透的邻居，人才是人的无常处境。举个例子：人喂猪，猪顶多以为那是爱它，绝不会有人的灵动，猜这未必不是个圈套。猪以其肉喂人呢，猪惟其遭一回惊吓或一阵冤屈，断不会生出“奉献”之类豪情或“苦肉”之诡计。再举几例，你想绕过一面墙，绕就是了，目测好它的长宽高不去碰它就好，它以其长宽高表明它对你的全部阻碍，绝不至于中途变卦。你想躲开一棵危然欲倾的树，只要看它倾倒的方向即可以平安，不必像逃避一条人间大棒，到底搞不清它从上下左右何处下手。如是等等。这当然不是说，我就相信人不如猪好，进而去发“当人不如当猪”的牢骚。我只是说，人之复杂的欲念，乃由上帝之复杂嗜好所牵动，绝非人的自以为足够复杂的智力可以全知，别以为有什么伟大的公式、主义或旗手，可以令其交出全部秘密。老子——我以为那是他在表扬人的时候——说：知不知为上。浪漫些想：若在天国的动物园，有一栏叫作人的生物展出，诸神会否送给他们一个俗称呢？如果送，料必就是这“知不知”，相仿于麋鹿的俗称是“四不像”。但是，听“知不知”们讨论起随便什么问题（比如文学）来，你又会觉得，单此一个“知不知”远不
够概括这一物种的特点，完全有必要（王朔先生已经留意到的）写有“动物凶猛”的地方，换上尼采先生的发现：权力意志。确实，其凶猛盖由于此。因为，你慢慢听吧，那里面常常只有一句话：（文学，或者随便什么）当如此，不当如彼，如此者当助其昌隆，如彼者则莫如早早扼其于摇篮。当然，人有这样自由地思想与表达的权利，但幸好止于权利，倘变成权力呢？尤其要是在灿烂的旗帜上飘舞呢？这样的时候，我就更加地相信了：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以及这样一种警醒多么有益于心情的健康。文思之不同，恰如命运之大异，怎么能把它们捆到一条路上去呢？你比上帝高明吗？潇洒一生的人看不懂坎坷一世的心，屡屡遭殃的命进入不了好运频逢者的联翩妙想，人之间有着无形的永固的墙。人们都是在一条条无形且永固的巷子里走，大多时候，其情其思隔墙隔巷老死难相往来。世界真大，墙与巷多到不可计数。世界其实小，谁若能摸住三五面墙走进三五条巷也就不坏。这世界真是很糟糕吗？但上帝造它的时候，看这是好的，才这样成了。上帝却让通天塔不成，——这肯定是一个伟大的寓言：人的思路一旦统一，人就要变成魔鬼手中的小机器了。这大约，不，这肯定是上帝与魔鬼的一次赌博：上帝说他创造的是一场无穷无尽、美不胜收的舞蹈；魔鬼说不，你等着看我怎么把他们变成一群呆头呆脑、丑不堪言的小玩偶吧。七、有两件似乎很大的事，我百思而终未得到哪怕稍稍可爱以满意的回答。其一：人应该更加崇尚理性呢，还是更尊重激情（最勇敢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呵，山楂树呀，请你告诉我。）？最好是鱼与熊掌兼得——但这不是回答。理性之为理性，就因为它要限制激情，继而得寸进尺还会损害激情、磨灭激情。激情之为激情，就因为它要冲破理性，随之贪得无厌还要轻蔑理性甚至失去理性（山楂树下统共这么两位可爱的青年，你到底要哪一个？）。但是你抛弃哪一个都不可能，首先（姑娘呵）你忧郁地想念（他）它们，这就是激情；其次，你犹豫不决地选择，这就是理性。是呀，没有激情，人原地不动地成了泥胎，连理性也无从发展；丧失理性，人满山遍野地跑成兽类，连激情的美妙也不能发现、不能享受。这便如何是好？我想：姑娘她这么苦着，真是理性的罪行，否则她闭上眼睛去山楂树下摸一个回来，岂不省事？我又想：姑娘这么苦着，实乃激情的作恶，否则她颈套上一串珠子远远地躲开山楂树，不就结了？或者我还想：这完全是那两个青年的责任，他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坚具理性慨然告退，而另一个饱富激情冲过来把姑娘抱回家去！——但这无论是对姑娘，对两个青年，还是对我自己，都像似什么也没回答。其二呢：人应该保留欲望呢，还是应该灭断欲望？不要欲望，亿万泥胎实际就已经掉进魔鬼的陷阱，甚至比这还要糟。鸟不叫云不飞，风不动心不摇，恶行灭尽善念不生，没有欲望则万物难存，甚至宇宙也
不再膨胀，那是什么？有一种说法：那是一种凡夫俗子无从想见的美妙世界。——但是，这已经动了欲望，不过更为奢侈些罢了。看来还是得大大方方地保留欲望。可是，欲望不见得是一种甘于保留的东西，欲望之为欲望，注定它要无止境地扩展。但是，看看河流已经让它弄成了什么吧，看看草原、森林、土地和空气……都让它作践成了什么？地球千疮百孔空乏暗淡已经快被榨干了！那么，保留欲望的同时限制欲望，如何？呵，这是不是又回到“其一”的逻辑里去了？限制的边界划到哪儿，划到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就是说，欲望应该到什么地方停下，什么时候截止呢，止以后呢，咱们干吗？咱们可不是一群傻瓜，能把一件玩具来回来去玩上一辈子。咱们总是要看看边界（不管什么边界）之外的奇妙。看看就够了？不行，还要拿来。拿来就够了？不行，我们总是看见边界就总是想越过边界。有人说：远游或探险，与窃盼外遇同出一源。又有俗话：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真是真是，谁会爱一个没有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欲的呆子呢？呆子不坏但不可爱，聪明的家伙可爱但可能坏，女人们的这份难处很像上帝的难处：把地球给泥胎去做花园呢，还是请欲望横生的人们去把它变成垃圾站？八、我以为我终于听懂了人性恶。说“人之初性本善”，恶行都是后天土壤的教唆，这很像是说种瓜得豆，种豆得海洛因。人性恶，当然也并非是说，人这种坏东西只配铲除，而是说人性中原就埋着险恶。还说“权力意志”吧。陈鼓应先生宁可把它译为“冲创意志”，认为尼采的本意是指人的创造力，而不是指世俗的权力，并引了尼采的原话，证明他是蔑视权势。而章国锋先生相信还是“权力意志”译得正确，说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一种无法遏止的追求权力和占有的欲望。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是世界的本质和存在的基础”。说“事实上，尼采所说的权力不仅指世俗权力，更重要的是指精神权力，即在精神上压倒、征服别人，从而取得控制、支配、统治别人的权力”。尼采的原意到底是什么，当是专家的讨论，我没有资格作判断。但我注意到了章国锋先生的这一句话：“维持生存、追求发展和渴求控制异体是权力意志的两种本质。”我倾向这句话。于是想到：我们赞美梦想，崇尚创造，同时提防欲望，但梦想、创造和欲望实为同一母胞。我虽然相信尼采的原意是要鼓动人的创造与超越，但“冲创”的本性中肯定携带了“权势”的基因。记得西川有一首诗，写笼中之豹的美丽生动，我已记不得原句，但我记住了那很像是人性的注脚与警示：绚耀的皮毛，浪动的脚步，敏捷的眸光贮满勃勃生气，但是别忘了铁栏——千万别忽略它。否则，我们如何走去看那美丽与生动呢？要么把它关进笼中，要么把自己关进笼中，走近它，中间隔着铁栏，去看它，赞美它和倾向它。否则，我们若不想成为猎物，就只好去作杀手。战争的概念，绝不限于刀枪与火药、导弹与核武器——比这悠久并长命的战争是精神的歧视、心灵的
戕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那个“我”，即这类战争的受害者与继承人。本世纪末，有“话语霸权”的消息传来，有新一轮的反抗热情兴起，但慢慢听去，都还是来自“控制异体”的古老恨怨。九、于是我又碰见一件想不大懂的大事——“价值相对主义”。是呀，如果价值真理是绝对的、独尊的，它一向都应该由谁来审查和发布呢？霸主的宝座虚位以待，众人有幸可以撞上一位贤哲，倘事不凑巧，岂不又在魔鬼掌中？何况——“价值相对主义”说——真理压根儿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一地也彼一地也，或时过境迁，或入乡随俗，绝难以一盖全。譬如：西方有西方的价值理想，东方有东方的传统信念，凭什么要由你或者他说了算？可是我却总也想不明白：西方是谁？东方又是谁呢？西方有很多国度有若干亿人，东方也有很多民族有若干亿人，一国又有若干省，一省又有若干市、县……如此仔细地“相对”下去，只好是每人一面旗，各行其是去吧。我有时觉得应该赞成这样的主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本来就是别人管不了的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惬意的活法，本来就不该遭受谁的干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情，虽可能有失恋的苦果，但绝不容忍谁来包办一份“甜食”。但我又想，这肯定行不得长久。孤独的旗上早晚还要飘起沟通的渴望，便是玄奥的禅语，不也还是希望俗众悟出其公案的含义？各行其是的人们呢，终于还会像最初那样谋求协作，但协作必要有规则，而规则的建立能不赖于价值的共识？人呀，这可是在上帝的园中跳那永恒的舞蹈呢？还是中了魔鬼的符咒，在宇宙中这块弹丸之地疯牛一样地走圈儿？十、大事很多，愚钝如我者，没弄懂的，弄不懂的，以及没弄懂而自以为弄懂了的大事就更多。但按“排行榜”的惯例，以十为限。那就把最后的机会用以说明：在各种大事上，我是乐得让别人开导乃至教训一顿的。当然这不意味着盲从，在没听懂别人的意思之前，我还得保留自己的糊涂，总也听不懂呢，就只好愚顽不化——这像是没有第二种逻辑可供替换的事。跟好多人一样，我是想说话的，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也想听别人的话，甚至想听自己不喜欢的话。我很可能既是一个“价值相对主义者”，又是一个“非价值相对主义者”。比如：爱情，——这件事我固执己见，不听外人劝告，我相信劝告者并没有弄懂我是怎么一回事，否则他就不会劝告。再比如：还是爱情，——这件事你又不能一意孤行，必得听懂对方的意思，倘对方说——“请你走开”，而你偏偏闭目自语——“这不是我的习惯”，岂不是要把一番好意弄成了性骚扰？是呀，爱情，真是妙，这是你个人的不容干涉的梦想，但其中又必要有一个他者，他者的必要恰说明对话的必要，否则爱情倒又是为哪般？看过许纪霖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很长，但记得其中有“独白，还是对话”之句。于是想：在爱情中正如在人间，便是独白，也仍是对话的结果与继续。
所以我知道，沟通是我至死是欲望，虽然它总在梦想之域跋涉。所以，我又知道：永存梦想的人间，比全是现实的世界，更能让我坦然对死——这就像你在告别故乡的时候，是仍然怀念她，还是已经不想再来。1996年9月7日我的梦想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虽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我不光喜欢看足球、篮球以及各种球类比赛，也喜欢看田径、游泳、拳击、滑冰、滑雪、自行车和汽车比赛，总之我是个全能体育迷。当然都是从电视里看，体育馆场门前都有很高的台阶，我上不去。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好了，我早晨一睁眼就觉得像过节一般，一天当中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想着它，一分一秒都过得愉快。有时我也怕很多重大比赛集中在一天或几天（譬如刚刚闭幕的奥运会），那样我会把其他要紧的事都耽误掉。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我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是由谁保持的，保持的时间长还是短。譬如说男子跳远纪录是由比蒙保持的，20年了还没有人能破，不过这事不大公平，比蒙是在地处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这八米九零的，而刘易斯在平原跳出的八米七二事实上比前者还要伟大，但却不能算世界纪录。这些纪录是我顺便记住的，田径运动的魅力不在于纪录，人反正是干不过上帝；但人的力量、意志和优美却能从那奔跑与跳跃中得以充分展现，这才是它的魅力所在，它比任何舞蹈都好看，任何舞蹈跟它比起来都显得矫揉造作甚至故弄玄虚。也许是我见过的舞蹈太少了。而你看刘易斯或者摩西跑起来，你会觉得他们是从人的原始中跑来，跑向无休止的人的未来，全身如风似水般滚动的肌肤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自由的歌。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他身高一米八八，肩宽腿长，像一头黑色的猎豹，随便一跑就是十秒以内，随便一跳就在八米开外，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轻捷、富于韵律，绝不像流行歌星们的唱歌，唱到最后总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不怕读者诸君笑话，我常暗自祈祷上苍，
假若人真能有来世，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有刘易斯那样一副身体就好。我还设想，那时的人又会普遍比现在高了，因此我至少要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那时的百米速度也会普遍比现在快，所以我不能只跑九秒九几。写小说的人多是白日梦患者。好在这白日梦并不令我沮丧，我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史铁生太令人沮丧，才想出这法子来给他宽慰与向往。我对刘易斯的喜爱和崇拜与日俱增，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想若是有什么办法能使我变成他，我肯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我来世能有那样一个健美的躯体，今天这一身残病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够的报偿。奥运会上，约翰逊战胜刘易斯的那个中午我难过极了，心里别别扭扭别别扭扭的一直到晚上，夜里也没睡好觉。眼前老翻腾着中午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在向约翰逊欢呼，所有的旗帜与鲜花都向约翰逊挥舞，浪潮般的记者们簇拥着约翰逊走出比赛场，而刘易斯被冷落在一旁。刘易斯当时那茫然若失的目光就像个可怜的孩子，让我一阵阵地心疼。一连几天我都闷闷不乐，总想着刘易斯此刻会怎样痛苦；不愿意再看电视里重播那个中午的比赛，不愿意听别人谈论这件事，甚至替刘易斯嫉妒着约翰逊，在心里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说明还是刘易斯最棒；自然这全无济于事，我竟似比刘易斯还败得惨，还迷失得深重。这岂不是怪事么？在外人看来这岂不是精神病么？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一个美的偶像被打破了么？如果仅仅是这样，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阵再去竖立起约翰逊嘛，约翰逊的雄姿并不比刘易斯逊色。是因为我这人太恋旧，骨子里太保守吗？可是我非常明白，后来者居上是最应该庆祝的事。或者是刘易斯没跑好让我遗憾？可是九秒九二是他最好的成绩。到底为什么呢？最后我知道了：我看见了所谓“最幸福的人”的不幸，刘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义动摇了继而粉碎了。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假若刘易斯不能懂得这些事，我相信，在前述那个中午，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在百米决赛后的第二天，刘易斯在跳远比赛中跳出了八米七二，他是个好样的。看来他懂，他知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我不敢说刘易斯就是这样，但我希望刘易斯是这样，我一往情深地喜爱并崇拜这样一个刘易斯。这样，我的白日梦就需要重新设计一番了。至少我不再愿意用我领悟到的这一切，仅仅去换一个健美的躯体，去换一米九以上的身高和九秒七九乃至九秒六九的速度，原因很简单，我不想在来世的某一个中午成为最不幸的人；即使人可以跑出九秒五九，也仍然意味着局限。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又有一个了悟了人生意义的灵魂，我希望二者兼得。但是，前者可以祈望上帝的恩赐，后者却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取。我的白日梦到底该怎样设计呢？千万不要说，倘若二者不可兼得你要哪一个？不要这样说，
因为人活着必要有一个最美的梦想。后来知道，约翰逊跑出了九秒七九是因为服用了兴奋剂。对此我们该说什么呢？我在报纸上见了这样一个消息，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我们都会欢迎他，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这几句活让我感动至深。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了残疾的人，比对肢体有了残疾的人，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吗？1988年好运设计要是今生遗憾大多，在背运的当儿，尤其在背运之后情绪渐渐平静了或麻木了，你独自呆一会儿，抽支烟，不妨想一想来世。你不妨随心所欲地设想一下（甚至是设计一下）自己的来世。你不妨试试。在背运的时候，至少我觉得这不失为一剂良药——先可以安神，而后又可以振奋，就像输惯了的赌徒把屡屡的败绩置于脑后，输光了裤子也还是对下一局存着饱满的好奇和必赢的冲动。这没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好吗？无非是说迷信，好吧，你就迷信它一回。无非是说这不科学，行，况且对于走运和背运的事实，科学本来无能为力。无非说这是空想，这是自欺，这是做梦，没用。那么希望有用吗？希望是不是必得在被证明了是可以达到的之后才能成立？当然，这些差不多都是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哪想得起来这么多废话？背了运的时候只是想走运有多么好，要是能走运有多好。到底会有多好呢？想想吧，想想没什么坏处，干吗不想一想呢？我就常常这样去想，我常常浪费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蠢事。我想，倘有来世，我先要占住几项先天的优越：聪明、漂亮和一副好身体。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人一生下来就有走运的和不走运的。譬如说一个人很笨，这该怨他自己吗？然而由此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却完全要由他自己负责——他可能因此在兄弟姐妹之中是最不被父母喜爱的一个，他可能因此常受教师的斥责和同学们的嘲笑，他于是便更加自卑、更加萎顿，饱受了轻蔑终也不知这事到底该怨谁。再譬如说，一个人生来就丑，相当丑，再怎么想办法去美容都无济于事，这难道是他的错误是他的罪过？不是，好，不是。那为什么就该他难得姑娘们的喜欢呢？因而婚事就变得格外困难，一旦有个漂亮姑娘爱上他却又赢得
多少人的惊诧和不解，终于有了孩子，不要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希望孩子千万别长得像他自己。为什么就该他是这样呢？为什么就该他常遭取笑，常遭哭笑不得的外号，或者常遭怜悯，常遭好心人小心翼翼地对待呢？再说身体，有的人生来就肩宽腿长潇洒英俊（或者婀娜妩媚娉娉婷婷），生来就有一身好筋骨，跑得也快跳得也高，气力足耐力又好，精力旺盛，而且很少生病，可有的人却与此相反生来就样样都不如人。对于身体，我的体会尤甚。譬如写文章，有的人写一整天都不觉得累，可我连续写上三四个钟头眼前就要发黑。譬如和朋友们一起去野游，满心欢喜妙想联翩地到了地方，大家的热情正高雅趣正浓，可我已经累得只剩了让大家扫兴的份儿了。所以我真希望来世能有一副好身体。今生就不去想它了，只盼下辈子能够谨慎投胎，有健壮优美如卡尔·刘易斯一般的身材和体质，有潇洒漂亮如周恩来一般的相貌和风度，有聪明智慧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般的大脑和灵感。既然是梦想不妨就让它完美些罢。何必连梦想也那么拘谨那么谦虚呢？我便如醉如痴并且极端自私自利地梦想下去。降生在什么地方也是件相当重要的事。二十年前插队的时候，我在偏远闭塞的陕北乡下，见过不少健康漂亮尤其聪慧超群的少年。当时我就想他们要是生在一个恰当的地方他们必都会大有作为，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必定成就非凡。但在那穷乡僻壤，吃饱肚子尚且是一件颇为荣耀的成绩，哪还有余力去奢想什么文化呢？所以他们没有机会上学，自然也没有书读，看不到报纸电视甚至很少看得到电影，他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便只可能遵循了祖祖辈辈的老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夏忙冬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如常地流逝，然后他们长大了，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才华逐步耗尽变作纯朴而无梦想的汉子。然后，可以料到，他们也将如他们的父辈一样地老去，唯单调的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注定的痕迹。而人为什么要活这一回呢？却仍未在他们苍老的心里成为问题。然后，他们恐惧着、祈祷着、惊慌着听命于死亡随意安排。再然后呢？再然后倘若那地方没有变化，他们的儿女们必定还是这样地长大、老去、磨钝了梦想，一代代去完成同样的过程。或许这倒是福气？或许他们比我少着梦想所以也比我少着痛苦？他们会不会也设想过自己的来世呢？没有梦想或梦想如此微薄的他们又是如何设想自己的来世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我的来世不要是他们这样，千万不要是这样。那么降生在哪儿好呢？是不是生在大城市，生在贵府名门就肯定好呢？父亲是政绩斐然的总统，要不是个家藏万贯的大亨，再不就是位声名赫赫的学者，或者父母都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你从小就在一个倍受宠爱倍受恭维的环境中长大，呈现在你面前的是无忧无虑的现实，绚烂辉煌的前景，左右逢源的机遇，一帆风顺的坦途……不过这样是不是就好呢？一般来说这样的境遇也是一种残疾，也是一种牢笼。这样的境遇经常造就着蠢材，不蠢的概率很小，有所作为的比例很低，而且大凡有点水平的姑娘都不肯高攀这样的人；固然他们之中也有智能超群的天才，也有过大有作为的人物，也出过明心见性的悟者，但毕竟概率很
小比例很低。这就有相当大的风险，下辈子务必慎重从事，不可疏忽大意不可掉以轻心，今生多难来生再受不住是个蠢材了。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生在一个介于此二者之间的位置上怎么样？嗯，可能不错。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这样的位置怎么样？嗯，不错。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这位置如何？嗯！不错，好！既有博览群书并入学府深造的机缘，又有浪迹天涯独自在社会上闯荡的经历；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可好？好。确实不错。好虽好，不过这样的位置在哪儿呢？在下辈子。在来世。只要是好，咱可以设计。咱不慌不忙仔仔细细地设计一下吧。我看没理由不这样设计一下。甭灰心，也甭沮丧，真与假的说道不属于梦想和希望的范畴，还是随心所欲地来一回“好运设计”吧。你最好生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家庭。也就是说，你父亲是知识分子但千万不要是那种炙手可热过于风云的知识分子，否则，“贵府名门”式的危险和不幸仍可能落在你头上：你将可能没有一个健全、质朴的童年，你将可能没有一群浪漫无猜的伙伴，你将会错过唯一可能享受到纯粹的友情、感受到圣洁的忧伤的机会，而那才是童年，才是真正的童年。一个人长大了若不能怀恋自己童年的痴拙，若不能默然长思或仍耿耿于怀孩提时光的往事，当是莫大的缺憾，对于我们的“好运设计”，则是个后患无穷的错误。你应该有一大群来自不同家庭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作你的朋友，你跟他们一块认真地吵架并且翻脸，然后一块哭着和好如初。把你的秘密告诉他们，把他们告诉给你的秘密对任何人也不说，你们订一个暗号，这暗号一经发出你们一个个无论正在干什么也得从家里溜出来，密谋一桩令大人们哭笑不得的事件。当你父母不在家的时候，随便找个理由把你的好朋友都叫来——比如说为了你的生日或为了离你的生日还差一个多月，你们痛痛快快随心所欲地折腾一天。折腾饿了就把冰箱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然后继续载歌载舞地庆祝，直到不小心把你父亲的一件贵重艺术品摔成分文不值，你们的汗水于是被冻僵了一会儿，但这是个机会是你为朋友们献身的时刻，你脸色煞白但拍拍胸脯说这怕什么这没啥了不起，随后把朋友们都送走，你独自胆战心惊地策划一篇谎言（要是你家没有猫，你记住：邻居家不一定都没有猫）。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冒险，到一个据说最可怕的地方，比如离家很远的一片野地、一幢空屋、一座孤岛、孤岛上废弃的古刹、古刹四周阴森零落的荒冢……都是可供选择的地方，你从自己家的抽屉里而不要从别人家的抽屉里拿点钱，以备不时之需；你们瞒过父母，
必要的话还得瞒过姐姐或弟弟；你们可以不带那些女孩子去，但如果她们执意要跟着也就别无选择，然后出发，义无返顾。把你的新帽子扯破了新鞋弄丢了一只这没关系，把膝盖碰出了血把白衬衫上洒了一瓶紫药水这没关系，作业忘记做了还在书包里装了两只活蛤蟆一只死乌鸦这都毫无关系，你母亲不会骂你，因为当晚霞越来越淡继而夜色越来越浓的时候，你父亲也沉不住气了，他正要动身去报案，你们突然都回来了，累得一蹋糊涂但毕竟完整无缺地回来了，你母亲庆幸还庆幸不过来呢还会再存什么别的奢望吗？“他们回来啦，他们回来啦！”仿佛全世界都和平解放了，一群群平素威严的父亲都乖乖地跑出来迎接你们，同样多的一群母亲此刻转忧为喜光顾得摩挲你们的脸蛋和亲吻你们的脑门儿：“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了呀，哎哟天哪，你们还知道回来吗！”你就大模大样地躺在沙发上呼吃唤喝，“累死了，哎呀真是累死了！”你就这样，没问题，再讲点莫须有的惊险故事既吓唬他们也陶醉自己，你就得这样。只要这样，一切帽子、裤子、鞋、作业和书包、活蛤蟆以及死乌鸦，就都微不足道了。（等你长到我这样的年龄时，你再告诉他们那些惊险的故事都是你为了逃避挨揍而获得的灵感，那时你年老的父母肯定不会再补揍你一顿，而仍可能摩挲你的脸甚至吻你的脑门儿了。）但重要的是，这次冒险你无论如何得安全地回来——就像所有的戏剧还没打算结束时所需要的那样，否则接下去的好运就无法展开了。不错，你的童年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设计，一个幸运者的童年就得是这样。我的纸写不下了，待实施的时候应该比这更丰富多彩。比如你还可颇具分寸地惹一点小祸，一个幸运的孩子理应惹过一点小祸，而且理应遇到过一些困难，遇到过一两个骗子、一两个坏人、一两个蠢货和一两个不会发愁而很会说话的人。一个幸运的孩子应该有点野性。当然你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因为一个幸运的人必需从小受到文化的熏陶，野到什么份上都不必忧虑但要有机会使你崇尚知识，之所以把你父亲设计为知识分子，全部的理由就在于此。你的母亲也要有知识，但不要像你父亲那样关心书胜过关心你。也不要像某些愚蠢的知识妇女，料想自己功名难就，便把一腔希望全赌在了儿女身上，生了个女孩就盼她将来是个居里夫人，养了个男娃就以为是养了个小贝多芬。这样的母亲千万别落到咱头上，你不听她的话你觉得对不起她，你听了她的话你会发现她对不起你。她把你像幅名画似地挂在墙上后退三步眯起眼睛来观赏你，把你像颗话梅似地含在嘴里颠来倒去地品味你。你呢？站在那儿吱吱嘎嘎地折磨一把挺好的小提琴，长大了一想起小提琴就发抖；要不就是没日没夜地背单词背化学方程式，长大了不是傻瓜就是暴徒。你的母亲当然不是这样。有知识不是有文凭，你的母亲可以没有文凭。有知识不是被知识霸占，你的母亲不是知识的奴隶。有知识不能只是有对物的知识，而是得有对人的了悟。一个幸运者的母亲必然是一个幸运的母亲，一个明智的母亲，一个天才的母亲，她自打当了母亲她就得了灵感，她教育你的方法不是来自教育学，而是来自她对一切生灵乃至天地万物由衷的爱，由衷的颤栗与祈祷，由衷的镇定和激情。在你幼小的时候她只是带着你走，走在家里，走在街上，走到市场，走到郊外，她难得给你什么命令，从不有目的地给你一个方向，走啊走啊你就会爱
她，走啊走啊，你就会爱她所爱的这个世界。等你长大了，她就放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去，她深信你会爱这个世界，至于其它她不管，至于其它那是你的自由你自己负责。她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你能常常回来，你能有时候回来一下。在你两三岁的时候你就光是玩，成天就玩，别着急背诵《唐诗三百首》和弄通百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去玩一把没有钥匙的锁和一把没有锁的钥匙，去玩撒尿和泥，然后用不着洗手再去玩你爷爷的胡子。到你四五岁的时候你还是玩，但玩得要高明一点了，在你母亲的皮鞋上钻几个洞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往你父亲的录音机里撒把沙子听听声音会不会更奇妙。上小学的时候，我看你门门功课都得上三、四（满分为五分）分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去做些别的事，以便让你父母有机会给人家赔几块玻璃。一上中学尤其一上高中，所有的熟人几乎都不认识你了，都得对你刮目相看：你在数学比赛上得奖，在物理比赛上得奖，在作文比赛上得奖，在外语比赛上你没得奖但事后发现那不过是教师的一个误判。但这都并不重要，这些奖啊奖啊奖啊并不足以构成你的好运，你的好运是说你其实并没花太多时间在功课上。你爱好广泛，多能多才，奇想迭出，别人说你不务正业你大不以为然，凡兴趣所至仍神魂聚注若癫若狂。你热爱音乐，古典的交响乐，现代的摇滚乐，温文尔雅的歌剧清唱剧，粗犷豪放的民谣村歌，乃至悠婉凄长的叫卖，孤零萧瑟的风声，温馨闲适的节日的音讯。你都听得心醉神迷，听得怆然而沉寂，听出激越和威壮，听到玄缈与空冥，你真幸运，存在之神秘注入你的心中使你永不安规守矩。你喜欢美术，喜欢画作，喜欢雕塑，喜欢异彩纷呈的烧陶，喜欢古朴稚拙的剪纸，喜欢在渺无人迹的原野上独行，在水阔天空的大海里驾舟，在山林荒莽中跋涉，看大漠孤烟，看长河落日，看鸥鸟纵情翱飞，看老象坦然赴死，你从色彩感受生命，由造型体味空间，在线条上嗅出时光的流动，在连接天地的方位发现生灵的呼喊。你是个幸运的人因为你真幸运，你于是匍匐在自然造化的脚下，奉上你的敬畏与感恩之心吧，同时上苍赐予你不屈不尽的创造情怀。你幸运得简直令人嫉妒，因为体育也是你的擅长。9"91，懂吗？2：5'59"，懂吗？就是说，从一百米到马拉松不管多长的距离没有人能跑得过你；2.45ｍ，8.91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没人比你跳得高也没人比你跳得远；突破23ｍ、80ｍ、100ｍ，就是说，铅球也好铁饼也好标枪也好，在投掷比赛中仍然没有你的对手。当然这还不够，好运气哪有个够呢？差不多所有的体育项目你都行：游泳、滑雪、溜冰、踢足球、打篮球，乃至击剑、马术、射击、乃至铁人三项……你样样都玩得精彩、洒脱、漂亮。你跑起来浑身的肌肤像波浪一样滚动，像旗帜一般飘展；你跳起来仿佛土地也有了弹性，空中也有着依托，你披波戏水、屈伸舒卷，鬼没神出；在冰原雪野，你翻转腾挪，如风驰电掣；生命在你那儿是一个节日，是一个庆典，是一场狂欢……那已不再是体育了，你把体育变得不仅仅是体育了，幸运的人，那是舞蹈，那是人间最自然最坦诚的舞蹈，那是艺术，是上帝选中的最朴实最辉煌的艺术形式。这时连你在内，连你的
肉体你的心神，都是艺术了，你这个幸运的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偏偏是你被上帝选作了美的化身。接下来你到了恋爱的季节。你18岁了，或者19或者20岁了。这时你正在一所名牌大学里读书，读一个最令人仰慕的系最令人敬畏的专业，你读得出色，各种奖啊奖啊又闹着找你。现在你的身高已经是1米88，你的喉结开始突起，嘴唇上开始有了黑色但还柔软的胡须，就是在这时候你的嗓音开始变得浑厚迷人，就是在这时候你的百米成绩开始突破10秒，你的动静坐卧举手投足都流溢着男子汉的光彩……总之，由于我们已经设计过的诸项优点或者说优势，明显地追逐你的和不露声色地爱慕着你的姑娘们已是成群结队，你经常在教室里看见她们异样的目光，在食堂里听出她们对你嘁嘁嚓嚓的议论，在晚会上她们为你的歌声所倾倒，在运动会上她们被你的身姿所激动而忘情地欢呼雀跃，但你一向只是拒绝、拒绝，婉言而真诚地拒绝，善意而巧妙地逃避，弄得一些自命不凡的姑娘们委屈地流泪。但是有一天，你在运动场上正放松地慢跑，你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姑娘也在慢跑，她的健美一点不亚于你。她修长的双腿和矫捷的步伐一点不亚于你，生命对她的宠爱、青春对她的慷慨这些绝不亚于你，而她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你，她顾自跑着目不斜视，仿佛除了她和她的美丽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其它东西，甚至连她和她的美丽她也不曾留意，只是任其随意流淌，任其自然地涌荡。而你却被她的美丽和自信震慑了，被她的优雅和茁壮惊呆了，你被她的倏然降临搞得心恍神惚手足无措。（我们同样可以为她也作一个“好运设计”，她是上帝的一个完美的作品，为了一个幸运的男人这世界上显然该有一个完美的女人，当然反过来也是一样。）于是你不跑了，伏在跑道边的栏杆上忘记了一切，光是看她。她跑得那么轻柔，那么从容，那么飘逸，那么灿烂。你很想冲她微笑一下向她表示一点敬意，但她并不给你这样的机会，她跑了一圈又一圈却从来没有注意到你，然后她走了。简单极了，就是说她跑完了该走了，就走了。就是说她走了，走了很久而你还站在原地。就是说操场上空空旷旷只剩了你一个人，你头一回感到了惆怅和孤零——她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她从哪儿来。但你把她记在了心里。但幸运之神依然和你在一起。此后你又在图书馆里见到过她，你费尽心机总算弄清了她在哪个系。此后你又在游泳池里见到过她，你拐弯抹角从别人那儿获悉了她的名字。此后你又在滑冰场上见到过她，你在她周围不露声色地卖弄你的千般技巧万种本事，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此后你又在朋友家里和她一起吃过一次午饭（你和你的朋友为此蓄谋已久），这下你们到底算认识了，你们谈了很多，谈得融洽而且热烈。此后不是你去找她，就是她来找你，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不是她来找你就是你去找她，春夏秋冬……总之，总而言之，你们终成眷属。你是一个幸运的人——至少我们的“好运设计”是这样说的——所以你万事如意。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好运设计”至此显得有些潦草了。是的。不过绝不是我们无能把它搞得更细致、更完善、更浪漫、更迷人，而是我忽然有了一点疑虑，感到了一点困惑，有一道淡淡的阴影出
现了并正在向我们靠近，但愿我们能够摆脱它，能够把它销解掉。阴影最初是这样露头的：你能在一场如此称心、如此顺利、如此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中饱尝幸福吗？也就是说，没有挫折，没有坎坷，没有望眼欲穿的企盼，没有撕心裂肺的煎熬，没有痛不欲生的痴癫与疯狂，没有万死不悔的追求与等待，当成功到来之时你会有感慨万端的喜悦吗？在成功到来之后还会不会有刻骨铭心的幸福？或者，这喜悦能到什么程度？这幸福能被珍惜多久？会不会因为顺利而冲淡其魅力？会不会因为圆满而阻塞了渴望，而限制了想象，而丧失了激情，从而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是遵从了一套经济规律、一种生理程序、一个物理时间，心路却已荒芜，然后是腻烦，然后靠流言蜚语排遣这腻烦，继而是麻木，继而用插科打诨加剧这麻木——会不会？会不会是这样？地球如此方便如此称心地把月亮搂进了自己的怀中，没有了阴晴圆缺，没有了潮汐涨落，没有了距离便没有了路程，没有了斥力也就没有了引力，那是什么呢？很明白，那是死亡。当然一切都在走向那里，当然那是一切的归宿，宇宙在走向热寂。但此刻宇宙正在旋转，正在飞驰，正在高歌狂舞，正借助了星汉迢迢，借助了光阴漫漫，享受着它的路途，享受着坍塌后不死的沉吟，享受着爆炸后辉煌的咏叹，享受着追寻与等待，这才是幸运，这才是真正的幸运，恰恰死亡之前这波澜壮阔的挥洒，这精彩纷呈的燃烧才是幸运者得天独厚的机会。你是一个幸运者，这一点你要牢记。所以你不能学那凡夫俗子的梦想，我们也不能满意这晴空朗日水静风平的设计。所谓好运，所谓幸福，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程序，而完全是心灵的感受，是强烈的幸福感罢了。幸福感，对了。没有痛苦和磨难你就不能强烈地感受到幸福，对了。那只是舒适只是平庸，不是好运不是幸福，这下对了。现在来看看，得怎样调整一下我们的“设计”，才能甩掉那不祥的阴影，才能远远离开它。也许我们不得不给你加设一点小小的困难，不太大的坎坷和挫折，甚至是一些必要的痛苦和磨难，为了你的幸福不致贬值我们要这样做，当然，会很注意分寸。仍以爱情为例。我们想是不是可以这样：一开始，让你未来的岳父岳母对你们恋爱持反对态度，他们不大看得上你，包括你未来的大舅子、小姨子、大舅子的夫人和小姨子的男朋友等等一干人马都看不上你。岳父说要是这样他宁可去死。岳母说要是这样她情愿少活。大舅子于是奉命去找了你们单位的领导说你破坏了一个美满的家庭。小姨子流着泪劝她的姐姐三思再三思，爹有心脏病娘有高血压。岳父便说他死不瞑目。岳母说她死后作鬼也不饶过你们。你是个幸运的人你真没看错那个姑娘，她对你一往情深始终不渝，她说与其这样不如她先于他们去死，但在死前她有必要提个问题：“请问他哪点儿不好呢？”不仅这姑娘的父母无言以对，就连咱们也无以作答，按照已有的设计，你好像没有哪点不好，你简直无懈可击，那两个老人倘不是疯子不是傻瓜不是心理变态，他们为什么会反对你成为他们的女婿呢？故对此得做一点修改，你不能再是一个完人，你得至少有一个弱点，甚至是一种很要紧的缺欠，一种大凡岳父母都难以接受的缺欠。然后你在爱情的鼓舞下，在那对蛮横老人颇合逻辑的蔑视的刺激下，痛下决心破釜沉舟发奋图强历尽
艰辛终于大功告成终于光彩照人终于震撼了那对老人，令他们感动令他们愧悔于是心悦诚服地承认了你这个女婿，使你热泪盈眶欣喜若狂忽然发现天也是格外的蓝地也是出奇的圆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幸福地久天长……是不是得这样呢？得这样。大概是得这样。什么样的缺欠呢？你看给你设计什么样的缺欠比较适合？笨？不不，这不行，笨很可能是一件终生的不幸，几乎不是努力可以根本克服的，此一点应坚决予以排除。丑呢？不，丑也不行，丑也是无可挽回的局面，弄不好还会殃及后代，不行，这肯定不行。无知呢？行不行？不，这比笨还不如，绝对的（或相当严重的）无知与白痴没有什么区别；而相对的无知又不是一项缺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总得作一点让步嘛。譬如说木讷一点，古板一点行吗？缺乏点活力，缺乏点朝气，缺乏点个性，缺乏点好奇心，譬如说这样，行吗？噢，你居然还在问“行吗”，再糟糕不过！接下来你会发现你还缺乏勇气，缺乏同情，缺乏感觉，遇事永远不会激动，美好不能使其赞叹，丑恶也不令其憎恶，你既不懂得感动也不懂得愤怒，你不怎么会哭又不大会笑，这怎么能行？你还是活的吗？你还能爱吗？你还会为了爱而痛苦而幸福吗？不行。那么狡猾一点可以吗？狡猾，唉，其实人们都多多少少地有那么一点狡猾，这虽不是优点但也不必算作缺点，凡要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种类，有点狡猾也是在所难免。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若是存心算计别人、不惜坑害别人的狡猾可不行，那样的人我怕大半没什么好下场。那样的人同样也不会懂得爱（他可能了解性，但他不懂得爱，他可能很容易猎获性器的快感，但他很难体验性爱的陶醉，因为他依靠的不是美的创造而仅仅是对美的赚取），况且这样的人一般来说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才华和魅力，否则也无需选用了狡猾。不行。无论从哪个角度想，狡猾都不行。要不，有一点病？噢老天爷，千万可别，您饶了我吧，无论如何帮帮忙，下辈子万万不能再有病了，绝对不能。咱们辛辛苦苦弄这个“好运设计”因为什么您知道不？是的您应该知道，那就请您再别提病，一个字也别提。只是有一点小病呢？小病也不行，发烧感冒拉肚子？不不，这没用，有点小病不构成对什么人的威胁，也不能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最终使你的幸福加倍，有也是白有。但绝不是说你没病则已，有就有它一种大病，不不！绝没有这个意思；你必须要明白，在任何有期徒刑（注意：有期）和有一种大病之间，要是你非得作出选择不可的话，你要选择前者，前者！对对，没有商量的余地。要是你得了一种大病，别急，听我说完，得了一种足以使你日后的幸福升值的大病，而这病后来好了，这怎么样？唔，这倒值得考虑。你在病榻上躺了好几年，看见任何一个健康的人你都羡慕，你想你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你都知足，然后你
的病好了，完好如初，这怎么样？说下去。你本来已经绝望了，你想即便不死未来的日子也是无比黯淡，你想与其这样倒不如死了痛快，就在这时你的病情突然有了转机。说下去。在那些绝望的白天和黑夜，你祷告许愿，你赌咒发誓，只要这病还能好，再有什么苦你都不会觉得苦再有什么难你都不会觉得难，默默无闻呀，一贫如洗呀，这都有什么关系呢？你将爱生活，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时，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一个奇迹使你完全恢复了健康，你又是那么精力旺盛健步如飞了。这样好不好？好极了，再往下说。你本来想只要还能走就行，可你现在又能以9"91的速度飞跑了；你本来想只要再能跳就好了，可你现在又可以跳过2.45ｍ了；你本来想只要还能独立生活就够了，可现在你的用武之地又跟地球一样大了；你本来想只要还能算个人不致于把谁吓跑就谢天谢地了，可现在喜欢你的好姑娘又是数不胜数铺天盖地而来了。往下说呀，别含糊，说下去。当然你痴心不改——这不是错误，大劫大难之后人不该失去锐气，不该失去热度，你镇定了但仍在燃烧，你平稳了却更加浩荡，你依然爱着那个姑娘爱得山高海深不可动摇，这时候你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自然也不会再反对你们的结合了，不仅不反对而且把你看作是他们的光彩是他们的荣耀是他们晚年的福气是他们九泉之下的安慰。此刻你是多么幸福，你同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在蓝天阔野中跑，在碧波白浪中游，你会是怎样地幸福！现在就把前面为你设计的那些好运气都搬来吧，现在可以了，把它们统统搬来吧，劫难之后失而复得，现在你才真正是一个幸福的人了。苦尽甜来，对，这才是最为关键的好运道。苦尽甜来，对，只要是苦尽甜来其实怎么都行，生生病呀，失失恋呀，要要饭呀，挨挨揍呀（别揍坏了），被抄抄家呀，坐坐冤狱呀，只要能苦尽甜来其实都不是坏事。怕只怕苦也不尽，甜也不来。其实都用不着甜得很厉害，只要苦尽也就够了。其实都用不着什么甜，苦尽了也就很甜了。让我们为此而祈祷吧。让我们把这作为一条基本原则，无论如何写进我们的“好运设计”中去吧，无论如何安排在头版头条。问题是，苦尽甜来又怎样呢？苦尽甜来之后又当如何？哎哟，那道阴影好像又要露头。苦尽甜来之后要是你还没死，以后的日子继续怎样过呢？我们应当怎样继续为你设计好运呢？好像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我们并没能把它解决。当然现在你可以不断地忆苦思甜，不断地知足常乐，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你以后的生活设计得无比顺利，但这样下去我们是不是绕了一圈又回到那不祥的阴影中去了？你将再没有企盼了吗？再没有新的追求了吗？那么你的心路是不是又在荒芜，于是你的幸福感又要老化、萎缩、枯竭了呢？是的，肯定会是这样。幸福感不是能一次给够的，一次幸福感能维持多久这不好计算，但日子肯定比它长，比它长的日子却永远要依靠着它。所以你不能失去距离，不能没有新的企盼和追求，你一时失去了距离便一时没有了路途，一时没有了企盼和追求便一时失去了兴致和活力，那样我们势必要前功尽弃，那道阴影必不失时机地又用无聊、用乏味、用腻烦和麻木来纠缠你，来恶心你，同时葬送我们的“好运设计”。当然我们不会答应。所以我们仍要为你设计新的距离，设计不间断的企盼和追求。不过这样你就仍然要有痛苦，
一直要有。是的是的，一时没有了痛苦的衬照便一时没有了幸福感。真抱歉，我们没想到会是这样。我们一向都是好意，想使你幸福，想使你在来世频交好运，没想到竟还得不断地给你痛苦。那道讨厌的阴影真是把咱们整惨了。看看吧，看看是否还有办法摆脱它。真对不起，至少我先不吹牛了，要是您还有兴趣咱们就再试试看，反正事已至此，我想也不必草草率率地回心转意，看在来世的份上，就再试试吧。看来，在此设计中不要痛苦是不大可能了。现在就只剩下了一条路：使痛苦尽量小些，小到什么程度并没有客观的尺度，总归小到你能不断地把它消灭就行了。就是说，你能够不断地克服困难，你能够不断地跨越距离，你能够不断地实现你的愿望，这就行了。痛苦可以让它不断地有，但你总是能把它消灭，这就行了，这样你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些混帐玩意儿而不断地得到幸福感了。只要这样行了，接下来的事由我们负责。我们将根据以上要求为你设计必要的才能、必要的机运、必要的心理素质、意志品质，以及必要的资金、器械、设施、装备，乃至大夫护士、贤妻良母、孝子乖孙等等一系列优秀的后勤服务。总之，这些我们都能为你设计，只要一个人永远是个胜利者这件事是可能的，只要这样，我们的“好运设计”就算成了。只好也就这样了，这样也就算成了。不过，这是不是可能的？你见没见过永远的胜利者？好吧，没见过并不说明这是不可能的，没见过的我们也可以设计。你，譬如说你就是一个永远的胜利者，那么最终你会碰见什么呢？死亡。对了，你就要碰见它，无论如何我们没法使你不碰见它，不感到它的存在，不意识到它的威胁。那么你对它有什么感想？你一生都在追求，一直都在胜利，一向都是幸福的，但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想你终于追求到了什么呢？你的一切胜利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这时你不沮丧、不恐惧、不痛苦吗？你就像一个被上帝惯坏了的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从来没遭遇过绝境，但死神终于驾到了，死神告诉你这一次你将和大家一样不能幸免，你的一切优势和特权（即那“好运设计”中所规定的）都已被废黜，你只可俯首贴耳听凭死神的处置。这时候你必定是一个最痛苦的人，你会比一生不幸的人更痛苦（他已经见到了的东西你却一直因为走运而没机会见到），命运在最后跟你算总帐了（它的帐目一向是收支平衡的），它以一个无可逃避的困境勾销你的一切胜利。它以一个不容质疑的判决报复你的一切好运，最终不仅没使你幸福反而给你一个你一直有幸不曾碰到的——绝望。绝望，当死亡到来之际这个绝望是如此地货真价实，你甚至没有机会考虑一下对付它的办法了。怎么办？你怎么办？我们怎么办？你说事情不会是这样，你的胜利依旧还是胜利，它会造福于后人；你的追求并没有白费，它将为后人铺平道路；而这就是你的幸福，所以你不会沮丧不会痛苦你至死都会为此而感到幸福。这太好了，一个真正的幸运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有如此高尚的情操——让我们暂时忘记我们只是在为自己设计好运吧，或者让我们暂时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这同样的好运吧——一个幸运者
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住自己的好运，才能使自己最终得享平安和幸福。但是——但是！就算我们没有发现您的不诚实，一个如您这般聪明高尚的人总该知道您正在把后人的路铺向哪儿吧？铺到哪儿才算成功了呢？铺到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没了痛苦的地方？那么他们不是又将面对无聊了吗？当他们迎候死亡时不是就不能再像您这样，以“为后人铺路”而自豪而高尚而心安理得了吗？如果终于不能使所有的人都幸福都没了痛苦，您的高尚不就成了一场骗局您的胜利又怎么能胜得过阿Q呢？我们处在了两难的境地。如果您再诚实点，事情可能会更难办：人类是要消亡的，地球是要毁灭的，宇宙在走向热寂。我们的一切聪明和才智、奋斗和努力、好运和成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我们在走向哪儿？我们再朝哪儿走？我们的目的何在？我们的欢乐何在？我们的幸福何在？我们的救赎之路何在？我们真的已经无路可走真的已入绝境了吗？是的。我们已入绝境。现在就是对此不感兴趣都不行了，你想糊弄都糊弄不过去了，你曾经不是傻瓜你如今再想是也晚了，傻瓜从一开始就不对我们这个设计感兴趣。而你上了贼船，这贼船已入绝境，你没处可退也没处可逃。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们只占着一项便宜，那就是死神还没驾到，我们还有时间想想对付绝境的办法，当然不是逃跑，当然你也跑不了。其它的办法，看看，还有没有。过程。对，过程，只剩了过程。对付绝境的办法只剩它了。不信你可以慢慢想一想，什么光荣呀，伟大呀，天才呀，壮烈呀，博学呀，这个呀那个呀，都不行，都不是绝境的对手，只要你最最关心的是目的而不是过程你无论怎样都得落人绝境，只要你仍然不从目的转向过程你就别想走出绝境。过程——只剩了它了。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夺剥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够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和舞姿，赞
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却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但是我们的设计呢？我们的设计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如果为了使你幸福，我们不仅得给你小痛苦，还得给你大痛苦，不仅得给你一时的痛苦，还得给你永远的痛苦，我们到底帮了你什么忙呢？如果这就算好运，我，比如说我——我的名字叫史铁生，这个叫史铁生的人又有什么必要弄这么一份“好运设计”呢？也许我现在就是命运的宠儿？也许我的太多的遗憾正是很有分寸的遗憾？上帝让我终生截瘫就是为了让我从目的转向过程，所以有那么一天我终于要写一篇题为“好运设计”的散文，并且顺理成章地推出了我的好运？多谢多谢。可我不，可我不！我真是想来世别再有那么多遗憾，至少今生能作作好梦！我看出来了——我又走回来了，又走到本文的开头去了。我看出来了，如果我再从头开始设计我必然还是要得到这样一个结尾。我看出来了，我们的设计只能就这样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上帝爱我！——我们的设计只剩这一句话了，也许从来就只有这一句话吧。一九九０年安乐死断想首先我认为，用人为的方法结束植物人的生命，并不在“安乐死”的范畴之内，因为植物人已经丧失意识，已无从体尝任何痛苦和安乐。安乐死是对有意识的人而言的，其定义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引自《安乐死》第15页)。
在弄清一件事是否符合人道主义之前，有必要弄清什么是人?给人下一个定义是件很复杂的事，但人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却是显而易见的：人是这星球上唯一有意识的生命。(《辞海》上说，意识是“人所特有的”。）有意识当然不是指有神经反射或仅仅能够完成条件反射，而是指有精神活动因而能够创造生活和享受生活。而植物人是没有意识的。那么植物人还是人吗?这样问未免太残酷，甚至比听说人是猴变的还要感觉残酷。但面对这残酷的事实科学显然不能回避，而是要问：既然如此，我们仍要对植物人实行人道主义的理由何在?我想，那是因为我们记得：每一个植物人在成为植物人之前都是骄傲的可敬可爱的堂堂正正的人。正因为我们深刻地记得这一点，我们才不能容忍他们有朝一日像一株株植物似的任人摆布而丧失尊严。与其让他们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我认为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因而这才是人道。当然，植物人也已无从体尝人道。事实上，一切所谓人道都是对我们这些活人(有意识的人)而言的。我们哀悼死者是出于我们感情的需要，不允许人们有这种感情是不人道的。我们为死者穿上整齐的衣服并在其墓前立一块碑，我们实际是在为包括我们在内的人类唱一支赞歌。人是不能混同于其他东西的，因而要有一个更为庄严的结束；让我们混同于其他东西是不人道的。让一个人仅仅开动着消化、循环和呼吸系统而没有自己的意志，不仅是袖手旁观他的被侮辱，而且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严重威胁，所以是不人道的，那么，让一个实际已经告别了人生的植物人妨碍着人们(譬如植物人的亲属)的精神的全面实现，使他们陷于(很可能是漫长的)痛苦，并毫无意义地争夺他们的物质财富，这难道是人道吗?当然不。总之，人为地结束植物人的生命无疑是人道的。至于如何甄别植物人，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技术的不完善只说明应该加紧研究，并不说明其他。真正值得探讨的是(符合前述定义的)“安乐死”是否人道，是否应该施行?譬如，一个人到了癌症晚期，虽然他还有意识，但这意识刚够他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等死，完全无望继续创造生活和享受生活了。这时候他有没有权利要求提前死去?医生和法律应不应该帮助他实现这最后的愿望?我说他有这个权利，医生和法律也应该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反对这样做的唯一似乎站得住脚的理由是：医学是不断发展的，什么人也不能断定，今天不能治愈的疾病在今后也不能治愈。保证他存活，是等待救治他的机会到来的最重要前提；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医学的发展而造福于后人。但是首先，如果医学的发展竟以一个无辜者的巨大痛苦为前提，并且不顾他自己的权利与愿望，这又与法西斯拿人来做试验有什么两样呢？法西斯的上述行为不是也使医学有过发展吗?看来，以促进医学发展为由反对安乐死是站不住脚的，这是舍本求末，丢弃了医学的最高原则：人道主义。况且，医学新技术完
全可以靠动物试验而得以发展，只有在这新技术接近完善之时才能用之于人，绝不可想象让一个身患绝症的濒死的人受尽折磨，而只是为了等待一项八字还没一撇的医学新技术。其次，医学的发展确实是难以预料的，有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也许就能使绝症出现转机。这又怎么办呢?一边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无可救药，一边是百分之一的对偶然的企盼。我想，所以安乐死的施行第一要紧的是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科学不能以偶然为依据，但科学承认偶然的存在。医生把情况向患者讲明，之后，患者的意愿就是上帝，他宁愿等待偶然或宁愿不等待偶然，我们都该听命于他。当然，如果他甘愿忍受痛苦而为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他理应受到人们加倍的尊敬。但这绝不等于说别人可以强迫他这样做。另外我想，安乐死的施行，会逼迫人们更注重疾病的早期防治与研究。如果能把维持无望治愈者暂时存活的人力物力，用于早期患者的防治上，效果肯定会更好。据说，发生过极少数“植物人”苏醒的病例。但这除了说明有极少数误诊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一项正确的措施显然不能因为极少数例外或失误而取消，因噎废食差不多是最愚蠢的行为。难道我们真要看到盒中的每一根火柴都能划着，才敢相信这是一盒值得买下来的火柴吗?倘如此，人类将无所作为，只配等死，因为现行的很多诊断和治疗方法，都有着被科学和法律所允许的致死率。甚至在交通事故如此频繁发生的今天，也没有哪个正常人想到要把自己锁在家里。“只要是生命，就应该无条件地让它存活下去，这才人道，这才体现出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这样的观点就更糊涂，糊涂到竟未弄清人与某种被饲养物的区别。人是不能无条件活着的，譬如，不能没有尊严。人也是不能允许其他东西无条件地活着，譬如，当老鼠掠夺你的口粮的时候。而且我们倡导人道，并不是为了体现出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所有的人生活得更美好，如果人道主义日益发达，人们生活得日益美好，那么体不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就不是一件需要焦虑的事了。“重残”、“严重缺陷”、“智力缺陷”、“畸形儿”，就施行安乐死来说，这些都不是严格的标准。我想，无论有何种残疾或缺陷，只要其丧失了创造生活的能力(譬如完全不能动也不能说话的人)，或丧失了享受生活的能力(譬如彻底的白痴和植物人)，那么，他就有权享受安乐死，人为地终止其生命就都是人道的。但是，一个虽无创造生活的能力但还有享受生活能力的人，只要他愿意，他就有继续生存的权利，社会也就有赡养他的义务(享受生活，是指能够从生活中获取幸福和快乐，而不是指单能吃喝拉撒睡却对此毫无感受者)。对初生的重残儿童怎么办?一个无辜的儿童来到这世界上，而且他注定要有一个比常人百倍严酷的人生，
对于这样的儿童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觉得对他们施行安乐死的标准应该放得更宽些，我们何必不让这些注定要备受折磨的灵魂回去，而让一些更幸运的孩子来呢?这本不是太复杂的事呀。我从感情上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从理性上我找不到可以信服的理由支持这样做。我知道感情是不能代替科学和法律的。这是件非常令人沮丧和遗憾的事。我希望人们终于有一天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至少使所有的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都站在一条平等的起跑线上，尽管他们前面的人生仍然布满着坎坷与艰难。安乐死还有“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之分。前者指在医生的指导和监督下，用药物结束患者的生命。后者指撤除对患者的一切治疗，使其自行死亡。我以为很明显，前者是更为人道的。因为，当已经确定应该对某人施行安乐死之后，哪种方法更能减少其死亡过程中的痛苦，哪种方法就是最人道的。还有“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之分。前者是指本人要求安乐死，或对安乐死表示过同意。后者是指那些对安乐死已不能有所表示的人，和以往也不曾对安乐死有过确定态度或干脆是持反对态度的人。对前者施行安乐死，显然是无可非议了。那么对后者呢?对那些对安乐死不曾表示过确定态度的人，或许他的亲朋好友还可以代他做出选择。但是，对那些反对安乐死而又譬如说成了植物人的人，又当如何呢?真是不知道了。就像不知道一个无罪者的行为既不能利己又损害了他人，面对这种局面人们应该怎么办?这值得研究。不过我想，如果使每一个人在其健康时都有机会表明自己对安乐死的态度，则肯定是有益的。而且我相信，随着人们生命观念的日益进步，反对安乐死的人会越来越少。还有“自杀安乐死”和“助杀安乐死”之分。前者是说，确认了一个符合安乐死的标准，但是医生(或其他人)不予帮助，死的手段由其自己去找。后者是说，医生(或其他人)为其提供死之手段并帮助其施行。我觉得前者除了像拿人开心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像。现在从《安乐死》一书中引几段文字：“1961年9月的一天，英国‘圣克里斯托弗安息所’的花园林荫小道上，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年轻的女子，推着手推车慢慢行走。手推车上半躺着一位老人，脸色苍白，十分清瘦，看上去就是一位重病人，这一男一女一边推着车，一边与老人轻轻交谈。他们像是父子，像是祖孙，老人不时地被小辈的话语所打动，轻轻地点头，时而也做做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明媚的阳光照在老人的脸上，给他十分苍白的脸上增加几分精神。老人神情安逸，心绪稳定。”“其实他们是医生、护士和病人。老人已患晚期肿瘤，即将离开人世。医生和护士坦然地与老人一起讨论‘死’，讨论‘如何无痛苦地死’，讨论‘死给你带来的感觉’，讨论‘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讨论‘应有选择死亡
的权利’等等。”“这是目前在西欧、北美国家大量存在的安息所。它是60年代后出现的医疗保健系统中的一种新形式，旨在使临终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也是安乐死的一项内容，甚至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如果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条件，那么像《中国残疾人》和《三月风》也许就应该担当起这样的职责，使人们对生和死有更为科学的认识，更为镇静和坦然的态度。以上是我对安乐死的一些看法，肯定有很多毛病和错误。我非常感谢《中国残疾人》杂志辟出版面开展这样的讨论。我也非常感谢他们给我说出上述观点的机会，以便有一天我不幸成了只能浪费氧气、粮食和药品的人，那时候，人们能够知道我对此所持的态度，并仁慈地赐我一个好死。再从《安乐死》一书上引一段话，作为此文的结尾：“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其宣言中强调，应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这样的提法究竟能够为多少人接受，眼下还难以确定，但把人的生死权利相提并论，至少可以说标志着人类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1989年减灾四想一“减灾报”这名称先让我感动，因为盈耳的一向是捷报和喜报。不可指望世间无灾，抗灾、减灾差不多算得历史主旋律。譬如从猿到人的演变，谁不希望是一路和平？但上帝不许，因而一路的壮举很少不与减灾有关。未来必还是这样，上帝喜欢从中检查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希望《减灾报》为我们残疾人开设一目专栏。残疾，无疑是灾，由灾所致，而后成灾。并不期此栏表彰我们的坚韧，唯盼为我们报灾，其他报刊旨趣繁多，此事唯《减灾报》做来名正言顺。至少是我，宁可看见坚韧与灾情共减。二
先说一件事。我是个住院的老手，往日的5％是在病房里度过。我曾与两位陌路老人相逢同一间病室，三张病床我居当中，左边的一位70岁，右边的一位也是70岁，我是截瘫，他们俩都是偏瘫，排布得工整恰似一幅对联。然而右边的一位有5儿2女，左边的一位只有一个养子，于是看出多子多福来了。右边，每日迎来送往探者如云，昼夜有人轮班守候，老爷子颐指气使要星星要月亮，众儿孙轻唯低喏万苦不辞。左边呢，整日清清寂寂偶得一二鼾声，幸亏老先生善睡，任二便横流纵溢单由护士去操心埋怨。凡走进我们病室的人都叹说：这一下子最少抵消了一万次“只生一个好”的宣传。病人多，护士少，左边老人的臀上、胯上、乃至脚上都长了褥疮。护士说：他那养子什么也不管，真没良心。大夫说：要是早有人扶他起来锻炼，他至少可以恢复到拄着拐杖行走，现在晚了。护士说：他在这儿早就没什么治疗了，通知他家属接他出院，结果他那个养子吓得不敢来了，这可倒好我们这儿成了养老院。右边的老人便对我说：他那养子每星期来一次，晚上来，偷偷看一眼，放下点钱和粮票，乘大夫护士没发现，他赶紧逃。有一天我见到了左边老人的养子，很晚了，病房里已经熄灯，不知他靠了什么妙法钻进来。他把一大堆吃食放在老人的柜橱里，把钱和粮票放进抽屉，在老人身旁默坐。我翻了个身，他见我醒着马上跟我寒暄，谈话很快变成了他的忏悔和诉苦。他说老人把他养大照理说现在正该是他尽孝之时。可是，他说他是汽车司机，白天开车晚上再侍候老人就怕第二天又把谁撞成残疾人。接回家去吧，他说您算算我只有一间房，请个保姆可往哪儿住？再说，他叹道，请个保姆每月80块还未必请得着，端屎端尿的谁爱干？他说，要不我在家专门侍候老人，可没了奖金老婆孩子都喝西北风去？说到这儿我们相对良久无言。最后他说“劳您驾，老爷子有什么事您给招呼一声护士”，一跺脚走了。从那时起我便想，现在都是独儿独女，未来的老年社会此类事怕会成倍涌现。晚年，在前面坚定不移地等待着每一个人，未雨绸缪，可否现在就筹备起一个“晚年互助院”，凡遵纪守法只生一个的好夫妻将来都有资格住进此院，并不麻烦年轻人因为还要靠他们去抓革命促生产，就让所有退休的人互相帮助走向终点，后倒下的帮助先倒下的，前赴后继。三再说一件事。我曾参加编写过一部电影，剧中主人公是一位因病截去左腿的少女。为此导演费尽周折找来一位替身演员，身材与主人公的表演者一般漂亮，但左腿自膝以下没有了。我坐了轮椅去拍摄现场看热闹，见了她，同是残疾人相逢不必曾相识。我问她，你这腿怎么残的？她说，19岁那年没考上大学，就去建筑队当临时工，到工地的第二天她就被派去看守卷扬机，没有人给她一点技术指导或安全教育。头几
天侥幸平安无事，后来有一天那机器出了点故障，她用脚去踢，一下子腿就给绞了进去。我问：以后呢？她说：住了几个月医院，腿没了，建筑队给了几百块钱让咱回家。我说：只几百块钱？她说：钱再多又能咋地？可这一下再到哪儿找工作都找不到了。我说：那个建筑队应该负责。她说：负啥责！人家有根有据搬出条条文文给咱看，说是临时工的工伤事故都是这样一次性解决，给你截去了真腿又给你装配了假腿再给你几百块钱这笔帐就算清了，合情合理合法。我没有研究过此类条文或法律，但我想一条美丽的腿总不至于就值几百块钱，也许正因为这腿定价太低，所以那建筑队并不把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放在心上，于是残疾人队伍总在壮大。我当然不认为一条美丽或不美丽的腿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但我想，无论临时工还是合同工若能在工伤事故中享受平等待遇，使那类贪便宜的建筑队有更多的经济损失，固然不算一条高尚的计策，却一定能有减灾之效，一方面残疾人队伍会因此日趋减少，另一方面也能减轻这支减少了的队伍的灾情。我想以往的法规条文应当有所修正，否则岂非姑息养灾？四最后说说我的事。去年我交了好运，分得一套楼房。房子是好到不能再好，好过了梦想，宽敞明亮，且煤气、暖气、厨房、卫生间俱全，乘轮椅度日其中，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相信这样的房子最合适残疾人住，相信残疾人最需要这样的住房。但是！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一旦乘轮椅要出家门，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家门前四级台阶高筑，自由之神顿时歇了唱段。求朋友想办法，大家都以为这事不难“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但把楼门内外、楼前楼后视察几遍，才看出截瘫者住这样的楼房得有“把牢底坐穿”之胆魄。无障碍设计说了好多年了，可如今住宅楼如雨后春笋，林林立立，却不见一处有轮椅坡道，甚至连补建轮椅坡道的地方也不留下。常见建筑工地上有一条标语：百年大计。（我想总不至于是说，百年之内中国的住宅楼只遵守以往的设计。）既是百年大计就更应当想到残疾人了，我想百年之内截瘫者也许都能搬进楼房了，若总要补建轮椅坡道可要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记得有一回我去一家五星级饭店开会，门前有漂亮的轮椅坡道，我说：“你们这儿真想得周到。”守门的小姐说：“没有无障碍设计就评不上五星级。”我想就是到了共产主义，谁也是进出家门的机会比进出五星级饭店的机会多。我想，住宅小区的建设能否也立一条法规：根据下肢残疾者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每一片新建住宅小区都要有相应数量的楼门设有轮椅坡道，或留出补建轮椅坡道的地方，否则视为违章。一九九二年
笔墨良心常有编辑来约稿，说我们办了个什么刊物，我们开了个什么专栏，我们搞了个什么征文，我们想请你写篇小说，写篇散文，写个剧本，写个短评要不就写点随感……我说写不了。编辑说您真谦虚。我说我心里没有，真是写不出。编辑说哪能呢？这一下刺激了我的虚荣心或曰价值感，今生唯作文一技所长，充着作家的名说着“写不出”，往后的面目和生计都难撑持。我于是改口说，至少我现在没想好，我不敢就答应您。编辑已不理会，认定我是谦虚不再跟我费口舌，埋头宣布要求了：最好多少字，最好在几日之内交稿，最好……那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掌柜，开着一爿货源不足的杂货铺或者项目太少的综合加工点，心中无比的歉疚和惶恐，结果常常我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人家的订货，然后自作自受发愁着到底给人家写一篇什么？发愁着走出家门。小掌柜发愁着走出家门，寻思说不定运气好弄来一点俏货。走在街上，沸沸扬扬到处都是叫卖声。摊煎饼的、烤羊肉串的、卖衣服的、修皮鞋的，兢兢业业地工作心安理得地挣钱。心里羡慕——当然这必定是虚伪。我认识一个开饭馆的小伙子，读书无能但是赚钱有方，他敢把二两炸酱面卖到一块六，然而此饭馆地处游人如潮地带，吃的人却也不少，吃的人都骂老板没了良心。小伙子见了我常问：“大哥，这两天又写什么呢”？我支唔过去，小伙子掏烟，我也掏烟，小伙子看也不看就把我的烟推回去把他的烟递过来，他自信他的烟必定比我的好，他的自信从未遭受挫折。我自然要客气几句，恭喜他发财并自嘲着寒酸。不料小伙子也说我谦虚：“您真谦虚，谁不知道作家有钱呀？”我说：“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一行比不得你们这一行了。”小伙子问：“写一篇文章多少钱？”“一万字三百块吧。”“哎哟喂，可真不多。”“你呢？”小伙子沉默一会，眨巴着眼睛可能是在心里计算，一支烟罢坦然笑道：“可您别忘了您卖的是笔墨，咱卖的是良心。”我听得发愣。小伙子拍拍我的肩膀：“怎么着大哥，凭您这脑袋瓜儿您不应该不明白呀？人家管你叫作家。管咱叫什么？倒儿爷，奸商。您舍了钱买名声，我是舍了名声买钱。”
神位官位心位有好心人劝我去庙里烧烧香，拜拜佛，许个愿，说那样的话佛就会救我，我的两条业已作废的腿就又可能用于走路了。我说：“我不信。”好心人说：“你怎么还不信哪？”我说：“我不相信佛也是这么跟个贪官似的，你给他上供他就给你好处。”好心人说：“哎哟，你还敢这么说哪！”我说：“有什么不敢？佛总不能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吧？”好心人说：“哎哟哎哟，你呀，腿还想不想好哇？”我说：“当然想。不过，要是佛太忙一时顾不上我，就等他有工夫再说吧，要是佛心也存邪念，至少咱们就别再犯一个拉佛下水的罪行。”好心人苦笑，良久默然，必是惊讶着我的执迷不悟，痛惜着我的无可救药吧。我忽然心里有点怕。也许佛真的神通广大，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让我的腿好起来？老实说，因为这两条枯枝一样的废腿，我确实丢失了很多很多我所向往的生活。我梦想这两条腿能好起来，梦想它们能完好如初。二十二年了，我以为这梦想已经淡薄或者已经不在，现在才知道这梦想永远都不会完结，一经唤起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强烈。唯一的改变是我能够不露声色了。不露声色但心里却有点怕，或者有点慌：那好心人的劝导，是不是佛对我的忠心所做的最后试探呢？会不会因为我的出言不逊，这最后的机缘也就错过，我的梦想本来可以实现但现在已经彻底完蛋了呢？果真如此吗？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办法：这等于说我就是这么个命。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意思：这等于说世间并无净土，有一双好腿又能走去哪里？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可惜：佛之救人尚且这般唯亲、唯利、唯蜜语，想来我也是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
果真如此也就没什么可怕：无非又撞见一个才高德浅的郎中，无非又多出一个吃贿的贪官或者一个专制的君王罢了。此“佛”非佛。当然，倘这郎中真能医得好我这双残腿，倾家荡产我也宁愿去求他一次。但若这郎中偏要自称是佛，我便宁可就这么坐稳在轮椅上，免得这野心家一旦得逞，众生的人权都要听其摆弄了。我既非出家的和尚，也非在家的居士，但我自以为对佛一向是敬重的。我这样说绝不是承认刚才的罪过，以期佛的宽宥。我的敬重在于：我相信佛绝不同于图贿的贪官，也不同于专制的君王。我这样说也绝不是拐弯抹角的恭维。在我想来，佛是用不着恭维的。佛，本不是一职官位，本不是寨主或君王，不是有求必应的神明，也不是可卜凶吉的算命先生。佛仅仅是信心，是理想，是困境中的一种思悟，是苦难里心魂的一条救路。这样的佛，难道有理由向他行贿和谄媚吗？烧香和礼拜，其实都并不错，以一种形式来寄托和坚定自己面对苦难的信心，原是极为正当的；但若期待现实的酬报，便总让人想起提着烟酒去叩长官家门的景象。我不相信佛能灭一切苦难。如果他能，世间早该是一片乐土。也许有人会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慧根不足、心性不净、执迷不悟的人闹的，佛的宏愿才至今未得实现。”可是，真抱歉——这逻辑岂不有点像庸医无能，反怪病人患病无方吗？我想，最要重视的当是佛的忧悲。常所谓“我佛慈悲”，我以为即是说，那是慈爱的理想同时还是忧悲的处境。我不信佛能灭一切苦难，佛因苦难而产生，佛因苦难而成立，佛是苦难不尽中的一种信心，抽去苦难佛便不在了。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即是佛之忧悲的处境。佛并不能灭一切苦难，信心可还成立吗？还成立！落空的必定是贿赂的图谋，依然还在的就是信心。信心不指向现实的酬报，信心也不依据他人的证词，信心仅仅是自己的信心，是属于自己的面对苦难的心态和思路。这信心除了保证一种慈爱的理想之外什么都不保证，除了给我们一个方向和一条路程之外，并不给我们任何结果。所谓“证果”，我久思未得其要。我非佛门弟子，也未深研佛学经典，不知在佛教的源头上“证果”意味着什么，单从大众信佛的潮流中取此一意来发问：“果”是什么？可以证得的那个“果”到底是什么？是苦难全数地消灭？还是某人独自享福？是世上再无值得忧悲之事？还是某人有幸独得逍遥，再无烦恼了呢？
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在我想来那与一网打尽同效，目前有的是原子弹，非要去劳佛不可？若苦难不尽，又怎能了无烦恼？独自享福万事不问，大约是了无烦恼的唯一可能，但这不像佛法倒又像贪官庸吏了。中国信佛的潮流里，似总有官的影子笼罩。求佛拜佛者，常抱一个极实惠的请求。求儿子，求房子，求票子，求文凭求户口，求福寿双全……所求之事大抵都是官的职权所辖，大抵都是求官而不得理会，便跑来庙中烧香叩首。佛于这潮流里，那意思无非一个万能的大官，且不见得就是清官，徇私枉法乃至杀人越货者竟也去烧香许物，求佛保佑不致东窗事发抑或锒铛入狱。若去香火浓烈的地方做一次统计，保险：因为灵魂不安而去反省的、因为信心不足而去求教的、因为理想认同而去礼拜的，难得有几个。我想，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神位，历来少为人的心魂而设置，多是为君的权威而筹谋。“君权神授”，当然求君便是求神，求官便是求君了，光景类似于求长官办事先要去给秘书送一点礼品。君神一旦同一，神位势必日益世俗得近于衙门。中国的神，看门、掌灶、理财、配药，管红白喜事，管吃喝拉撒，据说连厕所都有专职的神来负责。诸神如此地务实，信徒们便被培养得淡漠了心魂的方位；诸神管理得既然全面，神通广大且点滴无漏，众生除却歌功颂德以求实惠还能何为？大约就只剩下吃“大锅饭”了。“大锅饭”吃到不妙时，还有一句“此处不养爷”来泄怨，还有一句“自有养爷处”来开怀。神位的变质和心位的缺失相互促进，以致佛来东土也只热衷俗务，单行其“慈”，那一个“悲”字早留在西天。这信佛的潮流里，最为高渺的祈望也还是为来世做些务实的铺陈——今生灭除妄念，来世可入天堂。若问：何为天堂？答曰：无苦极乐之所在。但无苦怎么会有乐呢？天堂是不是妄念？此问则大不敬，要惹来斥责，是慧根不够的征兆之一例。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曾引出众口一词的感慨以及嘲骂：“美国也（他妈的）不是天堂。”可，谁说那是天堂了？谁曾告诉你纽约专门儿是天堂了？人家说那儿也是地狱，你怎么就不记着？这感慨和嘲骂，泄露了国产天堂观的真相：无论急于今生，还是耐心来世，那天堂都不是心魂的圣地，仍不过是实实在在的福乐。福不圆满，乐不周到，便失望，便怨愤，便嘲骂，并不反省，倒运足了气力去讥贬人家。看来，那“无苦并极乐”的向往，单是比凡夫俗子想念得深远：不图小利，要中一个大彩。就算天堂真的存在，我的智力还是突破不出那个“证果”的逻辑：无苦并极乐是什么状态呢？独自享福则似贪官，苦难全消就又与集体服毒同效。还是那电视剧片头的几句话说得好，那儿是天堂也是地狱。是天堂也是地狱的地方，我想是有一个简称的：人间。就心魂的朝圣而言，纽约与北京一样，今生与来世一样，都必是慈与悲的同行，罪与赎的携手，苦难与拯救一致地没有尽头，因而在地球的这边和那边，在
时间的此岸和彼岸，都要有心魂应对苦难的路途或方式。这路途或方式，是佛我也相信，是基督我也相信，单不能相信那是官的所辖和民的行贿。还有“人人皆可成佛”一说，也作怪，值得探讨。怎么个“成”法儿？什么样儿就算“成”了呢？“成”了之后再往哪儿走？这问题，我很久以来找不到通顺的解答。说“能成”吧，又想象不出成了之后可怎么办；说“永远不能成”吧，又像是用一把好歹也吃不上的草料去逗引着驴儿转磨。所谓终极发问、终极关怀，总应该有一个终极答案、终极结果吧？否则岂不荒诞？最近看了刘小枫先生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令我茅塞顿开。书中讲述基督性时说：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人永远不能成为上帝。书中又谈到，神是否存在？神若存在，神便可见、可及、乃至可做，难免人神不辨，任何人就都可能去做一个假冒伪劣的神了；神若不存在，神学即成扯淡，神位一空，人间的造神运动便可顺理成章，肃贪和打假倒没了标准。这可如何是好？我理解那书中的意思是说：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面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因为恰是这不尽的发问与关怀可以使人的心魂趋向神圣，使人对生命取了崭新的态度，使人崇尚慈爱的理想。“人人皆可成佛”和“人与上帝有着永恒的距离”，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态度，一个重果，一个重行，一个为超凡的酬报描述最终的希望，一个为神圣的拯救构筑永恒的路途。但超凡的酬报有可能是一幅幻景，以此来维护信心似乎总有悬危。而永恒的路途不会有假，以此来坚定信心还有什么可怕！这使我想到了佛的本义，佛并不是一个名词，并不是一个实体，佛的本义是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不是绝顶的一处宝座。这样，“人人皆可成佛”就可以理解了，“成”不再是一个终点，理想中那个完美的状态与人有着永恒的距离，人即可朝向神圣无止地开步了。谁要是把自己披挂起来，摆出一副伟大的完成态，则无论是光芒万丈，还是淡泊逍遥，都像是搔首弄姿。“烦恼即菩提”，我信，那是关心，也是拯救。“一切佛法唯在行愿”，我信，那是无终的理想之路。真正的宗教精神都是相通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任何自以为可以提供无苦而极乐之天堂的哲学和神学，都难免落入不能自圆的窘境。游戏平等墓地
1、游戏，摆脱时间的刑役设若我们不管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坐火车去，要在火车上度过比如说三天三夜。我们带上吃的、喝的以及活命72小时所必需的用物，要不就带上钱以备购买这些东西。当然此前我们先买好了车票，就是说我们的肉体在这趟车上已经确定有了一个位置。此外我们还得带上点儿什么呢？考虑到旅途的寂寞，带一副棋或一副牌，也可以是一本书，或者一个可以收听消息的小机器……很明显，这已不是活命的需要，这是逃避、抗拒、或者说摆脱时间空洞的需要，是活命之后我们这种动物所不可或缺的娱乐。如果没有棋没有牌没有书也没有消息，有一个彼此感兴趣的对话者也行，如果连这也没有，那么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还可以在白日梦中与这个世界周旋，一个超凡入圣的人还可以默坐诵经以拒斥俗世的烦恼。但所有这些行为都证明了一个共同的起因：空洞的时间是不堪忍受的，倘其漫长就更是可怕的了。据说有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将一个人关在一间空屋子里，给他充足的食物、水、空气、甚至阳光，但不给他任何事做，不给他任何理睬，不给他与任何矛盾和意义发生关系的机会，总之，就这么让他活着性命，却让他的心神没有着落没有个去处，永远只是度着空洞的时间。据说这刑罚会使任何英雄无一例外地终致发疯，并在发疯之前渴望着死亡。我们在那趟火车上打牌，下棋，聊天，看书，听各种消息并在心里给出自己的评价……依靠这些玩具和游戏逃过了72小时空白时间的折磨（我们之所以还挺镇静，是因为我们知道72小时毕竟不是太久），然后我们下车，颇有凯旋而归的感觉。其实呢，我们不过是下了一趟小车，又上了一趟大车。地球是一趟大车，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走；生命是一趟大车，在更为漫长的时间中走。我们落生人间，恰如上了一趟有七八十年乃至更长行程的列车。在这趟车上，有吃的、喝的、空气、阳光以及活命所需的一切条件。但若在这趟车上光有一副牌一副棋之类的玩意儿就大大地不够，这一回我们不是要熬三天三夜，而是要度过一生！“无聊”这个词汇的出现，证明我们有点恐慌；前述那种最残酷的刑罚，点明了我们最大的恐惧并不是死亡，而是漫长而空洞的时间。幸好上帝为我们想得周全，在这趟车上他还为我们预备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式各样的矛盾和困阻。这些矛盾和困阻显示了上帝无比的慈悲。有了它们，漫长的时间就有了变化万千的内容，我们的心神就有了着落，行动就有了反响，就像下棋就像打牌就像对话等等等等，我们在各种引人入胜的价值系统中寻找着各自喜欢的位置，不管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是“纵使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们就都能够娱乐自己了。谢谢上帝为我们安排得巧妙：想跑，便有距离；想跳，便有引力；想恋爱，便有男人也有女人；想灭欲，便有红尘也有寺庙；想明镜高悬，既能招来权门威逼也能赢得百姓称颂；想坚持真理，既可留一个美名也可落一个横死；想思考，便有充足的疑问；想创造，便有辽阔
的荒寂；想真，便有假的对照；想善，便有恶的推举；想美，便有丑的烘托；想超凡入圣，便有卑贱庸碌之辈可供嘲笑；想普度众生，便有众生无穷无尽的苦难……感谢上帝吧，他给我们各种职业如同给我们各种玩具，他给我们各种意义如同给我们各种游戏，借此我们即可摆脱那种最残酷的刑罚了。这样来看，一切职业、事业都是平等的。一切职业、事业，都是人们摆脱时间空洞的方法，都是娱乐自己的玩具，都是互为依存的游戏伙伴，所以都是平等的，本不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这种动物所独具的精神娱乐的需要，其实一切职业、事业都不必，度命本来十分简单——像一匹狼或一条虫那样简单，单靠了本能就已足够，反正在终于要结束这一点上我们跟它们没什么两样。所以我想，一切所谓精英、豪杰、大师、伟人都不该再昧了良心一边为自己贴金一边期待着别人的报答，不管是你们为别人做了什么贡献，都同时是别人为你们提供了快乐（助人为乐，不是么？），最好别忘了这个逻辑，不然便有大则欺世小则卖乖之嫌疑。——当然当然，这也不全是坏，正如丑烘托了美，居功自傲者又为虚怀若谷的人提供了快乐的机缘。2、平等，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给我们猜？“一切职业、事业都是平等的”，这恐怕只是一个愿望，永远都只是一个愿望。事实上，无论是从酬劳还是从声誉的角度看，世间的职业、事业是不平等的，从来也没有平等过，谁也没有办法命令它们平等。要是我们真正理解了上帝的慈悲，我们就应该欣然接受这一事实。上帝无比的慈悲，正在于他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矛盾和困阻，这就意味了差别的不可抹杀。如果没有平凡的事业、非凡的事业和更为伟大的事业之区分，就如同一出情节没有发展的戏剧，就等于是抽去两极使人类的路线收缩成一个无限小的点，我们娱乐的机缘很快就会趋于零了。这便如何是好呢？因为倘若平等的理想消失，就如同一种没有方向的游戏，就等于是抽去一极而使另一极也不能存在，结果还是一样，我们娱乐的机缘仍会很快消失。我们得想个法子，必须得有个办法既能够保住差别又可以挽救平等。于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戏剧就不得不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了，写实的技巧就不得不结合浪漫的手法了，善不仅是真，善还得是美，于是我们说“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如何如何我们的精神就一样都是伟大的”。这法子好，真的好，一曲理想的歌唱便在一个务实的舞台上回响了，就像繁殖的节奏中忽然升华出爱情的旋律。此一举巧夺天工，简直是弥补了上帝的疏漏。不过，也许是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期待我们去猜透：在现实的舞台上不能消灭角色的差别，但在理想的神坛上必须树立起人的平等。
跟着，麻烦的问题来了：人的平等，是说任何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吗？那，我们能够容忍——譬如说，“四人帮”和焦裕禄是平等的——这样的观点吗？绝对不能！好吧，把问题提得小一点：难道小偷可以与警察划等号吗？当然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人间这一现实的戏剧要演下去，总得有一个美好的方向，自由的方向，爱的方向，使人能够期待幸福而不是苦难，乃是这出戏剧的魅力所在（且不去管它是否能够抵达极乐世界），此魅力倘若消散，不仅观众要退席连演员也要逃跑了。所以，必须使剧情朝着那个魅力所系的方向发展，把一个个细节朝那个方向铺垫，于是在沿途就留下价值的刻度，警察和小偷便有善恶之分，焦裕禄与“四人帮”便有美丑之别。但是，没有凶残、卑下、愚昧，难道可以有勇敢、高尚和英明吗？没有假恶丑，难道可以有真善美吗？总而言之，没有万千歧途怎么会有人间正道呢？“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是一种常常给我们启迪的思想。但是，世上本没有路，是不是抬腿一走便是一条正道呢？当真如此，人生真是一件又简单又乏味的事了。很可能世上本来有很多路，有人掉进泥潭便使我们发现一条不能再走的路，有人坠落深渊便又使我们发现一条不能再走的路，步入歧途者一多我们的危险就少，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于泥潭和深渊之侧就容易寻找正道了。这样看来，证明歧途和寻找正道即便不可等同，至少是一样地重要了。这样一想，我仿佛看见：警察押解着小偷，马克思怒斥着希特勒（尽管他们不是同时代的人），凡人、伟人、罪人共同为我们走出了一条崎岖但是通向光明的路，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称因而分明的价值坐标，共同为这出人间戏剧贡献了魅力。我想，任何小偷，都没有理由说他生来就只配做一个被押解的角色吧？相信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者，想必更能同意这种理解。这出人间戏剧啊，要说上帝的脚本策划得很周密，这我信。但要说上帝很公正，我却怀疑。不管是在舞台的小世界，还是在世界的大舞台，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没有坏蛋们的难受之时便没有好人们的开心之日，这很好。但是谁应该做坏蛋？谁应该做丑角？凭什么？根据什么究竟根据什么？偶然。我们只能说这纯粹是偶然的挑选，跟中彩差不多。但是生活的戏剧中必然地有着善与恶、对与错，也必然地需要着这样的差别和冲突，于是这个偶然的中选者就必然地要在我们之中产生，碰上谁谁就自认倒霉吧。那么这些倒霉的中选者自己受着惩罚和唾骂而使别人找到了快乐和光荣，不也有点舍己为人的意思吗？当然他们并无此初衷。当然也不能仅凭效果就给他们奖励。对极了，为了人类美好方向的需要，为了现世戏剧的魅力之需要，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奖励而且必须要给他们恰当的惩罚。杀一儆百有时也是必要的，否则如何标明那是一条罪恶的歧途呢？但是，在俗界的法场上把他们处决的同时，也应当设一个神坛为他们祭祀。当正义的胜利给我们带来光荣和喜悦，我们有必要以全人类的名义，对这些最不幸的罪人表示真心的同情（有理由认为，他们比那些为了真理而捐躯的人更不幸），给这些以死为我们标明了歧途的人以痛心的纪念（尽管他们是无意的）。我们会想起他们天真的童年，想起他们本来无
邪的灵魂，想起如果不是他们被选中就得是我们之中的谁被选中，如果他们没被选中他们也会站在我们中间。我们虔诚地为他们祈祷为他们超度吧，希望他们来世交好运（如果有来世的话），恰恰被选去做那可敬可爱的角色。我听说过有这样的人，他们向二次大战中牺牲的英雄默哀，他们也向那场战争中战死的罪人默哀。这件事永远令我感动。这才真正是懂得了历史，真正怀有博大的爱心和深重的悲悯。这样人类就再一次弥补了上帝的疏漏（如果不是上帝有意卖一个破绽留给我们去参悟的话），使人人平等的理想更加光芒四射。在人间的舞台上，英雄、凡人、罪人是不能平等的。那，现在我们以人人平等为由所祭祀的，是不是抽象的人呢？因而是不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虚伪呢？是抽象的人，但并不是哗众取宠的虚伪；抽象的人不一定要真，正如理想，美就行，抽象的人是人类为自己描绘的方向。那么，这种不现实的人人平等又有什么用呢，不是吃饱了撑的瞎扯淡吗？一点都不瞎扯淡，理想从来就不与现实等同，但理想一向都是有用的。（顺便说一句，吃饱了，于猪是理想的完成，于人则仅仅是理想的开端。）唯当在理想的神坛上树立起人的平等，才可望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没理由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单送给某一个阶级，因为这是属于全人类的智慧和财富。倘若有人卖假药，显然不能因而就把良药也消灭。）没有一个人人平等的神坛，难免就会有一个“君君臣臣”的俗界。不是吗？几千年的“君权神授”，弄来弄去跑不了是“刑不上大夫”的根由。3、墓地——历史的祭祀，万灵万物和解的象征要是您白天忙了一天，晚上去看戏，戏散了您先别走，我告诉您一个最迷人的去处：后台。我们，我和您，我们设想自己还原成了两个孩子，两个给根棒槌就认真（纫针）的孩子，溜进后台。两个孩子想向孙悟空表达一片敬意，想劝唐僧今后遇事别那么刚愎自用，想安慰一下牛郎和织女，再瞅机会朝王母娘娘脸上啐口唾沫。可是，两个孩子忽然发现卸了装的他们原来是同事，一个个“好人”卸了装还是好人，一个个“坏蛋”卸了装也是好人，一个个“神仙”和“凡人”到了后台原来都是一样，他们打打闹闹互相开着玩笑，他们平平等等一同切磋技艺，“孙悟空”问“猪八戒”和“白骨精”打算到哪儿去度蜜月？于是“唐僧”和“王母娘娘”都抱怨市场上买不到像样的礼品。这时候两个孩子除了惊讶，势必会有一些说不清的感动一直留到未来的一生中去。孩子长大了，有一天他走到一片墓地，在先人的坟墓前培一捧土、置一束花，默立良久。他有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您。那是某一年的清明。每年的清明都是一样。墓地上无声地传诵着先人的消息，传诵着无比悠远、辽阔和纷繁的历史。往日的喧嚣都已沉寂；往日的悲欢都已平息；往日的功过荣辱，都是历史
走到今天的脚步；往日千差万别的地位，被人类艰苦卓绝的旅程衬比得微不足道；曾经恩恩怨怨的那些灵魂，如今都退离了前台，退出了尘世的角色，“万法归一”，如同谢幕一般在幽冥中合唱一曲祭歌，祭祀着人类一致的渴盼与悲壮，因而平等。这时候我，或者您，又闯到世界大舞台的后台去了，这才弄明白，我们曾在舞台小世界的后台所得的那份感动都是什么。这时我才懂得，人类为什么要有墓地。此前我总是蔑视墓地，以为无用，以为是愚昧的浪费。现在我懂了，那正是历史的祭坛，是象征人类平等的形式。但是后台也常常不免让人灰心，我发现那墓地的辉煌与简陋竟也与死者生前的地位成正比。譬如说：为什么伟人死后要塑一尊像要建一座殿堂，而凡人死了只留一把灰和一捧土呢？难道现世的等级还要延展到虚冥中去分化人类的信念吗？难道人不是平等的，连在祈望中都不能得到一个平等的象征吗？无论再怎么解释都难有说服力，从不见有一座（哪怕是一座！）凡人纪念堂这一事实，到底是令人悲哀的。我的朋友力雄曾写过一篇文章，他设想建一座凡人纪念堂（不仅仅是骨灰堂），每一个凡人都有资格在那儿占一块小小的空间，小到够放置几页纸或一个小本子就行了。每个人都可以在那儿记录下他们平凡的一生及其感受，以使后人知道历史原来都是什么，以偿人类平等的夙愿。这设想让我感动不已。我对力雄说，我也有一个不错的想法，很久了。我想，我死的时候穿的什么就是什么，不要特意弄一身装裹，然后找一块最为贫瘠的土地，挖一个以我的肩宽为直径的深坑，把我垂直着埋进去，在那上面种一棵合欢树。我喜欢合欢树。我想这是个好办法。人死了，烧了，未免太无作为，不如让他去滋养一棵树，给正在灰暗下去的地球增添绿色。我想为什么不能人人如此呢？沙漠的扩展、河流的暴虐无常、恶劣气候的频繁，正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而这，都是因为地球上的森林正在与日俱减。要是每个人死了都意味着在荒贫的裸土上长成一棵树，中国有十一亿人世界有五十几亿人，一百年后中国便多出十几亿棵树，世界便多出五十几亿棵树，那会是一片片多么大的森林！那时候土地会变得肥沃，河流会变得驯顺而且慷慨，气候会更懂秩序，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当然不是都种合欢树，谁喜欢什么树就种什么树，树都是平等的。后人像爱护先人的坟墓那样爱护着这些树，每逢祭日，培土还是培土，酹酒改为浇灌，献花改为剪枝，死亡不单意味着悲痛，更不意味着浪费，而是意味着建设，意味着对一片乐土的祈祷和展望。森林逐日地大起来，所有可爱的动物和美丽的植物都繁荣昌盛。那样，墓地不仅是人类历史的祭坛，不仅是人类平等的象征，还是万灵万物的圣殿，还是人与自然和解的象征与实证。力雄说我这个想法也很好，就让他那个凡人纪念堂坐落在这样的森林中间，或者就让凡人纪念堂的周围长起这样的大森林来。
我想，为了记住这一棵树下埋的是谁，也可以做一面小小的铜牌挂在树上，写下死者的名字。比如说我，那铜牌上不要写史铁生之墓，写：史铁生之树。或者把树的名字也写上：史铁生之合欢树。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现今，信徒们的火气似乎越来越大，狂傲风骨仿佛神圣的旗帜，谁若对其所思所行稍有疑虑或怠慢，轻则招致诅咒，重则引来追杀。这不免让人想起“红卫兵”时代的荒唐，大家颂扬和憧憬的是同一种幸福未来，却在实行的路途上相互憎恨乃至厮杀得英雄辈出，理想倒乘机飘离得更加遥远。很像两个孩子为一块蛋糕打架，从桌上打到桌下，打到屋外再打到街上，一只狗悄悄来过之后，理想的味道全变。很多严厉的教派，让我不敢靠近。闻佛门“大肚能容”可“容天下难容之事”，倍觉亲近，喜爱并敬仰，困顿之时也曾得其教益。但时下，弄不清是怎么一来，佛门竟被信佛的潮流冲卷得与特异功能等同。说：佛就是最高档次的特异功能者，所以洞察了生命的奥秘。说：终极关怀即是对这奥秘的探索，唯此才是生命的根本意义，生命也才值得赞美。说：若不能平息心识的波澜，人就不可得此功能也就无从接近佛性。言下之意是生命也就失去价值，不值得赞美。更说：便是动着行善的念头，也还是掀动了心浪，唯善恶不思才能风息浪止，那才可谓佛行。如是之闻，令我迷惑不已。从听说特异功能的那一天起，我便相信其中必蕴藏了非凡的智识，是潜在的科学新大陆。当然不是因为我已明了其中奥秘，而是我相信，已有的科学知识与浩瀚的宇宙奥秘相比，必仅沧海一粟，所以人类认识的每一步新路必定难符常规；倘不符常规即判定其假，真就是“可笑之人”也要失笑的可笑之事了。及至我终于目睹了特异功能的神奇，便更信其真，再听说它有多么不可思议的能力，也不会背转身去露一脸自以为是的嘲笑。嘲笑曾经太多，胜利的嘲笑一向就少。但是——我要在“但是”后面小做文章了（其实大小文章都是做于“但是”之后，即有所怀疑之时）。是但是！我从始至今也不相信特异功能可以是宗教。宗教二字的色彩不论多么纷繁，终极关怀都是其最根本的意蕴。就是说，我不相信生命的意义就是凭借特异功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那样的话它与科学又有什
么不同？对于生命的奥秘，你是以特异功能去探索，还是以主流科学去探索，那都一样，都还不是宗教不是终极关怀，不同的只是这探索的先进与落后、精深与浅薄以及功效的高低而已。而且这探索的前途，依“可笑之人”揣想，不外两种：或永无止境，或终于穷尽。“永无止境”比较好理解，那即是说：人类的种种探索，每时每刻都在限止上，每时每刻又都在无穷中；正因如此，才想到对终极的询问，才生出对终极的关怀，才要问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而“终于穷尽”呢，总让人想不通穷尽之后又是什么？即便生命的奥秘终于了如指掌，难道生命的意义就不再成为问题吗？我总以为，终极关怀主要不是对来路的探察，而是对去路的询问，虽然来路必要关心，来路的探察于去路的询问是有助的。在前几年的文学寻根热时，我写过几句话：“小麦是怎么从野草变来的是一回事，人类何以要种粮食又是一回事。不知前者尚可再从野草做起，不知后者则所为一概荒诞。”这想法，至今也还不觉得需要反悔。人，也许是猴子历经劳动后的演变，也许是上帝快乐或寂寞时的创造，也许是神仙智商泛滥时的发明，也许是外星人纵欲而留下的野种，也许是宇宙能量一次偶然或必然的融合，这都无关宏旨；但精神业已产生，这一事实无论其由来如何总是要询问一条去路，或者总是以询问去路证明它的存在，这才是关键。回家祭祖的路线并不一定含有终极关怀，盲流的家园可以是任意一方乐土，但精神放逐者的家园不可以不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若是退回到猴子或还原为物理能量，那仿佛我们千辛万苦只是要追究“造物主”的错误。“道法自然”已差不多是信徒们的座右铭，但是人，不在自然之中吗？人的生成以及心识的生成，莫非不是那浑然大道之所为？莫非不是“无为无不为”的自然之造化？去除心识，风息浪止，是法自然还是反自然，真是值得考虑。（所谓“不二法门”，料必是不能去除什么的，譬如心识。去除，倒反而证明是“二”。“万法归一”显然也不是寂灭，而是承认差别和矛盾的永在，唯愿其和谐地运动，朝着真善美的方向。）佛的伟大，恰在于他面对这差别与矛盾以及由之而生的人间苦难，苦心孤诣沉思默想；在于他了悟之后并不放弃这个人间，依然心系众生，执著而艰难地行愿；在于有一人未度他便不能安枕的博爱胸怀。若善念一动也违佛法，佛的传经布道又算什么？若是他期待弟子们一念不动，佛法又如何传至今天？佛的光辉，当不在大雄宝殿之上，而在他苦苦地修与行的过程之中。佛的轻看佛法，绝非价值虚无，而是暗示了理论的局限。佛法的去除“我执”，也并非是取消理想，而是强调存在的多维与拯救的无限。（顺便说一句：六祖慧能得了衣钵，躲过众师兄弟的抢夺，星夜逃跑……这传说总让我怀疑。因为，这行动似与他的著名偈语大相径庭。既然“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倒又怎么如此地看重了衣钵呢？）
坦白说，我对六祖慧能的那句偈语百思而不敢恭维。“本来无一物”的前提可谓彻底，因而“何处染尘埃”的逻辑无懈可击，但那彻底的前提却难成立，因为此处之“物”显然不是指身外之物以及对它的轻视，而是就神秀的“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而言，是对人之存在的视而不见，甚至是对人之心灵价值的取消。“本来无一物”的境界或许不坏，但其实那也就没有好歹之分，因为一切都无。一切都无是个省心省力的办法，甚至连那偈语也不必去写，宇宙就像人出现之前和灭绝之后那般寂静，浑然一体了无差异，又何必还有罗汉、菩萨、佛以及种种境界之分？但佛祖的宏愿本是根据一个运动着的世界而生，根据众生的苦乐福患而发，一切都无，佛与佛法倒要去救助什么？所救之物首先应该是有的吧，身与心与尘埃与佛法当是相反相成的吧，这才是大乘佛法的入世精神吧。所以神秀的偈语，我以为更能体现这种精神，“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这是对身与心的正视，对罪与苦的不惧，对善与爱的提倡，对修与行的坚定态度。也许，神秀所说的仅仅是现世修行的方法，而慧能描画的是终极方向和成佛后的图景。但是，“世上可笑之人”的根本迷惑正在这里：一切都无，就算不是毁灭而是天堂，那天堂中可还有差别？可还有矛盾？可还有运动吗？依时下信佛的潮流所期盼的，人从猴子变来，也许人还可变到神仙去，那么神仙即使长生是否也要得其意义呢？若意义也无，是否就可以想象那不过是一棵树、一块石、一座坚固而冷漠的大山、一团随生随灭的星云？就算这样也好，但这样又何劳什么终极关怀？随波逐流即是圣境，又何必念念不忘什么“因果”？想来这“因果”的牵念，仍然是苦乐福患，是生命的意义吧。当然还有一说：一切都无，仅指一切罪与苦都无，而福乐常在，那便是仙境便是天堂，便是成佛。真能这样当然好极了。谁能得此好运，理当祝贺他，欢送他，或许还可以羡慕他。可是剩下的这个人间又将如何？如果成佛意味着独步天堂，成佛者可还为这人间的苦难而忧心吗？若宏愿不止，自会忧心依旧，那么天堂也就不只有福乐了。若思断情绝，弃这人间于不闻不问，独享福乐便是孜孜以求的正果，佛性又在哪儿？还是地藏菩萨说得好：“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我想这才是佛性之所在。但这样，便躲不过一个悖论了：有佛性的誓不成佛，自以为成佛的呢，又没了佛性。这便如何是好？佛将何在？佛位，岂不是没有了？或许这样才好。佛位已空，才能存住佛性。佛位本无，有的才是佛行。这样才“空”得彻底，“无”得真诚，才不会执于什么衣钵，为着一个领衔的位置追来逃去。罗汉呀、菩萨呀，那无非标明着修习的进程，若视其为等等级级诱人的宝座，便难免又演出评职称和晋官位式的闹剧。佛的本意是悟，是修，是行，是灵魂的拯救，因而“佛”应该是一个动词，是过程而不是终点。
修行或拯救，在时空中和在心魂里都没有终点，想必这才是“灭执”的根本。大千世界生生不息，矛盾不休，运动不止，困苦永在，前路无限，何处可以留住？哪里能是终点？没有。求其风息浪止无扰无忧，倒像是妄念。指望着终点（成佛、正果、无苦而极乐），却口称“断灭我执”，不仅滑稽，或许就要走歪了路，走到为了独享逍遥连善念也要断灭的地步。还是不要取消“心识”和“执著”吧——可笑如我者作如此想。因为除非与世隔绝顾自逍遥，魔性佛性总归都是一种价值信奉；因为只要不是毁灭，灵魂与肉身的运动必定就有一个方向；因为除了可祝贺者已独享福乐了之外，再没见有谁不执著的，唯执著点不同而已。有执著于爱的，有执著于恨的，有执著于长寿的，有执著于功名的，有执著于投奔天堂的，有执著于拯救地狱的，还有执著于什么也不执著以期换取一身仙风道骨的……想来，总不能因为有魔的执著存在，便连佛的执著也取消吧，总不能因为心识的可能有误，便连善与恶也不予识别，便连魔与佛也混为一谈吧。佛之轻看心识，意思大概与“生命之树常青，理论永远是灰色的”相似。我们的智力、语言、逻辑、科学或哲学的理论，与生命或宇宙的全部存在相比，是有限与无穷的差距。今天人们已经渐渐看到，因为人类自诩为自然的主宰，自以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便可引领我们去到天堂，已经把这个地球榨取得多么枯瘪丑陋了，科学的天堂未见，而人们心魂中的困苦有增无减。因此，佛以其先知先觉倡导着另一种认识方法和生活态度。这方法和态度并不简单，若要简单地概括，佛家说是：明心见性。那意思是说：大脑并不全面地可靠，万勿以一（一己之见）概全（宇宙的全部奥秘），不可妄尊自大，要想接近生命或宇宙的真相，必得不断超越智力、逻辑、理论的局限，才能去见那更为辽阔奥渺的存在；要想创造人间的幸福，先要遵法自然的和谐，取与万物和平相处的态度。这当然是更为博大的智慧，但可笑如我者想，这并非意味着要断灭心识。那博大的智慧，是必然要经由心识的，继而指引心识以及与心识通力合作。就像大学生都曾是从小学校里走出来的，而爱因斯坦的成就虽然超越了牛顿但并不取消牛顿。超凡入圣也不能弃绝了科学技术，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芸芸众生并不个个都能餐风饮露。这是一个悖论，科学可以造福，科学也可以生祸，福祸相倚，由是佛的指点才为必要。语言和逻辑呢，也不能作废，否则便是佛经也不能读诵。佛经的流传到底还是借助了语言文字，经典的字里行间也还是以其严密的逻辑令人信服、教人醒悟。便是玄妙的禅宗公案，也仍然要靠人去沉思默解，便是“非常道”也只好强给它一个“非常名”，真若不流文字，就怕那智慧终会湮灭，或沦为少数慧根丰厚者的独享。这又是一个悖论，语言给我们自由，同时给我们障碍，这自由与障碍之间才是佛的工作，才是道的全貌。最要紧的是：倘在此心识纷纭、执著各异的世界上，一刀切地取消心识和执著，料必要得一个价值虚无的麻木硕果，以致佛魔难分，小术也称大道，贪官也叫公仆，恶也做佛善也做佛，佛位林立单单不见了佛性与佛行。
心识加执著，可能产生的最大祸患，怕就是专制也可以顺理成章。恶的心识自不必说，便是善的执著也可能如此。比如爱，“爱你没商量”就很可能把别人爱得痛苦不堪，从而侵扰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但这显然不意味着应该取消爱，或者可爱可不爱。失却热情（执著）的爱早也就不是爱了。没有理性（心识）的爱呢，则很可能只是情绪的泛滥。美丽的爱是要执著的，但要使其在更加博大的维度中始终不渝，这应该是佛愿的指向，是终极的关怀。心识也好，智慧也好，都只是对存在的（或生命奥秘的）“知”，不等于终极关怀。而且，智慧的所“见”也依然是没有止境，佛法的最令人诚服之处，就在于它并不讳言自身的局限，和其超越、升华的无穷前景。若仅停留于“知”，并不牵系于“愿”付之于“行”，便常让人疑惑那是不是借助众生的苦难在构筑自己的光荣。南怀瑾先生的一部书中的一个章节，我记得标题是“唯在行愿”，我想这才言中了终极关怀。终极关怀都是什么？论起学问来令人胆寒，但我想“条条大路通罗马”，千头万绪都在一个“爱”字上。“断有情”，也只是断那种以占有为目的、或以奉献求酬报的“有情”，而绝不是要把人断得麻木不仁，以致见地狱而绕行，见苦难而逃走。（话说回来，这绕行和逃走又明显是“有情”未断的表征，与地藏菩萨的关怀相比，优劣可鉴。）爱，不是占有，也不是奉献。爱只是自己的心愿，是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因而爱不要求（名、利、情的）酬报；不要求酬报的爱，才可能不通向统治他人和捆绑自己的“地狱”。地藏菩萨的大愿，大约就可以归结为这样的爱，至少是始于这样的爱吧。但是，我很怀疑地藏菩萨的大愿能否完成。还是老问题：地狱能空吗？矛盾能无吗？困苦能全数消灭吗？没有差别没有矛盾没有困苦的世界，很难想象是极乐，只能想象是死寂。——我非常渴望有谁能来驳倒我，在此之前，我只好沿着我不能驳倒的这个逻辑想下去。有人说：佛法是一条船，目的是要渡你去彼岸，只要能渡过苦海到达彼岸，什么样的船都是可以的。对此我颇存疑问：一是，说彼岸就是一块无忧的乐土，迄今的证明都很无力；二是“到达”之后将如何？这个问题似在原地踏步，一筹莫展；三是，这样的“渡”，很像不图小利而要中一个大彩的心理，怕是聪明的人一多，又要天翻地覆地争夺不休。所谓“断灭我执”，我想根本是要断灭这种“终点执”。所谓“解脱”，若是意味着逃跑，大约跑到哪儿也还是难于解脱，唯平心静气地接受一个永动的过程，才可望“得大自在”。彼岸，我想并不与此岸分离，并不是在这个世界的那边存在着一个彼岸。当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时，我想，他的心魂已经进入彼岸。彼岸可以进入，但彼岸又不可能到达，是否就是说：彼岸又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动词？我想是的。彼岸、普度、宏愿、拯救，都是动词，都是永无止境的过程。而过程，意味着差别、矛盾、运
动和困苦的永远相伴，意味了普度的不可能完成。既然如此，佛的“普度众生”以及地藏菩萨的大愿岂不是一句空话了？不见得。理想，恰在行的过程中才可能是一句真话，行而没有止境才更见其是一句真话，永远行便永远能进入彼岸且不弃此岸。若因行的不可能完成，便叹一声“活得真累”，而后抛弃爱愿，并美其名为“解脱”和“得大自在”——人有这样的自由，当然也就不必太反对，当然也就不必太重视，就像目送一只“UFO”离去，回过头来人间如故。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说到底人只可拯救自己，不能拯救他人，因而爱的问题可以取消。我很相信“说到底人只可拯救自己”，但怎样拯救自己呢？人不可能孤立地拯救自己，和，把自己拯救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世上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只有一个生命，拯救也就大可不必。拯救，恰是在万物众生的缘缘相系之中才能成立。或者说，福乐逍遥可以独享，拯救则从来是对众生（或曰人类）苦乐福患的关注。孤立一人的随生随灭，细细想去，原不可能有生命意义的提出。因而爱的问题取消，也就是拯救的取消。当然“爱”也是一个动词，处于永动之中，永远都在理想的位置，不可能有彻底圆满的一天。爱，永远是一种召唤，是一个问题。爱，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从来不是以完成的状态消解此岸，而是以问题的方式驾临此岸。爱的问题存在与否，对于一个人、一个族、一个类，都是生死攸关，尤其是精神之生死的攸关。人间“瘫痪后你是怎么……譬如说，你是——？”记者一时不知怎么说好，双手像是比划着一个圆球。我懂了他的意思，说：“那时我只想快点死。”“哪里哪里，你太谦虚。”他微笑着，望着我。可我那时是真想死，不记得怎么谦虚过。“你是不是觉得不能再为人民……所以才……？”我摇摇头，想起了我那时写过的一首诗：轻推小窗看春色，漏人人间一斜阳……“那你为什么没有……？”记者象是有些失望了。
我说，我是命运的宠儿。他奇怪地瞪着我。“您看我这手摇车，是十几个老同学凑钱给我买的……看这弹簧床，是个街坊给我做的……这棉裤，是邻居朱奶奶做的……还有这毛衣——那个女孩子也在我们街道生产组干过……生产组的门窄，手摇车进不去，一个小伙子天天背我……”记者飞快地记着。“最好说件具体的。”他说。我想了一会，找出了那张粮票（很破，中间贴了一条白纸）。“前些年，您知道它对一个陕北的农民来说等于什么吗？”我说：“也许等于一辆汽车，也许等于一所别墅；当然，要看和谁比。不过，它比汽车和别墅可重要多了；为了舍不得这么张小纸片，有时会耽误了一条人命。”记者看看那粮票，说：“是陕西省通用的？”“是。可他不懂。我寄还给他，说这在北京不能用。他又给我寄了回来，说这是他卖了留着过年用的十斤好黄米才得来的，凭什么不能用？！噢，他是我插队时的房东老汉，喂牛的……”有些事我不想对记者说。其实，队里早不让他喂牛了；有一回，他偷吃了喂牛的黑豆……“他说，这十斤粮票，我看病时用得着。”“看病？用粮票？！”记者问。看来他没插过队。“比送什么都管用，他以为北京也是那样。后来我才知道，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的。我没见过他的儿子，那时他只带个小孙女一块过。”我和记者都沉默着，看着那张汗污的粮票。“现在怎么样？”记者问我：“你们还有联系吗？”“现在有现在的难处，要是把满街贴广告的力气用来多生产点象样的缝纫机就好了。”记者没明白。“前些日子他寄钱来。想给他孙女买台缝纫机，他自己想要把二胡。可惜，我只帮他买到了二胡。他说，缝纫机一定得买最好的，要不他孙女该生气了。简直算得上是忘本了吧？”记者笑了，吹去笔记本上的烟灰：“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你是怎么战胜了……？譬如说……”“还有医院的大夫，常来家看我……还有生产组的大妈们，冬天总在火炉上烤热两块砖，给我垫在脚下……还有……唉！我说不好，也说不完。”一九八二年
说死说活1、史铁生≠我要是史铁生死了，并不就是我死了。——虽然我现在不得不以史铁生之名写下这句话，以及现在有人喊史铁生，我不得不答应。史铁生死了——这消息日夜兼程，必有一天会到来，但那时我还在。要理解这件事，事先的一个思想练习是：传闻这一消息的人，哪一个不是“我”呢？有哪一个——无论其尘世的姓名如何——不是居于“我”的角度在传与闻呢？2、生＝我死是不能传闻任何消息的——这简直可以是死的鉴定。那么，死又是如何成为消息的呢？唯有生，可使死得以传闻，可使死成为消息。譬如死寂的石头，是热情的生命使其泰然或冥顽的品质得以流传。故可将死作如是观：死是生之消息的一种。然而生呢，则必是“我”之角度的确在，或确认。3、无辜的史铁生假设谁有一天站在了史铁生的坟前，或骨灰盒前，或因其死无（需）葬身之地而随便站在哪儿，悼念他，唾弃他，或不管以什么方式涉及他，因而劳累甚至厌倦，这事都不能怨别人，说句公道话也不能怨史铁生。这事怨“我”之不死，怨不死之“我”或需悼念以使情感延续，或需唾弃以利理性发展。总之，怨不死的“我”需要种种传闻来构筑“我”的不死，需要种种情绪来放牧活蹦乱跳的生之消息。4、史铁生≈我使用过的一台电脑一个曾经以其相貌、体形和动作特征来显明为史铁生的天地之造物，损坏了，不能运作了，无法修复了，报废了，如此而已。就像一只老羊断了气而羊群还在。就像一台有别于其他很多台的电脑被淘汰了，
但曾流经它的消息还在，还在其曾经所联之网上流传。史铁生死了，世界之风流万种、困惑千重的消息仍在流传，经由每一个“我”之点，连接于亿万个“我”之间。5、浪与水＝我与“我”浪终归要落下去，水却还是水。水不消失，浪也就不会断灭。浪涌浪落，那是水的存在方式，是水的欲望（也叫运动），是水的表达、水的消息、水的连接与流传。哪一个浪是我呢？哪一个浪又不是“我”呢？从古至今，死去了多少个“我”呀，但“我”并不消失，甚至并不减损。那是因为，世界是靠“我”的延续而流传为消息的。也许是温馨的消息，也许是残忍的消息，但肯定是生动鲜活的消息，这消息只要流传，就必定是“我”的接力。6、永远的生＝不断地死有生以来，你已经死掉了多少个细胞呀，你早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你的血肉之躯已不知死了多少回，而你却还是你！你是在流变中成为你的，世界是在流变中成为世界的。正如一个个音符，以其死而使乐曲生。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一条河流能够两次被同一个人踏入吗？同样的逻辑，还可以继续问：一个人可以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吗？7、永恒的消息但是，总有人在踏入河流，总有河流在被人踏入。踏入河流的人以及被踏入的河流，各有其怎样的尘世之名，不过标明永恒消息的各个片段、永恒乐曲的各个章节。而“我”踏入河流、爬上山巅、走在小路与大道、走过艰辛与欢乐、途经一个个幸运与背运的姓名……这却是历史之河所流淌着的永恒消息。正像血肉之更迭，传递成你生命的游戏。8、你在哪儿？你由亿万个细胞组成，但你不能说哪一个细胞就是你，因为任何一个细胞的死亡都不影响你仍然活着。可是，如果每一个细胞都不是你，你又在哪儿呢？
同样，你思绪万千，但你不能说哪一种思绪就是你，可如果每一种思绪都不是你，你又在哪儿呢？同样，你经历纷繁，但你不能说哪一次经历就是你，可如果每一次经历都不是你，你到底在哪儿呢？9、无限小与无限大你在变动不居之中。或者干脆说，你就是变动不居：变动不居的细胞组成、变动不居的思绪结构、变动不居的经历之网。你一直变而不居，分分秒秒的你都不一样，你就像赫拉克利特的河，倏忽而不再。你的形转瞬即逝，你的肉身无限短暂。可是，变动不居的思绪与经历，必定是牵系于变动不居的整个世界。正像一个音符的存在，必是由于乐曲中每一个音符的推动与召唤。因此，每一个音符中都有全部乐曲的律动，每一个浪的涌落都携带了水的亘古欲望，每一个人的灵魂都牵系着无限存在的消息。10、群的故事有生物学家说：整个地球，应视为一个整体的生命，就像一个人。人有五脏六腑，地球有江河林莽、原野山峦。人有七情六欲，地球有风花雪月、海啸山崩。人之欲壑难填，地球永动不息。那生物学家又说：譬如蚁群，也是一个整体的生命，每一只蚂蚁不过是它的一个细胞。那生物学家还说：人的大脑就像蚁群，是脑细胞的集群。那就是说：一个人也是一个细胞群，一个人又是人类之集群中的一个细胞。那就是说：一个人死了，正像永远的乐曲走过了一个音符，正像永远的舞蹈走过了一个舞姿，正像永远的戏剧走过了一个情节，以及正像永远的爱情经历了一次亲吻，永远的跋涉告别了一处村庄。当一只蚂蚁（一个细胞，一个人）沮丧于生命的短暂与虚无之时，蚁群（细胞群，人类，乃至宇宙）正坚定地抱紧着一个心醉神痴的方向——这是唯一的和永远的故事。11、我离开史铁生以后我离开史铁生以后史铁生就成了一具尸体，但不管怎么说，白白烧掉未免可惜。浪费总归不好。我的意思是：
①先可将其腰椎切开，到底看看那里面出过什么事——在我与之朝夕相处的几十年里，有迹象表明那儿发生了一点儿故障，有人猜是硬化了，有人猜是长了什么坏东西，具体怎么回事一直不甚明了。我答应过医生，一旦史铁生撒手人寰，就可以将其剖开看个痛快。那故障以往没少给我捣乱，但愿今后别再给“我”添麻烦。②然后再将其角膜取下，谁用得着就给谁用去，那两张膜还是拿得出手的。其他好像就没什么了。剩下的器官早都让我用得差不多了，不好意思再送给谁——肾早已残败不堪，血管里又淤积了不少废物，因为吸烟，肺料必是脏透了。大脑么，肯定也不是一颗聪明的大脑，不值得谁再用，况且这东西要是还能用，史铁生到底是死没死呢？12、史铁生之墓上述两种措施之后，史铁生仍不失为一份很好的肥料，可以让它去滋养林中的一棵树，或海里的一群鱼。不必过分地整理他，一衣一裤一鞋一袜足矣，不非是纯棉的不可。物质原本都出于一次爆炸。其实，他曾是赤条条地来，也该让他赤条条地去，但我理解伊甸园之外的风俗，何况他生前知善知恶欲念纷纭，也不配受那园内的待遇。但千万不要给他整容化妆，他生前本不漂亮，死后也不必弄得没人认识。就这些。然后就把他送给鱼或者树吧。送给鱼就怕路太远，那就说定送给树。倘不便囫囵着埋在树下，烧成灰埋也好。埋在越是贫瘠的土地上越好，我指望他说不定能引起一片森林，甚至一处煤矿。但要是这些事都太麻烦，就随便埋在一棵树下拉倒，随便撒在一片荒地或农田里都行，也不必立什么标识。标识无非是要让我们记起他。那么反过来，要是我们会记起他，那就是他的标识。在我们记起他的那一处空间里甚至那样一种时间里，就是史铁生之墓。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墓地上做任何事，当然最好是让人高兴的事。13、顺便说一句：我对史铁生很不满意我对史铁生的不满意是多方面的。身体方面就不苛责他了吧。品质方面，现在也不好意思就揭露他。但关于他的大脑，我不能不抱怨几句，那个笨而又笨的大脑曾经把我搞得苦不堪言。那个大脑充其量是个三流大脑，也许四流。以电脑作比吧，他的大脑顶多算得上是“286”——运转速度又慢（反应迟钝），贮
存量又小（记忆力差），很多高明的软件（思想）他都装不进去（理解不了）——我有多少个好的构思因此没有写出来呀，光他写出的那几篇东西算个狗屁！14、一件疑案在我还是史铁生的时候我就说过：我真不想是史铁生了。也就是说，那时我真不想是我了，我想是别人，是更健康、更聪明、更漂亮、更高尚的角色，比如张三，抑或李四。但这想法中好像隐含着一些神秘的东西：那个不想再是我的我，是谁？那个想是张三抑或李四抑或别的什么人的我，是谁呢？如果我是如此的不满意我，这两个我是怎样意义上的不同呢？如果我仅仅是我，仅仅在我之中，我就无从不满意我。就像一首古诗中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不满意我，就说明我不仅仅在我之中，我不仅仅是我，必有一个大于我的我存在着——那是谁？是什么？在哪儿？不过这件事，恐怕在我还与史铁生相依为命的时候，是很难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以正视听了。但是有一种现象，似对探明上述疑案有一点儿启发——请到处去问问看，不肯定在哪儿，但肯定会有这样的消息：我就是张三。我就是李四。以及，我就是史铁生。甚至，我就是我。没有生活很久很久以前并且忘记了是在哪儿，在我开始梦想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说过：“作家应该经常到生活中去。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那时我年少幼稚不大听得懂这句话，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吗？“没有生活”是不是说没有出生或者已经谢世？那样的话当然是没法儿写作，可这还用说么？然而很多年过去了，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话我还是不大听得懂，到底什么叫“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底是指什么？也许是，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有生活”，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没有生活”？如果是这样，如果生活已经划分成两类，那么当不当得成作家和写不写得出好作品，不是就跟出身一样全凭运气了么？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属于“没有生活”的一类，那你就死了写作这条心吧。不是么？总归得有人生活在“没有生活”之中呀？否则怎样证实那条金科玉律的前提呢？为了挽救那条金科玉律不至与宿命论等同，必得为生活在“没有生活”中而又想从事写作的人找个出
路。（生活在“没有生活”中的人想写作，这已经滑稽，本身已构成对那金科玉律的不恭。先顾不得了。）唯一的办法是指引他们到“有生活”的生活中去。然后只要到了那地方，当作家就比较地容易了，就像运输总归比勘探容易一样，到了那儿把煤把矿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车地运回来就行了。但关键是，“有生活”的生活在哪儿？就是说在作家和作品产生之前，必要先判断出“有生活”所在之方位。正如在采掘队或运输队进军之前，必要有勘探队的指引。真正的麻烦来了：由谁来判断它的方位？由作家吗？显然不合逻辑——在“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尚未确认之前，哪儿来的作家？那么，由非作家？却又缺乏说服力——在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前，根据什么来判断“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呢？而且这时候胡说白道极易盛行，公说在东，婆说在西，小叔子说在南，大姑子说在北，可叫儿媳妇听谁的？要是没有一条经过验证的根据，那岂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寻找所谓“有生活”么？岂不就等于说，任何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么？但这是那条金科玉律万难忍受的屈辱。光景看来挺绝望。万般无奈也许好吧就先退一步：就让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经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生活中自行产生吧，暂时忍受一下生活等于生活的屈辱，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后就好办了就有理由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区域。可这岂止是危险这是覆巢之祸啊！这一步退让必使以后的作家找到不甘就范的理由，跟着非导致那条金科玉律的全线崩溃而不可——此中逻辑毫不艰涩。也许是我理解错了，那条金科玉律不过是想说：麻木地终日无所用心地活着，虽然活过了但不能说其生活过了，虽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说是“有生活”。倘若这样我以为就不如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无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谓“没有生活”。真若是这个意思我就终于听懂。真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写作而挑剔生活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当作家就不是一种侥幸、不是一份特权、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烦别人了。我希望，“有生活”也并不是专指猎奇。任何生活中都包含着深意和深情。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能出现好作家。但愿我这理解是对的否则我就仍然不能听懂那条金科玉律，不能听懂这为什么不是一句废话。一九九三年
合欢树10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比我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10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20岁时，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法治。母亲的全部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了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试怎么知道会没用？”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总是在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那就写着试试看。”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母亲已离开我整整7年了。获奖之后，登门来访的记者很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了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我偶尔
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子里的老太太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子去看看吗？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到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都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不但长了个子，而且还比较茂盛。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太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的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想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了享受。有那么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1984年11月秋天的怀念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散文三篇
一、玩具我有生的第一个玩具是一只红色的小汽车，不足一尺长，铁皮轧制的外壳非常简单，有几个窗但是没有门，从窗间望见一个惯性轮，把后车轮在地上摩擦便能“嗷嗷——”地跑。我现在还听得见它的声音。我不记得它最终是怎样离开我的了，有时候我设想它现在在哪儿，或者它现在变成了什么存在于何处。但是我记得它是怎样来的。那天可谓双喜临门，母亲要带我去北海玩，并且说舅舅要给我买那样一只小汽车。母亲给我扣领口上的纽扣时，我记得心里充满庄严；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很久，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比那小汽车更美妙更奢侈的玩具。到了北海门前，东张西望并不见舅舅的影。我提醒母亲：舅舅是不是真的要给我买个小汽车？母亲说：“好吧，你站在这儿等着，别动，我一会儿就回来。”母亲就走进旁边的一排老屋。我站在离那排老屋几米远的地方张望，可能就从这时，那排老屋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走进了我永不磨灭的记忆。独自站了一会儿我忽然醒悟，那是一家商店，可能舅舅早已经在里面给我买小汽车呢，我便走过去，爬上很高很高的台阶。屋里人很多，到处都是腿，我试图从拥挤的腿之间钻过去靠近柜台，但每一次都失败，刚望见柜台就又被那些腿挤开。那些腿基本上是蓝色的，不长眼睛。我在那些蓝色的漩涡里碰来转去，终于眼前一亮，却发现又站在商店门外了。不见舅舅也不见母亲，我想我还是站到原来的地方去吧，就又爬下很高很高的台阶，远远地望那绿色的门窗和红色的梁柱。一眨眼，母亲不知从哪儿来了，手里托着那只小汽车。我便有生第一次摸到了它，才看清它有几个像模像样的窗但是没有门——对此我一点都没失望，只是有过一秒钟的怀疑和随后好几年的设想，设想它应该有怎样一个门才好。我是一个容易惭愧的孩子，抱着那只小汽车觉得不应该只是欢喜。我问：“舅舅呢，他怎么还不出来？”母亲愣一下，随我的目光向那商店高高的台阶上张望，然后笑了说：“不，舅舅没来。”“不是舅舅给我买吗？”“是，舅舅给你买的。”“可他没来呀？”“他给我钱，让我给你买。”这下我听懂了，我说：“是舅舅给的钱，是您给我买的对吗？”“对。”“那您为什么说是舅舅给我买的呢？”“舅舅给的钱，就是舅舅给你买的。”我又糊涂了：“可他没来他怎么买呢？”那天在北海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在给我解释为什么这只小汽车是舅舅给我买的。我听不懂，无论母亲怎样解释我绝不能理解。甚至在以后的好几年中我依然冥顽不化固执己见，每逢有人问到那只小汽车的来历，我坚持说：“我妈给我买的。”或者再补充一句：“舅舅给的钱，我妈进到那排屋子里去给我买的。”对，那排屋子：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柱子，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我永远不会忘。惠特曼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孩子逐日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倾向那东西；／于是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在那一天，或在那一天的某一部分，／或继续了好几年，或好几年结成的伸展着的好几
个时代。”正是这样，那排老屋成了我的一部分。很多年后，当母亲和那只小汽车都已离开我，当童年成为无比珍贵的回忆之时，我曾几次想再去看看那排老屋。可是非常奇怪，我找不到它。它孤零且残缺地留在我的印象里，绿色的门窗红色的梁柱和高高的台阶……但没有方位没有背景周围全是虚空。我不再找它。空间中的那排屋子可能已经拆除，多年来它只作为我的一部分存在于我的时间里。但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了它。事实上我很多次就从它旁边走过，只是我从没想到那可能就是它。它的台阶是那样矮，以致我从来没把它放在心上。但那天我又去北海，在它跟前偶尔停留，见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往那台阶上爬，他吃力地爬甚至手脚并用，我猛然醒悟，这么多年我竟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那台阶并不随着我的长高而长高。这时我才仔细打量它。绿色的门窗，对，红色的柱子和青灰色的台阶，对，是它，理智告诉我那应该就是它。心头一热，无比的往事瞬间涌来。我定定神退后几米，相信退到了当年的位置并像当年那样张望它。但是张望越久它越陌生，眼前的它与记忆中的它相去越远。从这时起，那排屋子一分为二，成为我的两部分，大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两部分。那么，如果我写它，我应该按照哪一个呢？我开始想：真实是什么。设若几十年后我老态龙钟再来看它，想必它会二分为三，成为我生命的三部分。那么真实，尤其说到客观的真实，到底是指什么？二、角色在电影里，我见过一排十几个也许二十几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产科的婴儿室一尘不染，他们都裹在白色的襁褓里一个紧挨一个排成一排，睡着，风在窗外摇动着老树的枝叶但这个世界尚未惊动他们，他们睡得安稳之极，模样大同小异。那时我想：曾经与我紧挨着的那两个孩子是谁呢？（据悉我也是在医院里出生的，想必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一排最初的伙伴儿。）与我一同来到人间的那一排孩子，如今都在做着什么都在怎样生活？当然很难也不必查考。世上的人们都在做着什么，他们也就可能在做着什么，人间需要什么角色他们也就可能是什么角色。譬如部长，譬如乞丐，譬如工人、农民、教授、诗人，毋庸讳言譬如小人，当然还譬如君子。可以想见，至少几十上百年内人间的戏剧不会有根本的改动，人间的戏剧一如既往还是需要千差万别的各种角色。那么电影里的那一排孩子将来都可能做什么都可能成为什么角色，也就大致上有了一个安排方案，有了分配的比例。每天每天都有上百万懵懂但是含了欲望的生命来到人间。欲望，不应该受到指责，最简单的理由是：指责，已经是欲望的产物。但是这一排生命简直说这一排欲望，却不可能得到平等的报
答。这一排天真无邪稚气可掬的孩子，他们不可能都是爱因斯坦，也不可能都是王小二，不可能全是凡夫俗子也不可能全是巾帼豪杰，这都不要紧这都不值得伤脑筋，最最令人沮丧的是他们不可能都有幸福的前程不可能都交好运，同样，也不可能都超凡入圣或见性成佛。即便有九十九个幸福而光荣的位置相应只有一个痛苦或丑陋的位置在前面，在未来等待着这些初来乍到的生命，令人沮丧的局面也毫无改观：谁，应该去扮演那不幸的一个？和，为什么？我不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有一个美满的答案。释迦世尊的回答可能是最为精彩的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藏菩萨也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但是在他们这样回答之时他已经超越痛苦步入慈悲安详，在他这样回答之后他已经脱离丑陋成了英雄好汉，可问题呢，依旧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未得答案。因为正像总统的位置是有限的，佛与菩萨的名额但愿能稍稍多一点而已。我不再寻找它的答案。尼采说：自从我厌倦了寻找，我便学会了找到。有一个朋友死了。K，她在命运的迷茫之中猝然赴死。爱她的人说，要是我们早一点知道，我们可以使她不死。是的，这是可能的。但是，谁能让亿万命途都是晴空朗照？谁能保障这世上没有人在迷茫中痛不欲生？K这样去死了，或者其实是：有一个人这样去死了，这个人的名字恰恰叫做K。因为产科婴儿室里的那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都还没有名字。有一个人双腿瘫痪了。S，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连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再想站起来走一分钟都不可能了。爱他的人说将来，将来也许会有办法让他重新站起来走。可能的，在不规定期限的将来这是可能的。但是不管多么长久的将来，人间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伤病，医学的前途不可能没有新的难题。那么将来的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人，对他自己和对爱他的人来说与现在这个S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是将来的过去，现在是过去的将来，将来是将来的现在。产科婴儿室里每天都有一排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都还没有名字。有一个人步入歧途。L，也许因为贫穷，也许因为愚昧，也许因为历史的造就，他犯了罪甚至可能是不可饶恕的罪。爱他的人说：贫穷、愚昧和历史，难道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负责吗？为什么他不可饶恕？是的，他不可饶恕，因为人类前行要以此标明那是歧途。但是人类还要前行，还要遇到歧途还要标明那是歧途。产科婴儿室里那些初来乍到的可爱的伙伴他们还都没有名字，他们之中的谁，将叫做L？
有一天，不是在电影里也不是在产科婴儿室，我看见一排正在离去或者已经离去的伙伴，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一排，安静之极，风在窗外摇动老树的枝叶但世界已不再惊扰他们了。用任何尘世的名字呼唤他们，他们不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死者。三、姻缘1.我在陕北的一处小山村插过队。我写过那地方儿，叫它做“清平湾”，实际的名称是关家庄。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冲流淤积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川蜿蜒百余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在关家庄上下的几个村子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学，曾在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个班级念书。也有例外，男士A，不是我的同学但是和我们一起来到清平川插队，他是为了和我的同学男士B插在一处。但是阴差阳错，到了清平川，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们将我和B等几个同学分配在关家庄，却把A与我的另几个同学安置在另一个村。费几番周折也没能改变命运的意图。这样男士A便在另一个村中与我的同学女士C相识，在同一个灶上吃饭，在同一块地里干活，从同一眼井中担水，走同一条路去赶集，数年后二人由恋人发展成夫妻，在同一个屋顶下有了同一个家。有一回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可记得你们的媒人是谁吗？是B！”大家愣一下，笑道：“不，不是B，是公社知青办那几位先生。”大家笑罢又有了进一步觉悟，说：“不不还是不对，不是B也不是那几位先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若非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A和C何缘相识呢？”思路如此推演开去，疑为A和C的媒人者纷纭而至呈几何级数增长，且无止境。2.我难得登高望远。坐轮椅正坐至第二十个年头，尚无终期。某一日电梯载我升上十几层高楼，临窗俯看，见城市喧嚣浩瀚比以前更大得怵目惊心，楼堂房舍鳞次栉比也更多彩多姿，纵横交织的街道更宽阔美丽。惟如蚁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头奔走，动机莫测出没无常；熙来攘往擦肩而过，就像互相绕开一棵树或一面墙；忽而也见两三位远远地扑来一处交头接耳，之后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难辨认；一串汽车首尾相接飞驰向东，当中一辆不知瞬间受了什么引诱，减速出列掉头改道又急驶向西了；飘飘扬扬的一缕红裙，飘飘扬扬地分外醒目，但倏地永远不见了，于原来的地位上顶替以一位推车的老人；老人缓缓地走，推的是一辆婴儿车，车厢里的小孩儿顾自酣甜地睡着……我想，这老人这小孩儿恰是人间亿万命途的象征，来路和去向仍是一贯地神秘。居高而望这宏大的人间，很可能正像量子力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测验和观察吧。书上说：“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即给出力和质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够精确地预言运动客体的未来或过去的
性状。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指出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精确测定的；因此牛顿定律不能适用于原子范围。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粒子轨道的细节，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几率。”书上说，后来，物理学家把一切物质都看作具有波粒二象性。我想，人也是这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吧。你每一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粒子，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间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是命途难测。书上说：“物质世界是由同时存在着的无穷大的场构成。”那么人间社会料必也是如此：在几十亿条命运轨道无穷多的交织组合之间，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你能知道你现在正走向什么？你能知道什么命运正向你走来吗？我坐在十几层高楼的窗前，想起往日的一个男孩儿。那男孩儿七岁时有一次问他的母亲：“什么是结婚？”母亲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七岁的男孩儿于是问父亲：“你结婚了吗？”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肯定是结过婚了。”男孩儿迷茫地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结婚。”母亲笑道：“你现在当然不要结，但将来你会结。”“为啥？”“因为，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要结婚。”为此男孩儿郑重其事地想了一个下午，晚上他又问母亲：“那我和谁结婚呢？”母亲说：“这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那个女孩儿可能正在向你走来。”男孩儿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俯看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很想辨出那个女孩儿，很想看见她从哪儿走来……这时我忽然想起问我的妻子：“我七岁那年，你在哪儿？”她正读一本书，抬头望了望我，说：“下次别再忘了——又过了三年我才出生。”她笑了。可我没笑。“那么那时你的父母，他们在哪儿？”“很可能那时，”她一边重新埋下头去一边说，“我的父母还不相识。”3.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夏夜的外滩，情侣的密度当属世界之最。骄阳落去，皎月初升，江风习习吹开熏蒸的溽热之时你瞧吧，沿江的栅栏边，情男恋女伏栏面水倾诉衷肠，一条大队直排出几里，仿佛对黄浦江夹道的欢迎与欢送；一对紧挨一对，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间隙，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倘忽略每一颗头的扭向让你猜哪两个是一对，你有50％的可能错点了鸳鸯。我对他的描述略表怀疑。“怎么你不信？”我的这位富于想象力的朋友笑道：“这么说吧，要是这时有谁下一道命令，譬如喊一二三，或者吹一声哨，情男恋女们无需移动位置只要一齐转头180度，便可在全新的组合中继续谈情说爱。”“很可能，”我说，“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过了。”“下过了？”这一回轮到他怀疑。
“下过了，但是你没听见。”“你听见了？”“我有时感到我听见了。在你去外滩之前，在你去外滩之前很久上帝的哨子已经吹过了，因此你看见了你所看到的情景，你看见了你只能看到的一种组合。”不久前我读一本书，书上说到洗牌。一局牌（不论是扑克还是麻将）开始，先要洗牌。连续的输家抱怨手气不好，尤其要洗牌，别人洗过了他还不能放心，一定要自己再洗，一面把牌打乱一面心中祈祷好运的来临。那本书的作者说：当然这会改变他的牌运，但是，到底是改变得更好了还是改变得更坏了却永远不能知道。被你洗掉了的种种排列，未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种与你遭遇。一九九二年春节相逢何必曾相识等有一天我们这伙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岁，白发苍苍还拄了拐棍儿，世界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是（夏令时）傍晚七八点钟的太阳，即便到那时候，如果陌路相逢我们仍会因为都是“老三届”而“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么不管在哪儿，咱们找一块不碍事的地方坐下——再说那地方也清静。“您哪届？”“六六。您呢？”（当年是用“你”字，那时都说“您”了，由此见出时间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岁，我老初三。”倘此时有一对青年经过近旁，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这俩老家伙念的什么咒语。“那时候您去了哪儿？”“云南（或者东北、内蒙、山西）。您呢？”“陕北，延安。”这就行了，我们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这永远是我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六六、六七、六八，已经是多么遥远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对青年学过历史，他们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语，那是二十世纪中极不平常的几年，并且想起考试时他们背诵过几个拗口的词句：插队，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他们恰恰是钻研史学的，如果他们走来，如同发现了活化石那样地发现了我们，我想我们不太介意，历史还要走下去，我们除了不想阻碍它之外，正巧还想为“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世界有一点用处。
我们能说点什么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几十年前的喜怒哀乐和几百几千年前的喜怒哀乐一样，都根据当代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想象罢了。我们可以讲一点儿单凭想象力所无法触及的野史。比如，要是正史上写“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边疆”，您信它一半足够了，记此正史的人必是带了情绪。我记得清楚，1968年末的一天，我们学校专门从外校请来一位工宣队长，为我们作动员报告，据说该人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台来先是说：“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台下便很安静了。然后他说：“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台下的呼吸声就差不多没有，随后有人带头喊亮了口号。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简洁有力：“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历史疑案：有多少报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什么时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说出大天来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队长者反而退却。这里面肯定含着一条令人快慰的逻辑。我去了延安。我从怕去变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是以后屡屡证明了的惯做白日梦的禀性所致，以及不敢违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当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和翻山越岭北上的卡车时，才感受到一缕革命豪情。唯当下了汽车先就看见了一些讨饭的农民时，才于默然之间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学孙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引发的灵感。他捧定那书看了一路，说：“咱们干赤脚医生吧。”大家都说好。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于政治，“四人帮”也能懂人道主义了。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仅此而已。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是贫病交困的农民们把他送上了行医的路。所以当“四人帮”倒台后，有几个人想把立哲整成“风派”“闹派”时，便有几封数百个农民签名（或委托）的信送去北京，担保他是贫下中农最爱戴的人。我们那个村子叫关家庄，离延川县城八十里，离永坪油矿三十五里，离公社十里。第一次从公社往村里去的路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为立哲造舆论：“他是大夫。”“医生噢？”老乡问，“能治病了吧？”“当然，不能治病算什么医生。”“对。就在咱庄里盛下（盛下：住下）呀是？”“是。”“咳呀——，那就好。”所以到村里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立哲看病，我们七手八脚地都做他的帮手和参谋。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婆儿——发烧、发冷、满脸起的红斑。立哲翻完了那本《农村医疗手册》说一声：丹毒。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都拿出来，把红糖和肉松也拿出来。老婆儿以为那都是药，慌慌地问：“多少价？”大
伙回答：“不要钱。”老婆儿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单是那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立哲再去看书，又怀疑是否红斑狼疮。这才想起问问病史。老婆儿摸摸脸：“你是问这？胎里坐下的嘛。”“生下来就有？”“噢——嘛！”当然，后来立哲的医道日益精深，名不虚传。说起那时陕北生活的艰辛，后人有可能认为是造谣。“糠菜半年粮”已经靠近了梦想，把菜去掉换一个汤字才是实情。“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呢，就怕真的掰开倒全要作废，所以才不实行。怎样算一个家呢？一眼窑，进门一条炕，炕头连着锅台，对面一张条案，条案上放两只木箱和几个瓦罐，窑掌里架起一只存粮的囤，便是全部家当。怎样养活一个家呢？男人顶着月亮到山里去，晚上再顶着月亮回来，在青天黄土之间用全部生命去换那每年人均不足三百斤的口粮。民歌里唱“人凭衣裳马凭鞍，婆姨们凭的是男子汉”，其实这除了说明粮食的重要之外不说明其他，婆姨们的苦一点不比男人们的轻，白天喂猪、养鸡、做饭，夜晚男人们歇在炕头抽烟，她们要纺线、织布、做衣裳，农活紧了她们也要上山受苦，一家人的用度还是她们半夜里醒来默默地去盘算。民歌里唱“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差不多是真的。好在我们那儿离油矿近，从废弃的油井边掏一点黑黑的原油拿回家点灯，又能省下几个钱。民歌唱“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说是夸张吗？那是因为其时其地的牛马们苦更重，要是换了草原上的牛马，就不好说谁夸张了谁。猪是一家人全年花销的指望，宁可人饿着不能饿了它们，宁可人瘦下去也得把它们养肥，然后卖成钱，买盐，买针线、农具、染布的颜料、娃娃上学要用的书和笔，余下的逐年积累，待娃娃长大知道要婆姨了的时候去派用场。唯独狗可以忽视，所以全村再难找到一头有能力与狼搏斗的狗了。然而，狗仍是最能让人得到温暖的动物，它们饿得昏昏的也还是看重情谊，这自然是值得颂扬的；但它们要是饿紧了偶然偷了一回嘴呢，你看那生性自轻自贱的目光吧——含满了惭愧和自责，这就未必还是好品质。我彻底厌恶“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理论。人不是一辈子为了当儿子（或者孙子）的，此其一；人在数十万年前已经超越了所有的动物，此其二；第三，人若不嫌母丑母亲就永远丑下去，要是不嫌家贫闹革命原本是为了什么呢？找遍陕北民歌你找不到“狗不嫌家贫”这样的词句，有的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难中的别离，煎熬着的深情，大胆到无法无天的爱恋：“三天没见哥哥面，大路上行人都问遍。”“风尘尘不动树梢梢摆，梦也梦不见你回来。”“白格生生蔓菁绿缨缨，大女子养娃娃天生成。”“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上队伍上横山。”“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吃了上前线。”“想你想得眼发花，土坷垃看成个枣红马。”“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在山里受苦时，乡亲们爱听我们讲北京的事，听得羡慕但不嫉妒，“哎呀——，哎呀——”地赞叹，便望那望不尽的山川沟壑，产生一些憧憬，说“咱这搭儿啥时也能像了北京似……”接着叹一声：“不比当年了嘛，人家倒把咱
给忘球喽。”于是继续抡动起七八斤重的老镢，唱一声：“六月里黄瓜下了架，巧口口那个说下哄人的话。”再唱一声：“噢，噢，噢嗬，噢嗬嗬，噢嗬嗬——！说是了天上没灵儿神，刮风了下雨是吼雷儿声，我问你就知情是不知儿情……”我们刚去的那年是个风调雨顺的丰产年，可是公粮收得狠，前一年闹灾荒欠下的公粮还要补足，结果农民是丰产不丰收，我亲眼见村里几个最本分的汉子一入冬就带着全家出门要饭去了。胆大又有心计的人就搞一点“投机倒把”，其实什么投机倒把，无非是把自家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蒸成馍，拿到几十里地外的车站去卖个高价，多换些玉米高粱回来，为此要冒坐大狱的危险。有手艺的人就在冬闲时出门耍手艺，木匠、石匠还有画匠。我还做过几天画匠呢。外头来的那些画匠的技艺实在不宜恭维，我便自告奋勇为乡亲们画木箱。木箱做好，上了大红的漆，漆干了在上面画些花鸟鱼虫，再写几个吉利的字。外来的画匠画一对木箱要十几块钱，我只要主人顶我一天工，外加一顿杂面条条儿。那时候真是馋呀，知青灶上做不成那么好吃的杂面条条儿；山里挖来的小蒜捣烂，再加上一种叫作（弄不清是哪两个字）的佐料，实在好吃得很。我的画技还算可以，真的，不吹牛。老乡把我画的木箱担到集上卖，都卖了好价钱。画了十几对不能再画了。大家都认为，画一对木箱自家用，算得上是为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但有人把它担到集上去赚钱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便再难吃上那热热的香香的杂面条条儿了。历史总归会记得，那块古老的黄土地上曾经来过一群北京学生，他们在那儿干过一些好事，也助长过一些坏事。比如，我们激烈地反对过小队分红。关家庄占据着全川最好的土地，公社便在此搞大队分红试点，我们想，越小就越要滋生私欲，越大当然就越接近公，一大二公嘛，就越看得见共产主义的明天。谁料这样搞的结果是把关家庄搞成全川最穷的村了。再比如，我们吆三喝四地批斗过那些搞“投机倒把”或出门耍手艺赚钱的人，吓得人家老婆孩子“好你了，好你了”一股劲儿央告。还有，在“以粮为纲”的激励下，知识青年带头把村里的果树都砍了，种粮食。果树的主人躲在窑里流泪，真仿佛杨白劳再世又撞见了黄世仁。好在几年后我们知道不能再那么干了，我们开始弄懂一些中国的事了。读了些历史也看见了些历史，读了些理论又亲历了些生活，知道再那样干不行。尤其知青的命运和农民们的命运已经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那几届“老插”得天独厚之处，至少开始两年我们差不多绝了回城的望，相信就将在那高原上繁衍子孙了，谁处在这位置谁都会幡然醒悟，那样干是没有活路的。当然，一有机会我们还是都飞了，飞回城，飞出国，飞得全世界都有。这现象说起来复杂，要想说清其中缘由，怕是得各门类学者合力去写几本大书。
1984年我在几位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又回了一趟陕北。因为政策的改善，关家庄的生活比十几年前自然是好多了，不敢说丰衣，钱也还是没有几个，但毕竟足食了。乡亲们迎我到村口，家家都请我去吃饭，吃的都是白面条条儿。我说我想吃杂面条条儿。众人说：“哎呀——，谁晓得你爱吃那号儿？”但是，农民们还是担心，担心政策变了还不是要受穷？担心连遇灾年还不是要挨饿？陕北，浑浊的黄河两岸，赤裸的黄土高原，仍然是得靠天吃饭。那年我头一次走了南泥湾。歌里唱她是“陕北的好江南”，我一向认为是艺术夸张，但亲临其地一看，才知道当年写歌词的人都还没学会说假话呢。那儿的山是绿的，水是清的，空气也是湿润的，川地里都种的水稻，汽车开一路，两旁的树丛中有的是野果和草药，随时有野鸡、野鸽子振翅起落。究其所以，盖因那满山遍野林木的作用。深谙历史的人告诉我，几百年前的陕北莽莽苍苍都是原始森林。但是一出南泥湾的地界，无边无际又全是灼目的黄土了。我想，要是当年我们一来就开始种树造林，现在的陕北已是一块富庶之地了。我想要是那样，这高原早已变绿，黄河早已变清了。我想，眼下这条浑浊的河流，这片黄色的土地，难道是民族的骄傲吗？其实是罪过，是耻辱。但是见过了南泥湾，心里有了希望：种树吧种树吧种树吧，把当年红卫兵的热情都用来种树吧，让祖国山河一片绿吧！不如此不足使那片贫穷的土地有个根本的变化。篇幅所限，不能再说了。插队的岁月忘不了，所有的事都忘不了，说起来没有个完。自己为自己盖棺论定是件滑稽的事，历史总归要由后人去评说。再唠叨两句闲话作为结束语吧：要是一罐青格凌凌的麻油洒在了黄土地上，怎么办？别着急，把浸了油的黄土都挖起来，放进锅里重新熬；当年乡亲们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再有，现在流行“侃大山”一语，不知与我们当年的掏地有无关联？掏地就是刨地，是真正抡圆了镢头去把所有僵硬的大山都砍得松软；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过的。还有一件值得回味的事，我们十七八岁去插队时，男生和女生互相都不说话，心里骚骚动动的但都不敢说话，远远地望一回或偶尔说上一句半句，浑身热热的但还是不敢说下去；我们就是这样走进了人生的。这些事够后世的年轻人琢磨的，要是他们有兴趣的话。一九九二年
黄土地情歌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呢，跟二十几岁的人在一起玩不觉得有什么障碍，偶尔想起自己已经四十岁，倒不免心里一阵疑惑。某个周末，家里来了几个客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小伙子们没有辜负好年华，都大学毕了业，并且都在谈恋爱；说起爱情的美妙，毫不避讳，大喊大笑。本该是这样。不知怎么话题一转，说起了插队。可能是他们问我的腿是怎么残废的，我说是插队时生病落下的。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其中一个说，我爸我妈常给我讲他们插队时候的事。我说，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他又说了一遍，我爸我妈，一讲起他们插队时候的事，就没完。“你爸和你妈，插过队？”“那还有错儿？”“在哪儿？”“山西。晋北。”“你今年多大了？”“二十一。知青的第二代，我是老大。”“你爸你妈他们哪届的？”“六六届，老高三。今年四十五了。”不错，回答得挺内行。我暗想：这么说，我们这帮老知青的第二代都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这么说，再有个三五年，我们都可以当爷爷奶奶了？“你哪年出生？”我愣愣地看他，还是有点儿不信。“七零年。”他说，“我爸我妈他们六八年走的，一年后结婚，再一年后生了我。”我还是愣着，把他从头到脚再看几遍。“您瞧是不是我不该出生？”他调侃道。
“不不不。”我说。大家笑起来。不过我心里暗想，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你爸你妈怎么给你讲插队的事？”他不假思索，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最深：第一年他爸他妈回北京探亲，在农村干了一年连路费都没挣够，只好一路扒车。（扒车，就是坐火车不买票或只买一张站台票，让列车员抓住看你确实没钱，最多也就是把你轰下来。）没钱，可那时年轻，有一副经得起摔打的好身体，住不起旅馆就蹲车站，车上没你的座位你就站着，见查票的来了赶紧往厕所躲，躲不及就又被轰下去，轰下去就轰下去，等一辆车再上，还是一张站台票。归心似箭，就这样一程一程，朝圣般地向京城推进。如此日夜兼程，可是把他爸他妈累着了。有一次扒上一趟车，谢天谢地车上挺空，他爸他妈一人找了一条大椅子倒头便睡。接连几个小站过去，车上的人多了，有人把他爸叫起来，说座位是大家的不能你一个人睡，他爸点点头让人家坐下。再过一会儿，又有人去叫他妈起来。他爸看着心疼。爱情给人智慧，他爸灵机一动，指指他妈对众人说：“别理她，疯子。”众人于是退避三舍，听由他妈睡得香甜。我说他的出生一定曾使他的父母陷入困境，不单是指经济方面，主要是指舆论。二十年前的中国，爱情羞羞答答的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得不犯的错误；尤其一对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尚未大有作为，先谈情说爱，至少会被认为革命意志消沉。革命、进步、大有作为、甚至艰苦奋斗，这些概念与爱情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差不多全是独身。那时候，爱情如同一名逃犯，在光明正大的场合无处容身；戏里不许有，书里不许有，歌曲里也不许有。不信你去找，那时的中国的歌曲里绝找不到爱情这个词。以往的歌曲除了《国歌》，外国歌曲除了《国际歌》，一概被指责为黄色。所以，我看着我这位年轻的朋友，心里不免佩服他父母当年的勇敢，想到他们的艰难。但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不谈恋爱尚可做到，不向往爱情则不可能，除非心理有毛病。当年我们一同去插队的二十个人，大的刚满十八，小的还不到十七。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到西安、到铜川，再换汽车到延安，一路上嘻嘻哈哈，感觉就像是去旅游。冷静时想一想未来，浪漫的诗意中也透露几分艰险，但“越是艰险越向前”，大家心里便都踏实些，默默地感受着崇高与豪迈。然后互相勉励：“咱们不能消沉。”“对对。”“咱们不能学坏。”“那当然。”“咱们不能无所作为。”“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咱们不能抽烟。”“谁抽烟咱们大伙抽谁！”“更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唏——！”所有人都做出一副轻蔑或厌恶的表情，更为激进者甚至宣称一辈子不做那类庸俗的勾当。但是插队的第二年，
我们先取消了“不能抽烟”的戒律。在山里受一天苦，晚上回来常常只能喝上几碗“钱钱饭”，肚子饿，嘴上馋，两毛钱买包烟，够几个人享受两晚上，聊补嘴上的欲望这是最经济的办法了。但是抽烟不可让那群女生看见，否则让她们看不起。这就有些微妙，既然立志独身，何苦又那么在意异性的评价呢？此一节不及深究，紧跟着又纷纷唱起“黄歌”来。所谓黄歌，无非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呀，《喀秋莎》呀，《灯光》《小路》《红河谷》等等。不知是谁弄来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大家先被歌词吸引。譬如：“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随我的爱人上战场……”譬如：“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烁着灯光。”多美的歌词。大家都说好，说一点都不黄，说不仅不黄而且很革命。于是学唱。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认真地学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学《毛选》。推开窑门，坐在崖畔，对面是月色中的群山，脚下就是那条清平河，哗哗啦啦日夜不歇。“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荡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歌声在大山上撞起回声，顺着清平川漫散得很远。唱一阵，歇下来，大家都感动了，默不作声。感动于什么呢？至少大家唱到“姑娘”、“爱人”时都不那么自然。意犹未尽，再唱：“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不要离别得这样匆忙，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还有那热爱你的姑娘。”难道这歌也很革命吗？管他的！这歌更让人心动。那一刻，要是真有一位姑娘对我们之中的不管谁，表示与那歌词相似的意思，谁都会走过去坐在她的身旁。正如《毛选》中云：“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一样，对二十岁上下的人来说，爱情是主流，反爱情的反动也只是一股逆流。不过这股逆流一时还很强大，仍不敢当着女生唱这些歌，怕被骂作流氓，爱情的主流只在心里涌动。既是主流，就不可阻挡。有几回下工回来，在山路上边走边唱。走过一条沟，翻过一道梁，唱得正忘情，忽然迎头撞上了一个或是几个女生，虽赶忙打住但为时已晚，料必那歌声已进入姑娘的耳朵（但愿不仅仅是耳朵，还有心田）。这可咋办？大家慌一阵，说：“没事。”壮自己的胆。说：“管她们的！”撑一撑男子汉的面子。“她们听见了吗？”“那还能听不见？”“她们的脸都红了。”“是吗？”“当然。”“听他胡说呢。”“嘿，谁胡说谁不是人！”“你看见的？”“废话。”这倒是个不坏的消息，是件值得回味的事，让人微微地激动。不管怎么说，这歌声在姑娘那儿有了反应，不管是什么反应吧，总归比仅仅在大山上撞起回声值得考虑。主流毕竟是主流，不久，我们听见女生们也唱起“黄歌”来了：“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是谁叫你这样伤心？问他的是那赶车的人……”想来，人类的一切歌唱大概正是这样起源。或者说一切艺术都是这样起源。艰苦的生活需要希望，鲜活的生命需要爱情，数不完的日子和数不完的心事，都要诉说。民歌尤其是这样。陕北民歌尤其是这样。“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三年两年忘不了你。有朝一日见了面，知心的话儿要拉遍。”“蛤蟆口灶火烧干
柴，越烧越热离不开。”“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白脖子鸭儿朝南飞，你是哥哥的勾命鬼。半夜里想起干妹妹，狼吃了哥哥不后悔。”情歌在一切民歌中都占着很大的比例，说到底，爱是根本的希望，爱，这才需要诉说。在山里受苦，熬煎了，老乡们就扯开嗓子唱，不像我们那么偷偷摸摸的。爱嘛，又不是偷。“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觉还想你。把住哥哥亲了个嘴，肚子里的疙瘩化成水。”但是反爱情的逆流什么时候都有：“大红果子剥皮皮，人家都说我和你，本来咱俩没关系，好人摊上个赖名誉。”“不怨我爹来不怨我娘，单怨那媒人嘴长。”“我把这个荷包送与你，知心话儿说与你，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你就说是十字街上买来的，掏了（么）三两银，哥哎哟，千万你莫说是我绣下的。”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主流毕竟是主流，把主流逼急了是要造反的：“你要死哟早早些死，前晌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对面价沟里拔黄蒿，我男人倒叫狼吃了。先吃上身子后吃上脑，倒把老奶奶害除了。”“我把哥哥藏在我家，毒死我男人不要害怕。迟来早去是你的人，跌到一起再结婚。”真正是无法无天。但上帝创造生命想必不是根据法，很可能是根据爱；一切逆流就便是有法的装饰，也都该被打倒。老乡们真诚而坦率地唱，我们听得骚动，听得心惊，听得沉醉，那情景才用得上“再教育”这三个字呢。我在《插队的故事》那篇小说中说过，陕北民歌中常有些哀婉低回的拖腔，或欢快嘹亮的呐喊，若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大山里，这拖腔或呐喊便可随意短长。比如说《三十里铺》：“提起——这家来家有名……”比如《赶牲灵》：“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儿哟——三盏盏的那个灯……”“提起”和“骡子儿哟”之后可以自由地延长，直到你心里满意了为止。根据什么？我看是根据地势，在狭窄的沟壑里要短一些，在开阔的川地里或山顶上就必须长，为了照顾听者的位置吗？可能，更可能是为了满足唱者的感觉：天人合一，这歌声这心灵，都要与天地构成和谐的形式。民歌的魅力之所以长久不衰，因为它原就是经多少代人锤炼淘汰的结果。民歌之所以流传得广泛，因为它唱的是平常人的平常心。它从不试图揪过耳朵来把你训斥一顿，更不试图把自己装点得多么白璧无瑕甚至多么光彩夺目；它没有吓人之心，也没有取宠之意；它不想在众人之上，它想在大家中间，因而它一开始就放弃拿腔弄调和自命不凡；它不想博得一时癫狂的喝彩，更不希望在其脚下跪倒一群乞讨恩施的“信徒”；它的意蕴是生命的全息，要在天长地久中去体味。道法自然，民歌以真诚和素朴为美。真诚而素朴的忧愁，真诚而素朴的爱恋，真诚而素朴的希冀与憧憬，变成曲调，贴着山走，沿着水流，顺着天游信着天游；变成唱词，贴着心走沿着心流顺着心游信着心游。其实，流行歌曲的起源也应该是这样——唱平常人的平常心，唱平常人的那些平常的牵念，喜怒哀乐都是真的、刻骨铭心的、魂牵梦萦的，珍藏的也好坦率的也好都是心灵的作为，而不是喉咙的集市。也许是我老了，怎么当前的流行歌曲能打动我的那么少？如果是我老了，以下的话各位就把它随便当成什么风刮
过去拉倒。我想，几十几百年前可能也有流行歌曲，有很多也那么旋风似的东南西北地刮过（比如大跃进时期的、“文化革命”时期的），因其不是发源于心因而也就不能留驻于心，早已被人淡忘了。我想，民歌其实就是往昔的流行歌曲之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流传在民间因而后人叫它民歌。我想，经几十甚至几百年而流传至今的所有歌曲，或许当初都算得流行歌曲（不能流行起来也就不会流传下去），它们所以没有随风刮走，那是因为一辈辈人都从中听见自己的心，乃至自己的命。“门前有棵菩提树，站在古井边，我做过无数美梦，在它的绿荫间……”“老人河啊，老人河，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不管是异时的还是异域的，只要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就必定能够流进心里去。可惜，在此我只能列举出一些歌词，不能让您听见它的曲调，但是通过这些歌词您或许能够想象到它的曲调，那曲调必定是与市场疏离而与心血紧密的。我听有人说，我们的流行歌曲一直没有找到自己恰当的唱法，港台的学过了，东洋西洋的也都学过了，效果都不好，给人又做偷儿又装阔佬的感觉。于是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专门弄土，但那土都不深，扬一把在脑袋上的肯定不是土壤，是浮土要么干脆是灰尘。“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门前刮过”，虽然“高”和“大”都用上了，听着却还是小气；因为您再听：“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这无异于是声称，他对生活没有什么自己的看法，他没心没肺。真要没心没肺一身的仙风道骨也好，可那时候“风”里恰恰是能刮来钱的，挣钱无罪，可这你就不能再说你对生活没有什么看法了。假是终于要露马脚的。歌唱，原是真诚自由的诉说，若是连歌唱也假模假式起来，人活着可真就绝望。我听有人说起对流行歌曲的不满，多是从技术方面考虑，技术是重要的，我不懂，不敢瞎说。但是单纯的技术观点对歌曲是极不利的，歌么，还是得从心那儿去找它的源头和它的归宿。写到这儿我怀疑了很久，反省了很久：也许是我错了？我老了？一个人只能唱他自己以为真诚的歌，这是由他的个性和历史所限定的。一个人尽管他虔诚地希望理解所有的人，那也不可能。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历史是不同的，这是代沟的永恒保障。沟不是坏东西，有山有水就有沟，地球上如果都是那么平展展的，虽然希望那都是良田但事实那很可能全是沙漠。别做暴君式的父辈，让儿女都跟自己一般高（我们曾经做那样可怜的儿女已经做得够够的了）。此文开头说的那位二十一岁的朋友——我们知青的第二代，他喜欢唱什么歌呢？有机会我要问问他。但是他愿意唱什么就让他唱什么吧，世上的紧张空气多是出于瞎操心，由瞎操心再演变为穷干涉。我们的第二代既然也快到了恋爱的季节，我们尤其要注意：任何以自己的观念干涉别人爱情的行为，都只是一股逆流。
故乡的胡同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二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四十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它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怎样曲曲弯弯地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四十年前，一个男孩艰难地越过一道大门槛，惊讶着四下张望，对我来说胡同就在那一刻诞生。很长很长的一条土路，两侧一座座院门排向东西，红而且安静的太阳悬挂西端。男孩看太阳，直看得眼前发黑，闭一会眼，然后顽固地再看太阳。因为我问过奶奶：“妈妈是不是就从那太阳里回来？”奶奶带我走出那条胡同，可能是在另一年。奶奶带我去看病，走过一条又一条胡同，天上地上都是风、被风吹淡的阳光、被风吹得断续的鸽哨声，那家医院就是我的出生地。打完针，嚎陶之际，奶奶买一串糖葫芦慰劳我，指着医院的一座西洋式小楼说，她就是从那儿听见我来了，我来的那天下着罕见的大雪。是我不断长大所以胡同不断地漫展呢，还是胡同不断地漫展所以我不断长大？可能是一回事。有一天母亲领我拐进一条更长更窄的胡同，把我送进一个大门，一眨眼母亲不见了。我正要往门外跑时被一个老太太拉住，她很和蔼但是我哭着使劲挣脱她，屋里跑出来一群孩子，笑闹声把我的哭喊淹没。我头一回离家在外，那一天很长，墙外磨刀人的喇叭声尤其漫漫。这幼儿园就是那老太太办的，都说她信教。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庙。僧人在胡同里静静地走，回到庙里去沉沉地唱，那诵经声总让我看见夏夜的星光。睡梦中我还常常被一种清朗的钟声唤醒，以为是午后阳光落地的震响，多年以后我才找到它的来源、现在俄国使馆的位置，曾是一座东正教堂，我把那钟声和它联系起来时，它已被推倒。那时，寺庙多已消失或改作它用。我的第一个校园就是往日的寺庙，庙院里松柏森森。那儿有个可怕的孩子，他有一种至今令我惊诧不解的能力，同学们都怕他，他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受宠若惊，说他最后跟谁好谁就会忧心忡忡，说他不跟谁好了谁就像被判离群的鸟儿。因为他，我学会了诌媚和防备，看见了孤独。成年以后，我仍能处处见出他的影子。十八岁去插队，离开故乡三年。回来双腿残废了，找不到工作，我常独自摇了轮椅一条条再去走那些
胡同。它们几乎没变，只是往日都到哪儿去了很费猜解。在一条胡同里我碰见一群老太太，她们用油漆涂抹着美丽的图画，我说我能参加吗？我便在那儿拿到平生第一份工资，我们整日涂抹说笑，对未来抱着过分的希望。母亲对未来的祈祷，可能比我对未来的希望还要多，她在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下一棵合欢树。那时我开始写作，开始恋爱，爱情使我的心魂从轮椅里站起来。可是合欢树长大了，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几年爱过我的那个姑娘也远去他乡，但那时她们已经把我培育得可以让人放心了。然后我的妻子来了，我把珍贵的以往说给她听，她说因此她也爱恋着我的这块故土。我单不知，像鸟儿那样飞在很高的空中俯看那片密如罗网的胡同，会是怎样的景象？飞在空中而且不惊动下面的人类，看一条条胡同的延伸、连接、枝枝叉叉地漫展以及曲曲弯弯地隐没，是否就可以看见了命运的构造？一九九四年归去来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有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想必也是百合类。她说，她熬着伤痛，昏睡，偶尔醒来就看见那束花在阳光里或者月色中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她患了肝癌。她说，有十几天，也许更久，别的花慢慢凋谢，唯独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来给她信心和帮助。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作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具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作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既非讹传也无夸张。我与力哲中学同学，在陕北插队同住一眼窑洞。他第一次操刀手术，我就在他身旁，是给村里的一个男孩割去包皮。此后他的医道日益精深，十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以数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
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得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在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着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竟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十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炼，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如果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二医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看的书，考试前三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有一天一伙同在陕北插队的朋友碰在一起，有人提醒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们？”立哲算了算，很多插队的朋友碰巧都在北京，便打电话回家：“妈，你准备准备，我明天结婚。”“精神病！这哪儿来得及？”“有什么来不及？陕北这帮人一块吃顿饭就得。”婚后不久，立哲和北玲相继去了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十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大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听说他们开办了“北方饺子公司”，“孙太太的饺子”声誉极好；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三年后仍然存在的只有７％，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了三、四个子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立哲：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乒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她的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恰恰是立哲的好搭档。令人惊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
《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四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干最低等的活，一个人负责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竟连其他国家的打工者都歧视他们，小费都被别人敛去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先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正是不夜城歌舞喧喧之际，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躺下睡一会。天很快亮了，饺子冻好，包装整齐，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那辆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鞋底竟与路面直接磨擦。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孙先生泰然答道：“当然。”北玲便笑。其时他们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摸出门道，一份漂亮的阿拉伯文名片按期交货。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来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半晌不语，笑笑，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已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五分之三，有四十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立哲在手术室外等候，非常可能北玲就此不能醒来。北玲命真硬，又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简单、自在、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不显出多少病容，啃着一根玉米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来，“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
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晃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唱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及做。但他的唱叹并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了，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十年，我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十年陕北，十年美国，至少我又要回来干十年了。他说：要是干得好，最终我还是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间，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看样子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的病能好。”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美国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驻北京总代表处”、“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金华快印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十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我说，你得谨慎，别全赔进去。他说不会。他说刚到美国时还不是身无分文，大不了还那样。我说你的年纪不比当初啦，又有病。他说，守着钱过平安日子，我更得病，不干事本身就是病。常使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成了习惯，处处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理解。“知道在美国申办一个公司，要多久批准吗？”“三天？”“猜。”“一天？”“再猜。”“多久？”“吓死你，十分钟！中国的事坏就坏在你怎么都有饭吃。这要是不改，最后大家都饿着。”有一次我问立哲的司机：“跟立哲干活累吧？”司机撇撇嘴点点头：“不过孙老板比谁都累。”我记起老同学们早就给立哲的评语：此人走到哪儿哪儿不能安闲，总搅起一群人跟着他转。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一定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但是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看父亲。她当然也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极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真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可能不太久了，立哲还是把孩子接来。女儿三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经常要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对立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太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八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懵的八岁的男孩儿
便像往日那样弹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十分钟，半小时，一小时……北玲静静地听竟一次也没有呻吟，不知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为丈夫的身体操心，提醒他按时吃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阻，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行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土吾民作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我与北玲无话不谈，几次同她说起死，她毫无惧色，说她在那次大手术的四十分钟冰冷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我真的不相信一颗如此博大的爱心会化为乌有，我真是不信北玲的心魂可以消失。我知道她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连天的黄土高原，看热烈的山丹丹花在那块古老的土地上蓬勃开放。立哲和我们几个一起在陕北插队的同学屡次说起，要一块儿回陕北一趟，坐汽车去，慢慢走：把那青天黄土都看遍。那时北玲的心魂一定也和我们在一起，在我们左右，在我们头顶上，给我们指点，给我们鼓舞，给我们拉着琴唱那深情豪放的民歌……一九九二年九月一日告别郿英周郿英，以非凡的毅力同伤病抗争三载，于1994年5月5日离开了他所爱恋的这个世界，终年48岁。所有他的朋友，都看他作亲敬可赖的兄长。他心中始终装满的是炽爱，因而名利在那儿没有地位。他眼里永远看见的是平等，因而善良的人都会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喜悦和忧悲，从来牵系于人间的正义和自由，因而他的心魂并不由于一个身影的消逝而离我们遥远。郿英是新文学的推动者，作为《今天》最初的编委之一，他真诚且毫不张扬地尽了他的职责。郿英是以助人为乐的人，是以宽厚为怀的人，是以俭朴为美的人，是以爱为愿、行为果的人。郿英，所有你的朋友，都不忘记你那间简陋而温暖的小屋，因其狭小我们膝盖碰着膝盖，因其博大，那儿连通着几乎整个世界。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块难以弥补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
感恩于命运慷慨的馈赠。郿英，你的亲人和我们在一起，你幼小的儿子将慢慢知道他的父亲，以你为骄傲并成为你的骄傲。郿英，愿你安息。郿英，在天在地，我们互不相忘。一九九四年五月十五日我二十一岁那年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有十二间病室，除去一号二号，其余十间我都住过。当然，决不为此骄傲。即便多么骄傲的人，据我所见，一躺上病床也都谦恭。一号和二号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认为我住那儿为时尚早。十九年前，父亲搀扶着我第一次走进那病房。那时我还能走，走得艰难，走得让人伤心就是了。当时我有过一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正是晌午，病房里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护士们轻极了的脚步，满目洁白，阳光中飘浮着药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进了庙宇我感觉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进十号病室。她贴近我的耳朵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我说：“您说我的病还能好吗？”她笑了笑。记不得她怎样回答了，单记得她说了一句什么之后，父亲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轻盈地走后，我永远留住了一个偏见：女人是最应该当大夫的，白大褂是她们最优雅的服装。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和我一起插队的同学来看我时，也都这样想；他们给我带来很多书。十号有六个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个农民，他天天都盼着出院。“光房钱一天就一块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说，“死呗，可值得了这么些？”三床就说：“得了嘿你有完没完！死死死，数你悲观。”四床是个老头，说：“别介别介，咱毛主席有话啦——既来之，则安之。”农民便带笑地把目光转向我，
却是对他们说：“敢情你们都有公费医疗。”他知道我还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一床不说话，一床一旦说话即可出院。二床像是个有些来头的人，举手投足之间便赢得大伙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词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讲话时，所有名词都以“这个”“那个”代替，因而讲到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听不出是谁人所为。四床说：“这多好，不得罪人。”我不搭茬儿。刚有的一点舒心顷刻全光。一天一块多房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一天好几块的药钱、饭钱都要从父母的工资里出，何况为了给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负债累累了。我马上就想那农民之所想了：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我赶紧松开拳头让自己放明白点：这是在医院不是在家里，这儿没人会容忍我发脾气，而且砸坏了什么还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资去赔？所幸身边有书，想来想去只好一头埋进书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个月！我凭白地相信这样一个期限。可是三个月后我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那时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号。二床果然不同寻常，是位局长，十一级干部，但还是多了一级，非十级以上者无缘去住高干病房的单间。七号是这普通病房中唯一仅设两张病床的房间，最接近单间，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级的人去住。据说刚有个十三级从这儿出去。二床搬来名正言顺。我呢？护士长说是“这孩子爱读书”，让我帮助二床把名词重新记起来。“你看他连自己是谁都闹不清了。”护士长说。但二床却因此越来越让人喜欢，因为“局长”也是名词也在被忘之列，我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插队的。”二床说他的“那个”也是，两个“那个”都是，他在高出他半个头的地方比划一下：“就是那两个，我自己养的。”“您是说您的两个儿子？”他说对，儿子。他说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结合。他说：“我们当初也是从那儿出来的嘛。”我说：“农村？”“对对对。什么？”“农村。”“对对对农村。别忘本呀！”我说是。我说：“您的家乡是哪儿？”他于是抱着头想好久。这一回我也没办法提醒他。最后他骂一句，不想了，说：“我也放过那玩意儿。”他在头顶上伸直两个手指。“是牛吗？”他摇摇头，手往低处一压。“羊？”“对了，羊。我放过羊。”他躺下，双手垫在脑后，甜甜蜜蜜地望着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语。大夫说他这病叫做“角回综合症，命名性失语”，并不影响其他记忆，尤其是遥远的往事更都记得清楚。我想局长到底是局长，比我会得病。他忽然又坐起来：“我的那个，喂，小什么来？”“小儿子？”“对！”他怒气冲冲地跳到地上，说：“那个小玩意儿，娘个X！”说：“他要去结合，我说好嘛我支持。”说：“他来信要钱，说要办个这个。”他指了指周围，我想“那个小玩意儿”可能是要办个医疗站。他说：“好嘛，要多少？我给。可那个小玩意儿！”他背着手气哼哼地来回走，然后停住，两手一摊：“可他又要在那儿结婚！”“在农村？”“对，农村。”“跟
农民？”“跟农民。”无论是根据我当时的思想觉悟，还是根据报纸电台当时的宣传倡导，这都是值得肃然起敬的。“扎根派。”我钦佩地说。“娘了个X派！”他说：“可你还要不要回来嘛？”这下我有点发蒙。见我愣着，他又一跺脚，补充道：“可你还要不要革命？！”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么，二床的坦诚都令人欣慰。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逻辑了。整个冬天就快过去，我反倒拄着拐杖都走不到院子里去了，双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无可遏止地萎缩，这才是需要发愁的。我能住到七号来，事实上是因为大夫护士们都同情我。因为我还这么年轻，因为我是自费医疗，因为大夫护士都已经明白我这病的前景极为不妙，还因为我爱读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夫护士们尤为喜爱一个爱读书的孩子。他们都还把我当孩子。他们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队。护士长好几次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最后总是说：“唉，这孩子……”这一声叹，暴露了当代医学的爱莫能助。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帮助我，只能让我住得好一点，安静些，读读书吧——他们可能是想，说不定书中能有“这孩子”一条路。可我已经没了读书的兴致。整日躺在床上，听各种脚步从门外走过；希望他们停下来，推门进来，又希望他们千万别停，走过去走你们的路去别来烦我。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给我留下！我确曾在没人的时候双手合十，出声地向神灵许过愿。多年以后才听一位无名的哲人说过：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如今来想，有神无神并不值得争论，但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自然会忽略着科学，向虚冥之中寄托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类最美好的向往也都没有实际的验证，但那向往并不因此消灭。主管大夫每天来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别急。”按规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几位主任时常都来看看我：“感觉怎么样？嗯，一定别着急。”有那么些天全科的大夫都来看我，八小时以内或以外，单独来或结队来，检查一番各抒主张，然后都对我说：“别着急，好吗？千万别急。”从他们谨慎的言谈中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我这病要是因为一个肿瘤的捣鬼，把它找出来切下去随便扔到一个垃圾桶里，我就还能直立行走，否则我多半就把祖先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这一优势给弄丢了。窗外的小花园里已是桃红柳绿，二十二个春天没有哪一个像这样让人心抖。我已经不敢去羡慕那些在花丛树行间漫步的健康人和在小路上打羽毛球的年轻人。我记得我久久地看过一个身着病服的老人，在草地上踱着方步晒太阳：只要这样我想只要这样！只要能这样就行了就够了！我回忆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是
什么感觉？想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是什么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踢着它走是什么感觉？没这样回忆过的人不会相信，那竟是回忆不出来的！老人走后我仍呆望着那块草地，阳光在那儿慢慢地淡薄、脱离，凝作一缕孤哀凄寂的红光一步步爬上墙，爬上楼顶……我写下一句歪诗：轻拨小窗看春色，漏入人间一斜阳。日后我摇着轮椅特意去看过那块草地，并从那儿张望7号窗口，猜想那玻璃后面现在住的谁？上帝打算为他挑选什么前程？当然，上帝用不着征求他的意见。我乞求上帝不过是在和我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在我的脊椎里装进了一个良性的瘤子。对对，它可以长在椎管内，但必须要长在软膜外，那样才能把它剥离而不损坏那条珍贵的脊髓。“对不对，大夫？”“谁告诉你的？”“对不对吧？”大夫说：“不过，看来不太像肿瘤。”我用目光在所有的地方写下“上帝保佑”，我想，或许把这四个字写到千遍万遍就会赢得上帝的怜悯，让它是个瘤子，一个善意的瘤子。要么干脆是个恶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种，那也行。总归得是瘤子，上帝！朋友送了我一包莲子，无聊时我捡几颗泡在瓶子里，想：赌不赌一个愿？——要是它们能发芽，我的病就不过是个瘤子。但我战战兢兢地一直没敢赌。谁料几天后莲子竟都发芽。我想好吧我赌！我想其实我压根儿是倾向于赌的。我想倾向于赌事实上就等于是赌了。我想现在我还敢赌——它们一定能长出叶子！（这是明摆着的。）我每天给它们换水，早晨把它们移到窗台西边，下午再把它们挪到东边，让它们总在阳光里；为此我抓住床栏走，扶住窗台走，几米路我走得大汗淋漓。这事我不说，没人知道。不久，它们长出一片片圆圆的叶子来。“圆”，又是好兆。我更加周到地侍候它们，坐回到床上气喘吁吁地望着它们，夜里醒来在月光中也看看它们：好了，我要转运了。并且忽然注意到“莲”与“怜”谐音，毕恭毕敬地想：上帝终于要对我发发慈悲了吧？这些事我不说没人知道。叶子长出了瓶口，闲人要去摸，我不让，他们硬是摸了呢，我便在心里加倍地祈祷几回。这些事我不说，现在也没人知道。然而科学胜利了，它三番五次地说那儿没有瘤子，没有没有。果然，上帝直接在那条娇嫩的脊髓上做了手脚！定案之日，我像个冤判的屈鬼那样疯狂地作乱，挣扎着站起来，心想干吗不能跑一回给那个没良心的上帝瞧瞧？后果很简单，如果你没摔死你必会明白：确实，你干不过上帝。我终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心里先是完全的空白，随后由着一个死字去填满。王主任来了。（那个老太太，我永远忘不了她。还有张护士长。八年以后和十七年以后，我有两次真的病到了死神门口，全靠这两位老太太又把我抢下来。）我面向墙躺着，王主任坐在我身后许久不说什么，然后说了，话并不多，大意是：还是看看书吧，你不是爱看书吗？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将来你工作了，忙得一点时间都没有，你会后悔这段时光就让它这么白白地过去了。这些话当然并不能打消我的死念，但这些话我将受用终生，在以
后的若干年里我频繁地对死神抱有过热情，但在未死之前我一直记得王主任这些话，因而还是去做些事。使我没有去死的原因很多（我在另外的文章里写过），“人活一天就不要白活”亦为其一，慢慢地去做些事于是慢慢地有了活的兴致和价值感。有一年我去医院看她，把我写的书送给她，她已是满头白发了，退休了，但照常在医院里从早忙到晚。我看着她想，这老太太当年必是心里有数，知道我还不至去死，所以她单给我指一条活着的路。可是我不知道当年我搬离7号后，是谁最先在那儿发现过一团电线？并对此作过什么推想？那是个秘密，现在也不必说。假定我那时真的去死了呢？我想找一天去问问王主任。我想，她可能会说“真要去死那谁也管不了”，可能会说“要是你找不到活着的价值，迟早还是想死”，可能会说“想一想死倒也不是坏事，想明白了倒活得更自由”，可能会说“不，我看得出来，你那时离死神还远着呢，因为你有那么多好朋友”。友谊医院——这名字叫得好。“同仁”“协和”“博爱”“济慈”，这样的名字也不错，但或稍嫌冷静，或略显张扬，都不如“友谊”听着那么平易、亲近。也许是我的偏见。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死，全靠着友谊。还在乡下插队的同学不断写信来，软硬兼施劝骂并举，以期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已转回北京的同学每逢探视日必来看我，甚至非探视日他们也能进来。“怎么进来的你们？”“咳，闭上一只眼睛想一会儿就进来了。”这群插过队的，当年可以凭一张站台票走南闯北，甭担心还有他们走不通的路。那时我搬到了加号。加号原本不是病房，里面有个小楼梯间，楼梯间弃置不用了，余下的地方仅够放一张床，虽然窄小得像一节烟囱，但毕竟是单间，光景固不可比十级，却又非十一级可比。这又是大夫护士们的一番苦心，见我的朋友太多，都是少男少女难免说笑得不管不顾，既不能影响了别人又不可剥夺了我的快乐，于是给了我9.5级的待遇。加号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紧挨着窗，在那儿我度过了二十一岁中最惬意的时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静静地读书，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时读到的，也开始像模像样地学着外语。一过中午，我便直着眼睛朝大街上眺望，尤其注目骑车的年轻人和5路汽车的车站，盼着朋友们来。有那么一阵子我暂时忽略了死神。朋友们来了，带书来，带外面的消息来，带安慰和欢乐来，带新朋友来，新朋友又带新的朋友来，然后都成了老朋友。以后的多少年里，友谊一直就这样在我身边扩展，在我心里深厚。把加号的门关紧，我们自由地嬉笑怒骂，毫无顾忌地议论世界上所有的事，高兴了还可以轻声地唱点什么——陕北民歌，或插队知青自己的歌。晚上朋友们走了，在小台灯幽寂而又喧嚣的光线里，我开始想写点什么，那便是我创作欲望最初的萌生。我一时忘记了死，还因为什么？还因为爱情的影子在隐约地晃动。那影子将长久地在我心里晃动，给未来的日子带来幸福也带来痛苦，尤其带来激情，把一个绝望的生命引领出死谷。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都会成为永远的珍藏和神圣的纪念。
二十一岁、二十九岁、三十八岁，我三进三出友谊医院，我没死，全靠了友谊。后两次不是我想去勾结死神，而是死神对我有了兴趣。我高烧到40多度，朋友们把我抬到友谊医院，内科说没有护理截瘫病人的经验，柏大夫就去找来王主任，找来张护士长，于是我又住进神内病房。尤其是二十九岁那次，高烧不退，整天昏睡、呕吐，差不多三个月不敢闻饭味，光用血管去喝葡萄糖，血压也不安定，先是低压升到120接着高压又降到60，大夫们一度担心我活不过那年冬天了——肾，好像是接近完蛋的模样，治疗手段又像是接近于无了。我的同学找柏大夫商量，他们又一起去找唐大夫：要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决定：不。告诉他，他还不是白着急？然后他们分了工：死的事由我那同学和柏大夫管，等我死了由他们去向我父亲解释；活着的我由唐大夫多多关照。唐大夫说：“好，我以教学的理由留他在这儿，他活一天就还要想一天办法。”真是人不当死鬼神奈何其不得，冬天一过我又活了，看样子极可能活到下一个世纪去。唐大夫就是当年把我接进十号的那个女大夫，就是那个步履轻盈温文尔雅的女大夫，但八年过去她已是两鬓如霜了。又过了9年，我第三次住院时唐大夫已经不在。听说我又来了，科里的老大夫、老护士们都来看我，问候我，夸我的小说写得还不错，跟我叙叙家常，惟唐大夫不能来了。我知道她不能来了，她不在了。我曾摇着轮椅去给她送过一个小花圈，大家都说：她是累死的，她肯定是累死的！我永远记得她把我迎进病房的那个中午，她贴近我的耳边轻轻柔柔地问：“午饭吃了没？”倏忽之间，怎么，她已经不在了？她不过才五十岁出头。这事真让人哑口无言，总觉得不大说得通，肯定是谁把逻辑摆弄错了。但愿柏大夫这一代的命运会好些。实际只是当着众多病人时我才叫她柏大夫。平时我叫她“小柏”，她叫我“小史”。她开玩笑时自称是我的“私人保健医”，不过这不像玩笑这很近实情。近两年我叫她“老柏”她叫我“老史”了。十九年前的深秋，病房里新来了个卫生员，梳着短辫儿，戴一条长围巾穿一双黑灯芯绒鞋，虽是一口地道的北京城里话，却满身满脸的乡土气尚未退尽。“你也是插队的？”我问她。“你也是？”听得出来，她早已知道了。“你哪届？”“老初二，你呢？”“我六八，老初一。你哪儿？”“陕北。你哪儿？”“我内蒙。”这就行了，全明白了，这样的招呼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这样的问答立刻把我们拉近。我料定，几十年后这样的对话仍会在一些白发苍苍的人中间流行，仍是他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后世的语言学者会煞费苦心地对此作一番考证，正儿八经地写一篇论文去得一个学位。而我们这代人是怎样得一个学位的呢？十四五岁停学，十七八岁下乡，若干年后回城，得一个最被轻视的工作，但在农村呆过了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干的呢，同时学心不死业余苦读，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毕业之后又被轻视——因为真不巧你是个“工农兵学员”，你又得设法摘掉这个帽子，考试考试考试这代人可真没少考试，然后用你加倍的努力让老的少的都服气，用你的实际水平和能力让人们相信你配得上那个学位——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得一个学位的典型途径。这还不是最坎坷的途径。“小柏”变成“老柏”，那
个卫生员成为柏大夫，大致就是这么个途径，我知道，因为我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她的丈夫大体上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都是朋友了；连她的儿子也叫我“老史”。闲下来细细去品，这个“老史”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真说不定，这与我二十一岁那年恰恰住进了“友谊”医院有关。因此偶尔有人说我是活在世外桃源，语气中不免流露了一点讥讽，仿佛这全是出于我的自娱甚至自欺。我颇不以为然。我既非活在世外桃源，也从不相信有什么世外桃源。但我相信世间桃源，世间确有此源，如果没有恐怕谁也就不想再活。倘此源有时弱小下去，依我看，至少讥讽并不能使其强大。千万年来它作为现实，更作为信念，这才不断。它源于心中再流入心中，它施于心又由于心，这才不断。欲其强大，舍心之虔诚又向何求呢？也有人说我是不是一直活在童话里？语气中既有赞许又有告诫。赞许并且告诫，这很让我信服。赞许既在，告诫并不意指人们之间应该加固一条防线，而只是提醒我：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娇嫩。事实上在二十一岁那年，上帝已经这样提醒我了，他早已把他的超级童话和永恒的谜语向我略露端倪。住在四号时，我见过一个男孩。他那年七岁，家住偏僻的山村，有一天传说公路要修到他家门前了，孩子们都翘首以待好梦联翩。公路终于修到，汽车终于开来，乍见汽车，孩子们惊讶兼着胆怯，远远地看。日子一长孩子便有奇想，发现扒住卡车的尾巴可以威风凛凛地兜风，他们背着父母玩得好快活。可是有一次，只一次，这七岁的男孩失手从车上摔了下来。他住进医院时已经不能跑，四肢肌肉都在萎缩。病房里很寂寞，孩子一瘸一瘸地到处窜；淘得过分了，病友们就说他：“你说说你是怎么伤的？”孩子立刻低了头，老老实实地一动不动。“说呀？”“说，因为什么？”孩子嗫嚅着。“喂，怎么不说呀？给忘啦？”“因为扒汽车，”孩子低声说，“因为淘气。”孩子补充道。他在诚心诚意地承认错误。大家都沉默，除了他自己谁都知道：这孩子伤在脊髓上，那样的伤是不可逆的。孩子仍不敢动，规规矩矩地站着用一双正在萎缩的小手擦眼泪。终于会有人先开口，语调变得哀柔：“下次还淘不淘了？”孩子很熟悉这样的宽容或原谅，马上使劲摇头：“不，不，不了！”同时松了一口气。但这一回不同以往，怎么没有人接着向他允诺“好啦，只要改了就还是好孩子”呢？他睁大眼睛去看每一个大人，那意思是：还不行吗？再不淘气了还不行吗？他不知道，他还不懂，命运中有一种错误是只能犯一次的，并没有改正的机会，命运中有一种并非是错误的错误，（比如淘气，是什么错误呢？）但这却是不被原谅的。那孩子小名叫“五蛋”，我记得他，那时他才七岁，他不知道，他还不懂。未来，他势必有一天会知道，可他势必有一天就会懂吗？但无
论如何，那一天就是一个童话的结尾。在所有童话的结尾处，让我们这样理解吧：上帝为了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住在六号时，我见过有一对恋人。那时他们正是我现在的年纪，四十岁。他们是大学同学。男的二十四岁时本来就要出国留学，日期已定，行装都备好了，可命运无常，不知因为什么屁大的一点事不得不拖延一个月，偏就在这一个月里因为一次医疗事故他瘫痪了。女的对他一往情深，等着他，先是等着他病好，没等到；然后还等着他，等着他同意跟她结婚，还是没等到。外界的和内心的阻力重重，一年一年，男的既盼着她来又说服着她走。但一年一年，病也难逃爱也难逃，女的就这么一直等着。有一次她狠了狠心，调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但是斩断感情却不这么简单，而且再想调回北京也不这么简单，女的只要有三天假期也迢迢千里地往北京跑。男的那时病更重了，全身都不能动了，和我同住一个病室。女的走后，男的对我说过：你要是爱她，你就不能害她，除非你不爱她，可那你又为什么要结婚呢？男的睡着了，女的对我说过：我知道他这是爱我，可他不明白其实这是害我，我真想一走了事，我试过，不行，我知道我没法不爱他。女的走了男的又对我说过：不不，她还年轻，她还有机会，她得结婚，她这人不能没有爱。男的睡了女的又对我说过：可什么是机会呢？机会不在外边而在心里，结婚的机会有可能在外边，可爱情的机会只能在心里。女的不在时，我把她的话告诉男的，男的默然垂泪。我问他：“你干吗不能跟她结婚呢？”他说：“这你还不懂。”他说：“这很难说得清，因为你活在整个这个世界上。”他说：“所以，有时候这不是光由两个人就能决定的。”我那时确实还不懂。我找到机会又问女的：“为什么不是两个人就能决定的？”她说：“不，我不这么认为。”她说：“不过确实，有时候这确实很难。”她沉吟良久，说：“真的，跟你说你现在也不懂。”十九年过去了，那对恋人现在该已经都是老人。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各自在哪儿，我只听说他们后来还是分手了。十九年中，我自己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了，现在要是有个二十一岁的人问我爱情都是什么？大概我也只能回答：真的，这可能从来就不是能说得清的。无论她是什么，她都很少属于语言，而是全部属于心的。还是那位台湾作家三毛说得对：爱如禅，不能说不能说，一说就错。那也是在一个童话的结尾处，上帝为我们能够永远地追寻着活下去，而设置的一个残酷却诱人的谜语。二十一岁过去，我被朋友们抬着出了医院，这是我走进医院时怎么也没料到的。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在以后的年月里，还将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发生，我仍旧有时候默念着“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一九九一年三月留念活着的事，大抵在两个方面：务实与务虚。缺其一，便可算得残疾。譬如一个家，家徒四壁势必难以为继，便是笃爱如牛郎织女者，也是“你耕田来我织布”地需要务实。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爱情没了，万贯家财很可能只是内战的火药捻；爱情，即务虚的一面。现在的中国，是空前地务实起来了：市场经济正在淘汰着懒汉和清谈家，这真是个好兆头，没有人不盼望从此富强。但这并不是说，过去就多么地理解务虚，连年的文打武斗多不过是虚误罢了；爱情呀，人性呀，人道主义呀，都曾一度做过被唾弃的角色，可见务虚的方面也是多么荒芜。辩论先务实还是先务虚，先谋生计还是先有爱的追寻，先增加财富还是先提高文明水平，似乎都是无聊的逻辑。房子有了而找不到爱情，或新娘来了再去借钱盖屋，都是极不幸的局面。为什么不能舍生忘死地爱着，同时又废寝忘食地建设家园呢？虚实相济才是好文章，才有最新最美的图画。务实与务虚绝不相互抵触。劳累了一天，人们需要娱乐；奔波了一生，人们向它要求意义；作为五十亿分之一，每个人都有孤独和困苦，都希望这个世界上充满善意和爱情。在参天的大厦下和飞奔的轿车里，这些东西会不期而至吗？好像不会；名和利都可能会这样，唯善意和爱情是不能不由期盼来催生的。在“俗人”成为雅号的时刻，倒是值得冒被挖苦的风险，做一回“雅士”的勾当。沉静地坐一会儿，到大厦之外的荒地上走一趟，凭心神去追回被冷淡了的梦想，风吹雨洒，会看见天堂尚远，而梦想未变。于是，虽得不住“俗人”的雅号，反惹一身“雅士”的俗气，心里也不计较了，觉着往前走去似乎有了底气。多年的虚误，让理想背了黑锅。但理想的性质注定它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注定它要发展和不可泯灭。说不要理想，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要理想正也是一种对理想寻求，但凡活着总是要往前走的，不可抹
杀的时空保障了这一点；说不要理想，其实只是在发展着理想和丰富着前途。但说不要理想，毕竟是说错了。原本想说的很可能是：不要再清谈，不要再虚误吧。获“庄重文文学奖”时的书面发言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丰衣足食、移山填海、航空航天，总之属于经济和科学的一切事，都证明人类“确实有办法”。但是，比如痛苦不灭，比如战争不停，比如命运无常，证明人类也常常处于“实在没办法”的地位。这时我们肯定会问：我们原本是想到哪儿去？我们压根儿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问题是穷人也是富人的问题，是古人也是今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科学还悠久比经济还长远，我想，这样的发问即是文学的发源和方向。但这样的发问，仍是“实在没办法”得到一个终极答案。否则这发问就会有一天停止，向哪儿去和为什么活的问题一旦消失，文学或者人学就都要消灭，或者沦为插科打诨式的一点笑闹技巧。有终极发问，但无终极答案，这算什么事？这可能算一个悖论：答案不在发问的终点，而在发问的过程之中，发问即是答案。因为，这发问的过程，能够使我们获得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与世界的关系和对生命的态度。但千万不要指望作家是什么工程师或者保险公司，他们可能只是“实在没办法”时的一群探险者。我想这就是作家应该有一碗饭吃，以及有时候可以接受一点奖励的理由。
熟练与陌生艺术要反对的，虚伪之后，是熟练。有熟练的技术，哪有熟练的艺术？熟练（或娴熟）的语言，于公文或汇报可受赞扬，于文学却是末路。熟练中，再难有语言的创造，多半是语言的消费了。罗兰·巴特说过：文学是语言的探险。那就是说，文学是要向着陌生之域开路。陌生之域，并不单指陌生的空间，主要是说心魂中不曾敞开的所在。陌生之域怎么可能轻车熟路呢？倘是探险，模仿、反映和表现一类的意图就退到不大重要的地位，而发现成其主旨。米兰·昆德拉说：没有发现的文学就不是好的文学。发现，是语言的创造之源，便幼稚，也不失文学本色。在人的心魂却为人所未察的地方，在人的处境却为人所忽略的时候，当熟练的生活透露出陌生的消息，文学才得其使命。熟练的写作，可以制造不坏的商品，但不会有很好的文学。熟练的写作表明思想的僵滞和感受力的麻木，而迷恋或自赏着熟练语言的大批繁殖，那当然不是先锋，但也并不就是传统。如果传统就是先前已有的思想、语言以及文体、文风、章法、句式、情趣……那其实就不必再要新的作家，只要新的印刷和新的说书艺人就够。但传统，确是指先前已有的一些事物，看来关键在于：我们要继承什么以及继承二字是什么意思？传统必与继承相关，否则是废话。可是，继承的尺度一向灵活因而含混，激进派的尺标往左推说你是墨守成规，保守者的尺标往右拉看你是丢弃传统。含混的原因大约在于，继承是既包含了永恒不变之位置又包含了千变万化之前途的。然而一切事物都要变，可有哪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和需要永恒不变的吗？若没有，传统（尤其是几千年的传统）究竟是在指示什么？或单说变迁就好，继承又是在强调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陌生之域，陌生的围困是人的永恒处境，不必担心它的消灭。然而，这似乎又像日月山川一样是不可能丢弃的，强调继承真是多余。但是！面对陌生，自古就有不同的态度：走去探险，和逃回到熟练。所以我想，传统强调的就是这前一种态度——对陌生的惊奇、盼念、甚至是尊敬和爱慕，唯这一种态度需要永恒不变地继承。这一种态度之下的路途，当然是变化莫测无边无际，因而好的文学，其实每一步都在继承传统，每一步也都不在熟练中滞留因而成为探险的先锋。传统是其不变的神领，先锋是其万变之前途中的探问。（也许先锋二字是特指一派风格，但那就要说明：此“先锋”只是一种流派的姓名，不等于文学的前途。一向被认为是先锋派的余华先生说，他并不是先锋派，因为没有哪个真正的作家是为了流派而写作。这话说得我们心明眼亮。）
那，为什么而写作呢？我想，就因为那片无边无际的陌生之域的存在。那不是凭熟练可以进入的地方，那儿的陌生与危险向人要求着新的思想和语言。如果你想写作，这个“想”是由什么引诱的呢？三种可能：市场，流派，心魂。市场，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流派，余华也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而心魂，却在市场和流派的热浪中被忽视，但也就在这样被忽视的时候它发出陌生的呢喃或呼唤。离开熟练，去谛听去领悟去跟随那一片混沌无边的陌生吧。在心魂的引诱下去写作，有一个问题：是引诱者是我呢，还是被引诱者是我？这大约恰恰证明了心魂和大脑是两回事——引诱者是我的心魂，被引诱者是我的大脑。心魂，你并不全都熟悉，它带着世界全部的消息，使生命之树常青，使崭新的语言生长，是所有的流派、理论、主义都想要接近却总遥遥不可接近的神明。任何时候，如果文学停滞或萎靡，诸多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脑离开了心魂，越离越远以至听不见它也看不见它，单剩下大脑自作聪明其实闭目塞听地操作。就像电脑前并没有人，电脑自己在花里胡哨地演示，虽然熟练。1995年9月28日复杂的必要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父亲和妹妹去寻过她的坟。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十年过去，悲痛才似轻了些，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
坟却没有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坟，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不留痕迹。父亲满山跑着找，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下的一个标志，说：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房前堆了石料，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了，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凿着碑石。父亲憋红了脸，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把那儿看了很久。又是无言。离开时我对他们俩说：也好，只当那儿是母亲的纪念堂吧。虽是这么说，心里却空落得以至于疼。我当然反对大造阴宅。但是，简单到深埋且不留一丝痕迹，真也太残酷。一个你所深爱的人，一个饱经艰难的人，一个无比丰富的心魂……就这么轻易地删简为零了？这感觉让人沮丧至极，仿佛是说，生命的每一步原都是可以这样删除的。纪念的习俗或方式可以多样，但总是要有。而且不能简单，务要复杂些才好。复杂不是繁冗和耗费，心魂所要的隆重，并非物质的铺张可以奏效。可以火葬，可以水葬，可以天葬，可以树碑，也可为死者种一棵树，甚或只为他珍藏一片树叶或供奉一根枯草……任何方式都好，唯不可意味了简单。任何方式都表明了复杂的必要。因为，那是心魂对心魂的珍重所要求的仪式，心魂不能容忍对心魂的简化。从而想到文学。文学，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理论要走向简单，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若要简单，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吃喝屙撒睡的，任何小说也都可以删简到只剩下几行梗概，任何历史都可以删简到只留几个符号式的伟人，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删简成一份光荣加一份耻辱……但是这不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看过程，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其实人间的事，更多的都是可以删简但不容删简的。不信去想吧。比如足球，若单为决个胜负，原是可以一上来就踢点球的，满场奔跑倒为了什么呢？答自己问一、人为什么要写作?
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什么要种田呢？为什么要做工吃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种田做工吃饭乃是为活着提供物质保证，没有了就饿死冻死；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区分人与动物的界线有很多条，但因其繁复看似越来越不甚鲜明了。譬如“思维和语言”，有些科学家说“人类可能不是唯一能思维和说话的动物”，另一些科学家则坚持认为那是人类所独有的。若以我这非学者的通俗眼光看，倒是有一条非常明显又简便的区分线摆在这儿：会不会自杀(是会不会，不是有没有)。这天地间会自杀的只有人类。除了活着还要问其理由的只有人类。丰衣足食且身体健康忽一日发现没有了这样继续下去的理由从而想出跳楼卧轨吃大量安眠药等等千条妙计的只有人类。最后，会写作的只有人类。鲸的集体上岸“自杀”呢？我看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杀，我猜这准是相当于醉后的坠入茅坑之类，真正的自杀是明确地找死，我看鲸不是。倘若有一天科学家们证明鲸是真正的自杀，那么我建议赶紧下海去买它们的书，我认为会自杀的类都是会写作的类。去除种种表面上的原因看，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他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这道理真简单，简单到容易被忘记。二、历史上自杀了的大作家很多，是怎么回事？是自杀意识导致写作行为呢还是相反？先说后面一个问题。至少“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证明：在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固然仍有自杀的事情发生，但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自杀的事情就更多。可是，“文革”中多数的自杀者并不是因为不允许其写作呀？而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人倒是多数都没有自杀呀？我想必是这样的：写作行为不一定非用纸笔不可，人可以在肚子里（心里）为生存找到理由。不能这样干的人不用谁来剥夺他他也不会写作，以往从别人那儿抄来的理由又忽失去，自己又无能再找来一个别样的理由，他不自杀还干什么？被夺了纸笔却会写作的人则不同了，他在肚子里写可怎么剥夺？以往的理由尽可作灰飞烟灭但他渐渐看出了新的理由，相信了还不到去死的时候。譬如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
他想我没干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打我一顿又怎么样人活的是一个诚实！——这便是写作，他找到的理由是诚实，且不管这理由后来够不够用。一个老干部想，乌云遮不住太阳事情早晚会弄清楚的到头来看谁是忠臣谁是奸佞吧——这是他的作品。志士从中看见了人类进步的艰难，不走过法西斯胡同就到不了民主大街和自由广场，不如活着战斗。哲人则发现了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又发现这便是存在，又发现人的意义只可在这存在中获取，人的欢乐惟在这徒劳中体现。先不论谁的理由更高明，只说人为灵魂的安宁寻找种种理由的过程即是写作行为，不是非用纸笔不可。既如此，又何以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里自杀的事情会更多呢？原因似有三：一是思想专制就像传染性痴呆病，能使很多很多的人变得不会自由写作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自由写作，他们认定生存的理由只有专制者给找来的那一个，倘不合适，则该死的是自己而绝不可能是那理由。二是，它又像自身免疫性疾病，自由的灵魂要抵抗专制，结果愤怒的抗体反杀了自己；或是明确地以死来抗议，或是不明确地让生命本能的愤而自杀来抗议。第三，它又像是不孕症和近亲交配造成的退化，先令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不能传播不能生育，然后怂恿劣种遗传。值得放心的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来的成果不会毁于一旦，专制可以造成一时的愚钝与困惑，但只要会自杀的光荣犹在就不致退回成猴子去，有声的无声的以死抗议一多，便等于在呼唤自由便注定导致重新寻找生的理由。自由写作躲在很多个被窝里开始然后涌上广场，迎来一个全新的创造。这创造必定五花八门，将遗老遗少大惊得失色。顺便想到一种会用纸笔却从不会自由写作的人，他们除了会发现大好形势外就再发现不了别的。他们不会自杀，他们的不会自杀不是因为找到了理由，而是不需要理由，随便给他个什么理由他也可以唱，就像鹦鹉。再说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大作家自杀了？换一种情况看看：你自由地为生存寻找理由，社会也给你这自由，怎么样呢？结果你仍然可能找不到。这时候，困难已不源于社会问题了，而是出自人本的问题的艰深。譬如死亡与残病，譬如爱情和人与人的不能彻底沟通，譬如对自由的渴望和人的能力的局限，譬如地球终要毁灭那么人的百般奋斗究竟意义何在？无穷无尽地解决着矛盾又无穷无尽地产生着矛盾，这样的生活是否过于荒诞？假如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真能呈现，那时就没有痛苦了吗？没有痛苦岂不等于没有矛盾岂不是扯谎？现代人高考落第的痛苦和原始人得不到一颗浆果的痛苦，你能说谁轻谁重？痛苦若为永恒，那么请问我们招谁惹谁了一定要来受此待遇？人活着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受罪，不是吗？如是等等，大约就是那些自杀了的大作家们曾经面对的问题，他们没找到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或者
他们相信根本就没有理由如此荒唐地活下去。他们自杀了。无疑是件悲哀的事(也许他们应该再坚持一下)。可也是件令人鼓舞的事——首先，人的特征在他们身上这样强烈这样显著，他们是这样勇猛地在人与动物之间立了一座醒目的界碑。其次，问题只要提出(有时候单是问题的提出就要付死的代价，就像很多疾病是要靠死来发现的)，迟早就会有答案，他们用不甘忍受的血为异化之途上的人类指点迷津，至少是发出警告。假如麦哲伦葬身海底，那也不是羞耻的事。谁会轻蔑牛顿的不懂相对论呢?为人类精神寻找新大陆的人，如果因为孤军奋战绝望而死那也是光荣。他们面对的敌人太强大了，不是用一颗原子弹可以结束的战争；他们面对的问题太严峻太艰深了，时至今日人类甚至仍然惶惑其中。所幸有这些不怕死的思考者，不怕被杀，也不怕被苦苦的追寻折磨死，甚至不怕被麻木的同类诬为怪人或疯子。我时常觉得他们是真正的天命，苍天怜恤我们才派他们来，他们(像鲁迅那样)爱极了也恨透了，别的办法没有便洒一天一地自己的鲜血，用纯真的眼睛问每一个人：你们看到了吗？我看他们的死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希望他们再坚持一下不要急着去死。但我们没法希望人类在进步的途中不付死的代价。在这种时候，也可以说是写作行为导致了自杀意识的。其实这就像阴阳两极使万物运动起来一样，人在不满与追寻的磁场中不得停息，从猿走来，向更人的境界走去。“反动”一词甚妙，谁不允许人们追寻进而不允许人们不满，谁自是反动派。这儿没有提倡自杀的意思，我想这一点是清楚的。长寿的托尔斯泰比自杀了的马雅可夫斯基更伟大。至于那些因一点平庸的私欲不得满足便去自杀的人，虽有别于动物但却是不如了动物，大家都这样干起来，人类不仅无望进步，反有灭种的前途。三、有人说写作是为了好玩。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活得比较顺遂，以写作为一项游戏，以便生活丰富多彩更值得一过。这没什么不好，凡可使人快乐的事都是好事，都应该。问题在于，要是实际生活已经够好玩了，他干吗还要用写作来补充呢?他的写作若仅仅描摹已经够好玩了的实际生活，他又能从写作中得到什么额外的好玩呢?显而易见，他也是有着某类梦想要靠写作来实现，也是在为生存寻找更为精彩的理由。视此寻找为好玩，实在比把它当成负担
来得深刻(后面会说到这件事)。那么，这还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吗?只要想想假如取消他这游戏权利会怎么样，就知道了。对于渴望好玩的人来说，单调无聊的日子也是凶器。更何况，人自打意识到了“好玩”，就算中了魔了，“好玩”的等级步步高升哪有个止境?所以不能不想想究竟怎样最好玩，也不能不想想到底玩得什么劲儿，倘若终于不知道呢?那可就不是玩的了。只有意识不到“好玩”的种类，才能永远玩得顺遂，譬如一只被娇惯的狗，一只马戏团里的猴子。所以人在软弱时会羡慕它们，不必争辩说谁就是这星球上最灿烂的花朵，但人不是狗乃为基本事实，上帝顶多对此表示歉意，事实却要由无辜的我们承当。看人类如何能从这天定的困境之中找到欢乐的保障吧。另一种情况是：他为生存寻找理由却终于看到了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因而你无从根除灾难和痛苦；而且他豁达了又豁达还是忘不了一件事——人是要死的，对于必死的人(以及必归毁灭的这个宇宙)来说，一切目的都是空的。他又生气又害怕。他要是连气带吓就这么死了，就无话好说，那未必不是一个有效的归宿。他没死他就只好镇静下来。向不可能挑战算得傻瓜行为，他不想当傻瓜，在沮丧中等死也算得傻瓜行为，他觉得当傻瓜并不好玩，他试着振作起来，从重视目的转而重视了过程，唯有过程才是实在，他想何苦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这么一想忧恐顿消，便把超越连续的痛苦看成跨栏比赛，便把不断地解决矛盾当做不尽的游戏。无论你干什么，认其为乐不比叹其为苦更好吗?现在他不再惊慌，他懂得了上帝的好意：假如没有距离人可怎么走哇?(还不都跟史铁生一样成了瘫子?但心路也有距离，方才提到的这位先生才有了越狱出监的机会。而且，人生主要是心路的历程。)他便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心醉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这便是尼采说的酒神精神吗?他认为人生只有求助于审美而获得意义。看来尼采也通禅机，禅说人是“生而为艺术家”的，“是生活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当人类举着火把，在这星球上纵情歌舞玩耍，前仆后继，并且镇静地想到这是走在通向死亡的路上时，就正如尼采所说的，他们既是艺术的创造者和鉴赏者，本身又是艺术品。他们对无边无际的路途既敬且畏，对自己的弱小和不屈又悲又喜(就如《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他们在威严的天幕上看见了自己泰然的舞姿，因而受了感动受了点化，在一株小草一颗沙砾上也听见美的呼唤，在悲伤与痛苦中也看出美的灵光，他们找到了生存的理由，像加缪的西绪福斯那样有了靠得住的欢乐，这欢乐就是自我完善，就是对自我完善的自赏。他们不像我这么夸夸其谈，只是极其简单地说道：啊，这是多么好玩。那么死呢?死我不知道，我没死过。我不知道它好玩不好玩。我准备最后去玩它，好在它跑不了。我只知道，假如没有死的催促和提示，我们准会疲疲沓沓地活得没了兴致没了胃口，生活会像八个永远唱下去的样板戏那样让人失却了新奇感。上帝是一个聪明的幼儿园阿姨，让一代一代的孩子们玩同一个游戏，绝不让同一个孩子把这游戏永远玩下去，他懂得艺术的魅力在于新奇感。谢谢他为我们想得周到。这个游戏
取名“人生”，当你老了疲惫了吃东西不香了娶媳妇也不激动了，你就去忘川走上一遭，重新变成一个对世界充满了新奇感的孩子，与上帝合作重演这悲壮的戏剧。我们完全可以视另一些人的出世为我们的再生。得承认，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死人不告诉我们，活人都是瞎说)，正因如此我们明智地重视了生之过程，玩着，及时地玩好它。便是为了什么壮丽的理想而被钉上十字架，也是你乐意的，你实现了生命的骄傲和壮美，你玩好了，甭让别人报答。这是我对“好玩”的理解。四、不想当大师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吗?我一会儿觉得这话有理，一会儿又觉得这是胡说。一个人，写小说，无所谓写什么只要能发表他就写，只要写到能发表的程度他就开心极了。他写了一篇四万字的小说，编辑说您要是砍下一万五去咱们就发，他竟然豁达到把砍的权力也交给编辑，他说您看着砍吧编辑，就是砍去两万五也可以。然后他呢，他已摸清了发表的程度是什么程度，便轻车熟路已然又复制出若干篇可供编辑去砍的小说了。——这时候，也仅仅在这种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有道理的。其余的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胡说。它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套用，套用无罪，但元帅和诗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就像政治和艺术)。元帅面对的是人际的战争，他依仗超群的智力，还要有“一代天骄”式的自信甚至狂妄，他的目的很单纯——压倒一切胆敢与他为敌的人，因此元帅的天才在于向外的征战，而且这征战是以另一群人的屈服为限的。一个以这样的元帅为楷模的士兵，当然会是一个最有用的士兵。诗人呢?为了强调不如说诗人的天才出于绝望(他曾像所有的人一样向外界寻找过幸福天堂，但“过尽千帆皆不是”，于是诗人才有了存在的必要)，他面对的是上帝布下的迷阵，他是在向外的征战屡遭失败之后靠内省去猜斯芬克斯的谜语的，以便人在天定的困境中得救。他天天都在问，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要到哪儿去?因为已经迷茫到了这种地步，他才开始写作。他不过是一个不甘就死的迷路者，他不过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灵魂寻找归宿的流浪汉。他还有心思去想当什么大师吗?况且什么是大师呢?他能把我们救出到天堂吗?他能给我们一个没有苦难没有疑虑的世界吗?他能指挥命运如同韩信的用兵吗?他能他还写的什么作?他不能他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凭哪条算做大师呢?不过绝境焉有新境?不有新境何为创造?他只有永远看到更深的困苦，他才总能比别人创造得更为精彩；他来不及想当大师，恶浪一直在他脑际咆哮他才最终求助于审美的力量，在艺术中实现人生。不过确实是有大师的，谁创造得更为精彩谁就是大师。有一天人们说他是大师了，他必争辩说我不是，这绝不是人界的谦恭，这仍是置身天界的困惑——他所见
的人的困境比他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他为自己创造的不足所忧扰所蒙蔽，不见大师。也有大师相信自己是大师的时候，那是在伟大的孤独中的忧愤的自信和自励，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拼死地突围，唱的是“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没唱我们是大师)。你也许能成为大师也许成不了，不如走自己的路置大师于不顾。大师的席位为数极少，群起而争当之，倒怕是大师的毁灭之路。大师是自然呈现的，像一颗流星，想不想当它近乎一句废话。再说又怎么当法呢?遵照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结果弄出来的常是抄袭或效颦之作。要不就突破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可这下谁又知道那一定是通向大师之路呢?真正的大师是鬼使神差的探险家，他喜欢看看某一处被众人忘却的山顶上还有什么，他在没有记者追踪的黑夜里出发，天亮时，在山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多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显现一行大师的脚印。他还可能是个不幸的落水者，独自在狂涛里垂死挣扎，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葬身鱼腹连一个为他送殡的人也没有，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爬上一片新的大陆。还想当吗?还想当!那就不如把那句话改为：不想下地狱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尽管如此，你还得把兴趣从“好诗人”转向“下地狱”，否则你的欢乐没有保障，因为下了地狱也未必就能写出好诗来。中国文坛的悲哀常在于元帅式的人际征服，作家的危机感多停留在社会层面上，对人本的困境太少觉察。“内圣外王”的哲学，单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政治服务的艺术必仅仅是一场阶级的斗争；光是为四个现代化呐喊的文学呢，只是唤起人在物界的惊醒和经济的革命，而单纯的物质和经济并不能使人生获得更壮美的实现。这显然是不够的。这就像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样，见人而不见全人类，见人而不见人的灵魂，结果是，痛苦只激发着互相的仇恨与讨伐，乐观只出自敌人的屈服和众人的拥戴，追求只是对物质和元帅的渴慕，从不问灵魂在暗夜里怎样号啕，从不知精神在太阳底下如何陷入迷途，从不见人类是同一支大军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悲壮地行进被围困重重，从不想这颗人类居住的星球在荒凉的宇宙中应该闪耀怎样的光彩。元帅如此，不可苛求，诗人如此便是罪过，写作不是要为人的生存寻找更美的理由吗?这里没有贬低元帅的意思，元帅就是元帅否则就不是元帅。而我们见过，元帅在大战之后的陈尸万千的战场上走过，表情如天幕一般沉寂，步态像伴着星辰的运行，没有胜利者的骄狂，有的是思想者的迷惘，他再不能为自己的雄风叱咤所陶醉，他像一个樵夫看见了森林之神，这时的元帅已进入诗人境界，这时他本身已成诗章。而诗人进入元帅的境界，我总觉得是件可怕的事，是件太可怕太荒唐的事。五、文学分为几种?以及雅俗共赏。我看是有三种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
纯文学是面对着人本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不依社会制度的异同而有无。因此它是超越着制度和阶级，在探索一条属于全人类的路。当约翰逊跑出九秒八三的时候，当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的时候，当大旱灾袭击非洲的时候，当那个加拿大独腿青年跑遍全球为研究癌症募捐的时候，当看见一个婴儿出生和一个老人寿终正寝的时候，我们无论是欢呼还是痛苦还是感动还是沉思，都必然地忘掉了阶级和制度，所有被称为人的生物一起看见了地狱并心向天堂。没有这样一种纯文学层面，人会变得狭隘乃至终于迷茫不见出路。这一层面的探索永无止境，就怕有人一时见不到它的社会效果而予以扼杀。人当然不可能无视社会、政治、阶级，严肃文学便是侧重于这一层面。譬如贫困与奢华与腐败，专制与民主与进步，法律与虚伪与良知等等，这些确实与社会制度等等紧密联系着。文学在这儿为伸张正义而呐喊，促进着社会的进步，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它的必要性非常明显。通俗文学主要是为着人的娱乐需要，人不能没有娱乐。它还为人们提供知识，人的好奇心需要满足。但这三种文学又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难以画一条清晰的线。有一年朋友们携我去海南岛旅游，船过珠江口，发现很难在河与海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线，但船继续前行，你终于知道这是海了不再是河。所以这三种文学终是可以分辨的，若分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依据上述标准。若从文学创作是为人的生存寻找更可靠的理由，为了人生更壮美地实现这一观点看，这三种文学当然是可以分出高下的，但它们存在的理由却一样充分，因为缺其一则另外两种也为不可，文学是一个整体，正如生活是一部交响乐，存在是一个结构。那么是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应该追求雅俗共赏呢?先别说应不应该，先问可不可能。事实上不可能!雅俗共赏的作品是一种罕见的现象，而且最难堪的是，即便对这罕见的现象，也是乐其俗者赏其俗，知其雅者赏其雅。同一部《红楼梦》，因读者之异，实际上竟作了一俗一雅两本书。既然如此又何必非把雅俗捆绑在一部作品里不可呢?雅俗共赏不在于书而在于读者，读者倘能兼赏雅俗，他完全可以读了卡夫卡又读梁羽生，也可以一气读完了《红楼梦》。雅是必要的，俗也是必要的，雅俗交融于一处有时也是必要的，没有强求一律的理由。一定要说兼有雅俗的作品才是最好的作品，那就把全世界的书都装订在一起好了。这事说多了难免是废话。六、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生命力最强吗?
我想现实主义肯定是指一种具体的写作方法(或方式)，绝非是说“源于现实反映现实”就是现实主义，否则一切作品岂不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了?因为任何一部作品都必曲曲折折地牵涉着生活现实，任何一位作家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和激情的。只要细细品味就会明白，不管是卡夫卡还是博尔赫斯，也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历史小说，都不可能不是“源于现实反映现实”①的。甚至说到历史，都是只有现实史，因为往事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复制，人们只可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和现有的认识高度来理解和评价历史。所以现实主义显然是单指一种具体的写作方法了。这种写作方法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把形式和内容分开来对待的，认为内容就是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单是形式位在其次，最多赞成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但这仍然是分开来对待的结果)。总之最关键的一点——它认为内容是装在形式里面的，虽然应该装得恰当。这就让人想起容器，它可以装任何液体，只要保护得好，这容器当然永远可用。现实主义是一种容器，可以把所有的故事装于其中讲给我们大家听，故事在不断地发生着，它便永远有的可装，尽管有矮罐高瓶长脚杯也仍然全是为着装酒装油装水用，用完了可以再用还可以再用，只要其中液体常新，便不为抄袭，确凿是创造，液体愈加甘甜醇香，故事愈加感人深刻，便是无愧的创造。这就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长命的原因吧。而以“形式即内容”为特征的一些现代流派，看似倒是短命，一派派一种种一代代更迭迅速，有些形式只被用过一次至几次便告收场，谁胆敢再用谁就有抄袭之嫌人家一眼就认出你卖的是哪路拳脚，因而黯然而无创造之光荣了。这有时弄得现代派们很是伤心窝火。细想其实不必。形式即内容，形式即非容器，它毋宁说是雕塑，它是实心的是死膛的，它不能装酒装水装故事，它什么都不能装，它除了是它自己之外没别的用场可派，它的形式就是内容，你用它的形式岂不就是抄袭它的内容吗?所以一般它不讲故事，讲故事也不在于故事而在于讲。我想《李自成》换一种讲法也还是可以的，而且用这种方法还可以讲无数的故事。而《去年在马里昂巴》你就没办法给它换个形式，要换就只好等到“明年在马里昂巴”，而且你用这种形式所能讲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既做了“形式即内容”的一派，就必须要在形式上不断地创新，否则内容也一同沦为老朽，这不值得伤心窝火，对创造者来说这正是一派大好天地。正如把内容做首位的一派也必须在内容上时时更新一样。这好像没什么，这不过是两条路没什么可争执的了。你能说谁比谁更有生命力呢?你一定要拿“形式即容器”的形式来和“形式即内容”的形式做比较，是不公正的，是叫风马牛拜天地。应该以前者的内容和后者的形式来比较，就清楚了，它们都需要不断地更新创造，它们也都有伟大的作品流传千古。
写到这儿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总认为“脱离时代精神”的罪名是加不到任何艺术流派头上的，因为艺术正是在精神迷茫时所开始的寻找，正是面对着现实的未知开始创造，没有谁能为它制定一个必须遵守的“时代精神”。它在寻找它在创造它才是艺术，它在哪个时代便是哪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七、有意味的形式从何而来?有意味的形式，这指的当然不是“形式即容器”的形式，当然是“形式即内容”的形式。这内容不像装在容器里的内容那般了然，不是用各种逻辑推导一番便可以明晰的，它是超智力的，但你却可以感觉到它无比深广的内涵，你会因此而有相应深广的感动，可你仍然无能把它分析清楚。感觉到了的东西而未能把它分析清楚，这样的经验谁都有过，但这一回不同了，这一回不是“未能分析清楚”，而是人的智力无能把它分析清楚。甚至竟是这样：你越是分析越是推理你就越是离它远，你干脆就不能真正感觉到它了。这儿是智力的盲点，这儿是悟性所辖之地。你要接近它真正感觉到它，就只好拜在悟性门下。(举个例子：死了意味着什么?没人能证明，活人总归拿不出充分的证据，死人坚决不肯告诉我们，这可怎么分析又怎么分析得清楚?我说死后灵魂尚存，你怎么驳倒我?你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承认我也拿你没办法。智力在这儿陷入绝境，便只好求助于悟性，在静悟之中感到死亡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意味，并作用于我们的生存。)所以将此种东西名之为“意味”，以区别装在容器里的那些明晰的内容。意味者，可意会不可言传也。意味就不是靠着文字的直述，而是靠语言的形式。语言形式并不单指词汇的选择和句子的构造，通篇的结构更是重要的语言形式。所以要紧的不是故事而是讲。所以真正的棋家竟不大看重输赢，而非常赞叹棋形的美妙，后者比前者给棋家的感动更为深广。所以歌曲比歌词重要，更多的大乐曲竟是无需乎词的，它纯粹是一个形式，你却不能说它没有内容，它不告诉你任何一件具体的事理，你从中感到的意味却更加博大深沉悠远。所以从画册上看毕加索的画与在美术馆里看他的原作，感受会大大地不同，尺寸亦是其形式的重要因素。在照片上看海你说哦真漂亮，真到了海上你才会被震慑得无言以对。所以语言可以成为乐曲，可以成为造型，它借助文字却不是让文字相加，恰恰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它以整体的形式给你意味深长的感动，你变了它的形式就变了甚至灭了它的意味。当然当然，语言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没有没有局限的玩意儿。一切形式，都是来自人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形式。你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便会获得或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你以装在世界里的形式与世界相处，它是它我是我，它不过容纳着我，你大概就仅相信“形式即容器”，你就一味地讲那些听来的见来的客观故事，而丝毫不觉察你的主观与这故事的连接有什么意味。当你感到人与世界是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存在乃是主客体的共同参与时，你就看到“形式
即内容”了，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内容出于相关的结构，出于主客体的不可分割，把希特勒放在另一种结构里看，他也许不单是一名刽子手，而更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你讲不清这结构都包含什么内容和多少内容，但你创造出与此同构的形式来，就全有了，全有了并不是清晰，只是意味深长随你去感动和发抖吧，浮想联翩。“有意味的形式”各种各样，它们被创造出来，我猜不是像掷骰子那样撞到的运气，也是出自人与世界相处的不同形式。你仅仅在社会层面上与世界相处，倘由你来把《红楼梦》改编成电视剧的话，你当然会把贾宝玉的结局改为沿街乞讨之类。你以人类大军之一员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大概才能体会，最后的战场为什么形同荒漠、教堂的尖顶何以指望苍天。你以宇宙大结构之一点的形式参与着所谓存在这一优美舞蹈，你就会感动并感恩于一头小鹿的出生、一棵野草的勃勃生气、一头母狼的呼号，以及风吹大漠雪落荒原长河日下月动星移和灯火千家，你泰然面对生死苦乐知道那是舞蹈的全部，你又行动起来不使意志沦丧，像已经出现了的“绿党”那样维护万物平等的权利，让精神之花于中更美地开放。所以我想，有意味的形式不是像玩七巧板那样玩出来的，它决定于创作者对世界的态度，就是说你与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形式之中，就是说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人与世界相处的形式是无穷多的，就像一个小圆由一个大圆包含着，大圆又由更大圆包含着，以至无穷。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悟性永无止境。我们不会因为前人的艺术创造已然灿烂辉煌而无所作为，无穷的未知将赐予我们无穷的创造机会。感恩吧，唯此我们才不寂寞。八、美是主观的。我相信美是主观的。当你说一个东西是美的时候，其实只是在说明你对那东西的感受，而不是那东西的客观性质。美(或丑)是一种意义，一切意义都是人的赋予。没有主体参与的客体是谈不上意义的，甚至连它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都无从问起。若是反过来问呢，没有客观参与的主体又能谈得上什么意义呢?问得似乎有理，但我看这是另一个命题，这是关于存在的命题，没有客体即没有存在，因为没有客体，主体也便是没有依着无从实现的空幻，主客体均无便成绝对的虚空而不曾存在。而现在的命题是，存在已为确定之前提时的命题，就是说主客体已经面对，意义从何而来?美从何而来?如果它是客体自身的属性，它就应该像化学元素一样，在任何显微镜下都得到一声同样的赞叹，倘若赞叹不同甚或相反得了斥骂，我们就无法相信它是客体自身的属性。你若说这是观察的有误，那就好了，美正是这样有误的观察。它是不同主体的不同赋予，是不同感悟的不同要求。漂亮并不是美。大家可以公认甲比乙漂亮，却未必能公认甲比乙美。随便一个略具风姿的少女都比罗丹的“老娼妇”漂亮，但哪一个更具美的意义却不一定，多半倒是后者。
漂亮单作用于人的生理感观，仅是自然局部的和谐，而美则是牵涉着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局部的不和谐可以在这个整体的意义中呈现更深更广的和谐。所以美仍是人的赋予，是由人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之升华所决定的。一个老娼妇站在街头拉客大约是极不漂亮的，但罗丹把这个生命历程所启示的意义全部凝固在一个造型中，美便呈现了。当然，谁要是把生命的意义仅仅理解成声色犬马高官厚禄，“老娼妇”的美也便不能向谁呈现。美是主观的，是人敬畏于宇宙的无穷又看到自己不屈的创造和升华时的骄傲与自赏。我差不多觉得上述文字都是废话，因为事情过于明白了。但是一涉及到写作，上述问题又似乎不那么明白了，至少是你明白我明白而某些管我们的人不明白。譬如：凭什么要由某人给我们规定该写什么和不该写什么呢?如果美单出自他一个人的大脑当然也可以，但已经没人相信这是可能的事了。如果美是唯一的一碗饭，这碗饭由他锁在自己的柜橱里，在喜庆的日子他开恩拨一点在我们的碗里让我们也尝尝，如果是这样当然就只好这样。但可惜不是这样。很不凑巧美不是这样的一碗饭。美是每一个精神都有能力发展都有权去创造的，我们干吗要由你来告诉我们?尤其是我们干吗要受你的限制?再譬如深入生活，凭什么说我们在这儿过了半辈子的生活是不深入的生活，而到某个地方呆三个月反倒是深入的?厂长知道哪儿有什么土特产令采购员去联系进货，李四光懂得哪儿有石油带工人们去钻井，均收极佳效果。但美不是哪方土特产也不是矿物，处处皆有美在正像人人都可做佛，美弥漫于精神的弥漫处。渴望自由的灵魂越是可以在那儿痛享自由，那儿的美便越是弥漫得浓厚，在相反的地方美变得稀薄。进一步说，美的浓厚还是稀薄，决定于人的精神是坚强还是孱弱，不屈还是奴化，纯净还是污秽，生长创造还是干涸萎缩，不分处所。你被押送到地狱，你也可以燃起悲壮的烈火，你人云亦云侥幸得上天堂，你也可能只是个调戏仙女的猪八戒。与通常说到真理时的逻辑一样，美也是在探索与创造中，她不归谁占有因而也不容谁强行指令。“天蓬元帅”因要强占造化之美，结果只落得个嘴长耳大降为人间的笑料。美除了不畏强权不以物喜之外，还不能容忍狡猾智力的愚弄。她就是世界她就是孩子——原始艺术之美的原因大约就在于此，他们从天真的梦中醒来，还不曾沾染强权、物欲和心计的污垢，只相信自己心灵的感悟，无论是敬仰日月，赞颂生命，畏于无常，祈于歌舞，都是一味的纯净与鲜活。而原始艺术一旦成为时髦，被人把玩与卖弄，真的，总让人想起流氓。除非她是被真正的鉴赏家颤抖着捧在怀中被真正的创造者庄严地继承下去!原始的艺术在揪心地看着她的儿孙究竟要走一条什么路。儿孙们呢，他们遥想人类的童年仿佛告别着父母，看身前身后都是荒芜，便接过祖先的梦想，这梦想就是去开一条通往自由幸福之路——就是这么简单又是这么无尽无休的路。九、童心是最美的吗?
假如人不至于长大，童心就是最美的一直是最美的。可惜人终归要长大，从原始的淳朴走来必途经各类文明，仅具童心的稚拙就觉不够。常见淳朴的乡间一旦接触了外界的文明，便焦躁不安民风顿转；常见敦厚的农民一旦为商人的伎俩所熏染，立刻变得狡狯油滑。童心虽美却娇嫩得不可靠。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怕孩子长大失了质朴干脆就不让孩子长大的倾向，这是极糟糕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企图以减欲来逃避痛苦者，是退一步去找和谐，但欲望若不能消灭干净便终不能逃脱痛苦，只好就一步步退下去直至虽生犹死，结果找到的不是和谐而是毁灭。中国上千年来的步步落后肯定与此有关，譬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闭关自守，譬如倘爱情伴着痛苦便不如不要爱情而专门去制造孩子，倘世上有强奸犯便恨天下人何以不都是太监。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则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进一步而又进一步，于是遥遥地走在我们前头，而且每进一步便找到一步的和谐，永远进一步便永在和谐中。”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之一。还是让孩子长大吧，让他们怀着亘古的梦想走进异化的荒原中去吧，在劫难逃。真正的悟性的获得，得在他们靠了雄心勃勃的翅膀将他们捧上智力的天空翱翔之后重返人间之时。他们历经劫难不再沾沾自喜于气壮山河，知困苦之无边，知欢乐乃为无休止的超越，知目的即是过程，知幸福唯在自我的升华与完善，知物质无非为了精神的实现所设置，知不知者仍是无穷大唯心路可与之匹敌，那时他们就已长大，重归大地下凡人间了。他们虽已长大却童心不泯绝无沮丧，看似仍一如既往覆地翻天地追求追求追求，但神情已是泰然自若，步履已是信马由缰，到底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们在宇宙的大交响乐中隐形不见，只顾贪婪地吹响着他们的小号或拉着大提琴，高昂也是美哀伤也是美，在自然之神的指挥下他们挥汗如雨，如醉如痴直至葬身其中。这不再只是童心之美，这是成熟的人的智慧。这时再回过头去看那原始艺术，才不至于蜂拥而去蛮荒之地以为时髦，才不至于卖弄风情般地将远古的遗物缀满全身，这时他们已亲身体会了祖先的梦想，接过来的与其说是一份遗产毋宁说是一个起点，然后上路登程，漂泊创造去了。十、关于人道主义。关于人道主义，我与一位朋友有过几次简短的争论。我说人道主义是极好的，他说人道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我一时真以为撞见了鬼。说来说去我才明白，他之所以说其不够，是因为旧有的人道主义已约定俗成仅具这样的内涵：救死扶伤、周贫济困、怜孤恤寡等等。这显然是远远不够。我们所说的极好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不仅关怀人的肉体，更尊重和倡导人的精神自由实现。倘仅将要死的人救活，将身体的伤病医好，却把鲜活的精神晾干或冷冻，或加封上锁牵着它游街，或对它百般强加干涉令其不能自由舒展，这实在是最大的不人道。人的根本标志是精神，所以人道主义应是主要对此而言。于是我的朋友说我：你既是
这样理解就不该沿用旧有的概念，而应赋予它一个新的名称，以便区分于旧有概念所限定的内涵。我想他这意见是对的。但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新的名称。直到有一天我见一本书上说到黑泽明的影片，用了“空观人道主义”这么一个概念，方觉心中灵犀已现。所谓“空观人道主义”大概是说：目的皆是虚空，人生只有一个实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唯有实现精神的步步升华才是意义之所在。这与我以往的想法相合。现在我想，只有更重视了过程，人才能更重视精神的实现与升华，而不至被名利情的占有欲(即目的)所痛苦所捆束。精神升华纯然是无休止的一个过程，不指望在任何一个目的上停下来，因而不会怨天之不予地之不馈，因而不会在怨天尤人中让恨与泪拥塞住生命以至蝇营狗苟。肉体虽也是过程，但因其不能区分于狗及其他，所以人的过程根本是心路历程。可光是这样的“空观”似仍不够。目的虽空但必须设置，否则过程将通向何方呢?哪儿也不通向的过程又如何能为过程呢?没有一个魂牵梦绕的目标，我们如何能激越不已满怀豪情地追求寻觅呢?无此追求寻觅，精神又靠什么能获得辉煌的实现呢?如果我们不信目的为真，我们就会无所希冀至萎靡不振。如果我们不明白目的为空，到头来我们就难逃绝望，既不能以奋斗的过程为乐，又不能在面对死亡时不惊不悔。这可真是两难了。也许我们必得兼而做到这两点。这让我想起了神话。在我们听一个神话或讲一个神话的时候，我们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入其中，随其哀乐而哀乐，伴其喜怒而喜怒，一概认真。也许这就是“佛法非佛法，佛法也”吧。神话非神话，神话也——我们从原始的梦中醒来，天地间无比寂寞，便开始讲一个动人的神话给生命灌入神采，千万个泥捏的小人才真的活脱了，一路走去，认真地奔向那个神话，生命也就获得了真实的欢愉。就是这样。但我终不知何以名之，神话人道主义?审美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空观人道主义?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第二个最糟糕的东西就是仅把人生看成生物过程，仅将人当做社会工具，而未尊重精神的自由权利与实现，极好的人道主义绝不该是这样的。说到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理解为流。譬如老子的原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以什么意义在起作用。将其理解为流还有一个好处，即是说它还要发展还要奔流，还要在一个有机的结构中起到作用，而不是把旧有的玩意儿搬出来硬性拼凑在现实中。以上文字与“学术”二字绝不沾边，我从来敬畏那两个字，不敢与之攀亲，正在这时来了一位朋友，向我传达了一位名人的教导：“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我想就把我这篇喃喃自语题为“答自己问”吧，愿意刊用，我也很高兴，供上帝和人民发笑。猛地想起一部电视片中的一段解说词：“有一天，所有被关在笼子里驯养的野生动物，将远离人类，重现它们在远古时代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一天就是野生动物的节日。”我想，那一天也将是人类的节日，人
不再想统治这个世界了，而是要与万物平等和睦地相处，人也不再自制牢笼，精神也将像那欢庆节日的野生动物一样自由驰骋。譬如说：一只鼹鼠在地下喃喃自语，一只苍鹰在天上哧哧发笑，这都是多么正常，霸占真理的暴君已不复存在。自言自语1.说小说无规矩可言也对，说小说还有一些规矩的也对，这看怎么说了。世上没有没有规矩的东西，没有规矩的东西就不是东西就什么都不是，所以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当然是有一些规矩的。譬如，小说总得用着语言；譬如，小说还不能抄袭(做衣服、打家具、制造自行车就可以抄袭)。小说不能是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单纯陈述现象，而小说不管运用什么手法，都主要是提供观照或反省现象的新角度(新闻报道与新闻体小说之间的差别，刚好可以说明这一点)。小说不能是论文，论文是循着演绎和归纳的逻辑去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小说不是科学，小说是在一个包含了多种信息和猜想的系统中的直觉或感悟，虽然也可以有思辨但并不指望有精确的结论。在智力的盲点上才有小说之位置，否则它就要让位于科学(这样说绝不意味着贬低或排斥科学。但人类不能只有科学，在科学无能为力的地方，要由其他的什么来安置人的灵魂)。小说也不能是哲学，哲学的对象和目的虽与科学相异，但其方法却与科学相同，这种方法的局限决定了哲学要理解“一切存在之全”时的局限。在超越这局限的愿望中，小说期待着哲理，然而它期待哲理的方法不同于哲学，可能更像禅师讲公案时所用的方法，那是在智力走入绝境之时所获得的方法，那是放弃了智力与功利之时进入的自由与审美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存在主义大师竟否认存在主义是哲学，他们更热衷于以小说来体现他们的哲理)。小说还不能是施政纲领、经济政策、议会提案；小说还不能是英模报告、竞选演说、专题座谈。还可以举出一些小说不是什么的例子，但一时举不全。总之，小说常常没有很实用的目的，没有很确定的结论以及很严谨的逻辑。但这不等于说它荒唐无用。和朋友毫无目的毫无顾忌地聊聊天，这有用吗?倘若消灭那样的聊天怎么样?人势必活成冰冷的机器或温暖的畜类。好像只能说小说不是什么，而很难说它是什么，这就说明小说还有无规矩可言的一方面(说小说就是小说，这话除了显得聪明之外，没有其他后果)。我想，最近似小说的东西就是聊天，当然不是商人式的各怀
心计的聊天，也不是学者式的三句话不离学问的聊天，也不是同志式的“一帮一，一对红”的聊天，而纯粹是朋友之间忘记了一切功利之时的自由、倾心、坦诚的聊天。人为什么要找朋友聊聊天?因为孤独，因为痛苦和恐惧。即便是有欢乐与朋友同享，也是因为怕那欢乐在孤独中减色或淹没。人指望靠这样的聊天彻底消灭人的困境吗?不，他知道朋友也是人也无此神通。那么他到朋友那儿去找什么呢?找真诚。灵魂在自卑的伪饰中受到压迫，只好从超越自卑的真诚中重获自由。那么在这样的聊天中还要立什么规矩呢?在这样的聊天中，悲可以哭吗?怒可以骂吗?可以怯弱颓唐吗?可以痴傻疯癫吗?可以陶醉于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吗?可以满目迷茫满腹牢骚吗?可以谈一件很真实的事也可以谈一个神秘的感觉吗?可以很形象地讲一个人也可以很抽象地讲一种观点吗?可以有条不紊万川归海地讲一个故事，也可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任意胡侃神聊吗?可以聊得豪情满怀乐观振奋，也可以聊得心灰意冷悲观失望吗?可以谈吐文雅所论玄妙高深，也可以俗话连篇尽述凡人琐事吗?……当然都是可以的，无规矩可言。唯独不能有虚伪。无规矩的规矩只剩下真诚。智力与科学的永恒局限，意味着人最终是一堆无用的热情，于是把真诚奉为圭臬奉若神明。有真诚在就不会绝望，生命就有了救星，生命就可以且天且地尽情畅想任意遨游了，就快要进入审美之境就快要立命于悟性之地了(顺便说一句：真诚并不能化悲观为乐观，而只是把悲观升华为泰然，变做死神脚下热烈而温馨的舞蹈)。在这种意义上，小说又有什么规矩可言呢?小说一定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要结构好起伏曲折的故事?要令人感动?要有诗意或不能有诗意?要有哲理或千万别暴露哲理?不可不干预现实或必须要天马行空?要让人看了心里一星期都痛快都振奋，就不能让人看了心里七天都别扭都沉闷?一定要深刻透顶?一定要气壮山河?一定要民族化或一定要现代主义?一定要懂得陶罐或一定要摆弄一下生殖器?一定要形象思维而一定不能形而上?……假设已经把历来的规矩全写在这儿了，但是这些规矩即便全被违背，也照样会有好的小说产生。小说的发展，大约正在于不断违背已有的规矩吧。小说的存在，可能正是为了打破为文乃至为生的若干规矩吧。活于斯世，人被太多的规矩折磨得喘不过气来，伪装与隔膜使人的神经紧张得要断，使每一个人都感到孤独感到软弱得几乎不堪一击，不是人们才乞灵于真诚倾心的交谈吗?不是为了这样的交谈更为广泛，为了使自己真切的(但不是智力和科学能总结的)生存感受在同类那儿得到回应，从而消除孤独以及由孤独所加重的痛苦与恐惧，泰然自若地承受这颗星球这个宇宙和这份命运，才创造了小说这东西吗?就小说而言，亘古不变的只有梦想的自由、实在的真诚和恰如其分的语言传达。还要什么必须遵守的规矩呢?然而有时人真的没出息透了，弄来弄去把自由与真诚弄丢了不说，又在这块净土上拉屎一样地弄出许多规矩，弄得这片圣地满目疮痍，结果只是规矩的发明者头上有了神光，规矩的推行者得以贩卖专利，规矩的二道贩子得一点小利，规矩的追随者被驱赶着被牵引着只会在走红的流派脚下五体投地殊不知自己为何物了。
真诚倾心的交谈还怎么能有?伪装与隔膜还怎么能无?面对苍天的静悟为面对市场的机智所代替，圣地变作鬼域。人们念及当初，忽不知何以竟作起小说来。为人的根被刨了烧了，哪儿寻去？所以少来点规矩吧。唯独文学艺术不需要竞争，在这儿只崇尚自由、朴素、真诚的创造。写小说与交朋友一样，一见虚伪，立刻完蛋。2.作为小说的朴素，说白了就是创作态度的老实。当然不是说“只许老实交代，不许乱说乱动”的那种老实。而是说：不欺骗朋友，不戏耍朋友，不吓唬朋友，不卖弄机智存心让朋友去惭愧，也不为了讨好朋友而迁就朋友。对朋友把心掏出来就得，甭扯淡。在这种情况下，朴素一词并不与华丽、堂皇对立，也不与玄妙、深奥对立，并非“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一定朴素，你家造了航天飞机就一定不朴素。别到外面去寻找朴素，朴素是一种对人对世界的态度，哪儿都可以有，哪儿都可以无。这朴素绝不是指因不开化而故有的愚钝，绝不是指譬如闭塞落后的乡间特产的艰辛和单纯。那些东西是靠不住的。孩子总要长大，偏僻的角落早晚也要步入现代文明。真正的朴素大约是：在历尽现世苦难、阅尽人间沧桑、看清人的局限、领会了“一切存在之全”的含意之时，痴心不改，仍以真诚驾驶着热情，又以泰然超越了焦虑而呈现的心态。这是自天落地返璞归真，不是顽固不化循环倒退。不是看破红尘灰心丧气，而是赴死之途上真诚地歌舞。这时凭本能直觉便会发现，玩弄花招是多么不开明的浪费。3.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于是人有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上帝用这三种东西来折磨我们。不过有可能我们理解错了，上帝原是要给我们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假如世界上只有我，假如我没有欲望(没有欲望才能不承受那种距离)，假如这样我还永远不死，我岂不就要成为一堆无可改变的麻木与无尽无休的沉闷了?这样一想，我情愿还是要那三种困境。我想，写小说之所以挺吸引我，就是因为它能帮我把三种困境变成既是三种困境又是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
4.可以说小说就是聊天，但不能说聊天就是小说。聊天完全可以是彻底的废话，但小说则必须提供看这世界这生命的新的角度(也许通俗小说可以除外)。通过人物也好，通过事件、情绪、氛围、形式、哲理、暗示都好，但不能提供新角度的便很难说是创作，因而至少不能算好小说。然而，彻底废话式的聊天却可以在作家笔下产生丰富的意味，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他先把我们带离那个实在的、平面的、以常规角度观照着的聊天，然后把我们带到一个或几个新的位置上，带进一个新的或更大的系统中，从一个或几个新角度再作观照，常规的废话便有了全新的生命。就像宇航员头一次从月亮上看地球，从那个角度上所感受到的意味和所发出的感慨，必不是我们以往从地球上看地球时所能有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间离效果”和“陌生化”吧。我们退离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位置，退离我们已经烂熟了的心态，我们才有创造的可能。您把您漂亮的妻子拥抱于怀，她就仅仅是您的妻子，您从遥远的地方看她在空天阔野间行走，您才可能看到一个精灵般的女人。您依偎在母亲怀中您感受到母亲的慈爱，您无意间看她的背影您也许才会看到一个母亲的悲壮。小说主要是做着这样的事吧，这样的创造。但还有什么用呢?那么阿波罗上了月球又有什么用呢?宇宙早晚要毁灭，一切又都有什么用呢?一切创造说到底是生命的自我愉悦。与其说人是在发现着无限的外在，毋宁说人是借外在形式证明自己无限的发现力。无限的外在形式，不过是人无限的内在发现力的印证罢了，这是人唯一可能得到的酬劳。(原始艺术中那些变形的抽象的图案和线条，只是向往创造之心的轨迹，别的什么都不是。)所以，与其说种种发现是为了维持生命，毋宁说维持生命是为了去做这种种发现，以便生命能有不尽的欢乐，灵魂能有普度之舟。最难堪的念头就是“好死不如歹活”，因为死亡坚定地恭候着每一位寿星。认为“好死不如歹活”的民族，一般很难理解另外的人类热爱冒险是为了什么。总之，写小说的人应该估计到这样两件事：①艺术的有用与产房和粮店的有用不一样。②读小说的人，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多知道一件别人的事，他知道知道不完。但是，读小说的人却总有兴趣换换角度看这个人间，虽然他知道这也没有个完。5.现在很流行说“玩儿玩儿”，无论写小说还是干别的什么事，都喜欢自称是“玩儿玩儿”，并且误以为这就是游戏人生的境界。
您认真看过孩子的游戏吗?认真看过也许就能发现，那简直就是人生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一个说明。孩子的游戏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没有目的，只陶醉于游戏的过程，或说游戏的过程即是游戏的目的；一是极度认真地“假装”，并极度认真地看待这“假装”(“假装你是妈妈，他是孩子。”“假装你是大夫你给他打针。”“假装我哭了，假装你让我别哭。”)。当然，孩子的游戏还是游戏，还谈不上“游戏境界”。当一个人长大了，有一天忽然透悟了人生原来也不过是一场游戏，也是无所谓目的而只有一个过程，然后他视过程为目的，仍极度认真地将自己投入其中如醉如痴，这才是“游戏境界”。而所谓“玩儿玩儿”呢?开始我以为是“游戏境界”的同义语，后来才知道它还有一个注脚：“别那么认真，太认真了会失望会痛苦。”他怕失望那么他本来在希望什么呢?显然不是希望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因为这样的过程只能由认真来维系。显然他是太看重了目的，看重了而又达不到，于是倍感痛苦，如果又受不住痛苦呢?当然就害怕了认真，结果就“玩儿玩儿”算了。但好像又没有这么便宜的事，“玩儿玩儿”既是为了逃避痛苦，就说明痛苦一直在追得他乱跑。这下就看出“玩儿玩儿”与“游戏境界”的根本相反了。一个是倾心于过程从而实现了精神的自由、泰然和欢乐，一个是追逐着目的从而在惊惶、痛苦和上当之余，含冤含怨故作潇洒自欺欺人。我无意对这两种情况作道德判断，我单是说：这两件事根本不一样(世上原有很多神异而形似的东西。譬如性生活与耍流氓，其实完全不一样)。我是考虑到，“玩儿玩儿”既然不能认真，久而久之必降低兴致，会成了一件太劳累太吃亏的事。我想，认真于过程还是最好的一件事。世上的事不怕就不怕这样的认真，一旦不认真了就可怕了。认真是灵魂获取酬劳的唯一途径。小说是关乎灵魂的勾当，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儿玩儿”技法的构想，都与洗肠和导尿的意义无二。小说可以写不认真的人，但那准是由认真的人所写并由认真的人去看，可别因为屡屡写不好就推脱说自己没认真，甚至扬言艺术原就是扯淡，那样太像吃不到甜葡萄的酸狐狸了。6.我觉得，艺术(或说美——不等于漂亮的美)是由敬畏和骄傲这两种感情演成的。自然之神以其无限的奥秘生养了我们，又以其无限的奥秘迷惑甚至威胁我们，使我们不敢怠慢不敢轻狂，对着命运的无常既敬且畏。我们企望自然之母永远慈祥的爱护，但严厉的自然之父却要我们去浪迹天涯自立为家。我们不得不开始了从刀耕火种到航天飞机的创造历程。日日月月年年，这历程并无止境，当我们千辛万苦而又怀疑其意义何在之时，我们茫然若失就一直没能建成一个家。太阳之火轰鸣着落在地平线上，太阴之光又多情地令人难眠，我们想起：家呢?便起身把这份辛苦、这份忧思、这份热情而执著的盼
望，用斧凿在石上，用笔画在墙上，用文字写在纸上，向自然之神倾诉；为了吁请神的关注，我们又奏起了最哀壮的音乐，并以最夸张的姿势展现我们的身躯成为舞蹈。悲烈之声传上天庭，悲烈之景遍布四野，我们忽然茅塞顿开听到了自然之神在赞誉他们不屈的儿子，刹那间一片美好的家园呈现了，原来是由不屈的骄傲建筑在心中。我们有了家有了艺术，我们再也不孤寂不犹豫，再也不放弃(而且我们知道了，一切创造的真正意义都是为了这个。所以无论什么行当，一旦做到极致，人们就说它是进入了艺术境界，它本来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它现在主要是心灵的美的家园)。我们先是立了一面镜子，我们一边怀着敬畏滚动石头，一边怀着骄傲观赏我们不屈的形象。后来，我们不光能从镜子里，而且能从山的峻拔与狰狞、水的柔润与汹涌、风的和煦与狂暴、云的变幻与永恒、空间的辽阔与时间的悠久、草木的衰荣与虫兽的繁衍，从万物万象中看见自己柔弱而又刚劲的身影。心之家园的无限恰与命运的无常构成和谐，构成美，构成艺术的精髓。敬畏与骄傲，这两极！7.智力的局限由悟性来补充。科学和哲学的局限由宗教精神来补充。真正的宗教精神绝不是迷信。说得过分一点：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眼前有九条路，假如智力不能告诉我们哪条是坦途哪条是绝路(经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就停在九条路口暴跳如雷还是坐以待毙?当然这两种行为都是傻瓜所喜欢的方式。有智力的人会想到一条一条去试，智力再高一点的人还会用上优选法，但假设他试完了九条发现全是绝路(这样的事也经常有)，他是破口大骂还是后悔不迭?倘若如此他就仅仅比傻瓜多智力，其余什么都不比傻瓜强。而悟者早已懂得，即便九条路全是坦途，即便坦途之后连着坦途，又与九条全是绝路，绝路退回来又遇绝路有什么两样呢?无限的坦途与无限的绝路都只说明人要至死方休地行走，所有的行走加在一起便是生命之途，于是他无惧无悔不迷不怨认真于脚下，走得镇定流畅，心中倒没了绝路。这便是悟者的抉择，是在智性的尽头所必要的悟性补充。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向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做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
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其具体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固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渺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总之，宗教精神并不敌视智性、科学和哲学，而只是在此三者力竭神疲之际，代之以前行。譬如哲学，倘其见到自身的迷途，而仍不悔初衷，这勇气显然就不是出自哲学本身，而是来自直觉的宗教精神的鼓舞，或者说此刻它本身已不再是哲学而是宗教精神了。既然我们无法指望全知全能，我们就不该指责没有科学根据的信心是迷信。科学自己又怎样?当它告诉我们这个星球乃至这个宇宙迟早都要毁灭，又告诉我们“不必惊慌，为时尚早，在这个灾难到来之前，人类的科学早已发达到足以为人类找到另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这时候它有什么科学根据呢?如果它知道那是一个无可阻止的悲剧，而它又不放弃探索并兢兢业业乐此不疲，这种精神难道根据的是科学吗?不，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或者说宁愿要这样一个信心罢了。这不是迷信吗?这若是迷信，我们也乐于要这个迷信。否则怎么办?死?还是当傻瓜?哀叹荒诞，抱怨别无选择，已经不时髦了，我们压根儿就是在自然之神的限定下去选择最为欢乐的游戏。坏的迷信是不顾事实、敌视理智、扼杀众人而为自己谋利的骗局(所以有些宗教实际已丧失了宗教精神，譬如“文革”中的疯狂、中东的战火)。而全体人类在黑暗中幻想的光明出路，在困惑中假设的完美归宿，在屈辱下臆造的最后审判，均非迷信。所以宗教精神天生不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哪些被神化了的个人，它必属于全人类，必关怀全人类，必赞美全人类的团结，必因明了物之目的的局限而崇尚美之精神的历程。它为此所创造的众神与天界也不是迷信，它只是借众神来体现人的意志，借天界来俯察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天赋人权的信念，就难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觉醒。而天赋人权和君权神授，很可以看做宗教精神与迷信的分界)。这样的宗教精神，拿来与艺术精神做一下比照，想必能得到某种深刻的印象。8.一支疲沓的队伍，一个由傲慢转为自卑的民族，一伙散沙般失去凝聚力的人群，需要重建宗教精神。
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就如同缺乏爱情或不再渴望爱情的夫妻，不散伙已属奇观，没法再要求他们同舟共济和心醉神迷。以科学和哲学为标准给宗教精神发放通行证，就如同以智力和思辨去谈恋爱，必压抑了生命的激情，把爱的魅力耗尽。用政治和经济政策代替宗教精神，就如同视门第和财产为婚配条件，不惜儿女去做生育机器而成了精神的阉人。宗教精神不是科学，而政治和经济政策都是科学(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宗教精神并不反对科学、政治和经济政策，就像爱情并不反对性知识、家政和挣钱度日，只是说它们不一样，应当各司其职)。作为宗教精神的理想，譬如大同世界、自由博爱的幸福乐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完美社会等等，不是起源于科学(谁能论证它们的必然实现?谁能一步步推导出它们怎样实现?)，而仅仅是起源于生命的热望，对这种理想的信仰是生命无条件的接受。谁让他是生命呢?是生命就必得在前方为自己树立一个美好的又不易失落的理想，生命才能蓬勃。这简直就像生命的存在本身一样，无道理好讲，唯其如此，在生命枯萎灭亡之前，对它的描述可以变化，对它的信仰不会失落，它将永远与旺盛的生命互为因果。而作为政治和经济的理想却必须是科学的，必须能够一步步去实现，否则就成了欺世。但它即便是科学的，科学尚不可全知全能，人们怎能把它作为无条件的信仰来鼓舞自己?即便它能够实现，但实现之后它必消亡，它又怎么能够作为长久的信仰以使生命蓬勃?因此，任何政治和经济的理想都不能代替宗教精神的理想，作为生命永恒或长久的信仰。科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家，完全没有理由惧怕宗教精神，也不该蔑视它。一切科学、政治、经济将因生命被鼓舞得蓬勃而更趋兴旺发达。一对男女有了爱情，有了精神的美好憧憬与信念，才更入迷地治理家政、探讨学问、努力工作并积起钱财来买房也买一点国库券——所谓活得来劲者是也。爱情真与宗教精神相似，科学没法制造它，政治没法设计它，经济没法维持它。如果两口子没了爱情只剩下家政，或者压根儿就是以家政代替爱情，物质的占有成了唯一理想，会怎么样呢?焦灼吧，奔命吧，乏味吧，麻木吧，最后可能是离婚吧分家吧要不就强扭在一块等死吧，这个家渐渐熄了“香火”灭了生气，最多留一点往日幸福昌盛的回忆。拿这一点回忆去壮行色，阿Q爷还魂了。有一种婚礼是在教堂中进行，且不论此教如何，也不论这在后来可能仅是习俗，但就其最初的动机而言，它是这样一种象征：面对苍天(即无穷的未知、无常的命运)，两个灵魂决心携手前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爱情，这种无以解释无从掌握的愿望只有神能懂得，他们既祈神的保佑也发誓不怕神的考验。另一种婚礼是在家里或饭店举行，请来的亲朋越多，宴席的开销越大，新郎新娘便越多荣耀。然后叩拜列祖列宗，请他们放心：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子宫已经搞到。这也是一种象征，是家政取代爱情的象征，是求繁衍的动物尚未进化成求精神的动物的象征，或是精神动物退化为经济动物的象征。这样的动物终有一天会对生
命的意义发出疑问，从而失落了原有的信仰，使政治和经济也萎靡不振。因为信仰必须是精神的，是超世务的激情，是超道德的奇想。我很怀疑“内圣外王”之道可以同时是哲学又是宗教精神。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能不被政治左右，最终仍不失为非伦理非实用的学术。我很怀疑在这样的哲学引导下，一切知识和学术还能不臣服于政治而保住自己的独立地位。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不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根源。我怀疑可以用激情和奇想搞治政，我怀疑单有严谨的政治而没了激情和奇想怎么能行。我不怀疑，艺术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怀疑，男人是美的女人也是美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子，但双性人是一种病，不美也不能生育。我不怀疑，阴阳相悖相成世界才美妙地运动，阴阳失调即是病症，阴阳不分则是死相。我不怀疑，宗教精神、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如果宗教精神丢失了，将怎样重建呢?这是个难题。它既是源于生命的热望，又怎么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出来，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们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笑）？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先问问：它既是生命的热望，它又是怎么丢失了的呢?在我的记忆里，五十年代，人们虽不知共产主义将怎样一步步建成(有科学社会主义，并无科学共产主义)。但这绝不妨碍人们真诚地信仰它，人们信仰它甚至不需要说服，因为它恰是源于生命热望的美好理想，或恰与人们热望的美好理想相同。但后来有人用一种错误的政治冒名顶替了它，并利用了人们对它的热诚为自己谋利(譬如“四人帮”)，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变成了一个坏迷信，结果人们渐渐迷失于其中，不但失去了对它的信仰，甚至对真诚、善良都有了怀疑，怎么会不疲沓不自卑不是一盘散沙?那么正确的政治可以代替它吗?(正确的家政可以代替爱情吗?）不能，原因至少有三：一来，它们是运用着两套不同的方法和逻辑；二来，这样容易使坏政治钻空子(就像未经法律程序杀掉了一个坏蛋，便给不经法律程序杀掉十个好人和一个国家主席做了准备那样，给“四人帮”一类政治骗子留了可乘之机)；三来，人们一旦像要求政治的科学性和现实性(要实现)那样要求理想的幸福乐园，岂不是政治家给自己出难题?所以，当我们说什么什么理想一定要实现时，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也是一个理想。理想从来不是为实现用的，而是为了引着人们向前走，走出一个美好的过程。这样说倒不怕人们对理想失望；除非他不活，否则他必得设置一个经得住摔打的理想——生命的热望使之然。不要骗着他活，那样他一旦明白过来倒失望得要死。让人们自由自在地活，人们自会沉思与奇想，为自己描述理想境界，描述得越来越美好越崇高，从而越加激励了生命，不惧困境，创造不止，生本能战胜死本能，一切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才会充满朝气，更趋精彩完美，一
伙人群才有了凝聚力。当人们如此骄傲着生命的壮美之时，便会悟出这就是理想的实现。当人们向着生命热望的境界一步步走着的时候，理想就在实现着，理想只能这样实现，不必抱歉。这下就有点明白了，重建宗教精神得靠养，让那被掠夺得已然贫瘠的土地歇一歇重新肥沃起来，让迷失了疲乏了的人们喘一口气自由地沉思与奇想，人杰地灵好运气就快来了。文学就是这样一块渴望着肥沃的土地，文学就是这样的自由沉思与奇想，不要以任何理由掠夺它、扼杀它、捆缚它，当然也别拔苗助长。不知这事行不行。9.文学是创作，创作既是无路之处寻路，那么，怎么能由文学批评来给它指路呢?可是，文学批评若不能给文学指路，要文学批评干吗用?文学批评千万别太依靠了学问来给文学指路(当然，更不能靠政策之类)，文学恰是在学问大抵上糊涂了的地方开始着创造，用学问为它指路可能多半倒是在限制它。你要人家探索，又要规定人家怎样探索，那就干脆说你不想让人家探索；倘探索的权利被垄断，就又快要成为坏迷信了。文学批评的指路，也许正是应该把文学指路引到迷茫无路的地域去，把文学探索创造的权利完全承包给文学。对创造者的尊重，莫过于把他领到迷宫和死亡之谷，看他怎么走出来怎么活过来。当然不能把他捆得好好的，扔在那儿。除此之外，作为作家就不再需要别的，八抬大轿之类反倒耽误事。禅宗弟子活得迷惑了，向禅宗大师问路，大师却不言路在何处，而是给弟子讲公案。公案，我理解就是用通常的事物讲悖论，悖论实在就是智力和现有学问的迷茫无路之地。大师教其弟子在这儿静悟沉思，然后自己去开创人生之路。悟性就在你脚下，创造就在你脚下，这不是前人和旁人、智力和学问能管得了的。文学批评给文学指路，也许应该像禅宗大师的给其弟子指路，文学才不致沦为一门仿古的手艺，或一项摘录学问的技术。文学批评当然不仅是为了给文学指路，还有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等等其他任务。这是另外的问题。10.现代物理学及东方神秘主义及特异功能对文学的启示。
我不精通物理学，也不精通佛学、道学、禅学，我也没有特异功能。我斗胆言及它们，纯属一个文学爱好者出于对神秘未知事物的兴趣，因为那是生命存在的大背景。过去的经典物理学一直在寻找，组成物体的纯客观的不可分的固体粒子。但现代物理学发现：“这些粒子不是由任何物质性的材料组成的，而是一种连续的变化，是能量的连续‘舞蹈’，是一种过程。”“物质是由场强很大的空间组成的……并非既有场又有物质，因为场才是唯一实在。”“质量和能量是相互转换的，能量大量集中的地方就是物体，能量少量存在的地方就成为场。所以，物质和‘场的空间’并不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而不过是以不同形态显现而已。”这样就取消了找到“不可分的固体粒子”的希望。现代物理学的“并协原理”的大意是：“光和电子的性状有时类似波，有时类似粒子，这取决于观察手段。也就是说它们具有波粒二象性，但不能同时观察波和粒子两方面。可是从各种观察取得的证据不能纳入单一图景，只能认为是互相补充构成现象的总体。”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是说：“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对一个可观测量的精确测量会带来测量另一个量时相当大的测不准性。”这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对世界的观察都必然是顾此失彼的。这就取消了找到“纯客观”世界的希望。“找到”本身已经意味着主观的参与。现代物理学的“嵌入观点”认为：我们是嵌入在我们所描述的自然之中的。说世界独立于我们之外而孤立地存在着这一观点，已不再真实了。在某种奇特的意义上，宇宙本是一个观察者参与着的宇宙。现代宇宙学的“人择原理”得出这样的结论：“客体不是由主体生成的，客体并不是脱离主体而孤立存在的。”上述种种细思，与佛、道、禅的“空”、“无形”、“缘起”、“诸行”、“万象唯识”等等说法非常近似或相同。(有一本书叫做《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那里面对此讲得清楚，讲得令人信服。)看来我们休想逃出我们的主观去，休想获得一个纯客观的世界。“通过感觉认识的物质是唯一的现实世界”——这话可是恩格斯说的。这样，我们还能认为美是客观的吗?还能认为文学可以完全客观地反映什么吗?还能认为(至少在文学上)有个唯一正确的主义或流派吗?还能要求不同心灵中的世界都得是写实的、清晰的、高昂微笑的世界吗?尤其对于人生，还能认为只有一家真理吗?……特异功能有什么启示呢?特异功能证明了精神(意念)也是能量存在的一种形态(而且可能是一种比物体更为“大量集中”的能量)，因而它与物质也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也不过是能量“不同形态的显示而已”。这样，又怎么能说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呢?它像其他三维物体一样地自在着，并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单
单它是第二性的呢?为什么以一座山、一台机器的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一性的，而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二性的呢?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主义是可以离开精神的——包括否定这一看法的理论和主义，我们从来就是在精神和三维物质之中（在多维之中)，这即是一种场，而“场才是唯一的实在”。所以我们不必要求文学不要脱离生活，首先它无法脱离，其次它也在创造生活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完全有权创造一种非现实的梦样的生活(谁能否定幻想的价值呢?)，它像其他形态的能量一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位置，同时它又与其他一切相互联系成为场。一个互相联系的场，一张互相连接的网，哪一点是第一性的呢?另外，特异功能的那些在三维世界中显得过于奇怪的作为，分明是说它已至少超越了三维世界，而其超越的途径是精神(意念)。由此想到，文学的某种停滞将怎样超越呢?人类的每一个真正的超越，都意味着维的超越。人就是在一步步这样的超越中开拓着世界与自己，而且构成一个永恒的进军与舞蹈。超越一停滞，舞蹈就疲倦，文学就小家子气。爱因斯坦之前，物理学家们声称他们只有在小数点后几位数字上能有所作为了，不免就有点小家子气，直到爱因斯坦以维的超越又给物理学开拓了无比丰富广阔的领域，大家便纷纷涌现，物理学蓬勃至今。文学呢?文学将如何再图超越?我不知道。但我想，以关心人及人的处境为己任的文学，大约可以把描摹常规生活的精力更多地分一些出来，向着神秘的精神进发，再把这以精神为特征的动物放在不断扩大的系统中(场中)，来看看他的位置与处境，以便知道我们对这个世界，除了有譬如说法律的人道的态度之外，还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人活着总要不断超越。文学活着总要不断超越。但到底怎样超越?史铁生的智商就显得大为不够。11.“绿色和平”对文学的启示。绿色和平组织也叫绿党。它从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出发，慢慢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展出一套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认为以往人们对世界的态度都是父性的或雄性的，是进攻、榨取、掠夺性的，而它主张应对世界取母性的或雌性的态度，即和解的共存的互惠的态度。我想，它一定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看到了人的位置与处境。譬如说，如果我们的视野只限于人群之中，我们就会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最高目的，这样就跳不出人治人、阶级斗争和民族主义之类的圈子去，人所尊崇的就是权力和伦理的清规戒律，人际的强权、争斗以及人性的压抑使人备受其苦。当我们能超越这一视点，如神一样地俯察这整个的人类之时，我们就把系统扩大了一维。我们看到人类整体面对着共同的困境，我们就有了人类意识，就以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为崇高的理想了，厌弃了人际的争斗、强权与种种人为的束缚。但这时人们还不够明智，在开发利用自然之时过于狂妄，像以往征服异族那样，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征服自然，以致最
后成了对自然的榨取和掠夺，殊不知人乃整个自然之网的一部分，部分征服部分则使整体的平衡破坏。自然生态失去平衡使人类也遭殃。当我们清醒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在更大的系统中看人与世界的关系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像主张人人平等那样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我们将像放弃人际的强权与残杀那样放弃对整个自然之网的肆意施虐，由此，我们将在一切领域中鄙视了以往的父性的英雄观，最被推崇的将是和解与共存与互惠，人与万物合为一个优美的舞蹈，人在这样的场中更加自由欢畅。从阶级的人，到民族的人，到人类的人，到自然的场中人，系统一步步扩大。这样的扩大永无止境，所谓“无极即太极”吧，这说明文学无须悲观，上帝为精神预备下了无尽无休的审美之路(并非向着宏观的拓展才是系统的扩大，向着微观的深入也是)。所以我想，文学也该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了，它既然是人学至少我们应该对“征服”、“大师”、“真理”之类的词汇重新定义一下。至少我们在“气吞山河”之际应该意识到我们是自然之子。至少我们在主张和坚持一种主义或流派时，应该明白，文学也有一个生态环境、一个场，哪一位或哪一派要充当父性的英雄，排斥众生独尊某术，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会破坏了场，同时使自己特别难堪。局部的真理是多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整体的真理)是承认这种多元——人总不能自圆其说，这是悖论的魔力。12.所谓“贵族化”，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贬义的，一种是褒义的。一群人，自己的吃穿住行一类的生活问题都已解决，因而以为天下都已温饱，不再关心大众的疾苦乃至社会正义，这当然是极糟糕的。一群人，肉体的生存已经无忧，于是有余力关心人的精神生活，甚至专事探讨人的终极问题，这没什么错，而且是很需要的。精神问题确是高于肉体问题，正如人高于其他动物。但探讨精神问题的人如果因此自命高人一等，这当然是极蠢的，说明他还没太懂人类的精神到底是怎样一个问题，这样探讨下去大约也得不出什么好结果。精神问题或人的终极问题，势必比肉体问题或日常生活问题显得玄奥。对前者的探讨，常不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甚至明显地脱离实际，这很正常，绝不说明这样的探讨者应该下放劳改，或改弦更张迁就某些流行观念。
爱因斯坦和中学物理教师，《孩子王》和《少林寺》，航天飞机和人行横道，脏器移植和感冒冲剂，复杂的爱情与简单的生育，玄奥的哲学与通常的道德规范……有什么必要争论要这个还是要那个呢?都要!不是吗?只是不要用“贵族化”三个字扼杀人的玄思奇想，也不必以此故作不食人间烟火状。有两极的相斥相吸才有场的和谐。“贵族化”一词是借用，因为过去多半只是贵族才不愁吃穿，才有余暇去关注精神。现在可以考虑，在学术领域中将“贵族化”一词驱逐，让它回到原来的领域中去。多数中国人的吃穿住行问题尚未解决，也许这是中国人更关心这类问题而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原因?但一向重视这类问题的中国人，却为什么一直倒没能解决了这类问题?举个例说，人口太多是其原因之一。但若追根溯源，人口太多很可能是一直较少关心精神生活的后果。——这是个过于复杂的话题。我只是想，不要把“贵族化”作为一个罪名来限制人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怀，也不要把“平民化”作为较少关怀精神生活的誉美之词。这两个词，不该是学术用词。至少这两个词歧义太多，用时千万小心，我想，文学更当“精神化”吧。13.乐观与悲观。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见了这种困境，因而灰溜溜地再也不能振作，除了抱怨与哀叹再无其他作为——这种悲观是傻瓜悲观主义。信奉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真是惨极了，他简直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也已经说过了，人可以把困境变为获得欢乐的机会。人的处境包括所有真切的存在，包括外在的坦途和困境，也包括内在的乐观和悲观，对此稍有不承认态度，很容易就成为傻瓜。所以用悲观还是乐观来评判文学作品的好与坏，是毫无道理的。表现和探讨人的一切处境，一切情感和情绪，是文学的正当作为，这种作为恰恰说明它没有沾染傻瓜主义。当人把一切坦途和困境、乐观和悲观，变作艺术，来观照、来感受、来沉思，人便在审美意义中获得了精神的超越，他不再计较坦途还是困境，乐观还是悲观，他谛听着人的脚步与心声，他只关心这一切美还是不美(这儿的美仍然不是指漂亮，而是指兼有着敬畏的骄傲)。所以，乐观与悲观实在不是评判文学作品的标准，也让它回到它应该在的领域中去吧。
况且，从另一种逻辑角度看，敢于面对一切不正是乐观吗?遮遮掩掩肯定是悲观。这样看来，敢于写悲观的作品倒是乐观，光是叫嚷乐观的人倒是悲观——悖论总来纠缠我们。宿命的写作“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经不惑，怎么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谈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况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吗？斗胆替古人做一点解释：很可能，四十之不惑并不涉及天命（或命运），只不过处世的技巧已经烂熟，识人辨物的目光已经老练，或谦恭或潇洒或气宇轩昂或颐指气使，各类做派都已能放对了位置；天命么，则是另外一码事，再需十年方可明了。再过十年终于明了：天命是不可明了的。不惑截止在日常事务之域，一旦问天命，惑又从中来，而且五十、六十、七老八十亦不可免惑，由是而知天命原来是只可知其不可知的。古人所以把不惑判给四十，而不留到最终，想必是有此暗示。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合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这就是写作的原因吧。浪漫（不“主义”）永不过时，因为有现实以“惑”的方式不间断地给它输入激素和多种维他命。我自己呢，为什么写作？先是为谋生，其次为价值实现（倒不一定求表扬，但求不被忽略和删除，当然受表扬的味道总是诱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为什么。现在我想，一是为了不要僵死在现实里，因此二要维护和壮大人的梦想，尤其是梦想的能力。
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借助电脑，我刚刚写完一个长篇（谢谢电脑，没它帮忙真是要把人累死的），其中有这样一段：“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位；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卖文为生已经十几年了，唯一的经验是，不要让大脑控制灵魂，而要让灵魂操作大脑，以及按动电脑的键盘。理想的当代文学批评听说有这样的医生，对治病没什么兴趣，专长论文，虽医道平平，论文却接二连三地问世。无病之病，他们也接诊病人，也查阅病历，却只挑选“有价值”的一类投以热情。据说那是为了科研。毫无疑问我们都应当拥护科研，似不该对其挑选心存疑怨。但是，他们的挑选标准却又耐人寻味：遇寻常的病症弃之，见疑难的病症避之，如此淘汰之余才是其论文的对象。前者之弃固无可非议，科研嘛。但是后者之避呢，又当如何解释？要点在于，无论怎么解释都已不妨碍其论文的出世了。
以上只是耳闻，我拿不出证据，也不通医道。尤其让我不敢轻信的原因是，“寻常”与“疑难”似有非此即彼的逻辑，弃避之余的第三种可能是什么呢？第三种热情又是靠什么维系的？但如果注意到，不管是在什么领域，论文的数量都已大大超过了而且还在以更快的速度超过着发明与发现，便又可信上述耳闻未必虚传。于是想到：论文之先不一定都是科研的动机。论文也可以仅仅是一门手艺。世上有各种手艺：烧陶、刻石、修脚、理发、酿酒、烹饪、制衣、编席……所以是手艺，在于那都是沿袭的技术，并无创见。一旦有了创见，大家就不再看那是手艺，而要赞叹：这是学问！这是艺术啊！手艺，可以因为创造之光的照耀，而成长为学问或艺术。反之，学问和艺术也可以熟谙成一门手艺。比如文学作品，乃至各类文章，常常也只能读出些熟而生巧的功夫。其实，天下论文总归是两类动机：其一可谓因病寻医问药；其二，是应景，无病呻吟。两类动机都必散布于字里行间，是瞒不过读者的。前一种，无论其成败，总能见出心路的迷惑，以及由之而对陌生之域的惊讶、敬畏与探问。后一种呢，则先就要知难而避，然后驾轻车行熟路。然而，倘言词太过庸常，立论太过浅显，又怕轻薄了写作的威仪，不由得便要去求助巧言、盛装，甚至虎皮。还以前述那类医生作比——到底什么病症才对他们“有价值”呢？不是需要医治的一种，也不是值得研究的一种，而是便于构筑不寻常之论文的那一种。方便又不寻常，这类好事不可能太多，但如果论文的需求又太多太多呢？那就不难明白，何以不管在什么领域，都会有那么不寻常的自说自话了。它们在“寻常”与“疑难”之间开辟了第三种可能，在无病之地自行其乐。“寻常”，是已被榨干说尽的领域，是穷途，是一种限制。“疑难”尚为坚壁，或者说不定还是陷阱，是险径，也是限制。而限制，恰恰是方便的天敌，何苦要与它过不去呢？（正像一句流行的口头禅所劝导的：哥们儿你累不累？）所以要弃之与避之。这样，方便就保住了，只缺着不寻常。然而不寻常还有什么不方便么？比如撒一泡旷古的长尿（听说在所谓的“行为艺术”中出现过这类奇观）。对于论文，方便而又不寻常的路在哪儿？在语言市场上的俏货，在理论的叠床架屋并浅入深出，在主义的相互帮忙和逻辑的自我循环，在万勿与实际相关，否则就难免又碰上活生生的坚壁或陷阱——势必遭遇无情的诘问。所以，魔魔道道的第三种热情，比如说，就像庸医终于逃脱了患者的纠缠，去做无病的诊治游戏，在自说自话中享受其论说的自由。我没说论文是这样。我只是说有些论文是这样，至少有些论文让人相信论文可以是这样：有富足的智力，有快乐的心理，惟不涉精神的疑难。其病何在？无病之病是也。写到这儿，我偶然从《华人文化世界》上读到一篇题为“当代医学的挑剔者”的文章（作者王一方），其中提到一位名叫图姆斯的哲学家，以其自身罹病的经验，写了一本书：《病患的意义》。文中介绍的图姆斯对现代医学的“挑剔”，真是准确又简洁地说出了我想说而无能说出的话。
在图姆斯看来，现代医学混淆了由医生（客体）通过逻辑实证及理性建构的医学图景与病患者（主体）亲自体验的异常丰富的病患生活世界的界限。前者是条理近乎机械、权威（不容怀疑）的“他们”的世界，后者是活鲜、丰富的“我”的世界；前者是被谈论的、被研究的、被确认的客观世界，后者是无言的体验、或被打断或被告知不合逻辑的、荒诞不经的主观世界。正是这一条条鸿沟，不仅带来医、患之间认识、情感、论理判断及行为等方面的冲突，也使得医学只配作为一堆“知识”、“信息”、“技术项目”，而不能嵌入生命与感情世界。为此，患者图姆斯为现代医学开出了药方，一是建议医学教育中重视医学与文学的沟通，鼓励医科学生去阅读叙述疾病过程与体验的文学作品，以多重身份去品味、体悟、理解各种非科学的疾患倾诉；二是亲自去体验疾病。古人“三折肱而为良医”，图姆斯的“折肱”却为现代医学的精神困境送去了一支燃烧着的红烛。以上所录图姆斯对现代医学的“挑剔”和药方，我想也可以是照亮现代文学、艺术和评论之困境的红烛吧。况且精神的病患甚于生理的病患，而生理病患的困苦终归是要打击到精神上来，才算圆满了其魔鬼的勾当。——图姆斯大约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希望医学能与文学沟通的。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年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个诗人帕斯说过：诗是对生活的纠正。我相信这是对诗性最恰切的总结。我们活着，本不需要诗。我们活着，忽然觉悟到活出了问题，所以才有了“诗性地栖居”那样一句名言。诗性并不是诗歌的专利，（有些号称诗歌的东西，其中并无诗性），小说、散文、论文都应该有，都应该向诗性靠近，亦即向纠正生活靠近。而纠正生活，很可能不是像老师管教学生那样给你一种纪律，倒更可能像似不谙世故的学生，捉来一个司空见惯却旷古未解的疑问，令老师头疼。这类疑问，常常包含了生活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而也常常指示出现实生活的某种沉疴痼疾。1997年3月21日姻缘我在陕北的一处小山村插过队。我写过那地方，叫它作“清平湾”，实际的名称是关家庄，因为村前的河叫清平河，清平河冲流淤积出的一道川叫清平川。清平川蜿蜒百余里，串联起几十个村落。在关家庄上下的几个村子插队的，差不多都是我的同学，曾在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个班级念书。也有例外，男士A不
是我的同学但是和我们一起来到清平川插队，他是为了和我的同学男士B插在一处。但是阴差阳错，到了清平川，公社知青办的干部们将我和B等几个同学分配在关家庄，却把A与我的另几个同学安置在另一个村。费几番周折也没能改变命运的意图。这样男士A便在另一个村中与我的同学C相识，在同一个灶上吃饭，在同一块地里干活，从同一眼井中担水，走同一条路去赶集，数年后二人由恋人发展成夫妻，在同一个屋顶下有了同一个家。有一回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可记得你们的媒人是谁吗？是B！”大家楞了一下，笑道“不，不是B，是公社知青办那几位先生。”大家笑罢又有了进一步觉悟，说“不不还是不对，不是B也不是那几位先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若非他老人家的战略部署，A和C缘何相识呢？”思路如此推演开去，疑为A和C的媒人者纷云而至成几何级数增长，且无止境。我难得登高望远，坐轮椅正坐至第二十个年头，尚无终期。某一日，电梯载我升上几十层高搂，临窗俯瞰，见城市喧嚣浩瀚比以前更大得触目惊心，楼堂房舍鳞次栉比也更多彩多姿，纵横交织的街道更宽阔美丽。唯如蚁的人群一如既往地埋头奔走，动机莫测出没无常；熙来攘往擦肩而过，就象互相绕开一棵树或一面墙；忽而也见二三位远远的扑来一处交头接耳，之后又分散融入人流再难辨认；一串汽车首尾相接飞驰向东，当中一辆不知瞬间受了什麽引诱，减速出列掉头改道又急驶向西了；飘飘扬扬的一缕红裙，飘飘扬扬的分外醒目，但蓦的永远不见了，于原来的地位上顶替以一位推车的老太；老人缓缓的走，推的是一辆婴儿车，车厢里的小孩顾自酣甜的睡着……我想，这老人这小孩恰是人间亿万命途的象征，来路和去向仍是一贯的神秘。居高而望这宏大的人间，很可能正象量子力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测验和观察吧。书上说，经典力学具有完全确定的性质，即给出力和质量以及初始位置和速度，就能够精确的预言运动客体的未来或过去的性状。但是，在量子力学中，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指出微观离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能同时精确测定的；因此牛顿定律不能适用于原子范围。量子力学定律并不描述离子轨道的细节，它只能给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在不同情况下发生的相对几率。书上说，后来，物理学家把一切物质都看作具有波粒二象性。我想，人也是这样也具有波粒二象性吧。米每一个瞬间都处于一个位置都是一个粒子，但你每时每刻都在运动你的历史正是一条不间断的波，因而你在任何瞬间在任何位置，都一样是运途难厕，书上说，物质世界是由同时存在着的无穷大的场构成。那麽人间社会料必也是如此；在几十亿条命运轨道无穷多的交织组合之间，一个人的命运真可谓朝不虑夕了。你能知道你现在正走向什麽？你能知道什麽命运正向你走来吗？我坐在十几层高楼的窗前，想起往日的一个男孩。那男孩七岁事有一次问他的母亲：“什麽是结婚？”母亲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想要在一起生活。”七岁的男孩于是问父亲：“你结婚了吗？”父亲说：“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肯定是结过婚了。”男孩迷茫的想了一会，说：“我不结婚。”母亲笑道：“你现在当然不要结，但将来你会结。”“为啥？”“因为，一般来说，所有的人都要结婚。”
为此男孩郑重其事的想了一下午，晚上他又问母亲：“那我和谁结婚呢？”母亲说：“这现在谁也不知道。不过那个女孩可能正在向你走来。”男孩于是独自到阳台上去，俯看街上埋头奔走的人流，很想辨出那个女孩，他想看见她从哪走来……这时我忽然想起问我妻子：“我七岁那年，你在哪？”她正在读一本书，抬头望了望我，说：“下次别再忘了——又过了三年我才出生。”她笑了。可我没笑。“那麽那时你的父母，他们在哪？”“很可能那时，”她一边重新埋下头去，“我的父母还不相识。”从上海来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夏夜的外滩，情侣的密度当属世界之最。骄阳落去，皎月初升，江风习习吹开熏蒸的溽热之时你瞧吧，沿江的栅栏边，情男恋女伏栏面水倾诉衷肠，一条大队直排出几里，仿佛对黄浦江夹道的欢迎与欢送；一对紧挨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甚至互相不能留出间隙，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倘忽略每一颗头的扭向让你猜哪两个是一对，你有50%的可能错点了鸳鸯。我对他的描述略表怀疑，“怎麽你不信？”我的这位富于想象力的朋友笑道：“这麽说吧，要是这时有谁下一道命令，譬如喊一二三，或者吹一声口哨，情男恋女们无须移动位置只要一齐转头180度，便可在全新的组合中继续谈情说爱。”“很可能，”我说，“这样的命令已经下过了。”“下过了？”这一回轮到他怀疑。“下过了，但是你没听见。”“你听见了？”“我有时感到我听见了。在你去外滩之前很久上帝的哨子已经吹过了，因此你看见了你所看到的情景，你看见了你只能看到的一种组合。”不久前我读一本书，书上说到洗牌。一局牌开始，首先要洗牌。连续的输家抱怨手气不好，尤其要洗牌，别人洗过了他还不放心，一定要自己再洗，一面把牌打乱一面心中祈祷好运的来临。那本书的作者说，当然这会改变他的牌运，但是，到底是改变的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却永远不能知道。被你洗掉了的种种排列，未及存在就已消逝，上帝只取其中一种与你遭遇。1992年
“忘了”与“别忘了”一一家残疾人刊物的编辑在向我约稿的时候，我正忙着别的事，忙得不亦乐乎，便有推辞之意。编辑怅然道：“别忘了你也是残疾人。”话说得不算十分客气，但我想这话还是对的。虽然这不说明我不该忙些别的事，可我确实应该别忘了我是个残疾人。二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写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少女与一个瘸腿的男青年恋爱。少女偶然说到一只名叫“点子”的鸽子，说这名字有点让人以为它是个瘸子，男青年听了想起自己，情绪坏了。少女发现了便惊惶地道歉：“我忘了，你能原谅我吗？真的，我忘了。”于是男青年心底荡起渴望已久的幸福感。不是因为她的道歉，而是因为她忘了，忘了他是个残疾人。三上音乐厅去听听音乐或去体育馆看看球赛，想必都是极惬意的事，但对于残疾人却只是好梦。音乐厅和体育馆门前都是高高的台阶没有坡道，设计体育馆的人曾经把我们忘了一回，之后，音乐厅的设计者又把我们忘了一回。时至今日，那么多新建的大型公共场所以及住宅楼还是绝大多数都把我们忘了。这样我们自己就难忘，偶尔要忘，那些全如珠穆朗玛峰一般险峻的台阶便来提醒，于是我们便呼吁过而且还要呼吁，建筑设计师们可别忘了我们，别忘了我们是残疾人，我们上不去珠穆朗玛峰和台阶。四有一回我写的小说受到表彰，前辈们在表彰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它的作者是一名残疾人，于是台下的掌声也便不同凡响。当时我心里既感激大家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又不免有一缕阴云来笼罩：到底是那小说确凿值得表彰呢？还是仅因为它出自一个残疾人笔下才有了表彰的理由？至少是这两条不能再动的
腿，在那表彰的理由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吧？这时，我的心头只有一句话萦绕不去：忘了我的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吧。又有一次我的小说遭了批判，老实说，我颇以为批判得无理。正当我愤愤然之际，有朋友来为我打抱不平了。我自然很高兴。不料这朋友却说：“我跟他们（制批判者）说了你的情况，你放心吧，没事了。”什么情况？腿，残疾。本来可能还有什么事呢？为什么就会没事了呢？（顺便说一句，我仍以那朋友为朋友，但他那一刻无疑是犯了糊涂。）我如坠入五里雾中，心头又是那句话来回翻滚：忘了这腿吧，忘了我是个残疾人行不行？五有一个人，叫王素玲。她自学外语且水平相当高，她双腿残疾且残得相当重，她曾经找不到工作，便以教孩子们学外语为乐，结果证明她教学的水平也相当高。她真想当一名教师，可是学校不要她，因为校方忘不了她是个残疾人。后经各有关方面百般呼吁和努力，她终于当上了教师。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是吃力地架着双拐站着讲课的。45分钟又45分钟，她真累，她为什么不坐下来讲呢？因为校方说老师必须要站着讲课，否则就别当老师。这时候校方显然又忘了她是个残疾人。六有一个人，叫顾阿根，是一个公司的头头，是一个残疾人。我见过他，见他在冬日的寒风中瘸着腿为公司的事务四处奔走，蹬起自行车来也如飞。脸上的汗和脸上的笑都正常到使人相信，他那时一定把自己是个残疾人给忘了。最近他正在筹建一个“残疾人用具用品专卖店”。他还准备购置两辆三轮摩托车，为不能出门和无力提拿重物的残疾顾客送货到家。他说该店的宗旨是：“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与健康人同等的购物机会，让千百万残疾人能够买到他们所需的特殊用品，让千百万残疾人得到社会大家庭一员应有的温暖，让千百万残疾人的家属解除后顾之忧。”他说，这几年他和他的公司都有了一些钱，他在赚钱之初便一直是为着实现这一心愿。他说他忘不了残疾人，忘不了自己也是个残疾人，忘不了残疾人生活得艰难。七也有这样的残疾人，怕别人注意到自己的残疾，甚至到了不愿意上街不愿意离家去工作的地步；由怕
便容易转为怒，当人家完全没有恶意地说到“瘫”、“瘸”、“瞎”等字眼的时候，他也怒不可遏甚至有同人家拼命的意思；由怒再进一步就变为累月积年日趋暴烈的愤恨，觉得天地人都太不公正，都对不起他，万事万物都是没有良心的坏种。您也许会想，他一定是希望别人把他的残疾忘掉吧？但事情有时出乎您的意料：当他一旦做出一点成绩来，却又愿意别人注意到他的残疾，甚至自愿把那残疾渲染得更重些，仿佛那倒成了资本，越多越好。听说还有这样的人，自恃身有残疾，便敢于在大街上闯红灯，说起警察拿他没辙来，竟似颇觉荣耀。八最后我们来看一出小戏。人物：男A，男B。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的任意一天。地点：反正不是渺无人烟或地广人疏之处。幕启时，二人已闲聊半天了。男A：“嘿，对了，我想起一件事。”男B：“什么？”男A：“你认识的人中，还有没有未婚的大龄男青年？”男B：“干嘛？”男A：“有好几个人托我给留心着点。现在未婚的大龄女青年可真是不少。”男B想了一会儿，说：“没有，没有了。”两个人都叹一回，然后继续闲聊。幕落。您一定觉得这戏乏味。现在让我再把这二人详细介绍一下：男A，40岁，已婚，与男B是老熟人；男B：33岁，未婚，是个残疾人但肯定不是弱智。就是说，男B正是一个未婚大龄男青年，只是有残疾。这戏就不那么枯燥了，有可思考之处了：男A把男B忘了，男B也把男B忘了。不过，男A真把男B忘了吗？显然没有，所以他才把男B除外了。男B真的把自己忘了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九综上八节而观之，到底是“忘了”好呢还是“别忘了”好？看来这问题不是用非此即彼的逻辑可以寻出答案的。我想读者诸君会同意这样的结论：该忘的时候忘了好，不该忘的时候还是别忘。那么，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不该忘呢？这却很难具体回答。世事之复杂，非以上八节所述可以概括，但我想，只要人
道主义得以宏扬并蔚成风气，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在该忘时忘、在不该忘时不忘了。譬如第三节中提到的那些台阶，倘所有的设计师都能想到，残疾人也要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也要有自立的骄傲和平等于人的自豪，也要有听听音乐看看球赛的雅兴和逛逛商店或公园的闲情，那么他们必会想到修一条坡道，而且会发现这并不比把观光缆车的钢索架到泰山去更麻烦。譬如第五节中提到的校方，倘其知道大凡一个人是要吃饭的，也是要从工作中实现人之价值的；倘其知道像王索玲这样的人可以靠自学走上讲台，本身就是对孩子们的一个多么好的教育；倘其知道若为她预备一把椅子，这本身就会在孩子们心中埋下多么美好的种子，那么我相信，校方会抢着要她来教书了，并把破除那条残酷的规矩视为一种光荣。十那么，人道主义是否仅仅意味着救死扶伤，从而仅仅意味着别人来理解和帮助我们残疾人呢？显然不。人道主义的最美妙之处在于这样的倡导：一切人，不管其肉体和社会职能有什么不同，他们的精神（或说灵魂）都是平等的，因而他们生于斯世，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尽到的义务也便是平等的。（当然，有被选举权的人不都能当上总统，而同是尽了义务的，其社会或经济效益也不可能一般大这是另外的问题。）现在让我们看看自己有什么毛病吧。譬如第七节中提到的那种人，我们只好说：悲夫！他竟不知残疾本身从来不是耻辱，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光荣。如果用不幸的残疾去换取某种特权，如果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样总需依仗父母的娇惯，那么，当人们送来了特权也送来了嘲讽，送来了迁就也送来了轻蔑，我们就没理由反对这种搭配了，因为是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摆在了低于常人的位置上，摆在了深渊里。譬如第四节中提到的那个史铁生，他是否过于敏感了呢？人们提到他是个残疾人难道有悖事实吗？大家多给他一点鼓励的掌声，难道不是人情之常么？假如确有那么一缕阴云的话，也是他敏感的产物。试想这敏感若多起来，谁跟他说话能不提心吊胆百般戒备呢？这样下去哪还有平等可言呢？“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诛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时候，使我们处于不平等之地位上的，是我们自己，非他人也。所以现在的这个史铁生想，还是第六节中提到的那个顾阿根更懂得，什么时候该忘什么时候该不忘。再来说说那出小戏，男A把男B忘了，我们只想到了遗憾二字。男B也把男B忘了，我们便想到阿Q画押时唯恐不能画得圆。不过我相信男B并没有真忘了自己，只不过心向往之而不敢为罢了，于是渐渐把自己推向了麻木。所以我想，“忘我”未必都是好事，有时竟是生命的衰竭和绝望。不争者的不幸，一方
面可怜，一方面可怒。这小戏是个象征：人道主义不仅意味着我们该有人的权利，还意味着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去争取，倘自己先就胆怯，则天上掉大饼的机会微乎其微。总之，我们既然要求的是平等，既然不甘为鬼也不想成神，事情其实就很简单了：让我们的肉体不妨继续带着残疾，但要让我们的精神像健康人一样与世界相处。1987年对话四则一、关于死M：你想过死吗？S：想过，可是想不明白。大概活着的人都不可能想得明白。M：不，我不是问死是怎么回事，我是说，你想没想过死？S：你是说寻死，或者说自杀，但是你不忍心用这个词。用不着这样，想寻死不见得就是坏事，这说明一个人对生命的意义有着要求，否则的话他怎么活着都行。M：从理性上讲我很理解，但是我没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去死过。而你有过？S：是的。不过这无法证明，因为我毕竟还活着。我只是曾经非常渴望过死，祈求过死。M：因为什么事？因为你的双腿瘫痪？S：差不多，总归跟我的病有关，虽然并不总是这么直接。都是什么事说起来话长，但总之是因为我感到了绝望。M：你这句话等于没说，当然是绝望。S：比如说，你终于明白你再也站不起来了；比如说，才只有21岁，你却不能上大学，大学已经预先把你开除了；你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好像你已经到了退休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称赞你的坚强，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不要试图成为他们的女婿；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姑娘，你会发现最好的方式是离开她，否则说不定她比你还痛苦；你最好是作个通情达理的人，那样会安全些，那样你会得到好评，但是这样一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了：这就是绝望。如果你走运你会有一对爱你的父母。会有一些好朋友，但是
你经常会在他们脸上看见深深的忧虑，你自然就会想，你活着是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多呢还是麻烦多？是安慰多呢还是愁苦多？这就是绝望。我知道，就在咱俩这样说着的时候，正有很多人处在这样的绝望中。M：你是怎么从这样的绝望中摆脱出来的呢？你怎么没死？S：别着急，早晚会死的。M：少贫嘴。我是说，你怎么没自杀。S：一点儿都不贫嘴。我听了卓别林的劝。M：我跟你说正经的呢。S：要是你正正经经地陷入了绝望，你不妨听听幽默大师的话。当然，使我没去自杀的原因很多，但是我第一次平心静气地放弃自杀的念头却是因为听了卓别林的劝，以后很多次都是这样。幸好有一天我去看了那场电影，什么名字我忘了。一个女人想自杀，但被卓别林扮演的那个角色发现了。女人很埋怨他，发了疯似地喊：“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死！”卓别林慢悠悠不动声色地说：“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M：真是妙。S：怪事，为什么他说了就“真是妙”，我说了就是“少贫嘴”呢？M（笑）：你让我想想，嗯……M：可能是这样，我在听他说这句话之前已经进入了幽默的心态。已经对幽默有了准备，卓别林这三个字就像一个信号把我带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你自然而然就跳出了常规的逻辑。S：就是就是，关键是你得进入幽默，关键是卓别林能把你领进幽默中去。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对于死还有这样一种态度。一般人们总是劝你坚强些，“别这么软弱，你应该坚强些。”你想要是医生对病人说：“别生病，健康些，你应该健康些”，这不是废话吗？M：人家这是好意，我讨厌你这样对待人家的好意。S：我也知道这是好意，事后我也后悔这样对待人家的好意；但是当我一心一意想死的时候我不在乎谁讨厌我。还有，还有人会这样劝你：“别这么悲观，生活是多么美好，你要热爱生活。”如果生活一向只是美好，如果生活中压根儿没有悲哀没有丑恶没有绝望，活下去本来就不需要谁来劝，就像吃喝拉撒睡一样用不着谁来劝。比如说，被侮辱、被歧视、被不公平不平等地对待，而且这局面很可能坚如磐石至少在99年里无法动摇，这样的事让你碰上了，没让他碰上，你想死，他却用“生活是多么美好”来劝你活，当然他这也是好意，但是你不觉得他比我还讨厌吗？M：还有些人，谈死色变。你一说到死，他就说：“哎哎，老提什么死呀怪不吉利的”，或者说“嘘——，别老这么悲观，要说死找没人的地方说去”，好像不知道死就是乐观，好像不说死就能不死了似的。
S：那倒不怎么讨厌，那不过是让死吓的。其实他知道人必有一死，这一事实吓得他不敢再想下去。很可能他还会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活着先说活着的事。”那么死呢？“咳，到时候再说。”这让人想起其它动物，除了人，其它动物都是这么任凭生死摆布的，并且对此毫无意见。M：也许倒是人错了呢？想它又管什么用？顺其自然，也许倒是其它动物对了呢？S：顺其自然大概不等于逆来顺受，人对生、对死都要求着意义。先不说这个。总而言之，要是我们一时弄不清是作人好还是作其它动物好，我们不妨只记住一个事实：我们是人，我们必不可免地得思考生和死的问题。就是说，无论我们赞成思考这一问题，还是禁止思考这一问题，还是设法逃避这一问题，我们都已经进入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羡慕其它动物，但是从我们是了人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无法改变自己的种类了。况且，子非鱼，安知鱼不知生死乎？这有点像废话了。M：还说卓别林吧，还说你是怎么听了他的劝的吧。S：关键是卓别林先让你放了心，他不像很多人那样先劈头盖脸地反击、嘲，或是企图粉碎你的愿望，他理解你的一切苦衷，他相信死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他和你站在一起维护你的这个权利，然后他只是提醒你：死神是最守信用的，他早晚会来的，你又何必这么着急呢？我真是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觉得轻松多了。死本来是绝望，但卓别林轻而易举地把它变成了一种希望。这希望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要是你真的再没有力气了，你放心吧，那时候死神肯定会来搭救你；二是说，既然如此你何必不再试试呢？说不定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高兴高兴呢。可不是么？你活着已经苦到了头，你想死而死又是那么样地可靠，你还怕什么呢？你还会再有什么损失呢？你就再试试呗。M：摆脱死的诱惑就这么简单？S：当然不会就这么简单。我只是说，要是别人或是你自己忽然想寻死，要是你还有可能劝劝别人或者是你自己，让我说，卓别林的劝法是最有效的劝法。至于彻底摆脱绝望摆脱死神的诱惑，可能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设法把自己变成傻瓜，一是在明白了过程就是目的之后。二、关于生M：上次你说，彻底摆脱死神的诱惑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当傻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得明白——过程就是目的。S：是。M：这么说，你是靠了后一种办法喽？
S：为什么？M：我看你不像个傻瓜。S：谢谢。我希望我没辜负你的恭维。我还要补充一点。照我的理解，“傻瓜”一词绝不是指先天的弱智，而是指后天的麻木。弱智常常并不妨碍弱智者向他们不公正的命运要求意义。可是对生命意义的麻木不问，却可以使智力健全的生命仅仅成为一种生理现象，而不是精神过程。M：这样的人只是活着，无论怎样活着只要活着就够了，因此他们不会有烦恼得要去自杀的时候。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烦恼和傻瓜之间，选择后者说不定是更明智的呢。S：也许是吧，所以我说那也不失为一种活着的办法。M：那你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办法？S：我试过，但是没成功。M：在这点上咱俩倒是挺一样。我也试过，可是不行。我老是想，与其那样活着倒不如死了痛快。S：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知道了善与恶，被逐出了伊甸园，再也回不去了。所谓“知道了善与恶”其实就是对生活有了价值判断，对生命的意义有了要求，所以我们跟亚当夏娃一样，也别想回去当傻瓜了。《圣经》上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人类历史从此开始。这说法真是妙极了。也就是说，从此开始他们才是人了，由此他们才有别于其它动物而成为人了。遗憾的是人们只注意到了这是痛苦的开始，而没看到这才有了人生欢乐的可能。人们应该理解上帝的好意。把那个伊甸园称为乐园实在荒唐，我相信那儿可能没有痛苦，但没有痛苦的地方肯定也没有欢乐。所以我想，还是别回到伊甸园去当那漫长的傻瓜吧。M：所以你选择了第二个办法？S：不如说是去寻找另外的办法，因为第二个办法不是现成的。但是，如果你相信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如果你又不想去当那个漫长的傻瓜，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去找另外的办法，你就准能找到它，你找到的就准是它。M：玄了。我看你是不是越说越玄了？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怎么会“过程就是目的”呢？S：比如说踢足球，全场九十分钟常常才进一两个球，有时候甚至是零比零，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过程，在这九十分钟的过程中证明和欣赏生命矫健、坚强、智慧和优美。其实要想多进球还不简单吗？只要越位不算犯规，大伙都上大门那儿等着去，要不干脆一开始就罚点球，保险进球多。可是那样就没意思了，没有了过程，就没有了趣味，没有了快乐。在真正的球迷看来，过程比目的要紧。不久前意大利的世界杯赛，由于时差关系，很多场球我们只能看录相，那时胜败已定，但球迷们都避
免先知道结果，并向知道了结果的人发出警告：不许说！因为令他们着迷的是过程，他们要在前途未卜的过程中享受激情、享受惊险、享受渴望、享受悲欢。我还知道一些更高明的球迷，甚至不怕知道结果；无论结果如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致，只要那过程是充满艰险和激情的，不管辉煌的还是悲壮的，他们依然会如醉如痴地沉入在美的享受之中。问他们：谁赢了？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但也可能他们记不清了，不过他们肯定能告诉你最好的球队是哪个，最好的球星是谁。如果他们告诉你得亚军的那个队实际上是最乏味的一个队，你用不着吃惊，因为他们是以过程来做判断的。其实什么事都是这样。小说是这样，小说要是只写最后谁死了谁还活着，那就像人口普查了，没人爱看。科学怎么样？如果没有坎坷而欢欣的过程，人类想办到什么就办到了什么，人就差不多又要去当那个漫长的傻瓜了。生活也是，一场球赛九十分钟，一场生活就算它九十年，区别无非时间的长短罢了。上帝给人们设置了很多障碍，为的是展开一个过程，于是才能有趣味有快乐。M：照此说来，生活是无需乎目的了？S：不行，目的还非得有不可。如果都不想赢球，这场球还怎么踢下去呢？就像人活着没有理想，人可往哪儿走呢？没有了目的，过程一样没法展开。目的和理想的设置，我想，原就是为了引导出一个过程，我想，一个最最美好的理想或目的不如就让它处在那个望眼欲穿的位置上吧，这样才永远都有个奔头，创造着，欣赏着，乐此不疲。M：但是你终于得到了什么呢？你总得能得到什么呀？总就是过程、过程、过程，总也达不到目的，你不觉得有点儿荒诞吗？S：你得到了一个快乐的过程。就像一场球赛，你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只要你看重的是过程，你满怀激情地参与过程，生龙活虎不屈不挠地投入了过程，你在这过程的每一分钟里就都是快乐的。我发现这是划算的，胜负毕竟太短暂，过程却很长久，你干吗不去取得那长久的快乐呢？况且胜利常常与上帝的情绪有关，上帝要是决心不喜欢你（比如说让你瘫痪了等等），你再怎么抗议也是白搭。但是，上帝神通再大也无法阻止你获取过程的欢乐。所以不如把那没有保证的胜利交给上帝去过瘾，咱们只用那靠得住的过程来陶醉。M：嗯，有道理。我发现你确实不是傻瓜。S：多谢多谢，我很喜欢你经常发现这一点。M：我有时候也这么想，真的，人最终究竟能得到什么呢？未知是无限的，人类的希望无穷无尽，于是认识就永远没有个完，永远不会到达终点，一个阶段的结束不过是又一个阶段的开始。也许你说对了，人要是不能从过程中体味幸福和欢乐，生命就成了一场荒诞的苦役，死神就一直具有诱惑力。
S：这么聪明的话，我希望你还是留给我说。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所以过程就是目的。我想给你念一段一个残疾朋友写给我的话：“事实上你唯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享受，痛苦也是享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M：嗯，这个人很能说。但是意义呢？价值呢？目的要是不重要，为什么还有高尚和卑下之分呢？S；道德的最高尚的原则，我想，就是使最多的人最大程度地获得自由、幸福、快乐的生命过程。只有更为高尚的目的才能引导出更为自由、更为幸福、更为快乐的过程。我看这儿用不着担心。如果为了展开过程我们需要设置目的，那么为了展开更为自由、幸福、快乐的过程，我们明显需要设置更为高尚的目的。你没想到再表扬我两句吗？M：等你不只是说，而是去做的时候吧。S：那我就听不到了。M：为什么？S：这件事在死之前是做不完的。三、职业—事业S：如果生命是一条河，我想，事业相当于一条船。在河上漂泊，你总得有一条船。A：你的这条船就是写小说喽？S：碰巧是这样。迄今为止这条船对我还合适。当然我也写别的，我也干些别的事。A：活着就是为了事业吗？S：正好相反。船是为了漂泊，漂泊不是为了船。事业是为了活着，是为了活得更有味道。A：那你怎么理解，譬如：“一切为了事业”，“把生命献给事业”这样的话呢？S：我更相信这样的事实，譬如：他的事业，给了他无比的快乐。为事业而奋斗，他感到莫大的幸福。
在事业中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现了自己的价值。A：有人说，活着就是奉献。S：这话不仅不美反而失实，而且细品很像是诉苦，像是抱屈，像是炫耀，仿佛从中受益的只是他人。这类少实事求是之心多哗众取宠之嫌的说道，不见得能保证长久的快乐。如果他注意到了自己从事业中享受了多少乐趣，也许能对“奉献”一词体会得更全面。如果他活着真的只有奉献，我想那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违背；如果奉献是他自己选择的幸福方式，那么他已经得到了丰厚的报偿，他不会在喝彩与掌声中眉飞色舞，而更可能在人们钦佩的目光下稍稍有一点惭愧。一种是，把事业视为自己的幸福，它不仅仅意味着心血的付出，它更意味着精神的收获；另一种则把事业仅仅看作是付出，仅仅看作是为他人的利益而受苦受累——这意味着需要报答，可这希冀倘若落空呢，事业岂不成了一场折磨人的灾难么？顺便说一句，在信念的领域里可以不考虑经济规律，但这绝不意味着按劳分配的原则应该废弃。A：你是怎么选择了写作这条路的呢？听说你身体残疾后，也曾一度想去死？S：不是一度，是几度。这方面的事，在和M的谈话中已经说过了。后来我想再活一活试试，以观后效。一个人，不管他曾经与死神的关系多么密切，如果现在他想活下去试试，他总得做些事，否则不劳而食你会觉得羞耻，否则精神无以安顿你会觉得时间漫长有如徒刑。必须得干些事。我先到一个街道生产组找了个工作。那不是正式工作，干一天拿一块钱，再无其它待遇；所得工资可以温饱，关键是自力更生了，没有活成个负数，这感觉让人踏实。生产组是一间低矮破旧的老房，成员多是家庭妇女、老头、老太太和残疾人，每天在昏暗的光线里画些美丽的图案兼而嘻笑怒骂；那也是生活，如果你能体会，那样的生活里也一样饱含了深意。这感觉给人希望，生活从不轻易抛弃谁。老头老太太们都对我好，他们没有文化但有饱满的人情味，这感觉让人温暖，让人对生活多了信心。我自以为工作得努力，肯定对得起那份工作，这样感觉比占了便宜要舒服。当然，我还不满意，我想我说不定还能干些更有趣的事。人对快乐的要求没有个够，我以为这不是坏思想。一开始我先自学了一年外语，但很快就发现既无资料可供我笔译，也没人要我去作口译，外语这东西不用就忘，于是浅尝辄止。现在外语的用处多了，可我也老了，学不彻底就该火化了，下辈子再学吧。后来又学画彩蛋、画仕女图，虽第一批交货即通过验收，但毕竟不是兴趣所在，便又半途而废。那时周围的人都在学数理化准备考大学，我动了七八回心，终于明白人家不肯录取残疾人，就没去碰那个钉子。干什么呢？想了好久，想起我上学时作文一向有好分数，平时喜欢文学，心里又颇多感受，就试试写作吧。选择一项事业（或者找一条能够载渡精神的船）的时候，应该想起兵书上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
不殆。没有谁是为了失败而工作的，因为注定的失败不能引导出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所谓知己，就是要知道自己的兴趣何在？自己的禀赋何在？如果你喜欢文学，可你偏偏不肯舍弃一个学化学的机会，且不说没有兴趣你的化学很难学好，即便你小有成就那也是你的悲剧。如果你是一个数学天才，比如说是一个潜在的陈景润，可你对此昏然不知偏要去当一个写小说的，结果多半不妙。所谓知彼，就是得知道客观条件允许你干什么。如果你热爱起足球的时候已经40多岁，你最好安心作一个球迷，千万别学马拉多纳了。如果你羡慕三毛，你也有文学才能，但是你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你就不要向往撒哈拉，你不如写一写自己心中的沙漠。我一贯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长，倘能扬长避短谁都能有所作为；相反如果弃长取短，天才也能成为蠢才，不信让陈景润与托尔斯泰调换一下工作试试看。对事业的选择，要根据“知己知彼”的原则，可别为“热门”或时髦所左右。然后还得需要点勇气，需要冒一点风险，没有什么办法能保证你肯定有一条金光大道。我开始想写作的时候，人们提醒我说，你哪儿都去不了不能深入生活，你凭什么能干这一行呢？我自己心里也打鼓。可是我忍不住地想写。我有纸也有笔，还有好多想法，别人一天有24小时的生活，我一天也有24小时的生活，所有的生活一样都有品味不尽的深意，我就偷偷地写了一点，自己觉得还有希望，于是豁出去了，写！如果你看不出你的选择有什么不对头，你得豁得出去，你得敢于试试，一条道走到黑或者不撞南墙不回头。当然那时我已经在街道生活组挣着自己的饭钱了，我想我最不济是个0，不会是个负数了。A：幸好你没撞南墙。S：到现在为止，我看我还不需要回头。A：要是撞了呢？要是你撞着了南墙呢？S：要是你发现你确实不适合干某一行，你还得敢于回头，及时回头。这不丢人，事业不是为了撞南墙的，撞死在南墙下算不上勇敢。这方面你不行，你得相信在其它方面你未必都不行。A：一开始你就相信，写小说你肯定行吗？S：我只是认为我不见得不行。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事来干。寻找也可以算一种事业。尝试也是一个有价值的过程。鉴于我们的选择无论多么科学多么慎重，我们仍有失败的可能，所以我们还是得把注重点从目的移向过程。A：你很幸运。S：你是指我的残疾？A：别起哄，我是说能把这些事想得明白，这也是一种幸运。S：不起哄，也许正因为命运让我有机会见识了绝境，这确实算得一种幸运。A：你毕竟找到了你所感兴趣的事业，并不是谁都有这样的福气。
S：可是谁都有业余时间。现在的工作分配还不可能都根据个人的兴趣，可是挣完了饭钱还有不少时间，这些时间全凭个人高兴。A：你在事业上有过挫折吗？S：我绝对认为我的智商适中。我好几次都认为我得改行了，根据“知己各彼”的原则想了又想，还是没改。我现在不大发愁写什么，可怎么能写得更好估计永远都是一个问题。A：事业上的挫折，难道不给你带来苦恼吗？S：当然。如果挫折不带来苦恼，成功也就不带来快乐了。A：你怎么摆脱这样的苦恼呢？S：一遍一遍地摆脱，没完没了地摆脱。一次一次地相信：船不是目的，河也不是，目的是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漂泊。A：那也许是因为，你在事业上毕竟算个成功者。S：我不起哄可是你起哄。成功与否完全是个度量标准的问题。A：总归人家管你叫作家，不管我叫什么“家”。S：那是因为很多事不大公道，现在“作家”这个头衔不值钱，发表几篇小说就算个“家”，比当别的“家”——比如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要省事得多。而且写小说容易出名，因为你写了，总得签上你的名。A：我看你是得了便宜卖乖。S：我料到您要这么说了。不过您说的也许不全错。可是还是得说，千万别把事业当成一项赌注。尤其是我们残疾人，千万别以为成功了某项事业，你的一切艰难困苦就都迎刃而解了，根本没那回事。就算我像你说的那样是个事业的成功者吧，那么我以这个身份最想说的就是，事业的成功确实让人兴奋，但它不为人解决其余的问题，兴奋之后清静下来，一瞧：所有的问题都还在，一如既往。A：可是对于残疾人来说，它至少可以解决工作问题。S：你存心跟我作对，存心让我理屈词穷是不是？我得承认有这么回事，这样的事真让人遗憾。不过人大常委会很快就要通过一项“残疾人保障法”了，将明文规定残疾人与所有的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以后谁不给残疾人工作谁就是违法。我们还是说说法律以外的问题吧，有很多问题不见得是法律能管得了的。A：什么问题，比如说？S：比如说，对残疾人的歧视，这种歧视常常只流露在别人的眼睛里，法律管不了吧？可你怎么办？
比如说，爱情问题，法律说你有结婚的权利，可你所爱的人（当然他或她也爱你）因为种种并不违法的外界压力而离开了你，你怎么办？这些问题并不因为你在事业上的成功就可以消失。比如说，孤独，自卑，沮丧，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在走向哪儿？人类的理想一向很完美，可人类的现实为什么总是不如人意？这样的问题永远都在那儿等着你，并不因为你成了什么“家”它们就云消雾散。千万别把事业的成功作为一项赌注，当成一笔全面幸福的保险金，千万别以为你一旦功成名就天下的倒霉事就都归了别人，幸福就都归了你，那样想你会失望的，到时候你的诸多奢望不能兑现绝没有谁给你赔偿，而且你还会因此而失去事业原本为你预备的快乐，那才真叫一败涂地呢。对于事业，我想还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来得聪明，那样事业这条船才能一直载歌载舞载欢载乐。我知道有一位残疾朋友，他一心要写小说，发誓不成功则成仁，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屑于做，他说就是要有这样的决心和雄心，他说他相信成功和幸福必定会在某一天早晨成为事实。我不敢贸然说他不是天才，但我以为对于绝大多数不是天才的人来说，这么干挺危险。从我这个凡夫俗子的角度看，文学创作跟学外语大不相同，不是忍得几载寒窗苦就能行的，它需要自自然然地去体会生存这件事，然后需要不急不躁地去写。要紧的还不在这儿，要紧的是他不成功他会痛苦，他真的成功了他也见不到预期的那种幸福。还是那句话，事业是一条船，可船不是目的，船只有在航程中才给人提供创造的快乐和享受这快乐的机会。A：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说他要是写不好小说他就一辈子不谈恋爱。S：这可麻烦了。我总认为不会恋爱的人就不会写作。我总想，不懂得爱情的人可能懂得艺术吗？我总怀疑，要是漂泊不能吸引你，你跳到船上去干吗呢？依你看呢？A：依我看你刚才贬低了学外语的。S：对不起，要是有这样的事肯定不是出于恶意。A：我以为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他干哪一行，他都应该对丰富多彩的生活葆有激情。任何事业都不应该把人弄成机器，事业的成功是一回事，人的成功是另外一回事。S：这是我说的。A：是我，是我说的。S：是您替我说的。A：你真矫情。S：你也一样。
四、关于平等M：《中国残疾人》上关于平等问题的讨论，你觉得怎么样？S：好。M：就一个字？怎么好？S：怎么都好。这样的讨论本身就好，这讨论本身就是平等的一次实现。M：你是说先不必期待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先不必统一思想？S：不是先不必，是永远不必。M：那干吗要讨论？S：那才要讨论。为什么讨论偏要以统一思想为目的呢？譬如平等，是意味着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呢？还是说，每一种处境、每一种心绪都有被了解的机会（或权利）呢？是“非礼勿言”平等呢，还是“百花齐放”平等？M：经过这样的讨论，不仅能使我们互相了解，也使每个人自己更了解自己了。S：我曾经也像戈奇那样苦笑、尖刻、拍案而起过。现在嘛，我想我更赞成东野长峥的态度。我想我非常理解戈奇，我想东野长峥一定也是从那条愤怒的路上走过来的。我现在仍然相信那是美丽的愤怒，那是真正渴望平等的愤怒，那是真诚的哭喊和笑骂。我们不能作鬼我们也不要成仙，我们不忍受欺侮同样不忍受溺爱，我们看得出在过分的优待和小心的恭维后面，并非有意但确实还是非人的看待。我曾经写过，譬如说，一个人拉一辆车完全算不得什么光荣，但一只猴子拉一辆车却赢得满场的喝彩。要是我们听了类似的喝彩而不愤怒，甚至还洋洋自得，我们就很有危险沦为舞台上一道伪劣的风景。但是……M：“但是”后面大作文章。S：“但是”后面确实有文章可作。M：当然当然。别愤怒，百花齐放。S：也可以百花怒放。不过不保证肯定不是毒草。我看，平等，这件事跟爱情差不多。平等很可爱，是你朝思暮想的情人，比如这么说。但是，不是你爱上谁谁就也得爱你。不是你渴望平等，人家就一定把你平等相看。为此你拍案而起，得，人家没准儿更躲你远点儿，怕不留神“欺负”了你。人家跟你说话总得加着小心，那样你准保又要愤怒——难道跟残疾人说话就总得这么小心翼翼吗？你又要喊——残疾，给了我们什么特权！就这样，你越愤怒人家越把你另眼相看，越给你“特权”，然后你更加地愤怒，结果弄成了个怪圈，一圈一圈地转下来你离平等越远了。（顺带说一句，你把人家也弄进一个怪圈里去了——欺负你是欺负你，不欺负你还是欺负你。）我曾经就是这样，
把自己和别人都弄到怪圈里去了。幸运的是我看见了这个怪圈，发现打破它的办法首先是放弃愤怒。从愤怒到放弃愤怒，不等于不会愤怒，不等于麻木，尤其不等于沾沾自喜于做一道伪劣的风景。M：应该说，放弃对别人的愤怒，把那美丽的愤怒瞄准自己。S：对对。因为，平等要是丢了，一定不是贼偷了，一定是自己糊里糊涂地忘了它在哪儿。平等，确实很像爱情，不可强求。强求有时可以成婚，但那婚姻中没有爱情。即使人家愿意送给你平等，但是送来的肯定不是平等。M：不过，要是人家不认为你有爱的权利呢（还有工作的权利、学习的权利），你也放弃愤怒？S：你是说有人在违法？那还用说？义不容辞，愤怒地把他送交法庭或诉诸舆论就是。不过我想，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最难应付的局面。最难办的是人家并不违法，只是在心里看不起你，目光中流露着对你的轻视和可怜，你可有啥办法？M：用行动，只有用行动消除他们的偏见！用我们的意志、作为、智慧，来消除他们的偏见。S：好主意。好主意倒是好主意，可要是你的行动仅仅以他们的偏见为坐标，仅仅是根据那些偏见作出的反应，你还是有点像夺路而逃，逃进一种近乎于复仇雪耻的勇猛中去了。但是这样的出逃，很可能急不择路而掉进什么泥沼里去。我看过一本书，书中有段话，大意是这样：我们可以为了从高处鸟瞰风景的缘故而去爬一棵树，也可以由于有一头野兽在后面紧紧追赶的缘故而去爬一棵树。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是在爬树，但动机却完全不同。前者，我们爬树是为了娱乐；后者，我们则是受恐惧的驱使。前者，我们要不要爬树完全是我们的自由；后者，我们喜不喜欢都得这样做。前者，我们可以寻找一棵最适合我们意图的树；后者，我们却无法选择，必须立刻就近爬上树去，也就是说由一头野兽替我们作出了选择。M：这个比喻挺不错。平等的前提，非得是自由不可，心灵的自由。爹娘让你娶A小姐你无奈就娶了A小姐，这是包办婚姻；爹娘让你娶A小姐你一气之下就娶了B小姐，这其实仍不是自由婚姻。关键是你到底爱不爱？爱谁？你是不是尊重和服从了自己的爱、自己的愿望和意志？当然，你还得像尊重自己一样地尊重A小姐和B小姐的意愿。S：事业也是这样，一切都是这个逻辑。当我们摆脱了那头野兽，当那头野兽看见我们就逃而不是我们看见它就逃，当我们忘记了残疾，就是说我们自己心里先不受那残疾的摆布，那时，平等便悄然而至，不用怎么喊它，它自然就要光临。光临得既不鬼祟也不张扬。它光临的方式，主要不是从门外进来拜访你，而是从你心底涌起，并饱满地在那儿久住。M：残疾，你相信真能忘记它吗？要是仍然有人因为残疾而歧视你呢？S：法律管不了的事，只好由文明的慢慢发达来解决。有句俗话——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吗？
M：你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别人特殊的帮助吧？S：请你相信我，至少我没那么大能耐。世界上可有一个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吗？如果把帮助和蔑视混淆，那头野兽就又要调头追来了，帮助，全是特殊的没有统一型号。你个子矮，你要一双高跟儿鞋，我双腿瘫痪我不要高跟鞋，我要一辆轮椅和一些坡道。我们都不是孩子了，所以我们就不是谁再来摸摸我们的后脑勺儿，你说是不？M：要不要你妻子摸一摸呢，有时候？S：这另当别论。随笔十三一我曾想过当和尚，羡慕和尚可以住进幽然清静的寺庙里去。但对佛学不甚了了，又自知受不住佛门的种种戒律，想一想也就作罢。何况出家为僧的手续也不知如何办理，估计不会比出国留学容易。那时我正度着最惶茫潦倒的时光。插队回来双腿残废了，摇着轮椅去四处求职很像是无聊之徒的一场恶作剧，令一切正规单位的招工人员退避三舍。幸得一家街道小作坊不嫌弃，这才有一份口粮钱可挣。小作坊总共三间低矮歪斜的老屋，八九个老太太之外，几个小伙子都跟我差不多，脚上或轻或重各备一份残疾。我们的手可以劳作，嗓子年轻，梦想也都纷繁，每天不停地唱歌，和不停地在仿古家具上画下美丽的图案。在那儿一干七年。十几年后我偶然在一家星级饭店里见过我们的作品。小作坊附近，曲曲弯弯的小巷深处有座小庙，废弃已久，僧人早都四散，被某个机关占据着。后来时代有所变迁，小庙修葺一新，又有老少几位僧徒出入了，且唱经之声隔墙可闻。傍晚，我常摇了轮椅到这小庙墙下闲坐，看着它，觉得很有一种安慰。单是那庙门、庙堂、庙院的建筑形式就很能让人镇定下来，忘记失学的怨愤，忘记失业的威胁，忘记失恋的折磨，似乎尘世的一切牵挂与烦恼都容易忘记了……晚风中，孩子们鸟儿一样地喊叫着游戏，在深巷里荡起回声，庙院中的老树沙啦沙啦摇动枝叶仿佛平静地看这人间，然后一轮孤月升起，挂在庙堂檐头，世界便像是在这小庙的抚慰下放心地安睡了。我想这和尚真作得，粗茶淡饭暮鼓晨钟，与世无争地了此一生。摇了轮椅回家，一路上却想，既然愿意与世无争地度此一生，又何必一定要在那庙里？在我那小作坊
里不行么？好像不行，好像只有住进那庙里去这心才能落稳。为什么呢？又回头去看月下小庙的身影，忽有所悟：那庙的形式原就是一份渴望理解的申明，它的清疏简淡朴拙幽深恰是一种无声的宣告，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这不是落荒而逃，这是自由的选择，因而才得坦然。我不知道那庙中的僧徒有几位没有说谎，单知道自己离佛境还差得遥远，我恰是落荒而逃，却又想披一件脱凡入圣的外衣。而且从那小庙的宣告中，也听出这样的意思：入圣当然可以，脱凡其实不能，无论僧俗，人可能舍弃一切，却无法舍弃被理解的渴望。二有一回我发烧到摄氏40.3度，躺在急诊室里好几天，高烧不退。我一边呻吟并且似乎想了一下后事的安排，一边惊异地发现，周围的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层沉暗的绿色，幸而心里还不糊涂，知道这不过是40.3度在捣鬼。几天后，烧退了，那层沉暗的绿色随之消失，世界又恢复了正常的色彩。那时我想，要是有一种动物它的正常体温就是40.3度，那么它所相信的真实世界，会不会原就多着一层沉暗的绿色？这是一种猜测，站在人的位置永远无法证实的猜测。便是那种动物可以说话，它也不能向我们证实这一猜测的对还是错，因为它不认为那发绿的世界有什么不正常，因为它不可能知道我们所谓的正常到底是什么状态，因为它跟我们一样，无法把它和我们的两种世界作一番比较。对于色盲者来说，世界上的色彩要少一些——比如说，不是七种而是五种。但为什么不可能是这样：世界上的色彩本不是七种而是九种，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色盲呢？我总猜想，在我们分析太阳的光谱时，是否因为眼睛的构造（还有体温呀，心率呀，血压呀等等因素）而事先已被一种颜色（比如沉暗的绿色）所蒙蔽所歪曲了？当然这猜想又是永远无法证实，因为我们不管借助什么高明的仪器，最终总归是要靠眼睛去作结论；而被眼睛所蒙蔽的眼睛，总也看不出眼睛对眼睛的蒙蔽。那么听觉呢？那么嗅觉和味觉呢？那么人的一切知觉以及由之发展出来的理性呢？况且，人类的知觉说不定会像色盲一样有着盲点呢？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纯客观的世界呢？三一度，我曾屡屡地作一个大同小异的梦，梦见我的病好了，我的腿又能走了，能跑能跳而且腿上又有
了知觉。因为这样的梦作得太多，有一回我在这梦里问这梦里的别人：“这回我不是又在作梦吧？”别人说。“不是，这怎么会是梦呢？当然不是。”我说：“那怎么证明？你怎么能给我证明这一次不是梦呢？”别人于是就给我证明，“你看太阳，不是还在天上？”“你看这树叶不是绿的么？你听，不是还有风？”“你再看这河，水不是还在流着么？”……虽种种证明完全不合逻辑，但在梦中我却—一信服，于是激动得流泪，心想这一回到底不是梦了，到底是真的了。可这么一激动，就又醒了，看着四周的黑夜，心里无比懊恼。懊恼之余我想：要是在梦中可以怀疑是不是梦，那么醒了也该怀疑是不是醒吧？要是在梦中还可以作梦，为什么醒来就不可以再醒来呢？我还常常作些离奇古怪的梦。有一次我梦见一个周身闪耀着灵光的人对我说：“知道你的病因是什么吗？”我问：“什么？”他说：“你的脊髓里颠倒了八小时。”于是我相信我的病因可算找到了。有一次我梦见走进一片树林，或者有或者只是我感到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找找看，哪一棵树是你。”遍地的灌木葳蕤泼洒，高大的乔木蔽日遮天，我摸摸这一丛，敲敲那一棵，心想哪一棵回答说：它是我，它就必定是我。有一次我梦见我放声高歌，歌声嘹亮响遏行云，而且是即兴的词曲，但低吟高唱无不抑扬成调。有一次，我梦见，我把右腿卸下来装在左胯上，再把左腿卸下来装在右胯上，于是我就能行走如初了。我也作过周游世界的梦，作过发财的梦，作过被称之为“春梦”的那种梦。我相信佛洛依德们肯定会找到这些梦的原因，不过我对此没有多少兴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总归跑不出这个逻辑。让我感兴趣的是，梦中全不顾什么逻辑和规矩，单是跟着愿望大胆地走去。你无论作什么样的离奇古怪的梦，你都不会在梦中感到这太奇怪，这太不可思议，这根本不可能，你会顺其自然地跟随着走下去。而这些事或这些念头要是放在白天，你就会羞愧不已、大惊失色、断然不信、踟蹰不前。这是为什么？很可能是这样：从人的本性来看，并无任何“奇怪”可言；就人的欲望来说，一切都是正当。所谓奇怪或不正当，只是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各种规矩的衬照下才有的一种恐惧。四写作（这里主要指小说和散文）成为少数人的职业，我总感觉有点荒唐。因而我想“专业作家”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世界上那么多人，凭什么单要听你们几个人叨唠？人间那么多幸福快乐困苦忧伤，为什么单单你们几个人有诉说的机会？几十亿种生活，几十亿种智慧和迷惑，为什么单单选取你们的那一点点儿向大家公布？我觉得这事太离谱儿。小说或散文若仅仅是一处商业性的娱乐场所倒也罢了，总归不能人人都开办游乐场。但文学更要紧的
是生命感受的交流，是对存在状态的察看，是哀或美的观赏，是求一条生路似的期待，迷途的携手或孤寂的摆脱，有人说得干脆那甚至是情爱般的坦露、切近、以命相许、海誓山盟。这可是少数几个人承担得起的么？作家都自信道出了世事众生的真相，即便夸张、变形、想象、虚构、拼接、间离……但他们必说那是真或是本质的真。虽对真的检查见仁见智，但有一条肯定：自命虚假的作品绝无。然而人间浩瀚复杂瞬息万变，几位职业作家能看见多少真呢？有一幅旧对子：百行孝当先／万恶淫为首。据说有位闲人给上下联各添了十二个字：百行孝当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自古无完人。迹可察，但心可度么？我还听一位文革中遭拷打而英勇未屈者说过：要是他们再打我一会儿我可能就叛变了，我已经受不了正要招认，偏这时他们打累了。我有时候猜测：那个打手一定是累了么？还是因为譬如说他与某个女人约会的时间到了？当然还可能是其它原因，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只要当事人不说，真相便永无大白之日。还是那句话，要是成千上万的人只听几个人说（而且是小（！）说，是散（！）文），能听见多少真呢？充其量能听见他们几个人自己的真也就难能可贵。扬言写尽人间真相，其实能看全自己的面目已属不易。其实敢于背地里毫不规避地看看自己，差不多就能算得圣人。记得某位先哲有话：“语言，与其认为是在说明什么，不如说是在掩盖什么。”形单影只流落于千差万别的人山人海中，暴露着肉身尚且招来羞辱，还敢赤裸起心魂么？自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人类社会于是开始之日，衣服的作用便有两种：御寒和遮羞；语言的作用也便有两种：交流和欺瞒。孤独拓展开漫漫岁月，同时亲近与沟通成为永远的理想。在我想来，爱情与写作必也是自那时始，从繁衍种类和谋求温饱的活动中脱颖而出——单单脱去遮身的衣服还不够，还得脱去语言的甲胄让心魂融合让差别在那一瞬间熄灭，让危险的世界上存一处和平的场所。可能是罗兰·巴特说过，写作者即恋人。所以有人问我，你理想中的小说（或散文）是什么？我想了又想，发现我的理想中并没有具体的作品，只有一种姑妄名之的小说环境或曰创作气氛，就像年轻恋人的眼前还没有出现具体的情人却早有了焦撩着的爱的期待。于是我说，在我的理想中甚至是思念里，写小说（或写散文）应该是所有人的事，不是职业尤其不是几个人的职业，其实非常非常简单那是每一个人的心愿，是所有人自由真诚的诉说和倾听。所有人，如果不能一同到一个地方去，就一同到一种时间里去，在那儿，让心魂直接说话，在那儿没有指责和攻击当然也就无需防范和欺瞒，在那儿只立一个规矩：心魂有坦露的权利，有被了解的权利，惟欺瞒该受轻蔑。所以我希望“职业作家”是暂时现象。我希望未来的写作是所有人的一期假日，原不必弄那么多技巧，几十亿种自由坦荡的声音是无论什么技巧也无法比拟的真实、深刻、新鲜。我希望写作是一块梦境般自由的时间，有限的技巧在那儿死去，无限的心思从那儿流露无限的欣赏角度在那儿生长。当然当然，良辰一过我们还得及时醒来，去种地，去打铁，上下班的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
五我最早喜欢起小说来，是因为《牛虻》。那时我大约十三四岁，某一天午睡醒来颇有些空虚无聊的感受，在家中藏书寥寥的书架上随意抽取一本来读，不想就从午后读到天黑，再读到半夜。那就是《牛虻》。这书我读了总有十几遍，仿佛与书中的几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对他们的形象有了窃自的描画。后来听说苏联早拍摄了同名影片，费了周折怀着激动去看，结果大失所望。且不说最让我难忘的一些情节影片中保留太少，单是三位主要人物的形象就让我不能接受，让我感到无比陌生：“琼玛”过于漂亮了，漂亮压倒了她高雅的气质：“蒙泰尼里”则大胖，太臃肿，目光也嫌太亮，不是一颗心撕开两半的情状：“牛虻”呢，更是糟，“亚瑟”既不像书中所说有着女孩儿般的腼腆纤秀，而“列瓦雷士”也不能让人想起书中所形容的“像一头美洲黑豹”。我把这不满说给其他的《牛虻》爱好者，他们也都说电影中的这三个人的形象与他们的想象相去太远，但他们的想象又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回家再读一遍原著，发现作者对其人物形象的描写很不全面，很朦胧，甚至很抽象。于是我明白了：正因为这样，才越能使读者发挥想象，越能使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把各个人物写真，反之倒限制住读者的参与，越使读者与书中人物隔膜、陌生。“像一头美洲黑豹”，谁能说出到底是什么样呢？但这却调动了读者各自的经验，“牛虻”于是有了千姿百态的形象。这千姿百态的形象依然很朦胧，不具体，而且可以变化，但那头美洲黑豹是一曲鲜明的旋律，使你经常牵动于一种情绪，想起他，并不断地描画他。在已有的众多艺术品类中，音乐是最朦胧的一种，对人们的想象最少限制的一种，因而是最能唤起人们的参与和创造的一种。求新的绘画、雕塑以及文学，可能都从音乐得了启发，也不再刻意写真写实，而是着重情绪、节奏、旋律，追求音乐似的效果了。过去我不大理解抽象派绘画，去年我搬进一套新居，挺宽绰，空空的白墙上觉得应该有一幅画，找了几幅看看觉得都太写实、太具体，心绪总被圈定在一处，料必挂在家里每天看它会有囚徒似的心情。于是想起以往看过的几幅抽象派画作，当时不大懂，现在竟很想念，我想在不同的日子里跟它们会面，它们会给我常新的感觉，心绪可以像一个囚徒的改过自新。听觉原就比视觉朦胧，因而音响比形象更能唤起广阔的想象。比听觉更朦胧的，是什么？是嗅觉。将来可否有一种嗅觉交响乐呢？当然那不能叫交响乐，或许可以叫交味乐？把种种气味像音符一样地编排，幽缈或强烈地散发，会怎么样？准定更美妙，浮想联翩，味道好极了！几年前美术馆有过一次别开生面的“现代艺术展”，我因行动不便，没能去看。听说最令人惊诧不解的一份作品是：一个人（作者本人），坐在小板凳上，双脚浸在水盆里，默默然旁若无人地洗脚。有看过的
人回来说：“什么玩艺儿，越玩越邪呼了！早知这样不如上澡堂子看去。”我却接受这份作品，心绪因之漫展得辽远，无以名状地感动。为什么会这样，连自己也一时猜不透，是不是也中了邪？慢慢想，似乎有一点儿明白。我先是想到自己也有类似的时候，无论是生命中的什么滋味，一尝到极端便无以诉说，于是从繁杂的世界回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做着必要的凡俗之事，思绪却东奔西走，但无以诉说的事恰恰指向了现实的绝境，思绪走投无路便可能开出一块艺术的心境，看见生命的危惧，看见不屈不死的渴望，于是看见上帝的恩赐和生活的原状，感动着但是镇定了，镇定了又不想麻木，种种滋味依然处在极端。但一改愤世嫉俗的故习，转而追随了审美的逻辑。其次我想到：这是为什么？——把几颗粗糙平凡随处可以捡到的石子，似乎排布随意地粘在一只素雅的瓷盘上，就使人有了艺术的感受；把几片凋零枯焦并不珍奇的落叶装在精美的镜框里，就产生了审美价值；把农舍门窗上的剪纸陈列在美术馆里，人们就更加看见它们的魅力。原因肯定很多。但我想，至关重要的是发现者的态度。在那石子、落叶、剪纸和瓷盘、镜框、美术馆之间，是发现者的态度，弥漫着发现者坎坷曲回的心路，充溢着发现者迷茫但固执的期盼，从而那里面有了从苦难到赞美的心灵历史。任何一种东西，原本并没有美在其中，万物之间也并没有美的关系，是人发现了美。美，其实是人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在那石子、落叶、剪纸和瓷盘、镜框、美术馆的关系中，便蕴藏了发现者的这类态度。而真正的欣赏也得是一种发现：基于欣赏者的态度而有的一种发现，或者基于这种发现而生长的一种态度。当我们看着这些作品，我们发现了什么呢？除了发现发现者所发现的，我们还发现了发现者与其作品的关系，我们感动的其实是发现者的态度，其实是再发现时我们所持的态度。于是我们也成为发现者，甚至成为有更多发现的发现者，思绪万千。要是你没能发现发现者的态度，没能发现一个孤独的洗脚者和周围高雅堂皇的建筑和各怀心事的人群之间的关系，那当然就不如去路边看石子，和到澡堂子里去看洗浴了。有一种叫作“接受美学”的东西，我想没准儿就是这么回事。其实什么叫艺术品呢？真是没有一定之规。莫扎特就一定是？但是听不懂他的人从中毫无所得。冬日北风中的一声叫卖就一定不是？但有人却从中听见人生辽阔的存在。常听说某种艺术被称为空间艺术，某种艺术被称为时间艺术，我想这说法不算恰当。艺术从来就不是发生在空间和时间，而是发生在更高的一维，发生于众生之精神寻觅的网脉一样的遭遇和联结之上，如何地遭遇联结恐怕专属于神的作为，人呢，借助了时空去接近她。但时空常又阻碍了这种接近，这才有无羁无绊的沉思默想跳出在时空之上，无中生有地开辟一条朝圣之路。六（阙如……）
七为什么往事，总在那儿强烈地呼唤着，要我把它们写出来呢？为了欣赏。人需要欣赏，生命需要被欣赏。就像我们需要欣赏我们的爱人，就像我们又需要被爱人欣赏。重现往事，并非只是为了从消失中把它们拯救出来，从而使那部分生命真正地存在；不，这是次要的，因为即便它们真正存在了终归又有什么意义呢？把它们从消失中拯救出来仅仅是一个办法，以便我们能够欣赏，以便它们能够被欣赏。在经历它们的时候，它们只是匆忙，只是焦虑，只是“以物喜，以己悲”，它们一旦被重现你就有机会心平气和地欣赏它们了，一切一切不管是什么，都融化为美的流动，都凝聚为美的存在。成为美，进入了欣赏的维度，一切才都有了价值和意义。说生命的终极价值和意义是美，仿佛有点无可奈何。我们可以把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发现得很清晰，很具体，很实在或很实用。可是生命呢？如果一切清晰、具体、实在和实用的东西都必然要毁灭，生命的意义难道还可以系之于此吗？如果毁灭一向都在潜伏着一向都在瞄准着生命，那么，生命原本就是无用的热情，就是无目的的过程，就是无法求其真而只可求其美的游戏。所以，不要这样审问小说——“到底要达到什么？”“到底要说明什么？”“到底要解决什么”“到底要完成什么？”“到底要探明什么？”“到底要判断什么？”“到底怎么办？”小说只是让我们欣赏生命这一奇丽的现象，这奇丽的现象里包含了上述的“到底”和“什么”，但小说不负责回答它。小说只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摆脱真实的苦役、重返梦境的机会：欣赏如歌如舞如罪如罚的生命之旅吧。由一个亘古之梦所引发的这一生命之旅，只是纷坛的过程，只是斑斓的形式。这足够了。我每每看见放映员摆弄着一盘盘电影胶片，便有一种神秘感，心想，某人的某一段生命就在其中，在那个蛋糕盒子一样的圆圆的铁盒子里，在那里面被卷作一盘，在那儿存在着，那一段生命的前因后果同时在那儿存在了，那些历程，那些焦虑、快乐、痛苦，早都制作好了，只等灯光暗下来放映机转起来，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有时想，我的未来可能也已经制作好了，正装在一只铁盒子里，被卷作一盘，上帝正摆弄他，未及放映，随着时光流逝地转星移，我就一步步知道我的命运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我又想，有一天我死了，我一生的故事业已揭晓，那时我在天堂或在地狱看我自己的影片：哈！这不是我吗？哈，我知道我都将遇到什么，你们看吧，我过了21岁我就要一直坐在轮椅上，然后我在一家小作坊干了七年，然后我开始学写作……不信你们等着瞧。我常想，要是有那样的机会，能够那样地看自己的一生，我
将会被自己感动，被我的每一种境遇所陶醉。八Y跟我说，有一回他和几个朋友慕名去见一位精通预测（或曰算命）的大师，大师的本领果然不凡，虽与Y和Y的几个朋友素昧平生，却把Y的几个朋友以往的际遇推算得准确之极。一算对了以往再算未来，Y的几个朋友前途各异，因而有的喜形于色，有的掩饰不住忧虑。轮到Y时，Y退却，扭头溜掉。Y说，他原是想看个稀罕，并未认真，不料那大师真的名不虚传。Y说，这一下他倒害怕了。我问：“怕什么？”Y说：“因为他算得太准。把什么都算出来，我往下可还活的什么劲儿呢？就像下棋，每一步都已了然，再下还有什么趣味？”Y对命运的态度，依我看，比那位大师更高明。虽然多数的算命属骗钱楜口的勾当（其实这类勾当很多，不止于算命），但我相信有些算命或对命运的预测是有道理的，确凿灵验。是什么道理，我当然不知道。但对天气预报既然可以有所信赖，地震预报虽不灵验者多但仍在提倡，为什么不能尝试其它方面的预测呢，比如命运？但我也有如Y的一种忧虑：倘终于未来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人生就怕十分的乏味了。除此忧虑外，我还有一份顽固的糊涂：可预测，但可预防么？如果单单是预测得准确而无法预防，是喜事便好，是祸事呢？岂不倒白白赔进去额外的惊吓与苦恼？所以碰上算命的，我总是请报喜不报忧，真与不真我并不计较。常言道“笑比哭好”，有一份美梦可作，显见得不是坏事。这美梦越是作得长久，我便越是快慰得长久，假如这美梦在我死前一直不被揭穿，我岂不是落得了一生的好运道？揭穿了也不怕，还可以再为自己预算出一些好运，不断地为自己筹措虚渺的美景良辰，使自己总有美梦可作，至死方休。这么说，肯定会有人以为大谬不然，嗤之以鼻。换一个说法也许就好了：人活着，总是要心怀美丽的理想。人是最喜欢沉醉于虚渺的动物，而且这不是坏品质。命运，要是不单可以预测，还可以预防，因而可以避祸，那当然再好不过。可是我想，预测仅仅是旁观因而不影响世界原有的结构，预防却是干预，预防之举必定会改变原有的世界，因之原有的预测也就不再准确。那么在这个已经掺进了预防已经改变了的世界中，还可以继续预测和预防么？也就是说，可以预测那些预测么？可以预防那些预防么？假定可以，那么肯定会出现对预测的预测，对预测的预测的预测……对预防的预防的预防……如此无穷地循环，结果必是谁也无从预测，谁也无法预防，或者是大家整日都在忙于预测和预防，再无其它事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预测和预防，那就是只给少数人以预测和预防的
特权（人数越少，效果越好），就像只给少数人以高官厚禄的机缘。但少数的特权给谁——这可以预测和预防么？倘可预测，便说明命运的不可预防；若可预防，还不又是争权夺利似的争斗？九早听人说过特异功能的神奇，不敢不信，但未目睹，总还是心存疑忌。前不久终于有缘亲眼看了一回，一位赫赫有名的特异功能大师离我不足两米之距，只见他把我们刚刚吃饭时用过的两只不锈钢餐叉并在一起，握在掌心，吹一口气，揉捏片刻轻轻一拧，当啷一声掷于桌面，两只餐叉已是麻花般缠绞在一起。在场的人或惊叫，或目瞪口呆。我定了定神，看看四周的世界，心中竟一阵阵恐惧。怕什么？世界原来藏着秘密，在被认为不可能藏着秘密的地方藏着秘密，世界就很像是一个阴谋家似的可怕。我于是懂得，当“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着”的消息第一次发布时，反对者绝不是出于嫉恨，而是出于恐惧。对特异功能的神奇，还是不相信者居多，这情有可原，因为多数人没有机会亲眼看看。但听说，也有人对此取“不信、不听、不看”的态度，还自称是对科学的捍卫，是反迷信的义举，这真是更为特异的逻辑。不信，那是不信者的自由；不听，则已有盗铃之嫌；不看呢，才真是可怕的迷信了。有人说，现代最大的迷信是科学自己，说得痛快！任何思想、逻辑、认识世界的方法，要是醉在自己的成功上，自负得以至封闭，都有望愚昧蛮横成一头暴君。对特异功能（还有气功）的神奇，又有人持另一种拜倒的态度，相信那是能使人类千古梦想终得实现的力量，是拯救众生脱离困苦的佛光，是最最伟大的宗教。我真是不信，同时我相信又一头暴君正在发育成长。我相信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神奇力量的确凿。我相信它的效用越是确凿，就越说明它是科学，是潜科学，我相信它越是有神奇的力量，就说明它越不是宗教，宗教一向是在人力的绝境上诞生，我相信困苦的永在，所以才要宗教。我相信，人们不愿承认末日的必来，和不愿承认困苦的永在，乃是所有救世哲学难于自圆的病根。譬如说佛的宏愿，那不可能是一种事实，那永远只是一个理想，佛以一个美丽的理想，帮助众生与困苦打交道罢了。因为：倘一人不能成佛，众生便未得度；众生若都成佛，世间便无差别和矛盾，也就同于死寂。若从死寂中再升华出一个更高明的世界，也只是有了更高明的差别和矛盾，于是又衍生出众生更为高明的困苦，和更为高明的佛。佛很可能一向就是位媒人，经他介绍，众生才得与困苦相识，并天荒地老永不分离。
十我这样理解真善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自然，就是真，真得不可须臾违抗；知人之艰难但不退而为物，知神之伟大却不梦想成仙，让爱燃烧可别烧伤了别人，也无须让恨熄灭，惟望其走向理解和宽容；善，其实仅指完善自我，但自我永无完善，因而在无极的路上走，如果终于能够享受快慰也享受哀伤，就看见了美。但我也发现荒诞：走在街上，坐在家中，或匆匆奔赴一个约会，或津津有味地作一篇文章……这样的时候我的眼睛常常跳到屋顶上、树梢上、天空的各种颜色里。俯看自己，觉得下面这个中年男子真是乖张。这家伙自以为是在奔赴约会，其实呢，不过是一步步去会见死亡；自以为献身一项有益的事业，其实很可能只是自寻烦恼和无事忙；自以为有一份使命，其实说不定正高歌猛进在歧途上。但这样想过却不能放弃，目光从天际回来，依然沉缅于既往的荒唐。但什么是歧途和荒唐？谁能告诉我，怎样才不是歧途和荒唐？也许，人，就是歧途。因为人是欲望的化身，没有欲望也就没有人。因为欲望不能停留，否则也就不是欲望。因为“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因为在无路之地举步，本无法保证那是正道。所以倒是歧途养育了我们这种动物。人，未必就高于其他动物。见一头牛被奴役，便可想到人也在被命运奴役。见一匹鹿自由快乐地消磨光阴，便可想到，人的一切所为，也正是为了快乐地消磨由一生光阴铸成的歧途。就像坐着长途的列车，空洞的时间难熬，便玩着扑克牌，玩呀玩呀，那煎熬的时间就在快乐中过去了，注目再看时，好了，到了，大家散伙下车，扑克牌再无意义了。当然，把扑克牌换成书也行，换成沉思也行，换成辩论和正义的战斗也都行。那么，比如鹿，比如鱼和鸟，它们“快乐地消磨”的方式，凭什么说一定低于人的方式呢？很怪。唯有想到自己是人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时，才相信自己的方式的必要性。万物平等。人为自己留一颗骄傲的心，人为自己设置美丽的理想，只是更利于“快乐地消磨”罢了，绝不是说人可以傲视一只坦然而飞的鸟，或一条安然入梦的鱼。也许上帝设计了这歧途是为了做一个试验：就像我们放飞一群鸽子，看看最后哪只能回来。或者是对他的孩子们的一次考验：把他们放进龌龊中去，看看谁回来的时候还干净。
十一在电视中见过这样一个节目：数名影剧中的反角演员一起登台，向观众祝贺节日，和大家一起欢度佳节。主持人说：人们总是更关注正面角色的演员，但是别忘了他们（摄像机便逐一地对准这一群或“可怕”或“可憎”的面孔），没有他们的合作就没有戏，他们和正面角色的演员一样功不可没。台下鼓掌。然后他们中的一位说：在戏里我们都是坏蛋，在生活里（看看他的一群伙伴），其实咱们都是好人。台下又鼓掌，表达对他们的感谢。这时候我心里似乎惊喜，似乎温暖，似乎一切梦想接近实现。坐在电视机前，眼睛再看不见其它节目，我想象一个剧团因为没有了反角演员而面临散伙的窘境。我想，那时所有的正角演员一定都被发动起来，求贤似渴般地去寻找反角演员，就像刘玄德三顾茅庐，就像萧何月下追韩信，甚至就像一条要沉没的船上发出着求救信号，甚至就像一群迷途者在呼唤上帝的指引。据说，一个真正的英雄在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之后，忽然感到无比的恐慌，忽然看不见了生命的价值，因而倒成了一个真正的失败者。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设若世界上没有了歧途全剩下正道，设若世界上没有了反面角色单留无数英雄豪杰，人类大约也就是一个面临散伙的大剧团，想必我们也得呼唤救星一样地呼唤反面角色，久旱祈雨般地祈求天降歧途。幸好不是这样，幸好上帝深谙戏剧之要义，便是在小世界幕落之后，也还在大舞台上为我们准备了无路之地，待我们去踏出正道也踏出歧途。有幸踏出正道的当然是好人。谁去踏出歧途呢？不幸踏出歧途的在这大舞台上便被称作坏蛋。（说明一下，歧途者，并不单指山野间的歧途，还指心理的和灵魂的歧途。）这就显得不大公平。步入歧途已然不幸，还要被大家轻蔑和唾骂；走上正道已经交得好运，还要追加恭维和赞美。但从戏剧的进展和效果考虑，非如此而不可，唾骂和赞美原是演出歧途和正道的方法。当然法律还是法律，不可松懈，正如演员不可擅自篡改剧作的编排。我只希望，在世界大舞台上，也有正反角色共度佳节的机会。在坏蛋被惩处的地方，让我们记起角色后面的那个演员，从而在人的意义上，在灵魂的神殿前，呈上一份平等的追悼和理解，想起我们的大剧团所以没散伙的一个原因。十二我的一位朋友的儿子，小名儿叫老咪。老咪六七岁的时候，他的哥哥十二三岁。十二三岁的哥哥正处在好奇心强烈的年纪，奇思异想叠出不穷，有一个问题最吸引他：时间，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把
这问题去问他爹，他爹回答不出。他再把这问题去问老师，老师也摇头。于是哥哥把它当作一个难倒成年人的法宝，见哪个狂妄之徒胆敢卖弄学问，就把这问题问他，并窃笑那狂徒随即的尴尬。但有一天老咪给这问题找到了精彩的答案。那天哥哥又向某人提问：“时间，你知道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时老咪正睡眼朦胧地瞄准马桶撒尿，一条闪亮的尿线叮咚地激起浪花，老咪打个冷战，偷眼去望墙上的挂钟，随之一字一板泰然答道：“从一上弦就开始了。”语惊四座。这老咪将来作得哲人。我生于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却在1955年之后发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这个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个凌晨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5点57分我来到人间（有出生证为证），奶奶说那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后是1958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而此前的1957年呢，则是1964年时才给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时我才知道一场反右运动大致的情况，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并设想着远古的某些历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着对2001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远古又幻想未来，远古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远古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我理解，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指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在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里，时间成为错综交叉的小径。他强调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作为主观的人的心灵，这才是一座迷宫的全部。十三有很多回，有很多事，我冥思苦想，似有所得，并为之欣喜，但忽一日却从书中发现，我所想到的前人早已想到了，不免沮丧。我是不是白想了呢？没有，我没有白想。我想到了我才明白了前人的所想，前人的所想才真正存在。如果我没想到，即便我读到前人的所想我也不会理解，前人的所想也就等于无。所以我知道了：凡我想到的前人都想到了，凡我没想到的也就等于没有前人的所想。
看来亘古至今，人们是在反复地问着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不得不这样。人们轮班地来做同一个猜谜游戏。结束之后是开始。一九九二年随笔三则一、女人我在读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时，曾写下过一段感想：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以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终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比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泯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二、强人常常听人说起“女强人”，而且语气中透露着贬斥。“女人”原是个美好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会这样认为），何以中间加一个强字竟变得不受欢迎呢？难道纤柔的女人更强健些不好么？脆弱的女人更坚强些不好么？慈爱的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的慈爱）更强大些不好么？以及女人们的痴情更强烈些难道有什么不好么？说真话，我也不喜欢“女强人”，甚至这三个字的形象和发音也让我感到冰冷与失望。因而我想，那个“强”字绝不是指示着强健、坚强、强大或者强烈，而是暗示着“强”字另一方面的
作用——强迫、强暴、强行、强制、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强人”，强人者，强盗也，“只听一声唿哨，林中跳出一伙强人挡住去路”。不过，强盗的行径并非只限于夺人财物和性命，夺人自由、夺人意志、夺权夺利夺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这类的“夺”大多不加一声唿哨，进行得隐蔽，理所当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所以如此，因为这类的“夺”常扮一副“给”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办代替，比如以一个大脑的辛劳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实则夺人自由和意志。识别“给”与“夺”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一个“强”字在里头，强给和强夺其实毫无二致。但是被强夺者可以去官府鸣冤，被强给者却有苦难言。但有苦难言之后，便有“女强人”一词被创造出来，稍泄被夺之愤。那么，为何只有“女强人”一词，却没有“男强人”之说呢？男人们万万不可窃喜，这决不意味着表彰，这实在是绝大的耻辱。言外之意大约是说：男人嘛还用说么——都是强人！或者更甚：男人竟与强人同义，这“强”惟在女人身上才需要特别地指出。可能言重了，但这实在说明了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图景，它是以强治物以强治世以强治人，说到底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强权文化。所以贾宝玉的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所以贾宝玉的悲哀（如果女人也要成为“强人”）就更可理解。三、水、绿色、和平女人的形神，让人想到水，想到绿色，想到和平。水、绿色、和平，是生命之根本，是地球独一无二的美丽与辉煌之根本。但今天，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眼前和四周，水、绿色、和平正日益变得珍稀。而仇恨、战争却一刻未停，狂妄自大的男性文化借助科学的成功正越发地狂妄着。科学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东西：舒适、方便、富足、长寿……但同时也给了我们至少两件坏东西：不可遏制的享乐欲，和为此不可阻挡地掠夺自然。我不是圣徒，我很可能倒是个享乐主义者，人何必苦着自己呢？但是我在享乐中常常也想：人类的享乐可该有个止境么？如果没有，这地球是难免有一天被人类掠夺个干净的，剩一片沙漠埋无数白骨。有人把人口增长的失控比喻为地球的癌症，这比喻形神具似非常恰当。癌症，就是一个本来和谐的生理结构中，忽然有一种细胞不可控制地猛增，以致杀死了别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我常以为，癌症，是上帝给全人类（并不是仅仅给比如吸烟者）的一种警告。癌症未了，又来了爱滋病。如果癌症是上帝对人口增长失控的一种警告，爱滋病就很像是对享乐主义的一种警告了。（顺便说一句，我以为“爱滋”二字肯定用错了，那病绝非因爱滋生，而恰是因无爱的享乐
所致，滥交和吸毒难道是爱么？）把无止境的享乐比喻为地球的爱滋病，也是形神具似十分地恰当。爱滋病是在贪婪的享乐中破坏了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使人失去了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而致死。同样，因为人类无节制的享乐，地球上的水正在被污染，森林和草原正在急剧减少，生态平衡（自然界的和平）正在人类疯狂的开发（旷日持久的一场对自然的战争）中无可挽回地毁坏着，致使地球生了病而且因其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的丧失而越病越重了。我这样想：水、绿色、生态平衡，也许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统吧。我们应该听清上帝的警告。就像一个在战场上胜利的或失败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都干了什么。就像一个从市场上回家去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带回来钱财就够了？我们听清了上帝的警告——很可能女人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光需要物质财富，我们还需要爱情，需要美的梦想和家园，需要清澈的水，需要茁壮的绿色，需要和平，需要人与人的和平需要人与万物的和平……因而我们不光需要科学我们还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站在男性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回首来路和眺望归途。这是女人传达给我们的上帝的启示。因为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爱情问题1.有人说，世界上，每分每秒都有贝多芬的乐曲在奏响在回荡，如果真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会把这声音认作地球的标志（就像土星有一道美丽的环），据此来辨认我们居于其上的这颗星星。这是个浪漫的想象。何妨再浪漫些呢？若真有外星人，外星人爷爷必定会告诉外星人孙子，这声音不过是近二百年来才出现的，而比这声音古老得多的声音是“爱情”。爱情，几千年来人类以各种发音说着、唱着、赞美着和向往着，缠绵激荡片刻不息。因此，外星人爷爷必定会纠正外星人孙子：爱情——这声音，才是银河系中那颗美丽星星的标志呢。2.
但，爱情是什么？爱情，都是什么呢？大约不会有人反对：美满的爱情必要包含美妙的性（注：本文中的“性”意指性吸引、性行为、性快乐），而美满的性当然要以爱情为前提。因为世上还有一种叫作“友爱”的情感，以及一种叫作“嫖娼”和一种叫作“施暴”的行为。因而大约也就不会有人反对：爱情不等于性，性也不能代替爱情。如同红灯区里的男人或女人都不能代替爱人。这差不多能算一种常识。问题是：那个不等同于性的爱情是什么？那个性所不能代替的爱情，是什么？包含性并且大于性的那个爱情，到底是怎样一种事？3.也许爱情，就是友爱加性吸引？就算这机械的加法并不可笑，但是，为什么你的异性朋友不止十个，而爱人却只有一个（或同时只有一个）呢？因为只有一个对你产生性吸引？是吗？也许有人是。可我不是。我不是而且我相信，像我这样不止从一个异性那儿感受到吸引的人很多，像我这样不止被一个美丽女人惊呆了眼睛和惊动了心的男人很多，像我这样公开或暗自赞美过两个以上美妙异性的人肯定占着人类的多数。证明其实简单：你还没有看见你的爱人之时你早已看见了异性的美妙，你被异性惊扰和吸引之后你才开始去寻找爱人。你在寻找一个事先并不确定的异性作你的爱人，这说明你在选择。你在选择，这说明对你有性吸引力的异性并不只有一个。那么，选择的根据是什么？若仅仅是性，便没有什么爱情发生，因而那是动物界司空见惯的事件与本文无关。你的根据当然是爱情。但是爱情是什么眼下还不知道。现在只知道了一件事：性吸引从来不是一对一的，从来是多向的，否则物种便要在无竞争中衰亡。4.我读过一篇小说，写一对恋人（或夫妻）出门去，走在街上、走进商店、坐上公共汽车和坐进餐厅里，女人发现男人的目光常常投向另外的女人（一些漂亮或性感的女人），于是她从扫兴到愤怒终至离开了那男人。这篇小说明显是嘲讽那个男人，相信他不懂得爱情和不忠于爱情。
但该小说作者的这一判断只有一半的可能是对的，只有一半的可能是，那个男人尚未走出一般动物的行列。另外一半的可能是那个女人不懂爱情。首先她没弄清性与爱的分别，性是多指向的，而性的多指向未必不可以与爱的专一共存。其次她把自己仅仅放在了性的位置上，因为只有在这个位置上她与另外那些女人才是可比的。第三，那个男人没有因为众多的性吸引而离开她，她可想过这是为什么吗？她显然没想过，因为倒是她仅仅为了性妒忌而离开了她的恋人或丈夫。恋人们或夫妻们，应该承认性吸引的多向性，应该互相允许（公开或暗自）赞赏其他异性之魅力。但是！但是恋人们或夫妻们，可以承认和允许多向的性行为么？不，当然不，至少我不，至少当今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严重也最有价值的问题。5.毫无疑问，是因为爱情，因为必须维护爱情的神圣与纯洁，因为专—的爱情才受到赞扬。但是，这就有点奇怪，这就必然引出两个不能含混过去的问题：一是，爱情既然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只能对一个人？为什么必须如此吝啬？为什么这吝啬或自私倒要受到赞扬，和被誉为神圣与纯洁？二是，性吸引既然是多向的，为什么性行为不应该也是多向的？为什么性行为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神圣与纯洁）的名义来限制？为什么对性的态度，竟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明？为什么多向的性吸引可与爱情共存，而多向的性行为便被视为对爱情的不忠？6.先说第二个问题。这不忠的观念，可能是源于早先的把爱情与婚姻、家庭混为一谈，源于婚姻、家庭所关涉的财产继承。所以这不忠，曾经主要是一个经济问题，现在则不过是旧观念的遗留问题。这不无道理。但，这么简单么？那么在今天，爱情已不等同于婚姻、家庭，已常常与经济无涉，这不忠的观念是否就没有了基础就很快可以消逝了呢？或者这不忠的观念，仅仅是出于动物式的性争夺，在宽厚豁达和更为进步的人那儿已不存在？我知道一位现代女性，她说只要她的丈夫是爱她的，她丈夫的性对象完全可以不限于她，她说她能理解，她说她自己并不喜欢这样但是她能理解她的丈夫，她说：“只要他爱我，只要他仍然是爱我的，只要他对别人不是爱，他只爱我。”可是，当那男人真的有了另外的性对象而且这样的事情慢慢多起来时，这位现代女性还是陷入了痛苦。不，她并不推翻原来的诺言，她的痛苦不是因为旧观念的遗留，更不是性忌妒，而是一个始料未及的
问题：“可我怎么能知道，他还是爱我的？”她说，虽然他对她一如既往，但是她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爱她的。她不知道在他眼里和心中，她与另外那些女人有什么不同。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是与另外那些女人一样，也仅仅是他的一个性对象？她问：“什么能证明爱情？”一如既往的关心、体贴、爱护、帮助……这些就是爱情的证明么？可这是母爱、父爱、友爱、兄弟姐妹之爱也可以做到的呀？但是爱情，需要证明，需要在诸多种爱的情感中独树一帜表明那不是别的那正是爱情！什么，能证明爱情？7.曾有某出版社的编辑，约我就爱情之题写一句话。我想了很久，写了：没有什么能够证明爱情，爱情是孤独的证明。这句话很可能引出误解，以为就像一首旧民谣中所表达的愿望，爱情只是为了排遣寂寞。（那首旧民谣这样说：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吹灯就伴儿，早上起来梳小辫儿。）不，孤独并不是寂寞。无所事事你会感到寂寞，那么日理万机如何呢？你不再寂寞了但你仍可能孤独。孤独也不是孤单。门可罗雀你会感到孤单，那么门庭若市怎样呢？你不再孤单了但你依然可能感到孤独。孤独更不是空虚和百无聊赖。孤独的心必是充盈的心，充盈得要流溢出来要冲涌出去，便渴望有人呼应他、收留他、理解他。孤独不是经济问题也不是生理问题，孤独是心灵问题，是心灵间的隔膜与歧视甚或心灵间的战争与戕害所致。那么摆脱孤独的途径就显然不能是日理万机或门庭若市之类，必须是心灵间戕害的停止、战争的结束、屏障的拆除，是心灵间和平的到来。心灵间的呼唤与回应、投奔与收留、坦露与理解，那便是心灵解放的号音，是和平的盛典是爱的狂欢。那才是孤独的摆脱，是心灵享有自由的时刻。但是这谈何容易，谈何容易！让我们记起人类社会是怎样开始的吧。那是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于是知道了善恶之日开始的，是从他们各自用树叶遮挡起生殖器官以示他们懂得了羞耻之时开始的。善恶观（对与错、好与坏、伟大与平庸与渺小等等），意味着价值和价值差别的出现。羞耻感（荣与辱，扬与贬，歌颂与指责与唾骂等等），则宣告了心灵间战争的酿成，这便是人类社会的独有标记，这便是原罪吧，从那时起，每个人的心灵都要走进千万种价值的审视、评判、褒贬、乃至误解中去（枪林弹雨一般），每个人便都不得不遮挡起肉体和灵魂的羞处，于是走进隔膜与防范，走进了孤独。但从那时起所有的人就都生出了一个渴望：走出孤独，回归乐园。那乐园就是：爱情。
8.寻找爱情，所以不仅仅是寻找性对象，而根本是寻找乐园，寻找心灵的自由之地。这样看来，爱情是可以证明的了。自由可以证明爱情。自由或不自由，将证明那是爱情或者不是爱情。自由的降临要有一种语言来宣告。文字已经不够，声音已经不够，自由的语言是自由本身。解铃还需系铃人。孤独是从遮掩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放弃遮掩开始。孤独是从防御开始的，自由就要从拆除防御开始。孤独是从羞耻开始的、自由就要从废除羞耻开始。孤独是从衣服开始，从规矩开始，从小心谨慎开始，从距离和秘密开始，那么自由就要从脱去衣服开始，从破坏规矩开始，从放浪不羁开始，从消灭距离和泄露秘密开始……（我想，相视如仇一定是爱的结束，相敬如宾呢，则可能还不曾有爱。）性行为是一种语言。在爱人们那儿，坦露肉体已不仅仅是生理行为的揭幕，更是心灵自由的象征；炽烈地贴近已不单单是性欲的摧动，更是心灵的相互渴望；狂浪的交合已不只是繁殖的手段，而是爱的仪式。爱的仪式不能是自娱，而必得是心灵间的呼唤与应答。爱的仪式，并不发生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爱的仪式是百年孤独中的一炬自由之火。在充满心灵战争的人间，惟这儿享有自由与和平。这儿施行与外界不同甚或相反的规则，这儿赞美赤身裸体，这儿尊敬神魂颠倒，这儿崇尚礼崩乐坏，这儿信奉敞开心扉。这就是爱的仪式、爱的表达、爱的宣告、爱的倾诉、爱之祈祷或爱之祭祀。9.君王与嫔妃、嫖客与娼妓、爱人与爱人，其性行为之方式的相同点想必很多，那是由于身体的限制。但其性行为之方式的不同点肯定更多，因为，就便是相同的行动也都流溢着不同的表达，那是源自心灵的创造。譬如哭，是忧伤还是矫情，一望可知。譬如笑，是欢欣还是敷衍，一望可知。譬如西门庆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境界的大不同一读可知。这很像是人们用着相同的文字，而说着不同的话语。相同的文字大家都认得，不同的话语甚至不能翻译。顺便想到：什么是淫荡呢？在不赞成禁欲的人看来，并没有淫荡的肉身，只有淫荡的心计。只要是爱的表达（譬如查泰莱夫人与其情人），一切礼崩乐坏的作为都是真理，并无淫荡可言。而若有爱之外的指向（譬如西门庆），再规范再八股的行动也算流氓。10.
性是爱的仪式，爱情有多么珍重，性行为就要多么珍重。好比，总不能在婚礼上奏哀乐吧，总不能为了收取祭品就屡屡为亲娘老子行葬礼吧。仪式，大约有着图腾的意味，是要虔敬的。改变一种仪式，意味着改变一种信念，毁坏一种仪式就是放弃一种相应的信念。性行为，可以是爱的仪式，当然也可以是不爱的告白。这就是为什么，对性的态度，是对爱情忠贞与否的一个重要证明。这就是为什么，性要受到限制，而且是以爱情的名义。爱情，不是自然事件，不是荒野上交媾的季节。爱情是社会事件，在亚当夏娃走出伊甸园之后发生，爱情是在相互隔膜的人群里爆发的一种理想，并非一种生理的分泌。所以性不能代替爱情，所以爱情包含性又大于性。11.再说第一个问题：爱情既然是美好的感情，为什么要专一为什么不该多向呢？为什么不该在三个以至一万个人之间实现这种感情呢？好东西难道不应该扩大倒应该缩小到只是一对一？多向的爱情，正可与多向的性吸引相和谐，多向的性行为何以不能仍然是爱的仪式呢？那岂不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摆脱孤独么？岂不是在更大的范围里敞开心扉，实现心灵的自由与和平么？这难道不是更美好的局面？不能说这不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这差不多与世界大同类似，而且不单是在物质享有上的大同。在我想来，这更具有理想的意味。至少，以抽象的逻辑而论，没有谁能说出这样的局面有什么不美和不好。若有不美和不好，则必是就具体的不能而言。问题就在这儿，不是不该，而是不能。不是理想的不该，不是逻辑的不通，也不是心性的不欲，而是现实的不能。为什么不能？非常奇妙：不能的原因，恰恰就是爱情的原因。简而言之：孤独创造了爱情，这孤独的背景，恰恰又是多向爱情之不能的原因。倘万众相爱可如情侣，孤独的背景就要消失，于是爱情的原因也将不在。孤独的背景即是我们生存的背景，这与悲观和乐观无涉，这是闭上眼睛也能感受到的事实，所以爱情应当珍重：爱情神圣。倘有三人之恋，我看应当赞美，应当感动，应当颂扬。这与所谓第三者绝无相同，与群婚、滥交、纳妾、封妃更是天壤之别。惟其可能性微乎其微，更别说四。12.
我知道有一位性解放人士，他公开宣称他爱着很多女人，不是友爱而是包含性且大于性的爱情，他的宣称不是清谈，他宣称并且实践。这实践很可能值得钦佩。但不幸，此公还有一个信条：诚实。（这原不需特别指出，爱情嘛，没有诚实还算什么？）于是苦恼就来了，他发现他走进了一个二律背反的处境：要保住众多爱情就保不住诚实，要保住诚实就保不住众多爱情。因为在他众多地诚实了之后，众多的爱人都冲他嚷：要么你别爱我，要么你只爱我一个！于是他好辛苦：对A瞒着B，对B瞒着C，对C瞒着A、B，对B瞒着A、C……于是他好荒唐：本意是寻找自由与和平，结果却得到了束缚和战争，本意要诚实结果却欺瞒，本意要爱结果他好孤独。他说他好孤独，我想他已开始成人。他或者是从动物进化成人了，或者是从神仙下凡成人了，总之他看见了人的处境。这处境是：心与心的自由难得，肉与肉的自由易取。这可能是因为，心与心的差别远远大于肉与肉的差别，生理的人只分男女，心灵的人千差万别。这处境中自由的出路在哪儿？我想无非两路：放弃爱情，在欺瞒中去满足多向的性欲，麻醉掉孤独中的心灵，和，做爱情的信徒，知道他非常有限，因而祈祷因而虔敬，不恶（读wu音）其少恶其不存，惟其存在，心灵才注满希望。13.不过真正的性解放人士，可能并不轻视爱，倒是轻视性。他们并不把性与爱联系在一起，不认为性有爱之仪式的意义，为什么吃不是爱的告白呢？性也不必是。性就是性如同吃就是吃，都只是生理的需要与满足，爱情嘛，是另一回事。这不失为一个聪明的主张。你可以有神圣的专注的爱情，同时也可以有随意的广泛的性行为，既然爱与性互不相等，何妨更明朗些，把二者彻底分割开来对待呢？真的，这不见得不是一个好主意，性不再有自身之外的意义，性就可以从爱情中解放出来，像吃饭一样随处可吃，不再引起其它纠葛了。但是，爱，还包含性么？当然包含，爱人，为什么不能也在一块吃顿饭呢？爱情的重要是敞开心扉不是吗，何须以敞开肉体作其宣布？敞开肉体不过是性行为一项难免的程序，在哪儿吃饭不得先有个碗呢？所以我看，这主张不是轻视了爱，而是轻视了性，倘其能够美满就真是人类的一次伟大转折。但是这样，恐怕性又要失去光彩，被轻视的东西必会变得乏味，唾手可得的东西只能使人舒适不能令人激动，这道理相当简单，就像绝对的自由必会葬送自由的魅力。据说在性解放广泛开展的地方，同时广泛地出现着性冷漠，我信这是真的，这是必然。没有了心灵的相互渴望，再加上肉体的沉默（没有另外的表达），性行为肯定就像按时的服药了。假定这不重要，但是爱呢？爱情失去了什么没有？爱情失去了一种最恰当的语言。这语言随处滥用，在爱的时候可还能表达什么呢？还怎么能表达这不同于吃饭和服药的爱情呢？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爱情，必要有一种语言来表
达，心灵靠它来认同，自由靠它来拓展，和平靠它来实现，没有它怎么行？而且它，必得是不同寻常的、为爱情所专用的。这样的语言总是要有的，不是性就得是其它。不管具体是什么，也一样要受到限制，不可滥用，滥用的结果不是自由而是葬送自由。既然这样，作为爱的语言或者仪式，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优于性。因为，性行为的方式，天生酷似爱。其呼唤和应答，其渴求和允许，其拆除防御和解除武装，其放弃装饰和坦露真实，其互相敞开与贴近，其相互依靠与收留，其随心所欲及轻蔑规矩，其携力创造并共同享有，其极乐中忘记你我霎那间仿佛没有了差别，其一同赴死的感觉但又一起从死中回来，曾经分离但现在我们团聚，我们还要分离但我们还会重逢……这些形式都与爱同构。说到底，性之中原就埋着爱的种子，上帝把人分开成两半，原就是为了让他们体会孤独并崇尚爱情吧，上帝把性和爱联系起来，那是为了：给爱一种语言或一个仪式，给性一个引导或一种理想。上帝让繁衍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发生，不仅是为了让一个物种能够延续，更是为了让宇宙间保存住一个美丽的理想和美丽的行动。14.可为什么，性，常常被认为是羞耻的呢？我想了好久好久，现在才有点明白：禁忌是自由的背景，如同分离是团聚的前提。这是一个永恒的悖论。这是一切“有”的性质，否则是“无”。我们无法谈论“无”，我们以“有”来谈论“无”。我们无法谈论“死”，我们以“生”来谈论“死”。我们无法谈论“爱情”，我们以“孤独”来谈论“爱情”。一个永恒的悖论，就是一个永恒的距离，一个永恒孤独的现实。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载永恒爱情的理想。所以在爱的路途上，永恒的不是孤独也不是团聚，而是祈祷。祈祷。一切谈论都不免可笑，包括企图写一篇以“爱情问题”为题的文章。某一个企图写这样一篇文章的人，必会在其文章的结尾处发现：问题永远比答案多。除非他承认：爱情的问题即是爱情的答案。一九九四年
记忆迷宫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写作了。人们夸奖“386”比“286”好、“486”比“386”更好，那情形很像是在夸奖这个人比那个人更聪明。就像智力比赛，所谓“更聪明”即是说：运算（理解）的速度更快，存储（记忆）的信息更多，以及表达得更准确和联想的范围更宽广。于是有一个可笑的问题提出：用“486”写作，会比用“286”写得更好吗？这个可笑的问题甚至不用回答。但与这个问题同样可笑的逻辑却差不多通行，比如：要是我们写得不及某人，我们首先会怪罪我们的大脑不及某人。如果作品的美妙和作者的智商不成正比，如果我们的文学止步不前而世界上仍在不断涌现出伟大的作家，我们主要应该怪罪什么呢？如果“486”并没有写出比“286”更有新意更有魅力的作品，大家都明白，是坐在“486”前面敲打键盘的那个人不行。如果一个智商很高的大脑却缺乏创造力，只能不断地临摹前人和复制生活，其原因何在呢？我看过一位哲学家写的一篇谈“电脑与灵魂”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躯体和灵魂之间的模糊分别通常是理解为躯体与心灵，或者大脑与心灵之间的分别。研究这分别的一个途径是问：大脑是否能够做到心灵所能做的一切……“当然，目前更受注目的一个问题是电子计算机（电脑）是否有人……一样的能力……假如电子计算机能做到的跟人一样，则我们也只不过是电子计算机而已；也就是说，我们的存在也并不独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其实正在问‘人是否存在’——一个与传统问题‘神是否存在’有同样重要性的问题。”显然，大脑做不到心灵所能做到的一切。心灵比大脑广阔得多，深远得多，复杂得多。甚至所谓无限，我想其实也只是就心灵的浩渺无边而言。我们生存的空间有限，我们经历的时间有限，但我们心灵的维度是无限的。在电脑方兴未艾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更容易发现，人的独特之处，究其根本不在于大脑，不在于运算得更快和记忆得更牢，而在于心灵的存在。浩渺无边的心灵，是任何大脑和电脑所无能比拟的。再高超的电脑也是人的造物，再聪明的大脑如果没有心灵隐于其后，也只近似传声筒或复印机。恰恰是心灵的浩渺无边，使人的大脑独具创造力，使文学成为必要，使创作能够永恒，使作家常常陷入迷茫也使作家不断走进惊喜。大脑不能穷尽心灵，因此我们永远为心灵所累不得彻底解脱，也因此，我们的创作才有了永无穷尽的前途。
所以，如果“486”写得不如“286”，我们应该怀疑的是：在“486”前面，“人是否存在”？键盘噼噼啪啪地敲响着，当然不能怀疑一个血肉之躯的存在，也不能怀疑一个正常大脑的存在，但我们有理由怀疑心灵是否存在？就是说，聪明的电脑或者聪明的大脑是否联通了心灵，其运作是否听命于心灵？心灵不在，即是人的不在，一台聪明的电脑或大脑便是人或上帝的一次盲目投资。当然，并不否定聪明的作用，但写作如果仅仅是大脑对大脑的操作，则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大脑都难免走人文学的穷途。文学的无穷天地，我想可以描述为：大脑对心灵的巡察、搜捕和缉拿归案。聪明对于写作是一件好事，正如侦探的本事高超当然更利于破案，但侦探如果单单乐意走进市场而不屑于巡察心灵，我们就可能只有治安和新闻，而没有文学了。心灵是什么呢？以及，心灵在哪儿？我记得有一位哲学家（记不住他的名字）写过一本书（也记不住它的题目），书中问道：“我在哪儿？”胳膊是我的，“我”在胳膊里么？但没有了胳膊，却依然故“我”。腿呢？也一样，“我”也不在腿里。那么“我”在心脏或大脑里了？但是把心脏或大脑解剖开来找吧，还是找不到“我”。虽然找不到，但若给心脏或大脑上加一个弹孔，“我”便消失。“我”，看来是一个结构，心灵是一个结构，死亡即是结构的消散或者改组。那么这个结构都包含什么呢？设想把一个人所有不致命的器官都摘除，怎样呢？这个人很可能就像一棵树或者一株草了。健全的生理就能够产生心灵么？那么把一个生理健全的人与世隔绝起来，隔绝得完全彻底，他的心灵还能有什么呢？心灵并不像一个容器，内容没有了容器还可以存在，不，心灵是一个结构，是信息的组织，是与信息共生共灭的。所以，心灵的构成当然不等于生理的构成，心灵的构成正是“天人合一”，主观与客观的共同参与，心灵与这个世界同构。世界是什么？如果世界不能被我们认识穷尽，我们一向所说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这世界，就重叠在我们的心灵上。虽然我们不能穷尽它，但是它就在那儿，以文学的名义无止无休地诱惑着我们。召唤着我们。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悖论：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我没有用“记忆”，而是用了“印象”。因为往日并不都停留在我的记忆里，但往日的喧嚣与骚动永远都在我的印象中。因为记忆，只是阶段性的僵死记录，而印象是对全部生命变动不居的理解和感悟。记忆只是大脑被动的存储，印象则是心灵仰望神秘时，对记忆的激活、重组和创造。记忆可以丢失，但印象
却可使丢失的生命重新显现。一个简单的例证是：我们会忘记一行诗句，但如果我们的心绪走进了那句诗的意境，我们就会丝毫不差地记起它；当然那得是真正的诗句。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是；普鲁斯特在吃玛德莱小点心时，一瞬间看遍了自己的一生。如普鲁斯特一样的感受，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但是，印象中的往事是否真实呢？这也许就先要问问：真实是什么？当我们说“真实”的时候，这“真实”可能指的是什么？我想引用我正在写着的一部小说中的一段话：“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要在纷纷纭纭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我走在树林里，那两个孩子已经回家。整整那个秋天，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一盏和一盏路灯相距很远，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黑暗与黑暗，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黑暗中隐没。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如同掀动着生命的印象。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这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之时，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往事，或者故人，就像那落叶一样，在我生命的秋风里，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在明亮中的，我看见他们，在黑暗里的我只有想象他们，依靠那些飘转进明亮中的去想象那些逃遁进黑暗里的。我无法看到黑暗里他们的真实，只能看到想象中他们的样子，随着我的想象他们飘转进另一种明亮。这另一种明亮，是不真实的么？当黑暗隐藏了某些落叶，你仍然能够想象它们，因为你的想象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们，但想象照亮的它们并不就是黑暗隐藏起的它们，可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真实。即便是那些明亮中的，我看着它们，它们的真实又是什么呢？也只是我印象中的真实吧，或者说仅仅是我真实的印象。往事，和敌人，也是这样，无论他们飘转进明亮还是逃遁进黑暗，他们都只能在我的印象里成为真实。“真实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作真实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呆在那儿。真实，有时候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谣言，有时候是一种猜测，有时候是一片梦想，它们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铸我的印象。而且，它们在雕铸我的印象时，顺便雕铸了我。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呢？这些印象的累积和编织，那便是我了。”所有的小说，也许都可以说是记忆的产物，因为没有记忆便不可能有小说。但这样类推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乐器使没有音乐，没有刀斧便没有雕塑，没有颜料便没有图画，没有地球便没有人类。如此逻
辑不失为真理，但如此真理也不失为废话。有意义的问题是：记忆，在创作者那儿，发生了什么？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相似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记忆，在创作者那儿已经面目全非，已经走进另一种存在。我又要引一段我曾写过的话：“我生于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却在1955年之后发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这个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个凌晨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我来到人间，奶奶说那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后是1958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而此前的1957年呢，则是1964年时才给了我突出的印象，那时我才知道一场反右运动大致的情况，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知道了并设想着远古的某些历史，而公元前中又混含着对2001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远古又幻想未来，远古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远古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我理解，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指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在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里，时间成为错综交叉的小径。他强调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作为主观的人的心灵，这才是那迷宫的全部。”这已经不能说是记忆了，这显然也不是大脑猎奇的企图所致。这样的重组或者混淆，以及重组和混淆的更多可能性，乃是大脑去巡察心灵的路径，去搜捕和缉拿心灵的作为。昆德拉说（大意）：“没有发现，就不能算得好小说。”我想，写作肯定不是为了重现记忆中的往事，而是为了发现生命根本的处境，发现生命的种种状态，发现历史所不曾显现的奇异或者神秘的关联，从而，去看一个亘古不变的题目：我们心灵的前途，和我们生命的价值，终归是什么？这样的发现，是对人独特存在的发现，同时是对神的独特存在的发现。这样的发现肯定是永无终结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永远巡察不尽我们的心灵，比如说我们的智力永远不能穷尽存在的神秘，比如说存在是一个无穷的运动我们永远都不能走到终点，比如说我们永远都在朝圣的途中但永远都不能走到神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对终极的发问，并不能赢得终极的解答和解决。就像存在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一样，生命的意义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比如艺术，谁能给它一个终极的解答么？比如爱，谁能给它一个终极的解决，从而给我们一个真正自由和博爱的世界？自由和爱永远是一个问题。
自由和爱，以问题的方式而不是以答案形态，叠入我们的心灵。要点在于：这样的问题，有，还是没有？有和没有，即是神的存在和不存在，即是心灵的醒悟或者迷途。这差不多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的理由了。记忆给了我们这样的方便。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二日墙下短记一些当时看去不太要紧的事却长久扎根在记忆里。他们一向都在那儿安睡，偶然醒一下，睁眼看看，见你忙着（升迁或者遁世）就又睡去。很多年里他们轻得仿佛不在。千百次机缘错过，终于一天又看见它们，看见时光把很多所谓人生大事消磨殆尽，而它们坚定不移固守在那儿，沉沉地有了无比的重量。比如一张旧日的照片，拍时并不经意，随手放在哪儿，多年中甚至不记得有它，可忽然一天整理旧物时碰见了，拂去尘埃，竟会感到那是你的由来也是你的投奔，而很多郑重其事的留影，却已忘记是在哪儿和为了什么。近些年我常记起一道墙，碎砖头垒的，风可以吹落砖缝间的细土。那墙很长，至少在一个少年看来是很长，很长之后拐了弯，拐进一条更窄的小巷里去。小巷的拐角处有一盏街灯，紧挨着往前是一个院门，那里住过我少年时的一个同窗好友。叫他L吧。L和我能不能永远是好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度形影不离，我生命的一段就由这友谊铺筑。细密的小巷中，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冬天或夏天，风声或蝉鸣，太阳到星空，十岁或者九岁的L曾对我说，他将来要娶班上一个女生（M）做老婆。L转身问我：“你呢？想和谁？”我准备不及，想想，觉得M也确是漂亮。L说他还要挣很多钱。“干吗？”“废话，那时你还花你爸的钱呀？”少年间的情谊，想来莫过于我们那时的无猜无防了。我曾把一件珍爱的东西送给L。是什么，已经记不清。可是有一天我们打了架，为什么打架也记不清了，但丝毫不忘的是：打完架我去找L要回了那件东西。老师说，单凭我一个人是不敢去要的，或者也想不起去要。是几个当时也对L不大满意的伙伴指点我、
怂恿我，拍着胸脯说他们甘愿随我一同前去讨还，就去了。走过那道很长很熟悉的墙，夕阳正在上面灿烂地照耀，但在我的印象里，走到L家的院门时，巷角的街灯已经昏黄地亮了。不可能是那么长的墙，只可能是记忆作怪。站在那门前，我有点害怕，身旁的伙伴便极尽动员和鼓励，提醒我：倘掉头撤退，其可卑甚至超过投降。我不能推罪责任给别人：跟L打架后，我为什么要把送给L东西的事情告诉别人呢？指点和怂恿都因此发生。我走进院中去喊L。L出来，听我说明来意，愣着看我一会儿，然后回屋那出那件东西交到我手里，不说什么，就又走回屋去。结束总是非常简单，咔嚓一下就都过去。我和几个同来的伙伴在巷角的街灯下分手，各自回家。他们看看我手上那件东西，好歹说一句“给他干吗”，声调和表情都失去来时的热读，失望甚或沮丧料想都不由于那件东西。我独自回家，贴近墙根走。墙很长，很长而且荒凉，记忆在这儿又出了差误，好像还是街灯未亮、迎面的行人眉目不清的时候。晚风轻柔得让人无可抱怨，但魂魄仿佛被它吹离，吹离身体，飘起在黄昏中再消失进那道墙里去。捡根树枝，边走边在墙上轻划，砖缝间的细土一股股地垂流……咔嚓一下所送走的，都扎根进记忆去酿制未来的问题。那很可能是我对于墙的第一种印象。随之，另一些墙也从睡中醒来。有一天傍晚“散步”，我摇着轮椅走进童年时常于其间玩耍的一片胡同。其实一向都离它们不远，屡屡在其周围走过，匆忙得来不及进去看望。记得那儿曾有一面红砖短墙，我们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总去搅扰墙里那户人家的安宁，攀上一棵小树，扒着墙沿央告人家把我们的足球扔出来。那面墙应该说藏得很是隐蔽，在一条死巷里，但可惜那巷口的宽度很适合做我们的球门，巷口外的一片空地是我们的球场，球难免是要踢向球门的，倘临门一脚踢飞，十之八九便降落到那面墙里去。我们千般央告万般保证，揪心着阳光一会儿比一会儿暗淡，“球瘾”便又要熬磨一宿了。终于一天，那足球学着篮球的样子准确投入墙内的面锅，待一群孩子又爬上小树去看时，雪白的面条热气腾腾全滚在煤灰里。正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足球事小，我们乘暮色抱头鼠窜。几天后，我们由家长带领，以封闭“球场”为代价换回了那只足球。那条小巷依旧，或者是更旧了。变化不多。惟独那片“球场”早被压在一家饭馆下面。红砖短墙里的人家料比是安全得多了。我摇着轮椅走街串巷，忽然又一面青灰色的墙叫我砰然心动，我知道，再往前去就是我的幼儿园了。青灰色的墙很高，里面有更高的树。树顶上曾有鸟窝，现在没了。到幼儿园去必要经过这墙下，一俟见了
这面墙，退步回家的希望即告断灭。这样的“条件反射”确立于一个盛夏的午后，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那时的蝉鸣最为浩大。那个下午母亲要出差到很远的地方去。我最高的希望是她可能改变主意，最低的希望是我可以不去幼儿园，留在家里跟着奶奶。但两份提案均遭否决，据哭力争亦不奏效。如今想来，母亲是要在远行之前给我立下严明的纪律。哭声不停，母亲无奈说带我出去走走。“不去幼儿园！”出门时我再次申明立场。母亲领我在街上走，沿途买些好吃的东西给我，形式虽然可疑，但看看走了这么久又不像是去幼儿园的路，牵紧着母亲长裙的手遍放开，心里也略略地松坦。可是！好吃的东西刚在嘴里有了味道，迎头又来了那面青灰色高墙，才知道条条小路原来相通。虽立刻大哭，料已无济于事。但一迈进幼儿园的门槛，哭喊即自行停止，心里明白没了依靠，惟规规矩矩做个好孩子是得救的方略。幼儿园墙内，是必度的一种“灾难”，抑或只因为这一个孩子天生地怯懦和多愁。三年前我搬了家，隔窗相望就是一所幼儿园，常在清晨的懒睡中就听见孩子进园前的嘶嚎。我特意去那园门前看过，抗拒进园的孩子其壮烈都像宁死不屈，但一落入园墙便立刻吞下哭声，恐惧变成冤屈，泪眼望天，抱紧着对晚霞的期待。不见得有谁比我更同情他们，但早早地对墙有一点感受，不是坏事。我最记得母亲消失在那面青灰色高墙里的情景。她当然是绕过那面墙走上了远途的，但在我的印象里，她是走进那面墙里去了。没有门，但是母亲走进去了，在那里面，高高的树上蝉鸣浩大，高高的树下母亲的身影很小，在我的恐惧里那儿即是远方。我现在有很多时间坐在窗前，看远近峭壁林立一般的高楼和矮墙。有人的地方一定有墙。我们都在墙里。没有多少事可以放心到光天化日下去做。规规整整的高楼叫人想起图书馆的目录柜，只有上帝可以去拉开每一个小抽屉，查阅亿万种心灵秘史，看见破墙而出的梦想都在墙的封护中徘徊。还有死神按期来到，伸手进去，抓阄儿似的摸走几个。我们有时千里迢迢——汽车呀、火车呀、飞机可别一头栽下来呀——只像是为了去找一处不见墙的地方：荒原、大海、林莽甚至沙漠。但未必就能逃脱。墙永久地在你心里，构筑恐惧，也牵动思念。比如你千里迢迢地去时，鲁宾逊正千里迢迢地回来。一只“飞去来器”，从墙出发，又回到墙。哲学家先说是劳动创造了人，现在又说是语言创造了人。墙是否创造了人呢？语言和墙有着根本的相似：开不尽的门前是撞不尽的墙壁。结构呀、解构呀、后什么什么主义呀……啦啦啦，啦啦啦……游戏的热情永不可少，但我们仍在四壁的围阻中。把所有的墙都拆掉的愿望自古就有。不行么？我坐在窗前用很多时间去幻想一种魔法，比如“啦啦啦，啦啦啦……”很灵验地念上一段咒语，唰啦一下墙都不见。怎样呢？料必大家一齐慌作一团（就像热油淋在蚁穴），上哪儿的不知道要上哪儿了，干吗的忘记要干吗了，漫山遍野地捕食去和睡觉去么？毕竟又趣味不足。然后大家埋头细想，还是要砌墙。砌墙盖房，不单为避风
雨，因为大家都有些秘密，其次当然还有一些钱财。秘密，不信你去慢慢推想，它是趣味的爹娘。其实秘密就已经是墙了。肚皮和眼皮都是墙，假笑和伪哭都是墙，只因这样的墙嫌软嫌累，才要弄些坚实耐久的来。假设这心灵之墙可以轻易拆除，但山和水都是墙，天和地都是墙，时间和空间都是墙，命运是无穷的限制，上帝的秘密是不尽的墙，上帝所有的很可能就是造墙的智慧。真若把所有的墙都拆除，虽然很像似由来已久的理想接近了实现，但是等着瞧吧，满地球都怕要因为失去趣味而想起昏睡的鼾声，梦话亦不知从何说起。趣味是要紧而又要紧的。秘密要好好保存。探秘的欲望终于要探到意义的墙下。活得要有意义，这老生常谈倒是任什么主义也不能推翻。加上个“后”字也是白搭。比如爱情，她能被物欲拐走一时，但不信她能因此绝灭。“什么都没啥了不起”的日子是要到头的，“什么都不必介意”的舞步可能“潇洒”地跳去撞墙。撞墙不死，第二步就是抬头，那时见墙上有字，写着：哥们儿你要上哪儿呢，这到底是要干吗？于是躲也躲不开，意义找上了门，债主的风度。意义的原因很可能是意义本身。干吗要有意义？干吗要有生命？干吗要有存在？干吗要有有？重量的原因是引力，引力的原因呢？又是重量。学物理的告诉我们：千万别把运动和能量以及时空分割开来理解。我随即得了启发：也千万别把人和意义分割开来理解。不是人有欲望，而是人即欲望。这欲望就是能量，是能量就是运动，是运动就必走去前面或者未来。前面和未来都是什么和都是为什么？这必来的疑问使意义诞生，上帝便在第七天把人造成。上帝比靡菲斯特更有力量，任何魔法和咒语都不能把第七天的成就删除。在第七天以后的所有时光里，你逃得开某种意义，但逃不开意义，如同你逃得开一次旅行但你逃不开生命之旅。你不是这种意义，就是那种意义。什么意义都不是，就掉进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是一个什么呢？生命算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轻得称不出一点重量你可就要消失。我向L讨回那件东西，归途中的惶茫因年幼而无以名状，如今想来，分明就是为了一个“轻”字：珍宝转眼被处理成垃圾，一段生命轻得飘散了，没有了，以为是什么原来什么也不是，轻易、简单、灰飞烟灭。一段生命之轻，威胁了生命全面之重，惶茫往灵魂里渗透：是不是生命的所有段落都会落此下场呵？人的根本恐惧就在这个“轻”字上，比如歧视和漠视，比如嘲笑，比如穷人手里作废的股票，比如失恋和死亡。轻，最是可怕。要求意义就是要求生命的重量。各种重量。各种重量在撞墙之时被真正测量。但很多生命的重量在死神的秤盘上还是轻，秤砣平衡在荒诞的准星上。因而得有一种重量，你愿意为之生也愿意为之死，愿意为之累，愿意在它的引力下耗尽性命。不是强言不悔，是清醒地从命。神圣是上帝对心魂的测量，是心魂被确认的重量。死亡降临时有一个仪式，灰和土都好，看往日轻轻地蒸发，但能听见，有什么东西沉沉地还
在。不期还在现实中，只望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我与L的情谊，可否还在美丽的位置上沉沉地有着重量？不要熄灭破墙而出的欲望，否则鼾声又起。但要接受墙。为了逃开墙，我曾走到一面墙下。我家附近有一座荒废的古园，围墙残败但仍坚固，失魂落魄的那些岁月里我摇着轮椅走到它跟前。四处无人，寂静悠久，寂静的我和寂静的墙之间，膨胀和盛开着冤屈。我用拳头打墙，用石头砍它，对着它落泪、喃喃咒骂，但是它轻轻掉落一点儿灰尘再无所动。天不变道亦不变。老柏树千年一日伸展着枝叶，云在天上走，鸟在云里飞，风踏草丛，野草一代一代落子生根。我转而祈求墙，双手合十，创造一种祷词或谶语，出声地诵念，求它给我死，要么还给我能走路的腿……但睁开眼，伟大的墙还是伟大地矗立，墙下呆坐一个不被神明过问的人。空旷的夕阳走来园中，若是昏昏睡去，梦里常掉进一眼枯井，井壁又高又滑，喊声在井里嗡嗡碰撞而已，没人能听见，井口上的风中也仍是寂静的冤屈。喊醒了，看看还是活着，喊声并没惊动谁，并不能惊动什么，墙上有青润的和干枯的台藓，有蜘蛛细巧的网，死在半路的蜗牛的身后拖一行鳞片似的脚印，有无名少年在那儿一遍遍记下的3.1415926……再这墙下，某个冬夜，我见过一个老人。记忆和印象之间总要闹出一些麻烦：记忆对我说未必是在这墙下，但印象总是把记忆中的那个老人搬来这墙下，说就是在这儿。……雪后，月光朦胧，车轮吱吱唧唧轧着雪路，是园中唯一的声响。这么走着，听见一缕悠沉的箫声远远传来，在老柏树摇落的雪雾中似有似无，尚不能识别那曲调时已觉其悠沉之音恰好碰住我的心绪。侧耳屏息，听出是《苏武牧羊》。曲终，心里正有些凄怆，忽觉墙影里一动，才发现一个老人盘腿端坐于墙下的石凳，黑衣白发，有些玄虚。雪地和月光，安静得也似非凡。竹箫又响，还是那首流放绝地、哀而不死的咏颂。原来箫声并不传自远处，就在那老人唇边。也许是力气不济，也许是这古曲一路至今光阴坎坷，箫声若断若续并不高亢，老人颤颤地吐纳之声亦可悉闻。一曲又尽，老人把箫管轻横腿上，双手摊放膝头，看不见他是否闭目。我惊诧而至感激，一遍遍听那箫声断处的空寂，以为是天谕或神来引领。那夜的箫声和老人，多年在我心上，但猜不透其引领指向何处。仅仅让我活下去似不必这样神秘。直到有一天我又跟那墙说话，才听出那夜箫声是唱着“接受”，接受限制。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哭和喊都是要逃离它，怒和骂都是要逃离它，恭维和跪拜还是想逃离它。失魂落魄的年月里我常去跟那墙谈话，是，说出声，以为这样才更虔诚或者郑重，出声地请求，也出声地责问，害怕惹怒它就又出声地道歉以及悔罪，所谓软硬兼施。但毫无作用，谈判必至破裂，我的一切条件它都不答应。墙，要你接受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申明，不卑不亢，直到你听。直到你不是更多地问它，而是它更多地问你，那谈话才称得上谈话。
我一直在写作，但一直觉得并不能写成什么，不管是作品还是作家还是主义。用笔和用电脑，都是对墙的谈话，是如吃喝拉撒睡一样必做的事。搬家搬得终于离那座古园远了，不能随便就去，此前就料到会怎样想念它，不想最为思恋的竟是那四面矗立的围墙；年久无人过问，记得那墙头的残瓦间长大过几棵小树。但不管何时何地，一闭眼，即刻就到那墙下。寂静的墙和寂静的我之间，野花膨胀着花蕾，不尽的路途在不尽的墙间延展，有很多事要慢慢对它谈，随手记下谓之写作。1994年10月我与地坛一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五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
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枚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竟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呆过。有时候呆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呆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
心魂。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灼烈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二现在我才想到，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呆在家里结果会更糟，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地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她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她料想我不会愿意她跟我一同去，所以她从未这样要求过，她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她只是不知道这过程得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这以后她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她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她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是恳求与嘱咐。只是在她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她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要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长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作过了最坏的准备了，
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为她想过。那时她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她有一个长到二十岁上忽然截瘫了的儿子，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她情愿截瘫的是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代替；她想，只要儿子能活下去哪怕自己去死呢也行，可她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保证她的儿子终于能找到。——这样一个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的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废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呆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坛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沉郁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她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四十九呀！有那么一会，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我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似乎得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坛。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得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得深彻。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
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只留给我痛侮，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了罢。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哲言，或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愈加鲜明深刻。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起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三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对应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冗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
啦地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着串串扬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棵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四现在让我想想，十五年中坚持到这园子来的人都是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十五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是逆时针绕这园子走。男人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女人个子却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个娇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谈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冉阿让与柯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的穿着都算得上考究，但由于时代的演进，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能来，他们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是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逆时针绕这园子一周，然后离去。他们走过我身旁时
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漂移。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整整唱一个上午，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还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便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侯，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卖布——卖布嘞，卖布——卖布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唱歌曲……”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到，在关键的地方常出差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识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啦?”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的，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
还有一个捕鸟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戗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而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它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她那般的素朴并优雅。当她在园子穿行的时刻，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是那曲《献给艾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她走出北门回家去。我竟有点担心，担心她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她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艾丽丝》，是个什么曲子呢?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已。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一起在这园子里呆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著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太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三十八岁之龄又得了第一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十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说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批新人。十五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老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薄暮时分唯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是逆时针绕着园子定，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支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丈夫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字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搀”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意思的字。五
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就看见了她，那时她大约三岁，蹲在斋宫西边的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大梨树，春天开一簇簇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说着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或是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来这园子里?我问她住在哪儿?她随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螳螂、蚂蚱、知了和蜻蜒，来取悦他的妹妹。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梨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它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它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中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作出怪样子来吓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拦截她，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惶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两条腿袒露着也似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却还没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地骑车来了个小伙子，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逃窜的家伙，一声不吭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比一会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惊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她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她脚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双眸迟滞没有光彩。她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极目之处的空寂，凭她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挡。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了。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
谁又能把这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人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腻烦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由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又将由（比如说）像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的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六设若有一位园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优哉游哉，有时候恓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吗要写作？现在让我看看，它们迄今都是怎样编织在一起的吧。
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是的，至少这是很关健的因素。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试白不试，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倒有额外的好处呢是不是？我说过，这一来我轻松多了，自由多了。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重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这不用保密，这些现在不用保密了。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的地方一直唱。要是有人走过来，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我怕写不成反落得尴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写成了，而且发表了。人家说我写的还不坏，他们甚至说：真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我心说你们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我确实有整整一宿高兴得没合眼。我很想让那个唱歌的小伙子知道，因为他的歌也毕竟是唱得不错。我告诉我的长跑家朋友的时候，那个中年女工程师正优雅地在园中穿行；长跑家很激动，他说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写。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在人山人海里只寻找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试剂就好了，见人就滴两滴看他是不是一篇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显影液就好了，把它泼满全世界看看都是哪儿有小说，中了魔了，那时我完全是为了写作活着。结果你又发表了几篇，并且出了一点小名，可这时你越来越感到恐慌。我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质，刚刚有点像个人了却又过了头，像个人质，被一个什么阴谋抓了来当人质，不走哪天被处决，不定哪天就完蛋。你担心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文思枯竭，那样你就又完了。凭什么我总能写出小说来呢?凭什么那些适合作小说的生活素材就总能送到一个截瘫者跟前来呢？人家满世界跑都有枯竭的危险，而我坐在这园子里凭什么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写呢?你又想到死了。我想见好就收吧。当一名人质实在是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朝不保夕了。我为写作而活下来，要是写作到底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我想我再活下去是不是太冒傻气了？你这么想着你却还在绞尽脑汁地想写。我好歹又拧出点水来，从一条快要晒干的毛巾上。恐慌日甚一日，随时可能完蛋的感觉比完蛋本身可怕多了，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想人不如死了好，不如不出生的好，不如压根儿没有这个世界的好。可你并没有去死。我又想到那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可是不必着急的事并不证明是一件必要拖延的事呀？你总是决定活下来，这说明什么？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作：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
这不对吗？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是的，这样说过之后我竟然不那么恐慌了。就像你看穿了死之后所得的那份轻松？一个人质报复一场阴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把自己杀死。我看出我得先把我杀死在市场上，那样我就不用参加抢购题材的风潮了。你还写吗？还写。你真的不得不写吗?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你不担心你会枯竭了？我不知道，不过我想，活着的问题在死之前是完不了的。这下好了，您不再恐慌了不再是个人质了，您自由了。算了吧你，我怎么可能自由呢？别忘了人真正的名字是：欲望。所以您得知道，消灭恐慌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欲望。可是我还知道，消灭人性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消灭欲望。那么，是消灭欲望同时也消灭恐慌呢?还是保留欲望同时也保留人性？我在这园子里坐着，我听见园神告诉我，每一个有激情的演员都难免是一个人质。每一个懂得欣赏的观众都巧妙地粉碎了一场阴谋。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了。我在这园子里坐着，园神成年累月地对我说：孩子，这不是别的，这是你的罪孽和福祉。七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天我整理我的旧像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照的照片——一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找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哪？”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您是谁?”“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世界上来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
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面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质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想念地坛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坐在那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暮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檐铃，雨落空林，蜂
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坛的安静并非无声。有一天大雾迷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一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玉，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威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来，逃也似地投靠这一处静地。一进园门，心便安稳。有一条界线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浑厚。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人便不那么慌张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看清楚，每一丝风飞叶动，每一缕愤懑和妄想，盼念与惶茫，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看明白。因而地坛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荒旷。一个无措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记得我在那园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儿呆坐，张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叹，在那儿睡了又醒，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儿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声，如空谷回音。谁？谁还能怎样？我，我自己。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究竟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看看他终于怎样去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我已经消失，已经不在，惟一缕轻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恒久而辽阔的安静。恒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确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临的轻松和快慰，也不考虑词句，也不过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只是写，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磕磕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
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出发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生命自古而今对意义不息的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心魂自古而今所祈盼着的团圆。“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得干净，只在形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儿，倘此时灵机一闪，笑遇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格里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凭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地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倘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心魂一向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Q的传统？倘写作变成潇洒，变成了身份或地位的投资，它就不要嘲笑喧嚣，它已经加入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它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它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份名单，把大家排比得就像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乘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得晚些。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地排一排座次，他凭空地就有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欣者欢欣地追随他，苦闷者苦闷着还是去追随他。我记得，那是我很长一段童年时光中恐惧的来源，是我的一次写作的零度。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景……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只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祈盼，你就回到了零度。一次次回到那儿正如一次次走进地坛，一次次投靠安静，走回到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
想念地坛，就是不断地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人呢？名人，强人，人物。可你看地坛，它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五百年，安静了；安静得草木葳蕤，生气盎然。土地，要你气熏烟蒸地去恭维它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疯话。再看那些老柏树，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它们的坚强，但在想念里，我看见万物的美德更在于柔弱。“坚强”，你想吧，希特勒也会赞成。世间的语汇，可有什么会是强梁所拒？只有“柔弱”。柔弱是爱者的独信。柔弱不是软弱，软弱通常都装扮得强大，走到台前骂人，退回幕后出汗。柔弱，是信者仰慕神恩的心情，静聆神命的姿态。想想看，倘那老柏树无风自摇岂不可怕？要是野草长得比树还高，八成是发生了核泄漏--听说契尔诺贝利附近有这现象。我曾写过“设若有一位园神”这样的话，现在想，就是那些老柏树吧；千百年中，它们看风看雨，看日行月走人世更迭，浓荫中惟供奉了所有的记忆，随时提醒着你悠远的梦想。但要是“爱”也喧嚣，“美”也招摇，“真诚”沦为一句时髦的广告，那怎么办？惟柔弱是爱愿的识别，正如放弃是喧嚣的解剂。人一活脱便要嚣张，天生的这么一种动物。这动物适合在地坛放养些时日——我是说当年的地坛。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把一切污浊、畸形、歧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勿使伪劣的心魂流布。有人跟我说，曾去地坛找我，或看了那一篇《我与地坛》去那儿寻找安静。可一来呢，我搬家搬得离地坛远了，不常去了。二来我偶尔请朋友开车送我去看它，发现它早已面目全非。我想，那就不必再去地坛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寻找地坛。恰如庄生梦蝶，当年我在地坛里挥霍光阴，曾屡屡地有过怀疑：我在地坛吗？还是地坛在我？现在我看虚空中也有一条界线，靠想念去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面而来。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斯坦哈特的《尼采》读后凡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人，都要准备好一份回答：你是怎么弄清楚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你是对照了怎么一个意义样本，而后确定生命是没有它的？或者，你干脆告诉我们，在那样本中，意义是被怎样描述的？这确实是老生常谈了。难道有谁能把制作好的意义，夹在出生证里一并送给你？出生一事，原就是向出生者要求意义的，要你去寻找或者建立意义，就好比一份预支了稿酬的出版合同，期限是一辈子。当然，你不是债权人你是负债者，是生命向你讨要意义，轮不上你来抱怨谁。到期还不上账，你可以找些别的理由，就是不能以“生命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来搪塞。否则，迷茫、郁闷、荒诞一齐找上门来，弄不好是要——像糜菲斯特对待浮士德那样——拿你的灵魂做低压的。幸好，这合同还附带了一条保证：意义，一经你寻找它，它就已经有了，一旦你对之存疑，它就以样本的形式显现。生命有没有意义，实在已无需多问。要问的是：生命如果有意义，如果我们勤劳、勇敢并且智慧，为它建立了意义，这意义随着生命的结束是否将变得毫无意义？可不是吗，要是我们千辛万苦地建立了意义，甚至果真建成了天堂，忽然间死神挺胸叠肚地就来了，把不管什么都一掠而光，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你可以说天堂并不位于某一时空，天堂是在行走中、在道路上，可道路要是也没了、也断了呢？所以还得费些思索，想想死后的事——死亡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果真是一掠而光的话，至少我们就很难反驳享乐主义，逍遥的主张也就有了一副明智的面孔。尤其当死亡不仅指向个体，并且指向我们大家的时候——比如说北大西洋暖流一旦消失，南北两极忽然颠倒，爱滋病一直猖狂下去，或莽撞的小行星即兴来访，灿烂的太阳终于走到了安息日……总之如果人类毁灭，谁来偿还“生命的意义”这一本烂账？于是乎，关怀意义和怀疑意义的人们，势必都要凝神于一个问题了：生命之路终于会不会断绝？对此你无论是猜测，是祈祷，还是寻求安慰，心底必都存着一份盼愿：供我们行走的道路是永远都不会断绝的。是呀，也只有这样，意义才能得到拯救。感谢“造物主”或“大爆炸”吧，他为他们安排的似乎正是这样一条永不断绝的路。
虽然尼采说“上帝死了”，但他却发现，这样一条路已被安排妥当：“权力意志说的是，为什么有一个世界而不是什么都没有；永恒回归说的是，为什么在这世界中有秩序。因为权力意志重复它自己，所以现实有秩序……权力意志和永恒再现一起形成绝对肯定。”（斯坦哈特《尼采》P115）就是说，所以有这么个世界，是因为：这个世界原就包含着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或者说：这个世界，是被这个所包含的“权力意志”和“永恒再现”所肯定的。“权力意志”，也有译为“强力意志”、“绝对意志”的，意思是：意志是创生的而非派生的，是它使“有”或者“存在”成为可能。这与物理学中的“人择原理”不谋而合。而“权力意志”又是“永恒回归”的。“永恒回归”又译为“永恒再现”或“永恒复返”，意思是：“一切事物一遍又一遍地发生”（斯坦哈特《尼采》P114），“像你现在正生活着的或已经生活过的生活，你将不得不再生活一次，再生活无数次。而且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新的”（尼采《快乐的科学》P341）。正如《旧约·传道书》中所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太阳底下并无新事。有哪件事人能说‘看吧，这是新的’？”（《旧约·传道书1：9》）。就这样，“权力意志”孕生了存在，“永恒回归”又使存在绵绵不绝，因而它们一起保证了“有”或“在”的绝对地位。尼采对于“永恒回归”的证明，或可简略地表述如下：生命的前赴后继是无穷无尽的。但生命的内容，或生命中的事件，无论怎样繁杂多变也是有限的。有限对峙于无限，致使回归（复返、再现）必定发生。休谟说：“任何一个对于无限和有限比较起来所具有的力量有所认识的人，将绝不怀疑这种必然性”（大卫·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第八部分）。这很像我写过的那群徘徊于楼峰厦谷间的鸽子：不注意，你会觉得从来就是那么一群在那儿飞着，细一想，噢，它们生生相继已不知转换了多少回肉身！一群和一群，传达的仍然是同样的消息，继续的仍然是同样的路途，克服的仍然是同样的坎坷，期盼的仍然是同样的团聚，凭什么说那不是鸽婚的一次次转世呢？不过，尼采接下来说：“在你人生中的任何痛苦和高兴和叹息，和不可言表的细小或重大的一切事情将不得不重新光临你，而且都是以同样的先后顺序和序列”（斯坦哈特《尼采》P114）——对次我看不必太较真儿，因为任何不断细分的序列也都是无限的。彻底一模一样的再现不大可能，也不重要。“永恒回归”指的是生命的主旋律，精神的大曲线。“天不变，道亦不变”。比如文学、戏剧，何以会有不朽之作？就因为，那是出于人的根本处境，或生命中不可消灭的疑难。就像那群鸽子，根本的路途、困境与期盼是不变的根本的喜悦、哀伤和思索也不变。怎么会是这样呢？就因为它们的由来与去向，以及人的残缺与阻障，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样的。人都不可能成神。人皆为有限之在，都是以其有限的地位，来面对着无限的。所以，只要勤劳勇敢地向那迷茫之域进发，人间智慧难免也要在某一处汇合。惟懒惰者看破红尘。懒惰者
与懒惰者，于懒惰中爆发一致的宣称：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可就算是这样吧，断路的危险也并没有解除呀？如果生命——不论是鸽子，是人，还是恐龙——毁灭了，还谈什么“生生相继”和“永恒回归”？但请注意“权力意志和永恒再现一起形成绝对肯定”这句话。“绝对肯定”是指什么？是指“有”或“在”的绝对性。就连“无”，也是“有”的一种状态，或观察。因为“权力意志”是创生的。这个在创生之际就已然包含了对自身观察的世界，是不会突然丢失其一部分的。减掉其一部分——比如说观察，是不可能还剩下一个全世界的。就好比拆除了摄像头，还会剩下一个摄像机吗？所以不必杞人忧天，不必担心“有”忽然可以“无”，或者“绝对的无”居然又是“有”的。凭什么说“权力意志”是创生的？当然，这绝不是说整个宇宙乃是观察的产物，而是说，只有一个限于观察——用尼采的话说就是限于“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的世界，是我们能够谈论的。即我们从始至终所知、所言与所思的那个“有”或“在”，都是它，都只能是它；就连对观察不及之域的猜想，也是源于人的“内部透视”，也一样逃不出“人性投射”的知与觉。正如大物理学家玻尔所说：“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而只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我们可以怎样说。”也就是老子所说的“知不知”吧。知亦知所为，不知亦知所为，故你只能拥有一个“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的世界。此外一切免谈。此外万古空荒，甭谈存在，也甭谈创生；一谈，知就在了观察就在了，所以“权力意志”是创生的。不过，“知不知”并不顺理成章地导致虚无与悲观。尽管“内部透视”注定了“测不准原理”的正确，人也还是要以肯定的态度来对待生命。虚无和悲观所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问虚无与：既如此，您为啥还要活下去？料其难有所答，进而就会发现，原来心底一直都是有着某种憧憬和希望的。你只能拥有一个“内部透视”或“人性投射”的世界——可是，这样的话，上帝将被置于何位？这岂非等于还是说，世界是人——“权力意志”——所创造的吗？很可能，“超人”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人，一种有限之在，一种有限的观察或意志，你确实应该不断地超越自己，但别忘了，你所面对的是“无限”他老人家！“权力意志”给出了“有”，同时，“权力意志”之所不及——知不知——给出了“无”。然而，这个“无”却并不因为你的不及就放过你，它将无视你的“权力意志”而肆无忌惮地影响你——而这恰是“无也是有的一种状态”之证明。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超人”无论怎样超越也不可能成为神。所以，人又要随时警醒：无论怎样超越自我，你终于不过是个神通有限的孙猴子。
好像出了问题。既然“无”乃“权力意志”之不及，怎么“无”又会影响到“权力意志”呢？不过问题不大，比如说：我知道我摸不到你，但我也知道，我摸不到的你未必不能摸不到我——这逻辑不成立吗？换句话说：“无”即是我感受得到却把握不了的那种存在。这便又道出了“权力意志”的有限性，同时把全知全能还给了上帝，还给了神秘或无限。这样看，“权力意志”的不及，或“内部透视”与“人性投射”之外，也是可以谈论、可以猜想的（惟休想掌控）。那万古空荒，尤其是需要谈论和猜想的——信仰正是由此起步。故先哲有言：神不是被证实的，而是被相信的。可是，“权力意志”是有限的，并且是“永恒回归”的，这岂不等于是说：人只能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转圈吗？转圈比断绝，又强多少呢？莫急，人家说的是“权力意志和永恒再现一起形成绝对肯定”，又没说“权力意志”和“永恒回归”仅限于人这样一种生命样式。“权力意志”是创生而非派生的，而人呢，明明是历经种种磨难和进化，而后才有的。这一种直立行走的哺乳动物，除了比其所知的一切动物都能耐大，未必还比谁能耐大。其缺陷多多即是证明，比如自大和武断：凭什么说，生命的用料仅限于蛋白质，生命的形式仅限于拟人的种种规格？而另一项坏毛病是掩耳盗铃：对不知之物说“没有”，对不懂之事说“没用”。可是，人类又挖空心思在寻找外星智能，而且是按照自己的大模样找，或用另外的物质制造另外的智能，造得自己都心惊肉跳。很可能，跟人一模一样的生命仅此一家。而其实呢，比人高明的也有，比人低劣的也有，模样不同，形式不一，人却又赌咒发誓地说那不能也算生命。“生命”一词固可专用于蛋白质的铸造物，但“权力意志”却未必仅属一家。据说，“大爆炸”于一瞬间创造了无限可能，那就是说，种种智能形式也有着无限的可能，种种包含着对自身观察的世界也会是无限多，惟其载体多种多样罢了。我们不知是否还有知者，我们不知另外的知者是否知我们，我们凭什么认定智能生命或“权力意志”仅此一家？不过我猜，无论是怎样的生命形式，其根本的处境，恐怕都跑不出去跟人的大同小异。为什么？大凡“有”者皆必有限，同为有限之在，其处境料不会有什么本质不同。有限并埋头于有限的，譬如草木鱼虫，依目前的所知来判断，是不具“权力意志”的。惟有限眺望着无限的，譬如人，或一切具“我”之概念的族类，方可歌而舞之、言而论之，绵绵不绝地延续着“权力意志”。这样来看，“权力意志”以及种种类似人的处境，不单会有纵向的无限延续，还会有横向的无限扩展。“无”这玩意儿奇妙无比，它永远不能自立门户，总得靠着“有”来显自己。“有”就能自立门户吗？
一样不行，得由“无”来出面界定。而这两家又都得靠着观察来得其确认。“权力意志”就这么得逞了——有也安营，无也扎寨，吃定你们这两家的饭了。哈，这岂不是好吗？不管你说无说有，说死说活，“权力意志”都是要在的。路还能断吗？干吗死着心眼儿非做那地球上某种直立行走的动物不可？甚至死心眼儿到，舍不得一具肉身和一个偶然的姓名。永恒回归的回路或短或长，或此或彼，但有限对峙于无限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有一条无穷的道路已被证明，你不得给它点儿意义吗？暂时不给也行，但它无穷无尽，总有一天“权力意志”会发现不给它点儿意义是自取无聊。无聊就无聊，咋啦？那你就接近草木鱼虫了呗，爱护环境的人当然还是要爱护你，但没法儿跟你说话。不过问题好像还是没解决。尽管生命形式多多，与我何干？凡具“我”之概念者，还不是都得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做无限的行走？可是总这么走，总这么走，总这么“永恒回归”是不是更无聊？嚯，糜菲斯特来了。浮士德先生，你是走、是不走吧？不走啦，就这么灯红酒绿地乐不思蜀吧！可这等于被有限圈定，灵魂即刻被魔鬼拿去。那就走，继续走！可是，走成个圈儿还不等于是被有限圈定，魔鬼还不是要偷着乐？那咋办，终于走到哪儿才算个头呢？别说“终于”，也别说“走到”，更别说“到头”，“永恒回归”是无穷路，没头。“永恒回归完全发生在这个世界中：没有另一个世界，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天堂），也没有一个更坏的世界（地狱）。这个世界就是全部”（斯坦哈特《尼采》P115）。就是说：你跑到哪儿去，也是这样一个有限与无限相对峙的世界。所以，就断掉“无苦无忧”“极乐之地”这类执迷吧，压根儿就没有那号事！这样不好吗？无穷路，只能是无穷地与困苦相伴的路。走着走着忽然圆满了，岂不等于是路又断了？半截子断了，和走到了头，有啥两样吗？终于痛而思“蜀”了。好事！这才不至于成为草木虫鱼、奇石怪兽。但“蜀”在何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它不在人们惯行的前后左右，它的所在要人仰望——上帝在那儿期待着你！某种看不见却要信的东西，在那儿期待着你！期待着人不要在魔障般的红尘中输掉灵魂，而要在永恒的路上把灵魂锤炼得美丽。听懂那慈爱的天音，并以你稚拙的演奏加入其中。静下心来，仔细听吧，人间智慧都在那儿汇合——尼采、玻尔、老子、爱因斯坦、歌德……他们既知虚无之苦，又懂得怎样应对一条永无终止的路。勤劳勇敢的人正在那儿挥汗如雨，热情并庄严地演奏，召唤着每一个人去加入。幸好，任何有限的两个数字间都有着无穷序列，那便是换一个（非物质）方向——去追求善与美的无限之途。
文明：人类集体记忆——张文涛的《尼采六论》读后对于“永恒复返”，《尼采六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都是会死的，永恒对个体生命的拯救不过是一种意愿，而意愿并非事实，甚至也不能算是信仰。“个体通过永恒获得意义，永恒却需要个体去意愿”，这便是尼采的困境。再说了，就算生活在复返，可我自己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除非我还记得上一次生活，我就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第二次过同样的生活。”如果一次次生活之间并无记忆关联，则每一次都仅仅是这一次，“永恒”岂非自我欺骗？但是，人有两种独具的能力：记忆和联想。人的记忆又分两种：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死亡中断了个体记忆，使生命意义面临危机。但集体记忆——文化或文明的积累——使个体生命经由联想而继承和传扬着意义。因而，从来就不是“个体通过（假想的）永恒获得意义”，而是：个体通过真确的意义而获得永恒。为什么爱是美好的，恨是丑恶的？就因为爱意味着寻找他者，这寻找，必然要建构并接续起意义；而恨是拒斥他者，拒斥的同时必然割断并丢弃了意义——正如被分离的音符使音乐破碎成无意义的噪音。而音乐却整合起相互隔裂的音符，从而构成意义，并使每一个音符都有了意义。所以，是音乐拯救了音符，是意义拯救了当下，是文明这一集体记忆拯救了个体生命。因而，个体的从生到死仅仅意味着“永恒复返”的一个环节。此外没有永恒。这样看，死将会是多么的不再可怕——每一个音符都因自身的展现而获得意义，都以自身的被度过而构造着永恒。关键是要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没有永恒，也没有当下。永恒和当下，都是由于对意义的认知与联想。所谓“肯定当下”，可当下是多久呢？一分还是一秒？当下，其实是：构造意义所需要的最短过程。意义，使你意识到一刹那，否则千年万年也是不存在。当然，也会意识到无意义，但这不等于是意识到了意义吗？这就又说到了“权力意志”。本人除了懂北京话，还懂陕北话，再没有了。可我总以为“权力意志”不如译为“绝对意志”的好，否则很容易被误认为，仅仅是对他人的强权。“绝对意志”，什么意思？——离开它咱啥也别谈！故还是要援引玻尔那句名言：“物理学并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的，只能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可以怎样说。”但《六论》中又谈到：如果“意志的创造除了自身，没有其他标准，这难道不会导致意志创造的随意性、相对性？”于是“本来意欲克服相对主义的尼采，最终却让自己陷入了难以摆脱相对主义的麻烦”。
是呀，这也是“超人”的麻烦，也是“权力意志”、“人性投射”和“内部透视”的麻烦。因为“意志”这一有限之在，必然意味着“意志”之所不及的无限之在。而“内部”和“人性”则想必会有“外部”和“神性”与之对应。这样一想倒很有趣了：自身在创造自身之时，必不可免地也指出了他者，有限在确认了有限的同时感到了无限。再想下去就更好了：人，所以成不了神——以后谁也别再冒充啦！而“超人”，则仅仅意味着人之不断的自我超越。神的事，人不知（其所以），只能听（或不听），只能想（或不想），只能信（或不信），只能跟随（或背离）。那不是音乐吗，对音符来说？——天籁之音，无限之谜，无限对有限的围困，或上帝之严厉而温柔的命令。音乐即音符之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既是造物主——安排并限定了音符的位置，也是救世主——倘若音符能够谛听并跟随那不息不懈的奏响。音符是有限的，音乐的横向构成与纵向延续都是无限，这使得任何一个音符都必然会“永恒复返”。但非重复。生命的困境，就其本质而言是必然要重复的，但人的突围行动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说，音符的困境，和音乐的本质，是难免重复的，但那充天盈地的大音或委婉、或悲怆、或平稳流淌、或激流涌荡……盘盘绕绕，万转千回，却不重复，也使得每一个音符都有其“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受。或可这样理解死亡的好意：那是一段段乐章间的歇息，以利乐手们重整旗鼓，以无限的曲式去表达其不变的投奔吧。还要说“个体看似获得了意义，但是，单一个体生命的虚无性质实际上是被掩盖、隐藏了起来”，就有点矫情了。什么是“个体生命”？如果说，个体的必然死亡即是生命之必然的虚无性，岂不等于把生命仅仅限定为生理的肉身了？人都是要死的，这谁不知道？但这是拯救的前提，否则拯救无从谈起。拯救，难道不是指生命的意义，而是说生理的肉身？难道不是要使一个个盲目的音符——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生命，融入一曲永恒的音乐中去从而获得意义，而是要炼一粒长生不老的灵丹？“永恒复返”莫非一定要靠这粒灵丹来证明，才不是谎言？尼采曾想用科学来证明“永恒复返”，这算得上是糊涂，因为科学早把精神一维悬置起来了。我常想，如若科学能够引入精神，或许倒能拿出“永恒复返”的实据。但就算这不是“巴别塔”的续集，果真成功了，那拯救一事也就不用再提。所以，拯救还是要回到其固有的前提：人都是要死的，或每一音符都将被度过。尼采的麻烦，在于他把人所面对的“无限”也给虚无掉了。咱是有限，他是无限，咱是人，他是谁？只要诚实，只要思考，只要问到底，你不可能不碰上他。你又诚实，又思考，又问到底，可又要否定他，说他死了，能不出毛病？他是谁？他就是那个被称之为上帝的无限之在！你愿意给他别的名字也行，但他绝不因为年看不见他、弄不清他甚至于否定他，他就不在，就不难为你。从这个意义上说，哲人是立法者
和发布命令的人吗？他可命令得了“权力意志”所不及的无限吗？他只可能是，被围困之生命的侦察者和指引者。指引，也仅仅是把那包围圈不断地扩大，原因很简单：你不可能不在那包围圈的前沿，因此不可能不碰上他。尼采从日神走向酒神，分明是说已经碰见他了，已经碰见了又说没碰见，说没碰见吧又明显是个瞎话儿。尼采是不是把我们领到了门口，存心要留一个悬念？那层窗户纸马上就要捅破了嘛！所谓“高贵的虚无主义”，与其它虚无主义有何区别？酒神！酒神的步履明明是有了信念的步履，明明是在那无限围困之下的步履，围困之下却坚拒虚无的步履——这岂不是已经证明了上帝，证明了神圣，证明了生命在“永恒复返”地创造着意义吗？何虚无之有？神的事，人不知；人的事，就是在命运的围困中——也可以说是无奈地——构造并接续起意义，从而拯救了当下也拯救了永恒。所以“永恒复返”绝不是“对大地生活的全面肯定”，而仅仅是说：人不可能逃避大地生活，死都不能。至于肯定，则是指向着永恒的追寻与超越，即大地对天穹的仰望——那一曲博大的音乐从来就是充天盈地。我的轮椅坐轮椅竟已坐到了第二十二个年头，用过的轮椅也近两位数了，这实在让人没想到。1980年秋天，“肾衰”初发，我问过柏大夫：“鄙人刑期尚余几何？”她说：“阁下争取再活十年。”都是玩笑的口吻，但都明白这不是玩笑——问答就此打住，急忙转移了话题，便是证明。十年，如今已然大大超额了。那时还不能预见到“透析”的未来。那时的北京城仅限三环路以内。那时大导演田壮壮正忙于毕业作品，一干年轻人马加一个秃顶的林洪桐老师，选中了拙作《我们的角落》，要把它拍成电视剧。某日躺在病房，只见他们推来一辆崭新的手摇车，要换我那辆旧的，说是把这辆旧的开进电视剧那才真实。手摇车，轮椅之一种，结构近似三轮摩托，唯动力是靠手摇。一样的东西，换成新的，明显值得再活十年。只可惜，出院时新的又换回成旧的，那时的拍摄经费比不得现在。
不过呢，还是旧的好，那是我的二十位同学和朋友的合资馈赠。其实是二十位母亲的心血——儿女们都还在插队，哪儿来的钱？那轮椅我用了很多年，摇着它去街道工厂干活，去地坛里读书，去“知青办”申请正式工作，在大街小巷里风驰或鼠窜，到城郊的旷野上看日落星出……摇进过深夜，也摇进过黎明，以及摇进过爱情但很快又摇出来。1979年春节，摇着它，柳青骑车助我一臂之力，乘一路北风，我们去《春雨》编辑部参加了一回作家们的聚会。在那儿，我的写作头一回得到认可。那是座古旧的小楼，又窄又陡的木楼梯踩上去“嗵嗵”作响，一代青年作家们喊着号子把我连人带车抬上了二楼。“斯是陋室”——脱了漆的木地板，受过潮的木墙围，几盏老式吊灯尚存几分贵族味道……大家或坐或站，一起吃饺子，读作品，高谈阔论或大放厥词，真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以，这轮椅殊不可以“断有情”，最终我把它送给了一位更不容易的残哥们儿。其时我已收获几笔稿酬，买了一辆更利远行的电动三轮车。这电动三轮利于远行不假，也利于把人撂在半道儿。有两回，都是去赴苏炜家的聚会，走到半道儿，一回是链子断了，一回是轮胎扎了。那年代又没有手机，愣愣地坐着想了半晌，只好侧弯下身子去转动车轮，左轮转累了换只手再转右轮。回程时有了救兵，一次是陈建功，一次是郑万隆，骑车推着我走，到家已然半夜。链子和轮胎的毛病自然好办，机电部分有了问题麻烦就大。幸有三位行家做我的专职维护，先是瑞虎，后是老鄂和徐杰。瑞虎出国走了，后二位接替上。直到现在，我座下这辆电动轮椅——此物之妙随后我会说到——出了毛病，也还是他们三位的事；瑞虎在国外找零件，老鄂和徐杰在国内施工，通过卫星或经由一条海底电缆，配合得无懈可击。两腿初废时，我曾暗下决心：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我抬进院子，一见那青天朗照、杨柳和风，决心即刻动摇。又有同学和朋友们常来看我，带来大世界里的种种消息，心就越发活了，设想着在那久别的世界里摇着轮椅走一走，也算不得什么丑事。于是有了平生的第一辆轮椅，那是邻居朱二哥设计的。父亲捧了图纸，满城里跑着找人制作。用材是两个自行车轮、两个
万向轮并数根废弃的铁窗框。母亲为它缝制了坐垫和靠背，后又求人在其两侧装上支架，撑起一面木板，书桌、饭桌乃至吧台就都齐备。倒不单是图省钱。现在怕是没人会相信了，那年代连个像样的轮椅都没处买；偶见“医疗用品商店”里有一款，其昂贵与笨重都可谓无比。我在一篇题为《看电影》的散文中，也说到过这辆轮椅：“一夜大雪未停，事先已探知手摇车不准入场（电影院），母亲便推着那辆自制的轮椅送我去……雪花纷纷地还在飞舞，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一群飞蛾。路上的雪冻成了一道道冰凌，母亲推得沉重，但母亲心里快乐……母亲知道我正打算写点什么，又知道我跟长影的一位导演有着通信，所以她觉得推我去看这电影是非常必要的，是件大事。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一起在那条快乐的雪路上跋涉时，谁也没有把握，唯朦胧地都怀着希望。”那一辆自制的轮椅，寄托了二老多少心愿！但是下一辆真正的轮椅来了，母亲却没能看到。下一辆是《丑小鸭》杂志社送的，一辆正规并且做工精美的轮椅，全身的不锈钢，可折叠，可拆卸，两侧扶手下各有一金色的“福”字。除了这辆轮椅，还有一件也是我多么希望母亲看见的事，她却没能看见：1983年，我的小说得了全国奖。得了奖，像是有了点儿资本，这年夏天我被邀请参加了《丑小鸭》的“青岛笔会”。双腿瘫痪后，我才记起了立哲曾教我的“不要脸精神”，大意是：想干事你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儿里凑。立哲说这话时，我们都还在陕北，十八九岁。“文革”闹得我们都只上到初中，正是靠了此一“不要脸精神”，赤脚医生孙立哲的医道才得突飞猛进，在陕北的窑洞里做了不知多少手术，被全国顶尖的外科专家叹为奇迹。于是乎我便也给自己立个法：不管多么厚脸皮，也要多往作家堆儿里凑。幸而除了两腿不仁不义，其余的器官都还按部就班，便一闭眼，拖累着大伙儿去了趟青岛。参照以往的经验，我执意要连人带那辆手摇车一起上行李厢，理由是下了火车不也得靠它？其时全中国的出租车也未必能超过百辆。树生兄便一路陪伴。谁料此一回完全不似以往（上一次是去北戴河，下了火车由甘铁生骑车推我到宾馆），行李厢内货品拥塞，密不透风，树生心脏本已脆弱，只好于一路挥汗、谈笑之间频频吞服“速效救心”。
回程时我也怕了，托运了轮椅，随众人去坐硬座。进站口在车头，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身高马大的树生兄背了我走，先还听他不紧不慢地安慰我，后便只闻其风箱也似的粗喘。待找到座位，偌大一个刘树生竟似只剩下了一张煞白的脸。《丑小鸭》不知现在还有没有？那辆“福”字牌轮椅，理应归功其首任社长胡石英。见我那手摇车抬上抬下着实不便，他自言自语道：“有没有更轻便一点儿的？也许我们能送他一辆。”瞌睡中的刘树生急忙弄醒自己，接过话头儿：“行啊，这事儿交给我啦，你只管报销就是。”胡石英欲言又止——那得多少钱呀，他心里也没底。那时铁良还在“医疗设备厂”工作，说正有一批中外合资的轮椅在试生产，好是好，就是贵。树生又是那句话：“行啊，这事儿交给我啦，你去买来就是。”买来了，四百九十五块，1983年呀！据说胡社长盯着发票咋舌。这辆“福”字牌轮椅，开启了我走南闯北的历史。其实是众人推着、背着、抬着我，去看中国。先是北京作协的一群哥们儿送我回了趟陕北，见了久别的“清平湾”；后又有洪峰接我去长春领了个奖。父亲年轻时在东北林区待了好些年，所以沿途的大地名听着都耳熟；马原总想把我弄到西藏去看看，我说：下了飞机就有火葬场吗？吓得他只好请我去了趟沈阳。王安忆和姚育明推着我逛淮海路，是在1988年。那时她们还不知道，所谓“给我妹妹挑件羊毛衫”其实是借口，那时我又一次摇进了爱情，并且至今没再摇出来。少功、建功还有何立伟等等一大群人，更是把我抬上了南海舰队的鱼雷快艇。仅于近海小试风浪，已然触到了大海的威猛——那波涛看似柔软，一旦颠簸其间，竟是石头般的坚硬。又跟着郑义兄走了一回五台山，在“佛母洞”前汽车失控，就要撞下了山崖时被一块巨石挡住。大家都说“这车上必有福将”，我心说我呀，没见轮椅上那个“福”字？1996年迈平请我去斯德哥尔摩开会。飞机缓缓降落时，我心里油然地冒出句挺有学问的话：这世界上果真是有外国呀！转年立哲又带我走了差不多半个美国，那时双肾已然怠工。我一路挣扎着看：大沙漠、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立哲是学医的，笑嘻嘻地闻一闻我的尿说：“不要紧，味儿挺大，还能排毒。”其实他心里全明白。他所以急着请我去，就是怕我一旦“透析”就去不成了。他的哲学一向是：命，干吗用的？单是为了活着？
说起那辆“福”字轮椅就要想起的那些人呢？如今都老了，有的已经过世。大伙儿推着、抬着、背着我走南闯北的日子，都是回忆了。这辆轮椅，仍然是不可“断有情”的印证。我说过，我的生命密码根本是两条：残疾与爱情。如今我已年近花甲，手摇车是早就摇不动了，“透析”之后连一般的轮椅也用着吃力。上帝见我需要，就又把一种电动轮椅放到我眼前，临时寄存在王府井的医疗用品商店。妻子逛街时看见了，标价三万五。她找到代理商，砍价，不知跑了多少趟。两万九？两万七？两万六，不能再低啦小姐。好吧好吧。希米小姐偷着笑：“你就是一分不降我也是要买的！”这东西有趣，狗见了转着圈地冲它喊；孩子见了总要问身边的大人：它怎么自己会走呢？这东西给了我真正的自由：居家可以乱窜，出门可以独自疯跑，跳舞也行，打球也行，给条坡道就能上山。舞我是从来不会跳。球呢，现在也打不好了，再说也没对手——会的嫌我烦，不会的我烦他。不过时隔三十几年我居然上了山——昆明湖畔的万寿山。谁能想到我又上了山呢！谁能相信，是我自己爬上了山的呢！坐在山上，看山下的路，看那浩瀚并喧嚣着的城市，想起凡·高给提奥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穿越大地，我们只是经历生活。”“我们从遥远的地方来，到遥远的地方去……我们是地球上的朝拜者和陌生人。”坐在山上，看远处天边的风起云涌，心里有了一句诗：嗨，希米，希米／我怕我是走错了地方呢／谁想却碰见了你！——若把凡·高的那些话加在后面，差不多就是一首完整的诗了。坐在山上，眺望地坛的方向，想那园子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想那些“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想那些“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想我曾经的那些想：“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
有个回答突然跳来眼前：扶轮问路。但这不仅仅是说，有个叫史铁生的家伙，扶着轮椅，在这颗星球上询问过究竟。也不只是说，史铁生——这一处陌生的地方，如今我已经弄懂了多少。更是说，譬如“经轮常转”，那“轮”与“转”明明是指示着一条无限的路途——无限的悲怆与“有情”，无限的蛮荒与惊醒……以及靠着无限的思问与祷告，去应和那存在之轮的无限之转！尼采说“要爱命运”，爱命运才是至爱的境界。“爱命运”既是爱上帝——上帝创造了无限种命运，要是你碰上的这一种不可心，你就恨他吗？“爱命运”也是爱众生——假设那一种不可心的命运轮到别人身上，你就会松一口气怎的？而凡·高所说的“经历生活”，分明是在暗示：此一处陌生的地方，不过是心魂之旅中的一处景观、一次际遇，未来的路途一样还是无限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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