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教学案

《说书人》教案山东潍坊昌邑文山中学教学目标：1.了解作者师陀,引发深入阅读其作品的兴趣。2.学习通过整体分析文章内容,分析人物形象。3.分析理解小说散文化的艺术特色。4.品鉴作者的情感,通过思考获得感染和熏陶。教学重点：说书人的人物形象。教学难点：散文化小说的特点。教学时长：一课时教学内容及步骤：一、检查预习：笸箩(　　)　扈家庄(　　)　咳嗽(　　)台衔(　　)踌躇(　　)玉墀(　　)蝙蝠(　　)唾血(　　)喑哑(　　)灵柩(　　)阡陌(　　)枸杞(　　)荒冢(　　)二、解文题“说书”是一个曲艺名词。一般指只说不唱的曲艺,如宋的讲史、元的平话,以及现代的苏州评话、北方评书等。从广义上说,它还兼指某些有说有唱的曲艺,如弹词、蒙语说书等。“说书人”就是以此为谋生手段的人。三、识作者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师陀,中国现代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谷》《果园城记》(《说书人》最初收集于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中)等,长篇小说《结婚》《马兰》等。192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遂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内容写于这个期间。建国以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曾到河南、山东等地访问,写下的作品主要收入于短篇小说集《石匠》中。1957年后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颇得好评。四、知背景《说书人》是现代作家师陀1942年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后收入师陀的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果园城记》是作者描写20世纪初年至40 年代北方农村和小城镇的社会和人的短篇小说集。这是一本较为特殊的短篇小说集，它不是一般的小说汇集，而是根据事先的计划创作的。据作者说，那是1936年7月底，他从北平去上海，绕道一位朋友祖居的小城。小城到处栽满的果树把他迷住了，他当时就起意拿小城写一本书。但是没有能马上兑现，接着抗日战争爆发，作者流落上海洋场，直至1938年才又拾起来。全书十八篇，后来又补写了一篇。除第一篇“果园城”概括介绍小城的地理历史外，每篇基本上是写一、二个人物，其中有豪绅地主、地痞流氓、知识分子、邮差先生、说书人、行商、走贩、小渔夫、小学教师，也有革命家、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可称之为“小城人物大观”。师陀在《果园城记》的后记中写道：“这小书的主人公是个我想象中的小城，……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个活的人。我从它的寿命中我顶熟悉的一段：　从清末年到民国二十五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全放进去。一、归纳人物形象按作品的叙述信息，说书人给读者的强烈、深刻的印象，是三个关键词：　孤苦、善良与被弃。孤苦，他是一个孤苦的人。说书人的苦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第一，“他压根儿没有家”。他没有财富、没有产业，因贫穷而无妻无子、无家可归。作品里没有交代他具体住在哪里，但读者可想而知，或许就住在他说书的城隍庙里。第二，他以说书维持生计。固定在“在城隍庙月台下面，他放一张断腿板桌，周围——前面和两旁，放几条板凳”，“他用折扇打、刺、砍、劈，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制钱”，是明清朝代官方铸造的钱币、中间有方孔的称铜钱，无孔的称铜元或铜板。）第三，他因贫病而死。说书人体质本来就瘦弱，“他是个中年人，穿一件蓝布长衫，脸很黄很瘦”，一直抱病说书，且无钱治病，以至病情越来越重；去世前八天还坚持说书，否则就没钱买吃的。最后，他是病死和饥死的。善良，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说他善良，主要是指他以说书为生，他说“封神”、说“隋唐”、说“七侠五义”和“精忠传”以及《水浒传》等等，讲的都是古代人物武松、鲁智深、吴用、孙二娘等等的故事，他们行侠仗义，疾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人民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作者给“说书人”的定义，是“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他讲的故事无疑根据古代话本、拟话本因袭相传而来，都是虚构、杜撰的，即使像《水浒传》里的英雄，有的历史上有其真实姓名，但他们的故事已经被无限放大、被无限“撒谎”了的人物，是被艺术无限夸张之后、说书人心目中道德家的形象。类似上述的话本与拟话本，思想表现的一个共同的模式，是道德意义的惩恶扬善、因果报应，是从道德理想上引导人们向真、向善、向美，以给现实生活中难以自救的苦人以及前来听书休闲的劳动者获得一种精神安慰。说书人自己被他所讲述的英雄人物所感动，执着于说书，不再追求其它谋生糊口的生路，说书成了他唯一的生存方式与生命形式。惟其如此，他一生的善良，就是以此类善良的故事传播正能量，让无数听众获得感动和休闲。从这个意义上说，师陀笔下的说书人是一位善良高尚、专司口头传播、说教的道德家。他“感动过多少人”，“给了人多少幻想，将人的心灵引的多么远”，他“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 另外创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这些描述，应该看作是对作者说书人善良“本质”的诠释。被弃，他又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说书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人关心他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没有关心其是否娶妻生子等精神生活，没有人在他生病而且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给他送医送药、嘘寒问暖。他缺少的是社会及其周围人群的关爱与温暖。人们对他唯一的关心，是听他说书取乐而已。所以，他对他人的存在唯一的意义，就是说书人与听众之间最简单的关系，就是用他的劳动换取几个“制钱”的关系，这个最简单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他被遗弃的人生悲剧。作品通过他的“死”，把他这个苦命人被社会遗弃的悲剧，进行了最为形象、最为刻骨铭心的描写。他的“灵柩”被几个好心的人抬去乱坟岗下葬，所谓“灵柩”，就是用芦席包捆，所谓“下葬”，就是挖个坑埋了。他最后告别这个世界、告别人生舞台的情景是极凄凉的：　抬他的人没有怜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其中甚至有人嘲弄地说：“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如此结局可谓凄惨至极。孤苦、善良、被弃三方面的叙写，比较完整地刻画了作为社会底层一个“苦人”的形象。然而，更准确地说，说书人是一位旧时代“多余人”的形象。“多余人”是泊来的概念。它缘起于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文学，指的是一批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虽有高尚的理想，却缺少行动，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只能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才华。从普希金到莱蒙托夫，到果戈理，到冈察洛夫，到屠格涅夫，到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都描写了这类“多余人”的形象。如赫尔岑所说：“在俄国受到这种强大的西方潮流影响的人不会成为历史人物，却成了一些古怪的人…他们是种聪明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也创造过很多“多余人”的形象，如鲁迅笔下如的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伤逝》）等，巴金笔下的觉新、柔石笔下的肖涧秋、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曹禺笔下的周萍以及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郁翻译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时把“多余人”翻译为“零余者”）等等。而在文学史上现代作家们还创造了与此相似却又与之区别的另一种“多余人”形象，如穷困潦倒于社会生活最底层、早已泯灭了“学而优则仕”等理想的孔乙己（《孔乙己》）。而师陀笔下的说书人，也是一位读书人，从为之下葬的人所说的“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两句话，可以想象他也是知识分子，拥有过很多书，而且肯定读过；他在大量阅读古典小说、话本、拟话本的基础上，自编自演而成为说书人的。这位“说书人”的形象，无疑是现代文学史第二个十年间又一位“孔乙己”的艺术形象。从生病到病重到死亡这个动态过程的描写，它固然是为了渲染说书人故事的悲情性，同时死亡过程的强调与完整言说，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生命价值——说书人的文化价值的叩问，是为了不断地反拨社会认识价值与文化意义的价值。换句话说，说书人是一个文化符号，这位有着古典文化与评书艺术文化标识的说书人之死亡，无疑是时代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悲哀。鲁迅先生曾经对孙伏园先生说过：“《孔乙己》……的主要用意，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也就是说，咸亨酒店之里与之外的所有人—— 顾客、掌柜、小伙计、小孩子等对孔乙己的“凉薄”，都把他当成嘲弄与取乐的对象，竟然毫无同情与怜悯之心。而对他施以同情怜悯的，唯有作者的鲁迅。揣摩《说书人》作者的态度，毫无疑问是受鲁迅的影响，也是大体上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同情怜悯说书人的，也只有师陀。一、说书人形象与孔乙己形象的比较。说书人与孔乙己有很多相似之处。外形相似：　孔乙己“青白脸色”，穿又脏又破的“长衫”，说书人“脸很黄很瘦”，“穿一件蓝布长衫”。处境、职业相似：　皆因穷困而潦倒，孔乙己以替人“抄书”糊口，说书人以给人“说书”为生。结局相似：　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了腿，“用手”走路，形容极惨，“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可以想象，最后他不是饿死就是病死；说书人最后也是死于贫病，抬去下葬时的情状目不忍睹：“脚从席子里露出来，不住随着杠手的步骤摆动，他的破长衫的一角直垂到地上，一路上扫着路上的浮土”。而这些种种相似集中到一点，则是本质上的相似，即都是旧时代旧社会被凉薄、被损害、被遗弃的“多余人”。七、《说书人》所反映的社会环境作者含蓄地展现了一幅混乱的社会画卷:以“说书人”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困顿不堪、难以为生;赏钱由三个到五个制钱,到后来制钱绝迹,以及对讨赏钱场面的描述,反映了物价飞涨的经济现状。读者通过说书人悲惨命运的叙事之后，自然会追问他为什么没有结婚生子？为什么满腹故事（历史与文学方面的学问）却贫病交加而死无棺木？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归结于他的贫穷；而在实质上，这些问题追问着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人与社会的对立，追问着“他人”的存在是“苦命人”的“地狱”。因此，这篇小说是作者对中国20、30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及其包括腐败的官僚、残暴的军阀、为富不仁的地主资产阶级等等罪恶势力的控诉与批判。正因为旧社会及其依附的罪恶势力，对说书人为标识符号的穷苦平民百姓进行压迫、剥削、伤害，把他们挤兑到社会的最底层，而使他们处于贫穷、饥饿、疾病、流离失所的境遇之中。八、我对说话书人什么态度？世人对说书人又是什么态度？说书人迷住了“我”，迷住了“我们”。“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一会，定更炮响过，接着是寺院里的大钟，再接着，鼓楼上的云牌。当这些声音一个跟着一个以它们宏大的为人熟悉的声调响过之后，摊肆全被收去，庙里安静下来，在黑暗中只有说书人和他的听客。以至于也成了“我”的一种爱好，一种思念，以至于“我每次到这小城里来第一个总想到他”，乃至为之送葬，为之著书。没有人关心他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没有关心其是否娶妻生子等精神生活，没有人在他生病而且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给他送医送药、嘘寒问暖。他缺少的是社会及其周围人群的关爱与温暖。人们对他唯一的关心，是听他说书取乐而已。他的“灵柩”被几个好心的人抬去乱坟岗下葬，所谓“灵柩”，就是用芦席包捆，所谓“下葬”，就是挖个坑埋了。他最后告别这个世界、告别人生舞台的情景是极凄凉的：　抬他的人没有怜悯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其中甚至有人嘲弄地说：“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 。如此结局可谓凄惨至极。九、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环境描写看，你认为本文蕴含了作者哪些情感?(1)对底层民众的同情。遭遇悲惨的“说书人”是苦难底层民众的代表,他们苦苦挣扎,最后悲惨离世,作者在字里行间抒发了对民生的深切关怀。(2)对生命寂寞无常的感叹。“说书人”中年时也曾感动过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听书人,但时间流逝,听客们老去、离开,“说书人”自己也逐渐老去,终于了结一生。文章表达了作者对“生命寂寞无常”这一亘古不变的哲学命题的思考。(3)对社会混乱、冷漠的批判。本文中,作者笔下的社会是混乱、冷漠的,物价飞涨、外来文化侵入、民不聊生,面对生病乃至死去的“说书人”,人们漠不关心,作者借本文对这种社会现实进行了含蓄的批判。十、讨论情节安排特色在情节安排上，抓住什么来组织材料？长衫、肖像、病情三次写长衫，三次写与说书人的见面，四次写说书人的病情。“我”与说书人细节描写的内容第一次见说书人再见说书人最后见说书人全文贯穿了四次关于说书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叙写，先是“时常咳嗽”；后来交代“他咳嗽，并且吐血”；再后来交代“他时常发病，他不能按时开书，有时候他要在中间停好几天”；最后“我”来小城时找他，听人说“他正害病……好几天没有来了”，第二天又听说“说书人死了”。从生病到病重到死亡这个动态过程的描写，它固然是为了渲染说书人故事的悲情性，同时死亡过程的强调与完整言说，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生命价值——说书人的文化价值的叩问，是为了不断地反拨社会认识价值与文化意义的价值。换句话说，说书人是一个文化符号，这位有着古典文化与评书艺术文化标识的说书人之死亡，无疑是时代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悲哀。十一、散文体小说的特点。散文体小说，是指以小说体裁和散文体裁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散文化了的一种小说。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体，即用散文的形式创作的一种小说。散文体小说不以具体的描写情节见长，甚至很少有情节，也没有更多的细节描写，这是小说接近散文的主要地方。但作为小说，必须多多少少要有情节的安排，有些作品看似散文，但人物是虚构的，事件也多以虚构为主，情节虽比一般小说真实，但也是虚构的，符合小说虚拟的特征。这类小说往往能表现作者的一种强烈的感受，打破了小说的某些桎梏，自由的发挥自己的思想。 《说书人》采用散文通常采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作者通过“我”的叙述，让“说书人”的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读者随着“我”的视角，感知“说书人”的故事，了解“我”的内心活动。作品淡化了故事情节的叙述，强化了人物情感的抒发。通过叙述、描写刻画了“说书人”的形象，通过议论、抒情展示“说书人”身上富有光彩的一面。特别是小说的最后一节，融叙述、描写、议论、抒情于一体，既是故事的结局，又是说书人的祭文，是生者与死者的心灵对话，是作者引导读者一道体验人生的卑贱与杰出，短暂与永恒，陨落与升华。十二、课后阅读《果园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