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祝福》欣赏

鲁迅《祝福》欣赏　　导语：对于鲁迅《祝福》一文，各位读者有着自己的见解。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鲁迅《祝福》欣赏，供大家阅读。　　我认为，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主线，可以说，《祝福》的整个情节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死”字开展的。这样，也正好体现了鲁迅所指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的特点：“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鬼神宗教观念，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　　可见，小说开头的关于“祝福”气氛的描写，就为祥林嫂的死，提供了一个最恰切的环境。　　接着介绍了人物所赖以生活的这个家庭。其主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厅堂的布置，几案的摆设，处处显示出令人窒息的死气。要知道，中国的宋明理学对于处在封建等级制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来说，是最残暴最苛虐的一种思想体系。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稍有触犯，则赐死、沉塘。各地志书、家谱的记载，以及《烈女传》《儒林外史》等书中关于烈女、节妇的血泪故事，至今使人不寒而栗。 鲁迅《祝福》欣赏　　导语：对于鲁迅《祝福》一文，各位读者有着自己的见解。以下是小编整理的鲁迅《祝福》欣赏，供大家阅读。　　我认为，祥林嫂的死，是《祝福》情节发展的主线，可以说，《祝福》的整个情节内容，都是围绕着一个“死”字开展的。这样，也正好体现了鲁迅所指出的，短篇小说艺术表现的特点：“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　　小说的主人公祥林嫂，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鬼神宗教观念，这种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辩护的，极端野蛮、荒诞的意识形态残害致死的。　　可见，小说开头的关于“祝福”气氛的描写，就为祥林嫂的死，提供了一个最恰切的环境。　　接着介绍了人物所赖以生活的这个家庭。其主人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厅堂的布置，几案的摆设，处处显示出令人窒息的死气。要知道，中国的宋明理学对于处在封建等级制最底层的劳动妇女来说，是最残暴最苛虐的一种思想体系。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稍有触犯，则赐死、沉塘。各地志书、家谱的记载，以及《烈女传》《儒林外史》等书中关于烈女、节妇的血泪故事，至今使人不寒而栗。 　　祥林嫂不幸生活在这样禁锢重重、腐朽愚妄的封建观念和习俗如此浓重、强烈，真如泰山压顶的环境里，还有什么生路可言呢？她的死，是必然的了。　　果然，在追叙人物一生几次重大的波折之前，作者便让我们预先知道：祥林嫂已经死了。而且，在临死之前，她脑子里产生了对于鬼神观念的“疑惑”——“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　　这“疑惑”非同一般，不可等闲视之。千百年来，由于长期封建制的野蛮统治，造成了中国劳苦百姓的麻木、愚昧；他们，尤其是其中的妇女，有谁怀疑过人类社会之上，冥冥中还有一个鬼神世界主宰着？而这样的一位祥林嫂，竟对它表示“疑惑”了，这是破天荒的事。要知道，对鬼神的“疑惑”，就是对封建统治意识的“疑惑”，也就是对中国劳动妇女传统命运的“疑惑”；这一惊人的意念，从一个备受禁锢、束缚的弱女子的头脑中产生，真是谈何容易啊！任何人读到这里，都会从心里提出一个问号：祥林嫂心中的“疑惑”是怎样产生的？　　作者这样鲜明、醒目地通过人物之口指出这一“疑惑”，事实上是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悬念；这一悬念是贯串至终篇的。可以说，自此以下的全部描写，都是为了解答这一悬念，充实这一悬念。同样地，作者也是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怎样用具体描写，来证实祥林嫂心中这一“疑惑”的出现，是合理、自然而又真实、可信的。这一悬念和难题解决好了，作品就获得了成功。 　　要看到，祥林嫂是以她的整个生命，也就是以她的死来换得这一可贵的“疑惑”的。　　以往的分析评论大都认为，将祥林嫂迫害致死的是封建宗法制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钱谷融先生在《祥林嫂是怎么死的？》一文中认为：祥林嫂“主要就是被程朱理学所崇奉的旧礼教迫害死的”。这样，就将《祝福》的“思想锋芒”阐述得更鲜明、更准确、更符合作品的实际和作者的原意了。　　我认为，在钱先生精当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作者在描写祥林嫂被旧礼教迫害致死的过程中，同时也写到了“死”的另一面，那就是她的活力。小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祥林嫂有强烈的活的愿望，而且希望尽可能地活得体面些。她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是最能活下去，也是最应该活下去的人。就是这样具有旺盛生命力，这样耐活的人，终于被迫害死了；封建礼教的罪恶，真是令人发指。作者充分写出祥林嫂的活力，正是为了拿来衬托她的死的冤屈和悲哀。　　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下，妇女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对任何事情，任何处境，只有服从认命，不能有自己的选择；所谓“妇者，服也”。此外，还有“节烈”观念，这世上最“昏迷的强暴”来束缚摧残妇女。 　　作为贫苦的劳动妇女的祥林嫂，她当然不可能认识整个封建礼教的野蛮和不合理；但是，她在承认和遵从一切妇道条律的前提下，却为自己能比较安稳地活下去——“做稳了奴隶”，做了尽其所能的最大的努力。　　正如前面所述，落后、愚昧的中国劳苦百姓，对于为封建统治辩护的鬼神宗教迷信，历来是无疑义地信奉的。而宗教迷信的要义，说穿了无非就是胡乱编派给你什么前世的罪孽，凭空应许给你来世的幸福，目的是要你做一个现世的驯羊，一任他们剪毛剥皮，至死而无怨。祥林嫂当然不可能抗拒、背叛这“从来如此”、世代相传的鬼神迷信观念。——她的“疑惑”是临死之前才产生的。然而，对于现世的悲苦的命运，她并不是一味驯顺地接受，相反地，是一再挣扎、苦斗过的。 　　统观祥林嫂的一生，她善良、本分，又能吃苦、耐劳，是个“拼命硬干的人”。她又能思考，有决断，而且勇于行动。——丈夫死后，只身从婆家逃出来，在鲁四老爷家当佣人，为的是做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立、自守的“未亡人”。对于野蛮的暴力绑架，她做了“出格”的反抗；说明她不是逆来顺受，任人随意摆布的。与山里农民贺老六结合之后，一度生活过得还安稳，人也胖了，“交了好运了”；可见她又不是那样顽固、执拗地死守“节烈”，而是思想圆通，能面对现实的聪明人。听信了柳妈的劝说，她立即采取行动，——到神庙里去捐门槛，为的是变被动为主动；她不甘心被人轻贱蔑视，被认为是“不干不净”，她要做一个跟旁人一样的正常的人。　　及至一切挣扎、苦熬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宣判为有罪。从鲁四老爷家被赶出来之后，祥林嫂陷入了彻底的困境，显然是无法再活下去了。这时，她体力虽已不支，但脑子还是能思考的。面对死亡，面对死后酷刑的恐惧，她回首一生悲苦的经历，终于不能接受这“有罪”的宣判了。她想到，鬼神不是以公正、慈悲为怀的吗？为什么对自己是那样的不公，那样的残忍无情呢？她从自己切身的痛苦经历中，引申出对鬼神世界的“疑惑”了。　　祥林嫂见到“我”时这样说道：“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从这说话的语气来看，问题不是偶然提出，在她，是慎重思虑多时的了。再从她对提问对象的选择来看，祥林嫂确是一个有见识、爱思考的人，并不是一般懦怯昏庸的弱女子。 　　这里，无妨拿她与《故乡》中的闰土作一比较：少年时代那样天真、活泼、机灵的闰土，几十年生活的困苦压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与儿时的好友，读书“出门”的知识分子“我”见面时，只会叹息生活“非常难”。由于他相信鬼神，相信命运，视一切不平，一切苦难为命中注定；所以“老爷”二字，很自然地从他口中吐出，不带一点儿怨愤和不平。对于现世生活的质疑问难，更是谈不上的了。而祥林嫂呢，由于所受的打击、迫害，尤其是在精神上的，远远甚过闰土，加之她对一生所遇的种种不幸，历来是采取主动挣扎苦斗的手段；而且她又是那样爱思考的人。于是，临死之前，那种世道不公，神鬼不灵的怨愤之想，就很自然地在心中升起。　　可以看出，作者笔下的祥林嫂，是相当理想化的人物。在苦难深重的中国劳动妇女群中，是很难找到像祥林嫂这样的妇女的。她身上具有那么多“有价值”的东西，不只是勤劳、质朴。但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理想化并没有失去真实性。要知道，祥林嫂这样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在以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为主要任务的《呐喊》集中，而只能出现在《彷徨》中。因为创作《彷徨》之时，鲁迅已侧重考虑到如何探路前进的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祥林嫂就以她的不寻常的死，以及死前对旧世界统治的“疑惑”，去警醒和教示一切活着的人，沿着这一“疑惑”继续“求索”下去。　　祥林嫂到底是怎样死去的呢？　　关于这，历来的评论者大都认为没有必要细加考究，因此不作明确的判断。电影《祝福》的处理是：祥林嫂最后是由于冻饿，倒毙在风雪交加的野地里。后来有个别论著也袭用了这一判断，认为祥林嫂最后是“惨死在祝福时的雪地里”。其实，这在鲁迅原作中，是找不到什么根据的。 　　我认为，祥林嫂是自杀而死的。在别无生路可走的情况下，最后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事实上，人物的自杀，也是作者在小说中作了多方的暗示，“将意思传给别人”了的。　　试想一想，当祥林嫂被鲁家赶出来之后，已是体衰力竭，人们将她视为不洁的异物，任谁都不会同情关心她的了；她所面临的唯一结局就是死亡。与其慢慢地挨着，冻死饿死，倒不如尽快地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祥林嫂就有这勇气。究其一生，她虽是受尽迫害，受尽摧残的妇女，但也时时显示了她的不断挣扎的主动性。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的抉择——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在祥林嫂来说，也是采取了主动的手段的。我认为，只有认识到、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心目中的人物性格才是完整的、统一的、一以贯之的，也才是符合作者的原意的。　　再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祥林嫂一出现，便那样郑重其事地向“我”询问人死后的情状。必然地，她早已埋下了死的念头了。　　且看鲁四老爷对她的死竟如此恼怒：“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如果是一般的冻饿而死，他的反应不会那么强烈：“偏偏要在”——可见是死者主动选择的行为。 　　再从“我”在祥林嫂死的前后一系列心理反应来看：回答了她关于灵魂有无的问话之后，马上便“心里很觉得不安逸”，想到“我的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倘若“因此发生了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而且，“我”“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这不安愈加强烈了”。　　当鲁家短工告诉“我”，祥林嫂“死了”时，“我”的反应也是强烈的：“‘死了？’我心里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而且特别追根究底的要问个明白：“怎么死的？”短工的回答却是“怎样死的？——还不是穷死的？”由于这是凶死，在年关祝福时，短工忌讳说出真相，所以只好这样笼统地回答。中间的破折号是停顿之意，说明短工有所犹豫和踌躇。短工显然没有按“我”所要求的回答。但“我”知道祥林嫂准是自杀而死，于是内心“惊惶”了一阵，“还似乎有些负疚”。　　作者接连用好几段文字反复叙写“我”心中的不安、“预感”和“负疚”的心情，其目的是在强调突出祥林嫂的不寻常的死。　　还应该看到，作者用了相当多的笔墨，着力描写的，由于祥林嫂的惨死，在“我”心中引起的系列反应，是寄托了他对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的劝喻的。　　很有意思，作者笔下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新派人物。他能看清社会的黑暗，心中有所不平，对封建守旧派产生强烈的憎恶和反感。——从“话不投机”到“决计要走”。 　　遇到祥林嫂那样严肃认真地向“我”提问，使“我”措手不及，敷衍了事的回答之后，心里立刻产生了一连串的不安；但随后又想“我”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了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给人“解决疑问”，“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多么圆滑乖巧的一种应世手段啊！　　待知道祥林嫂的惨死，起初“我”“还似乎有些负疚”，接下去，就不这样了。“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一走了事，何必自寻烦恼。城里的“清炖鱼翅”“价廉物美”，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我”就是以吃点儿喝点儿的行动来求得内心暂时的“平衡”。呜呼！“人和人的感情”，竟是那样的“不相通”。　　小说结尾一段，再次借写祝福的气氛，写景中的幻觉：　　……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包含了对封建礼教吃人罪恶的愤懑之情，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这自嘲的独白，表现了对社会的黑暗和丑恶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颓唐心情。说到底，“我”是在社会斗争面前抱着玩世不恭的逃遁态度的，一个苟活的知识分子。 　　显然，作者对这一人物是有所谴责和批判的。因为，五四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鲁迅对中国革命的希望，更多的还是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在1925年3月写的《通讯》一文中，他曾说过：“现在”“也只好从知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　　《祝福》写祥林嫂的死，一方面固然揭露控诉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这一纽结，将不同身份，不同思想状况的两个人物串在一起，发生碰撞，引起对比。让读者看到，一个是地位卑微，身上有许多封建意识束缚的劳动妇女，在她那低贱、狭小的天地里，却向来是那样的勇于行动，勤于思考，临死之前，终能悟出一个对鬼神观念的“疑惑”来。另一个是“出门人，见识得多”的知识分子，他有清醒的头脑，有一定的是非爱憎之心。也许是由于经历过多挫折，磨损了他的锐气吧，而今变得圆滑世故，遇到现实问题绕着走，更不爱深思探究，袖手旁观而心安理得了。　　我认为，作者这样写“我”，其用意是在劝喻中国知识分子“都摆脱冷气”，不要“自暴自弃”，积极投入到改革社会的“韧”的战斗中去，“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而且要更多地、更深切地了解劳苦大众的苦难，看到他们身上的可贵品质。 　　继《祝福》之后半个月，鲁迅写了《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个青年时代怀抱“改革中国”的壮志，中年成了苟且敷衍、得过且过的、软弱退缩的知识分子吕纬甫。我想，作者笔下这一人物的出现，也可以反证《祝福》中的“我”是寄托了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劝喻的意图的。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和伟大的反封建战士，鲁迅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在短篇小说《祝福》中，他又挑开了很少为世人所知晓的生活一角——农村妇女创伤累累而又麻木愚钝的心灵世界，向读者提供了祥林嫂这个深受封建主义压迫与残害的悲剧典型。可是，究竟怎样认识祥林嫂的悲剧？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祥林嫂是一个善良、朴实的贫苦农村妇女，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用自己诚实、勤恳的劳动，换取一种最起码的“人”的生活。然而，诚如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从来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祥林嫂的一生，便始终在这两者之间浮沉。祥林嫂本是卫家山一家以打柴为生的农户的儿媳，当比她小十岁的丈夫死去后，为了逃避婆家的转卖，她逃到鲁镇，做了鲁四老爷家的女工。她食物不论，干活不停，“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这在她，似乎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但“好”景不常。不久，她就被跟踪而来的婆家人抢走，捆绑着塞进花轿，以八十千大钱的价格卖给深山里的农民贺老六做老婆。绑架式的买卖婚姻，以暴力强逼再嫁的遭遇，再次表明了祥林嫂的奴隶地位。幸而新丈夫“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加上有了孩子，她就又感到满足了。旁人也认为她“交了好运了”。可这种“满足”和“好运”，其本身就带有悲剧的性质。因为她所感到满足的，并非是不受压迫的“人”的地位，而是“安分耐劳”的奴隶式生活。但即便是这种奴隶式的生活也不得长久。第二个丈夫不久死于贫病，儿子阿毛又被狼活活地吃掉了，族中的大伯收去了房屋。祥林嫂走投无路，只好再次到鲁家帮工。她虽然蒙受了如此巨大的不幸，封建宗法势力却不能谅宥她的再醮兼再寡。最后竟将她当牛做马的资格也剥夺了，使她落到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更加可悲的境地。可见，这种自觉的奴隶性格，正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内在原因。 　　祥林嫂的悲剧，还表现在她不仅受到封建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更遭致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的残酷精神虐杀。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但封建族权又允许出卖守寡的媳妇。祥林嫂要遵奉礼教守寡，可宗法势力又强迫她再嫁，她无论如何行事都是错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的极端虚伪。小说中的鲁四老爷——一位“讲理学的老监生”，便俨然是封建礼教的化身。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帮工，鲁四老爷就皱起了眉头，分明“讨厌她是个寡妇”。祥林嫂被婆家抢走，鲁四老爷只说了句：“可恶！然而……”佣人被绑架，他不免感到有损自己的尊严和役使的利益，但一想到祥林嫂的婆家有权处置守寡的媳妇，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一言一行，完全是从维护封建礼教出发的。因此，当第二次失去丈夫、死了孩子的祥林嫂再来帮工时，鲁四老爷便视之为“败坏风俗”的“谬种”，吩咐祭祀、祝福之类的事情决不许祥林嫂沾手。祥林嫂周围的世界，也被封建伦理道德所支配。“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祥林嫂全不理会这些事，她心中怀着一位仁慈母亲的巨大悲哀，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述儿子阿毛被狼吃掉的惨事。开始，镇上的人们颇有些同情，但不久，“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祥林嫂哪里知道，在那个冷漠的世界里，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正当她被心灵的创痛苦苦地折磨时，迷信的柳妈又对她讲述阴间的惩罚，这更使她感到极大的恐怖。为了“赎罪”，祥林嫂不惜将积年的工钱到土地庙去捐了一条门槛，自以为能够恢复“人”的地位。不料，在冬至祭祖时，她又一次遭到主人的断喝：“你放着罢，祥林嫂！”这一打击使她的精神趋于崩溃。从此，她的记忆与体力大不如前，终被鲁家赶走，沦为街头的乞丐。到了这等地步，鬼魂和地狱的梦魇仍然咬噬着她的心。她不仅生前哀苦无告，还须怀着更大的恐惧走向死亡。从肉体到精神都被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摧残虐杀，正是祥林嫂悲剧的根本所在。　　祥林嫂的悲剧还在于，她一生顺从封建礼教，到头来却被封建礼教活活吞噬；她受尽封建礼教与迷信的迫害，却又被摧残麻木得自觉和不自觉地去维护封建礼教与迷信。比如，她反抗再嫁，固然表明不愿被婆家当做牲口一样地出卖，要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起码的尊严，但支配她采取“出格”的反抗的内在原因，还是那种“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祥林嫂花了极大的代价去捐门槛，也表明她信服了神权迷信，要以门槛作为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好赎了自己一世的“罪名”，免得死后到阴间再受酷刑。封建势力的高压与愚弄，就是这样残害、扭曲了祥林嫂的灵魂。通过这一完整的悲剧性格，《祝福》异常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道德极端虚伪、残酷的本质，向整个封建宗法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