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史学成就光辉万丈，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本文旨在讨论二人史学观上的不同及其原因所在。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则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近2000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从古至今,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不才也在这里略说一二浅陋之见解，以逐大江之流。经过研读《史记》和《汉书》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一、“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司马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点的影响，如《史记?天官书》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同时他曾经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曰”引用董仲舒的笔记。但是，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此外《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但是班固则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他大肆鼓吹帝王天命说，如《汉书?高帝纪》有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指出刘邦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受“自然之应”，这与司马迁所记有着明显的区别。《史记?高祖本纪》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此外，《汉书?天文志》也大力宣扬“天人感应”之说，如班固认为天时自然的变化“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二、皇权者，在封建时代乃至高无上不能有所侵犯的，而史家写史越是切近当世的则越是要有所“忌讳”。然而，司马迁却敢于直接披露统治者的言行，不会因为自己是汉朝臣子而多加隐瞒。如《史记?封禅书》有载：“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直接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又如《史记?张丞相列传》中有关于刘邦的一些描述：“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这使我们看到堂堂一代开国之君竟是如此充满流氓无赖习气，这是对统治者的批评也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然而，班固则截然不同，他极力为统治者润色，歌功颂德。由于司马迁写史毫不忌讳，直接指责统治者，因而班固写《司马迁传》指出“其是非颇缪于圣人”
。在班固看来，是非合于圣人，言论利于当朝才是正确。《汉书》中有五十余篇因袭《史记》，仅稍有文字改动。这些不多的改动，正反映了《史》、《汉》二书历史观点上的根本对立。如，在《高祖纪》中特意编造了从尧舜到刘邦的刘氏世系，并说“汉承尧运，德柞已盛”，这是《史记》中所没有的。《史记?陈涉世家》有“由涉首事也”五字，《汉书》给删掉了，抹煞陈涉灭秦的首事之功。如果说后代史家写史皆以《史记》为例，倒不如说是因循《汉书》，纵观历朝官家史书，无不皆如《汉书》般为帝王将相而书史，处处有所忌讳。三、《史记》与《汉书》同为货殖作传，然而二人的经济思想却大相径庭，这里略拣一二试述之。班固在《司马迁传》中如是说：“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认为司马迁，崇拜有钱人，而羞辱贫贱人。而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至若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司马迁的意思，非常明显：第一，他所列举的富豪人物，都是平民，第二，他们致富的过程中，没有借助于政治势力及政治地位，没有不法的行为。所谓：“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已经说得非常明白。相对于此，班固则不这样认为。班固的《汉书．货殖传》，几乎完全抄录了《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他们的创业经过。但在这一段后面，班固说：“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皆陷不轨奢僭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班固所列举的西汉富人，及其创业的事迹，与司马迁相同，在个别列举的时候，也没有列举出每一个人的犯奸成富的事实，但所作的评语完全相反!司马迁写《史记?货殖列传》赞扬以个人的力量，创业致富的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而班固写《汉书．货殖传》，是要贬抑商人，贬抑富人，贬抑个人发财致富的心理与行为，“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偪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四、以上为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不同点中的三点，然而二人同为汉朝臣子，活动时间相距也不过是150年左右，但观点竟有如此出入，这不得不让人思考个中缘由。先从写作目的看，司马迁写《史记》乃旨在“成一家直言”，写《史记》属于私撰行为，所以其书有抨击统治者的言论没有受到官家的限制。班固则不同，班固起初为续其父之业写《汉书》，后因有人告其私改国史而入狱，后明帝知其写书的目的，而下诏“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此见于《后汉书?班彪列传》。可见班固写史乃奉旨而撰，因而处处受官家之言所限制。然而这点只是他们不同的表面原因，更深原因在于他们所生活的背景。司马迁生活于汉武帝时期，此时的大汉皇朝正一步步走向全盛，而社会思想业正一步步从黄老学说转向儒家，刚好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而司马迁虽然受学于名儒董仲舒、孔安国等，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纯儒学者，或许是受其父亲司马谈的影响。从《太史公自序》中可以看到，司马谈曾写《论六家要指》，其写作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也就是在大家尊儒的时尚下，司马谈坚持他的尊道立场。《论六家要指》是司马氏父子两人共同的宣言。首先，《要指》写作之时，司马迁已壮游归来，成为司马谈述史的得力助手，日渐成熟。再看《要指》内容，全文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篇概述各家学说的要点，当是司马迁对父谈手稿的精言摘要；下半篇是用传体对前半篇所提论点加以解说，应是司马迁的发挥和阐释。因此班氏父子直接把《要指》当作司马迁之言加以评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思想存在着差异。司马谈崇道，司马迁尊儒，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各别思想倾向罢了，而并非两个思想体系的对立。因为司马谈并不是纯道学者，司马迁也不是纯儒学者，两人志趣，是自成一家。①因此，《论六家要指》对司马迁写《史记》有着有着深远的影响，固其史学观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此外，司马迁于天汉二年(前99年)遭受“李陵之祸”，以“刑余”
之身发愤而写成《史记》。“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影响非常大，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对当权者尤其是“今上”汉武帝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决心隐忍苟活，完成划时代的史学巨著；二是对自我认识更加明晰，定位更加准确，自我保护意识更加成熟。②对于第一点的影响，见于《报任安书》“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从这里看，更是其敢于直接披露统治者的言行的主要原因。而其受刑后，变得沉默寡言，是其自我保护的一种表现，同时从自身出发，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有了不同的看法，从《史记》中可见一斑。再说班固，他生活在东汉初年，儒家思想已经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同时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而班固的父亲班彪更是“以通儒上才”③，这使班固从小就浸淫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下。因此，以董仲舒为首的汉代儒家思想对班固个人思想体系的影响可谓不浅。这包括儒家“重农抑商”和“天人感应”等学说，这些都在《汉书》中有所表现。这是班固史学观与司马迁史学观不同的一个原因，而此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使得班固史学思想的偏离，就是他的人生价值观。班固自小聪慧，《后汉书?班彪列传》有记：“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显然，班固的资质，优势在于读书为文做学问，且生当东汉汉光、明、章三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岁月里，正可以平静的心态，从事学术文化的创造。然而，班固更感兴趣的却是参与政治，梦寐以求的是官场的权势、利禄和荣光，因而不断地结交权贵就成为他乐此不疲的活动。④正因为此，其对权贵极尽阿谀，这也使其在《汉书》中对西汉皇朝及其帝后的赞颂也近于阿谀，而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人则批评诽谤，这些都展示出了《汉书》的局限。司马迁与班固史学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史学成就仍然使后世产生一种“泰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敬之请。而《史记》和《汉书》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双璧辉映，各有特色,各有千秋。正因为其影响之巨，才会有学术界一直讨论不休的“班马异同”，然而虽然我们在讨论两者异同，但是并不是在判定孰是孰非、孰好孰坏，而是要更好地继承、弘扬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其应有价值。如《史》《汉》，毕竟同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有着其局限性，这是我们所不得不承认的，然而其在史学史上的成就却是始终不可磨灭的。此外，由于时代的不同，我们不能片面地批判古人，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而应当立足于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具体环境去认识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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