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形象及其意蕴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及其意蕴 在我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文人们喜欢用一些含蓄蕴藉的形象来传达一定的意义。于是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义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学意象，“渔父”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学内涵的，饱含文化传统的意象之一。在星光灿烂的古代文学著作流域中，渔父形象多次出现，并且在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人物中，它所传达的具体的意义也是不尽相同。从渔父形象初见端倪的道家著作《庄子·渔父》篇、《楚辞·渔父》篇，到《后汉书》中的严子陵，再到陶渊明，唐代柳宗元笔下仕途失意，人生苦闷的孤独的“渔父”形象……中国古代的文人仕子在各自不同的时代和不同境遇之下，利用“渔父”这一意象传达出个人崇尚的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不同体验和感悟。通过几百年上千年的文学实践，并且在儒家、道家、禅文化等的影响下，“渔父”形象被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同时也有了更多更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内涵。本文将从历代文学作品中的渔父形象，古代文化传统大背景之下的 “渔父”精神文化意蕴等方面对古代文学中的渔父形象加以分析和探究。一、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渔父形象  渔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人们的生活中很常见。基于这种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出现了渔夫这种职业，他们以捕鱼为生，生活在江河湖海边，经常与水打交道，有着身体上的劳动与付出。我国古代文学名著中最早提到有关于渔的描写大概是《诗经》了。《诗经》的《卫风·竹竿》篇写到：“籊籊竹竿，以钓于淇。”[1]《小雅·采绿》：“之子于钓，言纶之绳。其钓维何？维鲂□鱮。”[2]然而这些仅仅是有关于渔这一类活动的描写，渔父作为一个具体的形象出现，最早应该是在《楚辞·渔父》篇中了。     《楚辞·渔父》篇中的渔父形象，在整个古代文学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屈原，楚国三闾大夫，遭人诬陷被流放，“颜色枯槁，形容憔悴”[3] 。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迈着沉重的步子来到江边。一个一心想着辅佐君王，为国家的兴盛尽其所能，满腔爱国情怀的人，却被小人谗害至流放。义臣遇不到明君，心里是何其的悲愤与失落！在屈原的理想这般失落，人生追求这般无奈与痛苦之际，一位“渔父”踏浪而来。渔父见到屈原时脱口而出：“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渔父一见面就准确的判断出屈原的身份，说明他并未对世事一无所知，而应该是相当了解。屈原作为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姓的贵族官员，以他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为何会流落至这种人迹罕至的江边？渔父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屈原自己的回答是：“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这是多么自负与自傲的回答，将自己的“清”“醒”与世人的“浊”“醉”截然对立开来，自己的“清”与“醒”不为世人的“浊”“醉”所容，也没有人能理解或者倾听他心中的那份执着的理想与追求，心中充满着悲痛与失落，字里行间流露着难掩的痛苦与无耐！一个执着于政治理想，执着于为国为民的人的苦痛，渔父对屈原充满了同情，当然也是敬佩的，他这样劝解他道：“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醴？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渔父作为一个智者，看清了屈原内心矛盾的根源，是其“清”“醒”与世人的“浊”“醉”的对立与两难。作为旷达超远，顺其自然，远离俗世的渔父于是就用自己的思想对屈原进行引导。为什么非要执着于个人理想不可自拔？既然这样的追求让人痛苦并根本无法在现实中立足，那还不如顺应现实，顺应一切，超乎自然天地之外，人就会在世间闲适自处，无欲无求，也就不会有理想失落后那么多的苦痛与悲愤。但是屈原没有因渔父的这么一段劝说而做任何动摇，他身体力行着的，是对道，义的追求，是对政治理想的执着，虽然屈原并不是儒家思想的信徒，但他所践行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其实是与儒家的思想追求相一致的。屈原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既然个人的理想与追求无法实现，那就为这样的一个美好理念而殉道吧！“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他的意志是这样的坚定，信仰是如此的牢固不可动摇。渔父面对这样的“顽徒”，最后报之无耐的莞尔一笑。他临走之前大声高歌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句话唱出了一个出世的智者的感悟与人生态度。一句大智大慧的话语，透露着旷达与淡然的处世之态，出世却并不是与世俗断绝一切联系，而是和自然和社会融为一体，个体精神达到自由与无拘无束的状态。在这篇文章中，渔父踏浪而来，最后又高歌之后倏然而去，留给后世人无穷的想象与回味。他的旷达与淡然、精神的自由，也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渔父”精神。    东汉时的严光严子陵，也是一位备受后世文人推崇的渔父形象。《后汉书·严光传》：“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令访之。……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4] 严子陵与光武帝刘秀曾是同窗好友。当刘秀称帝登基后，严子陵隐姓埋名过期了渔隐生活。光武帝深慕其贤，得知他过着渔隐生活之后，特地派人去请他出山。然而严子陵始终不肯接受光武帝赐给他的官职和爵位，坚守自己的志向，过了一辈子的渔隐生活，一直到老死，都没有出仕。“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在“士固有志”的人生信念的支配下，严子陵毅然决然的拒绝出仕为官，拒绝高官厚禄，一直没有违背个人的信念和人生志趣，坚守恬适淡薄的渔隐生活。这不禁会让人想起孔子说过的那句话：“三军可多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严子陵正是用毕生的时光践证了这种坚定独立的人格精神。严子陵是真正喜欢渔隐生活的，他也确实一点都不想做官，即使有光武帝这样作为帝王的同窗好友的赏识与再三邀请，也难以改变其志向。所以在后世文人看来，这种绝对自由的追求与选择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汪遵《桐江》一诗这样评价严子陵：“光武重兴四海宁，汉臣无不受浮荣。严陵何事轻轩冕，独向桐江钓月明？”[5]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杯》诗云：“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6]盛赞了严子陵不慕功名富贵，坚守人格自由的气度与节操。范仲淹也有一首《严先生祠堂记》赞美严子陵风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7]从后世文人的这些诗文中也可以看出严子陵作为一个不出仕的典型形象的影响是多么巨大，每个后世文人每当厌倦仕途或者冒出渔隐念头的时候，都会找到他作为自己精神的依托。     《吴越春秋》中也有一个渔父形象，他帮助伍子胥成功渡江，逃离险境，而自己却葬身于江上。原文是这样叙述这段故事的：“与胜行去，追者在后，几不得脱。至江，江中有渔父乘船从下方水而上。子胥呼之，谓曰：“渔父渡我！”如是者再。渔父欲渡之，适会旁有人窥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寖急兮，当奈何？”子胥入船。渔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之津。子胥既渡，渔父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我于此树下，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芦中而应。渔父曰：“吾见子有饥色，为子取饷，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属天，今属丈人，岂敢有嫌哉？”二人饮食毕，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剑以与渔者：“此吾前君之剑，中有七星，价直百金，以此相答。”渔父曰：“吾闻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赐栗五万石，爵执圭，岂图取百金之剑乎？”遂辞不受。谓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为楚所得？”子胥曰：“请丈人姓字。”渔父曰：“今日凶凶，两贼相逢，吾所谓渡楚贼也。两贼相得，得形于默，何用姓字为？子为芦中人，吾为渔丈人，富贵莫相忘也。”子胥曰：“诺。”既去，诫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诺。子胥行数步，顾视渔者已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矣。[8]伍子胥怀着父仇兄恨出逃，遇到一条大河挡住去路，生死命悬一线，情况十分危机。就在这时，一位渔父驾一叶小舟，飘然而至。这是伍子胥在千钧一发的时刻遇到的一颗救命稻草，也许也是唯一的希望。伍子胥赶紧牢牢抓住这个机遇，呼唤渔父将自己渡至彼岸。渔父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伍子胥迫切的呼救，然而智慧的渔父观察周围的环境时发现有人窥探，于是他两次用渔歌的方式暗示伍子胥。终于他将伍子胥渡至彼岸，却发现其面有饥色。本来这个时候作为渔父助伍子胥渡河的行动已经结束，他完全可以马上转身离去。然而古道 热肠的他却忍不住接着去帮伍子胥找食物，而这样做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伍子胥对渔父如此之恩难以为报，便拿出身上价值百金的宝剑以赠之。渔父拒不接受。打听其姓名，以图日后再报，渔父也始终不肯透露半字，只说：“得形于默”。不求任何回报，不留名姓，这是何其的洒脱与超然！渔父一开始就清楚，伍子胥是忠臣贤良之后，背负着国耻家仇，也明白送其过河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还有楚国法令“得伍胥者，赐栗五万石，爵执圭”这样的功名富贵的诱惑，然而他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这样做，并且最后他的结局是覆船自沉于江水之中，用生命来完成了人生追求的大义，以身殉道，杀身成仁。他虽然隐迹于山水，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义无反顾，身隐心却不隐，内心深处充满了对世界和人生的关怀。     陶渊明笔下发现桃花源的武陵渔人也是一个颇具韵味的渔父形象。“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9]陶渊明借一个以捕鱼为业的渔夫作为贯穿整个桃花源故事的主线，通过他的行踪及见闻给我们展示了一派美好的桃花源理想生活：“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陶渊明理想中的生存世界，只能由渔夫才能在无意中发现、找到、并于最后失落，而其他人根本无法访其踪迹。渔夫作为一个与水打交道的职业，活动的范围一般远离人群，受到俗世的影响相对较少，因而他会在无意中觅得这片净土。陶渊明为什么会这样虚构了一个渔父的形象和一个理想的桃花源世界呢？联系他生活的时代及其人生，我们也不难理解他有这样的理想与志趣。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历史上不安定的魏晋时期，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曾祖父陶侃曾封长沙郡公，但因“望非世族”受到门阀等级森严风习下的时人的讥讽。到陶渊明出生的时代，家族已经衰落，家境日见窘迫。青少年时期的他过着“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的贫苦生活。但他好读儒家的六经，又深受老庄学说及魏晋玄学的影响，从小就崇尚自然，淡泊名利。个人的贫困和时代的不安定不仅使诗人始终对现实保持着一份特别的清醒，而且也激发了他对理想人生的追求。他虚构的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这种理想的虚构，也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所处的黑暗现实的一种对抗，对人生信念和生存志趣的追求。陶渊明虽然没有做过渔父，但是他骨子里流淌着的却是与“渔父”精神相一致的思想与志趣。他在几次断断续续的出仕之后，最终归隐，并从三十八岁开始躬耕田垄二十余年，直至终老都没有违背自己隐回归田园的追求。他的一生有出仕和归隐两个阶段，他的《归去来兮辞》则是划分这两个阶段的一个明确标志，“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10]“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历数辞别官场后的归途之乐、安居之乐、天伦之乐、田园之乐、山林之乐、悟道之乐，出语真诚，绝无丝毫矫情。”[11]“《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着这篇文章来抒发。”[12] 陶渊明在归耕柴桑乡里的二十多年人生中，丝毫没有违背自己的意愿，即使在贫病交加、忍饥受寒时也没有任何动摇。 他著名的《归园田居》五首形象的说明了他的归隐之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迹，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曖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13]将个人对独立人格自由的追求抒发的淋漓尽致。陶渊明就是这样，不汲汲于名利，不戚戚于富贵，不贪恋仕途与权势，只想回归到最朴素最本真的生存状态，顺其自然，过自己追求的那种宁静淡泊的生活。他不是渔父，但是他的追求与一生的实践，却将渔父精神诠释的几近完美。二、   渔父形象的精神意蕴（一）        隐居江滨，一种生存方式的选择这种淡泊宁静，顺其自然的人生价值选择，应该从道家思想那里去寻根溯源。在肯定自我的道家思想体系中，“隐”乃是出于对个体生命与精神的重视。道家思想一贯主张素朴本真是人性、道德之根本。人在自然社会中生存就应该学会顺应自然之道，保持自我本真的状态，保持人的本性的淳朴和自然。如果对“仁义声名”不断追求，人的自然本真将会一步步失落，最终失去自我。尤其是在险恶的生存环境和政治环境之下，人对“仁义名声”“权势”的追求将会直接导致失去自我，失去独立自由的人格，被权利所奴役，且具有丧生的危险。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在这一方面为后世人树立了典范。庄子物质生活十分匮乏，他以编草鞋为生。但是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充实，甘于贫贱，淡泊功名富贵，并断然拒绝出仕的邀请。《庄子·秋水》中记载：“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14]庄子的断然拒绝出仕，秉承着老子的无为思想。在他看来，事物不分彼此，没有是非，只要顺其自然，不违背其本性就可以了。他追求的是人生的彻底自由之境。于是在道家这种超然物外，追求独立与自由人生的思想影响下，后世许多人自觉追求返璞归真，终生不仕，宁愿浪迹于江湖，作一介钓叟，于渔隐生活中觅得愉悦的精神体验，实现人生自由的追求。在古代，渔隐生活在众多隐居方式中也最受文人仕子欢迎。古时候归隐的方式大致有这样几种：“渔、樵、耕、读”。读书对于古代的文人来说，是每个人的分内之事。并且如果光读书不作为，于情于理都不合适。耕，是一种传统的农业劳动方式，虽然偶尔有人躬耕垄亩，比如陶渊明，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比较艰辛的体力劳动的付出是比较难以承受的，樵亦是如此。于是，渔隐自然而然的成为众多隐士的最佳选择。一片江水 ，一支钓竿，一壶浊酒，一卷诗书，一颗淡泊而又闲适的心。如此生活，又有几多人不向往的呢？敦煌曲子词《浣溪沙·其八·浪打轻船》就这样的描写渔翁生活的逸趣：“浪打轻船雨打蓬，遥看蓬下有渔翁。蓑笠不收船不系，任西东。即问渔翁和所有？一壶清酒一竿风。山月与鸥长作伴，五湖中。”[15]一幅多么闲静优雅的大自然水墨画，它师我们沉浸在优美的渔翁雨中垂钓的情景中。任一叶扁舟，在遥远的湖面漂流，寄托着作者浓郁的生活情趣，体现了他追求隐逸、自由的志向。“一壶清酒”，体现了该渔翁性情的洒脱，品德的清高。“一竿风”表明这位渔翁常常一竿横钓，志在渔趣而不在鱼，寄情于大自然，一个贤士形象油然而生。“山月与鸥长作伴，五湖中。”这是渔翁生活的理想与志趣。“五湖”原指具区、彭蠡、洞庭等五湖，在这里则泛指天下江河湖海。说明渔翁一心系在山水间，在自然天地的旷远空间中，过一种遁迹江湖，怡情山水的隐居生活。唐代诗人张志和，也有飘逸洒脱的人生志趣。他放弃了人所羡慕的仕宦之途，自愿隐迹于江湖，过一种自由自在的舟居生活。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献策肃宗，深蒙重赏，令翰林待诏，授左金吾卫事参军，乃致名志和，字子同。寻复贬南浦尉，经量移不愿之任，得还本贯。既而亲丧，无复宦情，遂扁舟垂纶，逐三江，泛五湖，自谓烟波钓徒。”[16]他将自己的两个仆从分别命名为“渔童”和“樵青”，“渔童使捧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可见他内心对渔隐生活的热爱。他的《渔父》词五首很好的表现了他的这种志趣。兹举前三首为例：“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蓑笠，绿蓑衣，邪风细雨不须归。”其一“霅溪湾里钓鱼翁，蚱蜢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反著荷衣不叹穷。”其二“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还。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其三[17]这几首词皆以“渔父”为抒情主人公，从不同的角度写其泛舟垂钓的渔隐生活情趣。词中涉及西塞、霅溪、巴陵等地域，这大概就是张志和“逐三江，泛五湖”的“烟波钓徒”生活的真实写照。词中透露着乐天知命、随缘自适的快乐哲学；既描绘了清丽和谐的自然风光，又塑造了潇洒超逸的“渔父”形象。这种贴近生活的人生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闲适而自由的风姿、快乐而超逸的心灵，构成了张志和卓越的渔隐志趣。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        现实失意，转而寄情于江渚    在强调君子以道自任的儒家思想体系中，“隐”原是针对知识阶层“仕”的问题而产生的。知识分子从政治社会的参与中引身而退，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一种对当政者不满的间接抗议和批判。从孔子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到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显示儒家的仕进和退隐同样都是一种政治态度的取向。于是在政治腐败或仕途失意之时，一些文人在苦闷与悲愤之余选择渔隐作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批判，个人精神的一种寄托。敦煌曲子词《浣溪沙·其九（捲却诗书）》即表现了文人的这种思想心态：“捲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蓑笠执鱼竿。棹向碧波深处去，几重滩。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世掩良贤。所以身将岩□下，不朝天。”[18]这是一首表达对仕途不满，弃官归隐的诗。用一幅幅不同但彼此又有联系的艺术画面，勾勒了一个卷起诗书披蓑垂钓的渔父形象。他抛弃了自己喜爱的诗书，披起了蓑衣，戴上了斗笠，手上拿的不再是笔，而是鱼竿。在他的心中，积压着难以言说的愤懑。心中的痛苦是很深的，他那颗随棹而动的痛苦的心，那碧波般的宁静澄澈的灵魂，只能在江水之上抒发心中深深的郁闷。这是被压制的知识分子对封建社会的反抗，腐败的现实让他不得不掩捲诗书，披起蓑衣，远离是非之地，消隐于大自然。他是身在江湖心却犹未死的志士，被黑暗的现实迫不得已才来此隐居，借着渔隐生活来排遣心中的忧郁和悲愤。柳宗元的一生也与这样的情况很相符。公元815年柳宗元被发配到柳州做刺史，在此之前，他已有十年的政治流放生涯。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在当时是个很荒僻的地方，人烟稀少、满目萧条。作者处于心理和身理的双重低谷之中，在这个时候，他写下了《江雪》这样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一个没有鸟飞，只有孤舟的清静旷远的世界，一个披蓑戴笠的渔翁，独自一人在江上垂钓。他垂钓的不是鱼，而是满腔的孤独和寂寞。他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个人的理想，在仕途中接连遭受打击。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渔翁，在一个孤独、冷漠、超绝的环境之下，一个人静静的垂钓，闲情，还是悲愤？他卓然无畏，孤独傲岸，在那样冷酷决绝的环境之下毅然坚强挺立，在黑暗的现实的被迫无耐之下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遣散心中的悲愤和表达个人的理想。他的《渔翁》一诗却是他在现实失意之下产生的一种回归自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自得其乐的理想生活愿望：“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中下流，岩上无心云相逐。”[19]诗中描绘的这位渔翁，是一个隐居的渔夫形象，生活愉快恬静。可见柳宗元在接连受到现实的挫折和打击之后，做一个隐居的渔翁，过娴静的隐居生活的想法油然而生。比起刚贬谪时的激愤、执着，这时候他多了一份悠闲、淡然和平和。诗中的渔翁，寄托着柳宗元的生活理想和精神追求。（三）        半仕半隐——对闲适的渔隐生活的渴慕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影响，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寻找进身之阶，另一方面又对闲适自由的生活充满无尽的向往。这就造成了一些知识分子身在魏阙，心存江湖之思。比如说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他对自称为“烟波钓徒”的张志和式的生活方式就很羡慕，虽然自己身居庙堂之上。他作有《浣溪沙·渔父》词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蓑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20] 很明显这首词是根据张志和词改编而来的，从这首词里也不难看出，苏轼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渔隐情结。苏轼一生受到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他像大多数封建时代的文人那样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与抱负，然而内心又存在一种超然和旷达的人生理想。在仕途的进退中苏轼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却也始终难掩内心的渔隐情结。他以“渔父”为调写下了四首词作来分别吟咏“渔父饮”“渔父醉”“渔父醒”“渔父笑”四种渔隐生活的情趣，这也进一步透露出苏轼对闲适的渔隐生活的向往与渴慕。陆游也是一位颇具渔隐情结的人。他曾经将自己在陆地上的居室取名为“烟艇”，也写下过不少表现渔隐生活、抒发闲情逸趣的诗篇。他的《烟艇记》一文写到“寄其趣于烟波州岛苍茫杳霭之间，未尝一日忘也。使加数年，男胜□犁，女任纺绩，衣食粗足，然后得一叶之舟，伐荻钓鱼，……醉则散发扣弦为吴歌，顾不乐哉？虽然，万钟之禄与一叶之舟，穷达异矣，而皆物外，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于此也。其果可求屿？意者使吾胸中浩然廓然，纳烟云日月之伟观，揽雷霆风雨之奇变，虽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顺流放棹，瞬息千里者，则安知此室果非烟艇也哉？”[21]作此文时陆游才三十七岁，然而他内心却早有一份归隐之思。在文中作者交代自己从小就有隐居江湖之思，为生活所需不得不入仕，却未尝一日忘怀心中的理想。看他的《鹊桥仙》一诗：“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22]这首词看不出有什么幽怨悲愤，充满了洞穿世事、淡泊名利、随缘自适、心静如水的生活情趣和人生境界。没有什么矫情伪饰，一切都显得那样平淡而直率，超逸而自然。有人说陆游的人生是一往无前的入世精神与悄然思退的归隐情怀的矛盾，从他一生的经历及其诗词作品中我们也确实读到了他的这种矛盾。 无论是追求个人自由、超然于世外的智者，或者是在现实无耐的孤独苦闷下选择隐居江滨的贤者，还是身居庙堂、心存江湖的闲雅之士，他们都选择了将渔隐作为个人一生精神生活的现实寄托。在道家和儒家等文化的影响下那些许许多多的渔隐贤人，他们或者追求人生的本真自由，或者选择归隐以表示对现实愤懑和对抗，或者将个人对人生和生活的追求寄托于隐秘而深切的渔隐理想。然而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动机选择渔隐，都难掩他们内心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切关怀和崇尚。正是由于他们对生存的世界和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和敬畏，所以他们才会对人生和现实充满更多更深的思考，精神世界也会较他人丰富的多，才会有吟唱“沧浪之水”的超然绝尘，才会有选择恬静渔隐生活的终生坚守，才会有面对险境时的大义凛然，才会有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内心世界的永恒宁静淡泊。所有这一切，都在生动而又完美的诠释着渔父精神的意义，同时也诠释着渔隐文化的精神内蕴。 明朝散发弄扁舟——“渔父”形象解读在浩如烟海的人物形象中，古代文人最钟情渔父。渔父形象像一条河流，从中国文人的纵深地带经过和穿越，带给他们持久的魅惑和追慕，把文人们在仕与隐之间挣扎的内心，照耀得“火树银花不夜天”。经过漫长时间的淘洗，渔父不再是一个语词，而是一个叠加的意象，一个浓缩了丰富文化色彩和哲人前思的“那一个”。它不断出现，不断被书写，成为隐逸文化的一种象征，成为荣格所说的原型。渔父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源自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集体无意识。要考察隐逸文化，要研究古代文人的隐秘心理，很有必要对渔父形象做一番探讨。渔父形象最早出现在《庄子》中。文章中的渔父须眉皆白，智虑高超，仙风道骨。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归真也。”（《庄子·杂篇·渔父》）渔父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所谓的“性服忠信、身形仁义”、“饰礼乐、选人伦”，都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而渔父所谓的“真”，就是“受于天”，主张“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这是道家清静无为的观念和儒家“明知不可而为之”价值观的一次微妙的碰撞。最终，孔子为渔父的思想所折服，如梦初醒，甘拜下风，尊渔父为圣人。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孔子，似乎恍然明白了自己“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背后的真正原因。其实，这个故事明显是伪作，当是后世道学者借助庄子对孔子的冷嘲热讽。真正的渔父形象的源头还是《楚辞》。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这个则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一次真正的碰撞，火花四射，精彩绝伦。《楚辞》的本意，恐怕是要借助渔父来衬托屈原的高迈。面对社会的黑暗、污浊，屈原执著、决绝、不苟且、不合作、不低俗，明知不可而为之，始终坚守着人格高标，宁愿舍弃生命，也要放声呐喊，纵然理想破灭，也要精神清洁。然而始料不及的是，飘然离去，一曲高歌，随风而逝，不复与言的渔父形象，反而给后人留下更为巨大的想象空间，成为或仕或隐者的一种理想寄托。从《离骚》开始，中国的文人就被一种寻找、追求和向往的热情所充溢。不管这种期待何等渺茫，亦不管这种探寻何等徒劳，文人总是难以停止探求的脚步。他们的向往，总是在水一方，像反复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奔赴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异常强烈，只是苍龙永远在前，长缨却不知何时在手？一股难言的苦涩充斥心头。正如希罗多德的《史学》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最凄绝的悲痛，便是奋力去做许多事，却又一事无成。”伟大的文人总是伴随着伟大的痛苦，这种痛苦超出了一己之悲，成为人类挥之不去的情感模型。好在我们还有渔父，给失意的文人寻找了别一种人生和出口。乐天知命，与世推移，任凭尘世纷纷扰扰，我自恬然自安。这就是渔父的立身处世。面对一池碧波，卸去满身疲乏，也无风雨也无晴。功名富贵与我何加焉？仕途经济与我何加焉？这是文人走出“读书只为稻粱谋”的伟大一步。也是渔父身上最激动人心之所在。然而，这种脱离现实的对抗实际上是苦痛的，也不为主流价值所趋向。但也许正因为它拉开了和现实的距离，反而又充满了一种乌托邦式幻灭的美感。历史上最著名的渔父有三个。其一是庄子。庄子钓于濮水，楚王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曳而尾于涂中乎？”（《庄子·秋水》）这一小段之中，有很多重对比，意味深长。第一层对比是庄子和楚大夫。一边是轻松自若的濮水垂钓客——庄子，一边是满面尘灰的仕途奔波人——楚大夫。谁更能享受真正的生命乐趣？第二层对比是庄子的两种选择。一边是楚国的相国高位，居庙堂之高；一边是濮水的烟波钓叟，处江湖之远。哪一种更能激活出生命的云淡风轻和丰润灿烂？ 庄子也知道，“此可对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于是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楚国水田里的乌龟，它们是愿意到楚王那里，用死来换取“留骨而贵”呢，还是愿意“曳尾涂中”？这又是一重对比，两种选择的鲜活对比。难怪两个被仕途经济冲昏头脑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最美妙的隐喻还有，朝廷的香火缭绕，可能正是污浊之所；而拖着尾巴的泥淖之所，恰恰又是清洁之所在。这就是庄子的选择，冷眼看穿，却又热肠挂住，永远保持自己的清洁，守护好自己的灵魂处所。继承庄子衣钵的则是严子陵，他拒绝了好朋友刘秀的三请四邀，隐居在富春江畔——垂钓。这是渔父语词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庄子还要“庄子”。光武帝是有道明君，又是严子陵最好的玩伴，对严子陵又极为推崇。在屡次请严子陵未果后，刘秀亲自写信，言辞恳切：“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疮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颖水之风，非朕所敢望。”严子陵终于抹不过朋友的脸面，来了。光武帝和他同榻而眠，晚上严子陵的臭脚竟然搁到光武帝的肚子上去了，光武帝也不以为意。这一方面，可见光武帝的求贤若渴，另一方面，又可见他们哥俩当年的兄弟情深。免除了“伴君如伴虎”的祸患，严子陵只有荣华，只有富贵，只有功名，只有利禄。但他还是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严子陵是一个真正的渔父，他的出现给渔父意象增添了许多的浪漫情怀。难怪一代名臣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对他顶礼膜拜：“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清初浙派版画的力作《无双谱》则赞之曰：几人无故上云台，心事含羞未许猜。名利当头叹归隐，清风拂水报招徕。同眠卧榻真天子，六合难搜高士才。不过茫然寰宇下，容他独自发闲呆。（《无双谱》，版画著作，配有乐府诗，为绍兴人金古良所著。）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还曾特意去游览严子陵的钓台，并写下经典散文《钓台的春昼》。庄子的归隐，是要保持清洁，担心被世俗沾染，更害怕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严子陵则是纯粹的归隐，湮没在山光水色之中，这是一种真正的天人合一。历史上的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而严子陵则不论邦有道与否，我自隐逸，万钟与我何加焉？与这两个渔父构成绝妙比对的则是姜尚，他的钓饵是自己的绝世才华，而钓的大鱼却只有文王一个。所以，他必须用直钩，用自己的苍颜白发，用自己的一腔孤傲，引起世人哄抬关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炒作。姜子牙终于钓来文王，出阁为相，成就自己的宏图大业。两种渔父，两种走向。 一个选择儒家，一个选择道家，一个具济世情怀，一个有隐逸风范，如何论优劣？何必分高下！闻一多曾经说过，围绕着中国古代文人的只有两个字——仕与隐。要不先仕后隐，要不且仕且隐，要不先隐后仕，即使是不仕不隐之人，他内心中的痛苦也是可想而知。中国文人总在儒家和道家之间徘徊，穿梭。要而言之，文人选择“仕”能做到百分之百，文人选择“隐”，却万万做不到百分之百。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人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连老子也说“吾不能学太上而忘情也”，遑论其他人？事因难能，所以可贵。这就是严子陵的价值所在。更多的渔父则是寄情于山水，相忘于江湖。除了这样，还能怎样啊。想起了我最喜欢的一首无名氏的词，可做这种心情的注脚。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鲙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     每个文人都像卞和献宝一样，要把自己的玉一样的美德贷于帝王家，哪怕被砍掉一条条腿，也在所不惜。卞和泣血是中国文人共同的悲剧。文人何曾想做一个渔父啊，实乃报国无门、功业未遂而归隐江湖也。现在我们回头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为什么是渔父，而不是其他。渔父这个语词的背后到底叠加了哪些东西，从而被文人相中、接受、书写和鼓吹？渔父成为最重要的意象，可能来自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是屈原。屈原披发行吟泽畔，在生死抉择之间，需要一个人来对话，揭示自己的内心的挣扎和选择。因为在江畔，最该遇见的自然就是渔父，构成主客对话的“客”，这是自然的逻辑。渔父是老年男子，历经沧桑，风云看惯，淡薄尘世，能够提高对话的含金量和话语价值。渔父的出现当然是偶然的，但隐逸文化、出世文化聚焦于渔父却带有很大的必然性。惟有渔父才好引出颇有道家特色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歌词大意是，沧浪之水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冠缨；沧浪之水浊啊，可用来洗我的泥脚。渔父不强人所难，不愠不怒，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足见其淡泊和修为。 那么，为什么要引出《孺子歌》呢？因为《孺子歌》大有来历。据《孟子·离娄》记载：孔子曾听孺子唱过这首歌，孔子听歌后，告诉他的学生：“清，才能洗冠缨；浊，只能洗泥脚。清还是浊，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啊。”孔子非常注重士人的人生抉择，提倡人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但是在中庸思想的指导下，又主张“用舍行藏”。孔子称赞颜渊说：“如果用我，就出来做事；不用呢，就隐居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啊。”也就是说，儒家和道家有时候也能并行不悖。李白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照散发弄扁舟。”就是说，“入世不称意，才要出世；仕途不称意，才会归隐。”这也许就是渔父最终飘然而去，放歌一曲的原因吧。其次是渔。《诗经》中说，“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诗经·卫风》）就是说，上古时期，垂钓虽然还是一种谋生手段，但是“岂不尔思”已经包含一种别样的情致。特别是渔者，荡舟于碧波之上，隐没于绿荷之中，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让人清静高远，得意忘言。在庄屈之后，即使仍然有人以打鱼谋生，但在文人笔下，渔父不仅没有了谋生之苦，反而多了几分闲情野趣，最能寄寓诗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第三是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就是说，水是万物之本，品性谦逊，亲附万物而公正无私，可作为道的象征。这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别忘了，水远离尘土，从事实上也让文人暂时挣脱尘埃，正好和道家精神上超脱尘埃遥相呼应。而在碧波之上，世界白茫茫一片，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天地在我心，人也只能归于自己的内心，聚焦于心灵的道。第四是舟。而且一定是小舟，只有小舟才能获得随风飘荡，“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就是道家的“和光同尘”的最高境界。小舟还意味着人少，是“孤舟”，只能“独钓”，惟其独钓，只能与“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相俯仰，不管，不顾，不为。第五是钓。钓意味着耳聪、目明，尤其是要沉稳、耐心，把握火候，等待时机，这种心理像极了隐者。他们纠缠于出世和入世之间，矛盾于兼济与独善之中。而且的确有不少隐者想走终南捷径，时机一到，就会欣欣然出山的。鲁迅 先生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先生认为中国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需要文人。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偃武修文，需要文人来加以粉饰，此时文人扮演的是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另外，在自己的统治发生危机时，当权者无计可施，走投无路，病急乱投医，于是，开始垂听文人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此时的文人觉得英雄终有用武之地了，于是高高兴兴的“出山”了，这时的文人成了“帮忙”。鲁迅尖锐的指出司马相如和屈原之流，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和“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牢骚之辞。所以孟浩然干谒诗说：“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孟浩然的眼里，很多的垂钓者以隐求仕，大有斩获，所以他也蠢蠢欲动，希望得到贵人的引荐而走上仕途。他的这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渔父，可以说是“渔父之意不在鱼，在于仕途之间也。”尽管渔父意象并不纯粹到极至。但仍然吸引了历代文人浑浊的眼光，寻找清新一缕的慰藉。究其原因，乃是这一意象本身的洁身自好、“和光同尘”、“与世推移”的人生姿态，优游山水之间，去除世俗纷扰，保有本我或深藏“本真”的心灵追求，令后世的文人激赏不已，追怀不已。他们或咏以诗词，或布之以画，表达自己的思慕。在诸多描写渔父的篇章中，创作者们大都取渔父形象本身的感性内容，寄托自己超越世俗的高迈价值观。要而言之，无非画饼充饥，借酒浇愁。后世的渔父形象中，最为著名的当是柳宗元。柳宗元的《江雪》和《渔翁》都以渔父“自寓”，反映了自己在长期流放过程中交替出现的两种心境。他有时不甘屈服，力图有所作为；有时又悲观愤懑，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渔翁》中的渔翁，超尘绝俗，悠然自得，正是后一心境的外化。《江雪》中的渔翁，特立独行，凌寒傲雪，独钓于众人不钓之时，正是前一种心情的写照。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王尧衢的《古唐诗合解》云：“置孤舟于千山万径之间而以一老翁披蓑戴笠，兀坐于鸟不飞、人不行之地，真所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矣，何足为轻重哉？江寒而鱼伏，岂钓之可得？彼老翁何为而作孤舟风雪中乎？世态寒凉，宦情孤冷，如钓寒江之鱼，终无所得，子厚以自寓也。”这是古往今来渔父最高蹈之处，也是最可悲之处。因为高蹈，所以可悲。因为可悲，所以高蹈。如同基尔凯郭尔对上帝评价中的一句话——因为荒谬，所以真实。（基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在那么多的渔父意境中，我以为最能给渔父画像的还是《江雪》。黄周星《唐诗快》就认为：“只为此二十字，至今遂图绘不休，将来竟与天地相终结始矣。”当然还有他的《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从渔父孤寂的生活中，我们看到柳宗元的影子，他的孤傲，他的决绝，他的不管不顾，当然也更能看到他内心的痛苦不堪。中国文人的心灵景观一览无余。总之，中国古典文学里的渔父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渔父，而是文人的渔父，意象的渔父，诗性的渔父。渔父中叠加了许多故事、许多人生，不断地被庄子、屈原、严子凌、姜子牙、柳宗元等反复书写，因而不复是简单的符号，而成为中国文人真正的“存在之家”。后来的人，也正是在对“渔父”在不同的语境当中的意义的反复聆听中接受密码，从而确认自己的存在。他们从中认出自己，从而由于获得一种安全感而感到愉悦或者惊惧。愉悦来自于结构的相互辨认，惊惧来自于对被欲望遮蔽的真实的自我的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