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和《楚辞》中的“渔父”形象研究

《庄子》和《楚辞》中的“渔父”形象研究(2012-12-3118:19:56)转载▼标签：杂谈来源：http://52096.eduol.cn/archives/2008/597967.html摘要：《庄子》、屈原的《渔父》篇是“渔父”形象.的起源。考察两篇文章中“渔父”形象.的内涵。思想内涵，对于研究古代文人心理、考察隐逸文化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关键词：渔父抽象具象平衡在中国古代文学塑造的众多形象中，渔父的形象最为文人们青睐，尤其是失意落魄的文人。由他们塑造的渔父形象共同建构了我国独有的隐逸文化。因此，要考察隐逸文化，研究古代文人心理，就有必要对渔父形象做一番探讨。本篇文章拟就《庄子》、《楚辞》中的作为渔父形象源头的渔父形象作一番考察。处于抽象具象动态平衡中的渔父形象当我们比较《庄子》、《楚辞》的《渔父》篇时，会发现这两篇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两篇文章都是用对话构成，结构相似。以对话体或是设为问答为文，自战国以来，就为文人们广泛采用。他们喜欢假设宾主，互为问答，问为启，文章重心在于主的答，或抒发心中愤懑，或寄托情思，或阐发哲学见解。著名的篇章如东汉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都采用这一形式。而与楚辞创作时间最为接近的楚辞的另一创作者宋玉，也有许多采用了这一形式，如《高塘赋》、《神女赋》、《对楚王问》等，在对这种形式本身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主客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客为次，在对话中只起引起话题的作用，而客的回答才是文章的重点。这样的一种不平衡关系，其实正是作者刻意追求的，而在《楚辞》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不妨引用一段屈原和渔父的对话：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醴？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渔父莞尔而笑，鼓渫而去，乃歌曰….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两点：1，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实质是一场交锋，一场不同人生观、价值观或者世界观的交锋[1]。渔父的“不凝滞于物”、“与世推移”、“众人皆浊则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则哺其糟而啜其醴”等等语言的表述体现的正是典型的道家思想；而屈原的“宁葬身鱼腹”也不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体现了屈原“濯污泥而不染” 的高洁品格，同时也是他一生执着追求和保持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2，文本叙述屈原与渔父的对话，去目的完全是为了彰显屈原的人生抉择，也就是说文本在屈原与渔父之间是偏向于屈原的。正如宋朝洪兴祖在其《楚辞补注》中所说的“假借问答以寄意耳。”其“意”即在于彰显屈原的人格魅力。虽然渔父文本的倾向如此，我们却要把关注给予渔父。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楚辞》《渔父》篇中的渔父是一中象征，一种隐逸的象征，是隐逸思想或者说道家处世哲学的具象化，在这一层面上，可以说渔父形象是抽象的，是理念的代表。但是这样的理念却是和渔父这一人物结合在一起的。捕渔作为一种职业，有它独特的环境工作条件和特有的情趣，因而渔父形象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感性内容。从“莞尔而笑，鼓渫”而去可以见出远离世俗的超脱，从“沧浪之水”我们可以联想到许多和“渔父”这个名词有关的许多感性内容，如声音：唉乃一声山水绿，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给渔父中的渔父形象作这样的阐述：他是抽象和具象相统一的人物形象，随鉴赏者或阅读者体验的不同，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庄子》《渔父》篇中。《庄子》《渔父》篇里的渔父也是代表着道家思想，和之相对应的则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文本通过叙述渔父与孔子之间的对话，让渔父道尽道家虚静无为的观念，而秉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生价值观的孔子则为渔父的思想所折服，并尊渔父为圣人。很明显，文本是倾向于渔父的。苏东坡也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此篇若真诋孔子者”[2]。与《楚辞》中的渔父不同，本篇对渔父形象的描绘用了不少笔墨。如写渔父“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距陆而上，左手据膝，右手持颐”等等。因此，《庄子》中的渔父比之《楚辞》中的渔父形象更为饱满。渔父形象的影响及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抽象和具象相统一的渔父形象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渔父本身的洁身自好，他的“和光同尘”、“与世推移”，他的优游山水之间，没有世俗的纷扰，保有一分本我或“本真”的状态，令后世的文人神企羡之。他们或咏以诗词，或布之以画，表达他们这种心情。我们注意到，在诸多描写渔父的篇章中，创作者们大都是取渔父形象本身的感性内容而更换其抽象的哲理，或价值观念，也就是借渔父这一旧瓶装自己胸中的“酒”，如柳宗元的《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晚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在这首诗里,诗人描绘的渔父的生活,在我们鉴赏《庄子》或《楚辞》的《渔父》篇时,同样能够通过我们对渔父生活的体验而联想得到,也就是说,就感性内容而言,它和两篇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当我们品味此诗时,我们从渔父孤寂的生活中,依稀能够看到诗人柳宗元的影子,他的孤傲,孤芳自赏,自我放浪山水之间,内心却痛苦不堪.这种内涵与他在《永州八记》中流露的一般无二.这种内涵,从他的《江雪》诗中的渔翁身上可以看得更明了.因此,我们说,柳宗元借渔翁形象抒发自己的政治的孤愤,也就是把渔父形象中的抽象的内涵更改了,使得抽象与具象的动态平衡换了一副面目。总之,中国古典文学里的渔父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渔父,从来就不是仅仅为着打渔,养家糊口,而是文人的渔父.每一个渔父形象的内涵里都蕴涵着创作者本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人生观[3]。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学里的渔父是处于抽象具象动态平衡中的渔父形象。儒道交锋失衡平衡中的渔父形象在考察《庄子》全书时,曾有人怀疑《让王》、《盗跖》、《说剑》和《渔父》四篇是伪作[4]。苏东坡在《庄子祠堂记》中曾说《渔父》篇“若真诋孔子者”。在苏轼看来,《庄子》其他篇章虽然与儒家大唱反调,其实是暗地里“阴助”孔子的.而《渔父》里把孔子骂得狠了些,好象不是“阴助”而是“真诋”。从苏轼这一观点里,我们可以抽绎出儒道两家思想相交的话题,而其着力点正是渔父形象[5]。《庄子》《渔父》篇中孔子与渔父的对话,我们可以看作是儒道两家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文中儒家思想的表述出于孔子弟子子恭之口：“孔子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忠信”、“仁义”、“礼乐”正是孔子一生主张并身体力行的。然而就是这样的表述却遭遇了渔父轻蔑的回答：“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并且评价孔子是“远哉其分于道也”。此处的“道”，即是渔父所说的“真”。而其内涵则是“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贵真”的思想，是典型的道家思想，如《大宗师》中云“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郭象注：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又云：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而已反为真，而我犹为人猗。“真”又作本性解。真是自然、本性、道。《齐物论》中有所谓“真宰”“真君”，《大宗师》中又有所谓“真人”，其义均同。《大宗师》中对“真人”有许多形容，要之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那种体现了自然之道的人，故庄子反复说，“不以人助天，是谓之真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谓之真人”。渔父篇中解释“真”与《大宗师》中所言精神是一致的。这样的一次儒道交锋，起倾向是很明显的。渔父所代表的道家的“道”已经压倒了孔子的“道”，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尊渔父为圣人。这一点也可以从孔子对待渔父的态度以及孔子答弟子问的一段话里得到证实。孔子听了字恭的话，推琴而起曰“其圣人欤”，见到渔父，“反走，再拜而进”。对待渔父的礼节恭谨到了让子路诧异的程度，在驱车时，子路问：“由得为役久矣，未尝见夫子遇人如此之威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见夫子未尝不分庭抗礼，夫子犹有倨傲之容。今渔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磐折，言拜而立，得无太甚乎？”而孔子的回答却更让人诧异：“夫遇长不敬，失礼也：见贤不尊，不仁也。彼非圣人，下人不精…”“长”、“贤”、“圣人”，是孔子对渔父的评价，孔子把渔父尊为“长”、“贤”、“圣人”，也就是尊渔父所代表的“道”。综上所述，此次的儒道交锋是失衡的。然而，在《庄子》《渔父》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点，那就是在本篇中对“真”又提出了一种解释，那就是“真者，精诚之至也”，“诚”作为本体是思孟学派所强调的，庄子其他篇章中也有“诚”： 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撄。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诚。吾与之乘天地之诚，而不以物与之相撄。《徐无鬼》不见其诚已而发，每发而不当。《庚桑楚》内诚不解，形谍成光。《列御寇》郭沫若指出：“庄子后学和思孟学派接近的倾向，在杂篇中颇为明显，屡屡把‘诚’作为本体的意义使用，和思孟学派的见解完全相同”[6]。可见渔父篇强调的“精诚”是受了思蒙学派的影响。《孟子?离娄上》云：“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这里的“道”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渔父所言的“道”其实已经不是纯粹的道家思想，而是掺杂了思孟学派思想的“道”。同时,《庄子》《渔父》篇中的渔父一面批评孔子“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另一方面却又在设计理想的政治蓝图。他说：“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止，治之美也，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官之其职，人忧其事，乃无所陵。”然后分述庶人之忧、大夫之忧，天子诸侯之忧等等。这一套设想，岂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而庄子是排斥事务的，《逍遥游》中，视“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正国者”只不过是象笑大鹏的斥鹌一样。庄子的理想政治，见于《大宗师》：无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已，化货万物而民弗恃；有莫具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显然《渔父》篇与此有很大的不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渔父的这一种政治蓝图也具有儒家思想的内核。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渔父所谓的道的内涵有道家的因素，也有儒家的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此一次儒道的交锋不仅具有儒道的对抗，也有儒道两家的融合。故而我们在考察渔父形象时，也应该从儒道两家交锋由失衡到平衡的过程的角度。这样的情形是否也在《楚辞》《渔父》篇里有所表现呢？如果有，那么这样的体现与《庄子》《渔父》篇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先来看《楚辞》《渔父》中体现渔父思想的一段话：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醴。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他认为圣哲之人圆通随和，不那么拘泥死板，而能够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世风既然混浊，你何不也去深掘其泥大搅其混水？既然众人都醉，你何不把剩下的薄酒连同酒糟都吞下肚去？干吗要想得太深，超越众人，以至使自己被放逐？渔父的思想是道家所谓的“和光同尘” ，为保全自己不与社会相对抗。从这一点上，我们说，渔父形象是道家思想的代表，它与屈原主张并身体力行的积极用世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而且，正如上文已经提到过的，由屈原和渔父的对话所构成的文章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相对立的，是各自说各自的道：渔父没有能够说服屈原与世推移，屈原最终自投汨罗江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一点上，与《庄子》《渔父》是相通的，即都是儒道的对抗。那么，《楚辞》《渔父》篇在渔父身上有没有儒道思想的交融呢？渔父在离开屈原时唱了这么一首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是一首流传很久的歌谣。《孟子?离娄》篇说，孔子曾听一个孺子唱过这首歌。歌词大意是，沧浪之水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冠缨；沧浪之水浊啊，可用来洗我的泥脚。根椐孟子的记载，孔子听歌后，告诉他的学生：清，才能洗冠缨；浊，只能洗泥脚。清还是浊，是由人们自己选择的啊。孔子非常注重士人的人生抉择，提倡人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但是儒家在中庸思想的指导下，对于人在现实社会中如何自处，却较多个人安危的考虑，提出了“用舍行藏”的一套办法。孔子曾称赞颜渊说：“如果用我，就出来做事；不用呢，就隐居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啊”。这样的思想影响深远，战国后期的荀况也不能不注意到明哲保身。《荀子?尧问》篇说荀况生于乱世，怀着成为圣贤的思想，却蒙上了假装的狂态，让天下人看到他是愚钝的。这与渔父所体现的隐遁思想是相通的。从这一点上，渔父形象也体现了儒道思想的融合。卓绝千古的渔父形象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渔父形象在思想内核上兼具儒道两家思想，从形象本身看，是具象和抽象的统一。渔父形象的这两个特征是其他的文学形象所不具有的，也正是它的这两个特征，对于后世的文人，尤其是失意落魄的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影响所及，以至形成了文学史上一系列独特的渔父诗、词、曲、画、音乐，构建了独特的隐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