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专题学习之《记念刘和珍君》阅读教学设计

鲁迅专题学习Z《记念刘和珍君》阅读教学设计课时：一课时教学目标学会提问。理解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他的忧思或者怵I惑是什么？教学过程一、理清文脉，解读作者心境理清文脉，即把握这种似断实连的片断式的行文方式，抓住“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的矛盾，解读鲁迅先生在特定背景下的特定的心境。二、理解文中“猛士”、“庸人”等重要词语的含义抓住文本描写刘和珍君的有关片断，概扌舌刘和珍君的精神品质，研读文中充满议论与抒情色彩的句子，探讨“猛士”、“庸人”的内涵及特点注：过程一、二由学生白学，要求学生在这一节课上课前阅读本“教学设计”附录的三篇文章。注意：三篇文章仅供参考。三、探究文字背后作者的忧思或困惑，尽可能把握文章的思想内涵(1)学生提问(2)师生讨论(3)教师总结(介绍专题学习的大致过程，重点介绍文本阅读的策略及在专题学习过程的地位和作用)附录三篇文章：在比较中阅读《记念刘和珍君》钱理群《记念刘和珍君》是屮学语文课本屮的传统教材，有关的参考资料数不胜数，关于文章的内容、结构与语言的分析己经十分深入细致，似乎已无“文章”可做。要想在“山穷水尽”之中发现“又一村”的新境界，恐怕得变换我们阅读、思考的思路、角度与方法。本文即试图作一个试验：引入鲁迅的兄弟、同为现代散文大家的周作人所写的同一题材的散文：《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作一次“比较”阅读。而且我们的分析重点将不放在思想内容的“比较”上一一尽管此时周氏兄弟已经失和，但就思想倾向的主要方面而言，两篇文章毋宁说是“同”大于“异”的，无论是对爱国学生的同情与赞颂，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谴责和抗争，对所谓“学界名流”“诬陷”的义愤与揭露，以及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强调，对“请愿”之举的保留……都是惊人的相似，真正的差异倒在于周氏兄弟有着不同的气质，不同的思考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由此而产生不同的文章风格。我们的“比较”，就从这一角度切入。(一)两篇文章都从写作心境写起。周作人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文开头就以平实的语气陈述自己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心绪的变化：先是由于“逐个增加”的“悲惨人事”“堆积在心上”，既多愤激，又存“期望”，“心思纷乱”，“摆脱不开”，“什么事都不能做”，自然也无以作文。“到了现在已是残杀后的第五日”一一时I'可的距离，使人们从最初的愤激屮冷静下来，抛却了无益的幻想，不再说“彻底查办”之类的梦话，也就将“心思收朿”到对于“死者”本身的思考，终于可以执笔作文，能够说这样平心静气的“话”了。“平心静气”自然含有某种“反语”成分，周作人其实也并不能真正“平心静气”。但己经从事件本身“升华”、“超越”出来，进入理性思考，却也是事实。感情经过理性的过滤，自然滤尽了其中的愤激焦躁，而变得“平静”一一看起来是情感浓度的淡化，力度的减弱，其实是一种情感的深化。周作人从原先“心思纷乱”，到现在“心思收朿”，可以“平心静气”地说话、著文，是一个情感流动的自然过程。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宣布：“我已经出离愤怒了”，那么，他也进入了深入的理 性思考（我们以后还会专门著文来讨论他的这些思考），但他的“心思”却没有这么容易“收束”。这乃是因为作为一个本质上的“诗人”，他的“冷静”的思考总是包裹着最“热烈”的情感，“思”与“情”永远拥抱、纠结为一体。而且，他的内心始终交织着“两种情感欲求”的搏战：一方面是激情喷发的冲动，另一方面却是克制激情的欲求一一这是真正的历史的强者所独有的情感选择，如鲁迅在下文屮所说明的那样，他不愿在“非人间”的仇敌面前显示痛苦，使他们感到快意，也不愿在庸人面前表现愤怒，徒然地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尤其不能原谅自己借着情感的宣泄来取得内心的平衡，继续苟且偷生。正是这情感“喷发”与“反抑”的内在冲突形成一种张力，造成鲁迅情感表达方式上“一波三折”的曲折性。如《记念刘和珍君》第一节所显示的：将欲发，又觉“无话可说”；仿佛己是“痛定之后”，却因“学者文人”的阴险论调平添阵阵“悲凉”；决心显示“最大哀痛”，又顾忌于“非人间”的“快意”；直至无可逃遁，才拼将一腔悲痛，全数掷出，化作灵前至哀至烈的声声哭诉。既是火山的爆发，又是冷气的灌注，情感的热流与冷流交错对流，汇合成了心灵的大颤动，与周作人感情的自然、平稳流泻，形成了鲜明对比，进而显示了兄弟两个人气质上的差异：与鲁迅的“诗人”气质相反，周作人本质上是一个“智者”一一周作人早就说过，他的“头脑是散文的”，而不是“诗”的（见《永日集•桃园/跋》）。（二）作为“智者”，周作人在进一步抒写他“对于死者的感想”时，也是充分理性化了的。因此，他才能够那么条分缕析地一一道來：“感想第一件”如何，“第二件”又怎样、一是什么，二是什么，既十分明晰，又显出从容不迫的风致。读者仍不难从作者不动声色的剖析屮，体会到内含着的沉痛：“一是死者Z惨苦与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活Z破坏，三是遗族之哀痛与损失。”在周作人的思想体系中、“生活”本身即是一种“艺术”，因此，“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无界于艺术的毁灭而产生分外的痛惜感；“死者Z惨苦与恐怖”，更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味；“遗族之哀痛与损失”，则从历史的延续意义上使哀痛更加深化。这里，显示了周作人观察问题的特别立足点与思路一一他是站在“上帝”的高处，有距离地注视、关注“人的生命”的被毁灭，由此产生的哀痛，常给人以一种悲悯感。正是这种悲悯感，构成了周作人这篇悼念文字内在的韵味，也从根本上与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所表现的情感区分开来。而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里则宣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这里“真的猛士”当然指作者所要悼念的先烈，同时也说的是作者自己，以及他对读者（青年，后来者）的期待。作为一个“直面人生”的“真的猛士”，鲁迅绝不可能有用作人那样的“上帝”的“距离”与“悲悯”，而是将自我生命全部“投入”，如他自己所说，“像热烈地主张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一一恰如赫尔库來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在《记念刘和珍君》里，他是那样真诚地、毫无掩饰地流泻着对他所“爱”的青年们的“慈爱”（请回味他对“始终微笑着的”刘和珍的回忆那段文字，那是显示了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的），以及内蕴着的深沉而又深刻的“悲怆”:他又是那样无情地将他的神圣的怒火喷向他所“憎”的杀人者和帮凶（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正人君子者流，直至“无恶意的闲人”）。“大爱”与“大憎”，“极冷”与“极热”，两个极端交织于一体，是“爱的大廳（ddo）”,也是“憎的丰碑”（《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正是以这种“博大的力和美”给读者的心灵以永远的震撼。（三）周氏兄弟的两篇悼文在语言上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相对来说，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口的死者》更多地采用口语，文风趙于平实，而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则于口语之中多杂以文言成分，并多用对偶、排比，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 例如：“当封棺的吋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我陡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周作人文）“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有什么言语？”（鲁迅文）前者全用口语，并一律用陈述句；后者杂以文言句式，陈述句中兼用反问句，更多变化。“第二天上午十时棺殓，我也去一看；真真万幸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了的两个人，只余胜上用一层薄纱蒙着，隐约可以望见面貌，似乎都很安闲而庄严地沉睡垄”有O（周作人文）“始终微笑着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鲁迅文）两段文字都是寓主观情感于客观叙述中，但前者含蓄，后着不但包含着浓重的论战性,而且通过排比与重复句式使读者强烈感受到压抑的情感几欲冲决而出。“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周作人文）“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屮爆发，就在沉默屮灭亡。”（鲁迅文）前者在客观叙述中自然含有主观评价与情感倾向，却有意“引而不发”，在隐晦之中追求含蓄味与简单味（有些粗心的读者还因此对周作人发生了误会）；后者既是情感火山般的喷发，又着意将散文与骈文，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互相交错，取得了“声情并茂”的效果。应该说，这两者都是“美”的，在我国现代散文艺术园地里都各占有自己的一席地位。附记：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与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二文可比较之处甚多,限于篇幅，本文仅作了一些粗略分析，算是“抛砖引玉”，期待读者中的有心人作更深入的“比较”O长歌为谁而哭一一解读《记念刘和珍君》作者：汪波千顷除了纪念死难青年外，《记念刘和珍君》一直被认为是一篇批判反动当局及其走狗文人的战斗檄文。1995年版的高屮语文课本该篇的“预习提示”认为其写作目的是“为了揭露反动军阀的凶残及其走狗文人的阴险无耻，激励人们牢记这次惨案，继续战斗”；2000年版《教师教学用书•语文第一册》（试验修订本•必修）也指出这篇文章的“锋芒主要指向段政府和流言家”，而2004年版的《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必修D（普通高川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也持同样的观点。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鲁迅在文屮有十分清楚的说明，表面上是程君（程毅志）的“正告”，其实作者早有写意，“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不是鲁迅不想写，之所以迟未下笔，是因为“我实在无话可说”，因为“所住的并非人间”，而且庸人的存在,又“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于是鲁迅意味深长地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二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① 所谓“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意思就是人们快要忘却这件事了吧，这也是针对所谓的“庸人”而言，即处于屮间状态的普通国民，那些健忘、麻木和冷漠的大多数。文中有两处“必要”，前一个更多的是出于师生的情谊，重在表达作者的悲愤哀悼之情;而后一个则是根植于鲁迅痛定思痛后深刻的思想反思和批判，目的在于唤醒庸人，这点散布在文章的各个角落，串联起來就是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为国民的健忘而动笔，为国民的沉默而揭露，为国民的冷漠而痛责。它以发人深省的深刻意蕴，成就了这篇文章的思想深度,寄寓作家深沉而迫切的改造国民性的宏愿。在“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就写了《无花蔷薇之二》一文，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反动当局，一个星期以后，他又陆续写了包括《记念刘和珍君》在内的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同样也包含了揭露反动当局残虐险狠的内容，但反思的广度和深度却是益加明显。我们不妨再来参照一下《淡淡的血痕中》一文，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该文是在“段祺瑞政府枪杀徒手民众后”所作，在这篇迟于《记念刘和珍君》一周而作的文章屮，重点写了那些自称为“天之俗民”的造物主的良民的麻木状态，这一思路与《记念刘和珍君》中对庸人的批判是相一致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记念刘和珍君》的写作动机除了有悼念刘和珍等遇害青年,控诉段政府虐杀学生的暴行和痛斥走狗文人下劣无耻的流言外，促使鲁迅继续提起如椽大笔刺向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的重要原因，正是对国民冷漠健忘的深切忧虑和愤慨，它标志鲁迅对这一惨案的反思达到一个成熟和深刻的高度。自从在口本仙台目睹那个令他心灵震惊的画片，鲁迅开始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他作下弃医从文的重大抉择，而由这一事件所引发的沉重话题，也成为他从文路上一直思考的问题，对愚弱国民麻木精神悲剧性的审视，成为一条贯穿鲁迅作品的重要思想主线。如果把《记念刘和珍君》放在鲁迅散文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去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它与鲁迅许多作品一样，同属于“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这一主题，围绕这一主题，鲁迅对“屮国人生命的被漠视，'死’Z无意义、无价值作了'冷峻的剖析’”②，而且得出一个相当悲观的结论，即“缺乏'爱'与'诚’是中国国民性的最大弱点”③。这种“冷峻的剖析”和“悲观的结论”同样体现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在揭露真相和批驳流言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分析爱国青年牺牲的意义（第六部分），结果他悲观的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说除了“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和“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此外的深的意义”是“很寥寥”的；他又提出“当局者的凶残”和“流言家的下劣”“出于我的意外”，因为“我向來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來推测中国人的”④（第七部分），这一剖析很耐人寻味，鲁迅所说的“最坏恶意”是指什么？除去“出于意外”的，那什么又是“属于意内”的呢？我认为，还是应该从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去寻找答案。在《暴君的臣民》中，鲁迅有这样一段文字：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都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也许拿这些描写去类比《记念刘和珍君》屮的庸人有些过分，但那些“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的“暴君的臣民”与把爱国学生的生命作“饭后的谈资”的“无恶意的闲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尽管世易时移，但他们愚味麻木的状态却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个结论同样是悲观的。我们注意到，每当出现“闲人”“庸人”“庸众”“看客”等字眼,鲁迅的笔就显得异常的沉重、冷酷和悲观。有人说鲁迅的悲观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这固然是有道理，但没有対中国社会、中国国民的深刻认识，鲁迅的悲观就不会直到今日仍让我们 有切肤之痛。“三•一八”惨案成为一而鉴照世相人性的明镜。反动当局的灭绝人性自不必言，其他阶层的反应又怎样？鲁迅写到“而此后儿个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林语堂写到“但是事后发现政府以外丧心病狂的同胞就不少，正在那边敷衍政府……至于言论界也正有人在那边大出风头，肆弄其鬼域伎俩……”⑤连一些学者文人、知识界人士都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更遑论普通国民在闲话与谣言的风中会明察真相，更何况在鲁迅看来愚弱蒙昧的国民劣根木来就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鲁迅沉痛的写到“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A平,有限的儿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⑥这恐怕不是一句夸大的气话，而是对国人思想麻木、心灵冷漠的痛责。从1925年到1927年这不长的三年间，鲁迅先后经历了“五卅”惨案、“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目睹许多先驱者、革命青年喋血街头的惨状，在痛惜战士生命宝贵的同时，鲁迅更震惊于“枭首陈尸，也只能博得民众暂时的鉴赏”的国民人性痼疾。⑦除了鲁迅，针对“三•一八”惨案，林语堂、周作人等人也都写了批判反动当局和流言家的文章，但客观地说，他们在国民性的批判上是缺乏的，或者说达不到鲁迅那种创痛酷烈的深刻程度，这应归功于鲁迅深刻的思想个性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是从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心理习惯或者某一重大事件入手，洞幽烛微，揭示背后所蕴涵的社会、历史、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诚如冯雪峰在《回忆鲁迅》屮所言，“和一个平常所说的思想家或理论家比较，他确实更像一个战士，一面战斗着一面探索着前进道路，而这个战斗和探索的经验与教训就是结成他的可珍贵的思想果实的基本东西”。《记念刘和珍君》也充分体现这一点，作者从不同角度剖析烈士遇害所显示出來的社会问题，鲁迅把'‘三•一八”惨案放在“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这一背景下加以考察，通过“煤与木材”的精妙譬喻，一方面指出历史进步的代价Z大，另一方面也告诫革命者应讲究战法,正如他所言，“改革白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⑧也许出于一种批判的本能，像其他一些文章一样,鲁迅把这一悲剧事件，同国民的健忘麻木联系起来，他清醒地意识到，刘和珍等爱国青年他们面临的对手除了像段政府这样的反动集团及其为之摇唇鼓舌、散发阴险论调的学者文人,还有一种占绝对多数的社会力量，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苟活的大多数”，这是一个强大的“无阵之物”，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思想障碍。而终其一生，鲁迅始终以一个启蒙战士的姿态，为消除这一障碍而战斗，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这样理解，在这篇记念文章中，鲁迅如此细微入致的描述烈士遇害的过程，目的就在于以正视听，还广大国民以事实真相，把他们从麻木和健忘的边缘拉回来，鲁迅这样做，绝不是他所谓“多疑”的性格使然，我们只要看看在“三・一八”惨案三周年时，周作人在他的《“三一八”的死者》中感慨到：“三一八的死者恐怕终于是白死了。”我们便不难明白鲁迅的用心绝非多余，不得不叹服他的先见之明和见微知箸的思维魅力。在鲁迅看來，真正救中国的，关键还是需要“立人”，也就是强调人的精神力量，也正因为这样，鲁迅把国民性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去认识：只有“会觉得死尸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会转化为“后人的'生'”。⑨尽管他一次次的失望，但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他所痛责的国民身上，哪怕在他看来希望有些“微茫”，但也只有让他们在一次次“淡红的血色”屮明白“不在沉默屮爆发，就在沉默屮灭亡”的真理，⑩“死”与“生”的转化也才有可能实现。因此，《记念刘和珍君》既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篇纪念文章，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声讨反动当局和反动文人的认识层面。这次惨案为鲁迅审视国民性乂提供一个视角，在他阴郁的笔调、冷峻地描述中，国民善于遗忘、冷漠麻木的劣根昭然若揭，文章锋芒诸多，但归根结底，唤醒民众才是进行一切斗争的前提。正如他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时写道：“所以此后 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IH,全不行的。”⑪这也正是鲁迅对屮国社会的深入探究和对国民精神深入反思的结果。注释：①④⑥⑩鲁迅：《记念刘和珍君》②③参阅钱理群、王得后《鲁迅散文全编•前言》，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⑤林语堂《闲话与谣言》，《林语堂选集》（上册）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5页。⑦鲁迅《南腔北调集•偶成》,《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04页。⑧鲁迅《华盖集续编・空谈》，《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⑨鲁迅《华盖集续编・“死地”》，《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⑪鲁迅、景宋《鲁迅景宋通信集•八》，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笫22页。应试教育下教材删什么都无所谓（节选）记者：若尘记得钱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传》中是这样解读《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重点不是讲刘和珍怎样的勇敢，军阀怎么镇压，而是讲鲁迅自己内心的困惑。文章一开始，学生问：“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鲁迅说：“没有。”“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那就写吧。可是要写了，鲁迅又想：“写了又有什么用？”所以又想不写。但不写也不行啊。日子过去了，人们会忘记了……整篇文章就是这“写”还是“不写”，“说”还是“不说”的矛盾。这背后就是一个“纪念”还是“忘却”的I木I惑。所以后來鲁迅还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也是让鲁迅困惑终生的。一直以来，在我们的语文课上，鲁迅都被政治化、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鲁迅是文坛斗士、民族脊梁，他高大、伟岸、不妥协、敢于斗争，这类“神话”的教条虽然塑造了鲁迅铁铮铮的革命形象，但也将一个无比丰富、有爱有恨、内心纠结的生命个体远远地疏离了读者。钱先生的解读则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他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把鲁迅内化为自身，这样，鲁迅就被还原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立体感很强的人。鲁迅当时内心的挫败感，就好比现在许多媒体时评人的内心感触一一写还是不写，写了乂有什么用？这种矛盾、无奈与纠结正如有吋评人所说：“无力感可能是每一个作评论的人最大的困惑。”两年前读到钱先生这般解读，感到很震撼，所以至今难以忘怀。（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