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宋〕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言论，自古有之，是自古就有的，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一般说来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而小人则因利益相团结为朋党，此自然之理也。这是很自然的规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但是臣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其故何哉？这是什么原因呢？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小人所爱所贪的是薪俸钱财。当其同利之时，
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暂时地互相勾结成为朋党，那是虚假的；及其见利而争先，等到他们见到利益而争先恐后，或利尽而交疏，则或者利益已尽而交情淡漠之时，反相贼害，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虽其兄弟亲戚，即使是兄弟亲戚，不能自保。也不会互相保护。故臣谓小人无朋，所以说小人并无朋党，其暂为朋者，伪也。他们暂时结为朋党，也是虚假的。君子则不然。君子就不是这样：所守者道义，他们坚持的是道义，所行者忠信，履行的是忠信，所惜者名节。珍惜的是名节。以之修身，用这些来提高自身修养，则同道而相益；那么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补益。以之事国，用这些来为国家做事，
则同心而共济；那么观点相同就能共同前进。终始如一，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啊。故为人君者，所以做君主的，但当退小人之伪朋，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党，用君子之真朋，进用君子的真朋党，则天下治矣。那末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尧之时，唐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个朋党，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舜佐尧，舜辅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斥退“四凶”的小人朋党，而进元、恺君子之朋，而进用“元、恺”的君子朋党，尧之天下大治。唐尧的天下因此得到大治。
及舜自为天子，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列位于朝廷。更相称美，更相推让，他们互相推举，互相谦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个朋党。而舜皆用之，但是虞舜全都进用他们，天下亦大治。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尚书》上说：“商纣有亿万臣，是亿万条心；周有三千臣，却是一条心。”纣之时，商纣王的时候，亿万人各异心，亿万人各存异心，可谓不为朋矣，可以说不成朋党了，然纣以亡国。但是纣王因此而亡国。周武王之臣，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为一大朋，
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而周用以兴。但周朝却因此而兴盛。后汉献帝时，后汉献帝的时候，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把天下名士都关押起来，目为党人。把他们视作“党人”。及黄巾贼起，等到黄巾贼来了，汉室大乱，汉王朝大乱，后方悔悟，然后才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解除了党锢释放了他们，然已无救矣。可是已经无可挽救了。唐之晚年，唐朝的末期，渐起朋党之论。逐渐生出朋党的议论，及昭宗时，到了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杀害了，或投之黄河，有的竟被投入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说什么“这些人自命为清流，应当把他们投到浊流中去”。唐遂亡矣。唐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夫前世之主，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能使人人异心不结为朋党的，莫如纣；谁也不及商纣王；能禁绝善人为朋，能禁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莫如汉献帝；谁也不及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能杀害“清流”们的朋党的，如唐昭宗之世；谁也不及唐昭宗之时；然皆乱亡其国。但是都由此而使他们的国家招来混乱以至灭亡。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互相推举谦让而不疑忌的，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谁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虞舜也毫不猜疑地进用他们。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但是后世并不讥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蒙骗，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
却赞美虞舜是聪明的圣主，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原因就在于他能区别君子和小人。武之世，周武王时，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全国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自古以来作为朋党又多又大的，谁也不及周朝；善人虽多而不厌也。然而周朝因此而兴盛，原因就在于善良之士虽多却不感到满足。夫兴亡治乱之迹，前代治乱兴亡的过程，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为君主的可以做为借鉴了。 ——选自《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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