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语文古文赏析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译文与赏析（附作者简介）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译文与赏析（附作者简介）一、作者介绍（吴汝煜）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王文公。 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转徙于新淦、庐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祐四年（1037），全家始定居于江宁。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触到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心哀此黔首”（《感事》）的感情。他“少好读书”（《宋史·王安石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固书》）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示诸外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庆历二年（1042）登杨窴榜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庆历七年（1047）调知鄞县，便着手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受到人民爱戴。嘉祐元年（1056）为群牧判官，后历官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等。任度支判官时，受同僚宋敏求委托，在家藏唐人诗集的基础上编《唐百家诗选》。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制定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使国力有所增强。因遭到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于熙宁七年（1074）罢相，次年复拜相，进《三经新义》，立于学官。熙宁九年（1076）再次辞去相位，退居江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诗歌创作。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病死。王安石事迹，见《宋史》本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宋人轶事汇编》《宋稗类钞》等。 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庆历三年（1043），他就抨击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杨亿、刘筠“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批判他们的文风“无文章黼黻之序”（《张刑部诗序》）。后来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容（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直接向皇帝陈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劄子》系统地阐述仁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等特点。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大思精，近人梁启超以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陈政事疏》“稍足方之”（《王荆公》第21章）。②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如《原过》《使医》，短小精悍，巧于用比；《兴贤》《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逻辑性很强；《闵习》《知人》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君主不能识贤，笔锋锐利，寄慨深远。③是人物论和史评。如《子贡》《鲧说》《伯夷》《读〈江南录〉》《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一反传统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储欣以为 能“希风《史记》论赞，奇美特绝”（《临川全集录》卷二）。其中《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短文中的杰作。④书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礼义序》《诗义序》等，在学术见解中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度，即苏轼所谓“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王安石赠太傅》）；行文则“简而能庄”（沈德潜《唐宋八家文钞》卷三十），字字着力。《答司马谏议书》驳司马光对新法的非难，逻辑严密；《答吕吉甫书》以释憾解怨的态度作绝交书，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表现出了磊落的胸怀。 记叙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人物传记如《先大夫述》，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叙其父王益居官清廉正直。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较为鲜明。《伤仲永》写仲永因后天不学终于由神童沦为常人的可悲经历，申述劝学之旨，题材很典型。墓志碑文，为数甚多，通常是概括叙写墓主生平、历官、品格，文笔简妙老洁，偶尔插入几则生动故事，显得重点突出，亲切感人。如《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写孔道辅不好鬼神祥，举笏击杀妖蛇事，寥寥几笔，勾勒了一个无神论者的形象。游记如《游褒禅山记》，“借题写己，深情高致，穷工极妙。”（《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语） 一般说来，王安石的记叙散文不重写景状物、铺陈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因而某些作品显得形象性不足。 抒情文以祭文为多。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束向元道文》《祭范颍州仲淹文》等，辞语古朴，情意真挚，颇有感染力；用杂言韵文写的，如《祭欧阳文忠公文》，高度赞扬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道德情操，词清韵幽，感激歔欷，在当时各家所写的欧阳修祭文中，最为杰出。但某些替人代做及纯属应酬性质的祭文则未能免俗。赠序中也有抒情文，如《同学一首别子固》，抒写朋友间相警相慰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 王安石早年为文主要师法孟子和韩愈。欧阳修指点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自此以后，文思开廓。他兼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丽和扬雄的简古，融会贯通，形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吴德旋说：“古来博洽而不为积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初月楼古文绪论》），指出了他能够博取众美的长处。今人朱自清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经典常谈·文第十三》），指出了他的散文与欧阳修、苏轼的区别。 （节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二、参考译文 褒禅山也叫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开始在山麓筑屋定居，死后葬在这里；因为这个缘故，从那以后人们称这座山为“褒禅”。现在人们所说的慧空禅院，就是慧褒的弟子在慧褒墓旁盖的屋舍。离那禅院东边五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而这样称呼它。距离山洞一百多步，有一块石碑倒在路旁，那上面的碑文已经模糊不清，只有从它残存的字还可以辨认出“花山”的名称。现在把“华”念做“华实”的“华”，原来是读音错了。  华山洞下边平坦空旷，有泉水从旁边涌出，题字记游的人很多，这是人们所说的“前洞”。顺山而上走五六里，有个洞穴幽暗深远，走进洞穴十分寒冷，问它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走到尽头，人们叫它“后洞”。我和同游的四个人拿着火把走进去，进洞越深，前进越困难，然而见到的景象也越奇特。有松气懈怠想要退出的伙伴说：“如果不出去，火把将要烧完。”于是跟他们一起退出洞来。大约我走到的地方，比起那些喜欢游览的人来说，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看那左右的洞壁，来到这里题字记游的已经少了。大概洞更深，那么到达那里的人就更少了。正当决定从洞中退出的时候，我的体力还足够继续前进，火把也还足够继续照明。我们已经出洞了，便有人责怪那要求退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自己随从他们，以至不能尽那游览的乐趣。 对于这种情况，我有感慨了。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的时候，往往有心得，因为他们探究、思考得非常深入而且无处不在。地方平坦并且路程近，到达的人就多；地势险峻并且路程远，到达的人就少。但世上的奇妙雄伟、珍贵奇特、不同寻常的景象，常常在那险阻僻远的地方，因而人们很少到达那里，所以，不是有志向的人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志向，也不随从别人而中止，然而力量不足，也不能到达。有了志向和力量，而且又不随从别人而松懈，到了那幽深昏暗、叫人迷乱的地方，却没有外力来辅助他，也不能到达。但是力量足够到达那里，结果却没有到达，在别人看来是可以嘲笑的，在自己看来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努力却不能到达的人，就可以没有悔恨了，难道谁还会讥笑他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心得。 我对于那倒在地上的石碑，又因此叹惜那古代书籍的失传，后代人弄错了它流传的文字，而没有人能够说明白的事情，哪能说得完呢！这就是今天治学的人不可不深入地思考、谨慎地选取的缘故了。 同游的四个人：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人王某记。 三、《游褒禅山记》赏析（姜涛） 本文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某日，是作者与他的两位朋友和两个胞弟同游褒禅山后所写。这是一篇记述与议论相结合的散文，与一般游记不同，独具特色。全文按照记叙和议论的层次，可分五段。 第1段：从篇首至“盖音谬也”。记述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文章开头紧扣题目，开门见山地先说明褒禅山又叫华山之后，接着追述之所以命名为褒禅山，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名叫慧褒的和尚，一开始住在华山之下，死后又葬在华山之下，所以叫做褒禅。作者由远及近，当追溯了褒禅山命名的由来之后，就把笔墨转向眼前所见的慧空禅院上来。说明现在看到的慧空禅院，就是当年慧褒禅师居住的房舍和坟墓之所在。因为这毕竟是一篇游记，所以当写到慧空禅院之后，便以它为基点，重点突出地来记叙褒禅山的名胜华山洞。“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这三句，说明华山洞的方位及其命名的由来。接着又写距华山洞百余步倒在路旁的石碑，以及碑文的情况。“其文漫灭”一句，从字面上来看，是说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其实，也是为了突出其中尚可辨识的“花山”二字。之所以要突出“花山”二字，在于纠正今人把“花山”之“花”误读为“华实”之“华”的错误。之所以要纠正今人读音的错误，又旨在为下文发表感想和议论设下张本。 第2段：从“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至“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记叙游览褒禅山后洞的情形。这段承接第1段华山洞的方位和命名，进一步分别就华山洞的前洞和后洞加以叙写。 前洞，“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虽有美景而不险绝，“而记游者甚众”，不足以游，所以一笔带过。而后洞与前洞相比，则迥然不同，它不像前洞那样平坦广阔，游人举足可到，而在“由山以上五六里”的幽深之处，需要花费气力才能到达，而且“入之甚寒”，所以即使喜欢游览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尽头。然而惟其险绝，才有奇观。因而便引起了作者与同游者的极大兴趣。于是他们拿着火把走了进去，走得越深，行进越艰难，而所看到的景物也就越加美妙。可是行进的艰难与景物的美妙形成了矛盾，所以同游者之中有倦怠而想出来的人说：“不出去，火把就要烧光了。”这么一说，大家就随着他一起走了出来。一旦走出洞后，作者却深有感慨，慨叹自己所到达的地方比起喜欢游览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然而在洞的左右壁上，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再往深处走，到达的人就更少了。这说明没有大志而畏于艰险的人，是不能够深入险境而窥视到异观的。因而又回顾自己在洞里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是可以继续前进的，只是听了倦怠者的话，随着走出洞来，而不能极尽游览之乐。目的不达，满腹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作者不畏艰险的积极进取精神。 第3段：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余之所得也”。写未能深入华山后洞所产生的感想和体会。这段开头“于是余有叹焉”一句，奠定了全段的基调，为展开议论作了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转折。行文先从古人的行事说起，而后又回到游览风物上来，加以发挥议论。就古人来说，他们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都有所得，这是因为他们对事物观察思索得深切，而没有探索不到的地方。作者称引古人，是为了借古鉴今。不言而喻，今人行事，要想有所收益，也必须具有古人那种探索的精神。但事实上，并不是人人都具有这种精神的。就以游览风物来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这种现象，就正是缺乏探索精神的表现。而天下的奇异雄伟、异乎寻常的景物，又常常在险远之处，人们却又很少能够到达，那也就不可能看到奇景异观了。那么怎样才能看到奇景异观呢？作者进而又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说。一是“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这里强调了一个“志”字。只有胸怀大志，才有可能到达理想的境地。二是有了大志，不随随便便地止足不前，“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力”字。这个“力”，是指气力。如果气力不足，像“有怠而欲出者”那样，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三是有了大志和气力，而又不轻易地倦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这里又强调了一个“物”字。这里所说的“物”，是指火把之类的借助之物。当游览者走进昏暗之处的时候，如果不借助火把之类的物来照亮前进的道路，也是不能到达理想境地的。总之，只有具备志、力与相助之物这三个条件，才能到达理想的境地。这是就正面来说。反过来说，气力可以达到而又未能达到，这对别人来说是非常可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很可悔恨的。如果竭尽了自己的志气，也仍然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了。这样，谁还能讥笑他呢？作者从正反两方面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者游览华山后洞之后的心得和体会。这个心得和体会，是十分深刻的，它的客观意义却远远超过了游览，而可以用之于从事一切事情。 第4段：从“余于仆碑”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写由于仆碑而引起的联想。作者从仆碑上尚可辨识的“花山”之“花”字，今人误读为“华实”之“华”，从而联想到古籍，“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山名的以讹传讹，联想到古籍的以讹传讹，使作者触目伤怀，慨叹不已。因而又进一步提出“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对待传闻要“深思”而“慎取”这个提法，也很精辟。它对学者整理和研究古籍，鉴别其真伪，恢复其本来面目，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第5段：从“四人者”至篇末。记同游者姓名和写作时间。 从以上五段简略地叙述和分析里不难看出，本文虽以游记命题，但所写重点却不在于记游，而在于写作者在游览中的心得和体会，并着重写了两点：一是写华山山名的本末；一是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写华山山名的本末时，从今人对“花山”读音之误，联想到对古籍的以讹传讹，从而指出对古籍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这既是对当时学者的劝勉，同时也是作者自己治学态度的写照。王安石在治学方面，就颇多创见，不为前人之见所束缚。比如他与门人一起修撰《诗》《书》《周礼》三书的经义和《老子注》等书的注疏，以代替汉儒以来的章句之学，就是突出一例。再如他写的咏史和怀古诗，也多半一反常人之见。在《商鞅》诗里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在《贾生》诗里写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贾谊）。”这些都反映出他的新见解。这些见解，又都是为他打击旧党，推行变法革新服务的。因而也可以说他变法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就正是他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深思而慎取”的结果。写游览华山后洞的经过时，从“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而游者也随之越来越少的情况，进而论述了“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要想看到“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就必须有一个不畏艰险，一往直前的坚强意志，同时还要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可资凭借的外界条件。他这种力图精进，永攀高峰的精神，同他后来在变法革新中所表现的不怕围攻、百折不回的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同他的变法革新，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然而却也能给人以有益启示和鼓舞。 本文的写作技巧也是比较高明的。既然本文的重点不在记游，而在写游览中的心得体会，所以在材料的取舍上，行文的组织安排上，是颇费一番切磋琢磨之功的。作者在记游中，处处为写心得体会搭桥铺路，使记游与心得体会十分和谐自然地结合起来。文章开头“褒禅山亦谓之华山”一句，看来只是叙说褒禅山的原委，平平淡淡，并不新奇。但细加玩味，却不寻常。它不仅为下文考究褒禅命名的由来起着开拓的作用，而且也把有关全局的“华山”二字突现出来。作者突现出“华山”，对全文的记游和议论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可以设想，倘若读者不了解褒禅山就是“华山”，那么文章题为《游褒禅山记》，而下面所记的，也就是与“华山”不可分割的华山前洞、华山后洞，便失去了根基，而令人不可思议。随之游览华山后洞，从而发表议论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首句把“华山”突现出来，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它对全文来说，起着先引和铺垫的作用。然而作者又不特意去就“华山”而论“华山”，却以考究褒禅山命名由来的方式来突现它，这就更显得自然入妙了。从考究褒禅山命名的由来来看，文从字顺，无懈可击；从记游角度来看，又顺理成章，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基于本文是以记游为辅，以议论为主的特点，所以作者在记游中写什么，不写什么，以及怎样写，也是经过周密考虑，严加取舍的。文中所写华山、慧空禅院、仆碑和华山前洞，由于都不是所写重点，所以都一笔带过。而它们的出现，又都是为写华山后洞，特别是写游华山后洞作铺垫过渡的。详其所详，略其所略，对所写重点游华山后洞，则刻意作了较为细致地记叙。作者先写华山后洞幽深昏暗，寒气袭人，虽好游者不能穷；次写入之愈深，进之愈难，见之愈奇；次写怠而欲出者声张出洞，同游者遂与之俱出；次写入之愈深，记游者愈少；次写既出之后，有人责备怠而欲出者；次写作者悔恨随怠者而出，不能极尽游览之余，层层深入地写出了游览华山后洞的全过程。这之中有环境气氛的渲染，有游人的活动，有意志不坚强者的退缩，有责怨之辞，有悔恨之语。记游详尽曲折，思想斗争波澜起伏，这就为下文抒写心得体会，发表议论，作了自然而然地铺垫过渡，使记游 与议论紧密地融合起来。再如作者写仆道之碑，叙写“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并从而考究今人读音之谬，也是有意安排。它对下面针对后人对古籍以讹传讹的现象发表议论，同样起着铺垫的作用，使之前呼后应，结为一体。总观全文，记游为议论提供了条件，而议论则是记游的必然发展。为突出所写重点，作者严于取舍，精于剪裁，善于铺垫过渡的写作技巧，是值得借鉴的。 （选自《古代散文名作欣赏》，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