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猖会相关资料

相关资料(一)东关五猖会。 五猖又称“五通”、“五圣”。绍兴人把它们说成是马、猴、狗、鸡、蛇五种动物之精。绍兴的民众特别敬畏它们。每到冬至、夏至，几乎家家都要私祭“五圣菩萨”。其代表是蛇神。蛇最喜吞蛋，所以祭品中一盘熟鸡蛋是必不可少的。祭祀时，为了财富须关起房门，只留主妇一人，男子必须回避，最特别的是绍兴县东端的东关镇(现属上虞)，旧时有座“五猖庙”，供奉着青、黄、红、花、黑五色面孔的神像五尊，旁边另有一尊白面神像，所以庙额为“六府修治”。传说五猖神曾屡屡骚扰地方，搅戕世界，上天派了雷公电母追杀它们，四处寻找，不见踪影，只在闪电轰雷中有六个壮丁在修海塘。这是保境安民的好事，岂能是五猖的所作所为?况且人数也不符，终于被瞒了过去。从此五猖不再为虐，改恶从善，也就被百姓宽恕而敬以为神了。自此以后，东关镇上便有了赛五猖会的习俗，日期是农历的四月十五。 五猖会并非是每年迎赛，往往是数年，甚至二三十年方才迎赛一次。所以一旦迎赛就轰动全县，规模盛大异常。各路商贩水逐陆奔，从四面八方涌向东关。祭祀仪式之隆重，沿路祭棚之华丽固不必说，光是外区外乡赶来拜神的村民，万头攒动，数不胜数。真是“村翁村妇知多少，各持鸡豚顶礼忙”。据说东关本地人，凡家有古玩珍宝的，到了这天，也要拿出来作为供品陈列于祭桌之上。所以为首的“头家先生”须事先到县城里请众多的“团兵”来维持秩序，加强保卫，以防歹徒抢劫。 四月十五日，天将放光，五猖庙外就挤挤攘攘，闹声如雷。到了天色平明，五尊偶像便被抬出殿来。迎到前街，须停下来先受祭一拜，名之为“驻跸”。此时各路会货便可大致到齐。所谓会货，犹如演戏的行当与角色，各村各镇都有自己叫做‘‘会”的组织。所需的服饰、道具及一应用品全在公产中解决。比如铳会的火药，白神会的锣钹、素衣、草鞋、纸帽，吹敲会的丝弦管竹，大旗会的旗帜，龙船会的船桨等等，都须随时添配、维修，以便哪里有迎神赛会，随时可以去参加。“五猖神”在前街受祭完毕，迎赛正式开始。此时万锣齐鸣，万铳齐发，队伍井然有序、浩浩荡荡地向东关附近各村进发。会货的序列大致先是“塘报” (一个骑在马上负责通风报信的孩子)、“高照”(鲁迅在《五猖会》中有很详细的介绍)。其次是铳呀、锣呀、旗呀、伞呀、抬阁呀。再次是三十六行呀、杂耍呀、高跷呀。接下去是鼓乐，有大敲棚云门鼓等。随后是五乘神轿，轿后还有一批因病在神前许过愿而此时穿着罪衣罪裤、戴枷戴铐的“犯人”。一路迎去，一路是密密麻麻持香跪拜的善男信女。神轿到了每一个祭棚前，便须停下来受祭。会货们趁此机会便要赛一番，献献技艺。最好看的莫过于杂耍中的戏锐、戏彩瓶、哑背疯、掼跌打等。尤其精彩的是跳白神。跳白神一般有夜魃头(端砻筛者)：活无常、无常嫂嫂、阿领(据说是无常嫂嫂前夫所生的孩子，俗呼“拖有病”)和死无常五人组成，他们在“咚咚钹，嚓嚓钹”的音乐节奏中起舞，虽然舞姿十分笨拙．但能逗人快乐。特别是则水牌、瓦窑头等村里出来的白神会，除了这五人之外，另加一个托鸟笼的阔少爷，他走在花枝招展的无常嫂嫂身边，两人边舞蹈，边眉来眼去，打情骂俏，气得活无常不时地拿芭蕉扇撵他，让观众捧腹大笑。 下午，东关街上还有十多台戏文开场演出。岸上船上，观众如山似海，十分热闹。。  其实，绍兴城乡的迎神赛会处处都很精彩热闹。与“五猖会”相仿的还有青甸湖的水上迎会及漓渚、曹娥等地的日夜迎会。农历四月初六日，青甸湖有黄老相公会(庙在西郭门外汽车路以南)水上迎赛，别有趣味。这一天，附近村落，处处沿河设祭，每座较大的桥梁上还搭上五彩缤纷的祭棚。所有会货统统乘船，一队一船，头衔尾，尾咬头，仪仗竟达三里多路长，而大龙船与泥鳅龙船的序列还不计在内。黄公乘坐的神船，装点得特别辉煌。每进一个村子的小河，两岸的善男信女，一齐跪拜不休。其时桥上禁止通行，让船队缓缓通过。船队中必有数只特大之船，叫“盘车船”。这些船的船头、船肚和船尾，都有人扮故事，扮者一概称为“艄婆”，不知出自何典，无以查考。会货船过完，戏剧便鸣炮开台。自西郭吊桥沿河西岸以至附近村落约有二十余台。常替少年鲁迅讲故事的长妈妈老病突发死于船中，就是看这青甸湖水上迎会。三月十七、十八和三月二十八日漓渚与曹娥分别迎日会，晚上还要迎夜会。日会最多的是铳，夜会最多的是庭燎火把和火流星。因为如果漆黑一片，犹如锦衣夜行，无美可言了。所谓火流星，就是一根粗而柔软的长绳，两端各系一个小铁丝笼，内装饱蘸煤油或别的油料的棉絮团，点燃以后，由一壮汉上下左右盘旋飞舞。此时，但见夜空中一条火线划出一个又一个的红圈圈。倘若场地空旷，几个火流星一齐舞动，简直就是一群银蛇火龙在争妍斗姿，令人目不暇接。 (文／杨乃浚) (二)鲁迅谈《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小引 鲁迅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于广州白云楼记 (三)关于鲁迅的叙事散文。 论鲁迅叙事散文意境创造的艺术方法  龚钢赵妙青 《朝花夕拾》是以描写人物为叙事中心，再现性地反映社会生动本质见长，但更侧重于在借助具体感性的客观物象过程中，与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思意趣相融合，造成“虚实相生，共殊交发”的艺术氛围，以启发接受者用自己的审美联想或想象去感兴品悟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境像画面。鲁迅这种创造散文意境的艺术方法，曾以鲁迅研究为课题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似早就感觉到了。他在《中国文学革命的前因后果：传统的东方文学和现代欧洲文学在这一革命中的对抗》等文里提出了创造意境过程中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要素，即“高度的充溢的情感体验”，“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从细微的事物中最简练地表现出它的本质”，认为鲁迅在舍弃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同时，却运用中国传统的这一抒情方法，组织了他的创作。由于《朝花夕拾》的审美特征为作品所要表现的文化意蕴所制约，并和文体特征交互作用得以物态化的艺术特殊表现，所以只有把这三个要素通过作品的意境有机的分析才能真正理解《朝花夕拾》所展示的难以穷尽的文化意蕴。这里我们就以《朝花夕拾》文体特征与意境构成的过程，从作品的情与境、事与境、理与境等三个主要方面，切入作品的具体感性材料，侧重于考察，探索鲁迅以高度的艺术造诣，如何采用各种途径和方式创造和开拓意境，从中提取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为达到“意与境浑”的具体途径或方式，可以更多地见出鲁迅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风格特征，从而不仅使我们能深刻感悟到《朝花夕拾》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典范意义，也可以为我们当代叙事性散文的意境创造发掘出“催人留心”的美学价值。 就情与境关系而言，感性显现出文学作品中的意境构成不外乎“境由心造”，也就是作家本人的创作心境、审美情感的高峰体验与所摄取的客观物像相契合而得以物态化的过程。投射在作品中的任何感性材料，一旦注入作家的主观情思，就能“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联者，著迹而如见”。固然也须看到“情缘境而生”的一面，倘若没有客观物象的引动、触发和依托的感情，也会变得枯燥和矫揉造作，只有客观物象和主观情思相辅相成，契合融洽，才能造出内涵隽永、耐人咀嚼的意境来。在这方面，鲁迅的《朝花夕拾》为我们展示出的典范事例俯拾皆是。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篇那段脍炙人口的写景段落，当我们初读它时，不免为作者心神追慕幼趣的生命感受而动容生情，仿佛和作者一道又重新回到了幼年率真、纯净的诗画世界。但稍加思索，便不难感悟到其中深长的韵味，显然已不是作者对自己幼时生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留恋。追怀那绚丽多姿、生趣昂然的百革园，何尝不是作者向往与憧憬那种符合儿童身心健全发展的理想教育模式呢?对儿童天性正常要求的情感形态，作者似乎站在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历史的巅峰，将之升华为“文化哲学式”的肯定，强烈地反衬出对暗淡、压抑、沉闷、枯燥的三味书屋这一象征着异化入的感性生命的传统教育的文化否定。  作者不但假借一隅一地的具体自然景观来寄寓自己深邃的思想情感，还常常将涌动在自己心灵深处的感情潜流融注于某种预先设定的生活场景里，将无形注入有形中，在情思意绪的物态化、对象化中形成作品的意境。《藤野先生》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情与境会而意旨高远、启人深思的生活情景。作者在文中刻画“清国留学生”赏花、玩辫、跳舞等丑陋的形象，实际上是对名曰谋求西方科学文化，力主改良的“维新派”以及那些留学欧美、身穿西装革履的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躺在中国旧文化的这具僵尸上醉生梦死的原形暗示。尤其是将藤野先生朴实而严谨的生活方式、教育态度，关注中国裹足、怕鬼等旧习俗文化的改造，与热忱地向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精神相对照，那帮“拖着长辫”的“清国留学生”更见其庸俗、守旧、无聊、卑下的病态文化人格。也正是于此，我们在读到作者“想偷懒时”仰面瞥见墙上的藤野先生像，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继续与这些自称“正人君子”的学者之流展开韧性的战斗，后者不就是“骨子里是传统的”，与当年日本“清国留学生”相仿佛的精神剪影吗?由此可见，作者并非随意状写自然景物、生活场景，或局限于随兴所至地掺入一般的嘲讽之情，而是刻意择取这种特定的生活场景，以暗涵作者在贯穿于《朝花夕拾》的整个传统文化的理性透视与心灵自省中深入把握的文化意旨，造成一个足以触发、启拨读者审美联想和理性思考的深广的艺术空间。 鲁迅的《朝花夕拾》不像作者自我剖示心灵世界的《野草》向我们展现的主要是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自然风景画或情景性生活画面，而是更多地接近叙事小说《呐喊》、《彷徨》，重在描摹社会的习俗、风尚，绘制出了一幅幅乡土风情浓郁、色彩鲜丽的风俗画。但《朝花夕拾》的风俗画特点自然与叙事小说不同，具有明显的自传散文的风格特征，这就是我们在作品中不难看出的作者在以自我的人生历程为回忆媒体的基准上，往往“装着随便的涂鸦模样”，其实是在精心设计地穿插、点缀、铺陈了一些富有乡土气息浓厚的民间风物、地方习俗，其间水乳交融着自己明快、激越的爱憎情感和冷峻含蓄的体验，形成一种形散神不散、景象平实有限而韵味隽永深远的境界。 这些突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习俗景象画面，不仅涂抹着伦勃朗油画似的灰褐调子的暗喻与表征色彩，蕴蓄着作者丰富的情怀，而且引而不发地诱导读者与作者一起“入乎其内”地去探询传统文化遗传在人们心灵中不易省察的隐形意识，从而“出乎其外”地理性地探求其显在的文化批判意义。这种“思与境偕”的生发、开拓，正如鲁迅在谈到英国Essay文体时一再肯定的“那写法，是将作者思索体验的世界，只暗示于细心的注意深微的读者们，装着涂鸦模样，其实却是用了雕心刻骨的苦心的文章”。如果说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生命体验是侧重于暗示、表征、比喻的手法，依托于自然风景、情景性生活和浓郁的民间习俗的景象画面的话，那么鲁迅更为曲折隐晦的情感形态，则是借助荒诞变形、离间、陌生化的方式，附丽于非现实的童话故事和鬼物世界的编织中，拓发出一种形象奇特、寄寓深广的艺术境界。 “异于常态，平素人们谈鬼色变、望而生畏的阴间世界，在鲁迅的笔下反倒成了封建迷信“大背经典”，毫无半点阴森、恐怖气氛，“很有比阴间更好的处所”，“那地方鬼神为君，‘公理’作宰”，一如《聊斋志异》中所展现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尤其是那捉拿生魂的鬼物“无常”，更显得活泼率真，于人可亲可近，他是鬼却通达人情，只因阿嫂苦得悲伤，暂放其儿子还阳片刻“一点情面末屑”，遭到“不太高明”的阎罗王一顿严厉的体罚，“不过这惩罚，却给了我们活无常以不可磨灭的冤苦的印象，一提起，就使他更加蹙紧双眉，捏定芭蕉扇，脸向着地，鸭子浮水似的跳舞起来……”这“鬼而人，理而情”的人鬼双向或单向组合的新境界，浸染着浓烈的爱憎倾向，折射出劳动人民在艺术想象中补偿不完整现实的审美理想及千百年来追寻正义、公道、完美的优秀民族文化结晶的鲜亮色泽。作者正是以荒诞变形、离间、陌生化的手段，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不无创造性地大胆作违背常规的题材处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向读者洞开一个为《朝花夕拾》所独钟的清新隽永、韵味醇厚的童话世界和鬼物世界。  《朝花夕拾》的意境创造不独表现在写景抒情、以情创景上，更多地体现在写人记事这主要文体特征的有机构成中。当然，我们在共睹鲁迅明确作为艺术创作看待的这一叙事性散文具有严格的纪实性特点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将其视为就人写人、就事叙事、不容任何增删“位移”或想象成分的生活实录，或许更应注意到往往出于作者敏锐观察力的精心选择与情感的浸染、过滤，甚至对生活原材料有所变动，从而有意寻求“从细微的事物中最简练地表现出它的本质”，开拓和深化作品意境的表现特征。我们这里不妨先摘录一段史料加以辅助性的说明。如人熟知，《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一文，作者写明操纵“招魂”仪式的是衍太太，而周作人曾在《知堂回想录》中对此提出存疑，认为照当地的民俗，为处在弥留之际的病父安排“招魂”仪式，像衍太太这样的远亲是不可能在场的，因此他认为这是作者有意自撰的生活细节。过去由于周作人的历史污点，他的看法向来不被人重视而被简单加以否定，但在鲁迅自己写于《父亲的病》前七年的《我的父亲》中看到，作者明白记叙着父亲临终前指使“招魂“的不是衍太太，而是鲁迅终生深情追怀的长妈妈。这段写入作品中得到“位移”的史实，我们认为不应看做是鲁迅的个人记忆有误，而是作者在整个《朝花夕拾》的创作中，始终坚持不违背历史写实的总原则下，自觉地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艺术整合。这种适当或必要的艺术处理(类似的还有《五猖会》中父亲令幼年鲁迅背《鉴略》等)，按作者的创作意图，自然是出于有助创造作品意境的艺术考虑。也正是沿着作者“雕心刻骨的苦心”的审美追求，我们在《朝花夕拾》中也就更显豁地体会到了作品中具体叙写的人和事，既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也是经过精心择取或适度虚构，将自我的情感、理想、思索融注寄托其间，有一个抽象与具体、虚与实交互生发的艺术过程，由而在虚实隐现之间形成或诱发出“相当可看”的艺术空间。《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忆念儿时的保姆，抒发自我深厚诚挚情感的作品。“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已有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这段令人 读来酸楚而怅然的短短60字中，记述着一位普通而苦命的乡村妇女像压在磐石下的细草一样“默默地生，默默地去死’’的凄惨命运，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言语道阻”的万般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