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难忘的长妈妈──析《阿长与〈山海经〉》

祝福，难忘的长妈妈──析《阿长与〈山海经〉》《阿长与〈山海经〉》选自鲁迅的《朝花夕拾》。该书共收回忆性散文10篇，均作于1926年。各篇在北京《莽原》半月刊陆续发表时，副题作《旧事重提》，依次是《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鲁迅当时可能设想日后出书就以《旧事重提》为书名，也符合以回忆往事为主要内容的实际。但《旧事重提》终究显得直白，因此在1927年5月间编集准备出版时，改名为《朝花夕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一般认为散文成就最大，作家蜂起，佳作迭出，或记人，或叙事，或写景，或抒情，或议论，各有所长。但《朝花夕拾》一书，融记人、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寓思想性、战斗性于知识性、史料性之中，的确写得风格别具，与众不同。《朝花夕拾》各篇以记人为主者有三，即《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和《范爱农》。《藤野先生》记师恩，《范爱农》记友情，本文记的则是作者儿时的保姆，无姓无名、青年守寡、却给予了儿时作者深情关爱的长妈妈。作者抓住几个主要事件，描述了从厌她、烦她、恨她到最后敬她的全过程。记人之作最忌事无巨细写成一篇流水账，最怕把人物的鲜明性格淹没在一般性的叙述之中。本篇在繁简取舍方面极见功力。长妈妈的姓名、经历，鲜为人知，便用三言五语带过。长妈妈踏死哥儿最喜欢的隐鼠一事，因在前一篇《狗·猫·鼠》中已有叙述，本篇自然无需重复。而她的“讨厌”之处，亦即喜欢“切切察察”和夜间睡成“大”字，要言不烦，却写得生动而具体。作者怎样从厌她、烦她到敬她，是本篇的主要部分，写起来就是浓笔重彩，不厌其“繁”了。在作者笔下，长妈妈之讨人厌，无可辩解，她之令人烦，却应加以分析。儿时的作者深感不耐烦的无非是嫌长妈妈的礼节多，规矩多，教给他的道理多，“繁琐之至”。使儿时的作者最不耐烦甚至当作“磨难”的是“元旦的古怪仪式”：大年初一清早一睁眼就要说“阿妈，恭喜恭喜！”然后再“吃一点福桔”，以求得“一年到头，顺顺流流”。但即使这中间杂有某些迷信、陋习罢，不仍然显示着长妈妈对哥儿的真情关爱吗？也许可以说，这正是由“厌”到“敬”的一过渡，“厌”和“烦”还是略有不同。长妈妈终于赢得了哥儿的敬意的，是两件事。一是她居然具有让大炮放不出来的“伟大的神力”，一是为他买来了他念念不忘的《山海经》。这两件事，轻重却又不同。过去多次有关散文写作的讨论中，常常提到散文姓的问题。散文姓“散”不无道理。作茧自缚，画地为牢，难以写出好的散文。但散文又忌“散”，如果跑野马，放断线风筝，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肯定也不是好散文。散文要求的是：散而不乱，紧而不死，能放能收，舒卷自如。 第一次的“敬意”是由长妈妈讲“长毛”引起。“长毛”与长妈妈何关？这好像是突如其来。但一层一层讲来讲去，讲到了据说让女人“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原来长妈妈竟具有这样“伟大的神力”，这才使哥儿对她有了“特别的敬意”，甚至原谅了她“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这是由“烦”到“敬”的一转折。隐鼠事件后，对长妈妈的“敬意”又终于完全消失，反而成恨，以至到了“当面叫她阿长”的程度。“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好像又是一次突如其来。写远房的叔祖，写远房叔祖的太太，写这位叔祖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写他说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这和长妈妈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和对长妈妈的“敬意”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大字不识的阿长，居然把哥儿梦寐以求而始终无法得到的“带画的‘三哼经’”，高高兴兴地买回来了。书虽然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却是作者“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这就引发了“新的敬意”，认为“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这是由“恨”到“敬”的又一转。第一次“敬意”源于关于“长毛”的传说，意料不到，而且颇有些“深不可测”，因此“伟大的神力”这“伟大”二字就不免略含难以全信的嘲讽之意。第二次的“敬意”却是来自哥儿的亲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伟大的神力前面加上“确有”二字，这就是哥儿的真实感受了。不过我以为，长妈妈之终于为鲁迅所敬佩，大概还由于她的“认真”精神。仍是哥儿时的鲁迅，自然不太可能体认长妈妈的这一特点，因此也不可能成为哥儿的感受，但当三十多年后鲁迅撰写此文回忆往事时，就可以看清这一特点了。因此在鲁迅此时的笔下，长妈妈教导哥儿那些繁琐的礼节、规矩、道理，她的态度是认真的，甚至在坚持遵守“元旦的古怪仪式”时，也是“极其郑重”的。她讲长毛故事，态度同样是认真的，甚至讲到她那非常可笑的“用处”时，也是“严肃”的。毋庸讳言，长妈妈的诸多言行中杂有不少迷信色彩。鲁迅一向反对封建迷信，但在《花边文学·〈如此广州〉读后感》一文中，却赞扬了广东人“迷信得认真，有魄力”。他在这里当然不是主张迷信，他是在强调认真。因此他说：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鲁迅之于长妈妈，当亦作如是观。 记人的散文，总要记人的经历，但也要记或更要记人的性格。经历或相同，性格则多异。本文显然是格外注意了长妈妈独特性格的展示，她的为人，她的处世，等等。记人的散文，难免作些一般性的介绍，但往往更重性格化言语和行动的描述。长妈妈喜欢“切切察察”，又常常“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过年一节，不但记下了她说了些什么话，而且记下了她的动作和神情，从而又可见其性格的某侧面。鲁迅此文记长妈妈固是如此，记母亲，记远房叔祖，以至记远房叔祖的太太，无不如此，有时寥寥数语即形神毕现。记人的散文，不同于人物传记，更不同于人物的年谱、年表。记人物的种种经历，或取或舍，或繁或简，或记叙，或描绘，或发议论，或抒情感，有较大自由。鲁迅此文正是如此写法，也因此才写得起伏跌宕，摇曳多姿。长妈妈终于买来了木刻的《三哼经》，由此引发了哥儿对绘图的书的更大的兴趣和更深的爱好。他更其搜集绘图的书，“《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但已失掉了从长妈妈手中接过那本“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的“宝书”时的震悚，感受大不一样了。而这本“宝书”又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长妈妈去世也已三十多年。“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鲁迅以此文记下了难忘的长妈妈，并用这样的结尾给她以深情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