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及作品《野草》鉴赏

现当代文学作品鉴赏一、鲁迅及作品（《野草》）一、命运的体认——鲁迅1、个人经历和婚烟——鲁迅与朱安１９０６年，远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在母亲的反复催促下，终于不很情愿的启程回国。母亲想让鲁迅回家完婚，鲁迅回答说，让姑娘另嫁人为好。但母亲却来电报说：母病速归。回家後的第二天，婚礼便要举行。这一天是７月２６日（光绪３２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套新礼服，他站在那里迎亲。姑娘出身普通人家，娘家姓朱，也是绍兴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三岁。在热闹的婚礼中，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一场漫长的婚姻灾难开始了。婚礼的当天晚上，鲁迅彻夜未眠。朱安数次小心地说：“睡吧。”鲁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第二天晚上鲁迅在母亲屋中看书，後半夜睡在母亲屋中的一张床上。第三天晚上鲁迅仍在母亲屋中。朱安在新房中独自作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无名的痛苦使她不知所措。鲁迅的痛苦无疑是绝望性的，这种痛苦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和生活，而朱安的痛苦绝不亚于鲁迅。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处于最为被动的地位。第四天鲁迅和二弟周作人及几个朋友启程东渡日本，这一走就是三年。１９０９年８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任教。翌年７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後任学监，後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从日本回国後的这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３０岁。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於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棠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这一时期，鲁迅整理了大量古典小说资料，编成后来的《古小说钩沉》，然而，这书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守着自己的“家”编这样的书，痛苦是双重的，既有鲁迅的，也有朱安的。正当鲁迅在极度痛苦中寻求出路时，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爆发了。翌年２月，已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教育部工作。４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５月初，鲁迅离开绍兴前往北平，开始了在北平长达１４年之久的生活，而这１４年中的前７年多，鲁迅独居，渡过了31岁到38岁之间的岁月。朱安在绍兴，伴随着周老太太，度过了三十多岁到四十出头这段生命。鲁迅孤寂地坐守青灯黄卷，沉湎於拓片残书之中。生命迫近第四十个年头，他准备“去自己死掉”。一直到《狂人日记》、《阿Ｑ正传》发表後的数年中，这种孤寂以及“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後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那时在床褥下面藏有利刃，被许广平发现拿去了。许广平恐怕鲁迅会作出某种举动。到１９１９年，朱安已是４０多岁的人了，她结婚也有整整１３个年头了。对她来说， 这１３年的婚姻等于一片荒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鲁迅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１１号这一处院子全家虽然团聚了，但鲁迅的心依然孤独痛苦。朱安做的饭菜鲁迅也不想吃，但母亲就在身边，他把火压下去了。朱安缝的衣服鲁迅不想穿，他把它从屋中仍到院子里。夜晚就寝，朱安铺好被褥等着鲁迅，鲁迅大发脾气，闹到要把床拆掉，最后还是分居。虽然如此，但当朱安身有不适，鲁迅还是雇上人力车，陪同她到外国人开的医院去治疗，并且扶她上下车，这使外国医生看了也很感动。１９２３年夏，鲁迅同二弟周作人因家庭纠纷反目割席，同胞兄弟一下子成了仇人，两人从此再无来往。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迁到砖塔胡同，鲁迅与朱安依然是分居一室。有时母亲来住几天。在砖塔胡同近十个月的这段日子里，是他们单独接触最多的时间，但是一切机会和努力均不可能挽回他们的婚姻了，更何况鲁迅根本就不想挽回甚么。随着岁月的流逝，鲁迅对朱安已经是连发脾气的必要也没有了。鲁迅似曾也想开导朱安，但他们的精神思想相距太远，谈话几乎无法进行。有一次鲁迅告诉朱安，说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也附和说她也吃过，确是好吃。鲁迅不悦，因为鲁迅说的这种食品是他在日本时吃过的，中国并没有这种食品。朱安想凑趣，但适得其反。◎４５岁开始的新生命◎在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又住了约１０个月，到１９２５年３月，鲁迅收到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于是开始了新的生活。鲁迅时年４５岁，许广平２７岁，朱安４８岁。翌年，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６日，鲁迅与许广平离京，几经周折，於１９２７年１０月上旬在上海同居。朱安对鲁迅，甚至包括许广平并无怨恨之意，但她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有一次朱安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鲁迅）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可见，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盼望有一个鲁迅的孩子在自己跟前“走来走去”。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很想南下参加鲁迅的葬礼，终因周老太太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西三条胡同２１号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朱安为鲁迅守灵。１９４３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只剩朱安一个人了。鲁迅逝世後，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是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後，朱安拒绝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虽然许广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很多时候，就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只好“卖书还债，维持生命”。朱安登报要把鲁迅的藏书卖掉，许广平得知消息後，委托朋友去向朱安面谈：不能把书卖掉，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尖锐地说：你们总说要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为什么不好好保存？当来人向她讲到了许广平在上海被监禁、并受到酷刑折磨的事情後，朱安态度改变了，从此她再未提出过卖书，而且还明确表示，愿把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许广平对这一点十分赞赏。朱安还是个明白人，还是有些骨气的女人。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凌晨这段时间里，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朱安生前反复对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从来没有如鲁迅与朱安这样孤独痛苦的婚姻。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 二、命运的体认——鲁迅　　先觉者在精神原野上走得太远了，他们总是处在超越时代平均认识水平的突前位置上。他们的前卫意识往往难以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和接纳，他们难逃被世人围攻、迫害的厄运，最终落入为自己的家乡甚至是为自己的祖国所放逐而四处漂泊的境地里。鲁迅留日时代写的《文化偏至论》引用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段文章就是描述精神探索者的这种命运：“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　　鲁迅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史上无数的事实和自身的遭遇出发，提炼出了这样的重大命题，即：永世流浪和四方漂泊正是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与悲剧命运；精神探索者是永失故乡的“过客”。鲁迅的故乡“情结”。热爱生养自己的故乡，是一种非常普遍、非常正常的感情。然而中国人珍爱乡土的感情似乎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为强烈的，这恐怕与我们民族从事农业耕作的生存方式、安土重迁的居住方式以及以家庭为本位的血缘伦理模式有密切的关系。“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人固守自己的乡土，执着地热爱着自己的故园。然而，封闭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难以接触和了解故乡以外那个大世界，并使坐井观天的人们排斥一切来自外乡的东西。鲁迅说：“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Q也很有这脾气。”（《答〈戏〉周刊编者信》）阿Q嘲笑城里人把“长凳”叫成“条凳”，嘲笑城里人烧大头鱼时加上切细的葱丝。阿Q觉得自己的故乡未庄是天底下最好的地方，于是他作为乡下人获得了凌驾于城里人之上的优越感，他获得了虚幻的“胜利”。　　鲁迅非常爱自己的故乡。鲁迅的故乡绍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曾出现了勾践、西施、王充、王羲之、陆游、徐渭、蔡元培、徐锡麟、陶成章、秋瑾、马寅初等等难以计算的杰出人物；甚至连周恩来、朱自清等名流也声称自己是“绍兴人”。明末文学家王思任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污纳垢之地也。”　　鲁迅热爱的是这个刚强ｐｉāｏ＠②悍的故乡，青年时代的他曾这样称赞绍兴：“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当然，鲁迅并没有无视绍兴的缺点，他批评绍兴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是“世俗递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想，乐安谧而远武术”1912年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供职，不久又随教育部迁居北京，在京城单身生活达7年之久。这期间，他曾于1916年底回绍兴探亲。1919年底，他卖掉了绍兴的老屋，把全家迁到北京，从此永远告别了故乡。这时期的鲁迅对故乡感情已有了较大的改变，他在1919年初写信给挚友、同乡许寿裳说：“仆年来仍事嬉游，一无善状，但思想似稍变迁。明年，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而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殊不自至（知）其何故也。”（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其实，鲁迅已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与故乡感情交恶的主要原因就是族人（本家）逼迫他卖掉祖传的老屋。这老屋后面有一百草园，那曾是儿时鲁迅的乐园。如今，这风雨飘摇中的老屋被迫转卖他人，鲁迅童年的梦想失去了寄存之处。故乡性格中“专实利”的一面日益突出，而那个质朴、健朗的故乡渐渐淡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地表。　　对故乡情感的变化导致鲁迅作品中故乡形象的变化。在五四前后鲁迅的作品中，绍兴（S城，鲁镇）变成一个沉寂、冷酷的小镇（《孔乙己》、《明天》），一个荒凉萧索的小城（《故乡》），一个盲目排外、仇视一切新事物的蒙昧的小城（《论照相之类》），一个在辛亥革命浪潮冲击下市民如丧家之犬到处逃窜的落后小城（《随感录·五十六》）。　　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空间距离的拉大，鲁迅渐渐淡化了故乡的负面印象，他2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故乡温馨的回忆。他在《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中透露了自己情感变化的原因：“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儿时的钓游之地，当然很使人怀念的，何况在和大都会隔绝的成乡中，更可以暂息大半年来努力向上的疲劳呢。”看来，鲁迅是把回归故乡当作消除在大都市里谋生或战斗所带来的疲劳的治疗方式。当然，鲁迅只能从精神上、从梦境里不断回归故乡，现实中的故乡已不堪回归。1926年2月21日至11月18日 ，鲁迅创作了10篇回忆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的散文。它们大多是以故乡为背景的忆旧之作，鲁迅把这些作品汇集成《朝花夕拾》出版。　　鲁迅在编定《朝花夕拾》后，写了一篇《小引》，他总结了自己借助回忆幼、少时代生活重归精神故乡的心理体验：“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在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的确，童年所吃的、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那般的美好，可是它们在现实中是不可能被成年人再度体验到了；故乡的蔬果及其一切风物都是那般的充满诗意，可是成年后若再度去面对这一切时，又会有“人是物非”（与“物是人非”相反）的沉重的失落感。　　其实，一个人只要长大成人，离开了故乡，那么他就不可能返回童年和故乡这些美好的旧境，他已被童年和故乡永远地疏离，而成为四处漂泊流浪的“无家可归者”。唐代诗人贾岛的《渡桑乾》一诗就表现了这种永失家乡的漂泊感：“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据鲁迅自己晚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说，他父亲在鲁迅幼时曾为他拜一位姓龙的和尚为师，当然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鲁迅并没有入寺庙当小和尚，他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出家人”。然而若考察鲁迅的一生，我们又会惊讶地发现鲁迅其实正是一位不断地丧失着“家”的漂泊者。　　因祖父科场案，少年鲁迅逃出家门，寄居于乡下亲戚家，忍受着被看作“乞食者”的轻蔑；17岁那年，迫于族人（本家）的欺压和流言的中伤，鲁迅告别老母，离开绍兴，只身一人来到南京求学；1902年，他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日本留学，在异邦前后共生活了7年；1909年回国后，他为生计所迫而奔波于杭州、绍兴、南京等地；1912年，他孤身一人随民国政府教育部迁到北京，寄居于北京城南的绍兴会馆达7年之久；1919年鲁迅把全家接到北京生活，不久又因“兄弟失和”而被“赶”出八道湾寓所，此后在京城几度搬家迁居；1926年为避开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和婚姻中的尴尬境地，鲁迅千里南下厦门，不久因受厦门大学当局的排挤而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久，他又被迫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定居。1927年定居上海后，困于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和日军炮火的轰炸，他又一次又一次地避难于家门之外……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关于鲁迅》梁实秋 鲁迅把自己在社会中受排挤、受迫害的遭遇形象地概括为“交华盖运”。他在《华盖集·题记》中写道：“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后来，鲁迅在旧体诗《自嘲》中进一步形象的描述了自己交“华盖运”的狼狈境况：“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20年代中期，鲁迅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下到处碰壁，没想到1927年来到广州，在青天白日旗下，同样是华盖罩命，他在定居上海前写的杂文《革“首领”》中写道：“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别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满身痱子，有如荔支……”他在这一时期的一封信中带点玩笑口吻对别人说：“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而已集·通信》）　　对于这种四处奔逃的命运，鲁迅认为他的论敌可能会面带嘲笑地问道：“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鲁迅毅然回答说：“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而已集·通信》）于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并非完全是被动之举，事实上，倒是他主动地选择着新的生活方式；北洋军阀政府垮台后，对于鲁迅的政治迫害已暂时消除，“正人君子”们纷纷南下“投机”革命，留京的“学者”们也改变原先的政治态度。鲁迅的亲属还在北京，而北京的一些大学（如燕京大学）多次想请他去任教，他却没有作出再度定居北京的选择，他愿意过四处漂流的生活。　　从鲁迅1927年6月至9月的几封信看，他对于是否回第二故乡北京曾有过较多的考虑。在6月12日的信中，他告诉与他很亲近的学生兼朋友川岛（章廷谦）说：“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总而言之，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没有一定者也。”（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8页。）在同年9月19日致翟永坤的信中，鲁迅也说：“我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胡胡涂涂。想起北京来，觉得也并不坏，……不过有几个学生，因为是我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未进妥……我想陪着他们暂时漂流，到他们有书读了，我再静下来。”（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4-575页。）然而，他在同一天写给章廷谦的信中却说：“风举（指张凤举，鲁迅在京时的同事——引注）说燕大要我去教书，已经回复他了，我大约还须漂流几天。……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罢。”（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7页。）　　1929年5月至6月，鲁迅单身一人从上海去北京探亲，燕京大学有关人士又劝他去该校任教，鲁迅回绝了。他写信给上海的许广平说：“……我奔波了几年，已经心粗气浮，不能教书了。D·H·，我想，这些好地方，还是请他们绅士们去占有罢，咱们还是漂流几时的好。”（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293页。）然而，在东奔西走的漂流中，鲁迅有时也会想起生养过他的故乡，也有回故乡小住的想法，但总是未能实现。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注：《鲁迅全集》第13卷第684页。）为什么故乡不能归呢？鲁迅说自己恐怕应付不了家族亲友复杂的社会关系，回乡后很可能陷入困境而得不到安静。1927年12月定居上海之初，鲁迅曾想去杭州一游，但考虑到种种麻烦，他打消了此念头，他还在信中深有感触地对友人说：“离乡一久，并故乡亦不易归矣。”（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4页。）　　鲁迅选择在异乡漂流而不愿回故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对浙江不容人才传统的认识。他在1927年8月8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我们只要将吴魏人才一比，即可知曹操也杀人，但那是因为和他开玩笑。孙氏却不这样的也杀，全由嫉妒。”（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0页。）而他7月28日写给章廷谦的信则指出了有才之士在现时代浙江的窘困境地：“夫浙江之不能容纳人才，由来久矣，现今在外面混混的人，那一个不是曾被本省赶出？”（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562页。）鲁迅的这番评说不幸也在他本人身上应验了。30年代，鲁迅在上海参加由蔡元培、宋庆龄发起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因此招来迫害，而迫害他最为严酷的是他故乡浙江的文人和党徒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等。他们“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辑“堕落文人鲁迅”（注：参阅《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页注释[4]。），充当了迫害鲁迅的急先锋。 　　如前所述，鲁迅所真正惦记着的是他童年时代的故乡，是记忆中的故乡。然而当面对现实中的故乡时，鲁迅有着一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他甚至有一种永世难以重归故乡的失落感和无家可归感。小说《故乡》隐隐传达的就是鲁迅当时的心理体验。当那位已离开故乡20余年的游子“我”面对着眼前这阴晦、萧索、荒凉的故乡时，发出了“呵！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这样痛苦的呐喊。“我”记忆中的故乡是一幅色彩明丽、线条流畅的图画。在画中有着深蓝的天空、金黄的月亮、海边碧绿的西瓜地，以及英姿飒爽的少年闰土和雪地中捕获的鸟雀……然而这童年时代的故乡已不可重视，站在“我”面前的是苦得像木偶人似的、木讷痴呆的中年闰土，一声“老爷”的叫唤宣告了“我”重返精神故乡幻想的破灭。　　小说《祝福》在热闹非凡的旧历年年底的节日气氛中，表现着叙述者“我”与故乡鲁镇的隔膜和疏离：“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把游子的“无家可归感”写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小说《在酒楼上》：“我”回到久别的故乡S城后，发现往日同游的友人都已烟消云散，空留“我”独自一人在一石居喝着闷酒，甚至连一石居的掌柜和伙计都全换了人，“我”真正成了S城的生客。黄昏时分，小鸟纷纷归巢休息，雪片从天空坠入大地的怀抱……目睹此番“归家”景象，一种无家可归的辛酸和悲怆悄然爬上“我”的心头。“我”终于清醒地认识到“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地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什么关系了。”游子终于永远丧失了故乡温暖的怀抱，在人生长夜中孤独前行，走，成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境遇。永世流浪：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境遇　　1926年8月底，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在上海旅舍里，他写信向友人描述了自己旅途中的心情：“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是走来走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做‘末柏希’的，乐于迁徙，不肯安居，私心窃以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363页。）鲁迅所提到的“吉柏希”人，现在通称为吉卜赛人(Gypsies)。这是一个到处流浪、靠占卜、歌舞为生的民族，他们原来居住在印度西北部，公元十世前后开始大批向外迁移，到19世纪末，他们的足迹已遍布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目前人口约有200万人。在欧洲地区，他们又称“波希米亚人”，俄国人则称他们为“茨冈人”。在世界各民族中，像吉卜赛人这样永世流浪，不停地走着的民族是比较罕见的。鲁迅对吉卜赛人的永世漂泊生活方式经历了由不理解到理解，而促动这一转变的正是自身的漂泊体验。　　在西方宗教经典中，出现了一些永不停息地行走着的人物，其中尤以该隐和阿哈斯瓦尔较为引人注目。据《旧约·创世纪》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生了该隐(Gayin)和亚伯两个儿子；该隐从事农业耕作，亚伯以养羊为生，他们都向上帝耶和华呈献自己的劳动产品。上帝偏爱亚伯的羊，该隐因此嫉恨亚伯并杀死了他。上帝闻知此事后，盛怒之下，诅咒该隐及其子孙将永远在大地上漂泊而不得安息。（注：《圣经》(HolyBible)《旧约》第3-4页，纽约托马斯·内尔森出版社1972年出版（英文）。）于是，该隐成了基督教文化史上第一个流浪者。　　又据欧洲传说：耶稣被罗马士兵送往十字架处死的途中，曾想在犹太人、补鞋匠阿哈斯瓦尔的屋檐下休息一会，阿哈斯瓦尔不准耶稣休息，耶稣就诅咒他永世不得休息，在四处行走中谋生，直到末日审判的那天。（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页。）鲁迅在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引用了这一典故，并且对阿哈斯瓦尔的行为进行富有个人色彩的推测：“虽说背着诅咒，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页。）看得出，鲁迅对这位走来走去的鞋匠的生活方式是心存羡慕的。　　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一位永远不知疲倦而奔走着的人物，他就是夸父。据《山海经》的《海外北经》载：“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注：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第14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在中外思想、文化史上，存在着一个像吉卜赛人一样永世流浪的“精神探索者家族”，他们似乎也像该隐和阿哈斯瓦尔那样命中注定必须永不停息地走着。不！他们更像是与日竞走的夸父，他们主动选择了与太阳赛跑的生活方式，而像夸父一样渴死于道中则是他们悲剧境遇的象征性写照。这类探索者在中国古代大量存在着。　　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大批精神探索者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四方奔走，席不暇暖。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传教、孔子乘牛车奔波于列国，宣扬仁义学说的典故已广为人知，而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都无不匆匆行走于宣扬和探索真理的旅途上。鲁迅的历史小说《非攻》集中笔墨，渲染了墨子由鲁国前往楚国劝说楚王和公输般放弃武力攻伐宋国计划之途中的辛苦和劳累：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　　……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来，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包袱里还有窝窝头，不能用，便只好撕下一块布裳来，包了脚。　　鲁迅反复写墨子行走的艰苦、旅途的劳累，塑造了一位为制止荼毒生灵的战争而八方宣传“兼爱”学说的圣徒形象。墨子为保护民众的生命不受摧残，摩顶放踵、不辞辛苦，被鲁迅视作“中国的脊梁”。　　屈原也是经常出现在鲁迅作品中的古典精神探索者形象。屈原把一生都献给了探索挽救国家衰败之路的神圣事业，却被楚王放逐，他长期流浪于湘水和沅水流域，上下求索，继续探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以死抗争，怀沙自沉。鲁迅很推崇屈原，他曾以《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作《彷徨》的题辞。1933年，鲁迅作的一首旧体诗《无题》则是直接讴歌屈原探索精神的作品：“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庄子强调“虚静”、“心斋”、“坐忘”，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如孔子、墨子那样为宣扬自己的学说而四处漂流。然而在心灵的领地里，庄子几乎无时无刻不作着精神的“逍遥游”。据《庄子·齐物论》载：“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注：王先谦《庄子集解》，见《诸子集成》第3卷第18页，上海书店1986年7月第1版。）在梦境中，庄子忘却了自我肉身的存在，与那只蝴蝶浑为一体；然而他醒后，在大吃一惊中想到了一个哲学命题：到底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庄周梦蝶”触及认识论的一个古老而难解的问题：“我是谁？”人在被异化（物化）之后，产生了身份危机，于是到处去寻找真正的“自我”，成了心灵王国中的漂流者。庄子的梦蝶其实涉及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寻找自我灵魂。　　鲁迅也曾经有过“我是谁？”的困惑。1926年，正值高长虹“声讨”鲁迅的笔墨战打得正酣之际，几位学生跑来告诉鲁迅说：“别人胡骂你，你要回骂。还有许多人要看你的东西，你不该默不作声，使他们迷惑。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鲁迅听完这番话，尤其是听到“你现在不是你自己的了”时大吃一惊，且“打了一个寒噤”（《华盖集续编·厦门通信（三）》）。鲁迅在1927年1月5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谈到这件事情：“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262页。）这一切都促使鲁迅思考“我是谁”的命题。 　　鲁迅是一名主张真诚地生活，真实地表现自我本来面目的现代作家。他曾在《华盖集·题记》中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自我形象：“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然而，由于鲁迅在现代文化中国所处的特殊位置，也由于其他种种原因，鲁迅的“真正自我”消隐在社会各界对他或赞美或贬抑的种种“涂饰”中。褒之者称鲁迅为“青年领袖”、“文化旗手”、“思想界权威”、“战士”、“革命者”等等；贬之者咒骂鲁迅是“官僚”、“学匪”、“刀笔吏”、“绍兴师爷”、“世故老人”、“封建余孽”……。面对这汹涌而来的封号和冠冕，鲁迅也产生过迷惘和困惑，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创作时说，他起初对阿Q的“大团圆”结局是根本没料到的；接着他把话题引向自我；“不但对于阿Q，连我自己将来的‘大团圆’，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样。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艺术家’？‘战士’？抑又是见客不怕麻烦的特别‘亚拉籍夫’乎？乎？乎？乎？乎？”（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380页。）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上述头衔、称谓程度不同地从不同侧面道出了鲁迅这一文化偶像的某些精神实质，但它们却又不能完全涵盖鲁迅丰富复杂的精神特征。鲁迅也与绝大多数现代人一样存在着“身份危机”，存在着“庄周梦蝶”式的探求真我的精神欲求，从这个角度说，他是一名“心灵的漂流者”。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文化先驱和宗教僧侣大多都是精神的漂流者和“无家可归者”（寻找不到自我的人）。譬如佛教僧尼自称为“出家人”。佛教《增—阿含经》卷二十一描述僧尼剃度仪式时写道：“诸有四姓，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彼当灭本名字，自称释迦子。”（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卷阿含部下》（汉文版）第658页，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14年（1926年）5月15日发行。）看来，“出家”意指佛教僧尼斩断与世俗的一切关联，出离家门到寺庵栖居。不过，寺庵并非僧尼的第二个家，他们从出家之日起，便永远丧失了家。为了生存或为了弘扬佛法，大多数僧尼过着漂泊四方，到处乞食的生活。因其行踪如行云流水般飘忽不定，故又被称作“云水僧”、“游方僧”。即使是暂时寄居寺庵里，僧尼们也常常处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冥想状态，体验着血肉身躯以外的无尽的精神漫游生活。　　耶稣与其追随者传播基督教的历史，也是一部西方宗教僧侣到处流浪的精神探索历史。永远的前行，永世的流浪成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生存方式。　　鲁迅虽然不是宗教僧侣，但他也如一切精神探索者一样永远处在精神的漂流状态中，而他创造的“过客”形象则更是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悲剧境遇。“人生如过客”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母题。李白在《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中感叹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注：《李太白集》第266页，岳麓书社1989年5月第1版。）从生命的短暂中，李白得出了“及时行乐”、珍惜生命的结论。鲁迅笔下的“过客”超越了李白对这一母题的表现，他更像是唐代的朝圣者玄奘。玄奘河南洛州人。13岁在洛阳出家，并开始在国内遍访名师，苦读佛经，但佛经的众说纷纭使他产生了困惑，他决定赴佛教的发源地天竺（印度）求得真经，以解疑惑。他去西方取经的请示没有获得政府批准，便私自出行，爬雪山，过沙漠，多次陷于死的境地，最终到达天竺，并取得佛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佛学大师之一。　　出现在鲁迅著名的散文诗剧《过客》中的主人公“过客”便是玄奘式的精神朝圣者，他有着这样的外表：“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总之，从外观上看，他很容易被人当作乞丐。当他迎面走来时，人们或许要问：他是谁？他叫什么？他从什么地方来，又要到什么地方去？诗剧中的老翁与“过客”的对话或许能透露我们上述信息，请听：　　……　翁——客官，你请坐。你是怎么称呼的。　　客——称呼？——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　　翁——啊啊。那么，你是从那里来的呢？　　客——（略略迟疑）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　　翁——对了。那么，我可以问你到那里去么？　　客——自然可以。——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就在前面。……　　“过客”向老翁打听前面是什么去处，老翁告诉他那是坟地，而老翁的小孙女却说那不是坟地，而是盛开着野百合、野蔷薇的乐园。“过客”不管前方是坟地还是乐园，他决意不接受老翁让他“回转去”的忠告，当他喝足了小孩给他的水，略事休息后，又听从前方那声音的召唤，踉踉跄跄地向西边走去。 　　鲁迅笔下的“过客”从小就孤身一人在小路上走着。他没有姓名，没有籍贯，不知自己从何处来，也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他知道自己要走的目的地就在前方。不管前边是阴森荒凉的墓地，还是百合花、蔷薇花盛开的乐园，他只听从“前面的声音”召唤，昂首向着荒原深处走去。在这位“过客”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唐代朝圣者玄奘那种为寻求佛教真理，“虽九死而不悔”的殉道精神。所不同的是：与玄奘这些原先曾拥有世俗的姓名和故乡的“出家人”相比，鲁迅笔下的这位没有名号、没有故乡的“过客”才是真正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的“出家人”。另外，玄奘这些朝圣者的目的地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所谓的“西方净土”——印度；而“过客”的漂流则根本没有一个确定的归宿点，他一辈子只能不停地向前方走去。　　“过客”的永恒前行比起玄奘们的朝圣更深刻地触及到了佛教哲学的人类生存价值本体论——“空”观，“空”就是鲁迅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无地”、“无物”、“白茫茫一片空地”等文学意象的哲学对应物；而鲁迅则比佛教哲学更深刻、也更残酷地宣判了一切精神探索者的悲剧境遇：永世漂流、永远前行。这种境遇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过客”境遇。节录〈骂鲁迅〉※陈西滢：“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部得的。”“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载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晨报副刊》］　　●长虹（即高长虹）：“我是主张批评的……鲁迅却是主张骂，不相信道理。”“鲁迅……不能持论。……那是被感情、地位、虚荣等所摇动了。”［载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狂飙》第五期］　　●陈源（笔名西滢）：“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摘自１９２８年６月初版《西滢闲话》］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载１９２８年１月１５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钱杏　（笔名阿英）：“鲁迅的创作，我们老实的说，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的，他的大部分创作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遥远了。”“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一切一切，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灭的道上，为跟着他走的青年掘了无数无数的坟墓。”［载１９２８年３月１日《太阳月刊》三月号］“鲁迅以革命自负，而竟仇视革命作家，纯用冷讥热嘲的口语来逞着豪兴，没有理论的根据，我们真不知道他所走的那一条路。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但错误，而且非常的模糊，常常令人难以猜测。”“鲁迅……一种含血喷人的精神，也真令人有‘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感想。”［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０日《我们月刊》创刊号］“我们真想不到被读者称为大作家的鲁迅的政治思想是这样的骇人！他完全变成个落伍者，没有阶级的认识也没有革命的情绪。”［钱杏　著《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１９２８年７月初版］　　●石厚生（成仿吾笔名）：“这位胡子先生倒是我们中国的Ｄｏｎ　ＱＵｉｘｏｔｅ（堂·吉诃德）————堂鲁迅！”“我们中国的堂·吉诃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不仅见了风车要疑为神鬼，而且同时自己跌坐在虚构的神殿之上，在装作鬼神而沉入了恍惚的境地。”［载１９２８年５月１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１１期］　　●实秋（即梁实秋）：“大凡做走狗的都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点恩惠。《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钱我是想要的，因为没有钱便无法维持生计。可是钱怎样的去得到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也许事实上我已做了走狗，已经有可能领金镑或卢布的资格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到哪里去领去。关于这一点，真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启发我的愚蒙。”［载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新月》月刊（上海）第二卷第９期］　　●邵冠华：“鲁迅先生是文坛上的‘斗口’健将。”“不顾事理，来势凶猛，那个便是鲁迅先生的‘战术’。”“然而，他的滑稽是狂暴的，我不得不说他是在狂吠！”［载１９３３年９月上海《新时代》］　　●少离：“ 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鲁迅翁加入托派的动机，主要的却是被火一般的领袖欲所驱使着的。”［载１９３４年４月上海《新会新闻》七卷２期］　　●天一：“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而每个内山书店的顾客，客观上都成了内山的探伙，而我们的鲁迅翁，当然是探伙的头子了。”［载１９３４年５月上海《社会新闻》七卷１６期］　　●苏雪林：“鲁迅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便将自己造成一种偶像，死后他的羽党和左派文人更极力替他装金，恨不得教全国人民都香花供养。鲁迅本是个虚无主义者，他的左倾，并非出于诚意，无非借此沽名钓利罢了。但左派却偏恭维他是什么‘民族战士’、‘革命导师’，将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乱坠，读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恶。左派之企图将鲁迅造成教主，将鲁迅印象打入全国青年脑筋，无非借此宣传共产主义，酝酿将来反动势力。”“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鲁迅平生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极端褊狭心理的表现，谁都反对，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我不怕干犯鲁党之怒以及整个文坛的攻击，很想做个堂·吉诃德先生，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鲁迅在世时，盘踞上海文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一般文人畏之如虎，死后淫威尚复如此，更使我愤愤难平了。”［载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奔涛》半月刊（汉口）第一期］“鲁迅的性格是怎样呢？大家公认是阴贼、刻薄、气量褊狭、多疑善妒、复仇心坚韧强烈，领袖欲旺盛。”（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７日完稿载《传记文学》）　　此外，“文革”后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神州大地还不时传来一些“骂鲁”声音。如有人说，“鲁迅是骂人专家”、鲁迅作品是“鲁货”，鲁迅会“闹地震”，是一块“反动的老石头”，是“乌烟瘴气鸟导师”，“误人子弟”。于是，要与鲁迅“断裂”。最近，又从某大报听来另一类声音：鲁迅是学生的“公敌”，中学生最讨厌最怨恨鲁迅云云。　　呜呼，鲁迅九泉有知，尚能“宽恕”否？！　　摘自：2000年5月19日《南方周末》　二、鲁迅小说及散文1、小说鲁迅小说一是鲁迅小说和中国传统小说的关系；二是鲁迅小说和当时世界文学的关系，三是鲁迅小说和同时代作家小说的比较，四是鲁迅小说的成就和特点分析，五是鲁迅小说的现代价值；六是回应对鲁迅小说的批评。　　一：鲁迅小说与中国小说传统的关系中国的小说传统仍然显得薄弱，但毕竟还不象新诗那样毫无基础，唐宋传奇可以视为精致的短篇小说，而以尤其明清以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一定程度上的城市和市民社会的形成，白话小说相当繁盛，我觉得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金瓶梅》，《红楼梦》，《贪欢报》等为代表的色情，言情小说；一类是《三国演义》《水浒》这样的历史英雄传奇或者演义小说，还有一类是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民趣味的小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总的来讲跟传统还是一种断裂的关系，他们更多地是向欧洲的小说学习，而对传统基本没有什么继承，当然这里是仅就严肃文学的层面而言，武侠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显然例外。如果要说鲁迅的小说从中国传统小说里学习了什么的话，也只有从他高度评价《儒林外史》这个角度来看，从《孔乙几》里面很可以见到影响，一方面是对旧式知识分子的怜悯和讽刺，另一方面是在刻画人物方面并非象西方小说那样大段大段的描写，而是抓住最具特点的地方寥寥几笔传写精神。另外他曾专门研究小说史，也曾编辑过《唐宋传奇集》，他用笔的精练是否受了唐宋传奇的影响呢？　　二：鲁迅小说与当时世界文学的关系　　由于鲁迅的社会关注太强烈，他更多地是接近俄罗斯和东欧文学，而他又曾经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学当然很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肯定受了下面一些作家的影响，他自己曾说喜欢妥斯绥耶夫斯基，我觉得他受妥氏的影响或者说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于：一方面是对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灵魂的关注， 在他的所有小说里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响，另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这主要是体现在整个小说的色调和氛围上，尤其《药》，《祝福》，《孤独者》，《在酒楼上》都体现得比较明显，当然，所有的小说实际上都有这个特征。从关注小人物的不幸和专注于短篇小说来讲，是否跟契诃夫也有一定的关系呢？这还有待研究，至于《狂人日记》的标题虽然借用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名字，但从内容和风格来讲，他的小说与屠的明丽优美浪漫抒情倒并没有共同之处。至于日本文学，可以很明显看出来的是夏目漱石的幽默和讽刺风格的痕迹，另外他还翻译过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而芥川正是以短篇小说见长，关注的也是小人物，当然更多是日常生活的事件，跟鲁迅小说的史诗特征还是多少有些不同。从我目前的知识来讲，我能够发现的鲁迅可能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也就这些了。由于鲁迅一贯的现实主义关怀，所以他的小说的现代性不是特别强，承续的还是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当然象征主义的手法在他的小说中还是有应用，另外《狂人日记》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心理小说。但总的来讲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和都市特征主要体现在穆时英，施蜇存等的小说创作上，鲁迅的现代性还是体现在他的《野草》中。　　三：鲁迅和其它现代小说家的比较和鲁迅小说的成就，特点　　一般认为鲁迅是最早进行新文学白话小说创作的人，而继起者众，那么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其它小说家的作品相比，他的小说有什么特点呢？　　他的小说要么写知识分子，要么写农民，那么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就写知识分子的作品而言，他的作品还可以进行区分，孔乙几代表最后的科举知识分子，而《孤独者》，《在酒楼上》中的魏连役和吕韦圃则是写的觉醒的知识分子被旧势力吞没的例子。我们可以拿来比较的是创造社的郭沫若和郁达夫的作品，郭的小说典型的是抒写知识分子的幻灭与穷愁，这样的主题在郁达夫的小说里也有，但他还增加了年轻知识分子青春期的性压抑的描写。至于写农村的作品，可以对照的作品我觉得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矛盾的《春蚕》，《秋收》，《残冬》三部曲和叶紫的《丰收》为代表，他们都是写农村，而且都是进行批判和暴露，但差异是明显的，前者是从经济的角度着眼，关注的是社会的物质的灾难或者用教科书的说法叫做农村经济的破产，而鲁迅写农村的作品则完全是从人的灵魂入手，比如闰土，祥林嫂，阿Q这些人物，关注他们的灵魂遭到戕害，被侮辱和损害，丧失尊严的现实。　他对人的深层的无意识心理的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不仅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某种意义上恐怕也可以说是世界性的人类普遍的心理弱点，另外就是他的经典的语言，当然他的语言总是独特而又给人予深刻的印象，但在本篇小说里表现得尤其突出。比如“阿Ｑ真能做！””“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阿……Ｑ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洪哥（⒒）！我们动手罢！”等　　《祝福》：它揭示出的悲剧的确令人震惊，鲁迅从来关注人的灵魂，这篇小说揭示的惨剧让人触目惊心。　　《药》：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在这篇小说里体现地最为明显，反映的不仅是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的问题，精英与大众重是隔膜的。　　《孔乙几》：鲁迅的本来目的是要表现世人的凉薄，我却从中看到了读书人的悲哀，自尊心强却无地位，可供卖弄的惟有学问而已，可是学问在世人眼中算什么呢？ 　　《狂人日记》：它的优秀之处不仅在于他用了日记体和精神病人的内心独白这种手法，狂人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是先觉者的形象，而且庸人不加分析地就认为他说出真实是一种威胁，尽管那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东西，我们活在谎言中，还有就是对他恐惧的也多是这个社会的被奴役者，但他们不仅不理解他，反而本能地就认为他追求真实和人道是不正常，拼命地想让他从青春期的发疯状态恢复到适应社会认可社会潜规则的正常状态，果然他最后“赴某地候补矣。”可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与普通的庸众合流，从而，维护黑暗的已经不仅仅是统治者本身，而是整个社会，他们对真实和反叛本能地恐惧　　《故乡》《社戏》：农村，童年，看戏，少蚕豆吃，怀乡情节，离乡—还乡--再离乡，当故乡已不是原来的故乡的时候，家园在何方？流离失所和漂泊，在路上于是成为永远的生存状态。　《伤逝》：魏晋时代是重情的时代，鲁迅也是性情中人，但他太深刻，朦胧而美妙的浪漫主义与他无缘，即使爱情，他也更多地看到它的无奈，爱总是被金钱左右，但当我们拥有金钱的时候我们还能找得到爱情吗？但我有什么理由要求一个女孩跟我一起贫穷呢？仅仅因为我爱她吗？月薪五千和一万之间的差别真是决定性的吗？“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多么沉痛，美妙的爱情总是幻觉，爱是乌托邦，爱重是残缺的，爱总是一场悲剧。　　　四：鲁迅小说的现代价值：鲁迅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的他更多地是关注的人的灵魂，尤其在他写农民的小说上，而就写知识分子的作品而言，体现的则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弱点以及先驱者的孤独感和荒原感，也就是说他关注的都不是表层的事件和社会历史的变动，不是事件史而是心灵史。从而相对来讲更容易超越具体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他最大程度地介入了历史并且没有写梁实秋意义上的普遍人性而仍没有过时的重要原因。YmUjRgOcL9I6E3B+y(v%r#oXlTiQeNbK8G5D2A-x*t$qZnVkShPdMaI7F4C0z)w&s!pXmUjRfOcL9H6E3B+y(u%r#oWlTiQeNbJ8G5D1A-x*t$qYnVkSgPdMaI7F3C0z)v&s!pXmUiRfOcK9H6E2B+x(u%rZoWlThQeMbJ8G4D1A-w*t$qYnVjSgPdLaI7F3C0y)v&s#pXmUiRfNcK9H5E2B+x(u$rZoWkThQeMbJ7G4D1z-w*t!qYmVjSgOdLaI6F3B0y)v%s#pXlUiQfNcK8H5E2A+x(u$rZnWkThPeMbJ7G4C1z-w&t!qYmVjRgOdL9I6F3B0y(v%s#oXlUiQfNbK8H5D2A+x*u$qZnWkShPeMaJ7F4C1z)w&t!pYmVjRgOcL9I6E3B0y(v%r#oXlTiQfNbK8G5D2A-x*u$qZnVkShPdMaJ7F4C0z)w&s!pYmUjRfOcL9H6E3B+y(u%r#oWlTiQeNbK8G5D1A-x*t$qZnVkSgPdMaI7F4C0z)v&s!pXmUjRfOcK9H6E2B+y(u%rZoWlThQeNbJ8G4D1A-w*t$qYnVjSgPdLaI7F3C0y)v&s#pXmUiRfOcK9H5E2B+x(u%rZoWkThQeMbJ8G4D1z-w*t!qYnVjSgOdLaI6F3C0y)v%s#pXlUiRfNcK8H5E2A+x(u$rZnWkThPeMbJ7G4D1z-w&t!qYmVjSgOdL9I6F3B0y)v%s#oXlUiQfNcK8H5D2A+x*u$rZnWkShPeMaJ7G4C1z)w&t!pYmVjRgOcLE2A+x(u$rZoWkThPeMbJ7G4D1z-w&t!qYmVjSgOdL9I6F3B0y)v%s#oXlUiQfNcK8H5D2A+x*u$rZnWkShPeMaJ7G4C1z)w&t!pYmVjRgOdL9I6E3B0y(v%s#oXlTiQfNbK8H5D2A-x*u$qZnWkShPdMaJ7F4C1z)w&s!pYmUjRgOcL9H6E3B+y(v%r#oWlTiQeNbK8G5D2A-x*t$qZnVkShPdMaI7F4C0z)w&s!pXmUjRfOcL9H6E2B+y(u%r#oWlThQeNbJ8G5D1A-w*t$qYnVkSgPdLaI7F3C0z)v&s#pXmUiRfOcK9H6E2B+x(u%rZoWlThQeMbJ8G4D1A-w*t!qYnVjSgPdLaI6F3C0y)v&s#pXlUiRfNcK9H5E2A+x(u$rZoWkThPeMbJ7G4D1z-w*t!qYmVjSgOdLaI6F3B0y)v%s#pXlUiQfNcK8H5E2A+x*u$rZnWkThPeMaJ7G4C1z-w&t!pYmVjRgOdL9I6E3B0y(v%s#oXlUiQfNbK8H5D2A+x*u$qZnWkShPeMaJ7F4C1z)w&t!pYmUjRgOcL9I6E3B+y(v%r#oXlTiQeNbK8G5D2A-x*t$qZnVkShPdMaI7F4C0z)w&s!pYmUjRfOcL9H6E3B+y(u%r#oWlTiQeNbJ8G5D1A-x*t$qYnVkSgPdMaI7F3C0z)v&s!pXmUiRfOcK9H6E2B+x(u%rZoWlThQeNbJ8G4D1A-w*t$qYnVjSgPdLaI7F3C0y)v&s#pXmUiRfNcK9H5E2B+x(u$rZoWkThQeMbJ7G4D1z-w*t!qYmVjSgOdLaI6F3B0y)v%s#pXlUiRfNcK8H5E2A+x(u$rZnWkThPeMbJ7G4C1z-w&t!qYmVjRgOdL9I6F3B0y(v%s#oXlUiMbJ7G4D1z-w*t!qYnVjSgOdLaI6F3C0y)v%s#pXlUiRfNcK8H5E2A+x(u$rZnWkThPeMbJ7G4C1z-w&t!qYmVjRgOdL9I6F3B0y(v%s#oXlUiQfNbK8H5D2A+x*u$rZnWkShPeMaJ7G4C1z)w&t!pYmVjRgOcL9I6E3B0y(v%r#oXlTiQfNbK8G5D2A-x*u$qZnVkShPdMaJ7F4C0z)w&s!pYmUjRgOcL9H6E3B+y(v%r#oWlTiQeNbK8G5D1A-x*t$qZnVkSgPdMaI7F4C0z)v&s!pXmUjRfOcK9H6E2B+y(u%rZoWlThQeNbJ8G5D1A-w*t$qYnVkSgPdLaI7F3C0z)v&s#pXmUiRfOcK9H5E2B+x(u%rZoWkThQeMbJ8G4D1z-w*t!qYnVjSgOdLaI6F3C0y)v%s#pXlUiRfNcK9H5E2A+x(u$rZoWkThPeMbJ7G4D1z-w&t!qYmVjSgOdL9I6F3B0y)v%s#oXlUiQfNcK8H5D2A+x*u$rZnWkShPeMaJ7G4C1z-w&t!pYmVjRgOdL9I6E3B0y(v%s#oXlTiQfNbK8H5D2A-x*u$qZnWkShPdMaJ7F4C1z)w&s!pYmUjRgOcL9H6E3B+y(v%r#oXlTiQeNbK8G5D2A-x*t$qZnVkShPdMaI7F4C0z)w&s!pXmUjRfOcL9H6E2B+y(u%r#oWlThQeNbJ8G5D1A-w*t$qYnVkSgPdLaI7F3C0z)v&s!pXmUiRfOcK9H6E2B+$qZnVkShPdMaI7F4C0z)w&s!pXmUjRfOcL9H6E2B+y(u%r#oWlThQeNbJ8G5D1A-x*t$qYnVkSgPdMaI7F3C0z)v&s!pXmUiRfOcK9H6E2B+x(u%rZoWlThQeMbJ8G4D1A-w*t!qYnVjSgPdLaI6F3C0y)v&s#pXlUiRfNcK9H5E2B+x(u$rZoWkThQeMbJ7G4D1z-w*t!qYmVjSgOdLaI6F3B0y)v%s#pXlUiQfNcK8H5E2A+x*u$rZnWkThPeMaJ7G4C1z-w&t!qYmVjRgOdL9I6F3B0y(v%s#oXlUiQfNbK8H5D2A+x*u$qZnWkShPeMaJ7F4C1z)w&t!pYmUjRgOcL9I6E3B+y(v%r#oXlTiQeNbK8G5D2A-x!qYmVjRgOdL9I6F3B0y(v%s#oXlUiQfNbK8H5D2A+x*u$qZnWkShPeMaJ7F4C1z)w&t!pYmUjRgOcL9I6E3B0y(v%r#oXlTiQfNbK8G5D2A-x*u$qZnVkShPdMaJ7F4C0z)w&s!pYmUjRfOcL9H6E3B+y(u%r#oWlTiQeNbJ8G5D1A-x*t$qZnVkSgPdMaI7F4C0z)v&s!pXmUjRfOcK9H6E2B+y(u%rZoWlThQeNbJ8G4D1A-w*t$qYnVjSgPdLaI7F3C0y)v&s#pXmUiRfNcK9H5E2B+x(u%rZoWkThQeMbJ8G4D1z-w*t!qYnVjSgOdLaI6F3C0y)v%s#pXlUiRfNcK8H5E2A+x(u$rZnWkThPeMbJ7G4C1z-w&t!qYmVjSgOdL9I6F3B0y)v%s#oXlUiQfNcK8H5D2A+x*u$rZnWkShPeMaJ7G4C1z)w&t!pYmVjRgOcL9I6E3B0y(v%r#oXlTiQfNbK8G5D2A-x*u$qZnWkShPdMaJ7F4C1z)w&s!pYmUjRgOcL9H6E3B+y(v%r#oWlTiQeNbK8G5D1A-x*t$qZnVkSgPdMaI7F4C0z)v&s!pXmUjRfOcL9H6E2B+y(u%r#oWlThQeNbJ8G5)w&s!pYmUjRgOcL9H6E3B+y(v%r#oWlTiQeNbK8G5D1A-x*t$qZnVkShPdMaI7F4C0z)w&s!pXmUjRfOcL9H6E2B+y(u%r#oWlThQeNbJ8G5D1A-w*t$qYnVkSgPdLaI7F3C0z)v&s#pXmUiRfOcK9H5E2B+x(u%rZoWlThQeMbJ8G4D1A-w*t!qYnVjSgPdLaI6F3C0y)v&s#pXlUiRfNcK9H5E2A+x(u$rZoWkThPeMbJ7G4D1z-w&t!qYmVjSgOdLaI6F3B0y)v%s#pXlUiQfNcK8H5E2A+x*u$rZjSgPdLaI6F3C0y)v&s#pXlUiRfNcK9H5E2A+x(u$rZoWkThPeMbJ7G4D1z-w*t!qYmVjSgOdLaI6F3B0y)v%s#pXlUiQfNcK8H5E2A+x*u$rZnWkThPeMaJ7G4C1z-w&t!pYmVjRgOdL9I6E3B0y(v%s#oXlUiQfNbK8H5D2A+x*u$qZnWkShPeMaJ7F4C1z)w&t!pYmUjRgOcL9I6E3B+y(v%r#oXlTiQeNbK8G5D2A-x*t$qZnVkShPdMaI7F4C0z)w&s!pYmUjRfOcL9H6E3B+y(u%r#oWlTiQeNbJ8G5D1A-x*t$qYnVkSgPdMaI7F3C0z)v&s!pXmUiRfOcK9H6E2B+x(u%rZoWlThQeNbJ8G4D1A-w*t$qYnVjSgPdLaI7F3C0y)v&s#pXmUiRfNcK9H5E2B+x(u$rZoWkThQeMbJ7G4D1z-w*t!qYmVjSgOdLaI6F3C0y)v%s#pXlUiRfNcK8H5E2A+x(u$rZnWkThPeMbJ7G4y)v&s#pXmUiRfNcK9H5E2B+x(u$rZoWkThQeMbJ7G4D1z-w*t!qYnVjSgOdLaI6F3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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