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家简介《家》是巴金的代表作。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热情、有进步思想、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1928年,旅居法国的巴金在巴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此后,他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卓越影响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 30年代是巴金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先后完成的长篇小说有《死去的太阳》、《海底梦》、《砂丁》、《春天里的秋天》、《雪》(即《萌芽》)、《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在这些作品中,“激流三部曲”代表了他此时创作的最高成就。30年代,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有《复仇》、《光明》、《电椅》、《抹布》、《将军》、《沉默》、《神·鬼·人》、《沉落》、《发的故事》等。巴金的短篇小说题材非常广泛,涉及的生活面也很宽。它们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倾诉了民众的呼声;有些作品还表现了外国人民的生活。 抗战期间,巴金主要在后方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4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创作的有重要影响的小说有“抗战三部曲”《火》及《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另外还有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寒夜》是巴金于40年代创作的最有成就的作品,它标志着作者写作技巧的进一步成熟。 《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小说简介:小说《家》的写作年代是1931年,写的是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 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
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巴金感悟:“《家》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但是我请求今天的读者宽容地对待这本27岁的年轻人写的小说.我自己很喜欢它,因为它着少告诉我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故事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四川成都高家,一个有五房儿孙的大家族。高老太爷是这个大家庭的统治者(t0ngzh*zh6,ruler),五房中的长房有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他们的继母及继母的女儿淑华。因为父母早亡,高老太爷直接管着他们。觉新是长子长孙,为人厚道,但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他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老太爷的安排而与李瑞珏结婚。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不久,梅在忧郁中病逝。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因此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老太爷又为觉民聘定了冯乐山的侄孙女,但觉民与琴久已相爱,在觉慧的鼓励下,觉民离家躲避。觉新则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爱上了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高老太爷便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冯乐山,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既悲伤,又愤怒,决心脱离家庭。高老太爷的四子克安、五子克定,都是酒色之徒,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高老太爷在此打击下一病不起。高家又发生家产之争,以致全家不得安宁。老太爷在气愤中去世,家中大办丧事。将要生孩子的瑞珏被高老太爷的陈姨太以避血光之灾为由赶到郊外生孩子,觉新不敢反对,因照顾不周,瑞珏难产而死。觉新在痛悔的心情中承认这个家庭应该出个叛逆者。最后觉慧离家去上海,投身革命。他的这个决定得到大哥觉民的支持。主要人物性格及特征:1.觉新觉新是以巴金刚刚辞世的大哥为生活原型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凝聚着作者对自己最亲爱的人的深切痛惜,对他的刻画涓滴无遗地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情感,因而从艺术角度而言,这个人物堪称是全书中最成功的人物——最真实的往往也是最动人的。觉新是一个新旧掺半的人物,他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但也对封建家庭的腐败不满,性格上具有较突出的两重性:在旧家庭中是个暮气沉沉的大少爷;在与觉慧、觉民等年轻人在一起时,又是一个渴望新生活的青年。由于他承受着太重的旧文化的因袭重担,在封建意识的压迫和自我思想矛盾的痛苦中,无力自拔。他在梅林里的憧憬,他在洞房外月下的独叹,他在面对梅前来避难时借酒抒怀,点点滴滴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懂风情,有学养,会思考,有灵气的觉新形象。而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做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这选择恰恰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悲剧的意味更加耐人寻味。高老太爷作为封建家长,有什么旨意、决定都要觉新向下传达,并责成他去贯彻执行,而觉民、觉慧对高老太爷的旨意和决定有什么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气首先发泄在觉新身上。另外,高老太爷得到下面的反馈信息后,如果认为贯彻得不利也要训斥觉新。觉新又是联系高家和张家、周家、冯家等大家族的纽带。在觉新看来,他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两大主义使他暂且过上了安静的生活,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看到,他所作的牺牲,真正的换来了觉民和觉慧的幸福。“持中贵和”是觉新一直坚持走的一条道路。觉新是《家》里面唯一“真实的人物”。他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华,人道,善良,忠厚,仁爱,性情温和,处事稳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尊敬长辈,疼爱妻儿,关爱弟妹,同情“下等人”。老一辈把他视为得力助手,“祖业的继承人”,喜欢他;少一辈把他看作可信的依托,敬爱他。而他呢,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尽量地让双方矛盾不被激化,采取了中立的做法。他虽然也接受了新的教育,然而封建传统思想在他思想中留下的深厚积淀使他无法割舍与旧家庭的情感。于是,觉新式的“两重人格”便油然而生。他最终无法跨越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属的家庭而获得一种健全的、进取的、独立完善的现代人格,他最终只能成为封建家族的最后一位守墓人。
高觉新形象是巴金的独特创造和发现。这一形象有极其深刻的典型意义。高觉新是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立的一个痛苦的灵魂的典型形象。觉新性格已经超出了人物本身的意义,成为人类普遍性的悲剧。在他身上表现出新旧社会交替嬗变中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揭穿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极端腐朽、残酷和虚伪。高觉新是一个受害者,同时他又间接损害和毁灭自己所爱的人。他的悲剧命运说明,在反封建斗争中,妥协、调和、屈从是绝无出路的,从而宣告了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的彻底破产。2.觉慧觉慧,大胆而幼稚的叛逆者的形象。“五四”新思潮掀起了青年一代的热情和理想,给了他们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觉慧便是被五四新思潮唤醒的新生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代表。他讨厌别人说自己坐轿子,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把他当作有钱人的纨绔子弟。他大胆地跟鸣凤示爱,希望可以选择自己爱的人;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渴望推翻这腐朽的封建制度;他公开支持觉民抗婚,主张青年人主宰自己的命运;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热心办刊物(《黎明周报》),宣传进步思想。在家中,他有正义感,同情下层人物,勇于反对封建束缚。他敢于怒斥长辈们装神弄鬼等迷信行为,反对把瑞珏搬到城外分娩。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最后,他义无返顾地走出了家庭。当然,觉慧性格中除了有大胆叛逆的一面,也有单纯幼稚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周围的一切(包括“家”)虽然愤恨,但还不能作出完全科学的分析,有时感到“这旧家庭里面的一切简直是一个复杂的结,他这直率的热烈的心是无法把它解开的”。他虽然恨高老太爷,认为在家中他与祖父“像两个敌人”;但在高老太爷临终时,他又曾有过“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的想法。这想法很幼稚,其实高老太爷即使不死,他们祖孙两代人的隔膜也是无法消除的,因为他们各自代表的是不同的社会力量。作者对觉慧的塑造完全是忠实于生活的。尽管觉慧身上有着明显的幼稚,但他却真实地反映出了“五四”时期我国觉醒了的一代青年人。作者通过觉慧写出了革命潮流在青年中的激荡,写出了包含在旧家庭内部的新力量的成长。3.高老太爷高老太爷,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代表。作为这个封建大家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作品突出表现了他专横、冷酷的性格特征。在高家,他的话就是法律,谁也不能反对。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他坚决反对孙子们进学堂和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他逼觉新和瑞珏结婚,制造了觉新和瑞珏、梅三个人的爱情悲剧。他对家中男女仆人视同牲畜,硬是把只有17岁的鸣凤送给60多岁的冯乐山做小老婆。鸣凤死后,他又把婉儿抬到冯家受煎熬。在高老太爷的生命中,维护大家庭的秩序、兴盛,是他意志的全部。高老太爷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体化、形象化。因此,这一人物开篇便处于不容争辩的被否定的地位。作品写到老太爷为了觉民逃婚而大发雷霆时,有一段议论:“他只知道他的命令应该遵守,他的面子应该顾全。至于别人的幸福,他是不会顾到的。他只知道向觉新要人。他时常发脾气,骂了觉新,骂了克明;连周氏也挨了他的骂”。这段评论显然是把高老太爷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在进行抨击。通过这样的人物塑造,《家》完成了政治批判的目的。由于作者难以完全抛却与祖父的亲情,因而在某些地方流露出对这个人物复杂的感情色彩,比如年夜饭的微笑,临终前的忏悔,对觉民婚姻的最终成全等,既表现了他面对强大新生力量的幻灭感,没落感,也表现了亲情未泯的一面。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矛盾性和立体性。4.觉民觉民,一个积极进步,逐渐上进的新青年,他的性格介于觉新和觉慧之间,他比觉新少了思想上的落后,又比觉慧多了遇事、抉择时的沉着和稳重。他温和稳健,不好激动,不爱参加社会活动,对学生运动缺乏应有的关注。但作为五四新思潮唤醒的年轻一代,他向往民主自由。当祖父为他一手包办婚姻的时候,他毅然离家出走,公开反抗,表现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琴成为小说中唯一的一对胜利者。像觉慧一样,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斗士,也跨不过阶级的鸿沟,忘不了主人与奴才的差距,在年初九舞龙人的惨叫,求饶声中,他表现出麻木的神情:“太平淡了,小时候看起来倒有趣味,现在却不然”。在他的心目中,下人们的痛苦,算不了什么。
5.女性形象《家》还重点描写了几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女子形象——梅、鸣凤和瑞珏。这三个女子虽然性格不同——梅悒郁,瑞珏贤慧,鸣凤善良却柔中有刚;她们的社会地位也不同,但她们的悲剧结局却是相同的。作品通过对这几位女子悲剧遭际的描写,进一步控诉了封建礼教以及封建道德对弱小、无辜、善良的人们的迫害,强化了全书主旨。瑞珏,觉新的妻子,她善良厚道,温和贤惠,善解人意,待人谦和,柔情似水。作为高家的长孙媳,又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只能在这个家中和觉新一起维护着封建礼教的权威,但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可以看到她对新生活的向往。梅芬,高家的亲戚,具有林黛玉性格的女子。在对觉新的爱情上失利后,就变得沉沦乏志,没有了反抗精神,温顺驯良地吞咽着旧礼教的无情恶果。鸣凤,高家的一个小丫鬟,在家中地位低下,性情刚烈,但心灵纯洁,有“灰姑娘”心态。她暗恋三少爷觉慧,对觉慧的爱情,她并没有因主仆差异而感到不可能。虽然觉慧也爱她,但不合理的制度不允许她们相爱。她幻想能继续给三少爷做奴婢,也是一种幸福。谁知,她根本没有爱的权利,连选择身份的权利也没有。两个老太爷竟决定了她的终身,这对鸣凤来说,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她既然敢大胆地打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以一个丫头身份去爱一个“少爷”,就足以说明她已具备叛逆性格。她不甘任人摆布,想求助别人摆脱厄运,一切求助,带来的结果是绝望。她本来挣扎着为一种新生活而努力,但却随着希望的破灭而破灭。她不甘受蹂躏、受糟蹋,勇敢地为爱情献身。她求新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她要用死回击这个旧制度的压迫;用死达到自己追求新生活的境地,她挣扎的结果是被挣扎着的旧制度所扼杀。鸣凤的投湖,是一次令人扼腕的悲剧,然而《家》中的悲剧又何止这一出,她只是用生命的全部做了最激烈的诠释。女子刚烈的贞洁犹如那投在湖面的皎洁月光,晃眼而长久。主仆之间的爱慕在那个背景下是决然不被允许的,所以鸣凤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去控诉自己的不甘。小说中另一位重要女性——琴,却和以上几位截然不同。她主张男女应同校,男女应平等,她还自己主动要求到觉慧的学校去学习。虽然遭到母亲等的反对,但她还是成功了。她与觉民大胆恋爱,努力追求婚姻自由。琴的抗争,因卫道们的妥协和同盟军的支持,最终逃脱厄运。作者把她塑造成了一位接受新思想、向往自由平等、大胆追求个性解放、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形象。在当时看来,她是时代的叛逆者,但她的所作所为是当时女性中的先驱者。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束缚了女性的发展,大大减弱了妇女对整个社会前进的推动作用。作者之所以塑造琴这个形象,无疑是为了唤醒这社会的另一半——女性的崛起。作者这一人物塑造也是相当成功的。在高家,在卫道们的欺压逼迫下,出现了一群屈从者们,最典型的代表是觉新,他是旧制度的牺牲者,但又不自觉地扮演了维护者角色,令人可怜。陈姨太是另一类型的屈从者,她同婉儿的命运一样,但婉儿心怀积愤,她却怡然自得,时常扮成高老太爷的衷心拥护者。陈姨太,有着扭曲的人生,人生的扭曲导致心灵的扭曲。她是高老太爷买来照顾他的生活的。在那样的制度下,陈姨太不得不依靠高老太爷而生存,甚至仗着高老太爷的势力做坏事。在宗法上,她极力怂恿觉新、觉民的悲剧婚姻,在礼教上,主张瑞珏离家,以免“血光之灾”,使得瑞珏身亡;在家训上,当老太爷教训儿子时,她给老太爷捶背,虽不便多说,但行动上是支持高老太爷的。其实,她是旧制度的牺牲者,也是维护者。四婶、五婶等人,屈服于宗法、礼教、家训,虽一方面受旧制度迫害,但又用旧制度迫害别人。如果说陈姨太可恶的话,那么四婶、五婶是可悲的。四婶、五婶出身旧式家庭,他们的言行无不带有旧制度的烙印。在旧制度统治下,女人要讲“三从四德”,就连丈夫有过失,五婶也不敢反抗,只是将丈夫告到太爷处。但是,她们也是旧制度的助纣为虐者,最典型的例子是五婶给女儿裹脚,她的作为使淑贞的心灵和肉体受到严重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