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存在主义视域下《等待戈多》与《车站》主题的相似性

　　浅析存在主义视域下《等待戈多》与《车站》主题的相似性摘要：《等待戈多》与《车站》是塞缪尔・贝克特和高行健的代表作，两部作品因其荒诞性于发表之初轰动一时。虽然诞生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在存在主义的框架下却能够发现两剧主题上的相似性，即“等待与希望”和“社会与人民”。以“相似性”而非“差异性”为着眼点，可为两剧对比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中国5/vie　　关键词：《等待戈多》；《车站》；存在主义；主题；相似性　　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影响着欧洲乃至世界的戏剧文学思潮，被称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英语戏剧”（BerlinN.TrafficofourStage：assachusettsRevieptyfigureonanemptystage：thetheatreofSamuelBeckettandhisgeneration[M].IndianaUniversityPress，2001.）。两剧中等待与希望的反复与存在主义中的“畏”产生关联。　　《等待戈多》中“畏”的体现渗透于全剧各处。爱斯特拉冈挨了打，却不知原因，然而不论其挨打与否，其心中的“畏”是切实存在的。“畏” 没有实际对象，是贯穿其一生的。剧中弗拉季米尔认为：“兴许你是没有干，但是，凡事都有其方式”（贝克特.贝克特作品选集[M].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即“畏”也许不是来自“挨打”事件，但这“畏”终究是有缘由的，而这缘由任何人都不知。这种表现正所谓存在主义的“畏不知其所谓”（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在等待的过程中，人物们也曾尝试消除心中之“畏”，但“畏”不同于“怕”，“怕”可以通过移走或消除“怕”的对象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找不到明确对象的“畏”则行不通。《车站》中等车的过程即可象征人的一生，明明设有站牌却不停，公车在这里莫如说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同样人们所“畏”的也绝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他们追赶、拦截公车试图改变“畏”的状态，但这种改变却不可能发生，只能在“畏不知其所谓”的状态下体验等待与希望的循环。　　（二）“等待”场所中的“偶然荒诞”　　既然“等待与希望”是两剧所表达的共同主题，那么自然要有“等待”的场所，即戏剧的舞台设定，舞台中所渗透出的荒谬性，正是对存在主义中“偶然荒诞”要素的诠释。　　《等待戈多》中“树”多次出现，而“路” 则是整个故事发生的场所。显然正因为“树”和“路”的存在才有了情节的发展，但否可以反过来说因为后文的需要，才会有“树”和“路”的存在呢？――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世界是荒诞的”（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版[M].三联书店，2007.），而这种“荒诞”是具有偶然性的。为什么是一棵树和一条路而非其它？实际上并不能找到这种舞台设定存在的理由，因为包括人的存在在内的所有的存在都是偶然的，无论对于人还是物质的宇宙来说都没有任何先定的东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事先决定事物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同样也没有理由事先决定人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　　相似地，《车站》的舞台设定也极为简单：一个站牌，一段栏杆，如此而已。铁栏杆呈十字形，东西南北各端的长短不一，高行健自认为这种摆设“有种象征的意味，表示的也许是一个十字路口，也许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交叉点或是各个人物生命途中的站”（高行健.高行健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这种舞台设定恰恰也是存在主义中“偶然荒诞”的体现。在此荒诞的布景中展开了后文存希望地等待，而希望又在等待中破灭的情节，“等待与希望”的主题便也蕴含其中。　　二、社会与人民 　　《等待戈多》与《车站》的主题思想均受创作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前者的发表正值二战结束之际，它影射了剧变中的欧洲社会及人民的状况，而后者的创作也正值文革之后，剧作家将文革对人民的影响以及人民在社会中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寄寓在了作品中。剧中“人物”及“对话”对“社会与人民”主题有着深刻体现。　　（一）苦难社会中的人民――“他人即地狱”　　两剧人物之间既有强烈冲突，又有孤立叙述。此种纠结中蕴含着存在主义“他人即地狱”（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版[M].三联书店，）的思想，此种存在状态暗示着社会中人民的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