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思考之《君子之道》友邦二座尤伟我读余秋雨这篇文章,心中很佩服作者的读书功力及记忆力,笔触所到,思随文至,传统经典信手拈来;层次、段落,似无刻意打造,却自成体系,可能是一种读书的高境界罢。我的疑虑主要是就作者为文的总立意来的。“君子之道”,就是剖析君子,歌颂君子,褒奖传统,拜服经典吧。然则,君子、传统、经典就真的这么重要么?联系到20多年来社会上掀起的一股股崇古覆儒的思潮,我总在忧虑它们到底要将中国引向何处。于是,我开始认真阅读此文,并将自己的思索追问逐一记下。首先,余秋雨谈到了西方学者荣格,讲到他关于文化的作用在于培养“集体无意识”的人格。这个观点说得玄乎,其实从思想灌输的角度看则很清晰:无非一个民族的观念文化熏陶其后代所致的思想思维特点,并且由此而发的特定行为方式和文明类型罢了。余秋雨关注的可能在于荣格看重中国文化的态度,及中国不要跟着西方走的希冀,特别还推出了道家“物极必反”法则“远超西方思想”。余的这段文字很值得质疑。现代化是不是跟西方走?“物极必反”的道理究竟有多深,中西于此(具体)所受益损究竟何在?余秋雨对于中西文化的总体属性有一个简赅的概括,即西方是霸道文化,中国是王道文化。霸道文化者,可能着意于其侵略性破坏性,王道文化者则是强调其自修德行圆满。问题是这种概括似乎只是存在于作者心中美好想象中的概念。读者只要稍微回到几千年中西历史的无穷事实中去想,从中西各自在其基本思想理念引导的发展趋势下去想,就根本得不到这样的结论的。简单的诘问可这样下,请余秋雨思考回答:其霸道文化建基于平等意识,王道文化建基于等级意识,何谈后者之优?当然,余秋雨看重的王道文化自修功德也不全是无稽之谈。实质上所谓“内圣外王”说到底还就是儒家的修齐之道。人们通过各自的道德修养来提升自身素质很有必要。但这种修养未必仅只中国人独有。事实上,基督教的繁复诵读经书、牧徒忏悔赎罪和现代心理学讲究的自省自究,未必就不是另一种修齐之道。从儒家一些基本思想理念所具有的落后性去分析,王道文化也注定了存有许多破漏。比如上面提到的等级意识就是一个牺牲多数的渊薮。由其执鞭,个体修养之域尚可,社会群体却是压抑性的、无知性的、被动性的。联系后文,余秋雨讲到自己曾写过小人,那是对一些顽劣人性的批判,现在则是对立于小人写出其君子以及褒赞,作者似可长抒口气,叹为大成了。可是我左读右想,并没有觉得余秋雨的这篇君子题材有什么大好大善的。联系实际评价的话,倒认为余文更多的是书生意气。我的逻辑是这样的,歌颂君子寻找君子实践君子,已经是中华文人几千年乐此不疲的热闹话题,但它一直从来都没有真正使故国的君子更多起来。为什么?因为传统观念文化的落后性使然必然。坐而论道不如扎实学习先进,治国还靠法治。君子不如法治。为什么君子不如法治?其答案应与为什么人治不如法治相似。人性总是两面的,思想信仰才是确定的,法治规束则能够让习惯成自然。人性的两面性可分许多两两相反的对立取向,如善良性与恶毒性、上进性与堕落性、文明性与野蛮性、仁爱性与仇恨性、真诚性与虚伪性、全面性与片面性,等等。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会存在这两种人性的可能,只是被其当即的思想状态才确定了其行为取向的。所以由既定的思想信仰来确定人们的行为具有根本性意义。而法治的规束则能强制性地确定人们行为习惯的发展走向。
上述可见,余秋雨的君子之道实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书生空议。要命的是像这种脱离实际的思考常常普遍地存在于儒家及崇拜者中。他们脱离的实际不是别的,就是中西文明发展不同类型及其趋势下无穷对比鲜明的事实而已。在这个视角下,更可看清儒家君子(学说)之难:在信仰之弱,在神督之缺,在思维之浅。儒家最终追求没有上升到纯粹崇高的精神层面,停留在低下的器物利益中而意志不坚。崇拜凡人偶像,行为缺乏神祇监督的巨力。缺信仰,求器物,势必思维肤浅;进一步看,思维肤浅则造成了君子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