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崇高师德

论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崇高师德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教育家，在长达近50年的教师生涯中，孔子大胆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打出了“有教无类”的招牌，创立儒家学派。他以培养高级治国人才“君子”为教育宗旨，以“六经”为教学内容、广招天下学子，通过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培养了“三千弟子”。终其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确不愧为万世师表。孔子的一生，正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教师精神的最好概括，应继续发扬光大。每一种职业都有一种内在的职业精神，教师作为一种需要特殊训练的职业，具有专业化的特点。其专业精神是什么呢？有人常把“红烛精神”、“春蚕精神”来赞美教师精神。虽然这把教师职业需要奉献的特点表达出来了，但这很不全面。我们认为在孔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正是我国几千年教育发展史上绵延不绝的教师精神的实质所在。尽管孔子一生中最大的理想是从政，但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上。他的教育活动始终围绕着教人如何做人、做事的中心。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当经师又当人师，赢得学生的信任和尊敬。一、  学而不厌学而不厌一词语出《论语、述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在这里孔子反躬自问，时时以此为忧，生怕自己做不到凭主观努力可以做到的事。当有人把他奉为圣人、仁人时，孔子则犹恐避之不及，只承认自己仅仅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已。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对他的学生公西华、子贡作过自我评价：“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认为这“正唯弟子不能学也。”[1]（P76）子贡则认为“学不厌，仁也，诲不倦，圣也”[2]这正是圣人所为，也是其他人难以做到的事。可见，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的学生都十分看重学而不厌的精神。那么，孔子是怎样“学而知之”呢？我认为孔子曾在早年接受过一些零碎的、非系统的启蒙教育，以识字为主。但主要是凭着“学而不厌”的精神，靠自学成才的。他曾在晚年回忆自己一生的时候说过：我十五岁时立志通过学习出人头地，到三十岁时已学有所成，成家立业，在社会上有自己的地位了。在以年长为尊，经验即为知识的年代里，孔子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如此早就成名成家，可见其自学是非常有成效的。孔子的学而不厌精神概括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敏而好学孔子曾把人分为四种：一种是天生的圣人，这种人“生而知之”，不需要任何学习。第二种人是通过学习才获得知识，属于“学而知之”。第三种人不是主动求学，而是碰到了困惑、碰到了问题才临时抱佛脚，被动去学，属“困而学之”。第四种人是碰到困惑也不愿意去学，属“困而不学”的人。孔子把生而知之与困而不学的人称之为“上智”与“下愚”，而且这两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被后人称为“至圣先师”的天下第一圣人孔子，且一直不敢以上智或圣人自居，并多次谦虚地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1]（P72）。在十户人家的小村中，就可以找到一个象我一样的人，只不过这些人都没有象我这样努力学习吧了。孔子的好学精神是出了名的，他经常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P61）他把学习完全是当作一种兴趣，一种乐趣来对待。当然，学习也要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孔子的学习也是很刻苦的，有时还达到如痴如迷的程度，竟忘记了吃饭、睡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P71）就是他学习、教学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待学习，孔子还有一种笨鸟先飞，熟能生巧的态度。他经常对学生说，不怕笨，而是怕笨而不学。“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3]人家一次能学会的，你化百次的功夫去学；人家用十倍的努力学会的，你用千倍的努力去学。果然有这种精神，那怕你是一个愚笨的人，也必将变成一个聪明的人；那那怕你是一个懦弱的人，也必将变成一个坚强的人。有亚圣之称的孟子，听了孔子这番高论，不竟发出了“圣人与我同类”的感叹。圣人并不是天生的，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肯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象尧舜那样的人。我们现在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太需要孔子那样的敏而好学精神了。有了这种精神，人们就不担心出不了象孔子那样的大师了。时代需要大师，大师需要自我造就。2、每事问“入太庙，每事问”[1]（P106）。对待知识和学问，孔子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曾对他的学生子路说过什么是“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1]（P19）就是说：知道了就说知道了，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才算是真真的知道。正因为如此，孔子对待事物、学问总是做到“毋臆、毋必、毋固、毋我”[1]（P87）。也就是不随意地主观猜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大千世界，宇宙万物，知识无穷，一个人所学、所见、所闻毕竟有限，不懂就问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一次，孔子到太庙参加祭祀活动，因许多礼器是第一次见到，不知道其用途和寓意，于是就虚心的向旁人请教。孔子这种每事问的精神，在当时不但没有得到夜郎自大，不学无术的贵族们的赞赏，反而还受到耻笑。对此，孔子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结果成为当世最有学问的人，被人公认为“大哉孔子”。后世大教育家陶行知，对孔子每事问的精神也是十分推崇，还专门与写了一首的诗，以提倡孔子的每事问精神。“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在每事问”。[4]3、不耻下问孔子一生以布衣自居，生活在普通百姓之中，似乎不曾有下问之事。如果从下问一词的本意理解，确实处处可见下问之事。诸如地位高的向地位低的请教、学问多的向学问少的请教、年龄长的向年龄幼的请教，当然也包括老师向学生请教。孔子的学生子贡对老师的这种求知态度佩服的五体投地。逢人便称老师“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1]（P80）精神可嘉。事实也确实如此，孔子为了弄清古代“以鸟名官”的情况，专门跑到鲁国的附庸小国-----郯国去向郯子请教。当时孔子的名声在鲁国已经很大，去被人视作蛮夷之国、向野蛮之人求教，可作为不耻下问的典例。史书上也曾记载孔子 “问礼于老聃”的故事。老聃即相传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担任过管理东周王室文献的史官，对周礼十分熟悉。于是孔子不远千里，专程上门求教。虽然，老子年长于孔子，但拥有3000弟子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其名望、地位远高于老子，而孔子非常谦虚、诚恳地登门拜访。孔子不耻下问的精神还基于他“三人行必有我师”的信念。三人行怎么会必有我师呢？孔子是这样想的：三人中比我好的，应该是我学习、仿效的榜样，三人中比我差的也是我的老师，不过这个老师是打引号的，事实上是反面老师。从这个反面老师身上，我可以反思一下，我有没有跟他同样的缺点和错误，从而使自己做得更好。4、尽善尽美孔子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学习一种知识，掌握一种技能，都强调尽善尽美、精益求精，不弄懂弄通，不完全掌握决不罢手。孔子曾经在齐国宫廷中听到过虞舜时传下的乐时，竟如醉如迷，连连感叹尽善尽美，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孔子很喜欢音乐，他曾经跟当时鲁国的乐师师襄学琴，学了十多天，还是老学同一个曲子。师襄对他说：这支曲子你已经学会了，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孔子回答说：还不行，我只是会弹曲子，但是，志趣神韵我还没有把握，还是再练几天吧。又过了许多天，师襄对他说：你已经领会了志趣神韵了，可以学曲了。但孔子仍不肯罢手，还要继续苦练。终于有一天，孔子高兴地对师襄说：我已经学会了这首曲子了，我己体会到曲作者是一位性格乐观、思想深邃而又有远大抱负的人，我可以推断出词作者是周文王。师襄听后连忙惊呼“不得了”、“不得了”。我的老师传授这支曲子的时侯说过，此曲名为。你居然可以在弹奏中体味出作者立意和作者本人。我教不了你，我应拜你为师才对啊!5、学而时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P1）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把此作为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学而时习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所学的知识要及时地复习、温习，这样才有学习效果，这样才能掌握、巩固，有所得。二是学用一致，所学的知识要用于实际生活，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发挥出来。他的得意门生曾子，以“日三省乎吾身”作为学习和道德修养的方法，其中“传不习乎？”就是主要内容之一。孔子在传授《诗经》》时也明确向学生提出了学以致用的要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P135）一个人学了诗，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通。让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地谈判任务。学用脱节，纵然学的最多又有何用？二、诲人不倦孔子凭着学而不厌的精神，掌握了大量的知识。有了这么多的知识，孔子想做什么呢？“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一贯主张，他的最大理想也是从政。但现实使他感到此路不通。既然不能直接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孔子就想到了教育。“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一个善于唱歌的人，往往使人情不自地跟着他唱起歌来。同样，一个善于教育的人，往往能使他的学生全盘接受老师的理想的抱负，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孔子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因此全身心地投入了教书育人中去了。孔子创办的儒家私学鼎盛时达到学生3000人，规模空前，这与当时普遍学生不足百人的私家学校相比，确实是一个奇迹。那么，孔子是怎样诲人不倦的呢？1、有教无类孔子大胆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不论贵贱、贫富、智愚，长幼、国别只要带上十条肉干，作为束脩，没有一个不给予教育的。“欲来者不拒，欲往者不追”，完全是一种来去自由的态度。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人人都可以受教育，确有普及教育、大众教育，教育平等、教育平民化的思想。那么，是否人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呢？为此，孔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命题：“性相近，习相远”。[1]（P181）既然人性是相近的，那么人人都应有受教育的能力。既然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使人变得有差异，那么也就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性相近说明了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习相远说明了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随便地到他办的学校去读书，这还需要一定的手续和程序。首先，孔子要求有介绍人，一般都是老同学介绍新同学。其次要行“束脩之礼”，这既是拜师之礼，以定师生的名份，同时也是孔子的养家之资。第三还要进行面试，以便按品性、才艺分科，进行因材施教。孔子虽自称四十而不惑，但他在面试的时候，也曾发生过失误。“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5]孔子在面试的时候，被伶牙利齿、巧言善辨的宰予所蒙骗，收为入门弟子。后发现他言过其行，居然大白天睡觉，被孔子大骂为“朽木不可雕也”。而另一位叫子羽的学生，因其相貌丑陋，险些被孔子拒之门外。后来孔子从中吸取教训，总结出听其言、观其行、试其事的知人的办法。事实上也是如此，孔子的学生中，从贵贱而言，有地位显赫的贵族孟懿子、南宫适。地位低下的有公冶长，曾判过刑，坐过牢，但孔子提倡“过往不咎”，不但不嫌弃，收作学生，并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其他如“卞之野人”子路，贱人之子仲弓等。从贫富来看，富有的如子贡，“家累千金，结连驷马”，大多数学生都有比较贫贱，有住在穷人巷里，“一箪食、一瓢饮”，别人看了都难以忍受的，而他自己却乐在其中的颜渊。有穷困到“三日不生火，十年不置衣”的曾参。有居室蓬户不完，上漏下湿的原宪。从智愚的角度而言，有问一知十的颜回，举一反三的子贡。也有愚笨的高柴、反应迟钝的曾参、固执己见的子张和做事鲁莽的子路。从地域来看，孔门弟子来自鲁国、卫国、宋国、楚国都有。从年龄上看，秦商仅少孔子4岁，而公孙龙却少孔子53岁。更令人称奇的是，还有父子同为孔门弟子的，颜繇与颜渊父子，曾点与曾参父子。兄弟同时受业的有孟懿子和南宫适等人。2、因材施教孔子的学生如此众多，而且大多资质、秉性各异，怎么把这些人教育成才呢？孔子的办法是分门设科，因材施教。宋代的著名教育家朱熹曾经归纳过孔子的教学方法，“夫子教人，各因其材” ，认为这是孔子取得教育成功的主要经验。要做到因材施教，首先是识才，真正地了解学生。孔子了解学生的办法和途径很多，主要是通过谈话法和观察法。如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坐在一起，孔子让学生各言其志。学生发言时，孔子认真地听着，不轻易打断，也不立即加以评论或下结论，从谈论中了解学生的志向和抱负。孔子观察学生也有自己的一套，“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1]（P16）他认为看一个人平时的所作所为，观察他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再考察他的志向、抱负，这样就可以把人看的清清楚楚了。其次是育才，在了解材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不同的教学方法。“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对不同程度的学生，教给他不同程度的知识。老师就象是一座被敲的钟，敲的重，响的洪亮；敲的轻，响的也轻一点。响声因轻重而变，教学因人而异。“先行其言而从之”是孔子针对学生的不同个性所采取的教学方法。以言语见长的子贡，难免有言过其行，夸夸其谈的毛病。所以，孔子教育他时就要他先做后讲。子路和冉有，一刚一柔，性格完全相反，他们俩问同样一个问题“闻斯行诸”，孔子且有完全相反的回答。对冉有，孔子要求他遇事要果断，听到了就去做，不要畏缩。对子路，孔子要求他遇事要三思而行，不可鲁莽。再次是荐才，孔子实行分科教学，根据学生的不同秉性，分成德行、语言、政事、文学四科。后来，孔子把在德行方面见长的颜回、闵子骞、冉伯牛，语言见长的子贡、宰我，政事见长的子路、冉有，文学见长的子游、子夏都推荐到与其特长相对应的岗位上做了官。如孔子利用子贡巧言善辨，长于外交的特点，让他去为鲁国解困。结果，子贡一出，凭他的才干，达到了有兵力达不到的目的，“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6]可见，孔子不但善于识才、育才而且还善于荐才。3、一视同仁在孔子眼里，所有的学生都是他的弟子，他爱学生就象爱自己的儿子一样，没有亲疏厚薄之分。他曾对他的学生讲过：“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1]（P147）有一次，孔子的学生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子有异闻乎？”也就是说有没有老师专门讲给你听的知识。孔鲤说没有，只有两次单独与父亲在一起，父亲问我有没有学诗、学礼，他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要我去学好诗、学好礼。陈亢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我今天问一知三，收获很大，既懂得了君子应学诗、学礼，并且从这件事上还知道了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不偏爱自己的儿子。子贡是孔子学生中最富有的，孔子并不因为他富有而特别优待他，还时常批评他夸夸其谈的毛病。闵子骞是孔子学生中又迟钝、又贫困的学生，在家中常受到后母的虐待。孔子不但没有看不起他，反而给他特别的关心，经常鼓励他，并把他作为孝的代表。孔子常对他的学生说，要看重一个人的道德品行，不要只看贫富。君子只做雪中送碳的事，而不去锦上添花。孔门之中，确实达到了师生如父子，同学亲如兄弟，师生同学平等相处，一视同仁的境界。4、师生情深 孔子和学生的关系可以说是历代师生关系的典范，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象是父子，又象是兄弟，更多的是象朋友。古人把师生关系确定为三个层次：即父子之道、君臣之道和朋友之道。父子之道说明了师生之间，情同父子，另一方面也表明古人那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道观。这也赋予老师有一定的代父教子权，“教不严，师之堕”，从某种角度而言，在古代中国，父母把儿子交给老师的时候，也认同老师有一定的体罚权。但孔子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一种关系。孔子在鲁国与季桓子政见不合，被迫离开父母之邦，周游列国14年。这14年足迹遍及卫、陈、蔡、曹、宋、郑、楚等国，受困于陈蔡，曾被乱兵围困，绝粮7日。所到之处，不受欢迎，到处碰壁，被人骂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累累如丧家之犬”。尽管如此，孔子的弟子仍始终跟随左右，患难与共，不曾有半点异心。孔子还曾感慨地劝说他的弟子，由于生逢乱世，天下无道，他的学说不被世人采纳，请他们另投明主，各奔前程。但弟子们信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诺言，不肯离去。同样，孔子对学生也是情深意长。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是孔子学生中最贫穷的一个。当颜回不幸早逝时，孔子悲痛欲绝，大呼“老天爷，真要我的命”。弟子们知道老师喜爱颜回，就自作主张，悄悄把孔子家中唯一值钱的马车卖掉，厚葬颜回。孔子知道后，并不责怪。虽然，孔子晚年失子，但颜回的死给他带来的的打击超出了失子的痛苦。小孔子7岁的冉伯牛，不幸患了麻风病不能起床，孔子不顾年迈体老，亲自去慰问，并痛惜地说：“这样好的人，为什么偏会得这样的恶病呢？”孔子去世后，他的学生在他的墓旁，结庐而居，守丧3年。其中，子贡认为三年还不能表达对老师的感激、思念之情，又独自守丧3年才离去。可见，孔子师徒之间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而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孔子的诲人不倦精神。 总之，孔子一生所体现出来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师精神，应值得我们继承发扬，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成为我们终身努力的方向。   评陈鹤琴的幼儿教育思想陈鹤琴学前教育课程思想是他学前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学习和继承他的学前教育课程思想的合理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学前教育课程思想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一）课程应为教育目标服务　　教育目标是教育目的的具体化，集中反映人们的教育价值观念。同时，教育目标又是一切教育活动的方向，它指导着人们的教育行为。教育目标是制订课程目标的理论依据，它对课程内容的选择和具体实施具有规范和限制作用。在学前教育领域，也是这样。　　学前教育课程是学前教育的支柱。学前教育课程是为学前儿童设计的课程。培养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来培养，又采用什么方式去培养，这是学前教育课程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陈鹤琴 先生在研究中国二三十年代学前教育课程实际的基础上，从身体、智力、情感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幼儿教育目标。。他认为，教育目标首先要解决“做怎样的人”的问题。通过教育，培养出的人应该具有“协作精神，同情心和服务他人的精神。”“应有健康的体格，养成卫生的习惯，并有相当的运动技能。”“应有研究的态度，充分的知识，表意的潜力”，“应能欣赏自然美和艺术美，养成欢天喜地的快乐精神，消泯惧怕情绪。”由此可见，在二三十年代，陈鹤琴就提出了比较符合学前儿童身心特点，并适合未来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是难能可贵的。”（二）课程内容的选择应注重儿童的生活环境，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中心　　课程内容是实现教育目标的支柱。选择什么样的课程内容来实现学前教育的目标呢？对此，陈鹤琴先生提出了自己著名的观点，那就是：“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他认为，学前儿童是在周围的环境中学习的，应该以大自然大社会为中心组织课程。学前儿童周围的环境不外乎两个方面：大自然和大社会。自然环境包括动物、植物和各种自然现象，如春天的桃花、杏花、扬花、柳絮，夏天的雷鸣电闪、蜻蜓荷花，秋菊冬雪等。　　社会环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环境，是人文环境，对学前儿童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作用。在与人的相互交往与作用中，儿童学习和增长与人交往的经验和知识，并实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习得文化的特征，进行着对儿童的发展来说更为重要的社会化过程。陈鹤琴先生同样十分重视学前儿童的社会化教育，注重在社会环境中教育儿童，发展儿童。因此，在为学前儿童设计的课程中，社会环境的学习成为必不可少部分。当然，为学前儿童准备的社会环境应该适合他们的学习与发展，适应他们兴趣与需要，适合他们的能力水平，像家庭、集市、节日、庆祝会、教师接待日活动等，是学前儿童经常接触的社会环境，这些应成为学前儿童课程的重要内容。由此，大自然构成的自然环境和大社会构成的社会环境一道组成了学前教育课程的中心内容，学前儿童应该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发展。设计和选择学前教育课程内容，必须符合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把大自然和大社会作为中心。这样设计出的课程才是合理的。（三） 课程结构以“五指活动”为基本部分　　课程结构应该具有整体性，应促进学前儿童整体的有机发展。为此，陈鹤琴以人的五个连为一体的手指作比喻，创造性地提出了课程结构的“五指活动”理论。他认为，五指活动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健康活动：饮食、睡眠、早操、游戏、户外活动、散步等。　　2．社会活动：朝夕会、周会、纪念日、集会、每天的谈话、政治常识等。　　3．科学活动：栽培植物、饲养动物、研究自然、认识环境等。　　4．艺术活动：音乐（唱歌、节奏、欣赏）、图画、手工等。　　5．语文活动：故事、儿歌、谜语、读法等。　　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就像人的五个手指，共同构成了具有整体功能的手掌。学前教育课程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这五指活动之中。但是这五个方面是有主次之分的。　　陈鹤琴认为，儿童健康是幼稚园课程第一重要的。强国需先强种，强种先要强身，强身先要重视年幼儿童的身体健康。身体强健的儿童，性格活泼，反映敏捷，做事容易。为了儿童的现在和将来，幼稚园的教育应注意儿童的健康。　　为了培养儿童健壮的身体，幼稚园应十分注意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陈鹤琴认为：“人类的动作十分之八九是习惯，而这种习惯又大部分是在幼年养成的；所以幼年时代，应当特别注意习惯的养成。”　　应带领幼儿多到户外活动。户外活动不仅可以使儿童在接触自然中学到各种经验，还可以使他们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沐浴到充足的阳光，活跃儿童的精神，强健儿童的体魄，增加儿童的欢乐。户外活动是保证和促进儿童健康的有利措施。　　此外，幼稚园应特别注意音乐，因为音乐可以陶冶儿童的性情，鼓励儿童进取。幼稚园应创设音乐环境，培养儿童对音乐的兴趣，发展他们欣赏音乐的能力和技能。（四）课程实施应采用“整个教学法”、游戏式和小团体式　　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确定之后，任何组织实施课程来实现教育目标就成为关键。怎样才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教育效果呢？陈鹤琴先生在对学前儿童心理和教育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学前儿童发展的课程组织法。这就是“整个教学法”。　　何为“整个教学法”？陈鹤琴认为，“整个教学法，就是把儿童所应该学习的东西整个地、有系统地去教儿童学。”因为学前儿童的生活是“整个的”，学前儿童的发展也是整个的，外界环境的作用也是以整体的方式对儿童产生影响的，所以为儿童设计的课程也必须是整个的、互相联系的，而不能是相互割裂的。游戏法是整个教学法的具体化。游戏具有统整作用，在游戏中，学　　前儿童的身体能获得充分锻炼，展开丰富的想象，缓解紧张的情绪，体验活动的愉悦；游戏是学前儿童最喜欢的活动。游戏是学前儿童的重要生活。儿童在游戏中，在活动中学习，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前儿童的课程最容易游戏化，采用游戏化方式组织课程，有利于学前儿童健康发展。　　由于学前儿童都是具有差异的不同个体，每个儿童都是相对独立的，他们的智力发展水平不一，兴趣不同，应采用小团体式教学，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在相互作用中都获得长进。（五）学前教育课程编制的十大原则和具体编制法　　1951年，陈鹤琴发表了《幼稚园的课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批判了欧美国家所实行的完全从儿童出发，缺乏系统性的单元教学的课程编制模式，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幼稚园课程编制应遵循的十大原则，以及三种编制的具体方法。十大原则是：　　1．课程的民族性：课程应是民族的，不是欧美的；　　2．课程的科学性：课程硬实科学的，不是封建迷信的；　　3．课程的大众性：课程应是大众的，不是资产阶级的；　　4．课程的儿童性：课程应是儿童化的，不是成人化的；　　5．课程的连续发展性：课程应是连续发展的，而不是孤立的；　　6．课程的现实性：课程应符合实际需要，而不能脱离现实；　　7．课程的适合性：课程应适合儿童身心发展，促进儿童健康；　　8．课程的教育性：课程应培养儿童五爱、国民公德和团结、勇敢等优良品质；　　9．课程的陶冶性：课程应陶冶儿童性情，培养儿童情感；　　10．课程的言语性：课程应培养儿童说话技能，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根据以上十大原则，陈鹤琴修订了原定的教育单元，加入了五爱教育内容，形成了九项内容构成的课程结构：节日、五爱教育、气候、动物、植物、工业、农业、儿童玩具、儿童卫生。这九项内容构成的课程结构，与其早些年形成的五指教育结构相比，增加了50年代一些新的成分，具有时代特色。但是，这种新课程结构显得比较零碎，整体性较差。 课程编制原则还是比较宏观的，它的指导性比较强，但操作性比较差。陈鹤琴还提出了三个具体的课程编制方法：圆周法、直进法和混合法。　　1．圆周法：幼稚园每个年龄班预定的教育单元内容相同，研究的事物也相同，但所选教材的难度和分量应根据儿童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各班要求由浅入深。　　2．直进法：就是将儿童生活中接触的事物，按照事物的性质和内容的深浅而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年龄班中，如小班研究猫和狗，中班研究羊和牛，大班研究马和虎。即是说，不同班的课题和要求都不相同。　　3．混合法：就是在编制课程的时候，以上两种方法均可采用，即课题和要求有相同或不同。混合法是编制课程时采用最多的一种方法。以上是陈鹤琴学前教育思想中的一些主要内容。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有关幼稚园课程评价、课程实验等方面的主张或观点，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汲取。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陈鹤琴提出的学前教育课程思想毕竟具有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毕竟具有他个人教育哲学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对他的课程思想必须辩证地继承，吸取他思想中对我们今天的学前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有用的内容；不能把他的思想奉为神灵，不加分析地全盘学习。时代变了，我们今天的国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学前教育实际也已经发展到新的水平，我们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同样不同了。我们必须把他的课程思想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准确把握它的真正价值.谈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在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时，研究生活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将有助于探究其理论对现代教育的指导意义。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这一些基本观点的形成和确立是陶行知苦苦研究中西文化，在自身十几年教育实践中逐步认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累遭“碰壁”之后寻找教育之出路的结果。他自己两度更名即反映出这种思想变化的过程。   陶行知自小就接受儒学熏陶，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理论有较深的研究。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军阀混战，陶行知面对国家满目疮痍的情景，苦苦思索救民于苦难深渊的良策。这时，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对中国资产阶级影响极大。日本人非常推崇王阳明的思想学说，陶行知亦醉心于其学说的研究，出路何在？陶行知的答案是教育。他认为：“人民贫，非教育莫之高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之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因此研究陶行知的早期教育思想就必须论及王阳明的教育理论和哲学思想。   王阳明是我国明代的一位思想象、教育家。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心即理”、“致良知”。王阳明认为，“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外面什么也没有。王阳明从“心即理”出发，    把内心修养作为教育根本问题，提出“存心”、“尽心”、“明心”。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是密不可分的，他所说的“知”、。“行”统一于人的内心活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以教育改造社会，以教育拯救千百万中国人，这是陶行如早期的宏愿，当然，也深深地烙上了改良主义的印记。   陶行知正是抱着教育救国的宏图大志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在那儿他遇上了“美国天字第一号思想家一一杜威”（费正清语）。   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是杜威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对美国乃至世界教育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杜威教育理论的核心是经验的价值标准及其对教育的作用，这适应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他认为“一切学习来自于经验”，教育作为过程即是“不断改组经验，重新组织经验”，而杜威所说的经验是人在活动中主观感觉的总和，因此杜威的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立现唯心主义基础上的。   陶行知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也开始了对自己所接受的传统的儒学进行清理批判。一方面进一步认清中国封建主义教育的腐朽没落，脱离生活，重劳心轻劳力的弊端，另一方面接受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思想，把杜威的一套教育理论视为教育救国的极其宝贵的思想武器。陶行知深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是无疑的。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象拉东洋车的车夫一样，把杜威的教育理论作为文明园里的时髦物品，一都装在东洋车里拉出来”。   陶行知回国后设想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让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合作，以此来实现他教育救国的梦想。但实践使他“碰了壁”。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起便陪着这个思潮（指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此路不通”。   为什么杜威的教育理论在中国行不通？陶行知说“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觉得他所叙述的过程好比是一个的单极电路，通不出电流，他没有提及那思想的母亲，这个母亲便是行动”   陶行知的可贵之处是他不保守，他从自身的教育实践中发现他所信奉的理论存在着头脚倒置的缺陷，陶行如在办学中也接触了先进的革命理论，使他从一个改良主义者逐步转变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其中关键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教育了他，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的深刻原因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陶行知看到“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把生活从属于教育，把社会缩小进学校，这样的理论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陶行知说“我把他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他认为，生活教育是生活的教育，一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人们要过健康的生活，就须有健康的教育；过劳动的生活，就有劳动的教育；过科学的生活，就有科学的教育；过艺术的生活，就有艺术的教育。所以说生活教育是用生活来教育“也就是为生活而教育”。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他的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飞跃，这一理论突破了旧教育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羁绊，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一流教育家从事中国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困难教育等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    生活即教育，正确地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属性。一定的教育从属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同时又作用于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其服务。教育救国之路之所以走不通，正是因为改变社会的决定因素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变革，通过教育来改良社会是不会从根本上来动摇这个社会的根基的。当然教育不是消极的从属物，教育可以为其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以保证社会生活的继续和发展。我国现代教育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现阶段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可以假设，陶行知先生如果能活到今天，他亦会提出教育为四化建设服务的。   生活教育应该是活的教育。陶行知对封建主义的死的教育深恶痛绝，他大力提倡活生生的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认为教法必须适应学法，学法必须适应做法，反对教育与生活的脱离，理论与实际的脱离，这就为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教育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需要是我国几十年封建主义教育的痼疾，这种倾向性当个现代教育中仍严重存在。教育在自己营造的圈子里，脱离社会生活，自我完善，自我欣赏，不能及时地反映社会，也不能有效地为社会服务。这几十年来，教育与外部的关系都处于不协调的状态之中，这种不适应严重地影响了教育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所应发挥的巨大作用。研究生活教育理论对我们当前研究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教育改革会给人们以启迪。红红火火的社会在呼唤教育，也赋予教育新的内容，正是社会生活才是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生活教育必须是为生活的教育。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教育不是社会生活的消极的从属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曾充分论述了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对社会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应当看到陶行知一生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也正是充分认识到教育的伟大力量。现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的背后无不是教育的成功。忽视教育的行为是短视行为。这些年来我们这方面已经吃够了苦头，教育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道德的无不受到教育的影响和作用。说到底，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是继承发展人类文明的一种社会现象。尤其在现代社会，一切社会实力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抓住了教育就抓住了根本，丢掉了教育就丢掉根本，也就会丧失在未来社会中竞争力。为生活的教育还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现状的改造方面，教育消灭愚味无知，促进社会精神文明，教育有着改造社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研究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陶行知先生确立生活教育理论有着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他是一个不唯书，不唯名的人，他以实践为武器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他以毕生的精力所从事的是人民大众的教育，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评述”朱子读书法“朱熹强调读书穷理，因此关于怎样读书出曾提出过重要的原则和方法。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他的学生弟子汇集他的训导加以概括，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条。1.循序渐进   所谓循序，是遵循教材的客观顺序与学生的主观能力去规定学习的课程或进度。所谓渐进，是不求速的意思。依朱熹的看法，读书"以二书言之，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则志定理明，而无踩易陵遢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趱着了，则看犹不看也。近方觉此病痛不是小事。元来道学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无根脚。" 2.熟读精思 所谓熟读，就是要把书本背得烂熟。所谓精思，即是反复寻求文义。依朱熹的看法，"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荀子说，诵数以贯之。见得古人诵书，亦记遍数。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遍数己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今所以记不得，说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为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处，只争这些子。学者观书，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件，发明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通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非为已之学也。" 3.虚心涵泳 所谓虚心涵泳，即是客观的态度，还古书的本来面目，并不执着旧见，接受简明平正的解说，而不好高务奇、穿凿立异。依朱熹的看法，"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去。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灰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今人读书，多是心下先有个意思了，却将圣贤言语来凑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凿之便会。" 4.切已体察 所谓切已体察，即是读书时，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经验或生活结合起来，并以书中道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依朱熹的看法，"入道之门，是将自个已身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与已为一。而今人，道在这里，自家在外，无不相干。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已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复，我实能克已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5.着紧用力  所谓着紧用力，即是以刚毅勇猛的精神去读书，以坚持到底而不懈怠的精神去读书。依朱熹的看法，"宽着期限，紧着课程。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甚么筋骨！今之学者，全不曾发愤。直要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缓。" 6.居敬持志 所谓居敬，即是收放心，严肃认真与精神专一的态度。所谓持志，即是树立一个具体目标、或根据一个特殊问题去书中搜集及整理有关资料。依朱熹的看法，"程先生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最精要。方无事时，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无何有之乡，须是收敛在此。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不在。今学者说书，多是捻合来说，却不详密活熟。此病不是说书上病，乃是心上病。盖心不专静纯一，故思虑不精。须要养得虚明专静，便道理从里面流出方好。"朱子读书法，是朱熹关于读书方法论述的概括和总结，集中体现了他的读书论和他的读书经验很有见地。后人依据他的读书法，订立读书程序，如元代程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末陆世仪的“论读书”等，在封建教育实践中影响很大。评述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浦东川沙县人。他深感我国实业的不发达，学校教育脱离生活实际，中学生毕业无就业之技能，而用人者又叹乏才，并受到美国职业教育的影响。1917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从事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等职。黄炎培倡导建立了沟通教育与职业；采取发展人类生活智能与服务精神的途径，使教育者能为己治生，为群服务；达到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终极目标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是他对职业的本质和对教育功能的分析。他认为。职业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分工的产物．教育是保持和发展各行各业的条件。他说：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为了生存就要有供给，自社会生活采分工制，求工作效能的增进与工作者天性、天才的认识与浚发，进而与其工作适合，于是乎有职业教育。教育的功能是传道、是发展。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乐于传给后人，后人从仿效中获得改进，或进而有所发明，这就是教育因此，教育是延续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保持和发展各行各业的条件。科学是近代工业革命的先导，教育是扩大科学运动之先声。盖今商战、工战，无非学战。 黄炎培认为，职业本身具有双重意义，其含义是：职业一名词，包含对己谋生与对群服务，实是一物两面。二是职业外适于社会分工制度之需要，内应天生人类不齐才性之特征，不仅要求供需相济，而且要求才性相近，才能使事得人，使人得事，使百业效能赖以增进，并使人获得职业的乐趣。因此，根据职业的本质和教育的本质，他认为职业教育应达到四个目的：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可以看出黄炎培的教育思想一开始就突破了就教育论教育，就职业教育论职业的局限，到1926年更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可以说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就是大职业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论点。1．提倡职业教育，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社会不改革，教育办不好，也无从发达职业教育，他说：吾们深深觉到，吾们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合理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国家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反过来讲。又赖有职业教育的努力，吾们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生幸福的国家社会才能加速的出现。2．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须有最高的热诚，参与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纳一切。这包括以下内容。(1)教育与职业相沟通，学校与社会相沟通。一般学校设施，皆以社会为根据，以落地不能动的飞机式为大戒。(2)建教合作。把教育和实业联为一体，一方安插人才，解决生计；一方即是开发地方产业。(3)以适应需要为主是职业教育不可离的原则。职业学校程度和年限，是完全根据社会需要和该科修习上的需要，而且职业学校修业年限宜分节，每节宜短，这也是他的原则。在设置上不可拘系统而忽供求。不能比照普教学制、系统设置，应是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的。(4)职业教育应能包容一切。黄炎培曾提倡过各式各样的职业教育，如裁兵后职业教育，伤兵职业教育，灾民职业教育，清室旗人职业教育等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受委托办理过伤残重建服务处，试办战后伤残职教。总之凡有生计问题之处，都应有职业教育。3．职业教育应贯彻于各级各类教育之中。黄炎培说：以广义的职业教育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普通教育亦应改良以适应职业之需要。小学应设各种职业准备科，或于高小设职业科。中学不应专以准备升大学为目标，升学准备，就业准备必须合一。专科学校的使命在造就实用人才，同时亦须重视人格训练，以免由于实用而流于功利化。大学教育的真正使命在培养崇高的人格及深博的学术。课程必须专精，不必繁重。4．职业教育应育彻全教育过程和全部职业生涯。其体系应该是：职业陶──职业指导──职业教育──职业补习和再补习。 5．职业教育在学校制度上地位应是一贯的、正统的和整个的。一贯的，即应建立起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而且其他各级各类教育也要与职业教育相沟通；正统的，指学校教育以准备升学为常例，准备就业为例外的传统观念应根本打破，以普通教育学校为正统的教育，以职业学校为偏系的教育，这种陈旧观念应彻底铲除。6．办学体制应政府统制(统筹之意)双管齐下，学习制度应专科一育，学习互进。双管齐下即一方推广职业学校，一方于高等小学、中学分设职业科。黄炎培认为这样做有四利：固校多途，以待学者自择；需费省；有专科较完备之设备，而普通科课业归于切实；化除升学者与就业者阶级之见。学习互进指初中毕业后入分科高中，毕业后就业或实习一年有条件再入所习同科的大专院校，毕业后任职；如有进一步发展可能，再入所习同科之研究院，谓之专科一贯，学习互进。黄炎培认为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具有真才实学，与恃资格名位者完全不同。7．实施全面积业教育。全面的职业教育是：既要培养职业智能，又要培养职业道德与服务精神，既要学习科学知识，又要特别重视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手脑要联合训练；须绝对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不但着重职业智能，而且还要养成他们适于这种生活的习惯。培养的学生不能缺乏能力，而富于欲望；重视谋职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这样的职业教育才能区别于改良艺徒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至尽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是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重要奠基人。他所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至今已有76年。职教社在全国解放前有社员三万多人，出版的刊物、书籍120多种，从1917年到1949年办理学校共10所，职业补习教育机构49所，职业指导机构25处，农村改进事业30处，前后累计举办、代办或合作事业114处。目前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在北京、上海、云南、河南、河北、黑龙江、福建、安徽、深圳、重庆等九省市有地方职教社和支社，是我国活动时间最长的人民教育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