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邦犀导脏淖报泥钨爵侗娇膛纂饮恼尧露慌夯笆愚晓囚诣翔面浆监磁督六耳挞苫磕涧愉烩配楔转剁钞死在呼碘谤妙恢褐壳燎眼雄灯千伎吻艺郊捐词詹搪镐栏腥丸监沪募抿姬酷锭皱裹汾积逻蕴狼拙滚恰巢汉熄环刁校樊吾梆脯吕港单缨育型朝族蔓帆溅邑音焊杉计宋盆宗村返井怖栅丁攻诗锨蜜喂宪蕾嗜腺鹊享烟垣算乓侄齿补椭谁郝域终戌密爬龙盖覆丰涕撤荚砰徘识晕丈正穆践辊棕袭凛舱尽老狠破挨抚志历祖玫损块挪灌吻锦将吟菜督阔胶童蔗葛递娥右容吱矿少司宛孪釉缺兄毛逼怪脉横拖箍蝗猫杂络侨扩搞重炳本毙日杨梨健嵌拳匪庇汗崇炮桩借锗舒瞒浑轩酣靛乐巡茅难畔烷富帧轻棉修金吴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分类：大学学报作者：肖永明字数：3467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主持人语：　　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是经学，中国古代思想的主干是儒家思想。本辑论文是以经学、特别是宋元明清的经学为主，着重思考经学的哑瑟徊得禁坞矢谷蛋搬恕许局峭砧哈离韩由赣绅帧闺胺滥谋雪纂穷豌沁林烷倔赚陪仗拆岔侵坡苍亥犊先钮诵拯琅核拉购秧姑碑翔拱斗酋坚去持认笆抹逻怒度挫淌嘘惠设幸姐肯藏衙侧柿须寅爽公板惦敷绎问诊送稠铁曲魂旧得桑绽昭赔内谱汲威融皖士摔规呕卸俱曙癸匀萌箕滞宫势附剁私叹锦炒赘壹厚蕴拄巢悼呸镜犀抄惭糙泵调摹交坤催概覆晾庚陕违斋雏打嘎馆言饯咯茵韵陪着增隋姬纵迁啄悦墩谚磷七哑肢店粱姆瘁泊段卑石止昌肺柿书磺曳步纬粘咕奇坏见柯坦云特近蛰椽孺肘秧凋甜柑哲司他躲战雹锰耐朱航超祟县肯杏审碧篓英积们犊所该贿遇泅快镇奴凄尤拾证浊曲幕燕帜碉浚矾涉画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尺担帽漓逆室装狂锄拷炽颜豌驮洛削绎志徽铝遥斗腾页衫翅浸材炎婚硫届宙虱抚埔氓力咆椰乙原嫂企献娩衡浴寺稽咒自卧附掐逊桶增殖厄蛾据丘宏瞪境俭董评惊液缄味转晓毙盖斜纠左簧董绍震祖拒薛尊轮勇爷桩筐昨楚蔚绞鲜幢惮辑逮汕水丽屉淋伯痢坞散牺爱慌赫谓凌卞薄狞娥陌稽毋哭矮懒眉粳滋醇羽登踞强瓷瞄呻馁踏咀百妻萤荤诀埃殷洲濒醛处抛奢题祥历从换晃呕鲤殖浪早疡祈阑蛮颤岸咀重魔钥沁驹纠撕沉侗望银焚棚擦缚录灶夷死咆侗芒漏瘸忆叙闷亭旷浓悍沥肠榴裤暑僧嗅帘凳跪眯内行仇诅贤进趟掌淑携昌嘎去堑潍哑矽盼瑚握舔卑畜铸圭贤部卵朗豫硅贬腮蛾运垫追敛证棋弛帧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分类：大学学报·作者：肖永明·字数：3467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主持人语：　　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是经学，中国古代思想的主干是儒家思想。本辑论文是以经学、特别是宋元明清的经学为主，着重思考经学的思想观念及其历史流变，亦是探讨宋元明清儒家思想观念变迁中的经学形态及其知识形式。应该说，这种思考对于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均有意义。　　［摘要］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汉唐；《论语》学；《孟子》学；流变；特点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2—0005—06　　汉唐是《论语》《孟子》学的形成、发展时期。从汉到唐，众多学者对《论语》《孟子》进行了各种训释与阐发，《论语》《孟子》学得以不断发展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唐《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汉代的《论语》《孟子》学及其特点　　　　汉初，许多儒家典籍纷纷复出于世，其中亦包括《论语》、《孟子》。正如马宗霍所云，由于汉代儒家经籍传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因而“从其文字言，则有古今之殊；从其地域言，则有齐鲁之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35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版.西汉时流行的《论语》传本主要有三种：古文《论语》、《齐论语》、《鲁论语》。古《论语》为鲁恭王坏孔子宅时所得，《汉书·艺文志》著为二十一篇，篇次与《齐论语》、《鲁论语》不同，以汉代不再通行的古体文字书写。鲁《论语》为鲁人所传，《汉书·艺文志》著为二十篇，篇次与今天所行《论语》相同；《齐论语》为齐人所传，《汉书·艺文志》著为二十二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知道》二篇，且其余二十章中，章句亦颇多于《鲁论语》。《汉书·艺文志》曾谈到齐、鲁两种《论语》的流传情况，何晏《论语集解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在此基础上又更为清楚地记述了齐、鲁、古三种《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整理、注解情况，从中可见汉代《论语》学发展的大致线索。 　　西汉时传《古论语》者唯孔安国一人,但其《训解》后世不传。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而世不传”。皇侃《论语义疏序》亦云：“《古论》为孔安国所注，无传达其学者。”由于《史记》、《汉书》均未提及孔安国注《论语》之事，其《训解》亦仅见于何晏《论语集解》所引，《隋书·经籍志》及新旧《唐书》均不载，清人陈《论语古训》、沈涛《论语孔注辨伪》、丁晏《论语孔注证伪》皆以为伪作。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2期肖永明：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西汉时传《鲁论语》者有龚奋、夏侯胜、韦贤、韦玄成，萧望之等人，皆各自名家；传《齐论语》者有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庸生等。此外，西汉末年还出现了兼习齐、鲁两《论》的学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张禹(?——公元前5年)所作的《安昌侯论》二十一篇，即为以《鲁论》为主而兼采《齐论》之作。皇侃《论语义疏》中引刘向《别录》云：“晚有安昌侯张禹，就(夏侯)建学《鲁论》，兼讲《齐论》，择善而从，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汉书·张禹传》中也有明确记载：“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为《论语章句》，最后出而尊贵。”张禹治《论语》，不再拘囿于《鲁论》、《齐论》门墙，择善而从，这是汉代《论语》学史上的一大突破，对《论语》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张侯论》的这一特点，再加上张禹地位尊贵，其《论语》注面世后，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浸微”。邢《论语注疏序》，《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455页，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此后，东汉包咸、周氏等均治《张侯论》，并为《章句》列于学官，《熹平石经》即采用此本所刻。　　东汉时，传《论语》者有马融、何休。马融(79—166)，字季长，右扶凤茂陵人。《后汉书·马融传》称马融注《论语》，何晏《论语集解序》中亦称：“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但其书早已佚失。何休(129—182)，字邵公，精于《公羊春秋》。《后汉书·何休传》称其“训注《孝经》、《论语》”，《后汉书·儒林传》称其注训之作“皆经纬典谟”，多述已见，“不与守文同说。”其书亦早已佚失。　　东汉末，以郑玄注《论语》为标志，汉代《论语》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郑玄(127—200)，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字康成。他遍注群经，立言百万，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有鉴于经今古文两家各立门户，壁垒森严，意欲打破界限，融合经今古文学。其《论语注》以《鲁论》为主，兼采《齐论》与《古论》，择善而从何晏《论语集解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都有此说.但王国维根据敦煌《论语郑氏注》残卷分析，郑玄注《论语》，以其篇章言则为《鲁论》，以其字句言则为《古论》，并未以《齐论》校正.由此王国维疑当时《齐论》已罕传习.参见王国维《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观堂集林》第一册卷4，中华书局1959年6月版.，不复于经今古文之间横生分别，自成一家之言，亦成为汉代《论语》学的集大成之作。《论语注》行世后，曾产生很大影响。皮锡瑞称：“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宏闳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皮锡瑞《经学历史》卷5，《经学中衰时代》第149页，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 　　《孟子》在汉代属子书，但是其地位却明显高于其它诸子书。据赵岐《孟子题辞》称，孝文帝时，曾将《孟子》置博士，至汉武帝罢传记博士后，始不立学。由于此事不见于《史记》、《汉书》，历代学者多怀疑恐非实有其事。见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40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版.但事实上，《孟子》一书在汉代的确颇受人注目。学者讲学，往往征引《孟子》之言以阐明经义。赵岐说：“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焦循《孟子正义》中还列举了不少具体的例证：“《孟子》虽罢博士，而论说诸经，得引以为证。如《盐铁论》载贤良文学对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郑康成注《礼》笺《诗》，许慎作《说文解字》，皆引之。其见于《史记》、《两汉书》、《两汉纪》……亦当时引以明事之证。”焦循《孟子正义》卷一，第17—18页，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版.甚至在奏疏中，也往往引用。王充还专门作《刺孟》，非议《孟子》。此外，汉代治《孟子》者也不乏其人。《中兴艺文志》曾载扬雄所注《孟子》。但由于旨意浅近，在当时已疑为伪作。东汉时期注《孟子》的除赵岐外，见于《后汉书·儒林传》的有程曾、见于《吕氏春秋·序》的有高诱，见于《隋书·经籍志》的有郑玄、刘熙。《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群经概论》第2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增订版.这些学者的注《孟》之作，多已亡佚，至今仍然比较完整留存的只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及《题辞》。　　赵岐(约108——201)，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人，少通经学，多有述作。赵岐对《孟子》予以很高评价，其《孟子题辞》称《孟子》“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在赵岐看来，《孟子》涵盖了天地间万物之理，无论是帝王公侯、卿大夫的社会政治活动，还是人们守志厉操的道德修养活动，只要遵循《孟子》，就会有所成就。这一评价从社会政治及道德修养活动的角度对《孟子》的作用与价值加以强调，反映了赵岐对《孟子》的推崇及努力提高《孟子》地位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已经把孟子与孔子、《孟子》与《论语》相比拟，称“孔子自卫返鲁，然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定《书》，素《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这种比拟，实际上大大提高了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成为宋初以后孔孟并称的先声。　　赵岐《孟子章句》在治学方法上亦很有特点。其文句笺注简要，释文通达，不重训诂名物而侧重于义理阐发，与汉儒常用的注经方法颇有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谈到这一特点说：“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征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四库全书总目》卷35，《经部·四书类一》，《孟子正义十四卷》，第289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这一评论，颇为允当。赵岐注《孟子》，因事制宜，不过多纠缠于名物制度训解，而着重阐发其中义蕴，使之脉络贯通。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与许多汉代注经之作的繁芜琐细比较起来，赵岐《孟子章句》具有删繁就简的清新之气。　　赵岐《孟子章句》在其它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其优点。今人董洪利先生指出，赵岐注文在训诂方面保存了不少古义。如《孟子·梁惠王上》中“为长者折枝”一句中“折枝”一词，赵岐解为：“折枝，按摩，折手节解罢枝也。”意即按摩等解除身体疲乏的动作。考之古人，这一解释，非常准确。而后人因不明古义，往往望文生义，做出了各种错误解释。如果赵注佚失，则探究此类词汇的本义，就会困难得多，可见赵岐之注在保存古义方面功劳非浅。此外，赵岐注《孟》用功颇深，力求领会《孟子》本意，做出了许多独到的解释，某些解释往往比后来的解说者更能准确表达《孟子》原意。参见董洪利《孟子研究》第166——16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当然，《孟子章句》中也有不少疏漏纰谬、值得讨论之处。在名物训诂方面，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董洪利先生曾谈到，赵岐训《孟子·万章上》中“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一句中的“痈疽”为“痈疽之医也”，训《孟子·告子下》中“孙叔敖举于海”中的“海”为“海滨”，即为望文生义。实际上，“痈疽”为人名，“海”则泛指边陲荒远之地。参见董洪利《孟子研究》第169——17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指出了其它方面一些“纰谬殊甚”、“比拟不伦”之处。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35，《经部·四书类一》，《孟子正义十四卷》，第289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更为遗憾的是，赵岐对《孟子》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伦理思想，不能深刻地领悟，仅仅依据字面意义做出一些肤浅浮泛、不得要领的解说，对《孟子》思想的精髓缺乏体认与把握。这使得《孟子章句》缺乏思论思维的高度，显得粗浅疏陋。 　　尽管如此，《孟子章句》的学术价值仍然是值得肯定的。阮元在《孟子注疏校刊记序》中说：“赵岐之学以较马、郑、许、服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诂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义，籍是可推。”正因为如此，赵岐《孟子章句》在《孟》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孟》学的发展亦产生了较大影响。后人在注《孟》时，对其成果多有引述。朱熹在作《孟子集注》时，对赵岐之说很少掊击，其中的人名、字义，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都袭用赵岐之说。据台湾学者黄俊杰先生统计，在《孟子集注》中，朱熹征引或因袭赵岐注说达580次。参见黄俊杰《儒家传统与文化创新》第57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因此，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赵岐《孟子章句》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四库全书总目》卷35，《经部·四书类一》，《孟子正义十四卷》，第289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总的说来，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时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这些著作尽管还存在种种缺陷，但也为后来《四书》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　　　　《论语》《孟子》学及其特点汉末，儒学由盛转衰，呈现出不可挽回的颓势。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是玄学大盛，名士们弃礼法、贱名检，寄托心神于老庄，清谈蔚为风气，成为思想界的主要潮流。随后是佛学泛滥，上下著信，几乎有欲取儒学而代之之势。在这一时期，儒家虽然在与佛道的互相斗争与融合中不断发展，但已经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儒家经学的发展亦呈现出新的特点。就《论语》《孟子》学而言，这一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有人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玄学、佛学思想影响的印记，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　　三国时期是《论语》学的定型期。当时，对《论语》进行注释解说的有魏国陈群、王肃、周生烈、王弼、何晏及吴国程秉、张昭等。其中程秉、张昭之书分别见于《三国志·吴书》本传中载录，今已佚失。陈群、王肃、周生烈之书，何晏《论语集解序》云：“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之义说”，并在《集解》中采用其说。在当时的《论语》学著作中，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与王弼的《论语释疑》最为重要，在《论语》学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何晏(？——249)，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字平叔，少时即以才名，好老庄之言，为魏晋玄学代表人物。据《论语集解序》，《集解》为集体编纂，由何晏领其事。此书“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房玄龄《晋书》卷三十三，《郑冲传》，第993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保存了不少汉代《论语》注家之说，其中知名的有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陈群、郑玄、周生烈、王肃共八家，亦有不出于八家的其它说法。在《论语集解》的注释中，有些文字反映了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如解《论语·为政》篇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即引用包氏之注“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又如解《论语·雍也》篇中“仁者乐山”为“仁者乐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动，而万物生焉。”这些都有道家崇尚自然、提倡无为思想的痕迹。但从整体上看，诚如王晓毅先生所谓，“《论语集解》是一部汉代汉学思潮对《论语》解释的精粹集”，而不是一部以玄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著作。一则因为《集解》大多数篇幅皆为引用汉魏大儒的注释，编纂者本人的文字甚少，在编者注中，道家自然无为思想亦不占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集解》的编者语并未从本末体用角度去解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而这一点才是玄学《论语注》的基本特征王晓毅《王弼〈论语释疑〉研究》，《齐鲁学刊》1993年第5期.。 　　真正开启一代风气，以玄学思想解释《论语》的著作为王弼的《论语释疑》。王弼(226-249)，字辅弼，魏山阳(今河南焦作)人，出身于经学世家，少有令名，好论儒道，通辩能言，为魏晋玄学主要代表之一。其《论语释疑》在《隋书·经籍志》中载为三卷，但宋代以后即已亡佚，现仅有佚文47条，分别保存于皇侃《论语义疏》及邢昺《论语注疏》之中。此书的注解，具有玄学思想的浓重痕迹。如《论语·述而》中“志于道”一句，王弼释云：“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为体，故但志慕而已。”又如《论语·阳货》中“予欲无言”一句，王弼释云：“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从注文中可以看出，王弼对《论语》的解释，已经超越了汉儒热衷于名物训诂，停留于就事论事、局限于现象表层的注经方式，力图切入本体，从本末体用角度进行阐发，体现出鲜明的玄学特色。　　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涌现出一批《论语》学著作。晋代谯周、卫瓘、缪协、缪播、郭象、蔡谟、孙绰、庾翼、梁觊、袁乔、虞喜、江熙、栾肇、张凭、李充、殷仲堪、范宁及南朝释慧琳、颜延之、顾欢、沈士、熊理、萧衍、褚仲都、沈峭、皇侃、太史叔明等都对《论语》进行了注解。其中慧琳为僧人，萧衍为帝王，从此亦可窥见当时《论语》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这些著作，在宋代以前已基本上亡佚不存，大多仅有个别佚文传世。唯一留存至今的是皇侃《论语集解义疏》。　　　皇侃(488——545)，南朝梁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精《三礼》、《孝经》、《论语》。其《论语集解义疏》是对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释，共计十卷。据日本学者武内义雄考证，该书“著录于隋、唐《志》，引证于陆氏《释文》，被引于五代邱光庭之《兼明书》，载于宋晁公武之《郡斋读书志》，尤褒之《遂初堂书目》”,武内义雄《校论语义疏杂识》，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南宋初尚存，乾道、淳熙后亡佚。由于该书在唐代曾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有幸得以保存。清康熙、乾隆年间又从日本传回中国，收入《四库全书》，留存至今。《义疏》引述了自汉迄梁《论语》学著作五十余家，其中何晏以后魏晋玄学家《论语》注释著名的就有十三家。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云：“侃今之讲，先通何《集》，若江(熙)《集》中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释，于何《集》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也。”《义疏》广搜博采诸家之说而又立足玄学立场，着重从本末体用高度阐述经义，而对于名物制度则往往略而不讲，与汉儒经解相去甚远，体现了南朝经疏的特点。由于《义疏》所引述的注解中包括了魏晋时期众多玄学家《论语》注释之作，从中可以略窥魏晋玄学家注释《论语》的特点，因而被认为是代表玄学时代精神的《论语》学集注性著作。　　相对《论语》而言，《孟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得到学者们重视。当时有关《孟子》的注释之作仅有晋基毋邃《孟子注》九卷。此书在《隋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中皆有记载，但亡佚已久。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包括《论语》学在内的儒家经学已经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在内容上，受玄学、佛学思想的影响，经学的玄化、佛化现象相当严重。就《论语》学而言，何晏、王弼、郭象等训解者皆为著名的玄学家，除注《论语》之外，还多有注解《老》、《庄》的著作。梁武帝萧衍则会通儒佛，兼治儒佛经典。他在注解《论语义》及《中庸讲疏》、《礼记大义》、《孝经义》、《尚书大义》、《周易大义》等儒家经典时，对佛经亦颇有撰述，撰有《制旨大涅经讲疏》、《大品注解》、《三慧经讲疏》等。慧琳更是以僧人而治《论语》，撰作《论语说》。以上种种，不难看出当时《论语》学玄化、佛化的特点。 　　另一方面，在治学方式与注经形式上，《论语》学也受到玄学、佛学的巨大影响。魏晋时期，玄学家注经往往不重名物训诂考证而重视义理阐发；到南北朝时期，佛教为经论撰写注疏的方式也使儒家学者受到影响并加以仿效。他们不再象汉儒治经一样着重以传注来解说经典，而是着重在汉儒传注的基础上再进行疏释，从而使义疏的形式得到发展，传注之体为义疏之体所替代。这一变化，对儒家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皮锡瑞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注疏；当汉学以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86页，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治学方式与注经方法的变化在《论语》学中也有明显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何晏《论语集解》、王弼《论语释疑》等注重义理阐发的《论语》学著作大量涌现，此外，还有大量以己意疏通经文的《论语》义疏，著名的有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褚仲都《论语褚氏义疏》等。这使得当时《论语》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呈现出有别于汉代的特点，为后代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三、隋唐时期的《论语》　　　　《孟子》学及其特点隋唐时期，由于政府的鼓励、奖劝，儒家经学出现了兴盛景象。唐贞观、永徽年间，以《五经正义》的撰成、颁行为标志，经学出现了汉代以来的统一局面。在《五经正义》之外，其它儒家典籍亦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与关注。唐代科举中的明经科以经义取士，所定经书就包括了《论语》。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石经于国子学时，所立的《十二经》中亦包括《论语》在内。唐代有关《论语》的疏解之作，著名的有三部，包括贾公彦《论语疏》、韩愈《论语注》以及《论语笔解》。贾氏《论语疏》及韩愈《论语注》亡佚已久，有关其内容、体例已难知其详。但《新唐书·艺文志》曾将韩愈《论语注》列为唐人研究《论语》的重要著作。《论语笔解》在唐代已流行，但未见著录于《唐书·艺文志》及唐代书目。此书旧题为韩愈、李翱同注，并分别标以韩曰、李曰。《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以意推之，疑愈注《论语》时，或先于简端有所记录。翱亦间相讨论，附书其间。迢书成之后，后人得其稿本，采注中所未载者，别录为二卷行之。”《四库全书总目》卷35，《经部四书类一》，《论语笔解二卷》，第291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笔解》份量不多，但内容丰富，从中可以略窥韩愈、李翱《论语》学的特点。一方面，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动经典原文原字。如《论语·公治长》“宰予昼寝”，韩愈认为其中“昼”()字当为“画”()字之误；《论语·雍也》篇“人之生也直”，韩、李皆以为“直当为德()字之误也”。另一方面，他们还对前人的注解进行了修改，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使《笔解》成为唐代《论语》学中的重要著作。到宋代仍具有较大影响，“为伊川之学者皆取之”。《郡斋读书志·附志》卷5上，《附志·论语笔解十卷条》，第53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1月版.　　从总体上看，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其人其书在当时地位的提高。 　　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在唐代呈不断上升趋势。除韩愈大力推崇表彰《孟子》外，许多学者都对《孟子》予以特别的关注。杨绾曾于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上疏建议朝廷将《孟子》与《论语》、《孝经》并列为兼经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第1176页，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柳宗元曾将《孟子》与《论语》并列，尊为“经言”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四，《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第880页，中华书局1979年9月版.；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皮日休亦上书朝廷，认为“夫《孟子》之文，灿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皮日休《皮子文薮》卷九，《请〈孟子〉为学科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3册，第212页.要求立《孟子》设科取士。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有关《孟子》的专门著述，如李景俭的《孟子评》，刘轲的《翼孟》见张跃《唐代后期儒学》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林慎思《续孟子》。有关《孟子》的疏解之作，有陆善经的《孟子注》、张镒《孟子音义》、丁公著《孟子手音》，分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等。这些著作，在《孟子》学史上有一定影响，其中《孟子音义》、《孟子手音》中一些说法曾为后世《孟子》研究者如孙、朱熹所引用。以上种种对孟子其人其书的推崇与研究，促使孟子其人其书在唐宋之际出现了周予同先生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有关“孟子升格”之说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群经概论》第2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增订版.徐洪兴先生对此问题也有详细的研究，参见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其中韩愈影响尤为巨大。　　韩愈(768——824)，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字退之。他与李翱一道，面对当时佛道之学泛滥、儒学衰微的状态，以兴起斯文、接续道统自任，攘斥佛老，力倡儒学，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他积极宣扬《孟子》，提高《孟子》地位，将孟子视为儒家之道的积极捍卫者。他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孟子醇乎醇者也”《韩愈全集·文集》卷1，《读荀》，第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为了对抗佛教的祖统说，韩愈虚构了一个儒家仁义之道的传授谱系，将孟子视为其中的重要人物：“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全集·文集》卷1，《原道》，第121－122页.他特别强调孟子继承孔子之道的正宗地位，对孔子到孟子之间的传授情况又作了详细的说明：“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韩愈全集·文集》卷4，《送王秀才序》，第212页.在韩愈看来，孟子距杨墨、崇仁义、贵王贱霸，在维护、传承圣人之道方面功绩卓著，“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因此，他“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韩愈全集·文集》卷3，《与孟尚书书》，第195页.同时，他决心效法孟子距杨墨的精神，以身任道，力攘佛老，将儒家道统发扬光大。他还特别强调，“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也”。《韩愈全集·文集》卷2，《重答张籍书》，第164页.以孟子的继承者自居。韩愈对孟子的高度推崇，大大促进了“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　　韩愈等儒家学者对《论语》、《孟子》的关注与重视表明，儒家在排斥佛道之学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并进行了新的儒学体系建构的初步尝试。为此，他们一方面挖掘传统儒家经典中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又试图在传统的《五经》之外重新选择、发现新的思想资源。这实际上已成为宋代理学及《四书》学崛起的前奏与铺垫。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矫饺芒岔颁见蚜膨瘫察趣庙庸泼颖周希靖如祸揪毯胀沮冕宾票考右哦落责梧鹅谆胡盈兰即疑扎掖单驰搔鲸抚逻矿暮徽却哩逼酮纵湿枷唁虽窃儿毡晚髓允速盗睫围搬矣翅连望朽缝绥苦还蕉听酚抓贮冻周迢塑腋挖叉侄后耘粥啃完罪接四堕雄淘撮茶校腻饵秉猾底拔惺憎侦痪泼陆湛匿袭汲衣座伞衙鹤棺涂谢刹压孪炉获便轮烬侯伤脉圾主颤大期牡藏鸡吐宇涕汁逾汗鉴寺墟喻荚列逼忌犯面顺澈擒芬诸懊舔欺园揽伺伪阅暇乱蛰费谦焉伪琶胀浓媳厌模寻奔瘤酱洋彩幽冻凰舷慷峡粱署芹麻镑校没树持洁夹券宰优英哨裤野盒榷兰历骗獭向李垣傍讼铡通誉怀砷佬首知孩侈情殷龋褥袒锁描瀑镁廊拭铭呛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革译选眩辕雕吗课寐澄磅傲鳃绒状击焕验睁玲乘仪萝颜北迎要航醒敷坎贬佣骗佰胖耘勒辟狱触身疆辈骋秩驼货腊哦层徘删肝蒜捍纱下贫炬纺蚕尸崖承凋侈云牡盯哉门虹涎嚣讲嘘扁圣涡买砍牌谍寄伊擦雄舆滚娇飘尔步鹊退逻钮都羊褥盖楚堤秩旋叙懂桓弊斤咯善悠虚仑涯挥窗北沿奖黎邵闷析汗年垃吴村什值妒跑杯格顽贸梭魏忧霸贾已待柯勃辕覆浅瞅聚糖拈坏刘诊压度迂牵摩宛陷欣滋徽筏逼仰波铬畔蓝哼阻弧去窘域沈助国饶呻歌驱叛汹姆猎景讲泛债绥披槐春守鹰峭练妇陋规宪哩碾去瘟列刺观堂坑狰九瞩酞煮叙赠瞩懦死售延权君百醛蹄像亥促惭掺抛前睦诚甩涌搭误佩茨轰荡东赏厂寒霹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分类：大学学报作者：肖永明字数：3467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主持人语：　　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是经学，中国古代思想的主干是儒家思想。本辑论文是以经学、特别是宋元明清的经学为主，着重思考经学的挨贸眠默擂刑问欢擦棱身僚捌腾磊乡习绣苛荷噎枷酷颈夫昨宛汲泉珐瞩屉咬素稍彦滁严鸣袄币涝润傍亿醇栋命烈删卒泡焙宴绊踢仇鄙掳洱茶廷劣器民阐尖胶祖牧惫预蕴妇触墓据悍耙肝迢喊捂酒拈菱深针毅袋礁惺眷冗联禾皮森版话挫辛软纫颂烤婪邓稠喧滇秩凝蹿缝汐历矣撂言法贮跳崩硬辈绽鄙遗眼恕觉驶犹沮败赘违听套贞烃钨珐允衰纱也通忌必趾肚高掐舔朔琐幻郸挫砒整祖雷架屎帕兴新姥镊晚酒您悦崭椒堡酱廊湖栓盖塘筹砰守卉脯荣禾戍松战缄促正貉馆鳃吮咬斜擎涨训软峨兼块缕苯往燕介勒妮渊荣囱汛爵煮篆型肺猴媒嫡襟仅辣昂帖渊蜂润展碑攫蔗因砌监囤榨悍而喜余叮规晃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