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汪丽娟

我的母亲——汪丽娟(汪时鲜)我的母亲不但给予我生命，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她教我如何生活，教我如何做人。母亲一生艰苦奋斗为我树立了榜样。她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母亲是余川村颇有名气的徽商汪集亮的女儿，出生于1914年。外公给她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汪时鲜。嫁到婆家后，这名字与上辈犯谐音的忌讳，又被改叫汪丽娟。从我童年能记事开始，心目中她就是一个善良、贤惠、勤劳、生活上非常朴素、节俭的人，从没见过她戴首饰，靓妆打扮。她为人处事非常谦和，也无大小姐做派，处处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追溯到一百年前，在那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外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对男孩倍加珍爱，对女孩却不看重，生了女孩就送穷苦人家做童养媳。外公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生育了四儿两女，三十四岁就去世了。我外婆是填房，十六岁嫁给外公，年纪比外公小二十岁。外公非常喜爱美丽的少妻。外婆三年两头生孩子，生了四个儿子，七个女儿。把六个女儿都送给穷人家作了童养媳，自己亲养的只有我母亲一个。于是，外婆特别疼爱我母亲。母亲出嫁的婚礼举办得隆重热闹。婆家迎娶，张灯结彩，吹拉弹唱，喜庆三天，风光一时。母亲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同字脸型，轻眉大眼，目光和善有神，见人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五四”运动后，母亲是最早剪短发、放大脚的新女性。母亲小时候家庭富裕，身边有丫环侍候。她手不沾泥，肩不挑担，也用不着学做家务事，只学做些针线活或认认字。母亲二十岁嫁到宅坦胡家时，公公已去世，很受婆婆宠爱，也不强求她干活。但她当了媳妇后却自觉参加劳动。我的奶奶及伯母都是“三寸金莲” ，不宜肩挑负重。母亲是放大了的脚，便帮着种菜、挑粪，挑担晒谷。那时，父亲在外读书，伯父在外经商，家中的事都由妇女们来承担。一年有两季最忙碌，最辛苦。一是春季养蚕、缫丝，要养四、五张蚕种，需夜以继日地忙碌一个多月；二是秋季晒稻谷。我家有四十多亩良田，全部出租，佃户交租来的稻谷都是潮的，要晒干扬净再上粮仓。母亲把稻谷一担担挑上晒谷场，晒干后，又一担担把干稻谷挑回家上仓。从我识事时起，这些重活没有看到雇人帮工。收油菜籽和麦子的季节，晒干扬净这些重活也是自家干。这些繁重的活对一个大小姐来说，是一种磨砺。但她从来不叫苦。母亲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女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家从抗日战争暴发后，家境每况日下。外公家的所有商铺全被日寇炸毁，生意无法经营，仅靠积蓄和田地收入。而母亲婆家也同样遭此劫难。我奶奶受打击太大，忧郁成病，不久去世。大家庭已无力支撑，便与伯父家分家分炊。此后，因父亲在外，只有母亲和我，生活渐渐进入困境。母亲不是消沉，束手无策，而是带着我更坚强地支撑这个家。家庭琐事，人来客往，支持待客，驮门抵户，她一人承担。家庭景况虽差，但她仍非常同情受苦人。例如，那时佃农交租，一向有惯例规定，稻田收割时要请业主监割，与佃户现场对半分成。母亲从不自去，佃农交来多少算多少，也从不计较产量。有一次佃户一定要我家去人，母亲推不掉，只好叫我去做“监割先生”。我还是个娃，去到田里，只会跑来赶去捉蚱蜢。到了晚上，母亲开心地问我：“今天共割了几担稻谷？我家分的是板屋前的谷子，还是板屋后的谷子？”对此，我是一问三不知；只汇报了当“监割先生”，在他家吃了些什么。母亲听了哈哈一笑。我小时候体质弱，经常生病。母亲把我养大很辛苦，从来不诉苦。唯有一次重病，她经常对我谈起。母亲说：“ 你四岁那年，正月间，传染上麻疹，抵抗力低下，又感染红白痢并发症，泻了一个多星期还止不住，甚至坐到尿盆上都站不起来，真是小命垂危。那时，医疗条件落后，更没有特效药。在一筹莫展之下，只好把你‘死马当活马医’，到名叫‘三太子’的鸦片老烟枪那里，花钱买了半粒米大小的‘乌烟’给你喂下，真有奇效，红白痢就减轻了。再喂了两次，便转危为安，挽救了你这条小命。”那次，母亲一连十几个昼夜都没有睡过觉，合过眼，全神守护着我，好不容易熬了过来。母亲把我视如生命，不辞劳苦地呵护我一天天长大，真是恩重如山。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了；但时局仍很混乱，强盗土匪到处可遇。农历9月初，我家被土匪破门抢劫。那晚，强盗手持大力，我们惊恐万状。伯父被强盗捆绑当人质，母亲不顾个人安危，挺着临产的大肚子替伯父松绑，让伯父逃出虎口，保住一家大小的性命。被强盗抢劫以后，母亲心有余悸，受刺激太深，加上生下我弟弟，增加精神负担。产后，母亲神经失常，不会喂养婴儿。外婆怜爱女儿，把她连同我和襁褓中的弟弟接到她身边。母亲在外婆家，安心休养了半年，精神康复后才回宅坦村。1946年夏，我父亲要母亲带我们去南京避难。母亲便带着我和弟弟到南京浦镇安家居住。在南京居住那个时期，父亲的收入并不高。要养活几口，全靠母亲精打细算，节衣缩食过日子。她买米只买廉价米。所谓廉价米，是米里混有稗子和沙子，因此售价低。母亲每天把大米倒在玻璃板上，耐心地剔去杂物后，再用于煮饭。浦镇地处长江北岸，冬天朔风呼啸，寒冷刺骨。那时睡的是棕绷床，被褥单薄，夜晚冷风从地板裂缝刮进来，冻得我们不能入睡。在大冷天，母亲为了让我父亲和我们睡好，夜里要起来分别烧两个火盆，安放在两张床底下取暖。她自己却只拥被靠坐在床头，不敢卧倒入睡，时时盯着火盆，以防万一。 在南京居住的初期，还算安定，一家人团聚，苦中有乐。但好景不长，内战激烈，解放军逼近南京，仗打到家门口了。母亲怕我们儿女流落异乡，不愿去台湾，执意带我们逃回老家。1950年初，我家已不再富裕，但母亲仍能舍己为人。我的另一大姨父续娶之妻程菊环，出身贫寒，衣不裹身。母亲送给她的棉袄，因在地里干活脱下，又急忙因事回家时，忘了穿上，以致丢失。她非常可惜，夜深了，还在那片地里痛哭。消息传到母亲耳里。母亲非常同情她，就立即把自己身上穿的棉袄脱下，又送给她穿。这一解衣为人的行为，感动了全村子的群众，一时传为佳话。解放后不久，接踵而来的是，在农村掀起了阶级斗争。按拥有的田亩数我家被划为地主成份，从此戴上了沉重的政治枷锁。我们全家老少从此忍受屈辱和欺凌。第一件使母亲伤心的事是贫苦老人“吃光队”。农委会把一些贫苦老人组织起来，分派到地主人家吃饭，我家被派来四人。母亲自以为平时做人不差，曾善待过村里的穷苦人，不会有人抹下脸皮来吃饭。哪知快到中午，那些曾经伸手受母亲资助过的老人，真的一个个进门来坐上桌等饭吃了。母亲见状，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又不敢怠慢他们。这样，连续供饭十来天才告结束。接着是没收所有农田，另在远处拨了二亩多田给我家耕种。以后，是发动群众抄家，没收财产。这使母亲的身心承受严重刺激。这阶段，母亲在家中安份守已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改造，受监督管制。村里斗地主，她一次次被叫去陪斗，一次次写检查，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母亲从此抬不起头，受人凌辱。有一次，母亲挑担稻谷去水碓下舂碓。按碓坊规矩，先到的应该先舂，后来的应该后接。母亲先到碓房，等候前人舂好，正待倒谷下臼。不料，邻居顺时冲了进来，猛地把我母亲一推，抢先把她的谷子倒下了臼。母亲说：“ 我先来你后到，你怎么不讲理？！”便随手拉住碓钩评理。顺时突发淫威，甩手就狠狠打我母亲两巴掌，并骂道：“你地主婆还敢跟我争！”母亲只能忍辱吞声，气得几乎晕倒。这时期，我们一家过的是经济上极为贫苦，精神上备受压抑，毫无生趣的生活。到1951年，父亲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有了固定工资收入，家中经济才出现一线生机。母亲依旧种田、种地，自食其力，生活才不太艰难。1952年初，母亲又生了个小女儿，使她负担又加重了，导致精神分裂症再次复发，侥幸患病时间不长。母亲拖着虚弱的身躯坚持操劳家务，抚养孩子。母亲为人从不吝惜。1954年夏，我的26岁的大龄堂姐出嫁，伯母买不起陪嫁衣。母亲拿出珍藏多年，仅有的一块茄色杭绸料和一条黑色杭绸百折裙，替侄女做一套新娘装。这样安稳平静地过了几年，一晃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灾难随之来临。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想躲也躲脱不了这场生死劫难。第二年三、四月份，便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十月份又上升为历史反革命，逮捕入狱，判刑五年。母亲承受着天大的打击，家中四口断了经济来源，这怎么活下去？这时我正读高中一年级，便毅然放弃学业，帮母亲支撑这个家。九月份经人介绍去宅坦小学代课，母亲靠我微薄的工资，苦苦支撑，勉强维持四口人的生活。母亲总是痛心又无奈地一遍一遍地对我说：“我真不想把你拖苦！”母亲不但生活苦，还有思念苦，心里牵挂着在外劳改的丈夫。父亲服刑初期，地点尚在本县。她听说我父亲是在翚溪口烧木炭，炼钢铁，于11月份，便不辞劳累，翻山越岭，步行五十里，到翚溪口看望他，她看到丈夫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模样，眼泪直往肚子里咽。后来，父亲被遣送到皖北普济圩农场劳改。母亲不时邮寄食物给他，却常被退回来。母亲没有办法，只有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保佑他平安。 1960年“粮食关”，菜地也被收归集体。为了充饥填肚，母亲带着我小妹珍秀去挖野菜。实在饿得难受，为了活命，偶尔也壮起胆子去偷拔生产队的胡萝卜来充饥。或悄悄地把家中仅有的金首饰和衣物向别人换米粮，还有我扣着肚子在学校中省下的一点口粮来度大小三口的命，苦熬饥饿难关。母亲一惯舍己为人，尊老爱幼，在这饥饿难关中，还要关心老人。1961年初，我校老师，以程秀卿老师带头，利用课余时间种菜、种萝卜、种山芋等杂粮，除了充饥外，还饲养一头猪。到年底，把猪杀了，分给老师每人三斤肉。细算一下，母亲与弟妹约有两年多未吃过猪肉。星期六，我把猪肉带回家，让他们打打馋虫子。母亲把肉炖熟后，先给邻居老人三泰娘——曹春霞（曹浣女士的亲姑妈）送去一大碗。她说老人饿得病倒在床起不来，太可怜，自己宁可少吃。见了此状我无话可说。1962年，父亲被保释出狱，乞讨回到家。他身患疾病，能吃，不能劳动，又增加了母亲的苦累。但母亲对他仍体贴有加，从无怨言。她认为丈夫能活着回家已是莫大的幸福了。这年头，家中生活虽极度困难，但母亲还是只为别人着想，她怀着无私的母爱，认为生活再苦都不能耽误女儿的青春。眼看我25岁到头上，再拖延下去就会误了女孩子的最佳成熟期。她为我考虑婚姻大事，精心物色对象。结果，她选中了行医世家柯莘麓先生的独生子家骅。她为我作主，劝我点头表态。第二年，我们结婚。母亲还为我筹办了十几桌喜酒。到这时期，家已很穷，谈不上有什么好东西作陪嫁。母亲送给我珍藏了三十多年的一对绣花缎枕头、一条线绨红被面和一床精致的安庆水竹席，她内心深情地祝愿我一辈子幸福。1966年，进入“文化大革命” 疯狂时代，真是灭顶之灾！我们一家人被扫地出门，几乎成了乞丐。母亲顽强地挣扎，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就是为子女们树立坚强的榜样。生活苦且不说，还有更痛苦的事情发生。我弟弟被造反派的恐怖行动吓疯了，失去理智，生活不能自理。母亲自己疾病缠身，还要服侍疯儿子，长达三年之久。母亲一生堂堂正正地做人，活到这一步，是活着比死更悲惨难堪了。1969年4月份，母亲已自知得了不治之症——胃癌，但她仍强作乐观。她自己生活已是靠我胞妹照顾。为了让我安心工作，她白天还强忍着病痛折磨，替我带女儿，还用麦杆做各种玩具给小孩子玩，给我女儿喂水喂饭。我买来营养品（肉类、蛋类等）给母亲吃，但她却省下给我女儿吃，还说自己反正不行了，培养小孩是第一重要。由于生活极度贫困，加上精神打击，致使母亲过度忧虑，积劳成疾，体质虚弱，无法抵抗病魔，绝症日趋恶化，于1970年3月，含恨病逝，年仅五十七岁。一个名门闺秀；一个心地善良、坚强能干的徽州女人，辛劳受苦了几十年，如此凄惨结局！时耶？！命耶？！令人唏嘘！！回顾母亲为子女无私奉献的一生，我们做子女的却无力挽留她的岁月，让她看到今天和谐幸福的生活，享受一份儿女对她应有的孝敬和温馨的回报，这是我心中永远留下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