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受戒赏析

汪曾祺《受戒》赏析　　一、创作背景《受戒》，这是作家汪曾祺十七岁那年，抗战爆发时，避难到了一个小寺庙里住了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最早曾以《庙与僧》为题在上海《大公报》发表，1980年才重新写成了《受戒》。两部作品比较后发现，两小说都有“回忆”的特点，但相隔了近三十五年，作家对往事的回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小说风格也完全不同。《庙与僧》严格说来，只是《受戒》的创作素材，作家对人生的理解，还停留在好奇阶段，并无成熟的见解。经过几十年的发酵，才酿成醇美清新的《受戒》。二、创作目的汪曾祺把《受戒》当成一个梦来写，因为这是一个永远已逝的梦，也是梦想。这是作家创作《受戒》的目的，表面上写小明子与小英子的初恋，实际上还有更丰富的内涵，那就是他们的初恋中所表现出来的清纯、和谐，小明子的聪明能干，小英子的活泼大方，他们对戒律的藐视，他们旺盛的生命力，而所有这一切美好的东西，经过几十年新生活的改造，已不复存在。于是，表面上欢快的《受戒》，便包含了作家的隐痛，表面上的初恋题材，表现的却是作家对纯朴人性的歌颂与对理想生活的渴望。三、小说特征1、回忆性特点汪曾祺小说的“回忆性特点”既是作家生活经历、创作经历使然，又是他对小说创作的观念使然。选择表现旧生活，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而是“美学情感的需要”。《受戒》中的小明子正是作家当初在避难寺庙里所见的小和尚，同时，又有作家自己少年时的影子，比如作品开始写小明子出家路上对沿路店铺的好奇，尤其是小明子朦胧的初恋，都融进了作家自己的感受。小明子出家时十三岁，四年后受戒时十七岁时，汪曾祺十七岁时也正经历着初恋，和善而儒雅的汪父（汪曾祺曾说“多年父子成兄弟”），还在他写情书时给他出谋划策。而小说中的小英子，也有现实生活的影子，甚至也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比如小英子的父母和善能干，勤俭持家，一家人过着殷实的生活，这与汪曾祺家的生活情景非常相似。汪曾祺非常愿意始终像小英子那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像小英子那样开朗活泼，但世事不如意，他又是男性，因此，只能抱着“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有点女性化，这种不争也是无奈的，因此，他的小说中多有这种不争而忍耐的人物形象。因此，《受戒》其实就是作家对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的理解，是对自己渴望的生活的描述，是对自由而淳朴的人性的歌颂。汪曾祺所理解的真正的生活是，它是命定的，正如小明子命定要出家当和尚，庄稼人命定要为收成与一日三餐一年忙到头，但人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命定，可以把种种对生活的戒律抛开，因为人是有创造力的，有情感的，正是创造力与情感，使人创造了风俗，而这种风俗就是对命定的抵抗。汪曾祺之所以喜爱旧生活，正因为旧生活中有这种风俗，而“移风易俗”的新生活，把全部的风俗都扫荡尽了。风俗不仅是仪式，更是当地民众的生活观念与生活形态，破坏了风俗，也就破坏了当地的生活。2、风俗化特征大量的风俗描写是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汪曾祺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而风俗主要保存在民间社会。散文化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抒情性，但不是通过主观的直抒胸臆的方式抒情，正是通过对田园牧歌般的风俗的描写，营造意境，类似“借景抒情”。汪曾祺的小说中的写景，主要就是对风俗的描写。《受戒》中描写荸荠庵的布局、小英子家的布局、善因寺，以及这些环境中的种种人物、行状的描写等等，这并非是与小说主线无关的闲笔，而是相当有关的，是人物生活的环境与背景，是主要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补充。作者曾说，“气氛即人物” ，因为没有这样的气氛，便没有这样的人物。倘若没有荸荠庵与庵里和尚生活的介绍，明子的性格就会显得凭空而来，如果没有小英子家那样的家庭气氛，小英子活泼开朗的性格便也不真实。如果没有庵赵庄那种不受戒律约束的整体生活背景，小英子与明子之间无拘无束清纯自然的初恋也就失去了依据。因此，写庵里的和尚与他们的生活，如写三师父的种种行状，就完全与明子有关，写石桥、三师父，也就是在写明海。对善因寺的描写，是汪曾祺小说风俗风情描写的一个典型例子，从中可以了解汪曾祺小说“宋人笔记”的风格。在此，风俗风情描写与人物的关系，作者用“蜻蜓点水”的笔法一笔带过：善因寺显然不同于“荸荠庵”，它给人一种压抑，但小英子无疑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在那么庄严肃穆的地方，她依然大喊大叫，象征着不受羁绊的人类自然天性，象征着在自然田园中生长生活的自然之子蓬勃的生命力。当然，联系到作者自己的坎坷经历，小英子也可视作是作者的化身，汪曾祺多想在厄运、坎坷面前像小英子那么无惧无畏，保持旺盛的生命本色，可惜，汪曾祺只能在梦中、文本中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现实委婉无奈的控诉。3、结构特点小说开篇先用两句大白话简单把明子引出，马上转而写环境：庵赵庄与荸荠庵。但作家又非平铺直叙一路写来，而是有穿插，有倒叙。按正常叙述顺序，开头这句“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应出现在小说的中间部分：先交待明海出家经过和经历，出家四年后，现在要“受戒”了。但如果依次行文，小说叙述就缺乏一波三折的韵味，显得平铺直叙。现在从中间起笔，仿佛作者要讲的是明海出家四年后的故事，其实，出家四年中的经历倒是叙述重点，四年后的“受戒”是小说的画龙点睛之笔，是高潮也是尾声，其所以是高潮，正因有前面足够的铺垫，也与小说首句起笔有关。这句起笔既是开篇，定下小说回忆中的回忆的格调，又是全文的“起承转合”之句，避免了行文的呆板。仅一句大白话，却调节了作品气氛，包含了作品结构，蕴含着作品的主旨，是全文的文眼与中枢，其匠心独运，非大家手笔不办。在小说的整个叙事结构中，明海的出家是经线，是主干，主干被切成明海出家四年后的两段，先叙前半段，主要从明海的眼里看庵里的和尚生活；再叙后半段，明海受戒，这也是小说中惟一详细叙述的事件。两段过渡极其自然。主要的纬线有两条，一条是庵里的和尚生活，一条是小英子一家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如和尚也杀生，不过多了一道程序而已。在作家笔下，这两种生活完全是风俗化的描写，详略得当，以概述为主，而辅之以一二典型事件与人物。小说后半段的“受戒”一事，则把和尚的生活与小英子家的生活合在一起来叙述。可见小说结构经纬分明，淡化经线，强化纬线，经纬融合一体，组织得不着痕迹，是汪曾祺所说的“苦心经营的随便”的结构。4、语言特点汪曾祺小说的语言风格是由他独特的语气、语调和语感共同形成的。其总的特点是简洁自然、不重修饰。《受戒》按作家自己的说法，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作品的开头，一上来就是两段梦幻式的“呓语”，有一种回忆的格调与气氛。句子平白，简短得不能再简短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开头的简短，意在强调语言的自然直白，用一种平静质朴的“语气”给整个小说定下一个基调（语调）：故事虽与梦想有关，与爱情有关，但文字却不华丽，不失自然朴素之美。正如作家自己所说，“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也就是说，他不讲求一字一词的绮丽与奇特，而求准确第一，更追求整体的氛围和韵味。整篇小说，几乎找不出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意多用方言，但却有地方风味，那不是由语言体现出来，而是由准确生动的风俗描写体现出来。在人物塑造、风俗描写、情节展开过程中，语言的准确运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语言特点具体表现为：①多用准确的动词。如舅舅教明海念经那段，连用六个“说”，不嫌重复。舅舅说，念经：一要板眼准，二要合工尺。【即工尺谱：传统记谱法，约产于隋唐。】说：当一个好和尚，得有条好嗓子。说：民国二十年闹大水，运河倒了堤，最后在清水潭合龙，因为大水淹死的人很多，放了一台大焰口，十三大师——十三个正座和尚，各大庙的方丈都来了，下面的和尚上百。谁当这个首座？推来推去，还是石桥——善因寺的方丈！他往上一坐，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样，这就不用说了；那一声“开香赞”，围看的上千人立时鸦雀无声。说：嗓子要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要练丹田气！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科举考试前三名。】要用心，不要贪玩！【一连串6个“说”，一个“不用说”，既是舅舅在开导外甥如何念经，也是作者借舅舅的“说”来介绍和尚的生活，有概说有细说。】如：“挖荸荠”那段又用了一连串不重复的动词。“扌歪”荸荠，【此字大概是作者根据方言发音自造的字，意为“挖”。】这是小英最爱干的生活。秋天过去了，地净场光，荸荠的叶子枯了，——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汪曾祺很少用这样的长句。】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她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起去。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小英子爱干的农活，真就像玩一样，一捋一踩一伸手而已。汪曾祺写小英子干活，是为了写她心里的秘密，几个动词就写活了。】②少用华而不实的形容词，要用也是贴切朴素的。如写小英子娘眼睛“清亮亮的”，衣服“格挣挣的”。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连用三个形容词。最后一个大概是家乡土语。】③抓住人物性格特点配以相应的用词。如写明海舅舅的外貌特点，只有两字“黄，胖”，写他的不拘小节“不衫不履”。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duō)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对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呣——呣——”。【上段写仁山是负责的当家人，这里写他不拘小节的个性，颇有名士气。寺庙里既要有明海这种具备三个条件的好和尚，也需要仁山这种实干家。】④叙述用语有文言色彩，古朴老成。如：“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也富有地方色彩。⑤人物对话讲究情味、趣味与准确。如小英子与明子的几段对话，见性见情见真人，尤其是最后小英子求爱那段，直似文字中有人，呼之欲出。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有些意外。所以从明子“听见”被动的角度写，而不是从小英子“说”的主动角度写。活画出两个孩子不同的性情：明海聪敏而沉稳，小英子聪慧而活泼。】是那个女孩子。“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小英子率真可爱。】明子点点头。【明子内向含蓄。】“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用小女孩的思路，引出“受戒”。一个语气词“呕”字，是小女孩的语气，一个“怕”字，也女孩子特有的“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前面点头这里摇头，明海也太被动内向了，下面小英子就要逼他非开口不可了。】“你叫什么？”“明海。”“在家的时候？”“叫明子。”“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明海一开口，小英子就更活泼了。连说带动作，明海也被她带“动”起来。】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小英子真是大胆而天真。“趴”、“小声”是女孩的害羞表现，求爱却够主动胆大，明子却老是被动。】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嗯。”“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天真的胡搅蛮缠，非逼明子说出话来不可，如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明子大声地说：“要！”【明子果然被逼急了。】“你喊什么！”【小英子又嫌明子不够温柔。看来男孩在初恋时就是笨拙一点，木讷一点，要女孩来调教。汪曾祺把少男少女的初恋心思写得如此入木三分，可见他是性情中人。】明子小小声说：“要——！”“快点划！”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⑥小英子一家对明子绘画的评价，各各符合人物性格。小英子说：“他会画！画得跟活的一样！”【明子的多才多艺。】小英子把明海请到家里来，给他磨墨铺纸，【献殷勤，也是要借明海来为自己脸上争光。】小和尚画了几张，大英子喜欢得了不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可以乱孱！”——所谓“乱孱”是绣花的一种针法：绣了第一层，第二层的针脚插进第一层的针缝，这样颜色就可由深到淡，不露痕迹，不像娘那一代绣的花是平针，深浅之间，界限分明，一道一道的。【汪曾祺有什么不懂的？连女人的活都懂。】小英子就像个书童，又像个参谋：【小英子的性格散见于字里行间。】四、《受戒》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影响、文体意义和它在中国20世纪小说散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受戒》刚发表时，受到许多赞扬，也曾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它的写法与当时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小说写法很不一样。首先，它不但没有一个集中的故事情节，而且很不像一篇真正的小说，更像一篇散文。小说的开头刚一提到出家的明海，马上就笔锋一转，大谈当地与和尚有关的风俗，后来，干脆讲起了小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至于作品标题所说的“受戒”，直到小说的最后才出现，而且还是通过小英子的视角来写的。其次，作家对现实的态度也值得怀疑，总让人想起当时还处于文化边缘的沈从文的小说，或者说，完全受沈从文的《边城》的影响，不是在描写现实，而是在抒写理想。而这个理想，竟然是庵不像庵，寺不像寺，既无清规，也无戒律，当和尚的可以杀猪吃肉，可以娶妻找情人，可以唱“妞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这样粗俗的乡曲。然而，人们也发现，汪曾祺笔下的明海聪明善良，小英子美丽多情，两个天真纯朴的少年并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他们的童心充满诗意，充满梦幻色彩，成了作家“桃花源”式的理想生活的象征。进而人们又发现，这种以“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追求“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正是民间艺术中弥漫着的自然神韵，正是传统文人苦苦追求的美学理想。而这一理想自“京派文学”没落后，已经不见踪迹。于是，在汪曾祺之后，随着“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兴起，在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寻找和反思，对小说文体进行大胆地革新，以及突出小说本身的文学特质等，都成为了一股潮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汪曾祺的小说连接了被中断的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抒情小说”传统，是“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个大家，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继鲁迅、沈从文、张爱玲之后的一个成就卓著的作家，给后来的写作者以深远的影响。五、《受戒》赏析举隅1、关于篇名小说篇名为《受戒》，按理应以“受戒”事件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小说直接写“受戒”的文字不仅篇幅较少，而且，以侧写出现。“受戒”事件本身还是小说的中心与高潮，但作者没有着意描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作者擅长的散文化的小说，本来就是以淡化情节也就是取消高潮与中心为特征的。因此，作者把高潮与中心的“受戒”事件化成了无处不在的背景与线索，从头至尾一直贯穿着，使“受戒”成了生活本身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件。第二，作者写的“受戒”，很显然不是我们想象与理解的佛教意义上的“受戒”，是别一种“受戒”，或者说仅仅是形式上的受戒，而骨子里却是反“受戒”。在当地，当和尚只是一种与劁猪、织席、箍桶、弹棉花、画匠、婊子一样的谋生职业，因此，和尚们根本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规范，自由自在地享受着普通人都有的生活乐趣，小英子与明海也因此得以自由地演绎他们朦胧的爱情。而自由，正是“受戒”的反面，也正是这篇小说的主旨，像作者在结尾处表达的一样，是他的梦。因此，篇名《受戒》非常巧妙，既包含了小说的主要内容、线索与背景，也包含作者的写作意图。2、关于对话描写整篇小说中有四段小英子与明海的完整对话，非常传神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明海比较内向、被动，属于内秀型的，小英子活泼开朗主动，甚至有点任性与娇纵，属于外向型。无论外向的小英子，还是内秀的明海，他们都是纯情的，简单的而又诗意的。作者没有正面描写，仅仅通过他们的对话与动作，就把他们这种性格、气质非常精确地描写出来。比如，小英子在生人面前的自然、大胆、主动，明海的羞怯，就是通过他们简单的对话表现出来的。“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这一动作，更传神地表现了她的大胆，不受清规戒律左右。同时，也暗示了她对明海的好感。而明海则被动又默契地配合着小英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颗吃起来”这个动作，自然得就像他们已经认识了一百年了，就像“哗——许！哗——许”被桨拨动的流水。这么说起来，小英子就像那桨，而明海就是被这桨拨动的水。而小说结尾，他们也正是坐在船上，进行着流水般的对话。谁说汪曾祺的小说只有“生活流”般的结构？《受戒》的开头和结尾，恰好是一个精心到毫无痕迹的结构，就像水本身没有“结构”，但流到方池里就变成方的，流到圆池里就成了圆的那么自然。3、关于小说结尾小说结尾这段文字用王国维先生的话来说，既是景语，又是情语。有人说是描写明子与小英子之间的“性爱”。即使如此，少男少女之间的性，也是情的成份居多。如果只限于作“性”的理解，就局限了这段文字优美的意象。这优美有梦的特点、理想的色彩。这理想到底是什么？当然不止于性。自由自在、不受拘束、顺性自然、勤劳善良……，都是理想生活的色彩。这段文字只是梦的高潮，而前面所有的描写都是不可或缺的铺垫。然而，这却是很久以前的一个梦。因此，尽管通篇都写欢乐，经结尾处这一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我们却感受到《受戒》与《边城》结尾翠翠与傩送二佬没有结局的爱情同出一辙的哀婉。 六、《受戒》相关评论1、作者的话我因为是长子，常在法事的开头和当中被叫去磕头；法事完了，在他们脱下袈裟，互道辛苦之后（头一次听见他们互相道“辛苦”，我颇为感动，原来和尚之间也很讲人情，不是那样冷淡），陪他们一起喝粥或者吃挂面。这样我就有机会看怎样布置道场，翻看他们的经卷，听他们敲击法器，对着经本一句一句地听正座唱“叹骷髅”（据说这一段唱词是苏东坡写的）。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我曾问过自己：这篇小说像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边城》。……“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我的作品的内在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分快乐，尤其是今天（请不要误会，我并不反对写悲惨的故事）。……我相信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这至少是我的希望。也许会适得其反。我们当然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是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像小英子这种乡村女孩，她们感情的发育是非常健康的，没有经过扭曲，跟城市里受教育的女孩不同。她们比较纯，在性的观念上比较解放。这是思无邪，《诗经》里的境界。我写这些，跟三中全会思想解放很有关系。多年来，我们深受思想束缚之苦。2、专家评论小说的题目是《受戒》，但“受戒”的场面一直到小说即将结尾时才出现，而且是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侧写的，作者并不将它当成情节的中心或者枢纽。小说一开始，就不断地出现插入成分，叙述当地“当和尚”的习俗、明海出家的小庵里的生活方式、英子一家及其生活、明海与英子一家的关系等等。不但如此，小说的插入成分中还不断地出现其他的插入成分，例如讲庵中和尚的生活方式的一段，连带插入叙述庵中几个和尚的特点，而在介绍三师傅的聪明时又连带讲到他“飞饶”的绝技、放焰口时出尽风头、当地和尚与妇女私奔的风俗、三师傅的山歌小调等等。虽然有这么多的枝节，小说的叙述却曲尽自然，仿佛水的流动，既是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二十二年前，汪老以他的《受戒》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新生”，也开创了新时期文学文体自觉的先声。汪老在小说落款处留下一句话，“一九八0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因为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所以人们在一派“伤痕文学”解冻的潮水中，忽然无比惊奇地发现，从政治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的现代汉语，原来还可以这样美丽，隽永。从那以后，沈从文、张爱玲被“重新发现”，寻根文学的旗帜被高高举起，“现代派”和先锋小说像万花筒一样撩乱了人们的眼睛。从纯粹文学的意义上来看，新时期文学所迸发出来的汹涌澎湃、铺天盖地的文学大潮，新时期文学所生发出来的持续不断的语言反省，都源自那“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都源自那一次文学的“受戒”。 仔细想想，那个梦能够保留下来真是一个奇迹。汪老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之后，被下放到口外去劳动改造，改造还没有完，接下来又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文革当中汪老又因为写作样板戏，而有了“脱胎换骨”的经历。在有了这一切之后，汪老居然还在内心深处保留了那“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再仔细想想，这个奇迹也并非是凭空而来的。汪老是在一九四零年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的，那时的汪老还是一个二十岁的热血青年，而且他的创作是师从了沈从文先生的，沈从文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最为杰出的文学巨匠之一。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近乎奇迹的梦，是深深地植根在中国新文学的土壤之中的；这个近乎奇迹的梦，是在所有的政治压迫、政治扭曲之后，对于白话文学的继承和光大。《受戒》之后，汪老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三十多篇，二十余万字的短篇小说。其中的《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晚饭花》、《鉴赏家》、《职业》、《故里三陈》等等，都是传诵一时的文坛佳话。用汪老的话说，“到八十年代又重操旧业，而且一发而不可收”。那是一株冬眠的老树，在经历了无数的严寒冰冻之后，终于盛开了满树夺目的鲜花。（李锐《活着的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