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研究

新时期以来,小说研究一直是汪研的重点。这也符合汪曾祺的创作实际。形成了这样几个研究热点:小说的文体风格，艺术渊源及及传统文化底蕴及思想意蕴。    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文体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较系统地着手这一工作的李国涛。他在《文学评论》87年第4期上发表《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一文,从“小说是回忆”、近似随笔、“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三方面结合具体作品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3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进行透彻、精遂的解析。杨志勇则从叙述方式(包括视角、语言等)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虚实相生以激发读者的主体创造意识三方面来阐释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识,并指出在这几方面汪曾祺的文艺观与西方现代文学(形式学派、接受美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共振。许多研究者都提到汪曾祺小说“散文化”这一特点,“散中有凝”,追求内在的神韵,认为这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消解,这是较一致的看法。许宗华专门对汪曾祺小说“非情节化”作了论述,具体分析其在情节设置、人事描写上的独特表现。张洪德则进一步从“对人物作个体凸现或群体描绘”,“运用‘写意’手法展示人物风貌”,“选取独特细节对人物作传神描绘”3方面分析了汪曾祺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散文化技巧。谈到小说散文化,汪曾祺小说中“气氛即人物”,注重氛围感渲染和酿造,得到了评论界一致认同。邓嗣明撰文从氛围气这点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品格,认为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接下他从这一转化的两种形态:一、气氛即人物:审美感受的物质外化;二、小说“散文化”:理想人格美的塑造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抒情审美品格作了深层的剖析,很有创见。有的从汪小说的叙事风度入手,认为平淡既是其叙事方式、叙事态度,更是汪对待生活和生命的基本态度。有的则提出其文体意识体现于“叙述方式的突破、着力于气氛的创造和激发读者的主体意识”三方面。     汪小说语言研究又是汪小说文体特色研究这一热点中的热点。谢锡文,李陀和杜悦分别从3个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观照。谢将汪小说语言的墨光四射归功于汪对语境的解释功能和制约功能的充分理解和巧妙运用。李认为汪在现代汉语写作中进行了种种实验,笔下的语言已到写活的境界,并极富创见地指出汪的语言实验在文化政治层面构成了对毛文体的挑战。杜则从音节、声调、韵律、摹声词等角度揭示汪小说独特的语音美感,并将其置于文学史发展的链条中,认为汪接续了建构语音形象美这一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杨学民.李勇忠.在《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汪曾祺对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的贡献》一文中认为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基本是沿着"言文一致"的方向发展的。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小说语言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以本体论小说语言观替代了传统的工具论小说语言观,并提出了以审美为核心,广泛汲取多种语言资源的营养,锻造一种诗化小说语言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罗譞在《论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创作“母语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在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中,汪曾祺的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其语言的运思与运作方式上的“母语化”倾向:言说结构自由灵便,省俭笔墨、限制夸饰,随物赋形,含蓄节制、除尽火气,富于活力、灵性与诗性,表现出一种迥然有别“欧化”色彩的、极具“母语”特色的语言风格。周志强在《作为文人镜像的现代韵白——汪曾祺小说汉语形象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汪小说的汉语形象，把其小说语言成为现代韵白。所谓现代韵白，也就是指汪曾祺小说里面以现代白话生成一种类似于古代汉语的余韵无穷的审美效果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里面，现代韵白呈现为一种极其富有魅力的审美形象。简单地说，可以分为视觉形象、音韵形象、语体形象、文化形象等几个方面。汪小说文体研究中另一个较为集中的关注点是视角研究。席建彬的《回归与拯救———论汪曾祺小说的童年视角》指出汪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拯救沉溺的过去。肖大勇则认为“温馨恬静的水乡”与“和谐宁静的京城巷闾”是汪最有代表性的两个视角,反映了作者的士人心态和小说创作的内在审美蕴涵。刘守亮. 江红英.在《童年经验与心理回归——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鲁迅和汪曾祺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一文中从心理学的“缺失性经验”和“丰富性经验”入手来探讨鲁迅、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中采用童年视角的原因。角度新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大处着眼,在整体上研讨汪小说的文体特色。他们或开辟新视角,如郝爱萍由字思维入手认为作家语言的诗化追求、叙述方式与主体心态和结构即氛围的独到处理构成了汪小说修辞上文体意识的自觉性。或将其文体特色放入汪个人史,文学史,文化史进行考察。如熊修雨通过《当代性写作与汪曾祺小说的文体观》,《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论汪曾祺小说的文体意义》等一系列文章,全面探讨了汪小说的文体。他认为:汪“在批判传统小说文体观念的基础上,追求一种自觉的表象的真实”;汪“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小说及其它艺术门类,中外古今文学传统及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题材、结构、人物塑造和小说语言四方面进行小说文体的创新实践”;汪作中“乡土文化氛围等源于其平生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濡染和前辈作家对其影响”。值得一提的是　夏逸陶从小说文体角度来比较这两师生文体家。首先,对故乡感情的差异,导致各自语言色调的不同:湘西给沈从文激情和感伤,高邮则赋予汪曾祺和谐温情,沈从文语言淳朴自然单纯,而汪曾祺喜欢在闲适雅致中精雕细琢,语感情调中多了份抚慰与轻松的调侃;其次,叙事视角取决于作家各自的个性心理特征:沈从文的孤独与天真,使得他对湘西采取一种近距离平视,对都市则是鄙视与嘲弄;汪曾祺有通俗抒情诗人的恬淡宽厚,使得他能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较远距离思索生活,有一种超然与达观。第三,结构上汪沈走同一方向——散文化,但相比之下,汪曾祺更看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最后,从作品体现的不同人生哲学来看,汪沈都有出世与入世矛盾,但呈现形态不同,沈从文体现在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与文学家维护文学独立的要求之间,汪曾祺则在儒家与庄禅之间,这些都反映在对创作的文体追求上。这样从表层到深层对文体作比较,对我们不无启发。   从资料上看,文体研究日益成为汪研的重心。文体作为一个由一定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必然折射出作家个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对文体负载着的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的人格内涵的深层结构分析,虽有人开始涉及(如夏逸陶),但显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完全可以由此来考察汪曾祺小说文体形成的诸多因素,包括创作内部规律(如小说是回忆等)，结合文体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位道德文化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体家。    除了汪小说的文体特色,汪小说的艺术渊源也吸引了众多评论者的关注。有些研究者致力于对其传统文化渊源的研讨。孙郁注意到汪小说浸透散文的气息,发现汪小说与古代笔记小说在精神气质和艺术内涵上有惊人的相似性。,获得研究者较为一致的认同。同时,有论者还注意到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庞守英进一步在思想内容、结构体式及叙述风度等方面探索了汪小说与笔记小说的联系与超越。李振鹏对汪曾祺小说的民族性作分析,先从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刻划等方面探讨汪曾祺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承传关系;接下从语言风格上分析“唐宋派”与“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并从传统戏曲的“写意性”和“没有背景”性来剖析汪曾祺小说又一特色:“气氛即人物”。柳易江则认为,汪曾祺小说中渗入一种“清高绝俗”的文人画风格,而文人画又是以意境的创造为审美核心的,因此,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便是意境的构造。文中专门对汪曾祺小说中巧妙运用了中国画中“空白”理论来虚实相生的效果进行独到的阐释。肖莉.在《汪曾祺小说的主体化意境特征》一文中从汪曾祺小说文体的诗化入手,结合文体的表层功能与深层功能,研究汪曾祺小说文体意境的独特性。认为其意境有追求真善美，人化自然，虚实相生的特点。夏元明从汪小说与绘画艺术联系角度进行深入发掘,分析其中融注的文人画创作精神及其体现与成因。有些研究者则侧重研究汪对中国现代小说传统的借鉴。李陀认为汪的语言受老舍、赵树理的影响极大。其他研究者则更关注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汪的影响。董瑾认为汪小说继承了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与呼唤,在风格上却趋于人间化日常化。柯玲则说汪在“虔诚的文学信仰,冷静的政治观点,不懈的艺术追求上体现了京派本色,而其创作观念的突破,强调审美作用不否定功利性及其创作视野则超越了京派”。赵顺宏,翟业军把汪作品归入乡土文学流脉，在《流动的风景:汪曾祺小说的一种读法》中认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可分为写实类和抒情类两种基本形态,写实类乡土小说与抒情类乡土小说存在显在的分野,汪曾祺属于后者。他往往于乡土社会的边缘处入手展现乡土的特征,而描写正在消逝的传统职业是汪曾祺清新、灵动的创作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有些研究者对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作了探索。解志熙对汪20世纪40年代小说中蕴含的存在主义作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分析。杨鼎川全面分析了汪所受契诃夫、阿索林、伍尔芙及日本文学等外国现代主义的影响。游友基则提出汪小说创作呈现出京派与现代派遇合的状态。   对于艺术渊源的探讨,从评论文章来看,着力于开掘其传统渊源,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汪曾祺学贯而西,“我也曾接受过外国文学影响,包括“意识流”作品的影响,就是现在的某些作品也有外国文学影响的蛛丝马迹”。这类话,汪曾祺曾多次提及,他要的民族传统是“要能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很明显,这一渊源影响研究总体而言这些论述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在这方面集中论述的只有解志熙《汪曾祺与存在主义》,杨鼎川《汪曾祺与外国现代主义文学》。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作家。汪曾祺小说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一直是评论家们的热点话题。儒道佛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较为一致的看法。早期研究者大多从小说人物形象分析入手,刘锡诚认为汪曾祺赋予他笔下人物以传统美德,在这些人物相互关系中,突出赞美他们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人道主义精神;季红真进一步分析他笔下的旧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入世、注重实践、有所作为的儒家道德理想,一方面则是消极出世无为清静的道家精神,二者相辅相承,形成他们的人生哲学,因而她认为,汪曾祺受古典哲学意识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整体影响,其中儒道影响很大,而佛家则很小,儒道中又以儒家影响最直接,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庄又有所批判;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无所为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他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是早期这方面研究的力作。杨剑龙也认为“从总体上看,汪曾祺从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贯注其中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从庄禅意识中寻觅的主要是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随着研究的深化,讨论更为具体深入,有人专门剖析汪曾祺小说的禅宗底蕴,有人甚至提出他还受墨家的“赖力仗义”的影响,特别是在表现小劳动者类型人物时,呈现为道墨相合的精神结构。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这差不多已成了共识。杨剑龙着力分析了汪曾祺追求的熔铸了中和主义审美观的审美境界,认为“我们可以在汪曾祺笔下,从古朴敦厚的乡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平和宽裕的境界里,寻到儒家个体与社会和谐的人生理想,从清新明丽的江南风光里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中,觅出庄禅的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石杰的《和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则进一步从“入世的和谐”和“出世的和谐”两方面作深入剖析。他与林江合写的《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佛》一文,可算是对汪曾祺所受儒道影响研究的一个小结。文章从儒道佛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具体体现;儒道佛思想共同构成小说中的和谐之美,并从创作主体与儒道佛各自的特质加以成因分析;汪曾祺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创作思想都受到儒道佛思想的深刻影响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刘明则着重分析了儒道文化精神在汪曾祺身上的结合及其现代意义。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儒道文化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中他认为汪曾祺在中西结合问题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子。他吸取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摒弃了封建礼教所包含的等级观念,在个性自由、人性解放的意义上对“仁”的内涵做出了新的现代性理解。他摒弃了道家退却个人的一切欲望,在虚幻中把人归于自然“真人”的想象,将“自然”作为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并构成人的生命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了合乎人性的存在形式,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    更多的研究者则通过对文本的多角度审视切入,他们或从汪小说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切入或直接对文本进行多侧面具体的分析。前者突出表现为对汪小说文化意识的探讨,后者则主要集中于对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近作的分析。石杰等研究者努力探寻汪小说中流露出的传统文化意识。他从汪小说创作与传统文化之联系出发,认为汪小说的和谐可分为入世与出世两种并由此直探世俗中人生和谐之最高处:生命自身的和谐。1996年石杰与林江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系统论述了儒道佛思想在汪小说中的表现,并指出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汪小说的和谐之美,其成因是汪受其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创作思想[27]。钱理群、吴晓东在《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一期上撰文指出，汪曾祺是较早意识到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小说家。在他的《受戒》以及《大淖纪事》(1981)等浸满了追忆心绪的小说中,潜藏着触发80年代中期声势浩大文学“寻根”运动的深刻的文化心理动机。　  汪小说思想意蕴的发掘是汪小说研究取得较多成果的又一个领域。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研究者或从人格层面或从文本层面切入研究。胡河清、摩罗等研究者试图从作家的内心世界找寻其创作风貌的成因与根源,见解独特而深刻。他们以作家的人格品质、精神思想、情感心理和生活经历等作为立论的基点。胡河清通过分析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历史、人物,结合汪具体作品指出:汪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摩罗结合汪本人经历对其温馨进行透视,认为汪作为末代士大夫所具的基本品质使其成年后无力担当坎坷的遭际而只好退守童年用笔构筑自己记忆中的温馨天国,其间汪通过“努力寻求父性权威以求安全感”,“建设一种由古朴善良的故人构成的心理空间以求获得亲情的体验”和“古朴善良的故人倾诉他离家以来的委屈和恐惧以求心灵安宁”等方式自卫。   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思潮兴起,民间及其意识、立场与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部分研究者在此文化背景下发现汪小说所含民间意识有待发掘。罗强烈较早撰文论述这一点,认为“民间”作为一种主题原型贯穿了汪的重要作品。杨志勇则指出汪自觉继承并创造性地转化了古代文化,五四新文化的传统而由其经历所体味到的平民意识在汪笔下呈现为对普通劳动者人性美的赞颂和对人性异化的批判。刘明认为汪的文化意识本质上是民间的,民间性在其创作中一以贯之。他从民间地域特点、描写对象及主题意蕴等方面对汪小说中的民间意识进行了全面论述。夏元明在《汪曾祺小说与民间文学》一文中则认为，汪小说的民间完学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民间性，二是表现手法上的民间趣味。两者共同构成汪小说的民间文化景观。蔡天星.、杨鼎川在《沈从文汪曾祺小说里的民歌》认为沈从文汪曾祺在小说中引用了大量民歌。沈从文用情歌高扬生命力量;汪曾祺用劳动歌和儿歌关注劳动者的生活。民歌引用反映出沈从文的保守性和汪曾祺的开放性,奠定了他们的作品的抒情基调和民间立场。汪小说中的现代文化意识也颇受关注。史书美提出汪的现代性在于其散的美学。杨志勇认为汪“和谐”的理想世界寄托了他对虚无与荒谬的否定,蕴含着心灵深处的沉重。他对人生的“悲喜交集”体现在他关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和人与历史的思索中。柯玲全面探讨了汪创作中的现代意识的萌发、表现和影响。有一些研究者从其他角度探讨汪小说中的文化意识。廖述毅从汪小说返回日常生活这一举措入手,认为其意义在拒绝建国后文学道路及其经验模式。柯玲则对汪创作特色给予文化性解读,通过对其“土性”(民间性)、“水性”(机智性)、“中和性”(兼容与对抗)的论述提出:汪创作的特色是文化合力的结果,是他文化个性在创作中的反映。还有一些研者从汪小说在创作上产生的一些变化,进行研讨。夏元明撰文分析了汪小说在性爱题材的拓展;悲剧意识的增强;妇女命运的关注和艺术手法的嬗变等四大变化。摩罗也由此重新审视汪作提出:对弱者的悲悯与抚慰是汪的悲剧精神独特的表现方式。　  在研究者对汪小说的不断探寻中,研究方式日益走向多样化。多种研究方式的使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丰富拓展了汪小说的研究。其中成果较为突出的是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和细读研究。夏逸陶较早有意识地采用比较研究观照汪沈的文体差别。他认为“由于个人心理特征不同,接触生活面相异,时代文化迥然,在同样清丽空灵的总体风格后,汪沈小说在语言、叙述视角、结构和哲学意蕴等方面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其论述严密而富于学理,标示着汪小说比较研究进入了独立的真正具有学术意义的研讨。汪沈之间的比较研究因两人在人生、创作上的复杂关系而成为研究中经久不衰的热点。继夏逸陶之后,杨剑龙又对此作了独到的研究。他说:汪沈两人创作视角及追求同审美强调及目的异,感情色彩同文化色彩异,地域特色同叙述形式异。史书美则将汪的写作与沈从文以外的京派作家林徽因,凌叔华的作品对比,将三家小说体现的现代性并置参照以说明京派的现代性。周龙比较了沈从文，汪曾祺，张炜的诗性意境，认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汪曾祺及张炜的作品历时又共相地呈现出诗性写作的特征。他们都注重对于作为人类诗意栖居地的自然的讴歌,注重对于诗化之人的塑造,却又悖论性地包含了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诉求。汪小说与同时代文人创作的比较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将汪与赵树理,张爱玲等的比较上。吕汉东提出“赵作的文化底蕴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俗文化为主要文化底蕴,以民俗文化和地理文化为辅,形成多元整合的以‘俗’为主的入俗美的审美特色。汪作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雅文化为主要文化底蕴,以民俗文化、地理文化和外国文化为辅融合以‘雅’为主的素朴美的审美特色。范智红则从汪早期小说以平凡素朴情绪描绘相应人、事入手,将其创作与张爱玲,路翎等风格和不同的作品进行比照。游友基将汪与新时期作家进行比较。认为汪与冯骥才,郑万隆分别代表了文化寻根小说中雅化、俗化、野化的趋向。也有部分研究者的视野更为开阔。周荷初独辟蹊径将古人张岱与汪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张认同世俗享乐扬郁勃之气寄悲凉于谐谑,汪则追求古朴和谐的原始情调融幽默于旷达”。张直心视域独特,从语言体式、抒情方式、审美意境和文化精神四方面,由文学至文化层层深入地阐述了以汪为代表的内地风俗画与云南民族风情小说相映成趣的审美意蕴。夏元明比较了汪曾祺与归有光，认为归有光汪曾祺小说受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影响很大,汪氏小说的人情味、朴素的语言和自然的结构,特别是“闲中着色”的笔法,都与归氏散文存在血缘联系。这些研究既是汪曾祺小说研究中的硕果,又为之后研究的拓展开辟了新路。有关汪小说的影响研究吸引了一些有史学家眼光的研究者。许宗华认为汪“开新时期风俗小说先河,是新笔记体小说的开创者和重要作家”。   研究者开始注重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念从文学史角度来考察汪曾祺,因为这是一个“久被冷落的传统”。马风从文学史角度考察汪与新时期小说的关系,认为汪对新时期小说有三大贡献:一以与“十七年小说”的差异隔膜,对其进行试探性冲击和小心翼翼的较量开新时期小说滥觞,并对新时期小说家进行了小说观念的启蒙;二汪小说自身为新时期小说提供了一个独具审美品格的文本;三接续了由废名、沈从文等开启的创作风格流派并诱发了“寻根”,“先锋”等风格流派的孕育与诞生。这一考察是汪小说与新时期文学影响方面的重大成果。赵桂宁《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对马风的探讨作了一定补充,认为汪对寻根“原始生命派”、“忧患派”,“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及抒情创作和“先锋派”小说有一定影响。黄子平把汪曾祺放到现当代文学史中去考察其复出文坛的意义及原因:一方面是对中断已久的现代抒情小说这一条“文学史线索”的接续;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最大教训是它拒绝了四十年代除延安文艺以外的新文学遗产,因而汪曾祺小说就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主要是寻根文学——与四十年代新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个中介。刘明分析阐述了汪与“文学的启蒙”的关系及其在新时期文学走向多元化中的重要作用。    除上述主要成果外,韩毓海的《“历史”•“意识形态”与被冷落的传统》也值得注意。他富于启示地提出汪继承了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被冷落的传统:对文化的反思,认为其散文化的小说是汪对以启蒙话语内含“苦难哲学”和“斗争哲学”为底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汪小说的细读研究成果集中在《复仇》、《落魄》、《受戒》和《异秉》等篇目上。解志熙从存在主义角度对《复仇》与《落魄》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些作品以人存在上的自欺及其扬弃为共同的主题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的存在体验。汪政晓华不囿成见研讨《受戒》内涵,认为《受戒》写的是故乡童年其别致的审美风格缘于汪复出后的老年心态。《异秉》的研究则是近年来的热点。马春花从书写人生生存的角度对《异秉》进行了赏析。陆成的《“时态”与叙事———汪曾祺〈异秉〉的两个不同文本》通过分析两篇《异秉》的时态以及相关的叙事因素,指出两文反映了汪写作两篇小说时的青年面对未知迷惑彷徨和老年饱经沧桑怀旧自信的不同心态,以及在时间境遇探问中追求深刻的哲学思考与回首往事旷达自适的审美态度的两种对待人生的态度。陈林群.在《鸡鸭名家汪曾祺》中认为汪曾祺被公认为“大器晚成”的作家,他不为人知的早期杰作《鸡鸭名家》证明这是个误解。他“晚成”于20世纪80年代,仅仅是由于特殊的时代。然而他又并没有像大部分同时代作家那样被时代“耽误”,反而创作力勃发,这是由于他特殊的性格、学识、立场以及艺术天赋。也正是这一切,决定了他生趣盎然的大写意风俗画的小说风格。王彬彬.在《“姑妄言之”之一——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一文中认为《受戒》以欣赏的语气，把中国的“吃教”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其他角度,其他层面进行探求。邰宇从艺术感觉角度切入,认为汪往往通过感觉写人、景、事,并指出其儿童视角的成因在于现代作家从未真正从心灵上征服都市和沉积于人们心中关于乡村生活的集体无意识。黄立凡,李波从汪笔下的食文化入手,认为其独特的风貌与作家生活密不可分,是其人道关怀的触角。南栀子独具慧心,通过对“昙花”,“孤鹤”和“鬼火”汪小说中三个鲜明的民俗意象的考察,探讨了汪借此表达的情感体验,文化理想和价值向往。杨帆也在《鬼火－汪小说民俗意象分析》一文中试图从“鬼火”这个意象洞悉汪无意识深处的奥秘，破解他九十年代在小说美学上的突破和他对自身人格的超越，认为“鬼火”象征一个生命不屈的灵魂。刘明.在《“规避”的辉煌和遗憾——汪曾祺创作论》一文中认为任何一个成熟的作家,都具有比较明确的美学追求,这往往决定着其创作的基本面貌和艺术风格,因此,在探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时,作者从他的美学追求谈起。作者着重论述了汪曾祺美学追求的矛盾性，即真实与和谐的对立统一以及这种矛盾性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姜韬在《汪曾祺梨园小说初探》一文中通过对汪曾祺创作的有关“梨园行”的梨园小说思想内容的分析、探求,揭示出汪曾祺创作梨园小说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剖析中国人自身的劣根性,从而净化民族心灵,树立良好民族品格的深刻用意。    综上,汪曾祺小说研究在广大研究者辛勤的努力下日益深化,其丰硕的研究成果令人惊叹。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巨大成绩相伴的是同样堪称巨大的空白:汪小说研究的部分领域虽有重大价值但至今仍涉足者寥寥:如汪小说与外国具体作家作品间关系的研讨,如汪小说缺陷研究,如汪与其他京派作家及当代作家的比较等。同时可以看到近年来在汪小说研究中已涌现出了一批较为年轻的研究专家如石杰、柯玲、熊修雨等。他们从各自的方向考察汪小说,不断填补研究中的空白,令人欣慰。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间也蕴含着不可忽视的隐忧:重复研究,潜在搁浅不时可见,而研究者批评的独立性也不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