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汪曾祺小说的特色　　佳作品鉴●朱秀坤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是最容易读的，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一个个市井人物。尤其适合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凡夫俗子来读，读着读着就轻轻松松地走进了他的故事之中，舍不得出来了。读着读着，就爱上了十一子、靳彝甫、巧云、小英子这些人物，爱上了淳朴清丽的里下河风情。　　汪曾祺的小说，并不讲究奇与险，也不需要太多的起承转合、花头技巧，总是给读者铺平了道路，扫除了障碍，一马平川地驰骋开去。即使是复杂的，他也能写得明白如话。一开头就行云流水地讲下来了。“黄开榜不是本地人，他是山东人”（《黄开榜的一家》）；“生产队派我今天晚上护秋”（《护秋》）；“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这是一个私立中学，很小，只有三个初中班”（《星期天》）……这样的开头比比皆是，老实得像是小学生写作文。用行家的话讲，“他是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于是，我们便心甘情愿地随着他走进了大淖，走进了高邮，去知会一个个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去体会他们的爱恨情仇离合悲欢，从他那平淡简洁、洗净铅华的文字中间，去领会旧时底层人民的辛酸和悲苦，并从中感悟世态人情，和他那颗悲天悯人的乐观情怀。特别是《大淖记事》的结尾：“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一点儿不消沉，而是充满了幸福的憧憬与美好的期待。还有《岁寒三友》中，陶虎臣破产女儿又遭不幸，王瘦吾也是一身病骨家徒四壁，靳彝甫为了救助两位老友，只能把心爱之物三块田黄卖给别人。他却是邀了两位到如意楼醉上一回的，那两个同意。“好，醉一次！”这天是腊月三十，如意楼空荡荡的，就只有这三个人。外面，正下着大雪。读到这样白描的文字，在为三位好友叹息的同时，却又不能不为人物的豁达而拊掌。汪曾祺的小说，就有这个特性，即使再苦再难，也永远不沉沦不绝望。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我对生活，基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没有那么多的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的创作生涯》）。　　读多了汪曾祺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作品虽说浅显通俗，晓畅如话，但并不粗俗和肤浅，而是洋溢着深浓的文化气息，雅俗共赏。而其叙述语言，更有一种飘逸清俊之美。但凡涉及到一地的美食、艺术、戏曲、音乐、俚俗及行业知识，总是不厌其烦，娓娓道来。像《如意楼和得意楼》中对包子、蒸饺、烧麦等点心及烫干丝煮干丝的做法的叙述；像《侯银匠》里面“他用一把灯草浸在油盏里，又用一个弯头的吹管把银子烧软”这一段关于银匠敲打金银首饰的描写；像《异秉》里面关于熏烧摊及熏烧制作方法的详细叙写；像《露水》中对扬州小曲的描述；更绝的是《职业》一篇，全文都在写各行各业的叫卖声吆喝声。要是将这些或描写或叙述或简单或详细的部分单独列出来，那就是一篇篇堪称美文佳构的散文了。而汪老先生笔下的散文小品，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　　也许正因为此，我一直深爱着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小品。 恬淡背后的脉动————浅析汪曾祺部分小说中的情感特色2007-05-1211:43摘要：汪曾祺以散文手法为小说，文风冲淡，格调雅致，少有感情的大起大落。然而他一生颠沛，道路坎坷，人生际遇中的情感因子不可能在作品中了无痕迹。而且，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回忆特征，从作品中可以清晰窥见他人生的轨迹。本文试图从汪曾祺小说的地域性划分入手，结合他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状态，力求详尽地分析各地域系列作品的情感走向，还原作者平淡背后的情感波澜，分析汪氏部分小说作品的情感特色，并就汪曾祺小说中情感的隐与显，得与失，克制与放任分析利弊，发现规律。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情感自1980年《受戒》横空出世以来，汪曾祺小说以其恬淡从容的叙事风格，温情圆融的美学追求为世人称道，一个“淡”字，几成汪曾祺文风的定论。然而，细析汪曾祺的一生，从富家子到穷学生，从失意文人到革命战士，从下放右派到红色写手，生活的巨手对这样一个性格孱弱的文人搬弄着不尽的搓揉。难道这样一个心细如发，秉性敏感，长成于优裕之家，地道的温情主义乐感文化的承袭者，真的能够象有些论者认为的那样，在经历了不堪的人生劫难后，仅仅因为政治回暖，文学环境趋于正常，就能拾起笔来，重续三十多年前的文学梦。做到“三十多年的时光，在他身上和作品中几乎了无痕迹”【1】吗？在汪曾祺恬淡从容的背后，在他作品中起伏无多的情感脉流中，能不能找出与时代，与他的个人遭际相谐共振的些微情感波澜来呢？答案是肯定的。汪氏小说，创作总量并不大【2】，且小说地域背景特色鲜明，大都以他生活、居住过的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等几地为背景，带有显著的回忆特征。作品几乎就是他回忆的影子，有明显的地域性可循。那么，参照汪曾祺的人生经历，对其作品中映现出来或隐或显的情感脉络进行梳理、分析也就成为可能了。下面，我想以汪曾祺小说背景的地域性为研究起点，对汪氏小说进行地域性划分，参照汪曾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经历，力求全面地、多视角地揭示汪氏小说的情感脉络，还原恬淡从容背面那个波澜起伏的汪曾祺。一、汪曾祺小说地域性划分及汪氏在各地域生活状态分析1920年，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1939年求学于昆明，1946年流寓上海，1948年春到北京，期间在武汉、江西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1958年因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1962年回北京，直到1997年逝世。他一生主要居留地大体有：高邮（20年）；昆明（7年）；北京（45年）；张家口（4年）；上海（2年）。他的小说选材大体不出此范围。除了早期运用意识流手法和后期具有探索意味的几篇外，基本风格趋于一致，都是“纪实”性的风俗画小说，甚少幻想，尤其是不虚构或隐匿地名，可以非常直接地知道他作品写的是何地何时的风俗人情。汪曾祺小说，以他家乡高邮小镇为背景的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其次是北京、昆明、张家口和上海，以下分别对汪曾祺在上述几个地方的经历、生存状态和心理状况作一些必要的考察和分析。 先说高邮。高邮是汪曾祺魂牵梦萦的故乡，他19岁以前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这里度过。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兵灾战乱频仍，时局动荡不定。此时的高邮当然不可能成为乱世的桃花源。但童年汪曾祺眼里看不到这些。他出身于地主世家，生活优裕，对于苦难没有切身体会。他是带着玫瑰色眼光略带好奇地观察和间接感受着人世辛酸的。在闲适的童年生涯里，他接受了其父汪菊生的温情教育。汪菊生是士大夫阶层乐感文化的承袭者，多才多艺、宽厚仁慈而又情趣盎然。他一手培植了汪曾祺追求温情的人格理想和讲究情调的生活趣味。同时也翦除了汪曾祺性格中抗争因子的翅膀，代之以犬儒主义避世的人生态度。高邮是汪曾祺幸福和美的童年天国，也是他精神世界温暖的家园。这里造就了他的温情人格，也造就了他作品敦厚温雅的艺术风格。高邮系列成为汪曾祺创作的重点与高峰也就不足为奇了。再说昆明。昆明是汪曾祺跨出高邮的壮岁游学的第一站。在汪曾祺的生涯中可以从容称为“游学”的，恐怕也就这一站了。在这里，他开始真正跻身于世俗生活，接受人生风雨的冲刷与洗礼，开始与苦难“亲密接触”；在这里，他师从沈从文，第一次拿起笔来，开始了他萦绕半个多世纪的文学梦；在这里，他经历了人生的尴尬和生冷，经历了命运挟裹下的无奈和逃离【3】。在这里，他关注的目光除了追随童年高邮时期形成的审美趣味继续关注异乡的风情、风物和风俗之外，既然懦弱的本性使他本能的摈弃对时局的评介，他只能以日渐发育成熟的心智来考察、审视乃至玩味人生与人性的奥秘了，再就是一个初出家门受到委屈的孩子对家的思念。这样的观察视点，归结为他昆明系列作品中人性观察的篇章（《捡金子》、《钓人的孩子》）和不经意间显现的思乡之情（《老鲁》）。汪曾祺的下一站是上海。前面注释中已经提到，这是他选择逃离的结果。到上海的汪曾祺纯粹是为了谋生，可谋生是那样的艰难。1946年，谋生的汪曾祺遭遇了战时经济大萧条，孱弱的他因失业几度打算自杀。可是把温情定格为人生理想的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本能的回避了苦难和辛酸，他没有留下涉及这方面内容的作品。以上海为背景，他只有一篇《星期天》。既是独篇，内容上又与昆明系列中考察人性的篇目相似。而上海原本是汪曾祺昆明后半期动荡生活的延续，这里权将《星期天》归入昆明类加以论述。汪曾祺在北京居住的时间最长，以1980年为界可以分两个阶段，期间因政治因素下放张家口有四年时间（1958-1962年）。从建国前后到1980年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政治风雨不断，现实中的汪曾祺处于龟缩状态，以生存为基本需求。他的文学创作处于冬眠状态。既然政治霜冷、长夜漫漫，那么，不如睡去。但“睡去”不代表思想的休眠，恰恰相反，臆想已成为他这一时期的第二生命。在现实生冷，日常生活为政治风云撕裂，疑惧、自危成为生活常态的恶劣环境中，汪曾祺只有依靠臆想和回忆来自给心灵的暖意，维系微弱的希望了。这并非臆断，1980年后，政治气候一旦回暖，抛却顾忌的注曾祺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数年间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应该就是这一时期回忆和臆想的结晶。这一阶段的休眠，是他创作巅峰到来之前漫长的等待和准备阶段。期间有过一些政治任务式的作品，因受非文学因素影响，风格既已湮灭，成就也就无甚可观了。1980年后，汪曾祺进入他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创作高峰期，真所谓文思泉涌，他大部分优秀作品都完成于这一时期。这种泉涌到1986年前后趋于枯竭，此后四五年以散文随笔创作为主，只有零星试验性小说作品问世。 汪曾祺在张家口生活了四年，那是政治灾难的结果，他被无端戴上右派的帽子下放，心中的苦涩与惶恐不难想见，此间是他持小心翼翼人生态度最甚的阶段，与上海作品一样，他在作品中再一次选择了回避，张家口系列主要探讨人性的矛盾（九十年代作品），间或有制度的控诉《黄油烙饼》）。1980年以前作品则是政治任务式的，“小心翼翼”是其共性。综上所述，谨将汪氏作品分为高邮、昆明-上海、张家口、北京四大系列。二、汪氏四大系列小说的主题特点和情感走向对于文艺作品中的感情，汪曾祺主张内敛，“感情过于洋溢，就象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4】，恬淡从容是他为人为文的信条。然而，他小说创作的回忆性特征必然或隐或显在作品中留下情感和情绪的印记。仔细甄别他不同地域背景的小说，不但在语言、题材、主题等文艺的显性特征方面具有地域性，而且其中包蕴的情感波澜也对应作者的人生经历、作品表现的主题呈现出相谐共振的关联关系。一脉情感的细流在冲淡文风的背后若隐若现、呼之欲出。以下分地域论之。四大系列小说中，以昆明和北京系列的主题特色最为凸现。前面已经提到，昆明系列小说的主题涉及两个方面——思乡和关注人与社会。前者如《老鲁》、《落魄》，后者包括《鸡毛》、《钓人的孩子》等这一系列中的大多数篇章。其实把“思乡”作为昆明系列中的一个主题有些不确切，即使是《老鲁》，也不过是在字里行间有着思乡情怀的闪现而已：“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老鲁啊，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呢？”（《老鲁》）。之所以不避牵强把“思乡”作为一个主题来论述，是为了与下文高邮系列中的“思乡”作个对照，昆明的思乡是淡淡的，这种思乡是由于生活的不如意引起的一种对美好过去的本能回忆，没有“不如归去”的强烈愿望，因此，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思乡，与其说是“乡愁”，倒不如说是一种牢骚的方式。昆明系列的主题主要还是对人性，对社会的关注。汪曾祺1939年至1946年在昆明，正是抗战期间，初出家门的汪曾祺没有了家的庇护，独自面对这动荡的时局。日渐成熟的心智、善于观察的眼睛不可能不促使他对时局进行审视。不过从小形成的犬儒主义人生态度使他本能地远离政治，他关注的目光便转向了动荡时局下的人和人性。于是便有了用拴线的钞票钓人的《钓人的孩子》，有了跑警报时专门“《捡金子》”的哲学系研究生，有了买《航空奖券》梦想“英雄救美”的穷学生，有了“做大事，赚大钱”却偷了失业寡妇三只鸡的金先生（《鸡毛》），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5】。汪曾祺昆明时期的人性考察是深刻的，同时又是平静的、淡漠的。这是一个旁观者的审视，多少带些玩味的色彩。这取决于他昆明时期的情感状态。虽然时局不定，物质条件艰苦，但昆明时期的汪曾祺在心理上是平静的，时局造成对个体的冲击还在他心理承受能力之内，他有一个维系心理平衡的法宝，即《跑警报》中所说的“不在乎”精神。因此，昆明系列作品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平和的，没有激烈的愤慨，没有浓重的伤感，一切都是淡淡的，是昆明时期汪曾祺心理状态的自然流露，这一点与北京系列表现出来的情感波澜截然不同。北京系列中汪曾祺的情感波澜起伏，不能自抑。这一系列的开篇之作是1980年的《天鹅之死》，可以称之为悲不自抑。在文后的尾注里，汪曾祺自称在1987年重校时依然“泪不能禁”，这导致了这篇小说风格的迥异。此外，同一主题还表现为辛辣的讽刺（《讲用》、《尾巴》）；触目惊心的影射（《虐猫》）；感情激越的控诉（《八月骄阳》）等。对文革的感受与昆明时的侧身事外不同，汪曾祺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是那样的刻骨铭心，这导致了他北京系列中感情的激动和不能自已。 张家口系列是四大系列中最缺乏特色的，八十年代的只有两篇：《黄油烙饼》与北京系列中的文革题材类似，《七里茶坊》写故人旧事，很有情致。九十年代作品以《护秋》、《尴尬》为代表，有点现代心理分析的意味。另有部分六十年代作品，政治意味极浓。最后说说高邮系列。高邮系列小说的主题芜杂，几乎涉及前述各类，但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看看以人生、人性思索为主题的作品。高邮系列中这一部分与昆明系列中同一主题的作品不同，昆明系列中作者对人生、人性的审视持一种旁观者的态度，与观察对象之间是有距离的，感情上表现为一种理性思考后的喟叹，内容上以表现人性的劣态（《钓人的孩子》）和人生对人性的压抑（《职业》）为主。高邮系列中作者的感情则要深挚得多，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热切的体味者甚至参与者，作品中的感受发自作者的内心，是他对人生苦苦思索的所得，只是附着于作品中与他自己某些品格相近或相类的人物身上加以艺术的表现而已。这些作品中，他不再矜持不作评介的旁观姿态，热切表达了他的情感倾向。内容上以表现美好人性、人情为主，如《岁寒三友》里的友情、《大淖纪事》里的爱情、《徙》里的亲情、《鉴赏家》里的知己之情，这一主题下还有一些对人生问题深刻思考的作品，如《徙》。《徙》是一篇内涵非常丰富的作品，文中的高北溟是一个现实的徙者，他方正的品格没能挽救他失败的命运，终其一生也没能完成为老师刻书的愿望。高雪则是一个心灵的徙者，她的悲剧在于飞出高邮的梦还未开始就被现实折去了翅膀。小说题旨还不仅于此，汪曾祺不就是一个飞出高邮的高雪吗？结果呢？……小说中表现出来对人生的彷徨与无助，对人生问题深层次的思索，将《徙》的意蕴推向无穷。高邮系列中还有以故乡故人旧事，方物风情为主要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数量很多，内容异常丰富，几乎是一部三十年代高邮的风俗志，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乡情，我一律称之为思乡之作。与昆明系列里的“思乡”一样，高邮系列仍然没有思乡的专篇，但感情要比昆明系列深挚的多。汪曾祺19岁离开家乡，高邮在他的记忆里是幸福祥和的天国，这与他追求温情的理想契合，记忆中的高邮已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故乡”的概念，更大程度是汪曾祺精神的家园。尤其当走出高邮的日子风雨如晦，政治霜冷铺天盖地，命运巨手翻云弄雨，性格中已失去抗争膂力的汪曾祺无力自救时，对童年高邮的温暖回忆和桃花源式生活状态的幻想已成为汪曾祺的精神救生圈。这种长达三四十年的回忆和臆想，前者结晶为高邮系列中诸多的怀旧佳作，后者编织了一个《受戒》里桃花源式的圆融之梦。与其它系列的回忆不同，汪曾祺将他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毫不吝惜放到高邮系列里，通过那些他熟知的人和事加以表达，如果说汪曾祺作品中有纯属虚构之作，有对人生清晰的思考与见解，那么，只能在高邮系列中找到。前者如《受戒》，后者如《徙》。汪曾祺对高邮挥洒了太多的情感，就精神而言，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表现为高邮系列里情感的润泽和氤氲。这就是汪曾祺对高邮的感情。三、感情泛滥汪曾祺文为思之象，文学作品必然反映作家相应的情感和思维，不管作家是内敛的还是奔放的，是有意峥嵘还是故作平淡，感情一如既往是作品的灵魂所系，不可或缺。汪曾祺以对故人往事的提炼为主要创作源，他作品中情感的灌注，大致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作为描摹对象的生活经历在他记忆中的情感印记。汪曾祺在高邮只生活了短短的19年，包括蒙昧的孩童时期，汪曾祺所能记忆的事其实不多，但高邮的童年生活是他臆想的天国，在这里，他睃寻的目光只发现美丽。高邮系列里他尽情抒发着对故人旧事的款款深情，对美好人性的真诚礼赞，对生存状态的美好憧憬，他终于臆造出了一个“牛不生灾，人不生病”的《受戒》里的桃花源。汪曾祺对于昆明和张家口的记忆在感情上要平淡的多，因而他只是理性梳理着当时的回忆，以平静的笔触加以表述。间有感慨，那是旁观者的喟叹，也思考人性，那是一种考察和审视。这里没有他的留恋。北京系列以表现文革为主，表现的其实正是他在这一阶段的压抑与恐惧，感情激越，不能自抑。生活既然造化了汪曾祺对高邮、昆明、张家口、北京不同的感受与感情，那么，别无选择：高邮系列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乡情缱绻的汪曾祺；昆明系列表现的是一个平静、理性的汪曾祺；北京系列由于文革记忆太过剧烈而刺痛，这客观上冲淡了他在北京的其它生活感受，他只能在小说中表现一个激动到失态的汪曾祺了。二是对作为描摹对象的生活经历的思考、打摩和提炼程度。“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象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尽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6】。汪曾祺小说是对记忆的精雕细琢，而记忆又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淬火”处理。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反复沉淀，除尽火气”为文法则的恪守，高邮系列的成功有力的佐证了这一点。“近事模糊远事真”【7】对于高邮生活的提炼，汪曾祺用了四十多年的光阴，他笔下的高邮，为他的温情理想左右，被改造得圆融润泽、充满欢乐。北京系列小说则相反，愤慨与激越不时冲破作家的克制喷薄而出。事实上，感情泛滥原非汪氏所长，那些只能感动他自己的作品（《天鹅之死》、《八月骄阳》）在汪曾祺小说中是个另类，与他一贯温和的做派很有些不同。这是因为，刚走出文革的汪曾祺还没能让自己的记忆得到有效的沉淀，他表现的其实不是回忆，而是一种感受。如果要说败笔，北京系列的文革题材中不少，这也恰恰反证了“除尽火气，除净感伤主义”法则的正确性。长歌当哭，须在痛定之后，诚然。三是创作的环境和心境。汪曾祺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发表于1980-1983年之间，他六十岁以后，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奇异的现象。首先这是写作环境恶劣造成的后果，一个写出了《落魄》（1946年）、《鸡鸭名家》（1947年）、《异秉》（1948年），出版了《邂逅集》（1949年）的风格刚刚成形的青年作家，因为历史、因为政治、因为生活和生存，沉寂整整三十年才重新开始真正意义的文学创作，这对作家个体而言无疑是莫大的悲哀。其次，也要辩证地看待但对汪曾祺的创作生涯。从1980年始短短的几年间，汪曾祺就以喷薄之势连续创作了大量佳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他一生之最，这与其说是他创作的巅峰期，倒不如说是他发表的集中期，这批作品应该早在1980年前那漫长的政治寒冬里就已在作家的脑海里成形了，这是时代厄运造就的厚积薄发。就这个意义而言，诗穷而后工，是三十年的政治寒流和话语权封锁成就了汪曾祺，成就了汪曾祺以《受戒》为旗帜的高邮系列杰作。反之，在他记忆的矿藏搜罗殆尽，创作的笔锋必然地触及他辛苦遭逢的文革题材时，同样在放胆敢言的写作环境里，却因为创作心境的不同，因为走不出愤懑的阴影，积而过厚，薄发不能，他只能听凭感情的洪流支配那枝有些躁动的笔了。 把温情作为人格理想顶点的汪曾祺，在含蓄、淡雅的背后，在他有意为之的情感克制深处，感情的脉流潺潺不息，因了经历和记忆的灵动时急时缓、若隐若现。在经由半个世纪的艰难孕育后，终于长成郁郁葱葱温雅风格，生气灌注、情趣盎然。然而，在面对给他以巨创的文革题材时，汪曾祺无力节制那汹涌的情感洪流了，悲凉象一个无时不在的幽灵，时时觊觎着他孱弱的温情，他再也写不出那种纯粹欢乐着的作品来了。“猫也瘦了，狗也瘦了，人也瘦了，花也瘦了。”【8】悲凉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重。在有些作品里，甚至化为悲愤和咆哮，温情已沦为一种纯粹的写作技巧，被挤压得只剩下一张皮了（《虐猫》、《八月骄阳》）。———————————————注释：[1].李平；《鸡鸭名家汪曾祺》；广元广播电视大学教学平台；作者认为汪曾祺1947作品《鸡鸭名家》与1980年代作品“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如出一辙”，故而认为“三十多年的时光，在他身上和作品中几乎了无痕迹”，“是时代耽误了汪曾祺的艺术生命！是时代的不正常的文学环境，令这位早慧的天才被迫成了“大器晚成”的作家”。2.《汪曾祺文集•小说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版）共收入小说61篇，这已是汪曾祺小说的绝大部分，重要篇目尽在其中。3.1944年，当局要求汪曾祺这一届毕业生必须参军作美军翻译，否则取消学籍，他“不愿意跳进历史的旋涡里去，只能选择逃离”。4.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1页。5.汪曾祺《鸡毛》《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6.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7.汪曾祺《七十述怀》《汪曾祺文集·散文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48页8.汪曾祺《合锦》参考文献：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3．汪曾祺；《矮纸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4．汪曾祺；《随遇而安》；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浅析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0 推荐由于受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影响，汪曾祺的创作取材自由散漫，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汪曾祺完全继承了老师沈从文对作品不讲究戏剧冲突，通过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画，缓缓拨动读者的心弦的艺术风格，使得自己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秀逸、宁静致远。汪曾祺的作品是现当代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着非常重要的审美价值。他的作品远离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大人物，也没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作品随物赋形、疏放平淡、情韵幽远、风致清逸。汪曾祺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人们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人们能够从中得到文化的休憩，因而阅读他的作品总能给人一种温温的，淡淡的，静静的感觉，他要为读者构筑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境界放松身心。汪曾祺不时的绵里藏针，刚柔并济，又给人一种富有自我特色的独特见解；他要让读者到他作品中静谧的天堂里悠闲一下，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让你在悠闲中增长一点见识。汪曾祺全方位的审美观无形地渗透在散文小说创作过程中，读他的文章，犹如品味一杯香茶般的悠闲。汪曾祺作品散漫悠闲的风格体现出他爱自己的故乡，爱那里纯朴的乡民的深厚感情；他钟情传统文化，追恋农耕文明，表现在作品中总是营构桃花源般的理想国度，以一种诗意却又经典的写法展现普通人的美好情怀。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这里以他的著名小说《受戒》，《大淖记事》为例，浅析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大淖记事》中对大淖环境及在这一空间里生存，活动的人物的叙事，从结构上说,就是那种传统文学的经典模式。开篇即把故事发展的前提布置得规范、详细，序幕拉开，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人物个性已然明了，作者只需讲故事娓娓道来，情节朴素自然，这样读者可以全身心沉浸在作者描绘的艺术境界中。汪曾祺独树一帜地将一些该说或者不该说的话一字不改地放在作品，一方面很多人都可以读懂，另一方面也使得文章的真实性没有被抹煞。如小说中“把一泡泡骚尿撒到水里”，“牛屎粑粑”等，在人们看来，这都是一些粗人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作者却毫无忌讳，用得相当随意，而它们则很好地表现了水乡人原始的人性美。《受戒》里那块忘俗的天地，青涩拘谨的小和尚明子，率性天真的农家女小英子，以及他们那段惊世骇俗的初恋故事，让人深陷于这样一个幻境中无法自拔。《受戒》完全构造了汪曾祺自己的桃花源，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和尚们可以打牌，可以随便带家属进出寺庙，可以接近女色，可以结婚等等。小说中明海小和尚与天真美丽的小英子有了甜蜜的恋情，按理说女孩子是不便首先表露自己的意图的，但小说中小英子却主动问明子“我给你当老婆，要不要”多么率真的探问，人物语言不带一点矫情，这样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即是，既与崇尚语言质朴性的传统文学一脉相承，又很好地承载了对“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追求”。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表现为描写手法的平淡自然，对话简洁明快。作为汪增祺的经典小说，《受戒》集中反映了他的散文诗式的创作手法。全篇语言特点是平淡的白描笔法，自然随意，无拘无束。这种手法与普通的小说语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却是只有这种率性自然的笔法才能描绘《受戒》这一具有特色的民间世俗世界，才能体现民间生活的自由自在，体现那种毫无功利的纯真人性。汪曾祺的《受戒》全篇畅如流水，不是九曲回肠，而是如脉脉流水般的安详。自然的语言是汪曾祺语言的又一大艺术特色。如《受戒》中“ 小和尚的日子清闲的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被自然细致的描绘出来。又如“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一句话我们就明白了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此外《受戒》全文都是轻松的语言，毫无苦涩艰深，读来顺畅清新。汪曾祺的语言特色还表现在语言对话的跳跃性、节奏感上。语言是作品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受戒》中的对话简洁、明快，使文章大大增彩。文中简洁的语言，讲述了明海与英子的初次见面，就使人看到了英子的“喜鹊”似的性格，随后的文章更加明确了英子善良，乐观的性格。而在全篇最后的对话中，故事发展到了高潮，仍是简单地对话，却使得人物性格最终确立。语言生动不避俗俚之语，不仅使我们在读作品重现现实感到亲切，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感到了民间纯真生命的底色。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也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汪曾祺正是以他一贯的那种平淡清新，毫无顾忌的描写方式，简洁明快的语言特色，描写人性，建构出一种平淡，一种整体和谐的紧凑，整篇文章如汩汩清泉注入心灵，甘洌清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深陷在这淳朴自然、自由旷达的桃源世界，忘却时间，忘却纷繁杂乱的尘世。汪曾祺的作品无疑给他所处的，当时充满着血与泪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摆脱了功利性的束缚，远离于政治的漩涡，虽然有一种与时代脱节的感觉，但这种纯文学的创作更具有特殊的地位，更能引起人们的珍视和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