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艺术特点

.一、1.独特的小说观念（“小说是回忆”）汪曾祺曾经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的来的朋友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于是，我们阅读他的小说，仿佛感觉到是一个岁月老人在夕阳下讲述些有意思的往事，清淡、飘逸、耐品味，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人情世故，舒缓有致，自有一番坐看云起的淡定。从汪曾祺目前的小说来看，他的作品大多是故乡高邮的风土人情、市井生活，那里有他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梦想，《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这些他写得最好的作品都属于童年回忆。为什么写得最好的是那些离现实最远的作品呢？回忆中的故乡童年到底给我们带来了那些审美经验？回忆是一种远距离的凝望和选择，时间过滤掉外在的尘嚣与浮躁，沉淀下那些醇美的、在生命中留下印迹的东西。蓦然回首中，记忆里的往事点点滴滴叠印起来，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艺术世界。2.欢娱和谐的小说风格汪曾祺本人的个性和气质是倾向于和谐欢娱的，文如其人，其小说也具有相同的风格。40年代的汪曾祺由于年轻气盛，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浮躁凌厉”之气，老年以后汪曾祺参透了许多人世的纷争，越来越达观，他不习惯于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的拷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于是，我们只在他的少数作品里看到些许锋芒和嘲弄，比如《讲用》。而他的大部分作品表达的都是爱与美、温情与风俗，氤氲着世俗人生的欢娱。汪曾祺的小说营造了一片没有权力浸染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记忆般和谐温馨的所在。作者把笔触投向“故乡”高邮的村镇，这里没有宗法的约束，没有现代文明的挤压与喧扰，有的是一派自然与随和，有的是任性率真的人情与人性。《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和是十一子莫不洋溢着健康与活泼的光辉。大淖周围的人对于男女之事的以两情相悦为原则的随意，荸荠庵和尚们打牌、杀猪、吃肉、谈恋爱、找媳妇，虽然有违宗法制度和佛教清规，却是真真正正的人性的舒展和生命的欢娱。3.萧散简远的小说语言汪曾祺的小说耐读、耐品、耐人寻味，可是，当我们读完后却难以复述其小说到底写了什么，因为小说的故事性不强，情节太少，好像没有起承转合，没有腾挪跌宕。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种对生活的印象。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他的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逻辑的、因果的关系，也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他更多关注的是生活，他写人写事，浮在上面的却是生活。所以，他结构小说时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了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文体的散文化是有着充分的自觉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文体家。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他说这种处理方法受过大苏写作理论的影响：“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种行云流水般自然处理材料的艺术方法，与他本人的气质有关。他书画兼长，学养丰富，尤喜古代笔记，“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画则写意胜于工笔。他对生活审美化的处理中，只是一个平平静静的叙述者，性情温和与随意营造了一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和叙述文体。二、1.浓郁的抒情色彩汪曾祺在他的《晚翠文谈》中曾说“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的抒情气质也日渐成熟。.. .作为作家个人气质的折射，抒情在作品中表现的相当充分。这首先表现在作家主观情感的流露，汪曾祺作品往往具有小说情节的淡化倾向。随着情节因素的渐次消失，诸多的非情节因素（如风土人情、社会背景）涌入小说，抒情功能便附着在这些非情节因素上发挥作用。其实作家精心描绘的水乡风俗，更多的成为一种渗透着抒情韵味的氛围，为小说中即将发生的缠绵绯恻的爱情故事提供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背景，它具有情感规定性，并带有触发、烘托和解释作用，它浸润着创作主体的情思，比起一般以叙事为主的小说中冷静、客观的环境介绍、背景刻划而言更具感人的魅力。在创作中作家有意识地采用一种“过去时态”的写作，将绝大部分小说置于回忆笔调之中，这与小说抒情功能的需要有直接的关系。作家曾说：“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抒情气质对其作品的风格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明显地迹象莫过于其小说语言的“诗化”倾向。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大多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因而体现出独特的抒情气质。他笔下挣扎于生活重负之下的主人公在单调枯寂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对美的敏感与热爱，对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活的渴望，甚至敢于为此冲破世俗的规范。在他的小说里，不仅知识分子懂得在笔墨山水，梅兰竹菊之间寻找生活的情趣，便是那贩夫走卒也多有艺术爱好.这些凡夫俗子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依然在忙碌奔波之余寻找着美，酿造着诗意。2．原生状态下的民俗风情画卷汪曾祺小说创作不仅在取材上具有明显的民间地域性特点，而且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民间的市井人物。对这些平凡普通的市井人物，作者往往能拨开压在他们身上的层层阴云，发掘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张扬他们生活中的美和欢乐，使他们在各自微贱庸常的营生中以出色的劳动创造出了一种美的境界。因而以往的评论中，常把汪曾祺的这种描写称之为“风俗画”。但是汪曾祺的创作目的却绝不仅仅在“风俗画”，其深刻的主题意蕴是向人们揭示一种独特的民间原生态。汪曾祺作品中那种对原生民间形态的欣赏还表现为赋予作品中人物对清规戒律的蔑视。在汪曾祺小说中，男女性爱是高尚自然的行为。那些小说人物之所以破戒求爱，乃是寄寓着对于美好人生的诗性向往。汪曾祺写得较多的是私奔故事。姑娘生下私生子，少妇搞婚外恋，小姑娘爱小和尚在这里都是平常事，只要她们愿意，爱怎样就敢于怎样。私奔乃是她们阴暗的一生中最为光明的一次追求，是对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和无聊感的逃避与反抗。汪曾祺向我们展示的这个具有自在的原始意味的民间形态，充盈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是一个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的境地。人在这样的民间文化形态中是自然的、舒展的、欢乐的。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所要表达并极力推崇和赞美的正是这样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或者叫做生命存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汪曾祺小说创伤的主题的话，那就是：人应该像他所描写的人物那样，诗意地生存在（诸如民间的）大地上。3．工笔画般的表达方式。汪曾祺在叙述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对环境、风物、风俗、风情的细致描写。他的小说，很少采用开门见山的写法。作品的开头总有大段的关于环境、植物、风俗、典故等的描写或考证的文字。比如《大淖记事》的开头，从对“淖”字的考证，写到淖中的沙洲上的茅荻和四周的炕房、浆坊、鲜货行、轮船公司、码头……然后又写到西边的锡匠和东边的挑夫，而人物的出场还在后边。这种写法很有点“三纸无驴”的味道。但是汪曾祺却能把这些东西写得形神兼备，引人入胜。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文化性、可读性，而且平添了艺术上的真实感。4．清水出芙蓉的语言。“小说作者的语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语言体现小说作者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汪曾祺的民间叙述风格相一致，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质朴、洁净的艺术特点。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夸张、反语、双关等修辞手法，连比喻也用得很少。这就使他的语言去掉了一切枝蔓和芜杂，清水出芙蓉般单纯、明快，细细读来似乎只剩下了语言的原味。三、由于受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影响，汪曾祺的创作取材自由散漫，多描写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情调。汪曾祺完全继承了老师沈从文对作品不讲究戏剧冲突，通过微妙的暗示、细腻的心理刻画，缓缓拨动读者的心弦的艺术风格，使得自己的文学作品风格清新秀逸、宁静致远。汪曾祺的作品是现当代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着非常重要的审美价值。他的作品远离重大题材，没有性格复杂的大人物，也没有强烈的戏剧矛盾冲突，作品随物赋形、疏放平淡、情韵幽远、风致清逸。汪曾祺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对人们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 .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让人们能够从中得到文化的休憩，因而阅读他的作品总能给人一种温温的，淡淡的，静静的感觉，他要为读者构筑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般的理想境界放松身心。汪曾祺不时的绵里藏针，刚柔并济，又给人一种富有自我特色的独特见解；他要让读者到他作品中静谧的天堂里悠闲一下，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多姿多彩的生活，让你在悠闲中增长一点见识。汪曾祺全方位的审美观无形地渗透在散文小说创作过程中，读他的文章，犹如品味一杯香茶般的悠闲。汪曾祺作品散漫悠闲的风格体现出他爱自己的故乡，爱那里纯朴的乡民的深厚感情；他钟情传统文化，追恋农耕文明，表现在作品中总是营构桃花源般的理想国度，以一种诗意却又经典的写法展现普通人的美好情怀。汪曾祺作品的语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很有特色的，这里以他的著名小说《受戒》，《大淖记事》为例，浅析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大淖记事》中对大淖环境及在这一空间里生存，活动的人物的叙事，从结构上说,就是那种传统文学的经典模式。开篇即把故事发展的前提布置得规范、详细，序幕拉开，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人物个性已然明了，作者只需讲故事娓娓道来，情节朴素自然，这样读者可以全身心沉浸在作者描绘的艺术境界中。汪曾祺独树一帜地将一些该说或者不该说的话一字不改地放在作品，一方面很多人都可以读懂，另一方面也使得文章的真实性没有被抹煞。如小说中“把一泡泡骚尿撒到水里”，“牛屎粑粑”等，在人们看来，这都是一些粗人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作者却毫无忌讳，用得相当随意，而它们则很好地表现了水乡人原始的人性美。《受戒》里那块忘俗的天地，青涩拘谨的小和尚明子，率性天真的农家女小英子，以及他们那段惊世骇俗的初恋故事，让人深陷于这样一个幻境中无法自拔。《受戒》完全构造了汪曾祺自己的桃花源，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和尚们可以打牌，可以随便带家属进出寺庙，可以接近女色，可以结婚等等。小说中明海小和尚与天真美丽的小英子有了甜蜜的恋情，按理说女孩子是不便首先表露自己的意图的，但小说中小英子却主动问明子“我给你当老婆，要不要”多么率真的探问，人物语言不带一点矫情，这样的语言在小说中俯拾即是，既与崇尚语言质朴性的传统文学一脉相承，又很好地承载了对“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追求”。作者在全文营造的一种轻松活泼、让人赏心悦目的情感基调，是和他选用的幽默清丽的语言风格分不开的。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让这篇皈依美的文字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吸引人的气质。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表现为描写手法的平淡自然，对话简洁明快。作为汪增祺的经典小说，《受戒》集中反映了他的散文诗式的创作手法。全篇语言特点是平淡的白描笔法，自然随意，无拘无束。这种手法与普通的小说语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却是只有这种率性自然的笔法才能描绘《受戒》这一具有特色的民间世俗世界，才能体现民间生活的自由自在，体现那种毫无功利的纯真人性。汪曾祺的《受戒》全篇畅如流水，不是九曲回肠，而是如脉脉流水般的安详。自然的语言是汪曾祺语言的又一大艺术特色。如《受戒》中“小和尚的日子清闲的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被自然细致的描绘出来。又如“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一句话我们就明白了明子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此外《受戒》全文都是轻松的语言，毫无苦涩艰深，读来顺畅清新。汪曾祺的语言特色还表现在语言对话的跳跃性、节奏感上。语言是作品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受戒》中的对话简洁、明快，使文章大大增彩。文中简洁的语言，讲述了明海与英子的初次见面，就使人看到了英子的“喜鹊”似的性格，随后的文章更加明确了英子善良，乐观的性格。而在全篇最后的对话中，故事发展到了高潮，仍是简单地对话，却使得人物性格最终确立。语言生动不避俗俚之语，不仅使我们在读作品重现现实感到亲切，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感到了民间纯真生命的底色。..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也是它历尽困顿辛苦仍不懈的追求和目标。有时，情感会战胜理智，或许这就是人性苏醒的时候。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汪曾祺正是以他一贯的那种平淡清新，毫无顾忌的描写方式，简洁明快的语言特色，描写人性，建构出一种平淡，一种整体和谐的紧凑，整篇文章如汩汩清泉注入心灵，甘洌清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深陷在这淳朴自然、自由旷达的桃源世界，忘却时间，忘却纷繁杂乱的尘世。汪曾祺的作品无疑给他所处的，当时充满着血与泪的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之气。摆脱了功利性的束缚，远离于政治的漩涡，虽然有一种与时代脱节的感觉，但这种纯文学的创作更具有特殊的地位，更能引起人们的珍视和共鸣。四、在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20世纪80、90年代，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个性化的抒情小说家。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和谐优美的风俗画，蓬勃的生命力，健康的人性。他40年代受业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并有了文学创作，在经历解放后近30年的沉寂后,在80年代复出,重新显示了京派文学的文学立场和艺术魅力。他在对童年、故乡、往事的回忆中，将热情寓于恬静，沉重融入乐观，用自然、清雅的笔调抒写健康、美丽的人生，以宽厚通脱的胸怀构建理想的生活境界，形成了和谐优美的小说艺术风格。一、优美和谐的风俗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1943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先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调北京市文联任北京文艺编辑。1955年调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先后任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汪曾祺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小说大多选择短篇小说的形式，数量不巨而质量上乘。六十岁写《受戒》，轰动一时，六十一岁写《大淖记事》，传咏四方。两文清新淡远、生趣盎然的风俗画描写风格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 高邮是个很有文化渊源的地方，写了无数温籍纤丽词句的著名词人秦观是高邮人，大运河数千年从城边流过，作为封建文化中心区域的流风余韵，难免给汪曾祺以重要影响.汪曾祺是西南联大出身，沈从文的学生,老师的文学风格、人文主义思想也一样渗透到他的作品中。“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出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1】《受戒》、《大淖纪事》和《八千岁》等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它们那种富有别有风情的风俗描写。如《受戒》的结尾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充满着生活情趣的水荡景色的描绘，犹如一幅美丽的画面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汪曾祺的每篇小说几乎都很用心的去描绘风俗人情、而且不惜大量笔墨，但绝非停滞于风物志、风情志的叙述，而是有着其深刻的人文内涵的。这一点与他师承沈从文的“边地”小说有着紧密的联系。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传统伦理中的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2】三人的生活并不怎么宽绰，但当地方上要做公益，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薄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三人的急公好义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在朋友身处困境需要资助时，王瘦吾、陶虎臣为靳彝甫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家里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团结友爱，《安乐居》中的酒友们友爱共处，《受戒》中尘世与佛门间亲密融洽，《大淖记事》中锡匠与挑夫们睦邻友好，同甘共苦。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仁人君子的热肠，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们热情诚恳，正直善良，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强调自身的责任和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自觉地使自己的情感行为与群体沟通，与社会道德认同，与客观环境协调，表现出一种平和友爱的生活态度。   优美和谐的风俗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故里杂记·榆树》中的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乡下人进城卖牛给屠宰场，是侉奶奶地方上的人出面将年老的牛买下来，使得这头老牛能够在众人的照料下“颐养天年”。二、善良、美好、健康的人性 在汪曾祺复出文坛的时候，他已经辍笔了40年，当他用一个80年代中国人的眼光回顾40多年前的那些旧梦时，体现出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突出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中善良、美好、健康人性的歌颂。   .. .《受戒》中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英子的恋爱故事。汪老有意识地将晶莹剔透、充满纯情地爱情领入了诗的境界。他把明海当作一个普通人来描写，让其按照自然天性发展，表明了对健康人性的礼赞。作者既描写了明海每天开山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等超凡脱俗的僧侣生活，又描写了和“野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甚至逾越“门禁”的偷情世俗生活。这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于充满着纯情的自然之爱的眷恋之情。   《大淖纪事》中，大淖的女人们按自然的节奏快快乐乐地活着，她们跟男人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肩膀吃饭，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对男性的依赖，显示出她们的自强、自尊、自信。在劳动中，大淖的女人们总是将自己收拾得齐头整面，干净利索，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艰辛的劳动在她们的眼中如赶集般的轻松，看不出丝毫体力消耗的疲惫，只看到生命的美丽在劳动中尽情地绽放，生命的欢乐在劳动中跳荡。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们生活得全无“规矩”：姑娘可以自己找人，可以未婚生子，媳妇们也可以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媳妇们敢扒掉叔公的衣裤也敢在叔公前脱了衣服。“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她们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爱。她们热爱生活却不执著于功名利禄，淡泊超脱却又没有对生命短促的感叹.《王四海的黄昏》中视爱情为最高人生境界的武功艺人的故事，《晚饭花》中秦家三姐妹自寻郎君的爱情故事情节，均寄托了作者对于纯真质朴、自然健康的人性美的追求，以及对戕害这种健康人性的黑暗势力的控诉之情。三、和谐、乐观的色调汪曾祺总是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人间的情义，思考着人生的真谛。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不追求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淡化情节、追求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3】《受戒》追求的是僧与俗的和谐，《大淖纪事》追求的是性与爱的和谐。这使得汪老的小说的意境显得空灵、超然，具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神秘与梦幻的情调。   作家个体的艺术风格既受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也受到自身个性﹑气质﹑思想以及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等的制约。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4】正是由于这个朴素的信念，也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所撷取的不是人生的苦难，他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他创作的旨意既非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问”。【5】   和谐与乐观作为人生的主色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由此形成了作品深蕴的乐观。当然，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只表现欢乐而没有悲伤，是不合实际的。他小说中的忧伤既直视人生的本来面目，又被乐观所涵盖。人世间的悲哀﹑苦难，人性的委琐，以及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做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一种微甜、微苦、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微笑淡化了愁苦，温馨驱走了暴烈，平和取代了浮躁。他的作品，到处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一种令人心平气静的柔和，一种旷达超脱的微笑，内蕴的乐观消融了丑恶，作者的性情已经转变成了作品别样的情感趋向和艺术风格。一切都显得那么淡然，那么通脱，那么和谐。四、恬淡的意境汪曾祺的小说兼具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一方面是因为他学养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自己故乡的风俗人情和掌故传说更是如数家珍，有一种博识的杂家的风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生性淡泊，崇尚自然，讲究情趣，讨厌做作，反对小说的戏剧化。汪曾祺认为“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6】他的小说处处均似闲笔，实则处处精心设计。他的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描写都可以看作是一首诗，散发出迷人的诗情画意。他在“酿造‘情调’，雅化人物。让人物带上自己的文化心理从而显出丰美的氛围气上却显得谨严而功力厚重”。【7】如《八千岁》中，作者随心所欲地描写离题甚远的贩马人“宋侉子”、旗人娼妓虞小兰、土匪军官“八舅太爷”，扑朔迷离，峰回路转，最后才写到“八千岁”，然而这些人物既是展示他们与“八千岁”故事的因果链条关系，更是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比中寻觅一种健康人性的诗意美的境界。    .. .汪曾祺小说兼具散文化和诗化的特征还表现在以平淡的笔调营造隽永和谐的艺术境界。在他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风俗、民情，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少有刻意的雕琢。写景物，他笔下的天空是澄净的，阳光是柔和的，湖水是宁静的，花草是妩媚的。写人物，更少大起大落的情感起伏和大喜大乐的内心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即使偶尔生出那么一丝不快，也被坚韧和乐观冲淡，也无法打破作品整体的和谐宁静。汪曾祺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故而在汪曾琪的小说中他营造出的世界是平淡的、宁静的，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去了浮躁，轻了利禄，心境是平和的，生活是恬淡的。他小说中的语言和氛围都充满着富有画意的描绘，它们与人物的情意相契合。《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的情景，就是这种极致。五、诗化的语言   著名作家都是讲究语言的，如鲁迅，沈从文，老舍，孙犁，赵树理等。鲁迅极精练，他的语言具有深厚旧学功底；沈从文刻意唯美，但过多的方言俚语有时让人难懂；老舍是活泼的市民语言；孙犁平淡简洁；赵树理是真正的农民语言  中间杂有民间戏剧的对白。汪曾祺的小说读起来平和淡泊，但细细咀嚼却意味无穷，寓人生哲理于凡人小事的叙述中，寓真善美于平庸琐碎的事件描写之中，化神奇为平淡。《鉴赏家》中叶三，一个卖水果的。季画家画了一幅紫藤，问他怎么样，他说：“好”！“好在哪里？”“紫藤里有风”。“你怎么知道？”“花是乱的。”“对极了。”季画家提笔引出两句词：“深院悄无人，风拂紫藤花乱。”后来，季画家又画了一幅墨荷，好些莲蓬，画完了，问叶三“如何？”“不对，红花莲子白花藕，你画的是白荷花，莲蓬却这样大，莲子饱，墨色也深，这是红荷花的莲子。”于是季画家重画了一张红莲花，并题了一首诗：红花莲子白花藕，果贩叶三是我师。惭愧画家少见识，为君破例著胭脂。   他的小说里每一个人物描写都可以看作是一首诗，散发出迷人的诗情画意。他的小说处处均是闲笔，实则处处精心设计。《天鹅之死》开头以对话的方式展示了一幅神奇美丽的画面：“阿姨，都白天了怎么还有月亮呀？月亮是白色的？跟云的颜色一样，天真蓝呀，真好看呀；”“阿姨，树叶都落光了，树是紫色的。树干是紫色的。树枝也是紫色的。树上的风也是紫色的。真好看！”在学生的眼里、心里舞蹈老师多美呀！”“阿姨，你的眼睛、你的脖子、你的肩、你的腰、你的手、你的腿……多好看呀。”老师的形象美，师生的情谊美，在自然环境的氛围里，与天然的色彩构成了一幅美的画卷。   《受戒》按作家自己的说法，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作品的开头，一上来就是两段梦幻式的“呓语”，简短得不能再简短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是十三岁来的。”开头的简短，意在强调语言的自然直白，用一种平静质朴的“语气”给整个小说定下一个基调（语调）：故事虽与梦幻有关，与爱情有关，但文字却不华丽，不失自然朴素之美。正如作家自己所说，“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的，’加’在一起的。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8】“语言像树，枝干枝叶，液汁流转，一枝摇，百叶摇；它是’活的’”【9】也就是说，他不讲求一字一词的推敲的奇特，而追求整体的氛围和韵味。”   《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一段对话： 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能说话了。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好，亲你！”   这段对话极为简洁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不仅精到地刻画出人物内心世界地微秒变化，同时使我们读出了叙述中的诗意美来，读出小说中语言的节奏、色彩和音乐美来，这些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 汪曾祺自己一直认为他的创作成为不了主流，这不是自谦，而是平实之言。他没有如现在一些不可一世的作家，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所谓“谢公不出，如苍生何？”，但他却是现代自由意志的生活方式和古典意趣的诗意化意境的和谐结合。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样坚持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家，他们把爱、美、生命力以一种优美的文字展示给世人，在这美的享受之中，我们的灵魂也得到了净化。斯人已去，好在他留下了那样精美的文字；开卷如在，让我们来感受这些精美的汉语语言，领略他那些平淡作品中激动人心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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