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汪曾祺比较

1、沈从文、汪曾祺对抒情体小说的继承与发展沈从文和汪曾祺为了达到他们心中的世界,为了更好地描摹湘西、高邮的人性美,人情美,抒情体小说是再好不过的文体选择了。沈从文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在于他创造了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他把诗和散文引进小说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从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本结构与文本解放的极大自由。沈从文的大多数以故乡湘西为背景的小说给人以清新、静谧、田园的浓郁情调,如《边城》、《长河》、《萧萧》等,这源于他对人性美、人情美的描摹与刻画,这种人性不仅是健康的人性,而且是自然的人性,不曾受到世俗污染的天然形式,应该说这是一种与城市文明相对照而存在的人性。“那首歌声音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唱完了这歌,翠翠觉得心上有一丝儿凄凉。她想起秋末酬神还愿时田坪中的火燎同鼓角。远处鼓声起来了,她知道绘有朱红长线的龙船这时节已下河了,细雨还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上一片烟(《边城》)”读后,我们所得的远比字面、画面多得多的东西。沈从文在将这种人性美抒写到作品中去的同时也极大地发展了抒情体小说。汪曾祺在1980年的小说创作中透露出的近似于一种淡泊、静谧、隽永的情调,这又和他老师沈从文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他的《受戒》、《大淖纪事》、《职业》等作品看似有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实则是作者对于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作品中寄托着他对那种纯真质朴、自然健康的人性美的歌颂。汪曾祺作品中对人性美的描摹也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抒情体式。这种人性的同情与温暖在沈从文和汪曾祺心目中同样重要,因为他们都对下层人民“怀有不可言说的温爱”。由于汪曾祺在作品中着力表现他对生活的思考、对理想的苦苦追寻、对现实中尚未消退的阴影的忧心,他总是随着这些感情的流泻组织素材、结构文章,而传统的篇章布局却在他那里遭到了蔑视。2　沈从文、汪曾祺抒情体小说特色分析2.1　结　构抒情体小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结构松散,这是和传统单调的情节性的小说模式完全不同的,汪曾祺曾总结道:“打破定势,是这类小说结构的特点”[1]78-79 。形散而神不散,“形散”导致叙事视角不突出;“神不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贯穿始终的是作者的主观情绪流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几乎每篇小说都很用心地去描摹风土人情,而且不惜大量笔墨,如《边城》前对茶峒景色和大量风俗的刻画。读过《边城》,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不仅仅是少女翠翠的爱情,更多的是对那样一个充满浓郁风情的小镇———茶峒的联想,对那里淳朴苗民生活的憧憬。《受戒》中对风俗的刻画也多于对情节的抒写。好像明海和小英子只是嵌在画中的点缀而已,人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纯然的自然之爱和水乡情趣盎然的景色。2.2　语　言抒情体小说的语言具有非常明显的诗化特点,优美、清新、含蓄、精炼。沈从文和汪曾祺都善于用词,刻意雕琢使得文本语言具有诗的内涵,给人以审美感受。沈从文在给萧乾的信中把文字比作画画的颜料,“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2]。另外他的古典文学涵养也使小说古诗韵味十足,“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少夸饰,不铺张,单纯而又厚实,朴讷却又传神”[3]。“沈从文体”的诀窍之一是“文句中尽量少用‘的’字,从而文笔朴质简练”[4]。汪曾祺小说语言也具有如上特征,这也许和他师从沈从文有很大关系。他概括自己的气质为“一个通俗抒情诗人”,诗人的界定必然用诗意的语言结构全篇,简洁明快,迂徐平淡。苏北在写汪曾祺的《灵弧》系列中说汪曾祺是“语言文字大师,文极美,善于用词”。要说沈从文和汪曾祺两人语言运用的细微差异,那应该是汪曾祺比沈从文多了一份明快生动,少了一份悲愁淡淡。这也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沈从文小说语言中多是水上人的言语,这源于他湘西水上语言的积累;汪曾祺小说的语言多是行话,描写各行当的语言细致,这与他的生活环境相关。汪曾祺的小说中也多用口语,用短句与沈从文很相似,往往两三字一句,既简洁又生动。人物对话也往往采用短句,诗意盎然。如《受戒》中明海烫戒后与小英子隔河相对的话语,《大淖纪事》中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的悄悄话。看似简单平常,然而仔细回味,其中韵味绵长,使读者读出叙述中的诗意美来。汪曾祺在语言运用上还常用难字、拗句,给人奇崛之感,有中唐韩孟诗派的遗风。2.3　叙述方式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中体会到的是一种恬淡,静谧。这与他们两人的写作技巧、叙述方式是紧密相关的,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时授课“各体文写作”,汪曾祺的很多作业都是经过老师沈从文的指导才得以发表的。所以师承的特殊关系使得两人的写作上有技巧可寻,如对景物、环境、人物的描摹。他们两人对于故事的叙述是娓娓道来式的,像一绢细流。“如果说,传统的,严格意义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小说则像水”[5]311。最典型的如汪曾祺的《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5]311。这种叙述更近于随笔,这也是抒情体小说的明显特征之一。如沈从文的《萧萧》,平静的叙述语调描绘了一个轮回的悲凉,结尾,当结亲唢呐吹到门前时,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十年前一个样子”。虽然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叙述语调相似,但在相同平静淡泊的叙述中表现出的作者主观情绪却略有不同。沈从文的平静叙述外有一丝愁绪,“美丽总是愁人的”,那种美里有沈从文的民族感;汪曾祺的淡泊叙述很纯粹,就是“和谐”,优雅。2.4 　题材选取一般不写重大题材。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没有战事,没有政坛风云,也不涉及太多现世人生的关注;汪曾祺的小说中更是没有坏人,有的只是农家的风情,不写战乱,不写家族史。我们看到的仿佛真的是世外桃源一样。沈从文的《菜园》、《大小阮》中对国民党政府的杀戮青年是侧面写的,把它作为背景推得很远;汪曾祺的《虐猫》中对文革也只是背景而已,不是题材本身。“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想,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有的硬度”[1]78-79。沈从文和汪曾祺在“小”题材中抒发着浓烈的主观情绪,热切地关注着几近丧失的健康人性。3　沈从文、汪曾祺抒情体小说特色成因分析　　首先,每一个创作者对于某种文体的亲近与创作者的内在生命气质、审美追求有直接关系。沈从文出身行伍,不满于滥杀无辜才走出湘西,寻求独立的生命意识,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反倒让他的作品摒除了火气,呈现出对美、爱的强烈歌颂。苗民的诚实、纯朴是沈从文所要歌颂的自然人性,但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又使得无法容入外部世界。“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善良,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善良,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6]。在这种审美理想的烛照下,沈从文唱的其实是一曲曲挽歌。因而,抒情体小说给了他无限的想象空间。汪曾祺出身士绅之家,生活的无忧和汉族的平等使他作品中的文化内蕴和解读较沈从文不够深,但和谐之气却更重。汪曾祺表现的是日常生活情态,是作家沉淀记忆的结晶,“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5]311。他写《受戒》是“美学感情的需要”,写《大淖纪事》要“写得更美,更富于诗意”。这是乐观主义者眼中的美,纯粹的,不含悲凉的。另外,沈从文与汪曾祺对政治的疏离态度很相近。沈从文是京派的代表作家,京派作家不满于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品性,试图避开时代大潮面前的政治选择。也正因为此,沈从文在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主流的批评家视为回避现实、置身于乌托邦的消极作家。温儒敏著的《文学史的视野》中有谈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将沈从文放到《多样的小说》“中性”的标题之下,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批判沈从文地主阶级,低级趣味。汪曾祺在当代也是属于“群体、流派之外”(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不被纳于新潮的人物。汪曾祺在和香港女作家施叔青的交谈中也明确说道,“我不会写政治”。他笔下呈现的也的确是无关乎政治内涵的审美特质,这和汪曾祺师从沈从文,仿效京派有直接关系。其次,探寻两人作品中的中西文化底蕴,不难发现两人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颇深。沈从文近道,赞美自然自在的人类,汪曾祺说沈从文常看《老子》、《庄子》,这使得作品整体呈现出静谧的氛围。此外,沈从文的创作中有种原始宗教意识,这源于湘西特殊的民族地域风情,那里有渊源的楚文化,沈从文的创作也带着一种近似膜拜的态度写苗民,那人性的极至便是神性。汪曾祺则更近儒,侠气十足。汪曾祺在《〈矮纸集〉代跋》和《薄桥集》的《自报家门》中都谈到“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更大一些”,特指“曾点式的儒家”。曾皙(点) 是孔子的学生,尤指孔子问学生志愿,曾点的回答“,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汪曾祺为这种顺乎自然,超功利的率性人生态度所倾倒。对外国文学作品营养的汲取使两人的创作呈现多元的风格。沈从文自述“较多地读过契诃夫、屠格涅夫作品”,汪曾祺“常读契诃夫,还看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如阿索林、伍尔芙,受了一些影响”[7]。所以说,作家形成最能契合自己内在气质的文体是多元化尝试的结果。两人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助于形成作品诗化的语言和古典绘画中留白的意境,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他们的小说往往达到一种和谐、圆融、静穆的意境。沈从文在军中曾做过陈渠珍手下的书记,陈渠珍收藏了很多古代的字画,沈从文负责记录,他在那时大量地接触了古典绘画。汪曾祺的古典文学素养也不凡,他喜欢宋人笔记和《世说新语》,而且在创作中也体现出了古代文体的神韵。他认为“作者不能什么都写尽了,要留出余地,让读者去捉摸,去思索,去补充。中国画讲究‘计白当黑’”。汪曾祺本人诗意更浓一些,无怪乎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从他的许多散文中可以看出,汪曾祺做诗,做得都是好诗,这点要比他的老师稍胜一些。再次,故土的水之韵。沈从文的沅水,汪曾祺的高邮湖,全都入了戏了。沈从文20岁前的生活大半和水有关,《从文自传》中不止一次提到,“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他小说中人物的性格,人物的语言,都和他船上的经历有关。如《柏子》、《丈夫》。汪曾祺的家乡是水乡,因此,他小说背景中更少不了水气。汪曾祺在《薄桥集》的《自报家门》中说,法国安妮·居里安女士说他很多小说里都有水。他作品中的人和事都带有点“泱泱的水气”。其实,抒情体小说从20世纪初就有作家尝试创作,如有点颓废感的郁达夫,禅道味的废名,沈从文的《边城》(1934)可说到了诗化小说的顶峰,无论是从文体的把握还是人物的塑造,这在当时左翼思潮的主流中可说是一个另类,它没有1933年《子夜》的时代内涵深。无论他在当时的评价是如何的,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却让我们在21世纪为之动容。应该说,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是无法抹灭的,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更是延承了这份宝贵的传统,在短篇小说的天地中尽显着他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抒情特质。参考文献:[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八)[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8-79.[2]傅光明.沈从文和萧乾:从师生到陌路[J].纵横:1999,(2):12-13.[3]凌　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上海:三联书店,1985:318.[4]吴小如.书廊信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5]汪曾祺.后记[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311.[6]王　路.沈从文———评说八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201.[7]汪曾祺.矮纸集代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