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语文《春末闲谈》学习要点

《春末闲谈》学习要点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1、了解鲁迅的概况。　　2、理清《春末闲谈》的结构和思想内容。　　3、弄懂课文的艺术特点。　　二、阅读步骤和内容　　了解作者的概况：　　1、姓名字号：原名周樟寿，字豫才，笔名鲁迅。　　2、籍贯：浙江绍兴县　　3、生卒：1881～1936年　　4、基本评价：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　　5、主要贡献：　　小说集：①《呐喊》②《彷徨》③《故事新编》　　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　　杂文集：　　(1)前期杂文集：①《热风》②《坟》③《华盖集》④《华盖集续编》⑥《而已集》　　(2)后期杂文集：①《三闲集》②《二心集》③《南腔北调集》④《伪自由书》⑤《准风月谈》⑥《花边文学》⑦《且介亭杂文》⑧《且介亭杂文二编》⑨《且介亭杂文末编》⑩《集外集》《集外集拾遗》 　　探讨课文思路，理清文章结构：　　全文共8个自然段，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1～3自然段)写对青虫之遭遇的国外与国内的两种不同认识。　　第二部分(第4～6自然段)古今中外治人者的治人之道，都不能达到使被统治者不思考自身的生存状态而陷入被奴役被控制的境地而不反抗的目的。第4自然段指出，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的黄金理想不能实现的原因是“麻痹术的不奏效”，并以可悲的铁证证之。同时顺带敲击中国现今的所谓“特殊知识阶级”的怪论。第5自然段分析比较细腰蜂之一螫之易达目的，揭露从古至今治人者的理想与其治术之间的内在矛盾，从根本上昭示了“圣经贤传法”、“研究室主义”、“律”、“论”、“特别发现”等的必然失败。第6自然段指出，国外治人者的“治人之道”失败于“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第三部分(第7～8自然段)故意从统治者的角度细诉造物主没有按统治者的意愿造人，辛辣地指出即使被治者没了头颅，也还是有“舞干戚”的刑天，统治者的梦想终究只能以失败告终。　　　　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如下：第一部分是文章的引子，也是照应文题的紧要之处，文章由春末天暖，而想到夏天，想到细腰蜂，形象地写出了中外对“细腰蜂”繁殖的不同看法，此部分真有闲谈之味；但第4自然段所忆的E君之愁，一下子就将细腰蜂的神奇毒针，与统治者的精神控制术衔接起来，文章立刻奇峰陡起，匪夷所思，步入正题。整个第二部分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全面而透彻地论述了所有治人者的精神控制术，都不能真正达到让被治者陷入被奴役被控制的境地而不反抗的目的；第三部分是最能反映作者行文风格与匕首力度的地方，作者以统治者的思维为出发点，循着统治者的理想目的，推求所得却极大地违背了统治者的心愿，这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者精神控制术的基石，宣告了统治者精神控制术的彻底破产，如此痛打落水狗，真是痛快淋漓之至。 　　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　　《春末闲谈》选自鲁迅1926年10月编辑的杂文集《坟》，写于1925年4月，虽然题目说是“闲谈”，但文章从论点的鲜明、论据的充分，到论证的严密，都足以说明它不是一篇普通的“杂感”，而是一篇具有高度理论性并符合文体要求的“论文”。在这篇致力于文化批判的杂文中，作者从揭露旧时统治者精神控制术的角度出发，认为“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一直把利用各种手段使人“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作为“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但“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即使“不准集会，不准开口”、“文章自灭”、甚至像刑天一样没有了头颅，却依旧“猛志固常在”。因此，他总结道，“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不管治人者的手法如何高明，被治者的反抗都会战斗不息，任何控制术都会失败。文章结构缜密，脉络清晰，又酣畅淋漓，激情澎湃，把高度的理论概括与生动的形象说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旁征博引，层层递进，说理清晰。　　文章从对细腰蜂繁殖方法的考证入手，分别列举了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关细腰蜂繁殖的两种说法，指明中国的老先生宁肯相信蜾赢捉螟蛉做继子的“趣谈”，也不愿科学观察。鲁迅这里说的就是直指中国一般文人对自然事物的态度：他们不想也不愿了解事物的真相，而且多习惯于把真相隐瞒，或称之为“异说”，宁愿相信各种虚幻不实却趣味有加的想像性、杜撰性的解释，并在这种解释中闭上眼睛，求得自我心灵的刹那满足。这就是中国文人常说的“情趣”。文章的第三自然段急转直下，指明科学是残忍的，虽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但科学是现实的真理，它教人“睁了眼看”，不再盲目地被自己、被别人、被不科学的理论所麻痹，即便是想要故意的麻痹，也是不得的了。 　　文章从第四自然段逐渐进入正题，爱罗先珂说的药品，即是精神控制术。统治者利用精神控制术，是为了达到使人甘心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的黄金世界这个理想。文章列举了古时治人者用儒学的“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等教化理论来蒙蔽人、控制人；当下的治人者的“特殊知识阶级”，用所谓“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等治人者惯用的手段来蒙蔽人、控制人。针对前者，文章先批驳精神控制术实施后一再陷入的两难境地，再用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证明精神控制术在实际操作中的破产；针对后者，文章则反讥“特殊知识阶级”创造了“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的新精神控制术或许会别开生面。　　文章第五自然段用“但”转折，毫不留情批驳新精神控制术不光如同古人那样陷入两难境地，最终破产，而且没有“轶出了前贤的范围”，只是重复前人的做法罢了。　　接着，第六自然段的讽刺意味就更明显了。本国的精神控制术不行了，“又要‘礼失而求诸野'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十分形象地揭露出，清末民初这个阶段中国统治者和保守的思想界，试图运用“洋为中用”、“中学为本，西学为体”这些看似洗心革面的理论来拯救濒死的旧制度、旧王国，来蒙蔽所有变法者、改革者的用心。但是，如同“洋为中用”、“中学为本，西学为体”这些理论不能阻止老大帝国的灭亡一样，虽然外国的不准集会、禁止言论自由等精神控制术都很有道理，“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俄罗斯帝国的历史再次证明，即使最专制最强大的统治者，也无法禁止人民的思想。人类只要有思想，就不会停止对奴役、压迫的反抗。古今中外所有的精神控制术，都不能达到让人不思考自身的生存状态而陷于被奴役被控制的境地而不反抗的目的，凡是试图用精神控制术去统治人的统治者，都走向了失败。 　　在一一列举古今中外统治者所使用精神控制术的种种形态之后，鲁迅杂文的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和颠覆力显现了出来。文章第七自然段用尽夸张和讽刺的笔墨，故意从统治者的角度细诉造物主没有按照统治者的需要造人，令他们为了维持统治不得不费尽心机。按此逻辑，第八自然段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将前面所有的论述推向高潮，造物主根据统治者的希望，造了像“刑天”一样没有了头颅却还活着的好国民——彻底将人之为人的肉体存在进行了颠覆。然而，即便将人造成刑天，刑天也还是拿了盾牌和斧头。有顽强不屈的刑天，“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显然，造物主是不存在的，文章从根本上对精神控制术进行了彻底否定，气势跌宕，层层深入，擒纵自如。最后，文章的结尾意味深远地指出，虽然历代统治者的精神控制术都没有奏效，“但有了太多的‘特殊知识阶级'的国民，也许有特在例外的希望；况且精神文明太高了之后，精神的头就会提前飞去，区区物质的头的有无也算不得什么难问题。”这些“特殊知识阶级”会得出文章第四自然段中列举的那些结论，证明他们深受精神控制术之害，很巧妙地实现了对“特殊知识阶级”的致命一击。鲁迅杂文的高度和深刻就在于此，不是简单地复述或演绎别人的说法，而是善于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用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广博的历史知识，去印证它，阐发它，批驳它，既形象、幽默、富于激情，又尖锐、强烈、富于杀伤力，有力地发挥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作用。　　弄懂课文的艺术特点　　讽刺是课文的重要特色，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直接指陈讽刺。　　例如课文“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蜾赢并驱争先”这一段，就直接指陈，直白地揭露和讽刺了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他们为了达到对人的精神控制，而想方设法、费心心机，但终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手段还不如细腰峰高明。　　2、运用反语来讽刺。 　　例如：“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这段文字运用了反语的讽刺手法。一是讽刺统治者希望人民群众没有头颅，不去思想，不去反抗。这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人是不可能没有头颅还能存活的。二是讽刺当时的统治者用制帽勋章等来拉开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以示自己与人民群众的不同。这种做法既愚蠢，又不能达到目的，还不如让人民群众像刑天一样，没有了头颅来区分来得方便。　　3、既用反语，又用仿词等手法来讽刺。　　例如课文“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这一段，反语和仿词两种手法都用了。从字面看来，鲁迅似乎在夸奖“遗老的圣经贤传法”高明，古今中外没有比之“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了，这些方法真的是好吗？它们虽各有不同，却都是历代统治阶级的精神控制术，它们对人的行为、语言、思想进行约束和控制，被统治阶级奉为经典，没有比它们更能代表统治阶级精神控制术的最高水平了。反语的作用，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论”中的法、主义、律、论是鲁迅讽刺精神控制术在旧中国已经成了系统的理论，它们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有法，有主义，有律，还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