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报任安书教案(鲁人版必修四）

4.9报任安书教案(鲁人版必修四）课题《报任安书》课型新授课时间教学目标1.了解《史记》的写作过程和成书原因，理解本文的背景与司马迁的遭遇。2.积累实词、虚词与句式。3.体会本文叙事、说理、抒情融于一炉的写法。4.体会文中表现出的作者身受极辱后忧愁幽思、激愤慷慨的情感。重点难点感受司马迁逆境中发愤的高尚人格，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生死观。教学方式方法1、加强诵读，因为诵读是对语言的最直接感知，是品味语言、理解课文思想内容的最好手段。2、本文的自学要求：①注意生字的读音；②注意古今异义的词；③归纳多义词的词义及词类活用的现象；④归纳通假字；⑤注意文言句式3、通过阅读文章品味司马迁受辱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明白司马迁的生命不再是他自己的，而是《史记》的生命了。课时安排教学安排3课时。 教学过程主  要  内  容  【课前预习】一、导入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历程，可以用“悲壮”二字来概括。我们要认识司马迁。了解他的曲折丰富的思想感情，了解他的忍辱负重的生命历程，并进而读懂《史记》，读懂中国的历史，《报任安书》是不可不读的。因为这是司马迁用自己的笔蘸着自己的血泪写下的，通过它，我们可以走进司马迁的内心世界。二、研读课文1、 结合资料，简介史记与司马迁。2、 对照注释和翻译，理解文意，整理字词。 3、讨论预习思考题（1）预设问题①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受到了哪些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司马迁受宫刑后的感受是什么？②司马迁在遭受奇耻大辱后为什么仍“苟活于世”？③司马迁为什么要“隐忍苟活”，以“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决心，发愤著书？其行为的动机是什么？（2）阅读过后，你提出了什么新问题？参考答案：①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受到了哪些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司马迁受宫刑后的感受是什么？明确：肉体上的摧残：司马迁下狱之后受尽酷刑，“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直至受宫刑。精神上也受到残酷的迫害，“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毁谤耻笑接踵而来。在这种可怕的舆论压力下，他直至没有面目再上父母的丘墓，“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②司马迁在遭受奇耻大辱后为什么仍“苟活于世”？A、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更为世俗所轻，死了毫无价值。B、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不自杀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让“文采表于后世”。C若要自杀应在受辱之前。古代圣贤，虽然身处逆境，但并不因此而消沉，而是努力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作者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激励，表现了司马迁那种坚强的意志，顽强奋斗的精神。 ③以“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决心，发愤著书的动机是什么？  A．继承父志。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父亲临终授命，让他完成修史之重任，他想到死去的父亲遗命，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于是决定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  B．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司马迁热情歌颂了这些古代圣贤，他们虽然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但并不因此而消沉，而是努力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作者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激励，表现了司马迁那种坚强的意志，顽强奋斗的精神。 C．明圣盛德。司马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以及前的历史作个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这是润色鸿业自觉举动。 二、文本研习。1、层次结构：课文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说明复信之由。第二部分（第2-3自然段）：陈述自己遭极辱而不自杀之事由。第三部分（第4-5自然段）：进一步说明隐忍苟活是为了完成《史记》。第四部分（第6自然段）：抒写痛辱愤郁之心情，再点复信之意（言无从“推贤进士”之苦衷）。三、问题探讨 1、《报任安书》一文中反映的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或生死观是什么?人生价值观：人生不能平平庸庸地生活一辈子，要有所成就，哪怕是身体受到残害，尊严受到侮辱也要做出一番可以后传的事迹来。（原文：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是第3段最后一句话）（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第5段中间的话）   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第2段中原话）说明司马迁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是看的开的，是蔑视生死的人，但他有怕死，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死，还有一项重大的事没完成，即《史记》未完成，所以他还不想死。司马迁的感情是复杂的，悲痛、沉郁、慷慨激烈的交织。要想很好的理解他，就要品味他受辱后隐忍苟活的原因。    2、对“不朽”的理解：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不朽。”     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国大夫叔孙豹与晋国大夫范宣子进行了一次对话。范宣子问：“古人所说的‘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叔孙豹回答说：“最高的层次是‘立德’（即具有高尚美好的操行，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爱戴），其次是‘立功’（即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建功立业），再次是‘立言’（即在思想修养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并给民众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在思想的传播上有巨大作用）。这三种行为虽经历较长时间而不废弃，所以称作不朽。”   司马迁接受了孔子以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李陵之祸”打破了他实现政治抱负的梦想，他以先贤为榜样，强调通过立言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他提出“人固有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表明“忍辱立名”的荣辱观，以圣贤的教导和事迹激励自己，身处逆境奋斗不止，珍爱自己的生命，通过奋斗来创造价值。这是对传统生死观和荣辱观的继承和突破，塑造了逆境困厄中奋斗不止的民族性格和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3、古人一直崇尚秉笔直书的“良史”精神，主张史书要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唐代刘知几《史通》）。但司马迁却列举大量史实，说明“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种“愤而著书”的思想是否有违“良史”精神？应该怎样看待司马迁“愤而著书”的思想？   参考：司马迁所谓的“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这是一种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的状态，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愤”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同时也显示了穷且益坚的意志，由于它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这里的“愤”，又是创作的心理动力，由于“愤”是因创作主体强烈的愿望受压抑而产生，所以它表现出来的情感也就相当强烈，以这样的“愤”作为创作动力，其作品往往也会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能够“发愤”者往往是精神生命的强者，在逆境中他们人格高尚，意志坚定，与恶势力的碰撞使得那种“愤”往往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蕴含着积极进步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正义精神。这样的作品也往往能成为作家的生命写照并具有感发意志的艺术魅力。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四、活动体验中国有句俗语，“士可杀，不可辱”。可是司马迁却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你是怎样看待生命以及生命的真正价值的？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礼记·儒行》【译文】“儒者可以亲近而不可威胁，可以接近而不可逼迫，可以杀害而不可侮辱。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奢侈，饮食不丰美。对他们的过失可以委婉地批评，却不可当面指责。他们的刚毅就是如此。”生命只有一次，它是宇宙间最宝贵的，最值得珍惜的。生命既是脆弱的，也是坚强的；生命既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希望。生命中那些成功与失败，荣誉与屈辱，高尚与卑下，纯真与芜杂，都是一本内容不同的书，或者是一幅风格迥异的画。生命值得我们像司马迁那样的深刻地审视和真切地感悟，生命值得我们好好地欣赏和敬畏。课后广泛收集有关“生命”的事例，积累写作素材！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孔子杀身成仁，以死明志的精神事例：不肯降汉，率五百徒众避居海岛，终至自杀的田横及跟随他的五百义士；南宋末年抗击元军，兵败被俘后拒绝投降被处死的文天祥；明末苏州市民反抗阉党斗争中激于义理而死的五人。 忍辱负重，以生践志的精神事例：忍受“胯下之辱”的韩信；甘愿给吴王夫差当仆役，卧薪尝胆，矢志复国的越王勾践；敢于冒生命危险斥责秦王却不愿与廉颇发生冲突伤害国家元气的蔺相如…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而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陈胜起义前“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宣言“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 资料链接：（1）作者简介司马迁(前14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写作背景：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给朋友任安的一封复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对此稍作解释），被捕下狱，惨遭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看，这是宫中的机要职务，实际上却是以一个宦者的身份在内廷侍候，为一般士大夫所鄙视。在这期间，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出于以往的沉痛教训和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司马迁觉得实在难以按任安的话去做，所以一直没有复信。后来，任安以重罪入狱，司马迁担心任安一旦被处死，就会永远失去给他回信的机会，使他抱憾终生，同时自己也无法向老朋友一抒胸中的积愤，于是写下了这篇《报任安书》。李陵之祸将军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深受汉武帝的喜爱，授骑都尉职。公元前99年，匈奴单于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汉朝主帅李广利被围在两狼山，派人回朝求救。汉武帝派李陵率五千步兵策应主帅李广利夹击匈奴。李陵率军前往，李广利被救出两狼山。南还时，李陵断后，将至燕门关外，不料遭遇三万匈奴骑兵围堵。李陵部下管敢投降匈奴，招供出李陵孤军无援，且已弹尽粮绝的内情。李陵不由得下马投降匈奴，流泪道：“全军覆没，还有何面目去见汉武帝？只能日后见机立功吧！” 司马迁替李陵辩解：“李将军以五千步兵，昼夜兼程，不顾疲劳，连夜偷袭敌营，救出主帅李广利，已完成皇上所交给的任务，应有大功一件，回兵时陷入敌兵重围，以五千步兵，剿灭万余匈奴骑兵，对得起天下人了。如果不是孤军奋战，弹尽粮绝，李将军绝不会投降的。再有，李将军未必会真降，或许日后会找机会，报答皇恩。”   过了很久，汉武帝才对自己当初让李陵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的决定感到十分后悔，他说道：“我本应该在李陵率军出征时，再安排强弩将军路博德前去接应；而我却预先就颁布了诏书，结果使老将路博德心生奸诈，不肯前去接应李陵。”于是便派使臣对侥幸逃脱回来的李陵余部进行慰劳犒赏。      当时汉武帝派公孙敖率军深入到匈奴的腹地去迎接李陵，结果公孙敖无功而返，因此上奏诬陷李陵道：“据抓获的匈奴俘虏称，李陵在匈奴教单于制造兵器，用以抵御汉军，所以我一无所获。”汉武帝于是下令将李陵的家人全部诛灭。后来才听说，这是投降匈奴的汉朝将领李绪的所作所为，跟李陵无关。李陵随即派人刺杀了李绪。匈奴单于的母亲大阏氏为此要杀李陵，单于慌忙将他藏到了北方，等到大阏氏死后，李陵才又被迎回了王庭。单于后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陵，还封他为右校王，与卫律受到同等的尊重，并手握权力。卫律经常在单于的左右效劳，而李陵则常年居于外地，有大事的时候才会到王庭协商。      霍光、上官桀素来和李陵交往深厚，所以特地派李陵的老朋友陇西人任立政等三人一起前往匈奴游说李陵回国。李陵对他们说道：“回去不难，但是大丈夫不能受两次侮辱！”随后便老死在匈奴。   任安，字少卿，汉武帝时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任安下狱武帝时，卫子夫所生赵据被立为太子。大臣江充与太子曾有过节，恐太子即位，于已不利，于是设计害之。当卫皇后色衰失宠时，宫中正好出现巫蛊事件，武帝穷究，死人甚多。江充乘机向武帝报告说：在太子宫中发现桐偶人，是太子诅咒武帝早死的证据。太子受到陷害，又气又怕，惶急之中，决定私下发兵，捕杀了江充，并宣言江充造反。丞相却以为是太子造反，也起兵抵御，于是长安城中大动刀兵。仓皇之中，太子逃出城外。武帝以为太子造反，闻报震怒，首先追查放走太子者的责任。当太子起兵时，任安为北军使者，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授与符节，令其发兵肋已。任安心知太子并非造反，但擅自发兵也于法不合，故拜受符节而入，却闭门不出。即不助太子，也不助丞相。武帝知道后，只说这个任安是故意装糊涂，此事便也不再深究。没有多时，任安责打手下一小吏，小吏怀恨在心，遂上书诬陷任安，说太子向任安要兵时，曾说过：“幸有任安这个难得的心腹”之言。武帝见报，大怒道：这个任安，真正老奸巨滑，见双方起兵，欲坐观成败，有不忠之心。于是将任安下狱问罪。太子逃走不久，便被发现，自经而死。后来武帝查明真象，方知太子为江充陷害，含冤而死。自己痛失爱子，悲愤交加，于是族灭江充之家。正如后人所评，太子与武帝是骨肉之亲，这次兵变，乃是有人挑拨，作为人臣，当此局面，极为难处。任安所为，实无过错。  （2）《史记》简介《史记》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既开创了中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中国的传记文学。它记叙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计三千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03篇，五十多万字。《史记》既是历史的“实录”，同时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作者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言行来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再次它的叙事简明生动，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而且司马迁极少用排比铺张的骈文，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的语言风格。（3）前人对《史记》的评价 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南宋史学家　郑樵　粗粗卤卤，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觉其奇肆，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至此一大变，卓为百代伟作。           ——明·孙月峰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        ——明·孙执升　 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                   --鲁迅　　   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                             --毛泽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但此书的真正意义不在史而在文。司马迁说："诟莫大于宫刑"。他满腔孤愤，发而为文，遂成《史记》。时至今日，不可一世的汉武帝，只留得"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而《史记》则"光芒万丈长"。历史最是无情的。                            --著名学者　季羡林　　    我国的第一部"正史"    司马迁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政权稳固，学术文化空前繁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因此，按照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编写一部历史著作，已成为时代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继承父志，承担起撰写《史记》的重任。他２０岁时，曾不畏艰险，出游祖国的大江南北，沿途考察了许多名胜古迹，访问了大量的历史遗事，为以后编写《史记》积累了众多的第一手资料。汉武帝征和二年（前９１年）前后，司马迁终于写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３０００年的历史。全书共１３０篇，５２万多字，成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淮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4）体裁解说  “书”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就是“书信”的意思。古人写信，多有题目，说明是写给谁的信，信题多为：“报……书”“答……书”“与……书”“上……书”“寄……书”等，例如《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与朱元思书》（吴均）、《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