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南高级中学老徐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除这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报任安书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生活在西汉武帝时代,前后曾为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司马迁写出《史记》这部历史文学巨著的原因是:家学渊源,继承父业。广泛浏览,实地考察。下狱受刑,发愤著书。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它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力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又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初年三千年的历史。分10表、8书、12本纪,30世家,72列传,共130篇。本纪、世家、列传用于记述人物事迹,书用于说明各种制度的发展变化,表用于显示史事的脉络,奠定了后世写史的体例。
《史记》有很高史学价值。班固称赞这部书说:“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意思是它高度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不仅如此,其中《陈涉世家》肯定了陈涉起义的作用;《河渠书》《平准书》《货殖列传》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记叙了少数民族的活动,这些都是本书的优点。《史记》又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书中对部分历史人物的叙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书”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就是“书信”的意思。古人写信,多有题目,说明是写给谁的信,信题多为“报……书”“答……书”“与……书”“上……书”“寄……书”等例如《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与朱元思书》(吴均)、《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
背景介绍本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来,任安以重罪入狱,司马迁担心任安一旦被处死,就会永远失去给他回信的机会,使他抱憾终生,同时自己也无法向老朋友一抒胸中的积愤,于是写下了这篇《报任安书》。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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曩者阙然倡优所畜蝼蚁槛阱圜墙强颜衣赭缧绁倜傥膑脚愠色戮垢剌谬通假字:诎,同“屈”;关,同“贯”,戴上;枪,同“抢”,撞击;罔,同“网”,法网;摩,同“磨”,磨灭;底,同“抵”;失,同“佚”,散失;责,同“债”;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引出任安来信内容,再就迟复表示歉意,说明复信是要为自己无法“推贤进士”“略陈固陋”。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自己有什么气节。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承上启下,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大之辱。
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
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列举历史上九个“身至王侯将相”的著名人物为例,说明一旦“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也不得不受尽屈辱这一古今一样的道理。
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说明自己没有“早自裁绳墨之外”,已受凌辱,无节气可言,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
问题探讨:第2段与无法“推贤进士”有何关系?下狱受刑,是作者一生中最惨痛的打击,侧面说明帝王的刻薄寡恩;加之原本就低贱的地位,这就交代了自己不能完成任安期望的“推贤进士”的任务的原因。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人之常情没有不贪恋生存、厌恶死亡、顾念父母妻儿的,至于为义理所激励的人就不是这样,那是因为他们有不得已的地方。如今我不幸父母早亡,又没有同胞兄弟,孤身一人活在世上,您看我对妻儿们的态度又怎样呢?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况且勇敢的人不必以死殉节,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哪里不能勉励自己呢!我虽然怯懦,想苟且偷生,但也还能识别取舍的界限,怎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的侮辱中呢!就是奴婢尚且能下决心自杀,更何况像我这种处于不得已境地的人呢!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我忍辱偷生,被囚禁在污秽的牢房里不肯去死的原因,是遗憾自己的心愿尚未实现,如果平平庸庸的死了,我的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直接表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不为父母妻子让文采流传后世不是因为缺乏勇气
第二部分(第2、3自然段)阐述作者的荣辱观和生死观,逐步说明了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自古以来,富贵而名声埋没不传的人,是无法都记载下来的,只有卓越不凡的特殊人物能够名扬后世。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孔子屡受困厄而写成《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才著成《国语》;孙子被砍断双脚,编撰出《兵法》;吕不韦贬官迁徙到蜀地,世上传出了《吕氏春秋》;韩非被秦国囚禁,写出了《说难》、《孤愤》等文章;《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圣贤为抒发忧愤而创作出来的。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些人都是心中忧郁苦闷,不能实现他的理想,所以追述以往的史事,使后来的人思。至于左丘明失去双目,孙子砍断双脚,最终不可能被任用,便退而著书立说,以此来宣泄他们的郁愤,想留下文章流传显名于后世。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受辱后“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终于成功相信自己也能成功进一步表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私下里不自量力,近年来,投身在无用的文辞之中,收集天下散失的史籍与传闻,考证前代人物的事迹,考察他们成败兴衰的道理,上自黄帝轩辕,下至当今,写成了十表、本纪十二篇、书八章、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计一百三十篇。也是想借此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有独特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成就自己独到的言论)。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草稿尚未完成,正好遭到这场灾祸,我痛惜此书没有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露出怨怒之色。我果真确实能著成此书,就要把它珍藏在名山之中,把它传给志同道合的人,让它在通都大邑之间流传。那么,我就可以偿还从前受辱所欠的债了,即使被侮辱上一万次,难道会后悔吗!然而我这番苦心只能对智者讲,很难对俗人说呀!
第五段:创作《史记》的目的和《史记》的内容、体例。第四五段文字上的联系是什么?内容上似与“推贤进士”无关,为什么要这样写?第4段写古代“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处困,退而著书,“思垂空文以自见”。第5段写仿效古之贤人,“就极刑而无愠色”,著《史记》以“偿前辱之责”。第4段的人物是第5段中自己的榜样和力量,两段共同交代了自己忍辱负重的原因。首先上段已经叙述了自己所受的极辱,自然会让人想到他何以能“苟活”,在第5段对此作了回答,是因为《史记》“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再者,任安是作者的好友,对好友(也只能对好友)倾吐个人情怀是极为正常的,所以作者说“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第三部分(第4、5自然段)说明著成《史记》,可偿前辱之债。“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遇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
第四部分(第6自然段)再次倾诉自己遭受酷刑后产生的深不可灭的耻辱感,答复任安的问题。
司马迁在遭受奇耻大辱后为什么仍“苟活于世”?A、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B、“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草创未就”“惜其不成”司马迁之所以忍受着屈辱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C、“盖文王拘而演《周易》……《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热情歌颂了这些古代圣贤,他们虽然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但并不因此而消沉,而是努力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作者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激励,表现了司马迁那种坚强的意志,顽强奋斗的精神。
此文大意是讲“刑余之人”难以“推贤进士”,唯有隐忍苟活,著书以偿前辱之债。复信目的:对任安“推贤进士”的期望“略陈固陋”。(第1段)复信内容:①地位低下(主上所戏弄,流俗之所轻),身遭极辱,不能胜任。(第2、3段)②效古之贤人忍辱负重,退而著书,“思垂空文以自见”。(第4、5段)③再次表现自己无可比拟的忧愤处境,点明自己有负嘱托的原因。(第6段)
理至:文章叙事议论条理清楚,环环紧扣,层层深入。作者议论的基本思路:①受辱——引决(士人应持的态度);②受辱——隐忍——完成伟大的事业(高尚的士人,如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等);③“我”(司马迁)受辱——学习前贤,选择隐忍——为了完成巨著《史记》。
“情切”:情感跌宕起伏,奔放而曲折。全文情感真切,有时奔放激荡,豪情满怀;有时又回肠荡气,如泣如诉。第二段写受辱的痛苦时,说自己伏法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这抒发了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之情;写自己选择忍受侮辱时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这里表现了他受辱的痛苦,悲切郁闷之情,溢于言表。第五段写出他为了完成伟大的巨著《史记》,“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则又表现他豪迈激荡的情感。第六段再一次回想自己受辱的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又好像看到他悲痛欲绝,如泣如诉的表情。
“如山之出云,如水之奔壑,千态万状,变化于自然,由其气之盛也。”(清•方苞)
集评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陵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陵废。”——清·包世臣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忧思,则又直与《离骚》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对垒。文情至此极矣。——吴楚材《古文观止》评
司马迁在此信中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了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了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信中还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司马迁所忍受的屈辱和耻笑,绝非常人所能想象。但他有一条非常坚定的信念,死要死得有价值,要“重于泰山”,所以,不完成《史记》的写作,绝不能轻易去死,即使一时被人误解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他在“肠一日而九回”的痛苦挣扎中顽强地活了下来,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完成了他的大业。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留给后世的唯一书信。正是他将峻洁的人品、伟大的精神自现于后世的力作。司马迁在信中结尾处断言:“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他的期望没有落空:如果说五十六万余字的辉煌巨著《史记》,是他留下的一座耸入云霄的巍峨大厦的话,那么,《报任安书》则为他在这座大厦前,留下了一座崇高的汉白玉雕像,在它的底座上铭刻着六个大字:“述往事,思来者”——而高高屹立的他,则正以身处黑暗时代的悲愤、正直,而又“桀骜不驯”的深沉目光,注视着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