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报任安书学案4（鲁人版必修4）

4.9报任安书学案4（鲁人版必修4）自主预习篇涉　　江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弛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赏析＞《涉江》着重记述了诗人被放逐的历程和心情。从诗中，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诗人这次被放逐的地区和所行的路线。从具体的描写中，可以看到诗人所到达的流放地区十分僻远、荒凉。作者的处境十分悲惨。但作品所表现出的矢志不渝、坚持理想的精神感人肺腑，动人心魄。《涉江》真实地反映了诗人被放逐的经历，处境和悲愤苦闷的情怀。诗人所抒发的感情，或为对高远理想的向往与憧憬，或因对理想的无法实现而悲愤，或对郢都的眷恋，或因独处深山而感叹哀伤，或为引古代志士忠臣以自况，或为对奸佞小人的谴责，或为对坚持正道的严正申明，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感情，具有感人肺腑【文本链接】1.走近作者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2.背景资料《报任安书》是司马迁任中书令时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信，见于《汉书•司马迁传》及《文选》卷四十一。任安，字少卿，西汉荥阳人。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前91）朝中发生巫蛊案，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与丞相（刘屈髦）军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任安入狱后曾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前，司马迁才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在这封信中，司马迁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叙述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和生死观。所以，这封信是一篇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生活、思想的重要文章。【基础知识积累】1.字音头抢地（qiāng）伏法受诛（zhū）暴肌肤（pù）鞭（chuí）圜墙（yuán）占卜（bǔ）囹圄（wǔ）槛（jiàn）缧绁（léi）愠色（yùn）倜傥（tìtǎng）2.通假字古者富贵而名摩灭（摩=磨）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底=抵）思垂空文以自见（见=现）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矢=佚）则补偿前辱之责（责=债）3.古今异义意气勤勤恳恳（意气：心意，情意//意志和气概）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孤立：孤单无助//不相互联系）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妻子：妻子和儿女//丈夫的配偶）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非常：不平常//副词“很”）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发泄愤懑//决心努力）下流多谤议（下流：指处于卑贱的地位//卑鄙龌龊）恨私心有所不尽（私心：自己的志愿//为自己打算的念头）4.词类活用①曩者辱赐书（辱：使动用法，使……受到耻辱）②请略陈固陋（固陋：形容词做名词，固塞鄙陋的意见）③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表：名词做动词，显露，留传） 5.一词多义①虽仆虽怯懦（虽然）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即使）②而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表转折）盖文王拘而演《周易》（表修饰）退而论书策（表承接）③以　思垂空文以自见（表目的连词，来）欲以究天人之际（介词，用）仆以口语遭此祸（介词，因为）④就　亦颇识去就之分矣（动词就义）草创未就（动词，完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动词，承受）⑤道　不得通其道（名词，主张，思想）然此可为智者道（动词，说）伐无道，诛暴秦（名词，道义，道理）6.文言句式①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于：表被动，被动句）②盖文王拘而演《周易》（拘：被拘禁）③厄//放逐//膑脚//修列//迁蜀//囚秦（表被动，被动句）④囚秦（囚于秦：省略句）⑤仆以口语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被动句，为……所）⑥教以慎于接物（于：在。介词结构的状语后置，于接物慎，在与人交往的方面要谨慎）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省略句，省略介词“于”，即“之于”）合作探究篇【课文内容透析】1.脉络梳理复信目的：对任安“推贤进士”的期望“略陈固陋”。复信内容：①地位低下，身遭极辱，不能胜任。②效古之贤人忍辱负重，退而著书。③无可比拟的忧愤处境。2.主旨感悟本文是了解司马迁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文献。作者借给任安回信的机会，阐明自己受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感情复杂，悲痛、沉郁与慷慨激烈交织。3.写法点击 中国古代散文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宝库，其精神营养价值之大，令其他文体望尘莫及。在这些散文之中，以情感人，催人泪下，具有强大感染力的首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是一篇用血泪写成的至情之文，一字一滴泪，一句一滴血，句句慷慨激越，段段唏嘘欲绝，它是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血泪控诉，是不屈不挠者对黑暗社会声讨的檄文，是伟大的民族精英在身残处秽中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宣言。⑴本文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艺术感染力呢?当然与司马迁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一个“情”字。这个“情”不是痴男怨女的恋情，但比男女恋情更加凄婉；这个情不是侍父养母孝敬之情，但比孝敬之情还要纯真；这个情也不是忠君效国之情，却比忠君效国更加高尚。这个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是人类最神圣最具有代表性的生命之情。全文情感真切，有时奔放激荡，豪情满怀；有时又回肠荡气，如泣如诉。第一段写受辱的痛苦时，说自己伏法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这抒发了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之情；写自己选择忍受侮辱时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这里表现了他受辱的痛苦，悲切郁闷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写出他为了完成伟大的巨著《史记》，“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则又表现他豪迈激荡的情感。第三段再一次回想自己受辱的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又好像看到他悲痛欲绝，如泣如诉的表情。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那是一个把人当作畜生的时代。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话，便横遭暴行，惨受宫刑。昨天还是国家大臣，今天便被阉割，毫无尊严可讲。宫刑之后的司马迁，精神上的打击异常沉重，忍辱负重，苟且偷生，饱尝了死亡一样的人生况味。当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再在乎尊严的时候，当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过着一种耻辱生活的时候，他还要为人类著书立说，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凄惨又多么悲壮的行为啊!什么叫知识分子?有人说，那些为了人类的进步，在黑暗中挣扎，不畏惧任何权势，哪怕是死亡的威胁，哪怕是精神的摧残，哪怕是人格的剥夺，都义无反顾的人，才叫知识分子。他是人间真理和正义的化身，他把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看作生命的本体，他把传播这种意志和精神作为责无旁贷的义务。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中国杰出的文人，像屈原、苏轼、李贽、谭嗣同、鲁迅等等，都是这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还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这正应了他在《报任安书》中的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他看透了这个社会。“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读者至此，能不唏嘘?本文是书信体。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本文写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本文写了作者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在常人无法想像的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写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所有这些，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本文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对汉武帝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全文无一处盛赞之语，处处是怨尤愤懑。“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这些语言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控诉。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情感表达十分流畅自然，文章情感忽而悲切，忽而豪壮，忽而又痛不欲生。这正如后人评价这篇散文时说，它“如山之出云，如水之奔壑，千态万状，变化于自然，由其气之盛也”。⑵叙事议论条理清楚，环环紧扣，层层深入。作者议论的基本路径是：①受辱——引决（士人应持的态度）；②受辱——隐忍——完成伟大的事业（高尚的士人，如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等）；③“我”（司马迁）受辱——学习前贤，选择隐忍——为了完成巨著《史记》。这说明，对待受辱，引决不是唯一的处理方法，那要从生命的价值来认识，从“义”的深层意义去理解。作者一方面说要学习前贤，有忍辱负重的精神；一方面说如果自己受辱就去死的话，则不能完成著述《史记》的任务，一个人死的窝窝囊囊，无所作为，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也就“轻于鸿毛”了。这个道理讲得清楚明白，环环紧扣，层层深入。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不应该为“义”去死，而是从长远的意义上理解这个“义”的含义。 4.重难点解惑⑴结构层次全文共分4段。第1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第3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1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2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第4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名师引领探索】向司马迁提出的那种“发愤著书”的精神学习。在《报任少卿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集中表现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将这一段话写了进去，可见司马迁对这一段话的重视。正是在这种“述往事，思来者”的思想指导下，司马迁广采历史旧闻，考其成败兴废之理，“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于完成了《史记》这一伟大著作。两千多年来，司马迁所提出的这个“发愤著书”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钱钟书先生在其所著《管锥编》第三册中，曾引述了从汉至清的许多人在这方面的论述，然后指出：此间虽也曾偶然有人出来唱反调，“然犹一齐之傅，无以易众楚之咻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钱先生又指出：“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联系到《史记》的写作，他还指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司马迁之能写出《史记》，自然也就是他之所谓“郁结”“发愤”的结果。杜甫诗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发愤著书”应该说是一条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许多生平坎坷的作家所无法逃避的残酷的规律。司马迁由于在李陵事件中为李陵说了一些辩护的话，从而遭到了可耻的腐刑，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并没有停止在愤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他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成功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功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原因所在。鲁迅有一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司马迁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大书“长歌当哭”吗？很难想像，如果司马迁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继之以理智的思考，而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兼历史家。晚清的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指出：“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刘鹗综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将《离骚》以来的一些诗词、散文、传记、绘画、戏曲和小说都说成是由“灵性”产生的“际遇之顺逆不与焉”的“哭泣”之作，显然是有片面性的，因为人的感情的变化，环境和遭遇起很大的作用；但他看到了感情的因素在文学创作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把《史记》看作是“太史公之哭泣”，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有一定的合理因素。除此之外，如再能估计到人的理智的因素在文学创作中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看法就会是全面的了。司马迁在提出他的“发愤著书”的思想时，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他的这个主张包含着感情和理智两种因素在内，但从他提到的那些“发愤著书”的例子来看，实际上是包含着这两种因素的，特别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有着大量的带着激情和理智的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描绘和分析，这说明他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在将他所提出的“发愤著书”思想付诸实施时，是将感情和理智的因素并重的。我想，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今天的一切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和文化科学工作者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值得我们向司马迁学习。【类文欣赏】答司马谏议书〔宋〕王安石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导读＞《答司马谏议书》作于熙宁三年（１０７０），为作者答复司马光的复信。缘起于作者于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任为宰相，推行新法，受到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当时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写了一封长达３３００余字的信给作者，抨击新政，不遗余力。作者撰此文答复。在文中作者辩明侵害、生事、征利、拒谏、致怨五事，并对士大夫不恤国事，苟且偷安，墨守成规的思想表示不满。全文简明严整，措辞委婉而有骨力，不卑不亢，尤见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