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世家》研究

《史记・孔子世家》研究姓名：邓莹导师：力之教授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方向：历代文学典籍年级：2005级中文提要本论文力图从宏观上把握汉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从微观上切入具体的问题，对司马迁入孔子于“世家”做简要探讨，并对《史记・孔子世家》进行研究，以文献考辨为基础，重新审查丰富而完整的传世文献，对《史记》“世家”的含义、司马迁何以入孔子于“世家”等重要的问题，提出自己新的看法；对《孔子世家》的史料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辨析。论文第一部分论述《史记》将孔子列为世家的原因。一是“世家”的定义与“世家”本身存在矛盾；司马迁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史记》，是书分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体，统览历史事件，极生动地描绘了历史人物的活动。然司马迁并没有对“世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后人对此各有说法，但大都不出王侯贵族，传代家世之意。而孔子作为一介布衣入选“世家”，历来颇多异议。然无论是后世注家及相关学者之说，还是司马迁本人之说，其“世家”与《史记》“世家”本身均存在矛盾；登孔子于“世家”，既因其在“当代”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同时凸显了司马迁对这一重视的认同。二是孔子和儒家在当下的地位。这里，笔者考察了孔子及儒学在先秦与汉代之始建到武帝时的历史地位。战国时，孔子和儒学的地位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但自秦朝“焚书坑儒”事件之后，儒家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原来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孔子在当时的地位明显下降，儒生的境况也急转直下。然这几乎是所有学派的共同遭遇，不独儒家如此。况且，秦朝的迅速崩溃，使儒学的东山再起出现了转机。汉初虽然由于统治需要而采用黄老思想，但儒学也在积蓄力量，不断发展，逐渐复兴起来，成为汉代显学。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得到大重的是自孝武初立始。不仅如此，武帝虽“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其还“好刑名”而“不专重儒”。概言之，就客观条件说，孔子仅有进“世家”之可能，而不存在非进不可的前提。三是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首先是《史记》对孔子及其言论的记载和评价，司马迁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把一介布衣孔子列入“世家”，并且另作《仲尼弟子列传》及《儒林列传》与之相表里，又在《孔子世家》中推许孔子为“至圣”。《史记》一书中提到孔子的有近三百处，引用孔子言论近一百处。司马迁对孔子之崇敬于斯可见一斑。其次，是孔子精神对司马迁的影响。孔子的人格对司马迁影响很大。此外，司马迁对孔子史学思想的推崇，深受到了其父司马谈和其师董仲舒的影响，司马迁推崇孔子，并把自己写作《史记》比作孔子作《春秋》，《史记》的撰著，深受孔子的治史态度和的修史方法的影响。因此，从客观方面看，在文化思想史上，孔子有着崇高的地位，从主观方面看，司马I 迁对有史以来的史学家、思想家，最为推崇的就是孔子，孔子是其心目中是“至圣”，这就是司马迁入孔子于“世家”的原因。论文第二部分，是对《孔子世家》史料源流进行考辨。本章意图在于，在前贤时彦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世家》文本，揭示其史料来源及流传，探求史迁修史观念及其何以对孔子有那么高的评价。《孔子世家》是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关于孔子的第一篇完整个人传记，然而，在《史记》之前，诸多文献典籍中关于孔子的记载并不少见。《孔子世家》为司马迁采《左传》《公羊》《国语》《礼记》《论语》《韩诗外传》《墨子》《庄子》《荀子》《晏子春秋》《吕览》等书熔铸而成。其后《说苑》《白虎通义》《论衡》《孔子家语》《孔丛子》又颇因其说。因之，《孔子世家》对于研究孔子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值得我们下大力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史料源流；研究II TheStudyonthe"Confuciusfamily"inRecordsoftheHistorianAuthor:Deng-YingAdvisor:Li-ZhiMajor:ChineseclassicaldocumentsDirection:AncientliteraryclassicsGrade:2005AbstrctThispaperseekstograspthemacrofromtheideologicalandculturalbackgroundoftheHanDynasty,fromthemicro-Cutonspecificissues,SimaQianofConfuciusinthe"family"abriefdiscussionandthe"HistoricalRecordsofConfuciusfamily"studytodocumentStudyForthefoundation,richandfullre-examinationoftheliteraturehandeddownto"HistoricalRecords"and"family"ofthemeaningofConfuciusinSimaQian'swhythe"family"andotherimportantissues,putforwarditsownnewviewofthe"Confuciusfamily,"thehistoricaloriginsAnalysisofameticulous.Papersonthefirstpartofthe"HistoricalRecords"asConfuciusfamilyreasons.Thefirstis"family"andthedefinitionof"family"inherentcontradictions;SimaQian'sfirsttofigureasthecenterofthedisciplineofhistory-book"HistoricalRecords",thebookistheJI,books,tables,family,Biographiesofthefive,theCommissiontabledinhistoricalevents,veryVividlydepictstheactivitiesofhistoricalfigures.However,SimaQianandnotthe"family"acleardefinition,sothatfuturegenerationshavethis,butmostcannotWanghouaristocracy,passageoftheFamilyHistoryItaly.ConfuciusasJieBuyiandselected"family"hasalwaysbeenalotofobjections.However,boththefamilyforgenerationsNotesandrelatedscholarssaid,IstillSimaQiansaid,their"family"and"HistoricalRecords"and"family"thereareacontradictioninitself;boardofConfuciusinthe"family",bothbecauseofthe"Contemporary"byAhighdegreeofattention,SimaQianalsohighlightedtheimportanceofthisrecognition.Second,ConfuciusandConfucianisminthepresentposition.Here,theauthorofthestudyofConfuciusandConfucianisminthepre-QinandHanDynastyEmperorWuwasbuilttothehistoricalstatus.WarringStatesPeriod,ConfuciusandConfucianismhasbeeninthepositionoftherisingtrend.However,sincetheQinDynasty"Fenshukengru"incident,Confucianismtoalargeextentontheoriginallostinthepoliticalarenastatus.Confuciusatthetimeofthestatusdecreasedsignificantly,scholarsalsocametothesituation.However,almostalltheschool'scommonexperiences,notonlyConfucianso.Moreover,therapidcollapseoftheQinDynasty,Confucianismcomebackinaturningpoint.AlthoughtheearlyHanDynastyasaruleneedsIII Huanglaothinking,butalsosavingspowerofConfucianism,development,rejuvenationgraduallytobecometheHanDynastyinschool.Itisworthnotingthat:theweightofConfucianbeensincethebeginningoflegislationbeforeXiaoWu.Notonlythat,althoughtheEmperor"oust100,Biaozhang"Six"",also"goodXingming"and"notare-ru."Insummary,theobjectiveconditionsthatConfuciusonlyintothe"family"may,butnotintonon-existencecannotbethepremise.ThethirdistheimpactofConfuciusonSimaQian.Thefirstisthe"HistoricalRecords"ontheremarksofConfuciusandtherecordsandevaluation,ahistorianSimaQiantothepositionoftheJieBuyiConfuciusincludedinthe"family"andanother"ZhongNidisciplesBiographies"and"BiographyofConfucianscholars,"withOfthetable,"Confuciusfamily,"Confuciusrecognisedas"theHoly.""HistoricalRecords"abookthatConfucius'snearly300,quotedConfuciusremarksnearly100.SimaQianofConfuciusinrespectofSriLankaisevident.Second,itisthespiritofConfuciusontheimpactofSimaQian.ConfuciusimpactonthepersonalityofSimaQian'sgreat.Inaddition,thehistorianSimaQianofConfuciusthinkingoftherespected,byhisfathertotalkaboutSimaanditsimpactonthedivisionofDongZhongshu,SimaQianrespectedConfucius,andhiswriting"HistoricalRecords"toaConfucius"SpringandAutumn","HistoricalRecords"TheZhuanzhu,thehistoryofrulebytheConfucianattitudesandmethodsofrepairhistoryoftheimpact.Therefore,fromanobjectivepointofview,intheculturalhistoryofideas,Confuciushasaloftyposition,fromasubjectivepointofview,SimaQianonthehistoryofhistorians,thinkers,Confuciusisthemostrespected,Confuciusisthemindis"Holy"ThisisSimaQianofConfuciusinthe"family"reasons.Paperssecondpartofthe"Confuciusfamily,"ahistoricaloriginsStudy.Thischapterisintended,inQianxianshiyanonthebasisofanalysisby"family"textrevealsitshistoricalsourcesandspreadtoexplorethehistoryofrelocationandrepairhistoryoftheconceptofConfuciuswhysuchahighrating."Confuciusfamily"isnowwecanseethefirstConfuciusonthepersonalintegrityofbiography,however,the"HistoricalRecords"before,alotofliteratureontheConfucianclassicsintherecordsisnotuncommon."Confuciusfamily,"SimaQianmining"ZuoZhuan","ram"the"nationallanguage"and"BookofRites,""TheAnalectsofConfucius","Hanshiwaichuan""MoZi,""ZhuangZi,""Xunzi,""SpringandAutumnYanZi,""Lutable."Fromthecast.Later,"saidCourt,""BaiHuTongYi,""LunHeng,""Confuciusfamily","Cong-hole"andsaiditsquite.Accordingly,"Confuciusfamily"forthestudyofConfuciushaveanirreplaceablevalue,weshouldmakegreateffortsonthein-depthstudy.Keywords:SimaQian;RecordsoftheHistorian;Confuciusfamily;Historicalorigins;ResearchIV 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其他个人或其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承担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研究生签名：日期：论文使用授权声明本人完全了解广西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广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清华大学论文合作部，有权保留本人所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本人电子文档的内容和纸质论文的内容相一致。除在保密期内的保密论文外，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公布（包括刊登）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论文的公布（包括刊登）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学位办办理。研究生签名：日期：导师签名：日期： 第一章《史记》列孔子为世家的原因《史记》不仅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已具雏形。先秦的《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四家除《国语》记言，其余三家或记事，或分国，或编年，虽各有侧重，其实都兼具编年与记传的因素。至西汉，大史家司马迁首创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史记》。是书分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体，极生动地描绘了历史人物的活动与统览历史事件。其中，孔子之登入世家，向来颇多争议。对此，本章将做简要探讨。一、世家的定义与其“世家”本身的矛盾《史记》共百三十篇，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作为纪传体的史书，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自然成为全书的主体，而均为人物传记。《太史公自序》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对此大家一般没有什么异议。又曰：“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按：史公于此仅说了列入世家的都有那些人，并没有给“世家”以明确的定义。因之，后世学者的说法多而难一。据今存文献，世家”一词最早当见于《孟子》，其《滕文公》说：“（陈）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锤。”后汉赵岐注：“孟子言仲子，齐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为齐卿，食采于盖，禄万锤。”这里所说的“世家”，指那些宗族大家，拥有世代相传的禄邑。郑慧生先生说：从孟子的原话和赵岐注可以看出，世家是指那些世卿世禄的家族，包括他们的家人、子弟。这个概念，与《史记》世家体例明显不符，《史记》三十世家，从未收入过任何一个卿大夫一级的官员。但孟子的这个概念，却被后代的训诂家混入了《史记》世家的解释中。”1此可谓知别而昧于同也。《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下，唐司马贞《索隐》说：“‘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故孟子曰：‘陈仲子，齐之系家。’2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为家也。’”就吴太伯而进入“世家”来说，这是恰当的。今人张大可先生据我们前面所提司马贞《索隐》之说与刘知几《史通・世家》之“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与“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名为世家”说，归纳世家之义为：“(1)记诸侯列国史；(2)载传代家世；(3)《世家》与《本纪》同体，均编年纪事，因有别于（莹按：“于”误为“子”）天子等第而别名世家。”3张说完全是在两位唐人说之域中。即其得失与《索隐》与《史通》所说之得失同。何为“世家”，学术界尚有不同123郑慧生.“世家”解[J].史学月刊，2000，1：21这里的“系家”，乃缘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而来。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1641““ 的看法。如数年前，郑慧生先生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说：“‘世家’——世世永祭之庙。西周以来，礼制规定：诸侯五庙——始祖庙、高祖庙、曾祖庙、祖庙、父庙。后四者为亲庙，前一庙为始庙。亲庙每世一迁，四世之后即行毁轶，不再祭祀；而始庙则世世永祭，因此得称‘世家’”。然此虽有启示意义，却既缺乏坚实的文献支持，又不符合《史记》“世家”的实际。叶永新先生说其“将‘世家’解作‘世代不迁之宗庙’，缺乏字义上的根据”与“‘世家’4考察《史记》“世家”如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史记》卷47《孔子世家》与卷48《陈涉世家》。先说后者，《索隐》解释《陈涉世家第十八》说：“（陈）胜立数月而死，无后，亦称‘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将相竟灭秦，以其首事也。”显然，陈胜得入“世家”的原因与前面所引《索隐》解释《吴太伯世家》之“‘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的取向不同。换言之，同为“世家”，而“入场券”不一。下面，我们再来考察《孔子世家》。司马贞《索隐》说：“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张守节《正义》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就孔子何如得入“世家”来说，两氏的见解是不错的（当然，两相比较，张说因注意到太史公如何，故更为全面些）。然而，既然“入场券”不一。自然引起后世不同的看法。反面的意见如宋人王安石认为入孔子于世家是司马迁“自乱其例”。其《孔子世家议》说：“太史公叙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公卿特起则曰‘列传’，此其例也。其列孔子为世家，奚其进退无所据耶？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以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其教化之盛，舄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极挚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5王氏之说，多以后世之见规往世；而“自乱其例”“多所抵牾”云云，乃没有注意到太史公设“世家”，其“准入”条件并非严格同一。当然，认同孔子入“世家”者更多。如何焯说：“论来孔子只合作列传，太史公自据素王之说”（《义门读书记・史记》）；郭嵩焘说：“高帝始以太牢祀孔子，太史公适鲁得观孔子庙堂，诸生以时习礼其家。《儒林传》亦称：‘陵夷至秦，天下并争于战国，然齐、鲁间学者独不废。’是孔子之道因是以自世其家，不待后世之追崇也。史公列孔子于世家，自纪其实而已”(《史记札记》卷四）；王鸣盛说：“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极，亦复斟酌尽善。王介甫妄讥之，全不考三代制度时势，不识古人贵贵尚爵之意”（《十七史商榷》卷四）；林春溥说：“后世尊孔子，自史迁始，故布衣也，而列之世家”（《竹柏山房十五种・孔子世家补订序》）；李景星说：“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其眼光之高，胆力之大，推崇之至，迥非汉唐45叶永新.“世家”为长祭不迁之宗庙说质疑[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6：3－5（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中华书局，1959卷712为‘长祭不迁之宗庙’说，与《史记》世家的情况多不相符”，是符合实际的。 以来诸儒所能窥测，故刘知几、王安石辈，皆横加讥刺，以为自乱其例。不知史公之不可及处，正在此也”（《史记评议》卷二）；等等。持认同孔子入“世家”者往往认为这与作者对孔子的尊崇有关。大体上说，这应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其实，向来对《太史公自序》之“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之“本纪”虽没有什么异议。然不仅《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之“纪主”存在天子与非天子之异；汉代《高祖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之每帝一纪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之以整个朝代为一纪，亦不同；等等。《太史公自序》之以“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而“作三十世家”，更只是大体如此。大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较充分地注意到这种情况，其《史通》内篇《世家第五》之辨“世家”之“义”说：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当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迄乎秦世，分为七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俱归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归反坫？又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谓其可？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盖班《汉》知其若是，厘革前非。至如萧、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属，并一概称传，无复世家，事势当然，非矫枉也。自兹已降，年将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扬、益不宾，终亦受屈中朝，见称伪主。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梁主敕撰《通史》，定为吴、蜀世家。持彼　君，比诸列国，去太去甚，其得折冲之规乎！次有子显《齐书》，北编《魏虏》；牛弘《周史》，南记萧　。考其传体，宜曰世家。但近古著书，通无此称。用使马迁之目，湮没不行；班固之名，相传靡易者矣。6“自有王者，便置诸侯……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云云，从先秦的“天子”与“诸侯”的实际情形来考察《史记》的世家与本纪的“体貌”之同与地位之异。这是没有问题的。浦起龙释此说：“由周而来，五等相仍。当子长时，汉封犹在，故立此名目，以处夫臣人而亦君人者。”（《史通通释・世家》）亦是。而郑慧生先生引刘氏的“司6金人王若虚说：“迁史之例，惟《世家》最无谓。颜师古曰：‘世家者，子孙为大官不绝也。’诸侯有国称君，降天子一等耳，虽不可同乎帝纪，亦岂可谓之世家？且既以诸侯为世家，则孔子、陈涉、将相、宗室、外戚等复何预也。……世家特门第之称，犹强族大姓云尔，乌得与纪传字为类也。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滹南遗老集・史记辨惑・取舍不当辨》）。此可谓大言欺人者也。3 马迁之记诸国也……名为世家”，而致疑于其“假以他称”说“世家”。郑先生：“这说法更使人不解，‘假以他称’为什么不称作‘支纪’、‘分纪’（以别于“本纪”）偏偏用了个‘世家’，‘世’字‘家’字都做何解释呢？”郑先生于此，未免断章取义之嫌。在我们看来，刘氏强调“准”而责太史公之失，具有其理论上的意义，然实际操作本身与理论之“标准”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不过，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刘氏没有评论登孔子于“世家”事。浦起龙通释《史通・世家》说：“位孔子以‘世家’，先儒非之。愚谓《史记》乃从其世及而世家之也。故叙后系独长，至十一传安国，而与己同时，继以子卬、孙欢而止。厥后褒成……衍圣之封，与世无极焉。乃悟‘世家’二字千古唯孔氏，颠扑不破。《史通》纠史于孔子无缀词，其亦有会于斯欤。”综上所述，无论是后世注家及相关学者之说，还司马迁本人之说，其“世家”与《史记》“世家”本身均存在矛盾；登孔子于“世家”，既因其在“当代”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更凸显了司马迁对这一重视的认同。下面，我们将考察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二、孔子和儒家在当下的地位身处“礼崩乐坏”之春秋末期的孔子，其之所以被尊为儒家宗师，有几个原因。孔子总结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贵族阶级的统治经验，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理论当中，形成了系统而完备的思想主张，从而以仁和礼为核心，进行多方位的思考，建构起了儒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具有显著的特色：首先，它注重人的因素，提倡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独立与完善，主张“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第二，具有积极的入世精神，关注现实，关注社会问题，希望社会上下和谐，不仅主张臣民“事君尽礼”、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还要求君上“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第三，看重下层民众的力量，希望实行“仁政”，主张“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第四，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有显著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儒家对于文化传统格外进行强调，积极培养人才，发展文化教育；第五，提倡“中庸”“中和”，不仅注重人际和谐、社会和谐，更注重天人和谐、人生自身的和谐。孔子的这些理论，正是整个儒学的理论根基。此外，孔子整理“六经”，使之成为儒家的经典，这也是孔子对于儒学奠基所作的重要贡献。（《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关于孔子思想之基本特征，先秦两汉的学者多有论及，如庄子说孔子：“性服忠信，身4（（（（ 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子。”（《庄子・渔父》）在孔子所奠定的思想基础中，儒学作为一个思想文化学术体系，是有共同特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又说：“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汉书・艺文志》则称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并称儒家“于道为高”。由此可见，儒学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哲学有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宗师孔子，以孔子作为自己的思想领袖；其二，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经典；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之间的一种张力结构；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其五，尤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将这种伦理关系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成为其指导性的原则。综观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儒家学说，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差异，但只要是儒家，其思想就必然带有如上的特征。从儒家自身的发展来说，其宗师孔子毕生致力于理论学说的宣扬，教授学徒，培养门生。他还带领弟子，奔走于各国之间，企图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付诸实施。尽管孔子学说当时未被采用，但客观上却扩大了儒家的影响。孔子去世后，儒家学派发生了分化，孔子之徒散游诸侯，通过不同的方式宣扬儒家学说。战国时期，孔子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孟子、荀子等人的宣扬下，儒学成了当时的“显学”，孔子也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就连与中原文化迥异的相对独立的楚国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强烈影响（郭店楚墓出土了三部与儒家典籍有重要关系的简牍《六德》《缁衣》《成之闻之》）7。因此，从总体上，孔子和儒学的地位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秦朝是以法家思想变革社会迅速强大并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时，秦朝又“焚书坑儒”，在历史上影响很深，因此很容易给人这样的印象：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在秦代地位低下。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其时，儒家思想一如战国时期那样地影响着社会。秦朝以前，儒家学说由于自身的特点所决定，它无力应付剧烈变化的复杂社会局面，而法家在数百年的大变乱、大动荡中显示了积极进取的思想活力，但是，作为儒家代表人物的孔子，其影响却越来越大。孔子生前虽然遭到讥讽和围攻，却更多的受到人们的称赞和尊重。战国时期，他的影响继续扩大，在孟、荀等人的宣扬下，不仅儒学成为“显学”，而且孔子也成了“圣人”。孟子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又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章句下》）儒家后学十分推崇孔子，其他各派也给孔子不少肯定，如属道家的《列子》在《力命》篇中说：“仲尼之望，不出诸侯之下。”（此书虽非先秦之旧，然其不少材料本自先秦）属法家的韩非子，其在《内储说上》篇中称：“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孔子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乃是在社会活动中自然形成的结果。秦统一后，在利用法家学说建立专制统治的时候，在统治思想中也吸收了儒、墨、阴阳诸家的思想因素。秦设博士官，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均可立为博士，这表明秦始皇虽然不一定特别重视儒家学说，但至少开始时并不排斥儒家。所以秦始皇说自己“悉招文学方术士甚众”，7曹道衡,刘跃进著.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5《 并“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这些“文学方术士”和“博士”中，有不少就是儒生。终秦之世，儒生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史不绝书。如“二十八年”，始皇“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公子扶苏称“诸生皆颂法孔子”（以上参《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博士诸儒生30余人引《春秋公羊》之义以对；叔孙通降汉，“从者儒生弟子百余人”（以上参《史记・叔孙通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不意味着儒学的被消灭。正因为儒学之盛影响到了秦的政治，才使得它遭到了这一厄运。同时，秦朝的“焚书”和“坑儒”，其直接目的是限制儒生，使其就范。因为如果要消灭儒学，就应在焚书时只烧儒家的经典，而不是“百家语”；在禁止民间收藏《诗》、《书》的同时，也不应允许秘府收藏、博士掌握。而所谓的“坑儒事件”则是由方术士求仙药不成而引起，坑杀的460余人不会全是儒生，而且其罪名是“为妖言以乱黔首”，并非针对儒家的思想主张。当然，焚书坑儒既然是秦始皇执行法家集权政治的必然结果，那么儒家等各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禁锢是肯定的。作为新的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在统治思想方面他要利用各家各派中自认为合理的东西。不过，“焚书坑儒”事件之后，许多学派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而以儒家尤甚，他们失去了原来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因此孔子在当时的地位明显下降，儒生的境况也急转直下。楚汉相争之际，诸儒纷纷重出“江湖”，为儒学复兴之大业，尽一己之能。高祖诛项藉，举兵围鲁，鲁中诸儒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司马迁叹曰：“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史记・儒林传》）于兵荒马乱之时，闻弦歌之音，不绝如缕，似乎预示了儒学开太平的使命。司马迁以为：“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可能在秦排儒之后，诸儒潜回儒学故里，“喟然叹兴于学”（《史记・儒林传》）。“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传》）这就是从秦末到汉初文景之时儒学的概况。但秦朝的迅速崩溃，使儒学的东山再起出现了转机。汉初虽然由于统治需要而采用黄老思想，但儒学也在积蓄力量，不断发展，逐渐复兴起来，成为汉代显学。西汉开国之际，满目疮痍，城乡破碎，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广大人民群众亟望安定，休养生息。想要巩固统治，建立正常社会秩序，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秦朝因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导致灭亡的历史也给新的统治者以深刻教育，促使他们寻求稳妥的统治方略。严酷事实的本身就要求最高决策者尽快制定包括经济在内的较为宽松的政策，偃武修文，实施正常的统治秩序，迅速修复与改善破败纷乱的局面，否则就会使人心不安，社会不安，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就无法维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正能满足汉初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所以黄老之学很快流行起来。黄老之学是兼收儒法、汇合阴阳之说6（ 的产物，本身具有包容性。汉初崇黄老，并未实行一种思想的专制，因此，儒家、法家等思想仍活跃在思想和政治舞台上，并对社会施加着影响。儒家在汉初黄老盛行的情况下，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复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汉初黄老思想统治下的宽松学术环境为儒学的复兴创造了客观条件。汉初崇尚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反对人为的干涉和纠正，当然不注重用行政手段去禁止其他学派发展，所以汉初在思想领域又出现了诸子并存的局面，在政治上各自发挥影响。汉初当政者虽然尚黄老之学，但儒学在汉初仍处于“显学”地位。特别是公元前191年，汉惠帝正式废除秦代制定的“挟书律”，开放了民间学术文化活动之后，儒家经典的研究和传授也开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汉初儒家经学虽然和其他学派一样处于民间传授的地位，但其学术活动的规模，传授教学的重要内容，都是其他学派无法比拟的。汉初儒学教育的兴盛为儒家勃兴并登上独尊的历史舞台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刘邦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方便。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素质较低，是一个近乎文盲的乡间无赖。他对于一些思想学说并不感兴趣。他对黄老和儒学同样是一窍不通，这使他对各种思想学说没有任何偏爱，对一切思想学说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儒家学者极力向刘邦介绍儒学对巩固封建统治所起的积极作用，使刘邦对儒家学说有了一定的认识。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他利用儒家博士叔孙通定朝仪，充分显示出封建帝王之尊严。尝到儒家礼仪之甜头后，他开始对儒家另眼看待，对儒学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在南征英布班师回朝过鲁时，到孔庙祭祀孔子，开了历代皇帝亲到曲阜祭祀孔子的先河。刘邦亲自祭祀孔子之后，诸侯卿相至鲁，常拜谒孔庙后才走马上任。刘邦之后的汉统治者的崇儒术，重儒生，实际上是刘邦崇儒、重儒思想的发展。统治者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使儒学得到转机，儒家学者抓住机会，是儒家学说灵活变通，在汉初站稳脚跟，逐渐复兴起来。第二，黄老思想统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给儒学的复兴，进而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任何正确的施政都应该张驰适度，宽猛相济。黄老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特别适合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点，就是缺乏进取精神，缺乏将全社会调动起来、全面建功立业的恢弘气势。在社会的上层，诸侯王势力膨胀，产生离心倾向，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下层，豪强兼并，造成对民众的危害，形成对社会正常秩序的干扰。对少数民族的侵扰，缺乏有力的对抗措施。用黄老学说统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说明它不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稳定。事实证明儒学确实“可与守成”，这给它走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机会。而汉初儒家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是儒学在汉初复兴的内因。汉初儒学能够复兴，主要靠几个人物，其一是叔孙通。在刘邦即位伊始，叔孙通就主动劝说刘邦征用儒生，起草朝仪，并且根据汉初统治集团多小吏出身和武将少习文化的特点，既部分袭用秦朝旧仪，使萧何等秦时故吏能顺利接受；又遵循简易可行的原则，使粗鲁无文的武将们容易做到，更充分考虑到当时“死者未葬，伤者未起”的社会现实，使朝仪在整体框架上既能为文武群臣所认可，7 又能为国家经济实力所允许。然而叔孙通毕竟只是一位通晓儒家礼仪的博士，他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行为来为儒生在新政权里争得一席之地。同样，他也只能借助诸如制定朝仪及宗庙仪法等具体事务来证明儒学并非象法家说的那样毫无用处。儒学要复兴，上升为新政权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思想上转变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偏见，从理论上证明以儒学治国安民的必要性，并以自身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实用，让统治者相信只有儒学才会使长治久安的理想变成现实。这一任务自然不是只熟悉礼仪的叔孙通所能完成的，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汉初另一位儒学中兴人物陆贾身上。陆贾利用和刘邦贴身的机会，“时时前说称《诗》《书》”，以期对刘邦潜移默化，转变他对儒学的态度。虽然刘邦常以大骂作为回答，但陆贾在比较前朝兴亡原因的基础上，指出“逆取”和“顺守”的不同，使刘邦心服口服，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史记・陆贾传》）。陆贾作为“新时代”力倡以儒学治国的第一位思想家，以其特有的身份，适用的主张，不仅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而且促进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官方权力的结合。陆贾的努力虽未能使儒学全面振兴，但终究为日后儒学的大行于世创造了条件。五经的相继被立为博士，部分儒生先后走进汉初的朝廷，使儒学在黄老学说走红之时也占有一席之地。经过汉初30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但政治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风气也每况愈下。这时，儒家学者贾谊在坚持原始儒学的基本精神前提下，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提出某些切实致用的政治原则。他把实行礼治作为当务之急，同时不忽视仁义，把仁与礼结合起来。贾谊对政治的实质和仁义作用的理解较之他的前辈要现实得多。他的思想充分表明儒学是最适宜治国安邦的。贾谊加速了儒学的政治化进程。在这些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儒学在汉初虽未能成为统治思想，却也复兴起来成为显学，使统治者对其不能等闲视之。毫无疑问，汉初儒家思想家和礼制改革家们的思想都有粗创性的特点，他们居官为证，眼界开阔，针砭时弊，思想跟踪现实，又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目标，使气逞才，滔滔雄辩，形成了为后世学者屡屡称道的“西汉鸿文”。与此相对照的是：另外一批教师型的儒士则兢兢业业，埋头从事经典文化的补苴、钩沉和整理工作，他们从经典入手演绎义理，追慕圣人之道，传道授业解惑，为儒家文化的普及和开展建功立业，《史记》和《汉书》把他们归入《儒林传》。汉初学者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有的专注于训诂，如申公，《儒林传》记载：“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有的敷衍义理，如韩婴，儒林传》记载：“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每一位大师门下都聚集着许多生徒，其中最著名的也是申公，他“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每一经内部都有比较清晰的传授线路，如《易》，《汉书・儒林传》曰：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　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8 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城，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书》《诗》等经，也同样有专门的传授线路。这种师徒相沿的传授方法日久则形成了所谓的“家法”和“师法”，其中的利弊并不在我们考察范围之内。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他们其实都是一个一个林立的学术集团。他们一般都是民间性的，凭个人财力支撑庞大的教学事业其花费不在少数，学术得以薪火相传而不绝，恐怕还主要来源于生徒坚定的治学追求。另外，在汉初有一些诸侯王偏爱文化，他们凭借雄厚的财力广招英俊钻研儒学，汉初最著名的就是楚王刘交和献王刘德。刘交8招募名儒钻研儒学，这个家族后来造就了刘向、刘歆这样著名的学术大师。刘德集团治学喜欢整理古籍，在诸侯王国内首开立经学博士之风。这种情况说明，在汉初，无论是政府的，或是私人的，或是侯王兴趣所好的，儒学业已形成一股庞大的社会思潮。直到汉武帝时，一代鸿儒董仲舒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政治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儒学思想，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最终使儒家登上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汉武帝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喜欢积极向上的儒家学说。汉武帝独尊儒术有一个历史过程。他即位之初，还因崇尚儒术而发生了一场风波。《史记・儒林传》载：“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於是招方正贤良文学士。”然而，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史记・孝武本纪》）武帝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好让步，然仍不放弃尊儒的努力，他在选取贤良方正时，留意收揽儒生，授以官职。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从此确定了任博士官职的特定学术资格，这是尊儒的重要体现。他鼓励学者研读儒家经典，使五经传习更有系统，进行着扎实的理论建设。“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窦太后死后，武帝完全掌握执政权，加快了崇儒的步伐，儒生堂堂正正地走到前台，习儒成为最令人向往的职业。为了廓清思想疑虑，确立起适应大一统政治的思想权威，武帝要求各地的官员推举学者以备朝廷策问，董仲舒也被推举到了京城。汉武帝曾经先后三次召见董仲舒上殿策问，在这三次对策中，董仲舒借机阐述了自己的主张。第一次，他用儒家的“三皇五帝”之道，“三皇受命”之符，论证了他的“天人感应”观点，认为上天不仅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人类社会，自然界的变化和灾异都和国家政治有关。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不仅“王者承天意从事”，而且“天”经常用符瑞和灾异来表示希望和谴责。第二次，董仲舒谈论了选才任吏对于治国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套选官措施。第三次，他则系统地提出了一套“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并强调应该用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提出了“诸不在六8参：班固.汉书・楚元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9“（ 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认为这样才能收到“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之效。他指出大一统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但是没有统一的思想与之适应，统治者就无法保持一统局面；法令、政策、制度经常改变，难以遵循，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董仲舒的这三道对策，就是后人所称的“天人三策”。“天人三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汉兴以来儒家思想文化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它以阴阳五行为骨干，广泛地吸收儒、道、墨、法、刑、名等思想，结合当代实际，进行了更高程度的综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治原则，为封建大一统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理论方向，成为汉王朝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政治行为的指导性文件。武帝独尊儒术主要表现在教育领域，元朔5年（－124），根据丞相公孙弘的提议，为博士置弟子员50人。从此，博士除参与有关政治活动外，其主要职责就是从事教育。博士弟子制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学为教育内容的官方教育的开始。儒学教育进而扩展到私学、蒙学和家庭教育各个领域，并且通过选士制度将培养出来的人才选拔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儒术就成为国家培养和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儒学与仕途联系起来，使尊孔读经、学习儒术的人日益增多，儒学阵地日益扩大。回顾汉初儒学的发展历史，从叔孙通到董仲舒，既坚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又注重面对现实，不断修正自己的学说。特别是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融进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新观念，还勇于吸收他家之长，弃己之短，以保持本学说具有必要的张力和活力，这是儒学在汉初黄老思想下得以复兴，并由在野到在官的历史性转变的根本原因。《汉书・武帝纪・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礻亶，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以上，我们考察了孔子及儒学在先秦与汉代之始建到武帝时的历史地位。皮锡瑞说：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其所以极盛者，汉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孙弘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薛，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青紫拾芥之语，车服稽古之荣。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以累世之通显，动一时之羡慕。……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此其一。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昭帝增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孔教已定于一尊矣。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专重儒。盖宽饶谓以法律为《诗》《书》，不尽用经术也。”9（《经学历史・经学极盛时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儒家得到大重的是自孝武初立始，不仅如此，武帝虽“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然正如皮氏所说的，其还“好刑名”而“不专重儒”。又，《汉书・元帝纪》云：“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9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0“ 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概言之，就客观条件说，孔子仅有进“世家”之可能，而不存在非进不可的前提。三、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一）《史记》对孔子及其言论的记载和评价司马迁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把一介布衣孔子列入世家，并且另作《仲尼弟子列传》及《儒林列传》与之相表里。《史记》一书中提到孔子的有近三百处，引用孔子言论近一百处。这是任何一个思想家乃至帝王都难以匹敌的。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篇》第廿四章）；“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孙丑篇上》第二章）。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篇上》第二章）。有若曰：“岂惟民哉？……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篇上》第二章）。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万章章句下》章），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篇上》第二章）这里，子贡、宰我、有若为孔子的学生，孟子则为其私淑。……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中推许孔子为“至圣”，赞扬其道德学问，象高山之崇而令人景仰，象大路般坦而令人遵循。其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适鲁”“留之不能去”云云，司马迁对孔子之崇敬于斯可见一斑。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还指出了孔子学说影响的深远，“仲尼……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司马迁对孔子是十分崇拜的，反复称扬仍觉不足以重其人，又把孔子重要的生平经历贯穿于《史记》之中。如在《十二诸侯年表》《鲁周公世家》中有孔子出生的记载，在《秦本纪》《吴太伯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魏世家》《伍子胥列传》中均说到孔子相鲁，在《周本纪》《秦本纪》《十二诸候年表》《鲁周公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晋世家》郑世家》燕召公世家》中均有书孔子卒。至于在《乐书》封禅书》管蔡世家》《老子韩非列传》等篇中，亦多有孔子活动踪迹之记载。显而易见，在司马迁那里，孔子乃一历史巨人，其话语在很大的程度上被当作“公理”来看待。这是《史记》所涉及的任何一位思想家均无法比拟的。在《史记》中，司马迁以孔子的言论评判史事人物贯穿全书。随处可见司马迁引孔子的话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和品评人物之“准的”与以孔子对谋事、某人的态度为批判之价值取向的前提或借以抒发感慨。如《孝文本纪・太史公曰》之“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封禅书》之“或问禘之说，11（1“（《《《《 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讥之”，《鲁周公世家・太史公曰》之“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之“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列传》之“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万石张叔列传・太史公曰》之“仲尼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等等。此外，《史记》中尚有大量的“暗引”孔子言者，如《伯夷列传》之“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故曰”云云，分别出自《论语》的《述而篇》与《子罕篇》之“子曰”。前者：“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后者：“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调也。’”）；《太史公自序》之“敦厚慈孝，讷于言，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这是本《论语》之《里仁篇》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与《乡党篇》的“入公门，鞠躬如也”二句而来）；《外戚世家序》之“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中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两句（前者见《论语・卫灵公篇》；后者则是概括了《论语・宪问篇》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而来）；等等。（二）孔子精神对司马迁的影响1、孔子人格对司马迁的影响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我国古代领主制封建社会向地主制封建社会过渡的一个大动荡时期。动荡混乱表现为子杀父、臣杀君、兄弟相残、权臣僭越，加之国人暴动、列国兼并、夷狄交侵，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名存实亡。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力图用和平手段消除纷乱，重整秩序，使整个社会按照以仁为内容、礼为形式的轨道运行，在政治上达到“仁政礼制”、经济上达到人民富裕的天下安乐的理想境界。在孔子心目中，这个理想境界便是西周文武周公之治。司马迁笔下的孔子，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孔子一度得到过鲁国执政季桓子的信任，做过鲁国大司寇，但他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初衷去为“三桓”谋利，而是坚决贯彻弱私门、张公室的原则，发动了震动鲁国的削弱“三桓”势力的“堕三都”的政治斗争。“堕三都”受挫后，季桓子不仅迷于声色，生活上更加腐化，而且开始疑忌和怠慢孔子。当时孔子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贪恋高官厚禄，放弃原则，与季氏沆瀣一气；一是坚持原则，12（ 丢掉荣华富贵。“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他坚定的选择了后者，弃大司寇之位，开始了漫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去留问题上，孔子的节气为后世树立了楷模。孔子在奔走于列国之间的年代里，曾多次受到暴力威胁，受厄于匡，困于宋，尤其陈蔡绝粮，但他每次都以坚定的信心克服了困难。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多次碰壁之后已知自己的主张、抱负不能实现，仍然坚定的为之奋斗，“知其不可而为之”，有不少隐者，也都对孔子的行动持否定态度。对别人的不理解，孔子感到悲凉，但绝不动摇。司马迁塑造的孔子形象，是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不达目的，绝不休止。《孔子世家》写孔子政治上的潦倒落魄，“知其不可而为之”，恰恰是以孔子在政治上的悲剧，来为而后从事整理六经作铺垫。也就是说，司马迁笔下孔子的奉献精神，恰恰是为了社会经世的某种目的而献身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得孔子在政治理想破灭以后，仍不甘心于沉寂无闻，而发愤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所以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激昂的写道：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并引孔子的话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乎”。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可以说是司马迁与孔子在人格和个性上的契合点。司马迁推崇孔子是和自己的切身遭遇分不开的。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下蚕室受腐刑，出狱后被用为中书令。中书令本由宦官充任，此职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侍从左右，出纳章奏，位卑而权重，被朝野目为“尊宠任职”。司马迁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认为这是人生极大的耻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而且哉传统的孝悌伦理观念中，还要辱及祖宗。《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孔子语曾子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古人把髡刑剃发也视为耻辱之刑，更何况腐刑乃殄灭不育之刑，它比杀头更要折磨人的心灵。所以，司马迁视为奇耻大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且“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他在《报任安书》中凄怆满怀的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这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耻辱写到了极点。它使司马迁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这种心境下，给予司马迁以生的力量，惟有那无声的立言事业还未完成。因此司马迁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司马迁在《悲士不遇赋》中指斥天道微暗，美恶难分，“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极厌世，“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认为人总是要死的，追求功利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听之自然，“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一方面坚持理想，“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熟云其否”，显然是又要追步孔子，死而后已。司马迁矛盾的13 思想状态，正是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动写照。既然宫刑是人生最大耻辱，为了人的气节尊严，就应早早自裁结束耻辱；但为了实现著述理想，立名后世，必须坚强的活下去；可是活下去，又遭世俗非议，等于继续受辱，即“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这种既觉得应该死而又不能去死的思想纽结，折磨得司马迁神不守舍，多次想到去自杀。最后司马迁选择了隐忍立名的自新之路，也就是说功名重于名节。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以死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的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功名未立，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待后人评说，而仅仅以一死来对黑暗进行抗争，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的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他引古人自况，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司马迁能从个人的悲怨中解脱,忍辱著书,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司马迁的人格是崇高的,他认为只有那些能够经受得起艰难环境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这一认识不但激励了自己,而且也启迪着后人深思。2、司马迁对孔子史学思想的推崇与继承迁父司马谈，无论是作为思想家还是作为史学家，都是很出色的。就前者而言，其《论六家要旨》在先秦庄子的《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的基础将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受到后人高度的重视。如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在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书后》中说：“庄、荀以下论列诸子，皆对一人或其学风相同之二三人以立言，其櫽括一时代学术之全部而综合分析之，用科学的分类法，厘为若干派，而比较评骘，自司马谈始也。……此六家者，实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界六大势力圈，谈之提挈，洵能知类而举要矣。”（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八册）而撰《论六家要旨》时的司马谈，无疑是站在道家的立场上的。试看其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指”：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这里，司马谈仅全盘肯定道家，而对其他五家均有所批评。当然，其所说的道家，已非战国时代的原始道家，而是入汉以来吸收了其他诸家长处的道家10，所谓“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金春峰先生说：“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通篇贯穿着扬道抑儒，贬斥各家的宗旨。”11这是符合实际的。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马谈撰《论六家1011这是向来学者们的普遍看法，参：汪高鑫.司马谈与〈史记〉[J].安徽史学.2002，2：12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8014 要旨》的社会文化背景。周桂钿先生说：汉初与民休息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但必须拿出理论根据来。政治家在搜寻中发现了黄者之学。《史记・曹相国世家》载：“参为齐丞相……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盖公焉。”曹参用黄老之学治理齐国，大获成功，“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后又用此术治理汉朝天下，也获成功。因此，黄老之学风行天下，成为一种社会思潮。12熊铁基先生认为司马谈“祟尚的道家”，“这首先是历史条件的决定和影响”。他说：（司马谈）生当公文帝时期，他出生的时代，就是一个黄老之学十分盛行的时代，文帝本人好道家言，皇后即后来著名的窦太后也笃信黄老，所谓‘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老子之言成风，自不待言。此时，正是司马谈思想的形成阶段。他‘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二十岁左右入仕，这以前正好是其受业学习以及思想形成的阶段，时代和社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13《史记・儒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周先生论黄老之学所以风行天下与熊先生《论六家要旨》产生的背景，均可谓得其大者。14然而，研究司马谈学术思想的学者多没有注意到这一层，即忽略了其当时主流思想之重黄老这一历史背景，故往往仅就《论六家要旨》作考察而断其服膺道家。此其一。其二，站在思想家的立场与站在史学家的角度时或有所不同，而注意到此点亦少。总之，《论六家要旨》反映的非作者晚年的思想。就作为史学家而言，至少到了晚年，司马谈是十分推崇孔子的史学思想。而这方面对司马迁一生影响至大。正因为司马谈极为推崇孔子的史学思想，或可以说其对孔子的崇敬超过其前的任何一位史学家或思想家。其临终前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5以此比观《论六家要旨》，不言而喻，这更能说明司马谈晚年的思想倾向。这是我们探讨司马迁史学思想时应当注意的。显而易见，司马迁对孔子史学思想的推崇，深受到了其父的影121314周桂钿.秦汉思想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72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02－103据《论六家要旨》之扬黄老之学而贬斥各家的宗旨，我们认为此文当撰于窦太后死前（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前135年﹞)，即司马谈的青年时期。15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15 响。不仅如此，“所欲论著”云云，说明其对如何撰史书当有所设想，而据“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说，虽不能证明以孔子入“世家”乃司马谈所为，然有这种可能。另外，《公羊春秋》学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是故论《春秋》者，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玉杯》）；“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符瑞》）；“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史记（此指《春秋》）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俞序》）；“《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三代改制质文第》）；等等。而就司马迁对孔子史学思想的态度而言，其老师董仲舒的影响亦上甚巨。《太史公自序》说：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之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是明证。《太史公自序》接着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献艺，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已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王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世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据此，李颖科先生的“司马迁推崇孔子，并把自己写作《史记》比作孔子作《春秋》，在《史记》中多次引用孔子及其《春秋》之言语，甚至以孔子语代言。《史记》的撰著，深16 受孔子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和寓论于史的修史方法的影响”16说，是符合实际的。顾炎武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莹按：即《春秋》笔法）（《日知录》卷26《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史迁这一点，实亦得之《春秋》。综上所述，作为大史家的司马谈与作为《公羊春秋》学大师的董仲舒，他们最推崇的毫无疑问均是孔子。深受作为父亲的司马谈与作为老师的董仲舒影响的司马迁，其最推崇的不言而喻，是孔子。四、余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入孔子于世家，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看，在文化思想史上，孔子有着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孝武立后，“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早于司马迁撰《史记》）；从主观方面看，司马迁对有史以来的史学家、思想家，最为推崇的就是孔子，孔子是其心目中是“至圣”。当然，我们知道：班彪、班固父子分别有“其（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后汉书・班彪传》载彪语）与“其（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赞》）之说。然考彪、固父子是说，主要是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说立论。如上所述，《论六家要旨》乃司马谈在主流思想重黄老的大背景下写的，而随着主流（统治）思想的“转轨”，其看法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站在思想家的立场与站在史学家的角度，其看法时或有所不同。因之，才有司马谈临终前“执迁手而泣曰”之“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云云。此其一。其二，《论六家要旨》虽最重道家（黄老之学），然此非老、庄等先秦道家，而是当代的道家。考“当代”并没有“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之大道家。又，检《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共37家，而汉人所撰，至多17分别有“武帝时说”“武帝时说于齐王”“武帝时”的自注；而《臣君子》《道家言》的自注，分别为“蜀人”“近世，不知作者”；《楚子》，则为无名氏。据此可知：道家在汉代并无有杰出的理论家。实际上，《论六家要旨》所说的“道家”，乃指当时最高统治者重黄老之学的统治术本身。其三，《史记》虽给老子立传，但是是与韩非子合传的，而韩非子在先秦诸子中属法家，即是道家与法家合传，而不像儒家，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传》。其四，司马迁写的是纪传体通史，其叙述，上起皇帝，下止汉武帝，其间汇集五帝1617李颖科.论孔子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J].唐都学刊,1994,(6)《臣君子》后为《郑长者》，而班氏自注前者云：“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因之，“武帝时”之后的“蜀人”未必就是汉代人。17仅《捷子》《曹羽》《郎中婴齐》《臣君子》《道家言》《楚子》六家。其中，仅前三家 以来夏殷周春秋战国秦汉等各朝各代的历史于一书，内容涵盖数千年，人物众多，因此在选取传主入传的考虑上得顾及人物的历史地位。考察世家的传主，有先秦诸侯王，汉代刘姓王，汉代功臣，外戚，陈胜、孔子，其中后两者是特例（详前）。而班固写的是断代体史书，即上起汉高祖，下止王莽，撰写前汉一代史事为书，其记载的只是汉代的人物，因此在写人物时只有本纪和列传，而世家所包含的定义在班固时已无意义，因此班固取消“世家”一体，由于作史的体例不同，故两者在选取入传的人物上亦不同。此外，《史记》中有《礼书》《乐书》《封禅书》，这些内容都是关于儒家的，因此，可知司马迁是最重视儒家的，班氏父子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18 第二章《史记・孔子世家》史料源流考辨本章意图在于，通过分析《世家》本文，揭示其史料来源及流传，探求史迁修史观念及其对孔子的评价。《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一】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二】。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三】。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四】，祷于尼丘得孔子【五】。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六】，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这一节交代家世。【一】孔安国曰“陬，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潜夫论・志氏姓》所述略同，唯“陬”作“鄹”。《说文》作“郰”，依惠栋，“聚”字古或省文作“取”。【二】《诗・商颂序》孔疏引《世本》：宋愍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木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为华氏所逼，奔鲁为防大夫。故曰孔防叔。【三】《左传》称“郰人纥”。案，孔颖达说：“典邑大夫，法当以邑名冠之而称人”（《左传正义》）。成二年有“新筑人仲叔于奚”，杜注谓“于奚，守新筑大夫”；襄十年有“霍人”，刘炫云：“霍，晋邑；人，掌邑大夫，犹邹邑大夫称邹人纥”；昭九年有“周甘人”，杜预以为“甘大夫”。孔子父为邹邑大夫，襄十年《左传》称“郰人纥”，《论语・八佾》称“邹人之子”。【四】郑玄注《礼记・檀弓（上）》“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曰：“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孔子世家》无“征在”之名，但《檀弓》所写，合于《世家》。关于孔子父母，《孔子家语》记载说：“叔梁纥年馀七十无妻，颜父有三女。颜父谓其三女曰：‘邹大夫身长七尺，武力绝伦，年馀七十，谁能与之为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为妻而生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王肃据《家语》之文以驳《礼记》郑注之妄，亦驳马迁野合说之妄。“野合”之义难明，或非礼而婚，或合于垄上。史迁不以为诬，而王肃据《家语》生驳议，哲人之量，儒生之见，区以别矣。【五】《礼记正义》引《论语纬・撰考》云：“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论语纬》较《孔子世家》多出“感黑龙之精以生”之事。两汉之际，谶纬之说大行，至有指纬书为“内学”，论语纬》则本史迁之词，益以感生之说，大概是一时的风尚。又，“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二句似不连属，《礼记正义》欲为弥缝，亦难以自圆。【六】《索隐》：“《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为二十二年，19《《 盖以周正十一月属明年，故误也。后序孔子卒，云七十二岁，每少一岁也。”案，《公羊》以为《春秋》夏历，故史迁反推周历，以为明年。其实《春秋》鲁史，用周正，周历十一月，当夏历九月，此是马迁误读《春秋》。《续博物志》因马迁之说，亦以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十又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礼记》郑玄注一《檀公上》注：孔子之父鄹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世本》宋愍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其子本金父降为士。木金父生祁叔，祁叔生防叔，为华氏所逼，奔鲁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仲尼。《潜夫论・志氏姓》（卷九）、《孔子家语・本性解》所载相同。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一】。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二】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三】《礼记・檀弓（上）》：“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全节文字多有与《礼记》相仿佛者，史公盖熔铸诸书而成。【一】郑玄注《礼记・檀弓（上）》“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曰：“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野合”云云，本《孔子世家》为注，其实《礼记》谓孔子母卒后，孔子欲从周人之礼合葬。史迁于此，先言母讳之，复述孔子儿时懿行，是写贤母，又写嘉儿。盖显扬征在母教之功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独赖史迁述之。【二】朱彬《礼记训纂》引江永：高邮孙邃人谓“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连读。“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为倒句。盖古人殡浅葬深，孔子父实浅葬于五父之衢，孔子少孤，不得其详。母卒，欲从周人合葬之礼，卜兆于防。唯以父墓浅深为疑。如其殡浅则可启而迁之，若其葬深，则不敢轻动。“其慎也”谓夫子再三审慎，不敢轻启父墓。后问于郰曼父之母，得其详。【三】《礼记・檀弓（上）》“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20，盖其慎也。挽父之母诲孔子 墓。”史迁所略。记文虽是说礼，可补史家之阙。孔子要绖【一】，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一】要绖当从一本作“要经”，字之误也。要经，犹带经也。《索隐》刘氏云，嗜学之意，是也。正义以为阳虎以孔子少，故折之。史迁记此，殆见陪臣跋扈之状，为孔子后文克己复礼伏笔。非要绖与飨，为所绌也。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一】子病且死【二】，诫其嗣懿子【三】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四】。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三】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解说】此节取《左传・昭公七年》。依《公羊》则孔子年十八。《左传》曰：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杜注曰：二十四年孟僖子卒，传终言之），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巳矣。”【一】《史记》“僖”字皆作“厘”。【二】司马贞《索隐》：昭公七年《左传》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召大夫”云云。按：谓病者，不能礼为病，非疾困之谓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云“仲尼时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误也。杜注又曰：“僖子卒时，孔丘年三十五。”（孔颖达正义以为三十四，以为传抄之误。杜不误，孔氏误用马迁襄二十二年说。）是僖子临终之事是左传探后言之。马迁误“病不能相礼”之“病”为疾病，故连“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为“病且死”一句。孟僖子之卒，文在《春秋》，马迁失察。但此本汉人读书不求甚解，于当时非为罕见，不必深责。【三】《左传》作“召其大夫”。与史迁不同，分析见下。【四】《左传》：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21 案，左传》前作“召其大夫”，故后说“必属说（南宫敬叔）与何忌（孟懿子）于夫子”。《史记》前作“诫其嗣懿子”故后作“若必师之”。史记改动，或更体贴。《左传》乃托孤之词，《世家》则是遗训。可见，在史料整理上，史公具有一定的自由态度，汉人不像现在这样重视学术规范，而是在细节方面允许做合理合情的改动。下文又曰：“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案，南宫敬叔亦僖子之子，盖懿子庶兄，《礼记》亦有明证。索隠：《左传》及《系本》敬叔与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应更言鲁人，亦太史公之疎尔。按，文献异词本是常事，不必左袒一说。孟僖子学于孔子之事，《孔子家语》从南宫敬叔角度记载《正论解第四十一》曰：“南容说仲孙何忌既除丧，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辞曰：“先臣有遗命焉，曰：‘夫礼，人之干也，非礼则无以立。’嘱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学礼，以定其位。”公许之。二子学于孔子。孔子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云，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矣，惩己所病，以诲其嗣，大雅所谓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是类也夫。”正与《春秋》《史记》互为表里。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一】。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二】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一】关于孔子“贫且贱”，论语・泰伯》：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子罕》：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其内容则如下文所说。《索隠》：“有本作委吏。按赵岐曰：委吏，主委积仓库之吏。”按，《索隐》本《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赵岐注：“孔子尝以贫而禄仕委吏，主委积仓庾之吏也。”史迁叙述孔子少时事，与《孟子》《论语》一脉相承。【二】孔子身长，为一特异之处，后世好奇，每引为资谈，以至于渐生怪异之说。典籍所述，录之于次：《春秋纬・演孔图》：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孔子家语・本性解第三十九》：今其人身长十尺。《孔子家语・困誓》：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或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抱朴子・内篇・祛惑》：孔子母年十六七时，吾相之当生贵子，及生仲尼，真异人也，长九尺六寸。22，人皆谓《“ 《孔丛子・嘉言第一》夫子适周见苌宏。言终退。苌宏语刘文公曰：“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一】，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二】【一】南宫之谏言，对于孔子一生，意义重大。《世家》记载仅存概要。至刘向记录《说苑》，补叙孔子之言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锺，而友益亲，自南宫项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赐，丘之道几于废也。”参考阅读，可以更加明白《世家》的内涵。《孔子家语》几乎则发挥《史记》《说苑》。《孔子家语・卷第三・观周第十一》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遂言于鲁君……与孔子车一乘，马二疋，坚其侍御。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二】孔子观周，问于老子，事见《庄子》之《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诸篇。孔子问礼于老聃之事，为道家所乐道，唯史迁乃史笔，庄生多寓言，故于《庄子》所记之事，多所裁剪。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一】景公问孔子事又见《说苑》、《孔子家语》，与《史记》大同小异，文繁不录。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干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说苑・修文》：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23稍益进焉。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论语》所记甚简，史迁排比诸书，列于鲁乱适齐之后，骨肉始丰。《说苑》虽是稗官野史，然于当时情景再现，不为无助。还原具体场景，是司马迁《史记》刻画人物、凸显性格的手腕之一。是否重视语境，不妨视作“史”笔与“语录”各自不同的特点。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一】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二】，反乎鲁。【一】《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二】索隐：“此说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异”。此取《晏子春秋・外篇第八》24《墨子・非儒下》《晏子春秋》《史记》备注欲封之以尼溪。欲封之以尔稽欲以尼溪田封孔子以告晏子。晏子曰。以告晏子。晏子对曰晏婴进曰《史记》作“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 墨家讲究节用、非乐、尊天、明鬼，自与孔子之学相左。齐地承吕望、管仲遗教，尤重刑法，其时乱世，当用重典，故晏婴排孔子仁义之说。史迁录晏子之词，既见诸子争鸣乃至相互排抵，又为孔子之道不行伏案一笔。景公之词，季孟待之之词，本于《论语・微子》：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孔子在齐国经历，典籍所载，述之如次：《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孔子相鲁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忧。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鲁之齐，景公不纳，故困于陈蔡之闲。《说苑・卷第四・立节》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出，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我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25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礼乐缺有间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W440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公曰。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志怒于景公与晏子。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仲尼乃行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干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此节及下节皆是“语怪”，说见下节。此节本《国语・鲁语》。《国语・卷五・鲁语下》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魍魉，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羵曰羊。”【案】《鲁语》作“获如土缶”，韦昭注：案《考异》卷二：“‘如’字疑涉注文而衍。”韦昭或本《史记》“得土缶”言之。关于这一记载，典籍称述，录之于次：《太平御览》九百二引《韩诗外传》：鲁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为祥，使祝鼓舞之，欲上于天，羊不能上。孔子见之，曰：“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愿无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杀之视肝，即土矣。《初学记》七引《韩诗外传》：鲁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哀公甚惧。孔子闻之曰：“水之精为玉，土之精为羊。此羊肝乃土尔。”哀公使人杀羊，其肝即土也。案，《御览》九百二引《韩诗外传》与《初学记》所引大体相同，殆所本一也。《文选》齐故安陆王碑注引《韩诗外传》孔子曰：水之精为玉，老蒲为苇。愿无怪之。”案，《韩诗外传》做“哀公”，与《鲁语》不同，又当时为定公，《外传》殆误。《说苑・辨物》、《孔子家语》亦载此事，皆做季桓子：《说苑・卷第十八・辨物》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问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闻，非狗，乃羊也。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孔子家语卷第四・辨物第十六》季桓子穿井，获如玉缶，其中有羊焉，使使问孔子曰：“吾穿井于费，而于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闻者，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魍魉　，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羵羊也。”《搜神记・十二》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魍魉，水中之怪，龙、罔象，土中之怪曰羵羊。”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26“ 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一】此节本《国语・鲁语》。《国语・卷五・鲁语下》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此事典籍称述，述之如次：《说苑・卷十八・辨物》吴伐越，隳会稽，得骨专车，使使问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使者曰：“谁为神？”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山川之祀为诸侯，皆属于王者。”曰：“防风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为厘姓，在虞夏为防风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氏，今谓之大人。”使者曰：人长几何？”孔子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使者曰：“善哉！圣人也。”《孔子家语卷第四・辨物第十六》吴伐越，隳会稽，获巨骨一节，专车焉。吴子使来聘于鲁，且问之孔子，命使者曰：“无以吾命也。”宾既将事，乃发币于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彻俎而燕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如为大？”孔子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专车焉，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孔子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诸侯社稷之守为公侯，山川之祀者为诸侯，皆属于王。”客曰：“防风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者，为添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瞿氏，今曰大人。”有客曰：“人长之极，几何？”孔子曰：“焦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数之极也。”其细节不同之处：（一）《史记》：“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国语》：“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此《史记》省文。吴子使使来聘，曰“无以吾命”，犹季桓子得羊，问仲尼云“得狗”，皆“以孔子博物，测之”（《国语》韦昭注）。另案，类此省文者《左传》亦有之。《左传・宣公十六年》：“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殽烝。武子私问其故。王闻之，召武子曰：……”《国语・周语》则曰：“晋侯使随会聘于周，定王享之肴烝，原公相礼。范子私于原公，27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曰：‘吾闻王室之礼无毁折，今此何礼也？’王见其语，召原公而问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二）国语作“汪芒氏”“隅”“漆”“长狄”（三）“善哉圣人！”一句，史记所加。此节及上节皆是孔子“语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观《国语》《论语》知儒家就“语怪”问题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鲁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记载与经传如《国语・鲁语》之记载孔子“语怪”、以及与孔子所编撰《六经》多涉“怪力乱神”二者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冲突。这一冲突同样体现在“折中于夫子”的司马迁身上，五帝本纪》谓“荐绅先生难言之”择其言尤雅者”本“不语怪力乱神”之训，然史迁亦每每谈及神怪，如《秦本纪》及此篇即是。可见史公于“语怪”与否，态度本自矛盾，孔子是否彻底如《论语》所说那样排斥“怪力乱神”，就仍是一个疑案。史迁“折中于夫子”，在多大程度上归于“雅驯”值得深思。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一】季氏亦僭于公室【二】，陪臣执国政【三】，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此节述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而孔子退修礼乐。史迁本“考信于六艺”，参合《左传》《论语》为文，故其说春秋时势，多副翼孔子之论。此节事本《左传》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阳虎将以与璠敛，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东野，及费。子泄为费宰，逆劳于郊，桓子敬之。劳仲梁怀，仲梁怀弗敬。子泄怒，谓阳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怀。冬十月丁亥，杀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庚寅，大诅，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齐。【案】“桓子嬖臣曰仲梁怀”殆史迁之误，当云“平子”；又，据《左传》，阳虎囚季桓子在前，逐仲梁怀在后，《史记》所云“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不知所出。【案】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则穿井之事当在阳虎盟季桓之后。以上三节太史公采《国语》、《左传》而成，“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吴使问骨”二事当次此文之下。【二】《公羊》昭二十五年：昭公……告子家驹曰：“季氏为无道，僭于公室久矣。【三】《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28《“ 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适，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一】此节本于《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丘本欲于鲁兴周道，史迁采录《论语》，特表出“不行”，见周道之不得兴也。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史迁对孔子任职情形，记载至为简略，《荀子》《新序》载孔子司寇之事，但马迁未采。今就典籍所载，述之于次,而《家语》之言尤为雅驯，可补史迁之阙：《荀子・儒效》：“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新序・杂事第一》孔子在州里，笃行孝道，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畋渔，分有亲者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远方至，服从其德。鲁有沈犹氏者，旦饮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之鬻牛马者善豫贾。孔子将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鬻马牛不豫贾，布正以待之也。既为司寇，季孟堕郈费之城，齐人归所侵鲁之地，由积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孔子家语卷第一相鲁》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为鲁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29 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二】。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此节《左传》《谷梁》载之，而文有差异。《春秋》定公十年：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公至自夹谷。……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杜注：“会夹谷，孔子相，齐人服义而归鲁田。”《左传》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按，差异在于，史迁改动突出“鲁用孔丘，其势危齐”而为夹谷之会，然《左传》写犁弥之谋在前；定公出行孔丘预为之谋，而《左传》无之，似是应变突发事件；《左传》明是莱人以兵，而《史记》似是以礼器为掩护；《左传》孔丘与齐侯针锋相对乃得返田，而《史记》是齐侯自悔归还。《谷梁传》定公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公至自颊谷。离会不致。何为致也？危之也。危之则以地致何也？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按，《史记》说是夷狄之乐，而《谷梁》之说是“鼓噪……夷狄之民”，并无奏乐之事；此处所写与《史记》不同，《史记》说是四方之乐之后舞优施，而《谷梁》是罢会之后；《史30““ 记》说营惑诸侯，而《谷梁》说笑君，意义大不一样。但与《谷梁》之说相似者则有：《新语・辩惑》鲁定公之时，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两君升坛，两相处下，两相欲揖，君臣之礼，济济备焉。齐人鼓噪而起，欲执鲁公。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立，谓齐侯曰：“两君合好，以礼相率，以乐相化。臣闻嘉乐不野合，牺象之荐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为？”命司马请止之。定公曰：“诺。”齐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过。”退而自责大夫。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于鲁公之幕下，傲戏，欲候鲁君之隙，以执定公。孔子叹曰：“君辱臣当死。”使司马行法斩焉，首足异门而出。于是齐人惧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归鲁四邑之侵地，终无乘鲁之心，邻振动，人怀向鲁之意，强国骄君，莫不恐惧，邪臣佞人，变行易虑，天下之政，而折中；而定公拘于三家，陷于众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内无独见之明，外惑邪臣之党，以弱其国而亡其身，权归于三家，邑土单于强齐。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觉悟，信季孙之计，背贞臣之策，以获拘弱之名，而丧丘山之功，不亦惑乎！而《孔子家语》也记载其事，《相鲁第一》：定公与齐侯会于夹谷，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从之。至会所，为坛位土阶三等，以遇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酢既毕，齐使莱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孔子历阶而进，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两君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顷，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右司马速刑焉。”于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将盟，齐人加载书曰：“齐师出境，而不以兵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兹无还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齐侯将设享礼，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礼，若其不具，是用秕粺，用秕粺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齐侯归，责其群臣曰：“鲁以君子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乃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按，《家语》杂和《春秋》两传及《史记》之说。据此看来，史迁所记，与《左传》《谷梁》一事而异词，当另有师受。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　。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31 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此节合《左传》《公羊》文。然二传皆云定十二年。《史记》殆传抄致误。二传之文如次：《左传》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我将不坠。”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公羊传》定公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家语》因之：《孔子家语・相鲁第一》孔子言于定公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孙不得意于季氏，因费宰公山弗扰率费人以袭鲁。孔子以公与季孙叔孙孟孙，入于费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士众下伐之，费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孔丘诛少正卯之事，典籍所述，录之如次：《荀子・宥坐篇》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淮南子・卷十三・汜论训》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说苑・卷第十五・指武》：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于东观之下……至于少正卯受罪获诛之由，则《说苑・指武》载孔子回答子贡问曰：“夫王者之诛有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皆有辨知聪达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伪，则其智足以移众，强足以独立，此奸人之雄也，不可不诛。夫有五者之一则不免于诛。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诛之也。昔者汤诛蠋沐，太公诛潘址，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此五子未有不诛也。所谓诛之者，非为其昼则功盗，暮则穿窬也，皆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之谓矣。”案：本《荀子・宥坐篇》、尹文子・圣人篇》、又《论衡・讲瑞》、定贤》两篇，刘子・心32《 隐篇》亦记此事。《书钞》四十五引《孟子》，亦载此事，或出外书，未敢决也。《史记・孔子世家》以为摄相时事，诸书皆同。白虎通・诛伐篇》引《韩诗内传》曰：孔子为鲁司寇，先诛少正卯，谓佞道已行，乱国政也。”孔子为政而国大治之事，述之如下：《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布不预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致也。《吕氏春秋・第十六卷・先识览・乐成》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鹥诵之曰：麛裘而(韦毕)，投之无戾；(韦毕)而麛裘，投之无邮。’用三年，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而《孔子家语・卷第一・始诛第二》所载则综合《说苑》《史记》之说，不录。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一】，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二】【一】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门【二】《论语・微子》：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受女乐之事《韩非子》亦载之，然与史迁详略互异。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说六》：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黎且谓景公曰：“去仲尼犹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禄高位，遗哀公女乐以骄荣其意。哀公新乐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谏，谏必轻绝于鲁。”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乐六遗哀公。哀公乐之，果怠于政。仲尼谏，不听，去而之楚。《孔子家语卷第五・子路初见第十九》：孔子相鲁，齐人患其将霸，欲败其政，乃选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饰而舞容玑，及文马四十驷，以遗鲁君，陈女乐，列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　观之再三，将受焉，告鲁君为周道游观，观之终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若致膰于大夫，是则未废其常，吾犹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乐，君臣淫荒，三日不听国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宿于郭，屯师以送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人之请，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一】。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33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一】《索隐》：《孟子》曰“孔子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此云浊邹是子路之妻兄，所说不同。案，文见《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孟子曰：“否。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孔子于卫所主，《世家》与《孟子》似是不同。因孟子虽载之，然出以驳议，故史迁不取万章所引“或谓”之说。意在征信于人。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一】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二】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三】【一】《论语・先进》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二】《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拘匡之说，《论语》记载简略，而且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晰，《史记》全用其文，而缀合为一，使拘匡之事，略有本末。孔子在匡被围困的根由，以为其貌似阳虎，或本庄生之说，然《秋水》说词是道家之说，史公全裁去之。【三】《庄子・外篇・秋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也？”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韩诗外传・卷第六》孔子行，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以围孔子舍。子路愠怒，奋戟将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义之寡裕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讲，是丘之罪也。34“ 若吾非阳虎，而以我为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围罢。《诗》曰：“来游来歌。以陈盛德之和，而无为也。和歌之事，史公不书，而用《论语》说。《说苑》或可补缺。《索隐》云：夫子“或设辞以解围，或弹剑而释难”，以为“盖夫子再戹匡人”。案诸文之说不同，不必强合，而畏匡之事，年代弥久，增益弥甚。至于汉末，则流为稗官，拘匡之事，虽骨鲠未变，而神韵已易矣。《说苑・卷第十七・杂言》孔子之宋，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奋戟将下斗。孔子止之，曰：“何仁义之不免俗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修也，是丘之过也。若似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罢。《琴操・孔子厄》孔子使颜渊执辔，到匡郭外，颜渊举策指匡穿垣曰∶“往与阳虎正从此入。”匡人闻其言，孔子貌似阳虎。告匡君曰：“往者阳虎，今复来至。”乃令桓围孔子，数日不解。弟子皆有饥色。于是孔子仰天而叹曰：君子固亦穷乎？”子路闻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张目奋剑，声如钟鼓，顾谓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来，今汝欲斗名为戮我于天下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扼，军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圣人，瓦解而去。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一】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二】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一】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盐铁论・论儒》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悦。按，子见南子，《论语》记之，甚简，而《史记》敷衍其事；桓谭谓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史记》所无。【二】《论语・子罕》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按，《论语》只记载孔子言语，而于孔子说话情景未尝涉及，《史记》补充语境。后代典籍，本于《史记》而有所发挥者，为《家语》与《典论》。《孔子家语・卷第九・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颜刻，鲁人，字子骄，少孔子五十岁。孔子适卫，子骄为仆，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而令宦者雍梁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颜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诗云：‘觏尔新婚，以慰我心。’”乃叹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35“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典论》：孔子返卫。卫夫人南子使人谓之曰：“四方君子之来者，必见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见之。夫人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之声璆然。《艺文类聚》六十七，又《太平御览》卷七百引）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一】【一】《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典论》：孔子过宋，与弟子习礼于树下。宋司马桓？使人拔其树。去，适于郑。（《艺文类聚》三十引）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一】丧家狗事，《韩诗外传》记之尤详，可与史迁相互参证：《韩诗外传卷第九》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车避。有圣人将来。”孔子下步，姑步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顾子贡曰：“是何为者也？”子贡曰：“赐之师也，所谓鲁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鲁孔丘欤？吾固闻之。”子贡曰：赐之师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从前视之，盎盎乎似有王者。从后视之，高肩弱脊，循循固得之，转广一尺四寸，此惟不及四圣者也。”子贡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污面而不恶，葭喙而不藉，远而望之，羸乎若丧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无所辞，独辞丧家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贡曰：污面而不恶，葭喙而不藉，赐以知之矣。不知丧家之狗，何足辞也？”子曰：“赐，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白虎通》《论衡》《孔子家语》本《孔子世家》发挥。《白虎通义・寿命》夫子过郑，与弟子相失，独立郭门外。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一人，其头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似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如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孔子谓然而笑曰：“形状未也。如丧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论衡・骨相》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郑东门。郑人或问子贡曰：“东门有人，其头似尧，其项若皋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傫雷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如丧家狗，然哉！然哉！”《孔子家语・困誓》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或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然如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欣然而叹曰：“形状永也，如丧家之狗，36“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然乎哉！然乎哉！”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余，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句践会稽。【一】【一】事皆见于哀公元年《春秋左传》。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泯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一】此节本《国语・鲁语》，近乎语怪，参考前文。《国语・卷五・鲁语下》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闻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说苑・卷第十八・辨物》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而咫。陈侯使问孔子，孔子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思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长尺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铭其栝曰：肃慎氏贡楛矢，以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别姓以远方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矢。试求之故府，”果得焉。《孔子家语卷第四・辨物第十六》孔子在陈，陈惠公宾之于上馆，时有隼集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馆而问焉。孔子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而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物也，以示后人，使永鉴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贡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亲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所以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贡焉。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牍如之。”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一】。孔子曰∶“归与归与！【二】于是孔子去陈。【一】此盖指哀公六年《春秋》“吴伐陈。”【二】《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37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一】【一】《孔子家语・卷第五・困誓第二十二》孔子适卫，路出于蒲，会公叔氏以蒲叛卫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为人贤长有勇力，以私车五乘从夫子行，喟然曰：“昔吾从夫子遇难于匡，又伐树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与其见夫子仍遇于难，宁我斗死。”挺剑而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曰：“苟无适卫，吾则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义也。”卫侯闻孔子之来，喜而于郊迎之。问伐蒲，对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为蒲者，卫之所以恃晋楚也，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吾之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矣。”公曰：“善！卒不果伐。”他日，灵公又与夫子语，见飞鴈过而仰视之，色不悦。孔子乃逝。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基月而已，三年有成。”【一】孔子行。【一】《论语・子路》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一】【一】《论语・阳货》佛刖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刖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其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一】【一】《论语・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铿铿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38焉能系而不食？” 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一】此事《韩诗外传》载之，文无大异。略之。学于师襄之事，《鸿烈》亦及之：《淮南子・主术训》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而《家语》微变《史记》之文以传：《孔子家语・卷第八・辩乐解第三十五》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孔子有所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远眺。”曰：“丘迨得其为人矣，近黮而黑，颀然长，旷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为此。”师襄子避席叶拱而对曰：“君子圣人也，其传曰文王操。”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此事《新序》《说苑》并载之。《新序》：赵简子欲专天下，谓其相曰：“赵有犊犨，晋有铎鸣，鲁有孔丘，吾杀三人者，天下可王也。”于是乃召犊犨、铎鸣而问政焉，已即杀之。使使者聘孔子于鲁，以胖牛肉迎于河上。使者谓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必流而杀之。”孔子至，使者致命，进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叹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济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趍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夫犊犨、铎鸣，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意之时，须而后从政，及其得意也，杀之。黄龙不友于涸泽，凤凰不离其罻罗。故刳胎焚林，则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则凰凰不翔；竭泽而渔，则鱼龙不见。鸟兽之于不仁，犹知避之，况丘乎？故虎啸而谷风起，龙兴而景云见，击庭中于外，而黄钟应于内。夫物类之相感，精神之相应，若响之应声，影之象形。故君子违伤其类者，今彼已杀吾类，何为之此乎？”于是，遂回车不渡而还。（《三国志・魏・刘廙传》注引）《说苑・卷第十三・权谋》赵简子曰：“晋有泽鸣、犊，鲁有孔丘，吾杀此三人，则天下可图也。”于是乃召泽鸣、犊，任之以政而杀之。使人聘孔子于鲁。孔子至河，临水而观，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于此，命也夫！”子路趋进曰：“敢问奚谓也？”孔子曰：“夫泽鸣、犊，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之未得志也，与之同闻见，及其得志也，杀之而后39 从政，故丘闻之：刳胎焚夭，则麒麟不至；干泽而渔，则蛟龙不游；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丘闻，君子重伤其类者也。”按，《史记》《说苑》文无大异，不知其授受源流如何。或二者皆本同一来源，也未可知。至于陬操，其词《世家》不载，而后世之说补足之，曲名亦有变化。可作《世家》流变参考。典籍所载孔子所作陬《操》之词，述之如次：《孔从子・记问第五》：赵简子使聘夫子、夫子将至焉，及河、闻鸣犊与窦犨之见杀也、回舆而旋之卫、使鄹、遂为《操》曰：“周道衰微礼乐陵迟。文武既坠。吾将焉归。周游天下。靡邦可依。凤鸟不识。宝枭鸱。眷然顾之。惨然心悲。巾车命驾。将适唐都。黄河洋洋。攸攸之鱼。临津不济。还辕息鄹。伤于道穷。哀彼无辜。翱翔于卫。复我旧庐。从吾所好。其乐只且。”《琴操》：《将归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赵简子循执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将往，未至，渡狄水，闻赵杀其贤大夫窦鸣犊，胃然而叹之，曰：“夫赵之所以治者，鸣犊之力也。杀鸣犊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则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则凰凰不翔。鸟兽尚恶伤类，而况君子哉！”于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水经注・河水注》昔赵（鞅）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叹，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济，命也夫！”《琴操》以为孔子临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逢扬波；船楫颠倒更相加。”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此节见《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世家》本《论语》为说，然《史记》蜚雁事《论语》不载。《论语》绝粮事见于下文。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夏，鲁桓裏釐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此节《左传》载之，当是《世家》所本：《左传・哀公三年》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左传》《史记》载之甚简，《说苑》叙其事，而以爲在齐，曰：40 《说苑・卷第十三・权谋》孔子与齐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来，言庙燔。”齐景公出问曰：“何庙也？”孔子曰：“是厘王庙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诗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与人，必报有德，祸亦如之。夫厘王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宫室舆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庙，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无乃绝乎？故殃其庙以章其过也。”左右入报曰：“周厘王庙也。”景公大惊，起，再拜曰：“善哉！圣人之智，岂不大乎！”与此相类。按，《说苑》其意盖谓圣人之智通于天道，谓之权谋，当非的论。而《家语》述其事云：《辨物第十六》：孔子在陈，陈侯就之燕游焉。行路之人云：“鲁司铎灾及宗庙。”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庙。”陈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今桓僖之亲尽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三日，鲁使至，问焉则桓僖也。陈侯谓子贡曰：“吾乃今知圣人之可贵。”对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专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比较诸说，《家语》似更平实，然《说苑》之词，亦不必非，不妨两存。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一】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二】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　。【一】案哀公二年《左传》：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杜注；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言若生男，告公而立之）；女也，则肥（杜注：肥，康子也）也可。”季孙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卫。康子请退。公使共刘视之，则或杀之矣。乃讨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据此《史记》“顾谓其嗣康子”之文殆误。【二】《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按，狂简之说，此是再出。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41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一】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二】【一】《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墨子・耕柱》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论语》《墨子》唯载问政之事，而《说苑》复载孔子答语言外之旨，录以备考。《说苑・卷第七・政理》子贡曰：“叶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来远’，鲁哀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谕臣’。齐景公问政于夫子，夫子曰：‘政在于节用’。三君问政于夫子，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广而都狭，民有离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来远。哀公有臣三人，内比周以惑其君，外鄣距诸侯宾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齐景公奢于台榭，淫于苑囿，五官之乐不解，一旦而赐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于节用，此三者政也，诗不云乎：‘乱离斯瘼，爰其适归’，此伤离散以为乱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伤奸臣蔽主以为乱者也，‘相乱蔑资，曾莫惠我师’，此伤奢侈不节以为乱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二】《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按，以上《世家》所引，于《论语》中都是孔子自评的话，说明史迁注意孔子的自我认识，从而有使后学能从孔子的自我理解的角度理解孔子。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　人之士，岂若从　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一】【一】《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犹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穀不分，42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一】此节本《论语》。《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和苕，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按，比较可知，马迁截去子路夜宿和子路的话，从而加强了孔子形象。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一】【一】《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史记》详叙孔子绝粮始末，于细节之中见当时时势，孔子形象得以突出。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一】【一】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如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18【案】论语卫灵公此节正在“在陈绝粮”之下，据此可见史公删述之迹。至于史迁所云“子贡色作”，则是读二者为一条，增“色作”一语以系连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18《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3“非也。予一以贯之。”《““ 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陈蔡绝粮，先秦典籍言及者甚多。所本皆为《论语》“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三十三字。案《论语》所云，要点有三：一是述绝粮，二是说子路愠，三是夫子之论“固穷”。先秦两汉子书言及“绝粮”者如下，可参下表：《墨子・非儒》藉此发挥，非仲尼之不能固穷守礼。《庄子・山木》藉之发挥，以说委运顺化、安之若命，隐隐合于“君子固穷”。《庄子・让王》“绝粮”一节，颜回、子路、子贡三人并出，子贡所云“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正后世所谓“孔颜乐处”，与《山木》所云正为表里。《荀子・宥坐》述仲尼子路相问答，“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又与《庄子》两节相似。《吕览・任数》所言，重在说颜回之贤，察人之难，与夫子气象相隔悬远。《吕览・慎人》本《庄子・山木》又《韩诗外传・卷七》与《荀子》相类。《韩诗外传卷第七》：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即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有饥色，读《诗》《书》习礼乐不休。《说苑・卷第十七・杂言》：孔子遭难陈、蔡之境，绝粮，弟子皆有饥色，孔子歌两柱之间。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不应，曲终而曰……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案：《论语・卫灵公》、《史记・孔子世家》皆略记孔子绝粮事；而《庄子・山木》及《让王》、荀子・宥坐》、吕氏春秋・慎人》、韩诗外传》卷七、风俗通・穷通》、孔子家语・在厄》及《困誓》两篇、《说苑》所载两节尤详。文虽错互，皆可取证。至《墨子・非儒》篇载子路烹豚沽酒事，乃幻设之言。《吕览・任数篇》载颜子拾尘事，《家语・在厄》用之，似亦为可信，今不取。足见此本是孔子一生大事，故流传甚广，而马迁亦述之虽不甚详，大旨见矣。《说苑》等典籍详细记载了孔子及其门人的对话，为深入理解绝粮之事，今不惮文繁，叙之如次：44《墨子・非儒》《庄子・山木》《庄子・让王》（《吕览・慎人》）《说苑・杂言》《荀子・宥座》（《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吕览・任数》《论衡・知实》《《《《《 《说苑・卷第十七・杂言》：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居环堵之内，席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读诗书治礼不休。子路进谏曰：“凡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今先生积德行，为善久矣。意者尚有遗行乎？奚居隐也！”孔子曰：“由，来，汝不知。坐，吾语汝。子以夫知者为无不知乎？则王子比干何为剖心而死？以谏者为必听耶？伍子胥何为抉目于吴东门？子以廉者为必用乎？伯夷、叔齐何为饿死于首阳山之下？子以忠者为必用乎？则鲍庄何为而肉枯？荆公子高终身不显，鲍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时，虽才不用，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舜耕历山而逃于河畔，立为天子则其遇尧也。傅说负壤土、释板筑，而立佐天子，则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负鼎俎调五味而佐天子，则其遇成汤也。吕望行年五十卖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为天子师，则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缚胶目，居槛车中，自车中起为仲父，则其遇齐桓公也。百里奚自卖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为卿大夫，则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闻天下，以为令尹，而让孙叔敖，则其遇楚庄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阖庐，后遇夫差也。夫骥厄罢盐车，非无骥状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骥得王良、造父，骥无千里之足乎？芝兰生深林，非为无人而不香。故学者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也，忧而不衰也，此知祸福之始而心不惑也，圣人之深念独知独见。舜亦贤圣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尧也；使舜居桀纣之世，能自免于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杀关龙逄而纣杀王子比干，当是时，岂关龙逄无知，而比干无惠哉？此桀纣无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学修身端行，以须其时也。”案：此用韩诗外传卷七；又略见《荀子・宥坐》篇及《家语・在厄》篇。余详上节。《孔子家语卷第五・困誓第二十二》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馁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语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吕氏春秋・十四卷・孝行览・慎人》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糁。宰予备矣，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小人也。召，吾语之。’子路与子贡入。子贡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陈、蔡之阨，于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45““ 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虞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吕氏春秋・十七卷・审分览・任数》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说苑・卷第十七・杂言》楚昭王召孔子，将使执政，而封以书社七百。子西谓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长管五官有子贡者乎？昔文王处酆、武王处镐，酆、镐之间，百乘之地，伐上杀主，立为天子，世皆曰圣王。今以孔子之贤而有书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恶之难分也，圣人独见疑，而况于贤者乎！是以贤圣罕合，谄谀常兴也。故有千岁之乱，而无百岁之治，孔子之见疑，岂不痛哉！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此本《论语》。《庄子・人间世》亦取《论语》以说“无用之用”。但史迁全抄《论语》，不用《庄子》之说。《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庄子・内篇・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郄曲，无伤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46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一】【一】《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文子问仲尼之事，《左传》尤詳。《左传・哀公十一年》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诱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为之一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夺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夺之轩以献。耻是二者，故出。卫人立遗，使室孔姞。疾臣向　，纳美珠焉，与之城鉏。宋公求珠，　不与，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卫庄公复之。使处巢，死焉。殡于郧，葬于少禘。初，晋悼公子　亡在卫，使其女仆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饮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为大夫。悼子亡，卫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但史迁本欲为孔子立传，故此对《左传》多所刊略。以便突出孔子行事。《家语》则全因《世家》之文。《孔子家语・卷第九・正论解第四十一》卫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诱其初妻之娣，为之立宫，与文子女，如二妻之礼。文子怒将攻之。孔子舍璩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访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则尝闻学之矣，兵甲之事，未之闻也。”退而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岂敢度其私哉？亦访卫国之难也。”将止，会季康子问冉求之战，冉求既对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用之则有名。”康子言于哀公，以币迎孔子曰：“人之于冉求信之矣，将大用之。”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47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一】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二】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一】《论语・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谓答哀公问，而《世家》谓答康子，是其异。“举直错诸枉”之义，《论语》曰：《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不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推，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二】《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19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一】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二】，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三】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此节叙述孔子编次经籍之事。【一】《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二】《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礼记・祭法》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七代之所以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馀不变也。《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对策曰：“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19案《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48“从周。” 《法言・五百》或问：其有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秦已继周矣，不待夏礼而治者，其不验乎？曰：圣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继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舍之而用他道，亦无由至矣。【三】《论语・八佾》《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檀弓（下）》：“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坊记》殷人吊于圹，周人吊于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汉书・礼乐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大平而大备。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二】【一】《论语・八佾》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徼如也，绎如也。以成。”【二】《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论语・泰伯》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关于采诗，《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一】。读易，韦编三绝【二】。曰∶“假我数年【三】【一】《汉书・艺文志》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二】《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假“作“加”。杨树达《论语疏证》按：此盖孔子四十以后之言。《易》为穷理尽兴以至命之书，学《易》数年，故五十知天命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鲁读‘易’为‘亦’，今从古。”由此，孔子读易之说似颇可疑。1972年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前元12年，即前168年）年中有《周易》，又有《要》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如是，则“读《易》”之说似亦不謬。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49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者甚众。《吕氏春秋・孝行览・遇合》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于鲁司寇。《淮南子・要略》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二】。所慎∶齐，战，疾【三】按，以下数节，皆缀合《论语》之说，但列其来源，不具分析。【一】《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二】《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论语》子之所慎∶齐，战，疾。【四】《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五】《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一】。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二】。君召使傧，色勃如也【三】【一】《论语・乡党第十》：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唁唁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二】《论语・乡党第十》：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攫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三】《论语・乡党第十》：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攫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谵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四】《论语・乡党第十》：君命召，不俟驾行矣。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一】【一】《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噎而谒，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二】《论语・乡党》：席不正，不坐。【三】《论语・述而》：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50。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四】。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五】。。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四】。。席不正，不坐【二】。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三】。 《新序校释・卷第七・节士》：故孔子席不正不坐，不正不食。《韩诗外传卷第九》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知其諠也，呼而问之曰：“何为中止？”对曰：“有所失复得。”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自是之后，孟子不复諠矣。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言曰：“吾怀纴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诗》曰：“宜尔子孙承兮。”言贤母使子贤也。是日哭，则不歌【一】。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二】。【一】《论语・述而第七》：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二】《论语・乡党》：寝不尸，居不容。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论语・子罕》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三人行，必得我师。”【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二】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三】【一】《论语・述而第七》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从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潜夫论笺校正・卷八・德化第三十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我则改之。”《诗》美：“宜鉴于殷，自求多幅。是故世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咸怀方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羲、农之俗，复见于兹，麟龙鸾凤，复畜于郊矣。”【二】《论语・述而第七》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三】《论语・述而第七》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一】【一】《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一】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二】达巷党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三】牢曰∶“子云‘不试，故艺’。”【四】51也。”矣。” 【一】《论语・公治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二】《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遂欲从之，末由也已。”【三】《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四】《论语・子罕》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一】。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二】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三】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四】【一】《左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亦何伤？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按，获麟之事，当马迁熔铸《春秋》兩傳，不必本于某家。【二】《论语・子罕》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三】《论语・先进》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四】《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案，据《左传》，子路之亡在哀公十五年，《公羊传》之说非是，故司马迁据《左传》正之。又，获麟之事，众口腾传，典籍所述，列之如次：《孝经纬援神契》麟中央也，轩辕大角兽也。孔子备《春秋》，修礼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古微书》引）《说苑・卷第五・贵德》仁人之德教也，诚恻隐于中，悃愊于内，不能已于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见天下强陵弱，众暴寡；幼孤羸露，死伤系虏，不忍其然，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思施其惠，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德及之也。诗曰：“载52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驰载驱，周爰咨谋。”此之谓也。《六艺论》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公羊》何休《解诂》哀公十四年：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代周。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慧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家语卷第四辨物第十六》叔孙氏之车士曰子鉏商，采薪于大野，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　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孙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害，吾是以伤焉。”《拾遗记・三》周灵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于鲁襄公之世，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来附征在之房。因梦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于空中而来，以沐浴征在。天帝下，奏钧天之乐，列于颜氏之房。空中有声，言天感生圣子，故降以和乐笙？之音，异于俗世也。又有五老，列于征在之庭，则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继衰周而素王。”故二龙绕室，五星降庭。征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秀发系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汤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鲁定公二十四年，鲁人锄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系角只之发尚犹在焉。夫子知命之将终，乃抱麟解发，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时，及解发之岁，垂百年矣。《琴操》：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获麟，击之伤其左足。将以视孔子。孔子道与相逢。见，俯而泣，抱麟曰：“尔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仰视其人，龙颜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须臾，取三卷图。一为赤伏，刘季兴为王。二为周灭，夫子将终。三为汉制造作《孝经》，夫子还，谓子夏曰：“新主将起，其如得麟者。”（《艺文类聚》十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一】【一】《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一】。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二】【三】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六】；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七】，推此类以绳当世【八】。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九】53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四】。据鲁，亲周，故殷【五】，。《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十】。 【一】《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二】《左传》杜预序：仲尼自卫返鲁，修《春秋》，立素王。邱明为素臣。《御览》六百六引《春秋纬・演孔图》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玑。一低一昂，是七期验败毁灭之征也。”《公羊》隐元年疏引《春秋说》：“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说》：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揆命篇》：孔子年七十岁知图书，作《春秋》。《御览》十六引《洪范五行传》；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历也。《文选》答宾戏注引《春秋元命包》：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也。”《仪礼・士冠礼》疏引《春秋・演孔图》：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公羊》哀十四年疏引《演孔图》：获麟而作《春秋》，九月书成。《初学记》二十一引《春秋・握诚图》：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三】《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四】《公羊》何休《解诂》隐公元年：“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五】“据鲁，亲周，故殷”盖公羊家旧说。杨士勋《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九旨”，……何氏作《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案，又见庄公二十七年、宣公十六年《解诂》），此一科三旨也……案“新（亲）周”本宣十六年《公羊传》：夏，成周宣谢灾。成周者何？东周也。宣谢者何？宣宫之谢也。何言乎成周宣谢灾？乐器藏焉尔。成周宣谢灾，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2020案，何休之说非也。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成周在王城之东，故谓之东周，汉书地理志“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成周非王居而宣宫在焉者，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此周之下都，得有先王宗庙。左传敬王入于成周，盟于飨宫，亦庙之在成周者也。谢读如序，则物当栋之序，谢之言射也，堂后无室，本射堂之制，故以名焉。周之东迁本在王城，及敬王避子朝之难，更迁成周，作传者据时言之，故号成周为新周。犹晋徙于新田，为之新绛，郑居郭郐之地，谓之新郑云尔。传言此者，言成周虽非京师，而先王宫庙有大灾变，火为除旧布新之象，其后敬王果新邑于此，故春秋大之，同于京师，而录其灾也。新周虽出此传，而义非如何说。“故宋”，虽榖梁有之，意尤不相涉。（卷六・116上）54此何以书？新周也。“ “故宋（殷）”本桓二年《榖梁传》；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或曰，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六】庄公十年《春秋》“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孔广森以为此即《礼记・曲礼》所谓“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之义。【七】僖公二十八年《春秋》；“天王狩于河阳”，《左传》：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故书天子出狩，诸侯往朝。且明德也。《孔子家语・卷第十・曲礼子贡问第四十二》子贡问于孔子曰：“晋文公实召天子而使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阳，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亦书其率诸侯事天子而已。”【八】《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九】《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一】。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二】秋》。”【三】【一】《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二】《春秋纬》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三】《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公羊传・昭公十二年》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明岁，子路死于卫【一】。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二】【一】据《左传》，子路之亡在哀十五年，所谓“明岁”。《公羊传》颜渊死，子曰：“噫！亦何伤？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55。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按，据《公羊》，则子路之亡在哀十四年之前。《公羊传》误，司马迁取《左传》之文以正之。《孔子家语・卷第十・曲礼子夏问第四十三》子路与子羔仕于卫，卫有蒯聩之难。孔子在鲁，闻之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既而卫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已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左传・哀公十五年》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二】此节本《礼记・檀弓（上）》：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放？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孔子家语・卷第九・终记解第四十》孔子蚤晨作，负手曳杖，逍遥于门，而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吾将安杖；　人其萎，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叹而言曰：“赐，汝来何迟。予畴昔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即与宾主夹之，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而丘也即殷人，夫明王不兴，则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将死。”遂寝病，七日而终，时年七十二矣。哀公诔曰：昊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于乎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贡曰：“公其不没于鲁乎？夫子有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君两失之矣。’”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按，哀公之诔，本于《左传》，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礼记・檀弓（上）》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56【一】“，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 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一】《礼记・檀弓（上）》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郑注：无服，不为衰，吊服而加麻，心丧三年。案，郑玄注盖本《史记》【二】《孔子家语・卷第九・终记解第四十》既卒，门人所以服夫子者，子贡曰：“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于是弟子皆吊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则由绖。……二三子三年丧毕，或留或去，惟子贡庐于墓六年。自后群弟子及鲁人处于墓如家者百有余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三】《史记・儒林列传》：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於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後诸儒始得脩其经　，讲习大射乡饮之礼。《礼纬稽命征》夫子坟方一里，弟子各以四方奇术来植之。《金楼子・志怪》孔子冢在鲁城北，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无能名者，传言孔子弟子既皆异国之人，各持其国树来种之。孔子茔中，至今不生荆棘草木。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索隐》按：《家语》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并官氏之女，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使人遗之鲤鱼。夫子荣君之赐，因以名其子也。《论语・先进》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所谓“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礼记正义》引郑玄《三礼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此於《别录》属通论。”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子慎生鲋，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鲋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57里。 蚤卒【一】。安国生卬，卬生驩。【一】《汉书・艺文志》：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通过上文材料的分析，可以结论如下：第一，就《世家》取材而言，多以儒家经传为本，其中《论语》春秋》包含内外两传）可说是此篇的最主要材料来源。具体分析而言，记载言词多用《论语》相参合，记载事迹多和《春秋》相印证。与“考信于六艺”的儒家着述立场保持一致，表明司马迁思想倾向。就后世关于孔子的语料看来，后世谈及孔子虽然有许多典籍，往往本于《世家》，比如《孔子家语》就是一个证明，《世家》也往往是注疏的一个材料源泉。这说明《孔子世家》在搜集材料的完备和塑造孔子形象的成功。第二，就司马迁的着史意图而言，归于雅驯是其未尝点明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由于儒家自身雅驯、语怪之间的矛盾未能彻底根除，所以在“考信”“征实”的理念指引下，仍然不可避免采用被经典儒家所排斥的“语怪”材料，史迁利用《鲁语》等材料为孔子立传就是一个证明，当然也同样反映到其他篇目。但是，对使用不能征实的语怪材料应如何评价呢？第三，在此，我们似乎可以将问题引申一步，即如何看待史迁的“史”观。《世家》是否一定就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发生在孔子身上的“实事”？先秦两汉并没有现代人“史实”的观念，为文多创设寓言，这点中外一致（如古希腊悲剧家，柏拉图，色诺芬）。真正的“史实”观念源于十八世纪的欧洲，朗克学派将这点发挥到极致，中国现代史学界尤其古史辨派的考辨奠定了现代的历史观念。古人之“信”与否更侧重价值道德判断，但现代史学家注重历史真实。用“真不真”标准取代“好不好”（顾颉刚的话），既是现代史学的进步，又是现代史学走向困境的原因。古今关于“真”的理解不同，导致现代人研究历史，要将《史记》《汉书》等“史部”典籍割裂的七零八落，古人之“史”涵义甚广，与现代之“历史”观念不同。这点应该仔细讨论。而解决现代学术困境，维护典籍的整全性就应该返回古人的标准，在这一点上，“考信于六艺”比“追求客观真理”可行得多。从“我对他”（研究对象与研究者）持真理标准进行审判式的研究转向我与你探寻何者为“善”的对话研究，是必然的而且几乎惟一的学术转型方向。从这一意义上说，《世家》是否是孔子的“真”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是“善”的形象，是万世师表的楷模，为后人提供价值归依的参照。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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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山皆奇特如盆景，水尽温柔似女郎。山水真堪天下甲，桂林小住不思乡。”七年里，我每天行走于桂花飘香的山水之间，细雨朦胧中的漓江像一个梦幻的天上人间，每每凝视，心存感恩、留恋。难忘的是，当我像一个懵懂的孩子走进一座光彩夺目的学术殿堂却难以窥见其中的奥妙时，我的导师力之先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教诲，老师为人宽厚，大气，他常说做人要谦虚，不谦虚无以进步，要自信，不自信无以自立。老师强调文章要有新意，有深度，他严谨治学的精神，求真求实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不辞劳苦为我构建论文框架，为我的主要论点考核论证，甚至一字一句都帮我仔细斟酌。感激之情无一言表，借用龚自珍的一句诗：“肝胆照似秦时月,待我情如岭上云”，感谢我的恩师。然而，我生来悟性欠佳，对先生诸多学问领会不深，但先生从未嫌弃过我，一次又一次地鼓励、夸奖，为我树立信心。愧疚之极，只有期待以后仍有沉潜在这个领域中的机会，冀可把握这一学科内涵所在，做出可以让先生更满意的成果。我还要感谢李复波老师和杜海军老师，两位老师都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李老师的细致与谦和，杜老师的含蓄与宽厚，都将是我深藏于心的美好回忆。还有张明非老师解读唐诗的深入浅出，胡大雷老师讲授玄言诗的从容儒雅，沈家庄老师吟咏宋词的神采飞扬，李乃龙老师论道谈禅的翩然出尘，韩晖老师评析先秦诸子的细致入微，阙真老师说戏曲的栩栩如生。斯人斯景，留与我一份终生难以磨灭的文学感悟。还要感谢莫道才老师，是他对学生的爱护让我得以进入这个领域，并实现自己的梦想。各位老师们严谨的学风、高尚的师德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在这里谨向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各位老师之恩，山高水长，我无以为报，唯终生铭记！良师难得，益友难舍。我们古文献学专业的兄弟姐妹郭锐，真真，万华，易姐，彼此呼应，相依相存。感谢我的同门马楠、良山，缘分让我们从天南地北走到了一起，三年里，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与支持，这份情谊永存我心；感谢师兄李川、苏晓威，龚俅，师姐吴福秀，在学业和生活上给我的帮助和鼓励；感谢我的舍友元琼姐姐；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乃至明天的一切；感谢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我将永远铭记于心，并在今后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人。愿你们永远平安，幸福！戊子年暮春于桂林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