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名家评

《屈原列传(节选)》课文说明解题指导教学建议《屈原列传(节选)》课文说明这篇课文节选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先秦文献没有说到屈原，这篇传记第一次记下有关屈原的资料。屈原是战国时代的人，贾谊是西汉初期的人，司马迁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编在一起呢?明代陈仁锡《史记考》说：“屈贾俱被谤，俱工辞赋，其事迹相似，故二人同传。”近代李景星《四史评议》进一步说：“通篇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二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这两家的说法是很好的。这篇传记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为才人的身世遭遇鸣不平，抒发一种忠心耿耿，才干卓荦，而结果受打击、受压抑，报国无门，以至穷愁潦倒，抑郁而死的终天愤慨。屈原有才干，有远见，对楚国忠心耿耿，却一被楚怀王疏斥，再被顷襄王流放，直到怀石沉汨罗而死。贾谊是汉初最有才气、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之一，但终未被重用，才能无从施展，终生郁郁不得志。司马迁也是品格高尚，才华横溢，竟因李陵一案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千古忠贤，途竟一辙。司马迁《报任安书》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指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自况《史记》之成，基于垢辱。他在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又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含着热泪为屈原立传，抒情寄愤以浇胸中块垒。因此，这篇课文实际上是一篇夹叙夹议的人物评传，这是不同于《陈涉世家》《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地方。一层次结构这篇课文共12段，可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至第3段)，写屈原由见“任”而见“疏”。这部分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第1段)，写屈原的身份、才识。以“王甚任之”总括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以“博”“强”“明”“娴”“图议”“接遇”“应对”点明信任的原因，也点明了下文上官大夫嫉妒的原因。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楚国的国君芈(ｍǐ)姓，熊氏，屈原的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受封于屈邑，因以封邑为氏，所以说是“楚之同姓”。第二层(第2段)，写上官大夫嫉贤进谗和怀王信谗，屈原被怀王疏远。“王怒而疏屈平”总括屈原政治生活中的第一个不幸。与上文的“王甚任之”形成强烈对比，这一“任”一“疏”，见出楚王反复无常，践踏人才。上有昏君，下有佞臣，楚国政治的腐败黑暗可想而知。第三层(第3段)，写屈原创作《离骚》的缘由以及对《离骚》的高度评价。《离骚》是由怨愤产生的。“王听之不聪”“谗谄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是其外因；“穷”和“怨”是其内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是“穷”的具体内容。“穷”则“怨”，“怨”则“歌”，于是司马迁作出推断：“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这里，把《离骚》与楚国黑暗腐败的政治环境和屈原的主观感受紧密地联系起来，表明写作《离骚》正是屈原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和控诉。对《离骚》内容和形式的评价结合屈原的品德修养一起进行，从文如其人的角度，介绍屈原的志洁行廉是其“文约”“辞微”“称小旨大”“类迩义远”的思想基础。《离骚》特别突出“志洁”这个特点，以污泥、浊秽、尘埃、滋垢喻邪恶，以美人香草喻高洁的志趣。面对种种邪恶，屈原矢志如一，出污泥而不染，保持高洁的品德。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赞扬屈原的这种高尚品德可“与日月争光”。第二部分(第4至第10段)，写屈原由见“黜”而见“迁”。这部分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第4至第7段)，写屈原被怀王罢黜后，怀王三次被秦所骗，最终客死于秦，突出屈原的个人遭遇与楚国命运息息相关。第二层(第8至第10段)，写顷襄王昏愦，屈原见“迁”。这一层突出屈原遭放逐后还“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又一次为屈原作不平之鸣。第三部分(第11段)，写屈原自沉汨罗的经过。这部分着重记叙了屈原与渔父的两次对话。第一次对话揭示出屈原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清”者“醒”者必然是厄运。第二次对话突出屈原的高贵品质：宁愿葬身鱼腹，也不同流合污苟且偷生。这部分形为记叙，实为议论，以转述人物对话代议论，既评屈原之志，也抒司马迁之情，从不同意见的争论中，突出屈原的观点。第四部分(末段)，写屈原死后的影响。一是屈原创造的楚辞一体，作者后继有人，但都不能像屈原那样直谏；一是屈原死后，楚为秦所灭。综上所述，这篇课文通过写屈原的生平事迹，特别是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表现了屈原的一生和楚国的兴衰存亡相攸关，赞颂了他的爱国精神和正直的品德，处处流露出作者郁郁不平之气和“悲其志”的叹惋。二写作特点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记叙、议论、抒情三者紧密结合。作者在叙事的基础上展开议论，在议论部分又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如第一部分，叙述屈原遭嫉蒙谗受疏，创作《离骚》的情况后，对《离骚》发表议论，评价作品和作家，赞颂屈原的伟大人格和高洁志趣；第二部分，对怀王的昏愦直接进行了评价，予以强烈谴责，也间接赞颂了屈原的卓见远识；第三部分，采用寓议于叙的手法，显示屈原之死的深远影响。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一方面是他有强烈的感情要借题抒发；另一方面也是有关屈原本身的资料太少的缘故。　《屈原列传(节选)》解题指导一作者从解题、成因、内容、风格四方面介绍了《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段话，是结合屈原的作品和人格说的，说明屈原的秀美文辞与高洁志行互相辉映，浑然一体。 二本题意在让学生了解屈原个人的遭遇同他的祖国息息相关。主要内容涉及课文第二部分。怀王三次被秦国欺骗，兵败地削，客死于秦，从此楚国元气大伤，最后被秦国消灭。几件大事可以概括为：①受骗绝齐；②兵败丹淅；③蓝田退兵；④复释张仪；⑤诸侯击楚；⑥赴秦身死；⑦为秦所灭。三本题内容涉及课文第三部分，目的使学生体会屈原愤世嫉俗的心情和对待人生的态度，体会作者流露出来的那种愤慨惋惜之情。渔父和屈原的对话，代表两种不同人生哲学、两种不同的品格操守、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渔父认为对人生、对世事都不要太认真、太执著，最好是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即篇中所谓的随流扬波、与世推移，至于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则是大可不必的。屈原反对这种人生哲学，认为绝对不能随波逐流，绝对不能同流合污，宁可葬身鱼腹也要保持自己志洁行廉的人格。司马迁把渔父和屈原的观点两相比照，是对屈原人格的赞扬和景仰，其中也表露出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愤慨和对屈原同情惋惜之情。四本题意在让学生掌握课文中的通假字。1.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通“罹”。)2.人穷则反本(反，通“返”。)3.靡不毕见(见，通“现”。)4.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指，通“旨”。)5.屈平既绌(绌，通“黜”。)6.亡走赵，赵不内(内，通“纳”。)五略。教学建议本课用三课时教读。利用“阅读提示”，引导学生圈点勾画，运用“相关联系，相似比较”的方法，体会作者在记叙、议论中所寄寓的思想感情。历代名家评《屈原列传》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盖屈原获罪被放，司马亦获罪被刑，其获罪同，而所以获罪则不同，屈原宜怨，司马不宜怨。何也?屈原之怨亲亲也，怨君蔽于谗佞，宗社有累卵之危，自信一身可以维持，而不见用，虽然，惟楚有材，他国多用之以成霸，三谏不听则去，原岂不知，何必怨，然不可以是律原者，原宗臣也，宗臣死社稷，职也，其眷眷君国，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鬻熊之血食可延，冀谗佞之一改，而高阳之苗裔不斩也。无何日甚一日，诸臣愚弄其君于掌上，而不之改，其君日受诸臣之愚弄，而不之悟，欲维持而不能，欲坐视而不忍，夫安得不怨，怨而极，无所复之，安得不死?其辞曰，吾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证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终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君子谅其怨，悲其志矣。 若司马之怨，不过为庇一李陵而不得耳，陵受命出征，兵败降虏，为将之罪，莫大于是，天子诛其家，以正其罪，法也。即陵之对苏武，亦言罪通于天，而不自讳，而司马则谆谆恳恳，向天子表陵之能，解陵之罪，欲天子徇其请，枉法而赦陵，褊之甚也。幸武帝宽大，不以为党恶，竟置诸族，止以为游说，而下于理。在司马自当省过认罪，反躬自咎而自安焉，可也，乃怨天子不徇其请，而反罪之，又怨诸臣之媒孽陵而文致之。呜呼，既生降也，何用媒孽，降敌可赦，国法安用哉!故曰，司马之怨，不宜怨者也，乌得与屈大夫同日论哉!篇首叙受谗之故，作《骚》之由，文情斐亹，音节激越，中叙外欺内感，以致丧师失地，活画出一怀王，言少事该，比《国策》更为简练。篇末慨君终不悟，已不必生，悲愤淋漓，如怨如慕，鹃啼猿啸，听之泪下，忠臣至死，犹系心君国，所谓身死而心不死也，真善状屈子苦哀。通体以叙事夹议论，一唱三叹出之，声调超迈，亦是《国风》《小雅》之遗。（《读史管见》卷二《屈原列传》）——于慎行《史记·屈原传》为文章家所称，顾其词旨错综，非叙事之正体。中间疑有衍文，如论怀王事，引《易》断之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即继之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何文义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则以为文章之妙，变化不测，何其迂乎!(《读史漫录》卷二)——陈三立太史公越周迄汉，而为《屈原贾生列传》，学者皆称取其怀忠迁放，并工为骚赋相类，与并世先后传老子、韩非，异世传扁鹊、仓公是其例，固宜有然者邪!吾意太史公盖以为七十子之后，周、汉相望，百余年之间，有王佐制作之才者，唯屈原、贾生两人而已。其传屈原曰：“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其传贾生曰：“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屈原、贾生所为宪令仪法，不可得具知，要必追先王之意，去苟简之治，易敝通变，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有相为出入者。太史公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方痛世运之流而不返，生民之祸无终极，积久而愈烈，意非有如孟子所推天民大人名世者出，不足扫除更张敝法，以复隆古而维后世，而于其所俯仰睥睨之名儒功臣既举，未可以语此者，于是旷世低徊，而独默许此两人，为之示其微尚所在而不恤，特与扁鹊、仓公同例。若曰医民疾者，周时独有扁鹊，汉时独有仓公；医国病者，亦独周屈原汉贾生耳。呜呼，彼宪令仪法二书者之不存，此太史公之所深痛，故独感慨悲吟于其辞赋，而如贾生陈政事之粗迹，转可以略而不具者也。若其《鲁仲连邹阳列传》，则已自明邹阳附鲁连之故无隐情，疑与此异云。（《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李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