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司马迁的悲剧命运感——以《史记·滑稽列传》为例

解读司马迁的悲剧命运感——以《史记·滑稽列传》为例-大学语文论文解读司马迁的悲剧命运感——以《史记·滑稽列传》为例马凤摘要：本文以司马迁的《滑稽列传》为依据，深入挖掘司马迁深埋在文章中的深沉的自身悲剧命运感以及他对所谓的“明君圣主”的辛辣讽刺。关键词：司马迁滑稽列传命运感对于《滑稽列传》，有人将其视为司马迁的游戏文字；也有人把它看作司马迁给汉武帝的谏书；还有人从“滑稽”一词的内涵出发，通过与“幽默”一词进行对比，“在语义学的意义上首次界定出中国式的幽默，即政治伦理型的幽默”，指出“他（司马迁）在艺术史的意义上首次塑造了典型的喜剧人物形象，即功利道德型的喜剧人格”[1]……这些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倘若结合司马迁写作《史记》的过程及他的遭遇，毋宁说《滑稽列传》更是其自身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田长山曾说：“……《滑稽列传》是他郁愤深广的精神世界的一次有意识的突围，他在看似喜剧的人物事理之中同样隐含着深重的身世悲剧感。”[2]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合乎司马迁的创作动机的。同时，这也是司马迁心目中的理想君主形象的一次展现。因此，对《滑稽列传》进行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感受司马迁深沉的内心情感。一、惨烈的身世遭遇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8年）之前，可以说司马迁一直是生活在“温室”之中的。在《自序》中，司马迁不无自豪地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位于今陕西韩城，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和产生神化传说的地方，而这里正是才华横溢的司马迁的诞生地。他“年十岁则诵古文”，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文化修养很高，为他以后所要从事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厄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3]。漫游归来之后，司马迁顺利地踏上了从仕之路，成为一名郎中，虽然官职比较小，但是可以看到皇帝，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前途一片光明，司马迁也满怀仕途的激情，想要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良好的教育、广泛的游历及一帆风顺的仕途，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值得炫耀的，司马迁也一样。直到此时，他的生活还是美好的、前途是光明的、思想是乐观向上的。他热爱这个蒸蒸日上的国家，崇敬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喜欢自己现在太史令的工作……一切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但在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8年，37岁的司马迁，在开始其《史记》著述工作刚刚满第七个年头的时候，由于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而被处以腐刑。对国家、对君王、对自己正踌躇满志的司马迁顿时跌入了人生的低谷。正直、善良、天真的司马迁怎么也没想到他的拳拳忠心竟然被一向英明的汉武帝误解为借机打击报复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此时正得宠）；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他正满怀激情地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竟然成了政治的牺牲品。遭受如此奇耻大辱，身心遭受这般惨烈的打击，司马迁昂扬的生命在此转了弯。在《报任安书》中写出了所遭受的最大的耻辱：“故祸莫大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刑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4]一个“极”字写出了宫刑给司马迁所造成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在古代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宫刑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也否定了他存在的意义。对司马迁来说，没有什么还能给他更残酷的打击了。二、耻辱背后的冷思考成为“扫除之隶”“刑余之人”的司马迁惶惶不可终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精神的大厦顷刻间倒塌了，他说：“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此之后将会是“身毁不用矣”。人生突然没有了航向。然而，身心遭受剧创的司马迁，没有选择“轻飘飘地”死去，也没有选择一蹶不振地消沉，而是回到古圣先贤那里去寻找生活下去的勇气。他发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5]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之后决定“忍辱苟活”“发愤著书”，把自己内心的悲愤通过文章表达出来，“思垂空文以自见”。也正是因为如此，《史记》不同于以往的历史著作，除了在实录史实的同时，作者更是把自己深沉的情感熔铸在字里行间及每一个历史人物身上。三、“小人物”的尴尬《滑稽列传》，可以说，是一篇寓意非常深刻的人物传记，这里面没有王公大臣，没有英雄墨客，也没有文学术士，有的只是一群“小人物”，他们是 “刑余之人”，是艺人，是侏儒。而所谓“小人物”，主要是指他们没有高贵的出身、显赫的官职，他们身份卑贱、职位卑微，从来都不在有官者、有名者、有位者的眼里，也很少有人为他们写书立传，总之，他们是一群不被重视、不被尊重的人。但是司马迁却倾情为他们立传，他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们，“伟”！他们是赘婿淳于髡、乐师优孟、倡优优旃……淳于髡，聪明机智，胸怀国家，他凭“一只大鸟”“一声大笑”和“一句笑谈（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使得一个“沉湎不治，好为淫乐长夜之饮，委政卿大夫”的昏君“一鸣惊人”“罢长夜之饮”，使国家“威行三十六年”。优孟，胆识过人，有仁爱之心，面对无人敢谏的荒唐君主，他借“一声大哭”“一曲长歌”使爱马如痴的楚庄王放弃了荒唐的举动，也使背恩少义的楚庄王抚恤了忠臣之后。优旃，喜言“大道之言”，爱行仁义之举，他由“一声疾呼”“一句笑言”使淋雨值班的侍卫们能够“得半相代”，也使秦始皇和秦二世多次放弃劳民伤财的土木工程，使“百姓免于愁费”。因此，他们的智谋、他们的才情及他们的胆识，都足够我们用“奇伟”来褒扬！但是，即使他们有如此的才情和胆识，最终也不过是弄臣而已，难登大雅之堂。这是司马迁内心里永远都无法割舍的痛。淳于髡，受过刑，被剃去了头发，在当时，这是对男人尊严的践踏；优孟，一个乐师，只配为达官贵人们唱曲子，供人娱乐而已；优旃，倡优，哄皇帝高兴的罢了。他们虽然能够常伴最高统治者的身边，接近最高权力的中心，那又如何呢？只是供人玩乐的对象而已。他们的境遇与司马迁的遭遇何其相似。因此，在笔者看来，司马迁能够把他们写得如此惟妙惟肖，是因为他感痛而身受之。 然而，司马迁又是倔强的。遭受奇耻大辱之后的他成为了中书令，从官职上来说比太史令确实高了，但是同样他却是在行使着宦官的职责，这对他来说不能不是又一个打击。强烈的屈辱感和心中的愤懑几乎摧垮了他的意志，然而既然选择苟活，就不能是一文不值地生活着，况且父亲的殷殷期望还没有完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也还不曾实现。因此，既然现实生活中没有能够支撑他走下去的依靠，他就转而走向了先人，从他们那里获取点滴安慰。于是，淳于髡的机敏、优孟的胆识和优旃的仁义就成了他的精神慰藉；于是，“刑余之人”淳于髡、乐师优孟、侏儒优旃等等走出历史的坟墓，活生生地走进人们的视野中，生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四、理想君主的幻想列传中，不管淳于髡、优孟和优旃多么的才思敏捷、胆识过人和胸怀大义，也不管他们的语言多么的幽默机智，行为多么的夸张怪诞，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他们的君主尽管荒淫无度，尽管行事荒唐，尽管刻薄寡恩；他们仍然都是明智的，他们并不唯我独尊，他们仍然能够听得进谏言，他们允许臣子们解释。齐威王虽然“沉湎不治”，但是他依然怀有“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壮志，他还有容人的胸怀，面对淳于髡的“仰天大笑”，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耐心地询问“先生少之乎？”“笑岂有说乎？”给了淳于髡充足的解释机会，同时也给了淳于髡成就的可能。楚庄王虽然行事荒唐，但是他还允许“左右争之”，面对优孟的“仰天大哭”，他还能够惊问其故；面对酷似孙叔敖的人，还能够允许他“与妇计之”，给他们以考虑的时间。司马迁是有那么一点点奢望的。他希望自己的君主尽管专横，但是仍要有容人的雅量，给人解释的机会，能够大度那么一点点，理智那么一点点，认真考虑别人的谏言。然而这一点点奢望毕竟是不能实现的了。 司马迁在列传中尽管以嬉笑怒骂式的语言把这些小人物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但是他深沉的悲剧命运感仍然深深嵌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在微笑的同时慢慢感受他的辛酸。注释：[1][2]田长山：《难得一笑寓意深——读〈史记·滑稽列传〉》，唐都学刊，1995年，第4期。[3]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9页。[4]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报任安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0页。[5]夏松凉，李敏主编：《史记今注（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6页。参考文献：[1]田长山.难得一笑寓意深——读《史记·滑稽列传》[J].唐都学刊，1995，（04）.[2]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季镇淮.司马迁[M].北京出版社，2002.[4]夏松凉，李敏主编.史记今注（下）[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5]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报任安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马凤山东省曲阜师范大学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