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尽其意 卒章显志——谈《史记 淮阴侯列传》曲笔

　　曲尽其意卒章显志——谈《史记淮阴侯列传》曲笔新课程高中语文苏教版《选读》第六单元“善叙其理，其文疏荡”中,选用了《淮阴侯列传》。文章最为出色的一点便是曲笔手法的运用。人们常常称《史记》为“悲剧性”的史诗。读罢了《淮阴侯列传》，无不为韩信这一悲剧英雄扼腕痛惜，满腔悲愤。但是，由于司马迁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只能曲折委婉表达，隐晦含蓄的显露，愤激之意也只能蕴于反语讥诮之中。这种曲笔手法在本文中极尽心思，时时伏笔，处处铺垫，将对韩信的惋叹之情深蕴其中。《淮阴侯列传》一文最后一段，写到韩信“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表面上可以理解为对他的批评，写他不谦虚，夸耀自己的功劳。在天下太平之时，却造反叛逆，最终被灭族，正是应该。然而，综观全文，并非如此，在文中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对韩信的同情痛心，惋惜悲愤。这种情感并非只是突兀的在文章最后体现，在文中多处地方早已埋下伏笔。读到最后，前后贯通相连，情感更加深沉，令人叹息。我们先从文中着力塑造的韩信的性格形象谈起。文中的韩信在军事上可以讲无所不能，是一个才能卓著的军事奇才。书中井陉之战充分展现了这一点。战前预料准确，“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善抓战机，明察军情，“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战术变化莫测，“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赵军望见而大笑”，“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最终“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此外，《史记》其他篇章中也多次塑造了韩信的这一特点。垓下之战，十面埋伏，击败项羽。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也是他的杰作。“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更是后人对他的称赞。本文中写到了韩信的谋反。“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这一句叙述，展现给我们的韩信是一个不懂军事的庸才。如此机密之事，早早布置好了，干等远方的陈豨的报信。他不怕泄露机密吗？如此之愚!此段文字后人多有评述。明代归有光在《〈史记评林〉引》说：“ 陈豨事疑出告变之语。考陈豨传，豨招致宾客周昌所疑，一时惧祸，遂陷大戮，非蓄谋反叛也。且已部署而旷日待报，信亦不知兵机矣。此必吕后与相国文致之者。”这一段叙述可以讲是司马迁有意铺垫之处。显露给后人读者的信息。文章第一段写到了韩信的三个故事。“怒绝亭长”，“漂母饭信”，“胯下受辱”。韩信因为亭长妻“食时信往，不为具食”，最终“怒，竟绝去”。漂泊无依。衣食无着之时，“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而此后，待他做楚王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对曾经有恩于他的诸位乡亲一一回报。“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给漂母千金，送亭长百钱。对曾经羞辱过他的屠夫“以为楚中尉”。可知韩信知恩必报，胸怀宽广。韩信谈到与刘邦的关系时，曾这样说“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在韩信看来，刘邦对他恩重如山，信任有加，是刘邦给了他施展才能的机会，让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试想，如此知恩必报，胸怀宽广之人，面对曾经对自己有知遇恩情的主人时，能做出反叛之举吗？在文中极力塑造韩信的高尚形象，这令人深思,也正是的匠心所在。 再看一看韩信被杀的真正原因。文章写到韩信被杀的原因，“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这种分析颇有深意，耐人寻味。韩信在天下动荡未能统一时，在手握兵权时，却不造反，偏偏在“天下已集”在兵权已失形势对你不利的时候，这种最无反叛之机时造反了。作为军事奇才的他，也太不了解天下形势了。司马迁的这种语气，显然已经表达了对韩信的无限同情。对于这种说法，李笠在《史记订补》中这样说：“天下已集，岂可为逆于其必不可为叛之时？而夷其宗族，岂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章中写到蒯通曾多次劝说韩信造反。“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足下孰虑之。”“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而韩信坚辞不受。“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 由此可见韩信被杀之真正原因，不在韩信，而在刘邦吕后。韩信为何被杀？蒯通之言已向我们明示，“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功高盖主啊。刘邦何许人也？有人说:“项羽心黑而皮不厚；韩信皮厚而心不黑；刘邦则皮厚而又心黑。”这厚黑学的鼻祖,心狠手辣,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置父亲孩子于死地而不顾.当韩信威慑到他的利益时,他岂能容忍?要杀功高之臣,他当然找一个借口来掩天下耳目,这个借口还必须要杀得了韩信的头.谋反自然就成了最佳的选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也正是俗语讲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至此,我们再来读文中末尾的评述,“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就会对司马迁的心志了然于胸了.那种满心愤激却不得明言之情令人痛惜感慨。司马迁为何如此隐晦的表达这种情感的?原因不难理解。因为韩信是汉初第一大功臣，韩信的冤案是汉初第一大冤案，汉王朝早已拍板定案，谁敢跳出来翻案！因此司马迁评韩信，只能采用曲笔，批评是假，同情是真。而且在《淮阴侯列传》全文中，司马迁用大量的篇幅说明韩信为人忠厚宽容，知恩图报，即使在形势对自己十分有利之时，也从无谋叛之心。他在文中留下这些“伏笔” ,曲尽其意，在文章最后有所揭示,留下发人深省之语,卒章显志,是想让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能够心知其意，理解司马公的一片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