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序》的赏析及“四杰”的崛起滕王阁为唐永徽四年(653)高祖子滕王李元婴为洪州都督时所建，以封号为名，故址在今江西南昌市赣江滨。上元二年(675)九月，王勃往南海省亲，途中路经洪州，逢都督阎公在滕王阁大宴宾客，遂在宴会上挥毫写成此《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简称《滕王阁序》)。这篇临别赠言虽为即兴之作，但堪称古代骈文中的精品。在严格的骈体形式束缚下，作者充分发挥骈文特有表现手段，融对偶、声韵、事典、辞藻于一炉，又运散文之气于骈偶之中，严整中呈行云流水之势。全文层层扣题，文思缜密，运思谋篇，无不统于题目之下。第一段历叙洪州地势之雄伟、物产之珍异、人才之杰出、宾主之尊贵，扣题中“洪府’’二字。第二段由趋名楼，登高阁，写到近览楼阁之状丽，远眺山川之胜景，展示出一幅流光溢彩的滕王阁秋景图，扣题中“秋日”、“登滕王阁”六字。 第三段正面写滕王阁宴会，由参与宴会的逸兴，引出人生遇合的感慨，扣题中“饯”字。 第四段自叙遭际，说明有幸躬逢盛会，自当应命作序，扣题中“别”字，复出“饯”字。 统观全文，由地及人，由人及景，由景及情，步步递进，紧扣题意。文因饯别而作，但对于宴会之盛仅略叙数笔带过，而倾全力写登阁所见之景，因景而生之情，这就脱去了一般饯别文章颂扬、应酬的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 作者善用灵活多变的笔法描写山容水态，表现楼台壮观，从而把读者带入身临其境的审美境地。 其一，色彩变化之美。“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这两句不囿于静止的画面色彩，而着力表现水光山色的色彩变幻：寒潭之水因积水退尽而一片清明；傍晚的山峦因暮霭笼罩而呈警色。上句设色淡雅，下句设色浓重，在色彩的浓淡对比中，突出秋日景物的特征，被前人誉为“写尽九月之景”。 其二，远近错落之美。作者笔下，诸般景物纷至沓来，依次展现，既各尽其美，又有层次的远近变化。“鹤汀凫渚”四句写滕王阁周围景物，是近景；“山原旷其盈视”
二句写山峦、平原的广阔和川流、湖泽的迂回，是中景；“云销雨霁”以下则是水天浩淼的远景。笔墨由近及远地铺展开去，把远近景物编织在一起，组成一幅富有层次感和纵深感的全景图。其三，上下浑成之美。“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丹，下临无地”，这四句由两组镜头剪辑而成：上有层台碧瓦攒刺云霄，下有飞架的阁道丹彩欲流，借视角的俯仰变化，使上下相映成趣，突出了危楼高耸的壮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_天一色”更是写景名句，青天碧水，天水相接，上下浑然一色；彩霞自上而下，孤鹜自下而上，相映增辉，构成一幅色彩明丽而又上下浑成的绝妙好图。 其四，虚实相映之美。作者登高临远，不仅骋目八方，而且思接千里。文中既实写目见之景，又发挥想像，构想出目力难及之景。“渔舟唱晚’’四句，即凭借听觉联想，用虚写手法传达远在“彭蠡之滨”、“衡阳之浦”的渔歌和雁声。如此虚实相间地模山范水，既使读者对景物有具体的感受，又引导读者开拓视野，展天联想，登山临水，视通万里。 在着意铺叙景色之美后，作者以腾挪跌宕的笔势，述志言情，由逸游的豪兴，陡引出宇文新州及自己途路坎坷的感慨，表白了报国无门却壮志不坠的执著态度。“望长安于日下”四句，明写南、北，暗藏东(云间)、西(昆仑)，抒写远离京城、失意流落之情，接着从关山难越，念及英雄失路，连用屈原、贾谊、冯唐、李广四人的典故，借历代怀才不遇的人物，表达有志难伸的悲慨，同时也流露出“时运不齐，命运多舛”的消极情绪。至“所赖”一提，振起全篇。“老当益壮”几句，勉励宇文新州莫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片言居要，为全篇警策。接着再用《庄子-逍遥游》典，以大鹏作比，表明扶摇直上九霄的凌云之志；用《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成句，表示早年虽然失意，但拯时济世的信心并未泯灭。同时又反用“贪泉”、“涸辙”、阮籍之典，说明处困顿而清操不移，逆境中壮志弥坚。作者正是自如地驱遣历史典故，以跌宕之笔述志言情，事典繁多但贴切达意，气势充畅而语约意丰，展示了抑扬升沉的情感发展轨迹，披露了交织于内心的失望与希望、痛苦与追求、失意与奋进的复杂感情。 唐初的骈体文还有齐、梁余风，“搞句绘章”，以形式上的华美掩盖内容上的空虚。王勃此又却用骈体表现了比较丰富的内容，流露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历史上的滕王阁虽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名字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为祖国的江山增辉，这不能不归功于王勃的这篇千古传诵的名篇。初唐四杰的崛起 当宫廷文士仍把诗歌当作点缀升平的风雅玩物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他们志同道合，互通声气，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唐诗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约630--680后，有《幽忧子集》)、骆宾王（约638一?有《骆宾王文集》)、王勃(649--675，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年辈言，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二十岁左右。在他们之前，诗坛上也曾出现过不与宫廷诗风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贞观年间的王绩就是一例。他有感于隋唐丧乱之际变故迭生，无意于仕途争逐，遂在隐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满足。他的一些吟咏村居生活的诗篇，语言质朴，不事雕琢，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以即日触兴的写实手法，描绘田园生活的恬静，透露出对乱世的隐忧。但王绩的诗在当时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风格主要踵武陶渊明，缺乏“四杰”那种开拓一代新风的内在力量。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骆宾王生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二十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张膂《朝野佥载》)。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 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这种人生经历与我们在《概说》中已有说明的时代特点相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初登诗坛，他们就表现出睥睨古今的锐气和勇气。卢照邻说：“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南阳公集序》)“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乐府杂诗序》)王勃说：“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感兴奉送王少府序》)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当然得之于时代的激发。他们看到“
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成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激起了他们敢作敢为的热情。 “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卢照邻《行路难》)，这些出自他们笔下的诗句，表现了社会中下层人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期待。他们正是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四杰”不仅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而且相互呼应，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改革文学风气，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们的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当代的宫廷文学。从杨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态度：“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掾。……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所谓龙朔初载的“文场交体”，是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又称“上官体”)，其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致力密宋散文选读教师教学用书 于修辞性装饰性的美，而缺乏诗歌所应有的激情和生气。这其实也是宫廷诗歌的通病。“四杰”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长，一方面对诗坛陈旧保守的遗风陋习发起挑战，在这过程中，以刚健壮大的审美主求，开始改变唐诗的面貌。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他们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的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略) 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入了高情壮思和倜傥意气。(略) 他们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使之从官苑台阁走向江山和塞漠，从而便于容纳丰富得多的感情内容。(略) 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他们也注入人生热情，表现出自我的个性。(略)“四杰”则往往托物寄慨，使之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投影。(略)又如赠别之诗，“四杰”也力去应酬文字的陈套，而每每和游宦不成的悲凉之情、客子深沉的乡思结合起来。王勃这一类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为脍炙人口：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来令人感伤，诗中却以豁达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曹植的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日“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知“气骨”，正是“四杰”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而且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他们要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七言歌行本是梁、陈以来七古和骈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的蝉联句式，和近体的对偶与声律，逐渐形成了工丽整炼而又婉转流走的风格特色。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诗薮》语)的新体制。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体物铺张始，而以抒情议论作结；在句法上是以骈为主，以散行骈；在用韵上多四句一转，且平仄相间，丝毫不爽，形成一种紧锣密鼓式跳荡起伏的明快节奏，凡转韵处又多用蝉联法接字而下；在用语上则不仅运用大量的叠字、叠词，而且往往用俗语虚词加强语调，以传神情。骆宾王的歌行还参以汉代大赋的笔法，因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容量都呈现出耸入耳目的壮观。他的《帝京篇》和《畴昔篇》长达二百多旬，前者类京都大赋之制，后者类赋中纪行、述志的综合。但以赋入诗不只是为了张大气势，其中自有激荡的情思和磊落的风神在。 如《畴昔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富于戏剧性的坎廪遭遇和豪侠凤概，在回顾少年意气、诗苑盛会、吴楚风物的同时，又时时穿插以节序之悲、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这首诗可说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梁园吟》一类作品的张本。经卢、骆之手，七言歌行“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官商；开合转换，成中肯綮”、(《诗薮》)，成为以后李。白、李顾、高适、岑参一路诗人所喜用的形式，其开拓之功是不容轻忽的。
王勃、杨炯今存的诗以五言律、绝为主，仅王勃有一首七律。这和同时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与稍后的沈、宋相异，这证明七律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杨较之卢、骆，诗歌语言更趋明净凝练，由工密趋于流宕，六朝以来繁缛绮藻的流调已得到进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绝，情景交融、含思蕴藉，用语不啻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刚健、重气质的创作实践，在诗坛上起到了解放诗歌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成思自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构成了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