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精神与高迈境界苏轼《定风波》的审美解读

诗性精神与高迈境界——苏轼《定风波》的审美解读 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即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黄州时期是苏轼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时期。黄州四年之中，他写出了不少著名的作品，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课本所选的《定风波》和《临江仙》也都是其黄州时期创作的名篇。 对这首词的解读，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苏轼的诗性精神与苏词的境界创造二、通达超旷之美：对《定风波》的文本细读三、乌台诗案与黄州谪居：苏轼诗性人格的锤炼与养成 一、苏轼的诗性精神与苏词的境界创造王国维《人间词话》：“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词自所以独绝者在此。”苏词境界之高，向为词家钦服。最能反映苏轼在词境开拓方面的主要有二类：一类是写自己的抱负理想，并创造出以慷慨豪迈为精神底蕴的艺术境界，如《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另一类是写自己在风雨人生中的带有哲理性的生命感受，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精神气韵，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 在词史上，上述二类题材及其精神境界，除范仲淹《渔家傲》等极个别作品外，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它使宋词展现出全新的面貌。主要就是从这样一个高度，文学史家说这些作品雄视百代，影响深远，是词史上的一座丰碑。胡寅《题酒边词》中说：“及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可谓目光如炬！ 苏词之境界创新中交融着苏子的诗性精神：所谓“诗性”即指人的诗意情怀。杜勃罗留波夫说过，“每一个人灵魂里都会有诗的感情”（参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1卷第428页）。这种诗意情怀是人之性灵中最柔软、温馨、纯真、美好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当由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构成。前者主要包含良善、纯真、坚毅、乐观、自由和美；后者则含蕴着优雅的趣味、宁静的心态、浪漫的情怀以及好奇心、想象力等元素。这种诗性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诗意安居的精神品质；其二是闪烁着诗性光辉的生命智慧，亦即诗性智慧。 关于“诗意安居”：“诗意安居”的精神追求能够为人的现实生存提供超越意义。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是从世俗社会中超越而出的诗性生活的经典表现。 荷尔德林：“如果人生纯属辛劳，人就会/仰天而问：难道我/所求太多以至无法生存？是的。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为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神莫测而不可知？/神湛若青天？我宁愿相信后者。/这是人的尺规。/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就连灿烂的星空也不比人纯洁，/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转引自海德格尔著、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第9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 人生是忙碌的、辛劳的，甚至是充满坎坷与困苦的，但比这忙碌、辛劳、坎坷与困苦本身更可怕的是没有诗性之光的照耀。人只要在内心培养起良善、纯真、坚毅、乐观等等这些美的品性，也就具有了“诗”之情性。人秉持这种“诗性”，就会拥有直面现实、超越苦难的精神力量。海德格尔说：“在这纯属辛劳的境地中，人被允许抽身而出，透过艰辛，仰望神明。……”（同上，第94）。人一定要培养出一种从世俗的、辛劳的生活中“抽身而出”的精神品质，惟其如此，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诗意安居”。 关于“诗性智慧”：诗性智慧应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情感智商的内骨。情感智商（EQ）又称情绪智力，它是人格心理中的非智力因素。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它主要表现为自尊、自觉、自信的意识、宽广的胸怀、坚强的意志、乐观向上的精神、富有同情心，良好的人际协调能力，等等。心理学家们认为，情商高的人具有如下特点：社交能力强，外向而愉快，不易陷入恐惧或伤感，对事业较投入，为人正直，富于同情心，情感生活较丰富，无论是独处还是与许多人在一起时都能怡然自得。 实际上，诗意安居的精神品质与诗性智慧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有没有诗性精神，这是衡量一个真伪诗人的最为重要的标尺。在中国古代诗人中，苏东坡应是最富有诗性情怀的杰出人物之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智能优异”，“活得很快慰”，是个“乐天才子”。他特别善于“淡化苦痛调整心态节制情感，常常能化躁为静，化忧为乐，化郁闷为安畅，化处逆为安顺，获得心理的自由与灵魂的轻松”（参见张惠民《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P136—13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我们认为，正是因为这种诗性精神的滋养，苏轼拥有了在北宋诗人中最为丰满的文化心灵。这种诗性智慧，可以说是在黄州时期成熟起来的，而后照亮了苏轼整个的后半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之谪后，还有惠州和儋州之贬，而且一次比一次偏远，但他都能打而不倒，都能从困苦中坚强地走出来，靠的就是这样一种诗性精神的烛照与支撑。 二、通达超旷之美：《定风波》的文本细读苏子之诗性精神在《定风波》表现得特别突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首《定风波》在苏轼的生命成长与人格圆融的过程中，具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一首记事抒情之作。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一：“元丰五年壬戌，三月七日，公以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作。”词前有小序。这一小序语言洗练，而又意味深长。它具体交待了该词写作的时间、地点与因由，为我们走进词境，提供了一条通道。据《东坡志林》卷一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師（虫傍）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痊愈，与之同游清泉寺。”苏轼还写了一首《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以记其事。 可见当时春寒料峭中的风吹雨淋是让老苏生了病的，幸好“善医而聋”的庞安常为老苏悉心诊疗，才得以痊愈。但苏轼在词序及词章中却不仅不言因风吹雨淋生病之事，反而极写不以风雨为意的人生意趣，这正是豁达洒脱、坚毅乐观的诗性智慧的充分表现。 上阕词与小序中“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语相映照，一开笔便以象征性的表现方式，将眼前的日常生活中的风雨艺术化为人生道路上的风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穿林打叶声”，指风雨吹打着树林树叶沙沙作响的声音，形象生动地写出风之疾雨之骤及其给人带来的萧瑟之感。一“穿”一“打”，是很有力量感的动词，见出风雨之大。词人以“莫听”二字，显示出自己不惧风雨的态度。“何妨吟啸且徐行”句承上而来，将“莫听”之意补足，写出在风雨中从容不迫、悠然自得的诗意情怀。“何妨”二字比“莫听”，更多了一点挑战的味道。身处风雨而吟啸徐行，如闲庭漫步，何等洒脱悠然！这不正是是一种浪漫而富有诗意的行为吗？这与“同行皆狼狈”形成鲜明对照，苏轼独特的生命精神在这种对照中突现了出来。 《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载：“尝与孙绰等泛海，风起浪涌，诸人并惧，安吟啸自若。”苏轼之在大风大雨中吟啸徐行的精神气韵，与谢安颇有神似处。在我看来，以洒脱浪漫笑对人生风雨政治风浪的审美姿态，应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血脉相通的诗性精神的生动表征；这与陶渊明曾“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异曲同工，正是诗意栖居的充分体现。 “竹杖芒鞋轻胜马”，进一步展开，写自己在风雨中体悟到的超旷乐观的心理感受。竹杖芒鞋，颇有一份野趣，透露出老苏摆脱官场羁绊、无拘无束的个性。“轻”字颇耐咀嚼。轻者，轻便也，轻快也，轻巧也，轻松也。词人之化辛苦为轻松，化艰难为写意，正是其超旷人格的写照。 苏东坡式的阿Q精神：有人说这里有有一点“阿Q”的感觉。但它不同于鲁迅笔下的阿Q。那是心灵麻木的、愚昧的阿Q；而这里展现出来的则是乐观洒脱的、富有超越精神的智慧的阿Q，是苏东坡式的“阿Q”。 “谁怕”一词，由“莫听”、“何妨”一路而来，不惧风雨的气势愈唱愈高，从而水到渠成地引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警句。思考：对“一蓑烟雨任平生”句，你有何体悟？ 学界关于“一蓑烟雨任平生”句的不同解读：其一，胡云翼《宋词选》解曰：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叶嘉莹的解释与其相似：我不怕外边这一切风雨的变化，我是准备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准备冲冒着风雨过我这一生。（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P282—283，岳麓书社1989年版。）其二，陈长明解曰：这一句有归隐的含义。烟雨……乃是指江湖上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景象，苏轼是想着退隐江湖。……他称赏张志和《渔歌子》词中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江湖上的“斜风细雨”既令他如此的向往，路上遭遇的几点雨自然就不觉得什么了。（见《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P646-647，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其三，彭玉平解曰：竹杖芒鞋，烟雨平生，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显然内中浸润了一种暂离宦海后的轻松自得之情。与官场中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相比，这种竹杖芒鞋的装束虽不免于清苦甚至寒伧，这场一蓑烟雨虽也让人措手不及甚至有染疾的可能，但在一个自由的天空下，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拥有着久违的心境，那么这一点自然的侵扰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唐宋名家词导读新编》P198，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窃以为，以上几种解释，或胶着于字面意义，过于质实（胡云翼、叶嘉莹），或离开文本凭空联想，过于玄虚（陈长明、彭玉平），似与苏轼精神不合。还有一种理解似乎更为妥帖：我平生已经历了许许多多风雨，早就习以为常、处之泰然了，所以眼前的风雨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是因为饱经风雨而养成的一种智慧，一种淡定。苏轼谪居黄州时已有四十五岁，早过了不惑之年，已经历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经验告诉他，人生之途难免风雨，关键是如何面对。而苏轼的学问世界中融贯了儒释道的生命智慧（此一问题容后详论之），养成了坚毅、乐观、旷达、超逸的人格精神，因而，他能以顺处逆，以理化情，当风雨袭来之时，他都坦然面对，显得那么豁达，那么洒脱。可见“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句不仅是上阕词的点睛之处，也是苏轼饱经沧桑而体悟到的一种人生境界的生动写照。 下片词：换头“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照应序中的“已而遂晴”四字。思考：谈谈你对“料峭春风”三句的理解。 明确：“料峭春风“三句：明面上是写自然界天气变化之快，刚刚还在春寒料峭中被风吹雨打，令人感到冷瑟瑟的，突然之间又风停雨住，出来了太阳。但实际上又是以象征性的表现方式抒写自己以顺处逆的诗性智慧：人生旅程就像自然界一样时雨时晴，变化莫测，关键是在风雨来袭的时候要挺得住，在风雨中要乐观地坚定地向前走，要相信，风雨只是暂时的，走出风雨，就能走进阳光地带。这也许就是词人“一蓑烟雨任平生”而养成的经验和睿智。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对这三句，陈长明先生解读如下：天已放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贯见，毋用怀疑；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圜，必定有雨过天青的遭际吗？既然如此，则如黄庭坚所说的“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谪居黔南十首》），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那是要忘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最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要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江湖上，即使是烟雨迷蒙，也比宦途的风雨好多了。——《唐宋词鉴赏辞典》中《唐·五代·北宋》卷P647，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 彭玉平教授亦作如是解，他说：只有归隐，才能彻底摆脱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就像自然界一旦没有了风雨，则自然就无需祈盼晴天一样。政治上一旦超越了是非，自然也就无所谓的极欢和失意的巨痛了。——《唐宋名家词导读新编》P198，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我们的理解：“归去”，不仅仅是“归隐”而已，其深层结构应该是指回到生命本真本然的状态中，因而也就是最自在、最自然、自平常的理想境界中去——实际也是对精神家园的一种回归。这理想的境界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经历了风雨，也消受了晴阳之后，一切都看开了，一切都放下了，从此以后，风雨也好，晴天也好，我都无所谓了。我不会为风雨袭来而悲愁，也不会为晴天到来而激动高兴。这实际上是一种大平常、大自在、大超越的生命境界。这一境界既有老庄齐物我、一死生，以超越的态度看待人生悲欢离合、是是非非的的哲学精神的陶冶，更浸润着禅宗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以任运自在的态度对待宇宙人生的思想智慧。它生动表征着四十五岁的苏东坡在黄州谪居时期确乎已经证得了不惑之智，其人格生命中不仅通儒，而且已经通佛、通道，达到了一种高度圆融的境界。这表明，苏轼之所以能在宦海生涯中经得起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风吹雨打，就是因为他那本就爽朗健旺的人格生命中还内蕴着深邃的诗性智慧。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对当代诗词的回顾与展望》：诗人作家应该培养起自己的超越性的人文精神。这样的人文精神，既来自宽广的胸怀、高尚的人格、正确的价值观与丰厚的审美经验，又来自深厚的学识与对社会人生的澄明洞察。诗人作家一旦拥有这样的主体精神，就能在创作中登上一个思想的高地……人之品格高者，出笔必清雅；人之性情豪迈者，行文必雄健。古人说，有天空海阔之怀，方能道旷达之句；……诗人作家也是普通大众之一员，也难免有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平凡与烦恼，不可能羽化登仙，飘然出尘。但诗人之为诗人，当有诗人之不同一般人处，这就是真诗人虽在平凡之中生活，却必有超凡的胸襟与出俗的精神。陶渊明有此精神，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从而写出一首首平淡之极却又醇厚之极的动人诗篇。古往今来的大诗人都像陶渊明这样拥有着超越性的诗性精神。诗性的精神加上深厚的学识，能够使诗人养成晶莹而锐敏的艺术感受力，或者说赋予诗人一双与众不同的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真正的诗人虽身处凡俗生活之中，其心却常逍遥乎凡俗生活之外，因而，他们能用诗意的目光，从普通中看到奇特，于平凡中发现非凡。 我想，这样一番话语，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首《定风波》乃至苏词之所以境界高迈的原因。东坡先生能够从途中遇雨之普通不过的生活小事中写出这么一首内蕴深厚、意境高远的经典性作品，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通达超旷的诗性精神，所谓壶中自有天地者也。 三、乌台诗案与黄州谪居：苏轼诗性人格的锤炼与养成苏轼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高风绝尘”的生命华章，离不开他那深厚无比的诗性精神。那么，苏轼为什么会锤炼出这样一种诗性人格呢？或者说，苏轼的高逸超旷的诗性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 苏轼的人格世界是极为丰富的，在其诗性精神之外，还有着富有道德理想与政治抱负，正道直行的传统士大夫的人文精神。因为苏轼从小研读经史，服膺儒学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乐观进取，积极用世。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直言敢谏，议论不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苏轼卓然自立，耿直敢言。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但这种正道直行的入世追求，因为“乌台诗案”死里逃生的惨痛经历以及紧随而来谪居黄州的生活，而有所调整。 王安石变法与“乌台诗案”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苏轼与欧阳修一样，对政治改革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所谓“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明他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剧烈变动的条件下施行，并主要通过社会各阶层的自觉努力调整与道德完善来改变社会的衰败。因此，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时，他便与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而卷入上层政治冲突。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已经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而反对与赞成新法之争，此后更多地与统治阶层中的权力之争联系起来。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由于官僚制度的腐朽和官员素质低劣等原因，曾产生了某些副作用。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因之他没有看到新法好的一面，而只看到新法施行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流弊，就以诗歌作为武器，尖锐地揭露了一些不良现象。苏轼在当时文名很大，这种诗歌流布四方，就成了守旧派反对新法的最有力的宣传品。在王安石当政的时期，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始终没有因为苏轼讽刺新法而对他进行过打击报复，但在王安石离职以后，变法派中的新进人物御史李定、舒亶（读为但）、何正臣等就群起陷害苏轼。元丰二年（1079）七月，当他移知湖州时，即以讪谤新政的罪名被逮至京，关在御史台的监狱里，这一起文字狱，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在牢房中受尽苦楚，自度必死，曾写下《狱中寄子由》这种近于遗书的作品，结二句云：“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慨叹凄婉已有安排后事之意。神宗皇帝对苏轼本无恶感，一些元老重臣又纷纷上书营救，已经退隐的王安石也出面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结果终于获得从轻发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事详周紫芝《诗谳》及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黄州。苏轼在黄州的起居寓所是临皋（在黄州以南毗邻长江处），他又在黄州城东一块叫东坡的荒地上耕种自给，并修筑了一个叫雪堂的简陋之所，从此他就自号为东坡居士。 黄州谪居的精神淬炼：苏轼谪居黄州时已有四十五岁，早过了不惑之年，不惑之年必有不惑之智。许多苏轼研究专家认为，苏轼真正读佛书识佛理，将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容一体是从黄州时期开始的。具体而言，他是以儒为本，旁参佛老，淬砺磨炼自己的精神人格。就儒而言，他秉承了先秦儒家的人文血脉，志于道，依于仁，既有奋厉进取、致君尧舜的兼济之志，又有安贫乐道、以乐处穷的坚毅精神，并将其化为自己生命精神的主旋律。就道而言，他既吸收了道家任真适性的思想，追求天真淳厚的自然本性和不为物役不为世俗利害所羁绊所污染的清净境界，又吸取了道家齐物忘我的思想智慧，养成心游物外、安时处顺的超然达观的内在精神，这使他能清醒地面对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做到宠辱不惊，泰然处之。就佛而言，他既养成了佛家的慈悲心，又吸取了随缘任运的禅宗智慧，求虚静，破执着，了达无碍，顺乎自然。实际上，三家思想互有相通之处，如佛家之慈悲与儒家之仁爱，佛家与道家皆鄙弃功名，追求静达以得大自在等思想，很难截然分开。而且苏轼在吸收和表现这些思想智慧时，也往往融会在一起。 如《前赤壁赋》中的一段精彩的议论：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逝者如斯”，语出《论语·子罕》“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等语，语出《庄子·内篇·徳充符》云：“自其易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僧肇《物不迁论》云：“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三曾指出：“东坡水月之喻，盖自《肇论》得之，所谓不迁义也。”儒释道三家，孔子立足于现实人生，看到事物变动不居的一面；僧肇注重的是变动形式下的常静常往；而庄子则看既看到事物之异也发见其同，是取其中道。而苏轼乃取三家思想资料，以“变”与“不变”、物我无尽的道理完成自己对人生的妙悟，以倾向于常住不尽而获得一种快乐的人生观，而解脱了孔子的无奈。 正是由于苏轼看到了三家思想的相通，又将其融合补充，从而形成了自己圆融自足的思想智慧。因而，苏轼养成了自在、平常、超脱的人格特质，他特别善于以顺处逆，以理化情，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乐观的心理坦然面对，显得那么豁达，那么洒脱。他不愿以苦难自苦，不愿以困顿自困，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东西——显然，“这种执著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涵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袁行霈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卷P55）。清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其东坡之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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