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选段)---------林语堂林语堂在序言中说: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也未尝不可比作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旋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
我个人是不赞成“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这样的说法的,宋代文人涉足政治程度极深,苏轼参加科举后来又做官,先是写了大量的策论,后来又写大量的奏章,也写过一些场面话,身在官场,他不可能做到“高高超越”,这本也不必强求,但是苏东坡毕竟是一个有超越精神的人,所以他不会像为做官而做官的人一样入戏太深,他终究能够在做官之外找到生命的价值,这才是最值得钦佩的。盲目拔高古人,有时也是希望自己内心可以更自由一些吧。历史上真正自由的文人,大多是远离了官场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生活中竟有如此的遭遇,他之成为文人窃窃私语的话柄,尊重景仰的话题,尤其是在去世之后,乃是自然之事。若与西方相似之人比较,李白是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间壮观惊人地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近。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以人物论,颇像英国的小说家萨克雷(Thackeray),在政坛上的活动与诗名,则像法国的雨果,他具有的动人的特点,又仿佛英国的约翰生。不知为什么,我们对约翰生的中风,现
在还觉得不安,而对弥尔顿的失明则不然。倘若弥尔顿同时是像英国画家根兹博罗,也同时像以诗歌批评英国时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国饱受折磨的讽刺文学家绥福特,而没有他日渐增强的尖酸,那我们便找到一个像苏东坡的英国人了。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怀有两封致欧阳修与梅尧臣的书信,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万里,要穿剑阁,越秦岭,为时须两月有余。父子三人第一次赴京走的是旱路,第二次出川走水路,我以前一直记错了。慢节奏的时代,读书人出门多与自然山水相亲近,文章真能得山水之助力,即便人生遭遇许多痛苦,总还能有安放心灵之所。与自然的疏离是我近十年心神不稳的重要原因,虽说“大隐隐于市”,实则古人的“市”生活节奏也比现在的“市”慢得多。去赶考就走两个月,去某个地方上任又可以走上几个月,苦则苦,个中亦自有乐在。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有盲目歆羡古人的嫌疑,但我的确是太向往慢节奏的生活了,现在就像一个陀螺不停被抽着转动,期待三个月之后完成手头的事情可以慢一些-------
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试官,另外若干饱学宿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过去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力学,都是为了这一时刻。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甫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饭食,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有皇宫的侍卫看守。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借以防止纳贿或徇私。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档册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考试官则关入宫中闱场,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论。次考经典古籍,最后,在录取者的试卷已阅毕,再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然后再考策论。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他派贴身臣仆把题目送去,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他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