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古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论点：古代货币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货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也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据：中国古人使用货币的时代是很早的。远在渔猎、游牧时代，古人就用石刀、石斧、皮革、龟甲、贝壳等当作货币使用，当中尤其以龟背的流通时间最长。《说文》云：“古者货贝而龟宝”，即以龟为宝，以贝为交换媒介。商周时期，贝币仍然在使用，直到西周铜器的发展，到春秋末期铜钱和黄金开始进入流通界，货币也开始迈入了一个新时代，即逐渐开始用金、铜等贵金属作为货币。中国货币的历史长远，但有了货币，不等于就发展了货币经济，因为这些简单的自然货物，其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其货币职能仅仅是在交换时作为一个交换媒介，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还不起什么重要作用，因为这种交换行为是偶然的和不经常的。总之，没有发达的经济和伴随而生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是不会形成的。 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大体上是从春秋末年开始萌芽，到了战国年间，随着商业的大量发展，货币经济亦发展得非常迅速。春秋时期，还只是变化的开端，商品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因为货币经济也发展得很不充分。金属货币特别是贵金属货币虽然在流通中渐露头角，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但其他自然货币如龟贝、皮革、刀布等仍然在继续流通。所以，春秋时期，只能说是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萌芽时期，进一步的发展变化是从战国年间开始的。战国期间的商品生产已经相当发达，这大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有孕育着商业都市的勃兴，在被地域限制的狭小市场上，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商业。所以商业一发展，首先就必须先冲破人为的政治疆界，自由出入于全国市场，所以富商大贾必然要“周流天下”，必然要“贾郡国，无所不至”。随着商业往来的频繁和商业运输的发达，一些位居于交通运输要道和商货聚散的枢纽地点的城市，都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商业都市的勃兴，又进一步的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荡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时，与之并行的货币经济亦正在以同一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到同一的高度。战国时期虽然货币经济有了大量的发展，只是由于战国还是一个诸侯割据的大分裂时代，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自然不可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所以这又极大的限制了货币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正式以国家命令统一全国货币制度，并由法律赋予黄金为主币资格的，是从秦代开始的。“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上币者，而非二等之中，黄金为上，而钱为下也。），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这一次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定的货币制度，把长期以来在诸侯列国流通的各种庞杂的自然货币加以废止，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古代货币经济的一个重大发展。自秦朝统一货币制度后，货币经济得到了突破性进展，但统一货币后，仍然存在问题，贾谊的《谏铸钱疏》提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其罪黔。然铸钱之情，非肴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肴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黔罪日报，其势不止。”这是说，汉代原来许私人铸钱，而又没有法律规定的严格的成色重量标准，结果造成了货币流通的异常混乱，这与全国统一后商品流通的形势不相适应，贾谊于是提出了“法钱”的概念，认为要消除货币流通中的混乱现象，必须由法律立一个具有确定成色、重量的“法钱”。这是一个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十分先进的思想。 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有如鸟之双翼或车之双轮，两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有机关联，换言之，两者是永远相辅而行，并肩前进的，如果没有便利的货币制度，商业运营也不可能顺利和发展。商业的发展脱离了原始的物物交换后，变为卖买，卖买虽然也是交换，但已经不是商品与商品的直接交换，而变为商品与货币交换和货币与商品交换两个过程的统一，亦即当商品向货币转化时，同时就由货币向商品的转化。由于每一次的卖都伴随着买，而买又伴随着卖，就形成一种且不断的连环，这个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如果没有一个发展了的货币形态来顺利完场商品形态的转化，就可能在某一环节中断商品的流通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永远是同时产生，并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永远是互为因果地互相促进的原因所在。虽然货币充作流通手段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商品自身的形态运动，但是如没有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也就不可能有商品流通，从而也就没有商业了。沈括《钱利于流》云：“钱利于流，借十室之邑，有钱十万，而聚于一家，虽百岁故十万也。贸而迁之，使人饗十万之利，遍于十室，则利百万矣。” 在这里，沈括提到：同样一批货币，流通十次，就能和十倍的货币起一样的作用。这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对货币流通速度问题最早的明确的表述。可见，古人也认识到货币流通对商业活动的繁荣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货币除了作为交换媒介外，也发挥了其他重要职能，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贮藏、支付手段等。这些职能，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中，起着重要的有时是主导的作用。当大量的货币作为贮藏手段而形成为巨大的财富时，却不能转化为资本，也就不能使货币转化为产业资本。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重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一种生息手段。货币经济是从战国年间开始发展的，同时土地制度即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世袭领地变为自由买卖，这是货币经济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土地制度的变革促进了土地私有制度的产生和确立，随着土地占有形式的改变，封建经济的结构形式也跟着改变，领主制经济变成了地主制经济；土地卖买的开始，必然同时是土地兼并的开始，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没有任何限制，谁有钱谁就可以尽量购买，这就导致了土地集中的现象，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占有两极化，也就是社会贫富阶级的两极化。 土地兼并的问题贯彻了战国以后的全部历史。这个问题既然一直得不到解决，所以当它向严重的阶段发展时，也就促使长期存在的阶级矛盾向尖锐的顶点发展，所以它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其直接原因虽然是土地兼并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化，但是，始作俑者，却是货币经济。货币经济打乱了封建制度的经济结构，使以世袭领地和农奴劳动为基础的领主制经济，变成以土地自由买卖和土地私有制度为基础的地主制经济。这是货币经济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和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一个最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结论：由远古的物物交换到龟贝充当货币流通，再到贵金属货币、纸币的出现，中国古代的货币由无到有，再不断完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货币经济亦在这漫长的时期中不断的发展并不断地影响和改变着社会；货币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繁盛，并由此促进了中大商业城市的形成；货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由领主制经济变成地主制经济，并且地主制经济产生后，贯彻了其后中国封建制度的全部历史，在长达二千多年的长时期中没有再发生过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