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发展道路的规律及其社会学意义(1)

　　古代城市发展道路的规律及其社会学意义(1)摘要：在古代农业社会。中西方城市的发展道路既存在普遍性，也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有着根本的社会学意义。资本主义在近代中西方的不同命运。似乎从这里可以窥见其中的奥秘。　　关键词：城市发展；法律；资本主义；社会学意义　　　　一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农业时代政治城市优先发展，城市的功能以政治功能为主，工业文明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城市以经济功能为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政治城市优先发展逐步转移到经济城市优先发展，城市主要功能逐步由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这是一条普遍规律。然而，这一转变并非突变，而是一种渐进性转变，实际上，在农业文明时代，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已开始发展起来，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这是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共性。当然，从城市产生的那一天起，中西方城市的发展就存在一定差异，愈发展。这种差异就愈大。 　　城市产生于文明社会，它的起源大体上与原始社会解体，国家的出现一致。原始社会后期，一部分权势集团或富有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驱使那些依附于他们的土地的耕在其居住地周围，挖壕筑沟、修城造廓。随着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城廓也就不断巩固和完善，这就形成了人类最早的城市。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王权制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诸宫庭和宙宇的控制之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将亘古以来只是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官吏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成的城市中，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因此，从城市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农业时代早期政治中心城市优先发展，城市的社会功能中，政治功能排在首位。它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在古代中国，大约在距今4000～5000年间，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即先后出现了一批早期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地形成了大批城市，这些城市的出现都是中国统治者为了建立政治中心、军事踞点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依着‘由外而内’ 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城市，城市的建立基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多于自发的自然地形成。”在西方，古代希腊文明的源头——爱琴文明-克里特、迈瑞尼文明时代。亦是如此。约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出现了最初的国家。克里特文明的最大特征是宫殿的修筑。每个城市国家多围绕王宫而形成，宫廷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表克里特文明中政治城市优先发展。迈锡尼人王权是以宫殿为中心，以繁复的行政管理制度为基础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成熟的君主制。这种制度更接近于同代近东文明古国的高度发达的君主专制制度。古希腊、罗马时代，也是如此。“在古希腊人中，王权制度和城市主体的构成成份，与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所见到的情况基本相同。”（lw.nseaC.编辑发布） 　　然而，历史的发展逐步使中西方城市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随着罗马帝国的日益扩张，城市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蛮族的入侵，使灾难加深了，昔日繁荣的都市已变得满目疮夷。然而，大约从公元10世纪开始，奇迹发生了，新的工商业城市开始出现，同时衰败的古代城市开始复苏。威尼斯、热那亚、马赛、巴黎、伦敦、科伦、布拉格等一大批工商业城市出现了。这些城市一兴起，就与古希腊罗马的城市，与中世纪早期一些由教会控制的城市，性质完全不同，它们是经济中心。西欧从此开始逐步由政治中心优先发展转移到经济中心优先发展，城市的功能主要由政治功能转向经济功能。而在中国，随着秦王朝一统中国，郡县制的普遍推行，城市成为中央、郡、县各级政权机构所在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首都——郡治——县治的行政等级城市体系，城市的政治功能进一步强化，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也因政治的需要而推动。　　然而，从政治城市到经济城市优先发展，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中国城市的性质在唐代中后叶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功能增强，出现了一些经济都会，如长安、洛阳、扬州等；另一方面，从唐末到北宋，新的工商业城市——镇市开始发展起来。宋代各镇市均以工商业的发展为特征，部分镇市的繁荣特征与收入状况，已开始接近或超过州县城。虽然它们总体上规模略小一些，但却有着不同于传统政治城市的突出的经济功能。把这些镇市称为经济都市或雏形的经济都市，显然并不过分。市镇的广泛兴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不寻常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城市的功能开始发生转变。赵冈指出，中国城市分为“政治意义很强烈”的“行政区划的治所”(赵氏称之为“城郡”Cities)和“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市镇”两类(Markettowns)，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和市镇两者的性质不同，发展的过程也不同。”宋代以后“大中城郡的发展完全停顿，城市化的新方向转到市镇”。 　　唐宋之后，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之间的商品流转较以前更加活跃。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尤其是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南沿海地区、江浙地区、长江沿岸、大运河沿岸城市发展较快。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均为国内地一流的城市。这些城市经济非常发达，晚明的苏州无论“财赋之所出”、“百技淫巧之所凑集”(手工业还是“驵侩诗张之所依窟”(商业)。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可以说已经转化为工商业功能为主的城市。清代的北京，城市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出现了“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熙熙攘攘，骈阗辐辏”的景象，城市功能向多样性、综合性发展。又如开封，傅依凌将其作为传统城市的代表，认为“这是典型的亚洲的消费城市，又是封建地租的集中地，工商业是为这个城市的地主服务的”。但明中叶以后，在保持这种奢侈性消费特征的同时，生产经营型及为满足广大民众生产、生活需要而开设的各类店铺业、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日渐增多起来。这一时期市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出现了一大批规模较大、人口较多的工商业茂盛的镇市。如景德镇、汉口镇、佛山镇、盛泽镇、震泽镇等。市镇的经济功能非常突出，堪称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天津、上海等。 （fw.nseac.编辑发布）　　因此，农业时代后期中国古代城市的性质发生了一定变化，一方面一些大城市的经济功能强化，城市功能向综合性、多功能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工商业之都，如明清时期的苏州、杭州，不仅商业发达，而且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可谓工商并重，这一类城市已具备了前现代化城市的特点。另一方面，大批经济意义上的市镇开始产生。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古代城市以政治行政功能为主的状况。“即使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商业发达，市镇繁荣，‘经济因素’在一些城镇表现得十分突出，但区域内主要城镇所具有的政治或军事功能，则从来就没有削弱过。”这一点与欧洲城市发展道路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西欧自工商业城市兴起之后，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并且依赖货币，使城市从不自由的地方上升到自由的地方，城市先后通过购买或武装起义，使城市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上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城市开始制订了自己的法律，成为了持久的自治共同体，并逐步成为了西欧封建社会的“体制外权力中心”。然而，中国自宋代城市“城市革命”以来到鸦片新战争前几百年的时间，虽然城市的功能也在逐步转变，但其城市是整个封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共2页: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