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功能和陷阱

语言的功能和陷阱——在复旦大学“文史讲堂”的演讲王蒙语言的（头几个）功能大家都知道。一是表达的功能；二是交流的功能，它是一种交际的手段；三是记忆的功能，它是一种历史的记忆，历史最终是靠语言记载下来的（当然也有物质的负载，但文物如果没有语言，它就不成其为历史）。语言是文化的承载，如果讨论中华文化，就要研究汉语和汉字，很多很多东西都是从这来的。但这些我都不讲了，我从第四个功能开始讲。语言的第四个功能是它还有一种发展、构建、延伸、自我审视、自我检验和调整的功能。我杜撰了一个词，叫做“种树定律”。什么意思呢？语言是人造出来的，就好比人种了一棵大树，这棵树种下去，它自己会生长，会往大了长，它会遮蔽这个人，也会帮助这个人，它也会自我检验，也会有所调整。语言出现以后，有一种生长和变化的能动性，任何一个语言结构，任何一个思想命题本身都是可以组合和变化的。周谷城老师给我讲过这么个故事。说是北京一解放，他到北京见毛主席。这时候毛主席踌躇满志，告诉周谷城，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啊。这话说得对，你看革命失败了多少次，现在成功了。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的规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是人民的规律。”我就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反动派那个好理解，但人民这个呢，我想如果我是语录的撰写者，我就会写：“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直至彻底的胜利，这是人民的规律。”但其实人民一上来很难胜利，办不成事，往往是先失败，最后才是胜利。你想那个楚汉战争也是这样，项羽一直胜利，刘邦一直失败，但最后刘邦胜利了。所以毛泽东深有体会，就是无数次失败之后才是胜利。估计周谷城这时和毛主席的关系还比较亲近，说话比较随便，就说，可是成功也是失败之母啊。毛主席就问怎么讲，周谷城说成功的人容易骄傲，容易腐化，所以成功之后很可能带来失败。这时候周谷城觉出毛主席的神色“不甚愉悦”，赶紧又补充了一句：“主席例外！主席例外！”但毛主席还是认真地思索了一下，我想当时毛主席还是谦虚的，他大喝一声：“你讲得好！你讲得对！”所以我就想，“失败是成功之母”可以有多种组合。“失败是成功之母”，而周谷城的命题是“成功是失败之母”；还可以是“失败是失败之母”，一次失败，你不总结经验教训，下来就是更大的失败；“成功是成功之母”，这也有可能啊，小成功之后是大成功，积小胜成大胜。据说下棋是讲究“成功是成功之母”的，就是你每一步都占点小小的先。象棋里俩人拼一个子儿，本来你是后发，现在就变成了先发，一点儿一点儿，最后把对方完全控制住。还有一种可能，成功与成功、成功与失败、失败与失败，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谁也不是母，谁也不是子。所以语言的文字稍微调换一下，会产生出许多思想。语言还会自我调整。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成语就会发现，有的成语在流通的过程中不断地变，以至于失去了原意。比如成语故事里“争先恐后”本来是指一个人患得患失，赶马车又争先又恐后，是说人私心杂念多、患得患失。可现在说争先恐后是指踊跃、积极向上。“焦头烂额”现在是形容一个人很忙碌，原来是说，有一家的柴火和烟囱挨得很近，因为烟囱太直，火苗又密，于是手底下的人就建议把柴火搬走，把烟囱修成弯的，让火星出不来，否则会有火灾的危险。后来这家真的闹了火灾，原来提建议的人没得到奖赏，救火的人反而得到了奖赏，因为救火的人焦头烂额了。可现在这个成语变成了忙碌的意思，是指日理万机或工作不好做。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我们平常说的“以讹传讹”实际上是语言的一种自我检验和自我调整。“以讹传讹”符合老百姓的心理需要、认识水平。这些成语的意思都没有原来的好，我刚才举的“争先恐后”和“焦头烂额”，原来的故事多么可爱、多么富有智慧，但后来变得很肤浅。但没有办法，这就是我说的“语言树”，它生长的过程中，哪边阻力最小它就往哪边长。7 上个世纪60年代，冰心老师曾在《北京晚报》上写文章，想纠正一些成语，她的文章影响也很大。比如她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原诗不是这样，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比起“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对人生某种境遇的理解上没有老百姓理解得准确。当然作为诗还是山重水复好听。所以我就发现，语言在流通过程中常常会走样，这谁也没有办法。这也就是我说的“种树定律”，这树要怎么长，你不可能完全掌握它。下面讲第五个功能，就是语言的审美功能。语言在各种审美功能中起一种解说和表达的作用。听音乐和说话是两回事。听音乐你觉得好听，说明你已经有很好的音乐欣赏水平了。但我们俗人总是要求你在听完音乐后能说出几句话来。说这段音乐它的主题讲的是命运，它的第二主题是对命运的挑战，进入第三乐章以后表达的是激烈的搏斗，又进入什么什么乐章后，表达的是喜悦，是人民的欢乐，等等。讲老实话，这种解说对于你欣赏音乐未必有多大好处，但是有了这种解说后，这音乐你就听得放心一点儿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听懂了，我明白了。我们看一张画，原来画上画的是一棵白菜，没什么特别的。但现在给你一个解说，说这个线条如何、明暗如何、三维空间的表现如何，说这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是对人生的肯定，是对当时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一种反叛，表达了乐观，表达了青春的力量，表达了作者朴素的、高尚的人生理念，而又是大众化的、和白菜一样的、美好的情操。这样一来你也很放心，很高兴。所以我说，用语言来解释其他审美功能，就好比用硬通货来换软通货。在没有得到语言以前，你对审美的感受是不可兑换的，但被语言解释以后，它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最喜欢有语言的解释。相对而言，外国人只要对语言有感觉就行。我在国外曾被邀请参加文学作品朗诵会，没有翻译，各念各的，西班牙文就念西班牙文，英文就念英文，印度尼西亚文就念印度尼西亚文，中文就念中文，韩文就念韩文，每人朗诵一段，但中国人就受不了。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是通过语言的描绘以后，才给人一种美感的。比如我们对月亮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床前明月光”、“明月几时有”、“呼作白玉盘”、“碧海青天夜夜心”、“月光如水”。再比如“雨”，美好的感觉多来自“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帘外雨潺潺”、“红楼隔雨相望冷”、“山色空蒙雨亦奇”等等。现在我要杜撰第二个定律——“修辞定律”。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一种修辞。有了修辞，这文化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看《红楼梦》常常比较两个人，贾宝玉和薛蟠。贾宝玉和薛蟠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个人都很任性，两个人都是公子哥儿，两个人都既对异性感兴趣，又对同性有兴趣，你看薛蟠对柳湘莲，其实他也没对柳湘莲做什么，但是被柳湘莲痛揍一顿。贾宝玉对秦钟，他一看见秦钟就产生了自卑，觉得自己不过是“泥猪癞狗”，贾宝玉就够漂亮的了，可他一见秦钟呢？觉得秦钟长得太好了，同性恋他见到自己心目中的美的人时，有一种激动，他的眼神、面孔、呼吸、心跳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贾宝玉见到秦钟就是这样。薛蟠跟贾宝玉相比其实还有些好的地方，他比较直爽，显然薛蟠的身体也比宝玉好，两个人要摔跤的话，贾宝玉很可能不是薛蟠的对手。而且薛蟠还要出去做做生意，也还办点儿实事，但两个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修辞”上。贾宝玉能做很雅的诗，而薛蟠的诗呢，恶搞！我看《阿Q正传》时，就更这么觉得了。阿Q最令人痛惜的不是他打不过小D、王胡，被钱秀才、赵太爷欺负，我看最可惜的就是他向吴妈求爱没有成功。他向吴妈求爱这是很正常的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而且吴妈是个小寡妇，但是他缺少语言的审美能力，他没有修辞。他平常也不跟人家说，突然有一天就跪在吴妈面前：“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多么恐怖嘛。相反，我设想如果他要懂修辞呢，应该先给吴妈背一首徐志摩的诗，说7 “吴妈，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也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多好啊。如果他懂英语呢，就说“Mysweetheart，Ineedyou,comeon!”然后吴妈回答，“Whynot!”那么我们就可以设想阿Q起码能过上三个月幸福的爱情生活，在那个时代，能过上三个月幸福的爱情生活，被枪决都值啦。所以语言的魅力就有这么大，语言改变命运，语言决定成败，语言决定品质。第六个功能，我得说一下语言的政治功能。语言的政治功能首先是激发动员。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共产党宣言》是写得最好的抒情散文，“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让资产阶级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我们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最后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的这种激发动员的力量，太大了。当然这是翻译家煽情的话，我去英国的时候参观马克思墓，英语的原文只有很简单的几个词：“Allworkers，unite!”我去匈牙利的时候，那时候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正常，珍宝岛事件以后，匈牙利流传一政治笑话，说马克思托梦给匈牙利领导人，说你们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成“全世界无产者你们互相离得远一点儿吧”，挨得近他老打架呀。我看季米特洛夫，在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说：“在未来的斗争中，不做铁锤就做铁砧。”就是说，你不去斗争，就要挨斗。伽利略弥留时还说，“可是，地球还是在转动。”这种正义、正气都很能鼓动人心。我们钦佩文天祥，除了他的事迹，还有《正气歌》。我们佩服岳飞，和岳飞的《满江红》分不开，尽管有人考证说《满江红》是伪造的。可就是伪造，它也伪造得好啊，中国伪造的诗都能伪造出岳飞的气魄来。语言在政治上除了激发动员外，还有妥协、折中的功用。有许多政治谈判到最后就变成了选择词汇的斗争。比如《中美上海公报》就为一句话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基辛格想出了解决的办法。他说“美国承认，海峡两岸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说“承认”，但不用“recognize”，而用“acknowledge”，这个就像是平常的用语，你可以当承认讲，也可以当知道讲，还可以当获悉讲。美国人最会搞这一套。它不是一个外交上的用语，但是它又有承认的意思，这就能让中国大陆、让周恩来接受。他又不说他承认一个中国，而是说他承认“海峡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此“不持异议”。我觉得最精彩得还不是这些，最精彩的是政治家在处于不利地位时，他需要有一些语言来“遁解”，来“解困”。这方面毛主席是大师。中国和苏联分歧越来越大，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在国际共产主义来说是个很凶险的事情，怎么解释和苏联的分歧呢，毛主席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无可奈何花落去是说苏联，无可奈何，苏联这朵花落去了，它不革命了，它修正主义了；似曾相识燕归来呢，国际共产主义的执牛耳者，真正的革命导师来了，燕就是中国。林彪事件又是个凶险的事件，而且许多人认为这件事对毛泽东主席的刺激非常大。但不管怎么样，口头上毛主席很稳重，满不在乎，他说“天要下雨鸟要飞，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这也绝了，这几句话它什么都没解决，可你听了你觉着放心，伟大领袖满不在乎啊，天要下雨那就下呗，不想让它下它还是要下，那怎么办呢，鸟要飞，鸟总是要飞的。这还有点幽默哩。有时候这也遇到困境啊，咱们以前有个劳动模范，永贵大叔，是山西大寨的领导，他有一句名言，说对于自然灾害，“一，承认；二，不怕；三，克服它。”纯粹废话啊，什么叫“承认”呐，你不承认行吗?雹子已经把你的庄稼给毁了，怎么还—二三呢，纯粹是语言游戏啊。但是当时我不敢说这是废话，我就觉得这人水平真高，遇到什么困难，就是“一承认二不怕三克服它”，哪天得了癌症了，一承认，二不怕，三克服它，四克服不了就变成骨灰吧。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如我最佩服的拉姆斯菲尔德。二OO三年布什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后来找不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OO三年底或二OO四年初，记者就向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你们到底能不能肯定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7 拉姆斯菲尔德就回答了一段话。这段话我建议在座的都把它背下来，这又是绕口令又对学英语有极大的好处：““Reportsthatsaythatsomethinghasn'thappenedarealwaysinterestingtome,becauseasweknow,thereareknownknowns,therearethingsweknowweknow.Wealsoknowthereareknownunknowns,thatistosayweknowtherearesomethingswedonotknow.Buttherearealsounknownunknowns-theoneswedon'tknowwedon'tknow.”太棒了，拉姆斯菲尔德这个构词能力真叫强。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当年的记者俱乐部把“文理不通奖”授给了拉姆斯菲尔德。可是我个人越读这段越佩服，我准备把它当名人名言给记下来，它对人的认识论的启发太大了。有一件事儿，让我产生了对美国总统布什的一点儿好感。就是布莱尔，他在临下台前最后访问了一次美国，华盛顿的记者就问布什，说这个布莱尔提前下台就是因为伊拉克战争，你认为你对布莱尔的提前下台是不是应该负责任?布什就问，噢?你们说我要对他的下台负责任吗?“Idon’tknow．”他说“我不知道”。我忽然发现这个乔治·布什有时候还真老实。第七，我再讲一下语言的心理调节的功能。我本人喜欢一个叫约翰·契佛的美国短篇小说家，契佛的女儿在他死后写过一个关于他的回忆录，我有一年生病住院时就看她这部回忆录，她在前言里说，“在我小时候，遇到不高兴的事时，我父亲就告诉我说你可以跪下来祈祷。后来我又大了一点儿，我父亲告诉我说，如果你有不高兴的事，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她说：“我现在遇到了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离开了我的父亲，所以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我父亲的事写下来。”她通过书写，心情得到很大的抚慰，获得了健康。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这个作家通过书写，把悲观、绝望、空虚、失望的痛苦都“贩卖”给了读者，但他自己未必过得那么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歌德。歌德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影响非常大，德国很多青年凡是失恋的砰砰砰都自杀了，有些男人自杀时完全用的是他小说里描写的那种方式。但是歌德并没有自杀，不但没有自杀，而且活得还很长，八十岁的时候还和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谈恋爱。所以要是看到那些特别痛苦特别绝望的文学作品时，你们要明白他绝望完了以后，他写完了以后，他舒服多了，难受给了你啦。这说明书写、倾诉对一个人心理的健康有很大好处。我年轻时爱看契诃夫的一篇小说叫《苦恼》，说那个马车夫的儿子死了，他赶着车就跟坐车的人说，“老爷，我太悲伤了，我儿子死了。”老爷就很生气，说，“住口，少跟我废话，烦我干什么呀!”不让他说。他就一天没有机会跟乘车的人说，晚上他就跟他的那匹老马说，抓着老马的脖子说，“马呀，我多么不幸啊，我的儿子死了。治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药，治不好，他死了。”这个描写特别让人感动，就是一个人他要说话，一个人要把自己刻骨铭心的感觉告诉旁人。相反，如果不让人说，不让人抒发那些心里不健康的东西，就会更加不健康。一旦能把心里那种负面的东西说出来，也许就要好得多。第八，我再想说一下语言的哲学和神学功能。我们感觉上达不到的东西有时候用语言就能达到。比如“无限”，在感觉上你是达不到无限的，你能感觉到的都是有限的，但是构建反义词的规律使我们在面对许多许多的“有限”之后，能在脑子里产生出一个词来，这个词就是无限。同样是构建反义词的规律使我们能造出一个超越了所有的段落的“终极”。所以感觉上达不到的东西语言就能达到：“无限”、“永恒”、“终极”、“最高”、“最大”、“辽阔”等等。因此如果没有语言你就很难有哲学的思想，很难有神学的观念，很多不同的民族都相信某些语言具有神性。比如有些中国人在自己家里竖一块石碑，上面写“泰山石敢当”，我们认为这个话里包含着某种神秘的意思，可以帮助你驱邪。前些日子我去韩国，韩国很时兴挂两个小木人儿，木人儿一个上面写着“天下大将军”，一个写着“地下女将军”7 ，这是他们的守护神。如果有这两个木人儿，不看这上头的字，你感觉不到它的威力。刚才说的祈祷，祈祷中有许多动人的词句，祈求上帝的怜悯，歌颂主的光荣和伟大。这些语言所引起的你的那些崇敬、依赖、盼望，甚至相信的那情绪，是别的东西无法比附的。有一种语言呢它具有某种神性、神力。而且有一种语言它可以带给你形而上的观念，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形而下的，都是具体的，有具体就有抽象，你看不见抽象，但语言上有抽象，语言上有无限。从这个方面说，语言对我们的思维、理念、信仰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第九，我说—下语言的游戏功能。这是我要杜撰的第三个定律，就是“快乐定律”。人类创造的一切都有一个功能就是使人类快乐，有很多语言它没有意义，但它有游戏功能。我发现侯宝林的相声里头有个绕口令叫“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个非常后现代，因为除了汉族以外，其他民族包括欧洲人美洲人，都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而且从营养学上讲吃葡萄皮儿非常好。但是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个后现代，太超前了，你不吃葡萄还能吐出葡萄皮儿来。但是我把这个查出来了。一九九六年我去波恩，住在一个汉学家家里，在他家我找到一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德国人写的关于北京成语、歇后语，俚语的研究，里边就有这个。它原来是“您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儿，您不吃不吐葡萄皮儿”，这也是绕口令，因为“葡萄皮儿”这几个都是唇音么。但是侯宝林进一步把它荒谬化了，把它“去功能化”，他说的不是你吃葡萄的方法，念着好玩儿，没有意义。在我的子女那一代小的时候，学校老师教很多红色歌谣，但是他们都不喜欢讲，他们最喜欢讲的一个歌谣是什么呢？说“一个小孩儿写大字，写，写不了；了，了不起；起，起不来；来，来上学；学，学文化；画，画图画；图，图书馆；管，管不着；着，着火了；火，火车头；头，打你一个大锛儿头。”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也是“去功能”，但是大家都喜欢讲这句话，它就是好玩儿，有时候说一些话就是为了好玩儿。现在的儿童，回来给我讲一些童谣，我觉得很好玩儿。他们很喜欢拿李白开玩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李白唱歌不给钱，叫人扑通推下船”。可能这船上有卡拉OK厅吧，他到那儿唱歌不给钱，就让人给推下来了。还有一个：“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来到烤鸭店。口水直下三千尺，摸摸口袋没有钱。”这都是跟我外孙学的。还有一个是，“太阳当头照，小鸟枝头叫，你去干什么，我去上学校。上学干什么，带着炸药包，轰隆一声响，学校炸没了。”小孩儿就爱说这些，它有一种游戏的功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一个小孩子要受到很多压力，父母要教育他，老师要教育他，班长要教育他，少先队要教育他，每天都要受教育，他只有说这些胡话的时候亵渎一下，精神放松一下，如果连这点儿放松都没有，从小就得得“躁郁症”了。语言的游戏功能还很大，我在这儿不多讲了。我再讲一个，就是语言的编码和解码功能。本来语言是这样的吧，你偏偏把它当密码来看，或者它可能是蕴涵着某种密码。我想举的例子是一本书，叫《圣经密码》，据说非常先进，还请了中央情报局的密码专家，用很特殊的方式解码，然后认为《圣经》里头对一切事件都有预言，第一次中东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说《圣经》里头都已经写好了。我们现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也有一种趣味性的研究，就是把《红楼梦》当密码来看。古有蔡元培，今有刘心武，他就是把《红楼梦》当密码，说这个是象征这个，那个是象征那个，这很有趣，有些红学家很气愤，但仍然有很多人有兴趣，刘心武跑到美国去讲《红楼梦》，连夏志清都去听，你说夏志清信他的么，不信他，但是听着很好玩，好玩就好。明明它是说的这个，你非得把它解释成那个。这个密码和解码呢，这就比我刚才说的那种“去功能”的亵渎和废话又高级一步。我再讲语言的陷阱。就是我杜撰的第四个定律——“不准确定律”。和人生跟世界相比，我们最丰富的语言仍然是不够丰富的。当我们说“人”、“老师”、“白颜色”、“可恶”、“我爱你”的时候，不知道漏掉了多少东西。我们说一个老师的时候，说他是“好老师”、“坏老师”、“笨老师”，“漂亮老师”、“丑老师”、“表面上漂亮实际丑的老师”、“表面上丑实际很吸引人的老师”、“头发黑的老师”、“褐色头发的老师”、“染了头发的老师”7 ，这些我们全都得省略掉。你说得越多，丢掉的也越多，不可能把什么东西都说出来，所以它是不准确的，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言”、“意”、“文”之间是错位的，常常不可能是你想的是什么，就能说出什么。古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孔子讲“述而不作”，就是只说不写，因为写就更离开了说的环境、语气、针对性，就更令人觉得遗憾。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也是讲语言的限制性，你讲出来的那个并不是永恒的道理，你所制定出来的那个概念并不是最准确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讲“得意忘言”或者“得言忘意”等等。李白的诗《嘲鲁儒》说“问以经济策，茫如堕烟雾”。仅仅靠你掌握的那些话语的财富，你无法把这个世界讲清楚。我们还讲“尽信书不如无书”，说明我们对语言的有限性是深深理解的。《庄子·天道》有个“轮扁论斫”的故事，说有一个叫扁的人，因为是做车轮的，所以叫轮扁。他看见国王在那儿读书，他从那儿过就笑了—下——这说明那个时候中国君主的威严远远不像以后，国王完全可以和木匠聊天一一国王就问，你笑什么?轮扁说，请问您在这儿读什么书啊?国王说，圣贤之书。轮扁说，糟粕而已。国王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圣贤之书怎么能是糟粕?轮扁就说，比如我们做车轮吧，“徐则甘而不固”，“徐”就是力量用小了，就“甜”了；“疾则苦而不入’，这个“苦”到现在北京还用这个话，比如你裁衣服，袖子有点儿长，剪下去，说你“剪苦了”，这就是剪多了，可是你要是剪少了就是“剪甜了”，甜了就是劲儿小了，楔子就松，苦了楔子就插不上，轮子就不转了，就是这么点小事，“得之于手而应于心”，是靠手上的劲儿来掌握，而语言是不能传达的。所以你让我给你讲怎么用那个锛子砍木头，我是无法讲的，一点小事儿语言都无能为力，何况大事呢，治国平天下难道能讲给你?轮扁讲得真是高级，语言和实际之间总是有距离。我还要说的是，语言有时候是脱离实际的。中国也好，欧洲也好，都有这种说法，说某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屠格涅夫的《罗亭》就说罗亭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想了很多大道理，但却不敢爱自己心爱的姑娘。语言也常常超出实际。这一类的多了。最典型的就是大跃进，那讲的各种话都已经到了极点了。大跃进时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里有个很有名的歌谣，对这个歌谣我至今仍抱怀疑态度。歌里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说这首诗是农民写的，绝对不是，这是记者写的。我们有很多被传送的“伟大语言”都出于小报记者之手，农民要是写诗，他起码要弄成个顺口溜。最后三个字怎么能是“我来了”呢。“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这个像农民的话；“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这个就已经不像农民的话了，太豪迈了；“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然后突然变成三个字“我来了”，还不押韵。这不是农民的诗。那时候还有许许多多这种牛皮的话。语言会控制人的思维。比如中国人从小就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然后你长大了，你一看月亮你就想故乡，这并不是人的本能，这是语言的控制。外国人看见月亮不会思乡，望月思乡，这只有中国人才有。“每逢佳节倍思亲”也是中国人的想法。语言的陷阱呢，还有一个是：有时候荒谬的语言比正确的语言还有魅力，“荒谬化”是语言的一个极大的诱惑。有时候我就想，是正确的语言更有力量呢？还是荒谬的语言更有力量？正确的语言太“一般”。比如我给大家讲，每天要吃饭要喝水要睡觉，这有什么意义啊。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讲，我们吃什么饭？根本就不需要吃饭！只有庸人才吃饭！只有动物性的人才吃饭！只知道吃饭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我们从今天起再也不需要吃饭了！即使我讲的施行不了，但是能给你们留下相当深的印象，你能感到一种刺激啊。你感到王蒙是不简单的，他能不吃饭，这不简单。说睡觉，睡什么觉啊？世界革命还没成功睡什么觉！全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解放，谁睡觉？混蛋才睡觉！立刻就有振聋发聩的作用，高屋建瓴啊，势如破竹啊。我们想一想，经常是荒谬的语言，它的威势、它的魅力，超过正常的、平凡的、合理的语言。世界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荒谬化是人非常难以克服的一个诱惑。7 （根据作者二OO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演讲录音整理。根据《书城》2008年4月号刊登稿及杜斐然整理稿综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