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铸剑_与鲁迅的侠义观和讽刺艺术_史志谨

《铸剑》与鲁迅的侠义观和讽刺艺术史志谨(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西安710062)摘要:《铸剑》是一篇“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历史小说,作品充满反抗暴虐和慷慨牺牲的气氛。由此可看出鲁迅的“侠义观”、“牺牲观”的基本要义。《铸剑》在题材和情节上保持了神话传说的浓厚的传奇性,格调奇诡而诙谐,带有浓郁的浪漫与怪异色彩。宴之敖者是鲁迅用浪漫主义方法创造理想人物的杰出代表。极度的夸张、瑰丽的想象,也是《铸剑》的显著特色。作者把喜剧笔调和悲剧笔调杂糅交织,铸于一炉。《铸剑》也有“油滑”之处,主要表现为激愤、辛辣的讽剌。关键词:鲁迅历史小说《铸剑》侠义《铸剑》是鲁迅历史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作于1927年4月3日,发表于4月25日、5月10日《莽原》第2卷第8、9期。原题名为《眉间尺》,1932年编入《自选集》时改为现名,后收入《故事新编》。小说取材于相传为魏曹丕所著的《列异传》和晋代干宝的《搜神记》里“干将(莫邪)铸剑,其子报仇”的故事,以细腻的性格刻画,塑造了眉间尺和黑色人宴之敖者两个复仇者的正面形象。作者通过奇特的想象,淋漓酣畅地描写了宴之敖者、眉间尺和楚王的生死搏斗,抒发了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誓向暴君讨还血债的坚韧的复仇精神。这篇作品写在三·一八惨案之后,发表于新旧军阀血腥屠杀革命人民,极其酷烈的年代,其现实意义自是非常鲜明的。《铸剑》中眉间尺与宴之敖者的形象十分鲜明。小说写了眉间尺由柔弱变而为刚毅的成长过程。眉间尺为了报父仇,对黑色人高度信任,将头和剑托付给他,表现了眉间尺的仇仇之心的伟大。宴之敖者即黑色人,是一个无畏的复仇者。他既是为眉间尺报仇,也是为自己报仇。他整个身心被战斗精神、复仇精神所熔铸。而他那奇特的复仇方法更是令人惊心动魄。眉间尺的头与国王的头在硕大的沸水锅中追逐、撕咬。黑色人为了帮助眉间尺,不容丝毫犹豫将自己的头用剑劈下掉入水中,即刻追逐国王的头。三颗头撕咬在一起,直到国王断了气。黑色人那从容、镇静、凛然之气,他的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复仇精神,是鲁迅对向着残暴统治者进行战斗的伟大精神的歌颂。一据鲁迅在《序言》里说,因为对《补天》的不满,“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所以从1922年冬天以后到1926年秋天以前,虽然还在写《彷徨》里面那些采用现代生活作题材的短篇小说,却没有再去采用古代的题材。“直到1926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虽要写文章,但又“不愿意想到目前”,因此便转向回忆和古代,写成十篇回忆《朝花夕拾》之外,还写了两篇历史小说《奔月》和《铸剑》。鲁迅是1926年8月间离开北京到厦门去的。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看到《新青年》时期的战友们散了伙,发生了分化,感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曾经有过暂时的彷徨苦闷。就在这时,他受到反动军阀的压迫和充当其奴才走狗的“正人君子”们的攻击,使他陷入一种孤军72 《铸剑》与鲁迅的侠义观和讽刺艺术奋战的境地。当斗争最尖锐的时候,1925年年底,林语堂提倡“费厄泼赖”精神,主张不打落水狗,鲁迅认为这还不是时候,因而发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列举过去令人痛心的实例,证明必须痛打落水狗,才能避免它重新爬上来咬人,也省得以后反抗黑暗的青年“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这说明即使在孤军奋战的境地,鲁迅仍然是一个对敌人毫不妥协的战斗者。1926年3月18日发生段琪瑞政府屠杀青年的事件时,鲁迅当天就写下了象“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①这样鼓吹复仇的名句。不久后,在一篇题为《淡淡的血痕》的散文诗里,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期待那使天地变色的“叛逆的猛士”的出现。到厦门一月以后,鲁迅就写下了《铸剑》,在北京郁积的忧愤,无疑都融铸在小说中了。这是一篇“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历史小说,但就是这样的历史小说,在作者选择题材和进行描写的过程中,也仍然有他现实的感触和启发,有与作者的性格、生活经历的密切关系。反抗暴力和压迫的复仇精神,是鲁迅精神的重要一面。他对复仇的鬼魂“女吊”的赞美,对反抗强权的稽康的颂扬,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在晚年所写的《女吊》一文的开篇,他就引了明末王思任那句“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的话;在鲁迅身上,的确体现了作为曾经卧薪尝胆、立誓复仇的越王勾践的后裔的浙东人民的优秀传统。充满《铸剑》全篇的反抗暴虐和慷慨牺牲的气氛,分明跟作者的性格和气质有关。作品明确地传达出这样一个历史真实———统治阶级用人民的血来哺养自己,同时又用屠杀政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人民,反抗这种暴虐,宁愿和统治者同归于尽,也就是一种“时日曷丧,予以汝偕亡”的不妥协精神。当读到眉间尺和黑色人的头颅,在金鼎的沸水中,终于把大王的头颅咬得“眼歪鼻塌,满脸鳞伤”,以至“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时,人们会从重压的胸膛吐出一口长气,有一种大仇已报、痛快淋漓的感觉。在这里,鲁迅热烈地歌颂了古代被压迫人民的复仇精神和胜利结果。在小说中,作者也毫不容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指斥了旁观者的麻木无聊。在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旁观者的麻木无聊的对照下,更显出眉间尺和黑色人精神的壮丽。鲁迅最痛恨麻木无聊的旁观者。小说写到眉间尺出发到城中去报仇时,正好碰到大王出宫,人群拥挤,使得眉间尺跌了一个倒栽葱,压在一个干瘪脸的少年身上:干瘪脸的少年却还扭住了眉间尺的衣领,不肯放手,说被他压坏了贵重的丹田,必须保险,倘若不到八十岁便死掉了,就得抵命。闲人们又即刻围上来,呆看着,但谁也不开口,后来有人从旁笑骂了几句,却全是附和干瘪脸少年的。这景象,使人联想到鲁迅写于1924年年底的一则题为《复仇》的散文诗,诗中一对持刀对立在旷野中的男女,被从四面奔来的路人包围着,这些路人“拼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那对男女的“拥抱或杀戮”;谁知那对男女“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于是路人们便觉得无聊了,“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如果拿《复仇》里的景象和《铸剑》里的眉间尺的遭遇对照起来看,便可以看出鲁迅对这类麻木无聊的旁观者的憎恶和鞭挞。就伦理意义而言,《铸剑》中所批判的伦理确实是一种奴性的伦理,这种伦理要求对国君要做绝对的顺民,在街头上跪拜,谁跪得最低,谁就最光荣。世人多是看热闹的无聊的看客,对反抗者予以无聊的取笑和侮辱。就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场面也无疑是一次国民劣根性的大展览。《铸剑》的创作说明,鲁迅根据自己的基础、学识、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必要的选择。鲁迅对历史有着巨大的兴趣,愿意用很大的力气去发掘、研究。他既是彻底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实际上也是个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当他回顾历史,审视过去时,不是埋头于故纸堆,而是根据需要挑选合用的东西,甚至不问它们是否真有其人,是否真有其事。他的《故事新编》,即使如他所说是“从古代”“采取题材”,也不使自己陷于拘泥,而是随手拈来,任意点染。①《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73 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4期鲁迅的视野主要是在神话传说方面。虽然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样也见诸历史潮流文献,但它们又毕竟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所不同,前者似乎拥有更为广阔更为灵活的文化含量,后者则似乎具有更具体更实在的文化价值。在《铸剑》中,鲁迅着力刻划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反抗与复仇,他们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牺牲自己;特别是作品在写到眉间尺的头最后在金鼎的沸水中欢快地跳着复仇之舞唱着复仇之歌终于完成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壮举时,我们确实从中感到了真正的“伟丽雄壮”。《铸剑》写过去的传说,表现出的却是一种心情,一种气氛,一种意境。显然,以神话传说为题材比写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更容易表现作者的目的意图,因为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就多少会受到它们的限制和约束。实践证明,鲁迅这样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神话传说上,是有原因有道理的。二“侠”的形象及其代表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鲁迅对“侠”及其观念形态具有十分独特的认识与阐释。由《铸剑》可看出鲁迅的侠义观的基本要义。《铸剑》取材于有关侠士、刺客的历史故事,但作品又从根本上否定了主人公黑衣人宴之敖者刺杀大王慷慨赴死的“侠义”含义。这从黑衣人欲为眉间尺复仇时的对话看得很清楚。两段对话明确地表述了两层意思:第一,黑衣人否认并憎恶所谓的侠义之士,心里全没有所谓“仗义,同情,那些东西”。第二,黑衣人代眉间尺报仇也不是因为认识他的父亲,不是以“士为知己者死”为行为准则,而是因为“我怎么地善于报仇”,是因为彻底憎恶了黑暗的现实与代表了这黑暗的残暴的大王,乃至憎恶“我自己灵魂上有了许多人我所加的伤”的自己。《铸剑》彻底否定了“重言诺”、“士为知己死”、“舍生取义”传统的侠义色彩与内涵,塑造的是一个与旧社会、旧传统彻底决绝、同归于尽的、更为“忧愤深广”的“叛逆的猛士”———“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来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①《铸剑》的结尾,黑衣人、眉间尺与国王的头颅已不可分,只好放在金棺里一起落葬。人民“都奔来瞻仰国王的`大出丧'”,仪仗一排排,祭桌一列列,王后和王妃哭着,大臣、太监、侏儒们“装着哀戚的颜色”,“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但终于“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他形象地告诉人们: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动摇了旧社会的根基,但人民的觉醒还有待时日,仍然需要韧性的战斗。鲁迅从侠的精神形态的历史演变的考察中去认识侠的行为特征及其道德属性。《流氓的变迁》等文对此进行了极为精辟概括的阐发。鲁迅认为,侠源于先秦墨子之徒。“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未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侠的承继者是“强盗”,“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他们终于由以权贵为护身符掩护其违法犯禁的侠而堕落为为封建帝王服务的“奴才”。清朝入关后,“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而沦为“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的“保镖”,“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①鲁迅:《野草·淡淡的血痕中》。74 《铸剑》与鲁迅的侠义观和讽刺艺术是由“侠”到“盗”,最终化为“流氓”,走上恃暴凌弱,毫无道德操守的末路。通过历史的追溯,鲁迅完成了对侠的奴才性格及其日趋没落的认定。而鞭挞国民性的奴性特征,是鲁迅一生所致力的目标,因此,鲁迅对“侠义”精神的否定就是十分自然的了。鲁迅对侠的行为流变及其奴才品性的揭示,着眼点在于对现实社会中流氓意识的揭示与批判,做的是“挖病根”、“刨祖坟”的工作。同时这也是他的“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启蒙工作的组成部分,是从属于思想革命这个范畴的。由上可见,对于历史上的侠盗、侠士及其精神品质,鲁迅是予以深刻批判的。比如“不畏死”,本是侠的一个基本精神,鲁迅却以此相对,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牺牲观”。《铸剑》的结尾没有让烈士的死演化出令人鼓舞的壮丽与光明的场面———依旧是仪仗,依旧是堂皇的祭礼,不过也给王公大臣与义民的眼泪里留下了许多说不出的别扭与不安。这诱人思索的结局场面的描写,就蕴含了鲁迅独有的“牺牲观”。鲁迅一生始终坚持“我最不愿别人做牺牲”①、“不劝他人去做牺牲”②的观点。这首先源于鲁迅对英雄价值的否定。鲁迅的青年时代也曾有过对英雄的热烈追求,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失败挫败了鲁迅的这种追求。英雄价值的否定必然关联到英雄死难价值的贬损。徐锡麟、秋瑾的死难带来的对革命的反动,使鲁迅痛苦地看到“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欺胙'这一件事了”。③甚至留下的是“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④这一血淋淋的现实后来在鲁迅的《药》里得到了沉痛的描述。因此,他告诉人们:“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⑤为今之计,“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战斗。”⑥鲁迅的“牺牲观”还集中体现了他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人生价值观。鲁迅认为人即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⑦他经常劝诫热血青年不要轻易去作牺牲,“要先谋生活,再为社会做点事”,⑧明确指出,人首先要生存才有价值,才于他人也有意义,“生存是第一义的”。鲁迅这种人生价值观产生于对封建主义蔑视人的生命(包括精神生命)的人生观的严格审视与彻底反拨。在封建社会中,既定的道德规范的价值远远高出人的生命价值,“舍生取义”正是这种道德意识下的人生训条。而鲁迅彻底将其颠倒过来,他要求的是以是否有利于人的生存为标尺去衡量一切道德价值,而不是以既定的道德规范去衡量人的价值。鲁迅的个人牺牲精神不体现一时的悲壮行为与暂时的社会轰动效应,而主要表现于他舍弃一切荣誉与地位,坚韧持久、勤勤恳恳地工作态度上。鲁迅不在抽象的意义上否定牺牲精神的崇高性,他要求的是建立在对人类发展客观规律的自觉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的个人理性的选择。“这牺牲的适应是属于自己的”,⑨与一切合乎圣道的“取义”,与以泯灭个人灵魂为前提的“舍生”之道根本对立。①鲁迅:《两地书(八)》。②鲁迅:《集外集给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③鲁迅:《热风·即小见大》。④鲁迅:《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⑤鲁迅:《华盖集续编·“死地”》。⑥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⑦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⑧鲁迅:《三闲集·通信》。⑨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75 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4期三《铸剑》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杰作。小说对两种力量的冲突的充分展开,对惊心动魄的肉搏场面的刻画,对英雄人物崇高心灵的点化,都令人惊叹不已。《铸剑》取材于传说。对于神话及传说的性质和主要特点,鲁迅有深刻的理解和精到的把握。他说:神话是古代人“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諔诡可观”;①而传说则系“神话演进”之后,“中枢者”已由“神格”,“渐进于人性”,“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者。鲁迅这里对神话传说的特质的认识,在《铸剑》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铸剑》在题材和情节上保持了神话传说的浓厚的传奇性。王妃生铁,干将铸剑的情节,眉间尺为父复仇的故事,都是古代人幻想的产物,带有浓烈的传奇性。至于三头在鼎中反复激烈搏斗的情节和场面,更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奇光异彩。小说所依据的是传说故事,其题材就有非现实性的特点。传说,是长期流传下来的记述和评价过去事迹的材料。其中有的是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加以铺叙演化而来的;有的则纯粹是或基本上是幻想的产物。传说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和愿望,有的还反映了某些史实的面影,但也常常带有虚幻的非现实的性质,而同历史的实际面貌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也规定了以传说为题材的作品,在创作方法上多倾向于浪漫主义。《铸剑》的格调奇诡而诙谐,带有浓郁的浪漫与怪异色彩。小说点染生发,使传说人物栩栩如生。它有时借用生活细节来状写人物的性格,如写眉间尺夜闻咬锅盖的老鼠落入水缸,由烦恼而生庆幸,还用芦柴玩弄它,把它按在水底,但见它淹得半死,又由憎恶转为怜悯。这就逼真细致地写出了眉间尺恨仇敌而又未脱孩子气的复杂性格,为他后来在闹市中急于行刺国王,又担心误伤旁人的犹豫失措的行为张本。小说又借助神奇的想象来渲染场面的气氛,如写黑色人在王宫中表演绝技,口唱常人难解的咒语般的歌,指挥沸鼎中的人头上下翻腾,左右回旋,作最神奇的团舞,从而使气氛紧张而神秘,表演者却显得机智而从容。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互相渗透的写法,使小说的格调既沉实又奇幻,既峻急又舒展,即峭拔又诙谐,反映了作者丰富的艺术手段和深厚的艺术潜力。正是在多种艺术因素相互交融之中,作者赋予小说以强烈的现实战斗精神,通过黑色人和眉间尺弑杀暴君的英勇行为,表达了一种“予及汝偕亡”的战斗意志。《铸剑》中的宴之敖者,是鲁迅用浪漫主义方法创造理想人物的杰出代表,是理想化的人物。小说赋予宴之敖者以奇异的外貌。他通体黑色,瘦体如铁,两只眼睛如暗夜里的两点磷火,闪动着晶莹的光亮。小说赋予他以崇高的精神境界。他替眉间尺复仇,并不是为了讨取别人的感激和颂扬,也不是要博得“义士”之类的美称。他把替被压迫者复仇,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丝毫没有个人目的。小说赋予他以大智大勇的英雄性格,他敢于反抗,视死如归;也善于反抗,机智灵活。三头相斗的神奇的情节,无比勇武的献身的行动,惊心动魄的壮烈的场面,“伟丽雄壮”而又神秘难解的歌词,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一个非凡的古代英雄形象。这一形象,集中地表现出我国古代人民以暴力反抗残暴邪恶的复仇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坚韧勇敢,富有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的伟大传统,也灌注着鲁迅在“五卅”、“三·一八”惨案后那种“抽刃而起”、“肉搏强敌”、“以血还血”、“报仇雪恨”的斗争精神和强烈愿望。这一形象,比原传说中的形象有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更富有理想的英雄的光彩。极度的夸张,瑰丽的想象,也是《铸剑》的显著特色。根据历史材料进行文学创作,一般都需要进行铺叙和虚构,因为历史材料一般大都比较简单,不易构成完整的生动的情节故事,也难于提供①鲁迅:《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76 《铸剑》与鲁迅的侠义观和讽刺艺术足够的艺术细节。在对历史作品的情节、细节的虚构上,浪漫主义善于充分地驰骋想象,大胆地进行艺术的虚构和夸张,或者根据主题表达和人物描写的需要,改变神话、传说和史实的原貌。因而,浪漫主义作品虚构的人物、情节和细节,大都是“非现实”的,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不可能存在的。瑰丽的想象,奇特的幻想,极度的夸张,是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常见的特征,《铸剑》明显地表现了这种特征。三头金鼎激斗的场面,真可谓惊心动魄,神奇无比。三个头颅在金鼎的沸水中相战,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作者用想象和夸张虚构这样一幅离奇的图画,正是要表现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深仇大恨,讴歌古代人民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反抗者抛头颅洒热血,双双殉身,在作者笔下丝毫显不出任何的悲切和凄凉,恐怖和哀伤,而是洋溢着悲壮、乐观的豪情,充满了浩然的正气,这正是鲁迅的理想主义和崇高精神在艺术上的表现。鲁迅的新鲜而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沛的浪漫主义创造精神,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民间文学的影响。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和神话书籍,滋育着他的浪漫主义想象能力,他自幼便有幻想的天赋和编织神话故事的卓越才能,他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开始显露出某些喜剧性趣味。这种散发着民间趣味与浪漫想象的天赋和才能后来便结晶为《故事新编》。这本小说集取材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靠着鲁迅出色的浪漫主义创作才能,带几分天真、几分促狭、几分幽默和怪思迭见,“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①多数作品无不新鲜奇妙,运思从容不迫,落笔游刃有余,处处显出作者的浪漫主义想象之国的幅员广袤。《铸剑》中状眉间尺之头在沸水中跳舞的情景,简直令人拍案叫绝:随着歌声,水就从鼎口涌起,上尖下广,像一座小山,但自水尖至鼎底,不住地回旋运动。那头即随水上上下下,转着圈子,一面又滴溜溜自己翻筋斗,人们还可以隐约看见他玩得高兴的笑容。过了些时,突然变了逆水的游泳,打旋子夹着穿梭,激得水花向四面飞溅,满庭洒下一阵热雨来。一个侏儒忽然叫了一声,用手摸着自己的鼻子。他不幸被热水烫了一下,又不耐痛,终于免不得出声叫苦了。其中充满着神奇的想象和带着几分冷气的喜剧趣味,与鲁迅儿时所编演的童话剧,其想象力带有内在联系。作家的笔力又足以达之,鼎底鼎口,沸水的回旋,庭间的热雨,连人头上的笑容,侏儒的尖叫,都显得逼真洒脱,出神入化,200余字变出如此凝云逗雨的境界来,确是大家手笔。其实,民国初年诸如“击技余闻”一类的笔记小说,继承着清代《聊斋志异》的某些余绪,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力,一些作品也写得刚劲俊爽。鲁迅小说高出他们的地方,不仅在于浪漫主义想象力的丰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想象力不用在给读者“消闲”时增添某些余绪,而是把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现实主义的社会解剖力结合起来,开拓社会解剖的新境界。《铸剑》中的国王,游山不能使他开心,娇媚的妃子在御膝上扭了70多回也不济事,总想寻点小错处杀掉几个人,而现在又在以人头的跳舞来寻取乐趣了,这就把他的凶残暴虐充分地刻画出来了。在这幅带喜剧的画面后头的,是一幅血淋淋的悲剧背景。四鲁迅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把炽烈的爱憎融解在冷隽的形象刻画之中。他往往把喜剧笔调和悲剧笔调杂糅交织,熔于一炉,以非常泼辣的喜剧手法写出至为惨痛的悲剧艺术来。这多种艺术色调叠印在同一画面之中,既克服了单板印刷的单薄,也克服单种颜色的刺眼,底蕴浑厚,妙理深植于形象之中。《铸剑》写眉间尺为父复仇,宴之敖者代眉间尺复仇,这是何等壮烈卓绝的悲剧。如果换上民国初年那些嗜写“技击余闻”的作者去写,肯定有一番刀光剑影的交锋,惊心骇目的场面。但鲁迅却把他遒劲的笔触,伸向生活的深层,进行深刻的社会解剖。小说在眉间尺行刺国王的时候,插进了①鲁迅:《故事新编·序言》。77 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4期颇能解颐的喜剧笔调,画出了一幅国都街头的社会习俗和社会心理的画面,我们仿佛看到作者在带着含泪的笑鞭挞人们的麻木和奴性。干瘪脸少年耍无赖欺负人,人们都围着看热闹甚至附和,失去了起码的正义感;对于眉间尺,人们却欺负他年少孤单,轻薄地问他“家里可有姊姊”,不曾关心他的悲惨的命运;暴君出游,不曾看见人群中有憎恨,反抗的情绪,满城议论都以见到国王为荣耀,并且夸耀自己的奴颜媚骨,争做模范国民。作者以讽刺和幽默的笔调,绘出了这幅专制主义国度里奴才相的漫画,录下了那幅尊暴凌弱的奴才心理,包含着多少愤怒、忧虑和轻蔑的感情,每一笔都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备。这样一种社会习俗和社会心理,正是眉间尺的悲剧,甚至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的典型氛围。鲁迅从来不把悲剧写成个人的偶然的过失,而是深刻地开掘悲剧的社会原因,当他接触到那种腐朽、庸俗、麻木、奴性等社会病态的时候,其讽刺的火焰异常猛烈,幽默的笑声震荡着人们的灵魂。但作者并不是以直接的议论进行谴责,他只是形象地记录了这幅街头小景供人寻味,甚至直接受侮辱者眉间尺也是“怒不得,笑不得”。作者批判的烈火,深深地隐藏在充满张力的画面之中。不少名篇都杂糅着讽刺和幽默,交织着喜剧和悲剧的因素,笔锋犀利,而又不曾剑拔弩张,处处有一种大家意象。他的讽刺是坚实的讽刺,他的幽默是深刻的幽默,而这种讽刺和幽默的从容舒展,有机配合,正是他才气磅礴的表现。从文体的角度看问题,《铸剑》属于言曲旨远、两极折射、悲喜剧因素相融合的一类。优秀的喜剧大师往往不是自己先笑的,而是不动声色地揭示生活中的喜剧性矛盾,使人笑得前俯后仰;优秀的悲剧大师也一样,他从不首先涕泪滂沱,而是去拨响生活最深处的琴弦,使人灵魂颤栗,忧愤不已。鲁迅以喜剧性的琴拨,弹响国都街头的社会习俗和社会心理的琴弦,使之发出了既是眉间尺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这样一种复杂而浑融的音响。这种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的折射融合,交织着作者戚与谐、笑与哀、忧与愤等深厚而复杂的理性和感情,成为鲁迅艺术才华最杰出的表现之一,因而也是他的小说文体的双重折光性能的最光辉的体现。还是从文体角度看,《铸剑》的庄谐杂糅的风格也表现在语词的选用和调配上。作品收尾,描写国王的殡礼: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他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国王出殡,应是一个严肃的场面了吧。小说也已用了两段文字写了这幅堂皇、热闹的场面。但是,这里用了两个“看”字,一个“装”字,就把这个严肃的画面变成了漫画。百姓对国王并无感情,他们不是来悼念,而是来看王后、王妃,把殡礼变成了庙会一样的趣事。王后、王妃对国王也没有感情,他们虽然也哭,但是大概是多年的深宫生活,少见这么热闹的人群吧,她们的心思也在于看百姓,而把殡礼上的哭变成了逢场作戏。大臣、太监、侏儒的哀戚是装的,这也就淡淡地写出了专制主义国度里暴君与臣仆的关系。百姓并不关心国王,并不对政府要员感兴趣,他们追逐着看王后、王妃,不惜把整齐庄严的送殡行列挤成一锅粥。同是这些百姓,在国王生前出游的时候,曾经是以“俯伏得有怎么低”为荣耀;现在,当国王死后出殡的时候,他们却以拥挤着看王后王妃为乐事了。这正如鲁迅曾说过的那样:“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①一个“挤”字又把百姓们的这种“愚君政策”“挤”出来了。由此可见,鲁迅所使用的“看”、“装”、“挤”等三个动词,是何等精确、有力地写出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它们所包含的内容足够我们咀嚼好半天。而这些动词又是那么平常,平常的词语,因为用到了位,而自有了特别的表现力,能够恰如其分地把事物的本质和作者的思想表达出来。鲁迅曾多次说过,《故事新编》颇多“油滑之处”。“油滑之处”的确切含义,从内容方面看,①鲁迅:《华盖集续编·谈皇帝》。78 《铸剑》与鲁迅的侠义观和讽刺艺术主要是指在古代作品中插入现代生活材料,其中包括摄取现代人的影子。从艺术表现方面来说,“油滑之处”主要是指作者所运用的幽默与讽刺手法。拿这些标准来衡量,《铸剑》就属《故事新编》中“油滑”成份最少的作品,属于“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组织严密的作品。作品采用了大量常见的和不常见的古书中的材料,除了取材于《搜神记》这类较易见到的书之外,还采用了一些失传了的古书散见于一些类书、丛书中的片断遗文,丰富了作品的情节和细节。鲁迅曾说:“《铸剑》的出典,现在完全忘记了,只记得原文大约二三百字,我是只给铺排,没有改动的。”①他还在1936年2月1日致黎烈文信中说:“《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即使这样,也不等于说,《铸剑》就完全没有“油滑”之处。鲁迅吸取了中国传统戏曲二丑艺术诙谐幽默的神髓,但在表现形态上比传统戏曲的已经相当定型化、甚至庸俗化了的丑角插科打诨要丰富和深广得多。“油滑”有时表现为一种以丑为美的自炫。在《铸剑》中,鲁迅写到国王巡行的时候,突然插进一句现代的语言,让满城的人们议论自己虔诚、匍匐的跪拜,“应该采作国民的模范”。这里鲁迅使用现代语言于古人,属于一种“油滑”方式,但渗透其中的作者情绪,显然不能仅以“玩笑”来概括。那些不知人格尊严为何物的愚昧庸众,居然要将自己的虔诚跪拜采作国民的模范,这种以丑为美的自炫所给予读者的,已不是轻松的幽默感,而是一种令人厌恶的荒谬与可怜。鲁迅的“油滑”,有时表现为激愤、辛辣的讽刺。他往往采用这样的方式:潜心选取现实中能激起愤怒、仇恨的事物,将其插入于古代人物事件的描述之中,然后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对其进行愤激的批判和严厉的鞭挞。《铸剑》中宴之敖者决心为眉间尺报仇时冷峻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这段话语实质上是鲁迅对现实的愤激心情的对象化。鲁迅在《而已集·新时代的放债法》一文中说过:“先前,我总以为做债主的人是一定要有钱的,近来才知道无须。在`新时代'里,有一种精神的资本家。”这种“精神的资本家”惯于用仗义、同情等等“冠冕堂皇的招牌”,作为“雄厚的资本”,收买人的灵魂“供其使用”。显然,宴之敖者的那段话与鲁迅的这段文字不仅精义相同,而且语势、语调甚至语词结构也颇为相似,它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心绪,讽刺的是现实的生活。别林斯基指出,讽刺一辞,不应该认为是潇洒的机智之士所做的无伤大雅的讥嘲,它是愤怒的叫喊,是腐败的社会所侮辱的灵魂的反击。鲁迅这种类型的“油滑”,已超出了喜剧性的轻松的幽默范畴和谐趣美感,而是步入了决绝、尖利的讽刺境地了。(责任编辑:傅绍良)①鲁迅:《书信·致徐懋庸》(1936年2月17日)。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