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陈情表读后

李密《陈情表》读后　《陈情表》中，处处表现着李密先生的无奈——在强权面前，作为微小个人的无奈。做官么？不想。在现代民主社会，一个不想做官的人，很简单，不报名参加竞选即可，没人会把你绑架到竞选现场强迫你做总统的。可，当时不同。朱棣“篡位”之后，为了让普天之下读书人及百姓承认其“合法性”，硬是要大儒方孝孺替自己起草一份“告全国人民书”。方孝孺不干，于是，恼羞成怒的朱棣便灭了他的十族。有人劝谏道，不能杀方孝孺，给帝国留下点“读书人的种子”。朱棣坚拒，杀之。　　单从“人格统一”概念看去，李密大约不能与方孝孺同日而语。不过，李密也还不错，起码，试图坚守自己价值观的底线——当然，或许的可能是，仅仅因为不习惯，昨天还高呼着刘禅万岁，明天就要对司马炎卑躬屈膝，不习惯。教我说，哪怕仅仅是这点“不习惯“，也应该是神圣的。所谓社会的人道与进步，落到最终处，不就是维护每一个公民的“个人感受”么？而所有残酷专制的起点，也往往从剥夺普通人的正常感受开始。　　我们不必强求李密先生“向方孝孺同志学习”，也大义凛然一把，连累“祖母刘”老人耄耋之年惨遭牢狱之灾，甚至，血染夕阳红。生活中，更多的，是需要妥协。每个人，有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需求，来决定自己生活的走向的自由。所以，我个人，对李密先生的选择，表示有限的理解。对李密先生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虽然，只是有限坚持——表示有限的敬意。同时，对李密先生在“严峻的政治形式下”找到充分借口的能耐，以及忍痛挥洒华言丽辞的能力，表示有限的佩服。并不想操持现代语汇，以“犬儒一只而已”来表示任何不屑。 　　李密，只能那样选择，他有他选择的自由。《陈情表》只能那样写，没有别的更好的写法。要谴责，也只能谴责“不顾他人感受”的暴君司马炎，逼得李密先生这样的好人不得不说假话。非但要说，还要说得漂亮，漂亮得一塌糊涂。呜呼！二　　很久很久以前，读到过一句话，言道：“学会把每一个故事当寓言来读的时候，才算学会了读书。”事实上，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往往在正规读书前的童蒙时代，先读了寓言。于是，我们记住了好多成年的故事，却因此轻看了童蒙的寓言。　　好了，一起重温一下《伊索寓言》原版：　　从前，一只狼在溪流喝水，看到一只小羊在下游喝水。　　“那是我的晚餐，”狼想，“我要找一个借口吃掉他。”于是，他恶狠狠地对小羊说：“你怎么敢搅浑浊了我的水？”　　“我没有，先生，”小羊回答说，“我在下游喝水，怎么能搅浑浊你喝的水呢？”　　“那么，”狼见此计不成，又说道，“你去年的今天为什么说我的坏话？”　　“不可能，”小羊说，“我现在才只有六个月大。” 　　“我不管，”狼说，“如果不是你，就是你的爸爸。”　　说完，他就冲向小山羊，把他吃掉了。　　　　儿童读物，总是怕孩子们理解不了。于是，便有了对“寓意”的提示。本则寓言后所附的“寓意提示”为——当一个坏人想为自己所做的坏事寻找借口时，他不会在乎这个借口是否恰当。　　在司马炎与他所把持的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作为“个人”之一员的李密先生显然只能算作一只弱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不计的羔羊。司马炎及其“狼群机器”给予李密的选择也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彻底的无条件的顺从“狼”的意志，出仕做官，为打造司马氏暴政的“合法殿堂”增砖添瓦。　　《伊索寓言》中的狼，非自然狼，实乃“文化狼”也。真正的狼，对小羊施暴是不需要借口的。或许，唯一的借口就是饥饿。狼有幸进入寓言，亦不得不学人样儿，不得不被“人格化”。于是，人类社会进化了几十万年方才获得的一些个毛病，也得在狼身上予以必要的体现。如此，那段文字，方可被称作寓言。“社会狼”必须要有文化，而文化的最大功用之一，就是“找到合理的借口”。狼的头脑大约还是复杂不到哪儿去，找来找去，只找到一个类似于“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类的所谓理由。 　　小羊可曾冒犯过狼？说没有则没有，因为，小羊根本不具备威胁狼的生存的实力；说有则有，因为，任何不听从强者标准的生存，都属于对强者的冒犯。丛林世界里，历来，规则都是强者制定的。而弱者，只有“照单全收”的自由，并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自由。寓言里，小羊的辩解，注定是徒劳的。那么，李密先生的辩解为什么能够收此奇效呢？　　于是，我决定改写一下伊索先生的著名寓言。　　从前，一只狼抓到一只小羊。　　“我得让它给我抓羊来吃。”狼想。　　于是，他恶狠狠地对小羊说：“你得去给我抓羊来吃，否则，我就吃掉你！”　　“先生，恕难从命，”一想起要自己做那些伤天害羊的事儿，小羊心里直发抖。不过，它还是让自己镇定下来了，“我没时间为您服务，每天，都得替我奶奶取水呀。”　　“你奶奶？管我屁事，不好吃。”狼说。　　“留给我自由，明年便会有更多的羊让你吃。”小羊开始循循善诱起来，“ 留下我奶奶，便留下了您的慈善您的美名。那样，全世界所有的羊都会争先恐后地跑到您的王国来，那时候，您甚至可以吃到非洲的斑羊——那种满身花纹的漂亮之极的羊儿。”小羊说。　　“……”狼思忖着，“唔，你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俺吃的，不只是肉，还得是文化，是美！”　　小羊还是不放心，战战兢兢地问道：“您还要吃我么？”　　“不，我放过你了。”狼微笑着说，“我还要给你配备一群羊，让它们伺候你奶奶地饮食起居，为你奶奶汲水烧饭。同时，我还要树你为孝顺模范，颁布嘉奖令，通告草原，让所有的羊都有安全感，好好吃草，生出更多更好肉质更鲜美的小羊。”三　　《陈情表》事，发于西晋。此前，便是三国时期，一段“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恐怖岁月。尽管，帮闲们津津乐道于什么“乱世出英雄”，文痞们唧咕什么“悲愤出诗人”，叫我看来，无论诗人还是英雄，如果非得那样出，还是不出为妙。同理，一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雄文”，其出笼背景，和上文所言之英雄之诗人，还真差不多。　　《陈情表》中，李密是留下了“逮奉圣朝，沐浴清化”之类文字，但我们能够据此说司马炎及其政权就一定那么“圣明清化”么？在“禅让”问题上，曹魏政权是有“原罪”的，而司马炎正是“以暴易暴” 的最佳行刑者。作为蜀汉旧臣，李密起码不会很习惯拥戴司马炎；再说，司马炎个人的德性，的确也不配被衷心拥戴。于是，李密拒绝出仕。至于“圣朝清化”之类应景话语，实属不得已而为止也。　　那么，让我们看看，史书上真实的司马炎究竟何许人也？　　政治上，基本上可以算作一个昏君。罢废州郡武装、大肆分封宗室与无法处理少数民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远因。唯一的亮点在于，完成了所谓“统一大业”。生活上，荒淫无度，宫内，罗致宫女万人以上，造成社会荒淫奢侈，给西晋王朝的短命奠定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晋帝国大军征服吴帝国后，司马炎对江南的户口钱粮的兴趣远远小于对吴宫馆娃的兴趣。按常理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人国家后，第一要务就是统计户口澄清吏治和恢复社会治安，可司马炎的第一要务就是敕令军将在江南朝野搜罗美女。除了把供孙皓淫乐的宫女全数运往洛阳皇宫外，还在民间强抢了一大批美女北上“候选”。公元273年，下诏“采公卿以下家庭的女子以备宫用”。就是公卿以下所有的公务员，都有义务把自己的女儿送来参加选美，如有胆大包天企图蒙混过关的人，那就是欺君之罪。如此，司马炎的宫女一下子膨胀到一万多人！　　因为宫女太多，司马炎眼花瞭乱，每天退朝后发愁晚上去哪里睡觉。一个善于奉迎的太监想出了一个歪点子，建议皇帝每日散朝后乘着羊车，随意游历宫苑，既没有一定去处，也没有一定栖止，但逢羊车停住哪个宫门，就赏那位宫女“一夜情” 。有位宫女为了早一天献身皇帝，情急之下想出了一条妙计：在门户上插上竹叶，地上洒上盐汁，引逗羊车停驻。羊喜吃竹叶食盐，走到门口自然停下来一饱口福。没几天宫女的妙计露了馅，其他宫女纷纷仿效，于是皇宫户户插竹，处处洒盐……至于吃喝玩乐，变着法子寻开心，司马炎更是花钱与流水，把纳税人的钱不当回事，常常在吃过山珍海味喝够琼浆玉液后身心俱泰，以至忘了当天是什么日子。　　奢侈之害，大于天灾。富得流油的晋帝国在经历了短短十年的安定之后兵戈再起，司马家族各位酒肉政客为了争夺更大的享受特权，开始了一轮又一轮为敌复仇式的自相残杀。全国各地相继变为战场，田园荒芜，山河破碎，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西晋很快灭亡。晋王朝的教训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底，历朝历代的开国帝王都把晋帝国作为反面教材来警示王族成员和辖下臣民，结果后世的王朝寿命都比晋帝国长。　　现在，应该不难明白李密为什么辞诏不就了。李密上书的对象晋武帝，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虐君。晋武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手残酷镇压政敌，一手笼络前朝旧臣。李密是为“辞不赴命”而上书的。　　真是难为李密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皆缘于此也！四　　回顾一下李密写《陈情表》的具体背景。也从中看看，究竟谁是李密。 　　李密的祖父李光，曾任朱提太守。李密从小境遇不佳，出生六个月就死了父亲，四岁时舅父又强迫母亲何氏改嫁。他是在祖母刘氏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李密以孝敬祖母而闻名。据《晋书。李密传》说：祖母有疾，他痛哭流涕，夜不解衣，侍其基右。膳食、汤药、必亲自口尝然后进献。李密幼时体弱多病，甚好学，师事谯周，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以文学见长。　　年轻时，曾任蜀汉尚书郎。晋灭蜀后，征西将军邓艾敬慕他的才能，请他担任主簿。李密以奉养年迈祖母为由，谢绝了邓艾的聘请。泰始三年（267年）晋武帝立太子，慕李密之名，下诏征密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不断催促，这时，李密的祖母已九十六岁，年老多病。于是他向晋武帝上表，陈述家里情况，说明自已无法应诏的原因。这就是著名的《陈情表》。　　父子关系，可见李密家族曾受蜀汉王朝恩荫。祖孙关系，可见李密甚念亲情，不忘感恩。学习经历，可见李密智商够高，曾入谯周法眼，博览儒家经典，深得《春秋》要义。出仕经历，可见李密与蜀汉政权千丝万缕，难以快刀斩决。邓艾征用未果，可见李密确属蜀中人望所在，且颇有操守与坚持。武帝征召，可见李密在全国范围内具备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　　三分归一之后，“稳定”便司马炎先生最大的政治，足以“压倒一切”。笼络像李密这样的“指标性人才”，便成为他的要务之一。于是，便有了“下诏征密为太子洗马”事。这桩事，从根本上看去，乃如假包换之政治秀也。 　　对此，如果放在《儒林外史》的范进身上，老范不知道会疯成怎样？起码，当感激零涕不知所之不止。而李密则不然。其一，李密时代，读书人还是有尊严的，农夫诸葛亮为考验主公计，硬是折腾刘皇叔三顾茅庐，为佐证；其二，李密持有着当时社会基本的道德操守，不愿意也不习惯立马“弃刘拥司马”。其三，李密做过官，不但见过猪跑，而且吃过猪肉的，明白官场的波诡云谲，不至于那么孜孜然欣欣然，傻傻呼呼而不亦乐乎。　　当然，李密或许还有着别的考虑，比如，对司马炎政权“合法性”的研究与透析，亦足以成为他“辞不赴命”的理由。不过，暂无实据。只是以上三条，亦足以让李密放弃“太子洗马”的恩宠之位。问题是，这几条理由，都是不能公然表白的。否则，定然招致杀身之祸，没商量。　　《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后来，成了专制皇帝的社会的基本原则。至于这“王”是谁，“王位”是怎么的来的，都不要紧。反正，人家胳膊粗，人家就是王。人家成了王，就代表“天意”，其他人，就自然成了人家的臣民。　　当然，“原则”是否“硬道理”，其后，矗立着的，是实力，所谓“有实力才有魅力”嘛！拒绝为皇帝服务，是要冒最大风险的。因为，每一位皇帝，都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一不高兴，让你“死啦死啦的有”，做得到。在名节与生命之间走钢丝绳，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事实是，人家李密硬是走了一回钢丝绳。不但走了，而且走通了。走得轻巧，走得潇洒。厉害吧？ 五　　前文中，我曾经设想过一个命题：李密同志向方孝孺同志学习。　　李密同志会否向方孝孺同志学习呢？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历史无法假设。值得假设的是，如果方孝孺同志能够向李密同志学习，会怎么样？　　某种意义上，方孝孺可谓一介“腐儒”矣。当年，朱棣给他的余地其实也是够大的，可他寸步不让，全场紧逼，逼得朱棣说出“俺家事你莫管”之语，还不知罢手。方孝孺是占据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制高点”，逼得篡位者无路可走，只有把他给杀了。诛十族，除了朱棣本有的残暴而外，方孝孺的逼迫让他恼羞成怒不顾一切，也是一个原因。　　方孝孺的英勇事迹及壮烈结局，从反面证明了李密同志智慧之高超。这种智慧，借用当今主流话语，简直堪称“政治智慧”。李密的政治智慧，在我看来，无非两点。其一，玩自残把戏；其二，占据道德制高点。当然，同样是道德制高点，李密选择的“点”并不与方孝孺一样。　　李密并非不想做官。依据是，祖母刘去世服期满之后，李密先后曾做过温县令、汉中太守等职。对于李密做官，我没一点腹诽。很简单，官总是要有人去做的，李密这样的人，起码还算聪明，还算有尊严廉耻的底线。起码，他做官，应该比纯粹的乌龟王八蛋们强很多。事实上，李密的官是还做得不错。 　　问题是，李密不想那么早就去做官。尽管，他不会坚持“一女不嫁二夫”之类的刚烈之志，但也不想承受“哪闻旧人哭”的道德谴责。他想寻求一条疏缓平滑的转换曲线，这条曲线的勾画，得借助时间之神的魔力，忘却救主的降临。有如今天，我们应该都可以接受一位孀妇的改嫁。但，思想解放如我，大概也难以接受这样一位豪迈女神——丈夫死了不到24小时即举办婚礼，迎嫁第二位夫君，直把丧服做婚纱，且在婚礼上爆发出银铃般的爽朗笑声。　　司马炎及其“政权机器”，和所有专制政权及其一样冰冷，他们眼里，没有基本的个人尊严，只有“革命的需要”抑或“革命的不需要”。当时语境下，革命需要李密勇敢地站出来，为司马炎政权的安定团结贡献一份力量，而不需要任何一个个人处于维护自身基本尊严的需要而对革命事业心存任何的怠慢。　　由此，作为个人的李密先生与作为国家机器代表的司马炎先生，之间，势在必然地发生了冲突。《陈情表》作为化解冲突皆大欢喜取得“双赢”的经典，而存在与中国古典政治史。　　化解冲突的要义，在于，找到冲突双方的共同利益之契合点。然后，一砖一瓦，逐步构筑双方共同利益的高楼大厦，直至其巍峨入云，堂皇富丽不止。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个胆敢“逆龙鳞”并且成功的指标型人物。叫我说，李密同志算是一例。所谓“逆龙鳞”，只是表象而已，只是聪明人恰好遇到另外一个聪明人，成就了一件聪明事而已。 　　李密同志慧眼独具，胆大心细，直把政坛做秀场。而《陈情表》，仅只其眼角分泌出来的一粒眼屎，而已！蠢笨如司马炎尚且心领神会，我等岂能无端任其蒙蔽！六　　司马炎征召李密，并非朝中无人做那个太子洗马，抑或没其他人乐意做，想做的人海了去了。很简明的目的，他以及他的政权，需要树立一个标志——不只残酷打击，还可放下身段礼贤下士的，只要你不瞎捣乱。所以，去不去给太子的马擦身子洗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李密表态，用这样一种隆重的形式，认可新主人，表达对新政权的效忠。　　李密不想去。但，他却没有给司马炎以任何“道德自卑”的理由。相反，在《陈情表》里，大肆施展“自轻自贱大法”。自我矮化，等于抬举他人。自我涂鸦，方显人家美白。于是乎，聪明人，从来就是谦虚的人。于是，李密不惜使用“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这样过分的语言来糟践自己。还主动表白说，自己并非不想做官，正好相反，自己本来就是个官迷，从来就没在乎过什么名节，所谓“本图宦达，不矜名节”是也。为了证明这点，还摆出了铁的事实，“臣少事伪朝，历职郎署”，为证。　　“伪朝”一词，还肩负着另外一层重大使命，即，表明了李密已经完成了“ 政治立场”的切换，与旧的蜀汉笑朝廷划清了界限，这是司马炎最为关切的一个表态。同时，非但没有对司马炎政权表示出任何不恭，还主动表露了自己爱做官等“至微至陋”的道德缺陷。通过这样一番运作，彻底完成了对司马炎先生及其政权的“示弱程序”。　　每个生命，都存在着深刻的“自我肯定”本能。而高等动物之所以“高”，往往，就体现在，擅长玩“自残”把戏。这种自残，落到精神层面，往往表现为自轻自贱。但我们必须看到，李密的“道德自残”并非全方位的，他还给自己留下一个“制高点”，并牢牢地占据之。后来，这个点，果真成了他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坚实依据。　　李密经心选择并苦心经营的“新制高点”，就在于一个“孝”字。《陈情表》中“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一干文字，表明背景。“臣待汤药，未尝废离”言简意赅地塑造出一个活脱脱的“孝孙”形象。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出台，世袭与“举孝廉”，是绝大部分从政者必须进入的两条轨道，所以，李密着力塑造出自己的“孝孙”形象，实在可以视作一个长线投资的高明策略。加之，坚拒地方官、朝官的征召，把“事”说到了皇帝陛下哪里，算是一次成功的炒作行为。直炒得，声名鹊起，身价倍增。　　李密的“道德自残”，其价值有二：其一，名义上，取消了自己的道德优越感，消除了司马炎及其政权的猜疑与戒心；其二，实质上，坚守了“亡国之臣” 的操守底线，和作为一介士人的人格尊严。当然高明于那些孜孜求官不择手段的蝇营狗苟之徒，所谓“君子做官，取之有道”是也。出仕做官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封死，可谓“双赢”。螺蛳壳内做道场，戴镣铐起舞，回旋余地相当有限。世界上没有最好，聪明兼具胆略的李密，已经做到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