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文化解读

《兰亭集序》的文化背景及鉴赏广东珠海七中薛曼“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在汉儒人格范型中断的前提下，历经“邺下一竹林一金古一兰亭一南山”之地理移位，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孕育一徘徊一焦虑一消释一重铸”之心理流变。永和年间的兰亭之会，既是一种艺术活动，更是玄学人格在大自然中的展示。它距元康年间的金谷之会已有六旬，距太和年间的竹林之会已过百年，竹林之游，是始和终离，七贤之中，惟有嵇康、阮籍坚守其玄学思想而至尽头，其余诸贤，均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竹林。金谷之游，虽有山水却无胜情。而东晋玄言诗的人格价值正在于以道家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化解前代诗人的心理焦虑和人格冲突。东晋的名士虽然和正始时期的名士一样追求精神个性，但区别很大，正始时期的文人追求气节，抵抗现实的污浊，以不做官为手段，而这表示他们的隐居、他们的悲凉具有社会性质。而东晋时期，人们已经找到了归隐与为官的协调方式，所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朝”；东晋时期的名士对于现实已不太关心，可以说是绝望，他们注重的是一个人应该怎样返回到自己的心灵，于是他们自己欣赏自己的性情，将自己的内心、性情变得非常纯粹，毫无功利色彩，魏晋文人的人格冲突，在出处、雅俗、狂慎、躁静等各个层面的徘徊与踌躇，最终都上升为关于生死的心理焦虑与哲学思考。东晋名士所建构并实践的玄学人格，在于游心于淡，出处同归，寄情山水，他们大都举止风流、潇散，言谈随意，可谓风流旷达，宗白华先生称晋人崇尚“人格的唯美主义”，“尤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与精神的美”，魏晋人格的诗性魅力，首先在于她的风神潇洒，风姿特秀，在于魏晋名士对于这种“人格的优美”的　发现与重视，可以说，王羲之的风流旷达并非仅仅是外观的仪表态度。其“少自朗拔，为人真率、自然，闻人觅婿，不自矜持，东床坦腹而卧”。可见他们珍视人格的完美，追求自然天真的人格状态，热爱自然并且在自然中培养高远的人生情趣，轻忽世俗的得失和人为的礼仪。真率性情，不滞于物，乃是其风流旷达的内涵。东晋永和九年（公元３５３年）农历三月初三，书圣王羲之偕名士好友在绍兴兰渚山下的兰亭边以曲水流觞，修禊宴集，得诗３７首。他乘兴作《兰亭集序》，此序文采灿烂，隽妙雅迪，辞采清亮，文思幽远。站在兰亭之畔举目仰望，只见天空碧蓝碧蓝，一下子就可以看到远处的天地交际线，再俯下身子看到的就是兰亭边那一池澄澈的碧水　（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天碧蓝，水碧绿，两碧相映，就把人们带进了一个表里俱澄的美妙世界。仿佛看到，在这美妙世界中的诗人正拿着饱蘸浓墨的如椽大笔面对着蓝天碧水，构思他的文章，运筹他的笔法。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良辰之赏心，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美景之悦目，有“酒逢知己干杯少”3 兴致之浓烈，更有名士好友的真诚鼓励和热切期盼，诗人的艺术创造力在此间找到了最好的进发点。创造思维的闸门一旦打开，犹如钱江潮涌势不可挡：修禊诗篇标新越俗、清拔超迈，兰亭集序美仑美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颇有诗的感觉，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很有灵气，写景时，觉得景物似在眼前，山环水绕．境界清幽，写林写竹，也只言其“茂”，言其“修”，而弃其碧绿苍翠，极力营造一种素淡、雅致的格调。这样的山水，正可以涵养淡泊、宁静的心性。文字格调的淡雅正是作者人格性情的体现。在这里，自然是那样具足圆满、自由活泼、高旷寥廓、生生不息，人似乎忘却了自我与物同化，生命意识渗透在深邃的宇宙精神之中，此时此地，人世的是非彼我，荣辱毁誉，都变得虚幻和微渺了，烦绪顿消，心境澄明，“信可乐也”，在这自然景物的触动下，他感觉　到人不仅在社会中存在，而且每一个个体生命都独立的面对整个宇宙，让人觉得自己的心灵好像跟整个茫茫宇宙都结合起来了，有一种超然玄远的情趣。从自然中得到愉悦，又从中感到悲哀，对于自然的感发化作了对人生所产生的深沉的叹息。自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人生却需要外在的事物来满足，自然是永恒的，人生却如此短暂。尽管人们的好恶取舍各不相同，得其所需，莫不欣然忘乎所以，以为人生致此，可称满足。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令人欣喜的事物，很快就成了陈迹，当时所觉的满足感，如今早已无影无踪，只留下无穷的感慨而已。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生命修短一期，具有尽时，人生的长短要听凭造化的安排，最终要走向死亡。这种痛苦，更是难以摆脱，生命个体在整个宇宙间是多么的渺小和短暂，人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压力和痛苦！人们普遍看重的是生，厌恶的是死。庄子“一死生”的观点是“虚诞”。那么，未来呢？后人看我们，也像我们看古人一样，每个人都会渐渐由后人变成今人再变成昔人，留给后人的不是自己，而是你自己的痕迹。人生代代相传，痛苦也代代相传，没有休止。这真可“悲”啊！这种悲伤不同于上段生命短暂的痛苦。痛的是人生短暂，好景不长；悲的是人生代代相痛，永无休止。但这种忧伤的情绪背后，是对生命的深沉眷恋与执着；这种感伤，是诗人对人类终极命运的一种哲学思索，其间有积极的因素存在。如果真是可以置生死于度外，逍遥避世，哪里还会有伤感呢？伤感当中蕴含着对生的执着和追求。他的内心其实是充满了矛盾与痛苦的。大干世界，万事万物，纷繁复杂，各不相同，可这些都是天地的自然造化，在这　一点上大家是平等的。面对自然，体会整个宇宙和人生，经验最大的快乐与最大悲哀，超越生死又回到生死，这正体现了士人的深情与超迈，和充分享受自然与人生的率真与任情。3 东晋文人的这种游心于淡，出处同归，与他们对大自然的亲近是分不开的，江左之胜水名山陶冶了名士的高情雅趣，而名士之情趣又寄予这佳山水中，灵秀的山水消散了名士之滞忧，东晋时期的士人已不再像正始时期那样关心生命的意义，而是关心生命的闲适程度，存在的方式，他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肆情酣畅，并将这豁畅之感写成文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他以玄对山水、以玄对人生的产物。但王羲之此文，不同于当时的咏物谈玄的作品，对山水的描写，不仅仅取一种静观默察的心态，而是要借助山水的幽淡玄远来消释他们包括“生死之大病”在内的现实焦虑。有两重主旨蕴于其中，是对魏晋人格中基于自然和名教之　冲突的各种心理焦虑的消释，和对一种融合了自然与名教之后的旷淡、清远之玄学理想的描绘与追求，然而这种追求尚停留在“形式”阶段，尚未成为可操作的人格行为。谁能将这种内在的追求，外化为生存方式或生命行为？则是后来的陶渊明。同阮籍相比，阮籍是纯粹孤独者心声之流露，它的意境是在灿烂的星、朦胧的月照耀下的一个孤寂无依的灵魂在清风徐徐的田野里独行，而王羲之则是挣脱尘索，回归自然对山水的吟唱，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位诗人都以个体生命存在为本位，但一个是上下求索而无以安顿心灵，另一个是个体生命置于山水之中，与大化流衍的生命之流相俯仰，但真正在自救之途中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是陶渊明，他借个体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和谐一致而找到了使心灵世界保持某种张力平衡的方式。　阮籍代表的是士人阶层遁世自救之初的心态，此时他们已从政治角逐中挺身而出，却不知往何处去；而王羲之等东晋玄学名士已认识到将心灵与大自然相契合，和对人生的超迈，而陶渊明则代表那些已经找到有效自救方式的士人之心态。对于东晋士人来说，他们与常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于心灵的承担，他们需要找到生命继续存活的深意，外化为对生命存在方式的求索，东晋时，书法是能体现风度的一种特别的艺术，它需要将对生命的感悟之“气”融入其中方能成就佳篇。王羲之此文，即融入了他叙“乐”叹“悲”的感怀，叙“乐”张扬生命意趣和自由个性，叹“悲”穷究人生命运和宇宙天道。叙“乐”是尽情尽兴讴歌生之欢快，叹“悲”是庄重严肃地阐发生之意义。叙“乐”是为了引出“悲”，乐极而生悲，是为了反衬“悲”，悲得深沉。叹“悲”则是叙“乐”发展的必然，悲乐相生，蕴藉含蓄。内在的灵气被高雅的形式所笼罩，遂成这篇绝美之文！《文学教育》2008．03P84-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