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登高》文本素材 鲁人版必修5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高中语文《登高》文本素材鲁人版必修5问题讨论：1、杜诗风格论自古以来，人们多用“沉郁顿挫”来说明杜甫的艺术风格。本世纪的学者则对杜诗风格的审美内涵、产生原因和流变过程作了较为细入的分析。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多就“沉郁顿挫”这一定评本身而论杜诗风格。如柯剑岐在《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中首先认为，“沉郁”是杜诗的主要风格，“表现在杜甫创作中的那种深沉、锐敏的洞察力，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也是指那种苍老遒劲的笔触以及由于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而来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文章还探讨了杜诗这一风格的形成过程和原因，认为它是安史之乱前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时代风格通过杜甫具体的世界观和创作实践的反映。759年前后是杜甫沉郁风格发展的顶峰；越到晚年则愈更增加了浓厚的悲剧气氛和衰飒情调。类似的文章还有傅庚生的《沉郁的风格，闳美的诗篇》、安旗的《“沉郁顿挫”试解》等。傅庚生指出，杜甫当时所说的“沉郁”，近于所谓“诗教”的“温柔敦厚”，还是属于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范畴的；后来他一步步地走向人民，发展了他的诗歌，迨到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后，诗的风格就已形成属于另一个范畴的“沉郁”。就是说，杜诗中日益明显的人民性使它固有的沉郁的风格日趋深广。安旗则认为，杜甫早年自称“沉郁顿挫”的含意，主要是表示学力之深厚，技巧之娴熟，希望唐玄宗能够赏识他，让他“执先祖之故事”；后来，杜甫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特别是经历了干戈离乱，他饱尝了人生的艰难困苦，他对统治阶级的幻想日趋破灭，他和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日益接近，他的创作才愈来愈成熟，他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也才有了真正的深广的时代内容。即“忧愤深广，波澜老成”。而且作者又指出：“忧愤深广，而又以含蓄蕴藉的手法出之，才能显得‘沉郁’。仅有忧国忧民之情不一定表现为‘沉郁’。”八十年代以后，虽然仍有一些学者力图对“沉郁顿挫”作出新的解释，如金学智的《杜甫悲歌的审美特征》、王南的《“沉郁顿挫”论》等。但更多的学者则从杜诗风格发展过程、分期或形成原因等方面着眼或在这一总体风格基础上分析杜诗的其他风格，如傅绍良《论杜甫诗歌的阴柔美》、刘地生的《杜诗韵字在形成风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金诤的《试论杜诗风格的地理特征》、裴斐的《杜诗八期论》、刘宁的《杜甫诗歌的平淡美》等。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其中傅绍良文认为，杜诗虽然偏于阳刚美，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阴柔美的特点，即：用谐趣和幽默摆脱痛苦命运的折磨，使人看到他带泪的笑，绝望中的希望；把自己的失意之愁、悠然之兴、超然之态化作对人生的留恋，对幽静境界的追求；细腻敏锐地感受自然，化客观景物为情思。刘地生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都很新颖，它通过对杜诗中一系列例证的研究，认为杜诗用韵与作者为人的作风相称，惯用入声韵，惯用i元音造成的韵母，或用闭塞音[-p]、[-t]、[-k]收尾入韵。由于i发音轻细，而[-p]、[-t]、[-k]发音短促，使这些韵字的整个发音变得微弱急促。这些韵字的发音特点同作品的思想因素一道参与作用，构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整体风格。金诤文认为，地理的差异，明显作用着杜甫的诗歌创作。黄河流域粗放朴健的水土风沙，形成了杜甫那质实雄浑而不务奇情幻彩的艺术风格，杜诗中那些标志着古典现实主义顶峰的作品，字字句句都散发着黄土高原泥土的气息；由秦州经同谷入蜀，高山峻岭，历涉艰险，使杜甫入蜀诗篇又具有秦岭的峭拔凌厉之风；入蜀之后，杜甫一直生活在长江流域，气候湿润多雨，景物清奇峻丽，山川幽壑娟秀，这就使此后的杜诗明显的带有南国的风韵，而在创作上也转向了抒情与艺术技巧的锤炼。裴斐文将杜诗发展分成八个时期：即壮游时期是杜诗风格尚未形成的懵懂期；长安十年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期；辗转兵燹是杜诗既成风格的发展期；奔逃陇蜀是杜诗风格的变化期；栖息草堂是杜诗新风格（萧淡婉丽）的形成期；流离两川是杜诗风格的再变期（即由萧淡婉丽变为雄浑悲壮）；羁留夔州是杜诗两类风格（壮美、柔美）全面发展和登峰造极的时期；落魄荆湘是杜诗发展的落潮和光辉的结束期。这种划分不仅比传统的四期说更为细致，而且注意到杜诗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比起笼统的以“沉郁顿挫”概括全部杜诗更能全面真实反映杜诗的面貌。刘宁文则另辟蹊径，着重分析了杜甫诗歌的平淡美。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杜甫在某一特定地域、时期的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如王锡臣的《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成就》、卞孝萱、乔长阜的《杜甫的〈夔州歌〉与刘禹锡的〈竹枝词〉－－兼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原因》、何丹尼的《杜甫早期诗论》、缪钺的《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开幕词－－综述杜甫夔州诗》、张宏生的《杜甫夔州诗所反映的生活悲剧》、马德富的《杜甫夔州诗风格的正与变》、杨恩成的《论杜甫漫游时期的诗歌创作与审美观》、吴明贤的《试论杜甫早年的诗歌创作》等。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另外，四川省杜甫研究会于1984年4月23日至26日，在成都杜甫草堂召开了杜甫夔州诗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研究杜甫的专家学者八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四十多篇，其中部分论文后来发表在《草堂》和《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杜甫夔州诗研究的发展。甘肃省杜诗研究界则对杜甫陇右诗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先是在1985年出版了李济阻的《杜甫陇右诗注析》。此后，地处陇上的甘肃省天水师专中文系的教师们一直潜心研究杜甫陇右诗，他们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入了《杜甫陇右诗研究论文集》。1996年9月9日至13日，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地区的80多位学者出席了大会。大会共收到论文60多篇，集中讨论了杜甫陇右诗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其在杜诗中的地位。2、杜诗艺术手法与技巧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就有不少学者撰文专论杜诗中的艺术技巧和手法，如玄修的《说杜》、罗庸的《读杜举隅》、邵祖平的《杜甫诗法十讲》、《杜诗精义》、刘禹昌的《“香稻碧梧”句法引类及溯源》、冯钟芸《论杜诗的用字》等。其中，玄修文鉴于历代评杜诗者多就篇就句论之，就篇者多言其所指，就句者多言其炼辞，总论作法者绝少的情况，专门探讨杜甫五律、七律等各体章法、律法之妙及渊源所自。邵祖平文则从体裁、兴寄、意蕴、声律、事实、警策、沿依、派衍、同异、善学等十个方面论述了研读杜诗时应该细心体会之处。冯钟芸文则专就遣词造句这一因素造成幽美与壮美之别，论述了杜诗中的这两种风格。五六十年代，虽然大多数人喜从人民性、现实性及整体艺术风格等方面论杜，但仍有一些学者能从诗歌艺术本身入手，探讨杜诗中高妙的艺术手法和技巧。如李汝伦的《略论杜甫的讽刺》、许永璋的《谈四首杜诗的表现方法》、缪钺的《杜诗中含蓄之法》、方管的《读杜琐记》、金启华的《杜诗技巧论》、霍松林的《尺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等。其中缪钺文分析了含蓄之法在杜甫不同体裁、题材的诗歌中的不同表现。方管文论及杜诗以丽句写荒凉、于沉雄富丽寄哀伤之类的高妙诗境。金启华文则归纳出以赋为主、间用比兴，以议论为主和错综地描写情景，句法的变化和炼字的精当，各种诗体的熟练运用并有所创新等杜诗中的几个主要技巧。霍松林文所说的“尺幅万里”是指杜甫基本上从人民的愿望出发，用多样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极其广阔、极其深刻、而又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的社会生活。而杜诗的这个艺术特点，又是由典型事物的艺术反映、适当的夸张和以少胜多的艺术语言、穷极变化的章法、充满激情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等因素形成的。十年动乱之后，学界探讨杜诗艺术技巧和手法的成果更多。人们除了从章法、句法、用字、情景关系、议论与抒情等传统视角着眼，还从意境、意象、色彩、音乐性、制题艺术、用典、叙事艺术等更多的角度分析杜诗艺术的精微之处。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这一时期专论杜诗某一艺术技巧和手法的文章主要有萧涤非的《试论杜甫的比兴》、吴小如的《略论杜诗的用事》、吕福田的《杜诗修辞技法》、许总的《杜甫以文为诗论》、吴慧的《杜诗中的色彩映衬》、吕福田的《试论杜诗中对动词模糊性的运用》、徐仲涛的《略论杜诗的命题》、万云骏的《大与细、宏观与微观在杜诗中的反映》、刘明华的《杜诗用典中所体现的诗人自我形象－－杜甫修辞艺术论之一》、曹慕樊的《杜诗的起结》、陈祥耀的《论杜诗直起法》、谢思炜的《杜诗叙事艺术探微》、张国伟的《杜诗中谬理的审美效应》、蒋长栋的《试论杜甫的比兴体制》、管遗瑞的《试论杜诗结构的顿挫美》等。其中，萧涤非文将杜诗中的“比”分为无寄托的比和有寄托的比两大类，将杜诗中的“兴”分为“触物以起情的兴”和“兼含比喻的兴”，以见出杜诗中比、兴的丰富多彩。许总文则探讨了以文为诗在开拓杜诗的表现内容和丰富杜诗的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阐发了杜诗这一艺术手段在诗歌史上的历史意义。吴慧文指出，杜诗中常常把色彩字放在句首，这种艺术手法，是有其美学道理的。如“碧知湖外草，红见东海云”，就是根据人的感知客体的过程先后而言；又如“红深珊瑚短，青悬薜荔长”，上下句颜色相衬，是为了在色彩的组合上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意境。吕福田文则借鉴了模糊数学的概念研究杜诗，他认为杜诗意境的含蓄蕴藉往往是借助弹性较大的语言，即语言的模糊性实现的。如杜诗描写水常用的“动”，描写鸟常用的“度”和“过”，就是一些隶属度较宽的动词，构成了模糊含蓄的意境。万云骏文则认为，杜诗中大与细、远视与近视之间有时不但是不同画面的映衬，而且存在着内部相衔相生的关系。其表现在杜诗创作中则是：平时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洞烛幽微的观察能力的结合；诗人虽然局处一隅，但视野极其开阔，大与小的对比所表现的诗人的孤独和社会的无情，等等。谢思炜文突破了近世文学分类意义上的叙事与抒情的标准，而着眼于中国文人诗歌特殊的记事传统和民间叙事传统的区别，通过对杜甫困守长安、安史乱中、漂泊西南三个时期反映现实的诗歌的解析，指出“抒情记事诗在他的创作中无疑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而叙事、记事两种形式的结合，才使得杜诗具有“诗史”的性质。张国伟文将杜诗中的谬理分为知觉变异、思维超常、想象奇特、大胆夸张、违反逻辑、语言错序、离形得似，共七类，并分别加以阐述，指出杜诗的谬理具有化腐朽为神奇、变抽象为具体的效果，增加了奇趣、理趣、逸趣，有着特殊的审美效应。八十年代以后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不少研究杜诗意象、意境的表现艺术的文章。其中较具深度和新意的主要有：王岳川的《杜甫诗歌的意境美》、江裕斌的《试论杜甫对诗歌意象结构与音律的开拓与创新》、林继中的《情感意象的几种构图方式》、陈开勇的《杜甫的艺术追求：情感与表达－－对比兴自然意象与悲剧自然意象的考察》等。另外，刘明华还出版了《杜诗修辞艺术》一书，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杜诗中的诸多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中对杜诗语言艺术的探讨比较深入。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3、诗体和声律总论在本世纪上半叶统论杜甫诗体、诗律的文章只有陈友琴的《李天生论杜诗律》一篇。不过，邵祖平的《杜甫诗法十讲》和玄修的《说杜》中都有关于杜甫诗律的论述。如邵祖平文在“审体裁”中就指出杜甫于体裁“不创之中，有矫变者”，如五言古诗，穷极笔力，扩张境界，不觉自十韵展为五十韵之自京赴奉先咏怀；又展为七十韵之北征巨制；盖前古所未有也！五言排律，更务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七言古诗歌行之体，气格苍老，雄跨百代，其句法皆以古文笔法出之，大矫初唐绮靡纤巧之习；五言律诗则有扇对格，四句一气格，八句一气格；七言律诗，则变体犹多，有自第三句起失粘落平仄格，有自第五句起失粘落平仄之折腰体；七言绝句有律体之绝句格，有拗体之绝句格，等等。再如玄修论杜甫律法云：“杜诗律体，皆不离古体气脉。章法变幻虽不多，亦有其变幻处。于排律犹易见；”“杜古诗多律句，正由学齐梁以来之偶句排比而然；”“杜诗五绝甚少，亦无多趣味；”“七绝则开创法门甚多。”五六十年代，统论杜诗格律的文章亦不多，只有王泽浦的《试谈杜甫近体诗格律》、张世禄的《杜甫与诗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韵》和陆志韦的《试论杜甫律诗的格律》等寥寥数篇。其中陆志韦文针对当时学界大都着重杜诗的思想性，很少讨论杜诗的格律的现象，把杜甫五律和七律诗里怎样排比平仄来“约句、准篇”的情况全部列举出来的。作者认为初唐以后，古诗、绝句、律句各有各的特殊任务，律诗的任务决不是叙事，杜甫的叙事诗用古体。国计民生，律诗里只能重点地触及，大致像引用典故那样。他又将杜甫五律的句式分为四大类，说篇式中有完全合律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例外的篇式。并认为杜甫的五律中有百分之九不合格，几乎全出在上句第二、四字都用平声字或都用仄声字上。至于杜甫的七律，“不能说他讲求声律”。另外，夏承焘在其《杜诗札记·吴体》中则对杜诗中的“吴体”的含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杜甫的“吴体”是仿效南方民歌声调的，和一般文士所作的变体格律诗，在对句或本句中用平仄相救的实不相同。而且当时已有此体，非杜自创；因此体为文士所鄙视，所以流传不多。此时新出版的一些杜诗研究论著中亦很少专论杜诗的体裁和诗律，只有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上卷中有一章是论“杜诗的体裁”的。该书着重探讨了杜甫对各种诗体的创变，如杜甫五古的创格是三韵六句式，对七古的创造较多：第一，创为九字、十字乃至十字以上的长句；第二，还创为“三平调”这一特殊的音节；第三，创为每章五句的畸形体；第四，还创为一种有规律的平仄换韵法。杜甫五律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是平仄的变化，第二是抒情的内容。“杜甫从不用这一诗体来摹写具有戏剧性的人民生活，而主要是用来抒情”。杜甫是七律的第一位大家，他除了创作了超过前人创作数量总和的七律，还赋予七律以战斗性，打破了固定的谱式，创成一种“拗格律诗”，且风格沉雄悲壮，慷慨激昂，还创为“连章体”。至于排律中的七排，则是杜甫首创的。对于杜甫的绝句（尤其是七绝），该书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上自国家大事，下至日常生活，凡题材不足以构成长篇的，他多半便用七绝来表达”，“七绝在他手里也成了有力的反映现实的工具之一”，而且表现手法和风格也很不一样。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甫体裁和诗律的综合探讨才逐渐多了起来。如，丁成泉的《杜律句法与音节——读唐诗札记之二》、马重奇的《从杜甫诗用韵看“浊上变去”问题》、裴斐的《杜律举隅》、刘知渐、熊笃的《如何理解杜甫的“诗律”》、王圣强的《试从杜甫押入声韵的诸诗篇探讨唐代入声的演变》、刘地生的《杜诗韵字在形成风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夏晓虹的《杜甫律诗语序研究》、王硕荃的《杜诗入声韵考》、许总的《杜诗以晚期律诗为主要成就说》、莫砺锋的《论杜甫晚期近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诗的影响》、邝健行的《杜甫对初唐诗体及其创作技巧的肯定和继承》、《吴体与齐梁体》、管遗瑞的《“吴体”与“拗体”》、黄玉顺的《杜诗和唐代韵书的关系》、《杜诗古体叶韵考》、毛庆的《“晚去渐于诗律细”详辨——兼论后期杜诗格律之精妙》、王辉斌的《杜甫诗歌：中国古代学者诗的范本——以其近体诗为研究的中心》、欧凤威的《论杜甫格律诗的章法与句法》、林继中的《杜律：生命的形式》、刘明华的《完善与破弃——对杜甫“拗体”的思考》、韩晓光的《杜甫律诗对仗的语式变异》、夏晓虹的《杜甫联章诗的结构方式》等。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其中裴斐文着重讨论了杜甫后期律诗的艺术成就，他在比较了杜甫各体诗歌数量多寡以后，认为杜诗以后期为主不是表现在古体而是表现在近体，后期近体诗在全部杜诗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刘知渐、熊笃文说前人对杜甫“晚去渐于诗律细”的“诗律”二字含义理解得太狭窄，他们认为，不仅包括声韵对仗，而且包括字句锤炼，章法结构和形象意境的创造。夏晓虹前文说杜甫是位诗歌技巧纯熟的大师，他在格律允许的范围内，往往改变语序，更完美地表达诗意。他根据具体情况有时将名词提前，也有时将动词或形容词提前，其高明之处并不在于无视规律，而恰恰在于他能够严格的遵守格律，巧妙地利用和支配格律，达到超越限制表情达意的自由境地，使格律这一僵硬的形式具有了活跃的生命力。许总文则认为，就诗体而言，对于表现杜甫晚年的心理状态，容纳由于这种心态而造成的新的艺术时空关系，具有“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正对为劣，反对为优”、“不可多用虚字，两联填实方好”的特点的律诗正是最适合的形式，由此也正可窥见杜甫晚年大量写作律诗并使之达到艺术高峰的根本原因。作者还指出，到杜甫晚年的时候，“律诗的表现内容被全面引进广阔的社会生活，形成律诗成立、存在和发展的强大生命活力；同时，意象间的非关联性，意境间的非连续性，思维和跳跃性及其对时空关系的重新剪辑并使之统一于诗意与哲理之中，更奠定了律诗的基本美学结构。”莫砺锋文也认为，杜甫晚期把近体诗的题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而且杜甫晚期今体诗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倾向，第一种蕴藉高华，与李白、王昌龄等大多数盛唐诗人的风格基本一致；第二种则与大多数盛唐诗人异趣，主要表现为：（一）多用俗字俚语入诗，（二）七律中出现一气盘旋、清空如活的境界，（三）一篇诗中工拙相半。这三点对宋代诗人如江西诗派与杨万里等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邝健行后文则对杜诗中的“吴体”进行了研究，认为杜甫所说的“吴体”其实就是“齐梁体”，也就是“拗体”，作者并不同意前人所说“吴体”乃是杜甫学习吴地民歌的一种诗体的观点。王辉斌文认为唐代诗人有才子型和学者型两类，前者凭才气写诗，后者以功力写诗。学者型诗人的产生，与近体诗的发展密切相关。杜之近体诗既开学者诗之先河，又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一部学者诗的范本。文章通过对杜甫近体诗的重要作品及有关问题的讨论，揭示了中国古代学者型诗人及学者诗的一些规律。林继中认为，杜甫后期致力于抒情诗形式的研究，力图创造诗歌独特的语言，表现诗歌独特的境界。杜律的“逻辑”与“秩序”是：以情感生命的起伏为起伏，极力追摹生命的节奏，让诗的形式之律动与人的内在生命之律动同步合拍，由此焕发出诗美。刘明华文在对众家关于拗体概念和杜诗拗体数量诸说进行清理之后，指出“拗体”是晚起义，最早也在宋代，理论上的总结则在清代、现代，而杜诗拗句实无规律可寻。杜诗只拗不救或少救的原因，可以“七言难工”和“对规则的破弃”两方面作出自己的解释。杜甫的“拗”有时是顺其自然，放弃规则；有时又是有意为之，破弃声律。杜甫能律则律，当拗则拗的态度，古人对“大拗”的态度，都很值得我们思索。韩晓光文则以现代通行的语法体系剖析杜律对仗，探究其语式变异的内在结构。文章从语音、语词、句法、节律、格式五方面分析了杜甫律诗对仗中的语式变异，认为这充分体现了诗人“造语贵新”、同中求异的审美追求。另外，侯孝琼的《少陵律法通论》是一部系统阐发杜甫律诗法则的专著。全书分炼字、琢句、章法、技巧、韵律五篇，涉及杜律法则的各个方面，读之不但使人对杜甫律诗的精湛艺术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使人了解到杜甫取得如此成就的途径。4、五律、七律研究五律和七律（包括五排和七排）历来被认为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所以学界对杜甫五律和七律的研究也最为深入。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马茂元的《思飘云外物律中鬼神惊——谈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诗》、郭绍虞的《关于七言律诗的音节问题兼论杜诗的拗体》、叶嘉莹的《杜甫七律演进的几个阶段》、钟树梁的《论杜甫的五言排律》、金启华的《论杜甫的五律》、《论杜甫蜀中的排律》、《论杜甫的排律》、万云骏的《试论杜甫的七律》、牟怀川的《试论杜甫的排律》、马承五的《试论杜甫七律组诗的连章法》、孙琴安的《论杜甫所开的三派七律及其影响》、苏为群的《论杜甫七律的艺术成就》、赵谦的《杜甫五律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功能》、孙琴安的《关于杜甫五律诗评价》、李华的《简谈杜甫的五言排律》、孟昭诠的《试论杜甫的七律拗体》、欧凤威的《略论杜甫排律仄韵律的特色》、王硕荃的《论“子美七言以古入律”——杜诗拗格试析》等。 此资料由网络收集而来，如有侵权请告知上传者立即删除。资料共分享，我们负责传递知识。其中，马茂元文指出，唐代的七言律诗，到了杜甫，境界始大，感慨始深；而对杜甫来说，入蜀以后，才是他七律的全盛时期。作者认为，盛唐诸家七律以兴趣情韵见长，但到杜甫手中，模写物象，抒发性情，“壮浪纵恣，摆去拘束”，于尺幅之中，运之以磅礴飞动的气势，一变而为巨刃磨天，金鳷擘海的壮观。磅礴飞动的气势，深厚的感情和精严的诗律，三者融合无间，构成了杜甫七言律诗独特风格的基本特征。郭绍虞文也认为，“律诗的律到杜甫而细，他能在仄声中再严上去入之分，又能在平仄律中在参以双声迭韵之美，所以‘细’到极点，可是律诗之拗也到杜甫而极，别人只做到变格，他则创为拗体，这才是他的不可及处”。叶嘉莹将杜甫一生的七律创作分为四个演进阶段：一是天宝之乱以前的作品，此时数量最少，成绩最差，内容也与一般作者一样，也仍然是以酬赠及写作为主，技巧方面没有什么开创与改进；二是收京以后重返长安时期的作品，此时杜甫对于七律一体的运用，已经达到运转随心，极为自如的地步，另外，他也更为扩大而且加深了诗中情感的意境；第三个阶段，是定居草堂时期，此时杜甫从纯熟完美转变到老健疏放；第四个阶段是杜甫去蜀入夔以后的作品，杜甫此一阶段之七律，对格律之运用，已经达到完全从心所欲的地步，不过，一种是表现于格律之内的腾掷跳跃，另一种是表现为格律之外的横放杰出。作者又认为，杜甫在拗律方面的成就，终不及其在正格的七律方面成就的更可重视，而是杜甫在正格之七律中，能做到既保持形式之精美，又脱出严格之束缚的，便是句法的突破传统与意象的超越现实。金启华前文则将杜甫一生的五律创作分成五个阶段，并一一阐述其各阶段五律作品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后文将杜甫蜀中的排律分为成都和夔府两个时期，而夔州时期是他排律的高峰期。万云骏文则认为读杜甫七律可以分阶段，但不能过分拘泥，强分高低。苏为群文指出，杜甫的七律除了在思想内容、意象境界、情趣格调上有着全新的开拓，具体的语言技巧和写作手法也较之前代有很大的提高，如他的七律起句富于创新，中二联写景往往以情间之，句中用典不露痕迹；善用双字叠字，体物贴切，描摹工巧；善用转折语，等等。赵谦文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杜甫五律艺术结构进行比较全面细致的研究，他把杜甫的五律艺术结构归纳为起兴结构、客观结构、双线结构、绾连结构、比较结构、意象链结构等形式，并对各种形式结构的审美功能作了细致的分析。另外，陈友琴《长短集》中“诗文短语”有一则是论“杜甫五言律诗的错综变化”的，作者认为，杜甫的五律“不但气势雄浑，而且韵律精细，在意境上多变化”，“有意境壮阔忽转为凄凉的”，“又有气象巍峨忽转为情景细致婉约的”，“还有不少由广阔的自然界忽转到人事琐屑的”，这些都是杜甫讲究错综变化的巧妙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