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文本分析

文本分析：一．“鸿门宴”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06年（即陈涉起义后的第三年），地点在现在陕西省临潼市新丰镇附近的“项王营”，当时叫“鸿门”。这是刘邦、项羽在推翻秦王朝后。为了争夺农民起义军胜利果实而展开的第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时刘邦统军10万，项羽统军40万，在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刘邦冒险到项营，骗取项羽的信任，经过种种斗智斗勇的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脱险逃回营地，本文描写了刘邦如何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变劣势为优势，化险为夷；而项羽则由优势转为劣势，并由此导致最终的失败的经过。故事情节完整，跌宕起伏，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语言精当，文字传神。全文以“鸿门宴”为中心，以“杀不杀刘邦”为线索，按时间顺序来展开故事情节，以项羽欲击刘邦始，到刘邦被放而终结；以曹无伤密告始，曹无伤被诛杀终；以范增劝说项羽始，到范增怒骂项羽终。矛盾复杂，波澜起伏，虽是《项羽本纪》中的节选部分，结构却十分严谨，前后呼应紧密，也可算是一个动人的完整故事。二.《鸿门宴》的人物描写历来被称道备至。《鸿门宴》只是《项羽本纪》中一个篇幅不长的片断，但涉及的许多人物都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作为两大军事集团的领袖，项羽和刘邦就各具风貌；作为两个对立营垒的谋士，范增和张良的权谋策略也各有千秋；至于“勇士”樊哙，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愤怒情态，饮酒食肉的粗豪举止，谴责项羽时既气势逼人而又措辞得当，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作为历史著作，无论写人叙事，都必须有根据，不允许像文学创作那样虚构。《史记》的写作是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司马迁博览六国遗存史料，“网罗天下放轶旧闻”，总结历代成败兴亡之理，对纷纭杂乱的资料和传闻加以精心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抓住了各种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同时，司马迁又善于以其卓越的艺术才能来驾驭史料，刻画人物，这就使得他笔下的众多形象各具风姿，栩栩如生。    1．善于抓住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刻画人物，这是司马迁刻画人物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鸿门宴”发生以前，项羽曾派当阳君等统兵猛击函谷关，事后数日，又“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这些事件的规模和场面，都比“鸿门宴”大得多；但从斗争的总形势上看，“鸿门宴”既是刘项盟友转为敌手的开始，也是项羽从胜利走向败亡的转折。正因为如此，一场觥筹交错的宴会，实际上比千军万马的厮杀更为尖锐复杂、惊心动魄，更加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叙述“西屠咸阳”等事件不过寥寥数笔，而“鸿门宴”却花了一千五百多字。     “鸿门宴”是一场斗智谋的政治搏斗。在这场搏斗中，两个敌对阵营的智囊人物张良和范增，显示了各自的性格特点。张良和范增都十分机智，都看到了刘、项之争的性质、趋势和可能出现的后果，但是他们机智的表现却又各有其内容和形式。张良的才能是在使刘邦集团化被动为主动的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由于兵力悬殊，他在得知项氏集团准备即日进击的急迫形势下，为刘邦定下了“赖帐”并“叫屈”的计策。考虑到项羽好沽名钓誉和“亚父”的老谋深算，他为防万一，带去了勇士樊哙等精干的百余骑作了临机应变的准备。范增的深谋远虑则更多地表现在事先定策，席间暗算和事后预言等方面。他一眼看出好酒色的刘邦入关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所以就竭力怂恿项羽“急击勿失”。在“鸿门宴”上，他意识到项羽已改变初衷，为了达到消灭刘邦的目的，他立即指派项庄“入为寿”，企图击杀刘邦于座。在“鸿门宴”这场斗争中，张良全局在胸、冷静沉着以及范增骄狂浮躁、心地狭窄，都得到充分表现。范增在刘邦走脱后，甚至当着项羽和敌方谋士张良的面，发出了“竖子不足与谋”的辱骂。应该说，范增的决策是符合项氏集团根本利益的，但由于他心胸狭窄，老气横秋，所以终于未能被项羽所理解和接受，也就铸成了无可挽回的败局。对于这种严重的错误，范增始终缺乏认识，一味责备项羽，以致把自己集团内部的矛盾暴露在敌人面前，日后终被刘邦利用，通过陈平的反间计，挑起项羽对范增的猜疑，落得他愤然出走和项羽乌江自刎的下场。    2．注意历史人物的出身和经历，描述其独特的言论和行动，也是司马迁刻画历史人物常用的方法。例如刘邦，本“贪于财货，好美姬”，进入咸阳以后，却一变而为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这不是本性有了改变，而是为了争夺天下、骗取民心而施展的权谋。但他过早地想独霸关中的愚蠢行动激起于项羽的恼怒，使他面临覆灭的深渊，不免惊慌失措。但一经张良的点化，他霎时醒悟。顷刻之间就粉墨登场，假戏真唱，而且“唱”得十分迷人。他对项伯“兄事之”，亲为敬酒，且约为婚姻。这还不算，他又信誓旦旦地把“籍吏民，封府库”所包含的野心说成是为了“备他盗之出人与非常”。这分明是“赖”和“骗”。可刘邦却神态逼真，言之凿凿。市井无赖的狡诈嘴脸可谓暴露无遗。更有甚者，“旦日”在鸿门与项羽见面时，刘邦的模样变得分外丑恶。为了逃避罪责和摸清底细，他还把项羽的愤怒归咎于小人的挑拨，装出一付受尽委屈的可怜相。透过这些肉麻当有趣的表演，一个窃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的阴谋家的卑劣伎俩，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作为刘邦对立面的项羽，出身和经历跟刘邦很不一样，所以个性也就别具一格。项羽出身于“世为楚将”的贵族家庭。他一方面骄横放纵，一方面贪图虚名。在反秦抗暴的斗争中，他因取得巨鹿之战等巨大胜利，成了“诸侯上将军”，愈益沽名钓誉，刚愎启用。鸿门宴上他的种种表现，正是这种出身和经历的必然反映。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不愿受人支配，更不容别人跟他对抗。所以一听刘邦“距关”，他便暴跳加雷，马上决定进击；但听了刘邦的甜言蜜语，他又立即软化，还居然主动把曹无伤告密的事说了出来。范增示意其杀刘邦，他视而不见，默然不语。对刘邦为什么要“距关”，为什么主动登门请罪，范增为什么必欲置刘邦于死地，这些问题，他根本没有深思，而完全被眼前虚假的现象所迷惑，亲亲之谊更使他轻易听信了项伯“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的说辞，结果放走了刘邦，带来了无穷的后患。这一桩桩，一件件，联系项羽的出身和经历来看，都不是偶然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项羽这个历史人物形象，既真实可信，又栩栩如生。     3．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不仅注意正面的描绘，而且善于侧面烘托。这是他刻画人物形象的又一种独到的方法。在鸿门宴上，项羽的粗疏自尊的性格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不杀刘邦的决策事前未和范增商量。这一点作品虽然未作正面交代，但在宴会过程中，范增之所以多次焦急地用玉玦示意，严厉召令项庄拔剑起舞，侍从们之所以蛮横地阻挡樊哙进入宴会场所，都说明自范增以下，没有人了解项羽有了不杀刘邦的新决策。这就从侧面有力地烘托了项羽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与此相类似的写法是，在项庄舞剑、威逼刘邦的紧张时刻，在外面的樊哙一见张良劈头便问：今日之事如何？从这急迫而又短促的问话中，足见樊哈与张良灵犀相通，早已知道内情，并作好应变的准备。更耐人寻味的是，樊哙面对项羽不仅言语得体，连谎话也和刘邦讲的一模一样。显然，张良等人在定计以后，是曾与有关将领作了周密准备的。这种侧面烘托的写法，扩大了作品容量，使张良沉着机智的形象更加饱满、生动和真实。  刘邦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