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教学中人文因素的探究——以《游褒禅山记》教学为例

文言文教学中人文因素的探究一以《游褒禅山记》教学为例《普通高屮语文课程标准》屮有这样的表述，^学习屮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在课程标准关于选修课程的建议《中华文化寻根》部分中又强调通过古代文化知识的学习，以窥探和感受中华文化的辉煌多姿和渊远流长，以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和文化寻根的兴趣。这些论断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文言文教学应该要去挖掘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去探寻文人情怀。传统的语文教学很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传统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教育，陶冶了众多有深厚国学素养的大家。而如今由于高考指挥棒的引导，文言文教学诸如“言”而无“文”，只重文言语法，而忽视作品文化内涵的现象尤为普遍。许多老师也意识到语文课程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但是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文言文教学内容的确定方面过多地关注了其工具性，而忽视了其人文性。我认为文言文教学在关注基本的文言现象的基础上，也应该挖掘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去探寻作者的人文情怀。《游褒禅山记》是一篇较为浅易的文言文，一般老师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依循《古文观止》中“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的观点来进行文本分析。那么《游褒禅山记》有没有深厚的文化因素呢？王安石作为一位有志于改变颓废文风的后起之秀，一位有志于政治革新的政治家，写作本文时三十三岁的他自然是意气风华，文章大有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气概，在作品中掺杂进自己的政治见解完全是有可能的。更何况在封建社会，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比较常见，这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点是一致的。缘于此，在教学《游褒禅山记》时，我并未满足于单纯局限在分析借记游写感想、发议论，说明无论治学还是处事，除了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外，更要有坚定的志向和顽强的毅力，要有“深思而慎取”的态度，而不要浅尝辄止、人云亦云这一传统的论断上，而是去深入挖掘文章背后蕴含的丰富的人文思想，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拓展到《游褒禅山记》与王安石变法思想之间的联系上。这样做，既抓住了文章的核心内容，又能够让我们拨开云雾，体会作者文章写作的本意。我们先看看王安石写《游褒禅山记》前后的简历。王安石少年得志,二十二岁进士及第，授淮南节度判官O1047年调任郵县县令o1051年,任舒州通判，颇有政绩。1054年，辞职回家探亲，途经褒禅山，同年七月，以追忆形式写下《游褒禅山记》。1055年复出任职。1058年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简称《万言书》），对北宋中期的内外形势、问题和改革方向作了一个总的考察论析。之后一段时间宦海起伏，到1067年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1069年，任参知政事，开始熙宇变法。需要说明的是，冃睹时弊、奋思改革的王安石担任鄭县县令时，在境内推行“青苗法”并取得了成效。多年的地方官经历，让他有足够的时间考察时弊，寻求改革之道，探求治国良策。同时也随着他深入基层了解民情，体会到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者之艰。他深知宦海险恶，改革艰难，但对于改革“尽吾志^可以无悔矣M054年的王安石辞职回家探亲, 刚好有段时间可以清静下来，冷静思考革新问题，《游褒禅山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游褒禅山记》与王安石变法思想之间的联系集中体现在文章的第三段，这也是全文最精彩的论段。这段议论Z前有些铺垫，即自己因为随“怠而欲出者”导致“不得极夫游之乐也”，等出来以后自己有所“悔”。这次简单的游玩经历对作者的触动述是挺大的，因而在作者笔下，短短的几百字中出现了三个字C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三个“悔”字触目惊心，如若在政治改革中自己也轻易地“随”，那“悔”之深至矣。所以，有所反思的王安石将这教训写下来，以勉励自己今后的行为。从这个角度看，“悔”的意义深远。在精彩的议论段中，他以“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开头展开了议论，在这里，王安石把人分成两类，并且认为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崎岖的山路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到达邛佥远”之境。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就必须“有志”，即树立雄心壮志；必须要有“力”，即具备足够的能力，还必须要有“物以相之”，即争取到外物的帮助。在“志^力”物三者的关系中，作者强调了“有志”的重要性。意气风华、立志高远的王安石所要进行的变法内容不就像旅行家探寻“尝在于险远”的“奇伟瑰怪”吗？王安石的“志”，不就是他一牛所追求的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使国家繁荣、百姓安康吗？这个“志”在他上奏仁宗皇帝和神宗皇帝的文章里讲得清清楚楚，这也是王安石一生不断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王安石的“力”即能力不仅体现在年少得志，二十二岁就进士及第，而且在为官方面也是非常出色，在担任鄭县县令的三年时间里，为改变鄭县人民的生存环境，他兴修水利，治理农桑；兴办学校，民习礼乐。 他在郵县实行了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即“贷谷于民”，就是在贫苦农民于青黄不接之吋，可向政府借贷粮食，到收获之时以低息偿还，这不仅缓解广大农民受饥饿逼迫的困苦，且使政府粮仓得到以陈换新。这是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可以说王安石以鄭县为试验田进行了他改革的初步设想并加以落实，并且效果挺好，这是他能力的体现。王安石要变法还必须有“物以相之”。这里的“物”当然包括时人的支持以及皇帝的赞许。可是现在，即使他具备了变法的能力，当时的宋仁宗也不支持他，时人也多有反对，他也只是一介小官。这是让他很困惑,很痛苦的地方。作为一位有长远眼光和伟大抱负的政治家，他没有消沉下去，他在《骐骥在霜野》中写到的“人栃闻秋风，悲鸣思长道”，强烈地传导出作为一个政治家希望一展雄才的心态，他只是在等待时机，以这篇文章为自己明志，以这篇文章宣告自己决不向保守势力妥协，他更是以这篇文章吹响了向改革进军的号角。他变法的决心是坚决的，这种坚定的信念此后在王安石许多言论中多有涉及，无论是“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懈”，“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或是他所说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无不一脉相承。这样的教学内容突破了“一路俱是记游，按之却俱是论学”之论断，也充分让学生感受到王安石个人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