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资本论》的两个话题——对《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涉及史实的考辨

　　有关《资本论》的两个话题——对《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涉及史实的考辨讲授《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编入旧版高中语文第2册第9课、新版高中语文第1册第3课)，往往包含这样两点背景知识介绍——　　1.马克思临死时的情况：还在写作《资本论》，“他的写字台上还放着《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八次修改稿”〔1〕。　　2.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伟大友谊：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资本论》整理完工”〔2〕，是“《资本论》的完工者”〔3〕。　　事实上，有关《资本论》的这两个话题也散见于世界历史、品德修养等多方面的著述中。但是，质诸最原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材料，却能发现上述这两种说法都是难以站住脚的。一、马克思临死时还在写《资本论》吗？　　马克思临死时还在写《资本论》，这种说法究竟怎样开始流传，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是，那两本最权威的分别由弗兰茨·梅林撰写和海因里希·格姆科夫主编的《马克思传》，都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并且，作为马克思的伟大朋友，恩格斯无疑是马克思晚年生活的最权威的见闻者和叙述人，然而在他自马克思逝世后所写的书信和著作中，却根本找不到能够证明上述说法成立的材料。　　疾病可以说是马克思晚年最大的敌人。恩格斯在研究《资本论》手稿时就发现：“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4〕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病逝，这对马克思构成了怎样沉重的打击，没有人比恩格斯知道得更清楚了。“摩尔(马克思的外号)也死了。”他在灵床旁边对正在哭泣的爱琳娜·马克思说〔5〕。事实也真是如此。1881年12月29日，马克思开始辗转在英国的威特岛和法国、瑞士、阿尔及利亚等地疗养，直至1883年1月11日燕妮·龙格突然去世；他大女儿的猝死又给马克思以致命的打击，或用他小女儿的话说，这个噩耗“是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6〕。不久，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逝世。在恩格斯看来，“ 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概念)，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7〕。（对世界的认识如此，将认识进而转化为著作存在当然更是如此!)在上述那样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下，事实上马克思在1881年10月即已开始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准备工作(校对清样)都已无法完成，又怎么能够继续《资本论》往下几卷的写作工作?　　上述判断在恩格斯1883年3月15日晚11时45分致左尔格的信中可以获得印证。左尔格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叙述了马克思自他夫人逝世以来的详细病情及直至临死前的状况。其中不仅没有讲到坚持写作《资本论》，反而在其后有这样一段议论：“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怎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8〕活着痛苦，死包含着一种安慰，如此等等，都指谓着马克思临死前的状况：无力继续写作《资本论》。　　上述判断也在恩格斯1883年3月25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获得印证。“今天尼姆在摩尔的手稿里找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资本论》第二卷，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共有五百多页对开纸。”〔9〕很显然，如果马克思临死前还在写作《资本论》，写字台上还放着《资本论》的手稿，那末他的手稿也就不会直到他逝世之后十一天才被尼姆(即他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找到。　　上述判断还在马克思“瞒着”恩格斯写作的习惯中获得印证。为什么要“瞒着”恩格斯写作呢?在1883年4月7日和8月30日分致拉甫罗夫和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有这样的解释：“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同他纠缠不休，直到同意发表为止〔10〕)。”〔11〕而马克思临死的时间即下午两点半时候，正是恩格斯去“探望他的最合适的时刻”(恩格斯自1871年移居伦敦后一般都在这时候去和马克思见面)〔12〕，“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已在安乐椅上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因而也正是马克思不可能写作《资本论》的时候。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写字台上还放着《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八次修改稿”这句话。下文即将说到，这“《资本论》第三卷”有这样两种指谓：或者指马克思计划中的“第三卷(第四册)”，即现在所见的《剩余价值理论》，正如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所说，它只有一个1861年8月至1863年6月写的手稿〔13〕；或者指恩格斯整理出版的第三卷，即马克思计划中的“第二卷(第三册)”，恩格斯在其序言中对此作的最后说明，是“可以利用的只有一个初稿，并且这个初稿也是极不完全的”〔14〕(原先在1884年1月28日致拉甫罗夫和12月31日致左尔格的信中说“有二稿，此外，还有一本带方程式的笔记”〔15〕)，——无论如何，这两者均可证明一个事实：不可能有《资本论》第三卷的第八次修改稿放在写字台上，因为原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手稿!二、《资本论》第四卷为什么变成了《剩余价值理论》？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正式问世，马克思在其序言中说：“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16〕但是，马克思尚未完成这部著作就逝世了。1885年，恩格斯将马克思计划内中的“第二册”编辑成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1894年，又将“第三册”编辑成为《资本论》第三卷出版，——这样，马克思计划中的“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资本论》第四卷。然而，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却只有一部以《剩余价值理论》而不是“《资本论》第四卷”直接为题的著作。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这二十五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7〕卡尔·考茨基说起。早在1889年年初，考茨基就在恩格斯的主动建议和具体指导下开始从事一部分《资本论》第四卷手稿的辨认、抄写和整理工作，领略马克思创作这部著作的思想过程；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又正式受托于马克思遗稿继承人爱琳娜·马克思，着手全面整理《资本论》第四卷手稿。1905—1910年，由考茨基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分三册陆续出版，——为什么《资本论》第四卷要以这样的书名发表呢？　　原来，《资本论》第一至三卷都是由汉堡的迈斯纳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马克思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创立了狄茨出版社。为了党的利益，爱琳娜· 马克思在恩格斯逝世后和考茨基、狄茨共同商定，《资本论》第四卷不能像前三卷那样交由迈斯纳出版社出版，而应交由狄茨出版社出版。但是，根据原先同马克思签订的出版《资本论》所有各卷的合同，加以在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和宣传方面都已做了巨大的努力，迈斯纳当然不会同意放弃出版《资本论》的任何权益。于是，考茨基和狄茨就不得不寻找一个使迈斯纳不能诉诸法律的解决方法。所以，在1896年3月5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爱琳娜·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第四卷的出版问题”这样写道：“我还没有明确地给迈斯纳写信，一来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当时与他达成协议的条件是什么，而且我又不想让他怀疑我不知道；二来是因为有人告诉我说狄茨打算见迈斯纳，想同他谈谈出版第四卷的事，而且，由于分开出版对我们都有害处，所以想把前三卷的版权全部买下来。”〔18〕1902年7月，狄茨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说：“不准确了解马克思签订的合同，也许不能在‘《资本论》第四卷’的标题下出版这本书。不过，要为这一卷寻找一个合适的借口也许并不太难。”〔19〕1904年3月，狄茨再次致考茨基信说：“迈斯纳和马克思之间的合同内容如何?还看能否选择‘《资本论》第四卷’的标题……或者从一开始就放弃这种打算，把这一著作不作为《资本论》的续篇出版，而是单独出版。”〔20〕显然，考茨基最后和狄茨商定采取后一种做法；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的序言中，考茨基一开始就宣称：他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不能算是《资本论》第四卷，不能算是前三卷的续篇”，而是“与前三卷并行的著作”〔21〕。遗憾的是，这在后来却成了一些人批判考茨基“篡改”马克思著作的重要“罪证”，而忘了它原本不过是争取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一种策略。　　由此可见：通常说《资本论》一共三卷，这既对又不对。对，因为它合乎马克思本人原定的写作计划；不对，因为它背离《资本论》后来被分成四卷编辑出版的事实。而我们在介绍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关系时，则必须破除这样两个流传已久的说法：(一)、《资本论》共分三卷，第一卷由马克思本人最后定稿，第二卷和第三卷是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编辑的；(二)、恩格斯是《资本论》的完工者(如海因里希·格姆科夫主编的《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两书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有的甚至还出现在章节的标题上)，——因为这两种说法恰好背离了《资本论》在马克思逝世后被分成四卷出版的事实。至于考茨基将《资本论》第四卷更名为《剩余价值理论》出版，那当然更是“功”而不是“过”。